《关雎》是《诗经》首篇，历来为学者们重视，关于其主旨争议很多。
一、关于《关雎》主旨几种主要的说法
1、美“后妃之德”说和“后妃求贤”说
《毛诗・大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又说：“《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可见，《毛诗》认为《关雎》主旨是“美后妃之德”，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但此说在宋代以后影响减弱，现代学者极少采用。
2、刺康王晏起说
刘向《烈女传》卷三说：“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起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扬雄《法言・至孝篇》说：“周康王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故习治，则伤始乱也。”故三家诗认为《关雎》主旨是刺康王晏起，但并不认为其本义是讽刺诗，而是认为《关雎》有“正夫妇” 的讽谏作用，实质上与《毛诗》美后妃之德说相差甚微，只是更注重《关雎》的讽谏作用。(张启成，1987)故此说略而不论。
3、贵族贺婚歌说
最早提出此说的是宋代朱熹，其《诗集传》说：“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拟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简贞静之德，故作是诗。”首次明确《关雎》是宫人咏文王娶拟氏之作。宋、明学者多从此说。此说得到很多学者支持，有较大的影响。
4、恋诗说
清代的陈启源最早提出此说，其《毛诗稽古篇》：“《关雎》友、乐二章 (注：即“钟鼓乐之”、“琴瑟友之”二章)，预计初得时事也。”“预计”，即设想将来之事的意思，就是君子希望和淑女成亲，而实际上尚未成亲。此说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便逐渐风行起来，得到了胡适、刘大白、闻一多等学者的支持。恋诗说在阶级性问题上，又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是民间的恋诗，一派认为是贵族阶级的恋诗。(张启成，1987)
5、求贤说
这种观点认为，《关雎》是一首披着情诗外衣的诗。人皆有爱，发乎为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人有立志，志立于心，心之所志，发言为诗。《诗经》中的诗与志、志与情便是如此。《关雎》表达的就是一种志，君子对淑女的志，扩大来说就是君侯求贤。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卷后本古佚书》认为：《关雎》是以思“色”喻思“礼”，比喻思求具有仁、义、礼、智、信的贤者。《古佚书》是战国末年的抄本，这说明战国时代的人正是按思淑女比喻求贤来理解《关雎》的。翟相君(2001)：“‘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好逑’即腹心之义，《关雎》以色喻礼，是求贤、迎贤、举贤的诗。”赵大威、李正芳(2001)认为该诗表现了君子求贤、思贤和礼贤。
二、从对关键词语的解读看“求贤说”的合理性
1、雎鸠
“关雎”是一种吃鱼的猛禽。《尔雅》郭璞注云：“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诸山边食鱼。”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九：“鹗，雕类也，似鹰而土黄色，深目，好峙……能翱翔水上，捕鱼食，江表人呼为食鱼鹰。”胡淼(2007)在《<诗经>的科学解读》中指出：“颚是猛禽，不是鸣禽，鸣声略如kai-kai-kai，看不出这种鱼鹰与‘关关雎鸠’的诗意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因此，以“关关雎鸠”象征夫妻和谐缺少根据。
2、逑
“逑”也作“仇”，汉石经即作“仇”，本义是两鸟相背的样子。(，2004)《尔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毛诗话训传》 中毛传、郑笺皆言“逑”为“匹”，《毛诗正义》孔疏承毛传、郑笺。《诗・周南・兔》：“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诗经集传》朱子云：“逑”与“仇”同古音，“逑”与“仇”同属幽部。”闻一多考证，《关雎》中的 “好逑”与《兔�D》中的“好仇”等同，《韩诗》便作“君子好仇”，故“逑(即“仇”)即辅佐、助理。
三、从周代婚俗礼乐制度看“求贤说”的合理性
1、婚礼不用乐，阴礼不用阳乐
《礼记・郊特牲》说：“昏(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昏(婚)礼不贺，人之序也。”郑注：“幽，深也。欲使妇深思其义，不以阳散之也。”孔疏云：“昏礼所以不用乐者，幽深也，欲使其妇深思阴静之义，以修妇道。乐，阳气也者，阳是动散，若其用乐，则令妇人志意动散，故不用乐也。”婚礼为阴，乐为阳，二者不和谐。古代婚礼不用乐，也就没有歌;不贺，也就没有贺婚歌。今人以此诗末章为男子奏乐迎娶淑女，恐怕正是犯了以今律古的解诗大忌。(张震泽，1982)
2、钟鼓是大乐，非民间乐器
《关雎》中的“钟鼓”，指的'是编钟和悬鼓，是大乐。《周礼・春官・小青》：“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郑注：“乐悬，谓钟磐之属悬于苟。”从中可以看出，虽然钟馨悬挂的方式不同，但都是王、诸侯、卿大夫、士等上层社会使用的乐器，而非民间乐器，《关雎》 中“钟鼓乐之”、“琴瑟友之”，并非描绘民间贺婚的情景，这违背了礼乐制度。
四、从《诗经》传播编订的过程看“求贤说”的合理性
关于《诗经》的编订一般有三种说法：采诗说，献诗说和孔子删诗说。献诗制度“主文谲谏”，用诗于政治教化，对赋诗言志的文化传统影响深远。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阐述了他所观察到的《诗》义的不同层面，其云：“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今之学《诗》者也不出于此四者也，而罕有得焉者。”传统经学家认为，孔子删诗是《诗经》之所以为“经”最关键的因素。欧阳修也认同此观点，其《诗本义》：“《诗》，孔子所删正也。”孔子删诗不仅淘汰了那些不具有讽谏功能的诗，而且使它有了典范作用，具备了“经”的性质。 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论专著，是近年来出土的竹简《孔子诗论》。《孔子诗论》29支竹简中论《关雎》的有 4 支。经整理，目前断文如下： 第十简：“《关雎》之改，《�湍尽分�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何)曰童(终)而皆(偕)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俞(喻)于礼，……”第十一简：“《关雎》之改，则其思其益矣。” 第十二简：“……好，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 ”第十四简：“其四章则俞(渝) 矣;以琴瑟之悦，忄矣 ( 拟) 好色之忄元 (愿)以钟鼓乐，……”。第十简《关雎》中的“改” ，李学勤(2002)训为“更易”，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同。我们可以用“以色喻礼”来理解《诗论》作者对《关雎》的看法，这又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卷后本古佚书》中“《关雎》是以思‘色’喻思‘礼’，比喻思求具有仁、义、礼、智、信的贤者”不谋而合。
《关雎》作者不详，诗人之意已不可求，且诗义在传播过程中也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那么作为经过圣人孔子删录，且具备“经”的性质的《诗经》的首篇，我们应该给予太师之职和圣人之志较多的关注，即其在编订过程中形成的主旨：政治教化的意义――“求贤”意义。
四、布置作业
课外自读《后赤壁赋》，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比较阅读。
提示：两赋写于同一年，中间相距三个月，是各有千秋的姊妹篇。前赋所写，限于舟中，后赋则主要写岸上;前赋字字秋色，后赋句句冬景;前赋主要谈玄说理，后赋则侧重叙事写景;前赋主调旷达乐观，后赋略为虚无缥缈。两赋同是苏轼得心应手的力作名篇。古人的评点甚多，不无借鉴之处，兹转录数条如下：
《古文观止》评语：“前篇写实情实景，从‘乐’字领出歌来;此篇作幻境幻想，从‘乐’字领出叹来。一路奇情逸致，相逼而出，与前赋同一机轴，而无一笔相似。”
李扶九评语：“后篇亦写客、写歌、写风、写月、写乐、写酒、写肴，一一与前篇同，而各位置不同。前篇同在舟中，次早还在;此篇有登岸一举，半夜即归，则前篇所未有也;前篇借客生波，尚似实情;此篇忽鹤忽道士，奇幻极矣，乃神似《南华》(《庄子》)，非袭其貌也;至前篇说悲处，在客口中;此篇悲则公自言矣。”
以上两段从同与不同两方面分析了两赋的特点，李评较详。
林西仲评语：“若无前篇，不见此篇之妙;若无此篇，不见前篇之佳。”(见《古文笔法百篇》)这里说的是两赋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至于两赋的高下，前人也有评论，元代文学家虞集说：“陆士衡(陆机，晋文学家，著有《文赋》)云：‘赋体物(体味研究事物)而浏亮(清晰明亮)。’坡公前《赤壁赋》已曲尽其妙，后赋尤精。于体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有道士化鹤之事，尤出人意表。”(《道园学古录》)无独有偶，据黄州的同志说：“陈毅同志生前参观黄州‘东坡赤壁’中的‘二赋堂’时，对后赋备加赞赏，认为后赋超过前赋，看来这后赋更着力于意境的创造，写得含蓄、深沉，比前赋由议论‘化妆’的主客问答或许略高一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见《东坡文论丛》39页)
(节选自《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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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充注释
1.关于“明月之诗”“窈窕之章”
“明月之诗”“窈窕之章”指《诗经•陈风•月出》。这首诗写一个男子在月下怀念美人，情思婉转，节奏优美，是一首别具风格的双声叠韵诗。全诗及译文如下：
月出皎⑴兮， 月儿东升亮皎皎，
佼人僚⑵兮， 月下美人更俊俏，
舒窈纠⑶兮， 体态苗条姗姗来，
劳心悄⑷兮。 惹人相思我心焦。
月出皓⑸兮， 月儿出来多光耀，
佼人⑹兮， 月下美人眉目娇，
舒受⑺兮， 婀娜多姿姗姗来，
劳心⑻兮。 惹人相思心头搅。
月出照⑼兮， 月儿出来光普照，
佼人燎⑽兮， 月下美人神采姣，
舒夭绍⑾兮， 体态轻盈姗姗来，
劳心惨⑿兮。 惹人相思心烦躁。
注释：⑴〔皎〕形容月光洁白明亮。⑵〔佼人僚〕佼，通“姣”，美好。僚，通“”，俏丽。⑶〔舒窈纠〕形容女子举止娴雅婀娜。舒，舒缓。窈纠，通“窈窕”，形容女子体态苗条。⑷〔劳心悄〕忧心深重的样子。劳心，忧心。悄，忧愁的样子。⑸〔皓〕形容月光明亮。⑹〔(liǔ)〕美好。⑺〔(yǒu)受〕形容步态优美。⑻〔(cǎo)〕忧虑不安的样子。⑼〔照〕明亮的样子。⑽〔燎〕光彩照人的样子。⑾〔夭绍〕形容女子体态轻盈。⑿〔惨〕通“躁”，因忧愁而烦躁不安的样子。
(译文选自程俊英《诗经注译》，载《十三经今注今译》，岳麓书社1994年版)
2.关于“御风”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líng)然善也。”列子，名御寇，郑国人。相传列子得风仙之道，能驾风飞行。泠然，轻妙的样子。
3.关于“羽化”
《晋书•许迈传》：“永和二年，(迈)移入临安西山，登岩茹芝，眇尔自得，有终焉之志。乃改名玄，字远游。与妇书告别，又著诗十二首，论神仙之事焉……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
4.关于“客有吹洞箫者”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四：“东坡《赤壁赋》‘客有吹洞箫者’，不著姓字。吴匏庵有诗云：‘西飞一鹤去何祥?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与注?数行石刻旧曾藏。’据此，‘客’乃指杨世昌。苏轼《次孔毅父韵》：‘不知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只两膝。’又云：‘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且清哀。’杨世昌善吹箫可知。匏庵藏信不妄也。按，世昌，绵竹道人，字子京。”
5.关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往。斯，此，这里指水。
二、参考译文
壬戌年秋天，七月十六日，我同客人乘船游于赤壁之下。清风缓缓吹来，江面水波平静。于是举杯邀客人同饮，吟咏《诗经•陈风•月出》一诗的“窈窕”一章。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升起，在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徘徊。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江面，波光与星空连成一片。我们听任苇叶般的小船在茫茫万顷的江面上自由飘动，多么辽阔呀，像是凌空乘风飞去，不知将停留在何处;多么飘逸呀，好像变成了神仙，飞离尘世，登上仙境。
于是，喝着酒，快乐极了，敲着船舷唱起来。歌词说：“桂木的棹啊，兰木的桨，拍打着清澈的江水啊，船儿迎来流动的波光。多么深沉啊，我的情怀，仰望着我思慕的人儿啊，他在那遥远的地方。”客人中有吹洞箫的，按着歌声吹箫应和。箫声呜呜呜，像是怨恨，又像是思慕，像是哭泣，又像是倾诉，余音悠扬，像一根轻柔的细丝线延绵不断。能使潜藏在深渊中的蛟龙起舞，孤舟上的寡妇啜泣。
我不禁感伤起来，整理了衣裳，端正地坐着，问客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客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吗?向西望是夏口，向东望是武昌，山川缭绕，郁郁苍苍，这不是曹孟德被周瑜围困的地方吗?当他夺取荆州，攻下江陵，顺着长江东下的时候，战船连接千里，旌旗遮蔽天空，在江面上洒酒祭奠，横端着长矛朗诵诗篇，本来是一代的英雄啊，可如今又在哪里呢?何况我同你在江中和沙洲上捕鱼打柴，以渔虾为伴，与麋鹿为友，驾着一叶孤舟，在这里举杯互相劝酒。只是像蜉蝣一样寄生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像大海中的一颗谷粒，哀叹我生命的短暂，而羡慕长江的流水无穷无尽。希望同仙人一起遨游，与明月一起长存。我知道这是不可能忽然得到的，因而只能把箫声的余音寄托给这悲凉的秋风。”
我说：“你们也知道那水和月亮吗?(江水)总是不停地流逝，但它们并没有流走;月亮总是那样有圆有缺，但它终究也没有增减。要是从它们变的一面来看，那么，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甚至不到一眨眼的工夫就发生了变化;要是从它们不变的'一面来看，万物同我们一样都是永存的，又何必羡慕它们呢?再说，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人，假如不是为我所有，即使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得到。只有这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了才成其为声音，眼睛看到了才成其为颜色，占有它们，无人禁止，使用它们，无穷无尽。这是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宝藏，而我能够同你们共享。”
客人听了之后，高兴地笑了。洗净杯子，重新斟酒。菜肴果品已吃完了，杯盘杂乱地放着。大家互相枕着靠着睡在船中，不知不觉东方已经亮了。
三、读苏轼《赤壁赋》
说到文章本身，首先应注意到它体裁方面的特点。它是“赋”，不是纯粹散文，却也不是诗，更不等于今天的散文诗。它是用比较自由的句式来构成的带有韵脚的散文，却又饱含着浓厚的诗意。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文体，是古典散文从骈文的桎梏中冲杀出来取得胜利后的一个新成果。可是这种新体的“赋”很难写，自宋代的欧阳修、苏轼以后，便不大有人染指了。既然它是“赋”，就应具有赋的特点。《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苏轼写这两篇赋，没有按照汉魏六朝时代的作家写赋时那样大量堆砌辞藻，但比起他本人的其他文章来，文采显然要多。至于“体物写志”，则《赤壁赋》以“写志”为主，“体物”的部分着墨不多，却也精警凝练，形象鲜明。作者在赋中所铺张的内容，主要不是景物和事件，而是抽象的道理。但作者所讲的抽象道理是通过形象、比喻、想象、联想以及凭吊古人和耽赏风月等方式来完成的，并不显得空泛或枯燥。这是在古人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结果。试以欧阳修《秋声赋》与之相比，欧赋的说理内容就未免过于抽象了，因此不及此赋更为扣人心弦。此外，汉魏的赋一般在开头结尾都有短幅叙事，中间有主客问答，此文亦具备。可见作者并没有脱离传统“赋”体的规格，从体制上讲，它仍符合作“赋”的要求。我们说，文学作品要继承传统，却不一定求其必遵循老路。苏轼正是本着这种创新精神来写《赤壁赋》的。
其次，从贯穿全篇的思想内容看，《赤壁赋》所反映的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同《念奴娇》的开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意思相近;二是抓住时机耽赏大自然的江山风月，亦即《念奴娇》结尾的“一樽还酹江月”。而主导思想乃偏重于后者。但这两层意思都是从篇中所歌唱的“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两句诗生出来的，这就不难看出苏轼的立足点和采取这种生活态度的原因。也许有的读者会说，《赤壁赋》中并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进步思想，不过主张“及时行乐”而已。这话当然不错。但在这篇赋中“及时行乐”的思想并未从文章中正面反映出来，读者所感受到的乃是作者希望一个人不要发无病之呻吟，不要去追求那种看似超脱尘世其实却并不现实的幻想境界;而应该适应现实，在目前这种宁静恬适的(尽管它是短暂的)环境里，不妨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而文章的成功处乃在于它有一种魅力，即大自然之美足以使人流连忘返，不得不为之陶醉。这种沉浸于当前的适意的境界中的满足，正是苏轼一贯的生活态度。特别是处于逆境之下。这种生活态度总比畏首畏尾、忧心忡忡或无所作为、意志消沉显得乐观旷达，显得有生机和情趣。因此，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和在常人已无法忍受的处境中，这种生活态度应该说尚有其可取的一面。而作者在《念奴娇》的收尾处，虽然说了“一樽还酹江月”的话，却没有摆脱掉“人生如梦”(一本作“人间如寄”)的空幻与悲哀。比起这篇赋来，就显得有些不足了。
因此看来，《赤壁赋》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乃是主要的。作者在篇中驰骋着意气纵横的想象力，仿佛“所向无空阔”的“天马”;同时却又体现出作者细密的文心，谨严的法度，无论遣辞造句，都不是无根据无来历的脱离传统艺术渊源的任意胡为。作者戛戛独造的创新之处无一不建筑在深厚而坚实的功力的基础之上。清代方苞评此文说：“所见无绝殊者(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闲地旷(心地旷达)，胸无杂物，触处流露，斟酌饱满，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岂惟他人不能摹效，即使子瞻更为之，亦不能调适而鬯(畅)遂也。”可为定评。盖表面看去似挥洒自如，仿佛没有费什么气力，实际上却是思路缜密，一丝不苟：这正是苏轼文章的不可及处。
下面我们逐段进行分析讲解。全篇共分五段。
第一段从开头“壬戌之秋”到“羽化而登仙”。这是“赋”的正文以前一段简短的叙事，这里面又分三小节。
第一小节共四句，点明时间、人物、地点。这是写赋的正规笔墨，如一篇长诗前的小序。
第二小节共五句，前两句写景，后三句写事，亦即把客观的景物和主观的言行错综着、交替着来写。我在前面曾说，本篇以写志为主，不强调对景物的描述;因此本篇的景语只有四句，即此处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下一小节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而已。但这四句极凝练简括，“清风”二句写风与江，“白露”二句写月与江。总之，景物描写只为点出“江”和“月”来，作为后文“写志”时举例用的。而当前，作者已写出月下江景，不必更多费笔墨了。
“诵明月之诗”两句与下文“月明星稀”两句同一机杼，盖文人游山玩水，很容易从客观景物联想到昔日所读的作品，然后再由前人的作品生发出自己的感想来。此处写月未出而先用《陈风•月出》作引子，“诵明月之诗”两句是互文见义，但有时这种互文见义的句子不能前后互换。因为“窈窕之章”是在“明月之诗”里面的，内涵大小不同，所以小者不能摆在大者之前。而先“诵”后“歌”，亦合于诗人吟咏时实际情况。人们对景生情，总是感情愈来愈激动，“歌”比“诵”要更牵动感情，故诵在先而歌在后。于此可见作者文心细密之处。
第三小节仍是先景后事，由事生情。造语自然生动，然多有所本。用“徘徊”写月光移动，古诗屡见，如曹植《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可怜楼上月徘徊”及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白露横江”句亦从《春江花月夜》“空里流霜不觉飞”化出，“水光接天”句化用赵嘏《江楼感旧》“月光如水水如天”，“一苇”用《诗经•河广》“一苇杭之”，“万顷”用谢惠连《雪赋》及范仲淹《岳阳楼记》，“凭虚御风”用《庄子•逍遥游》，“遗世独立”用李延年歌，“羽化”用《晋书》，“登仙”用《远游》。其自然生动之妙，在于句偶而文字并不对仗，得古赋之神(如《九歌》中“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即是句偶而文不对仗者)。
这一小节每句都依次第先后而写成，不容移置。“少焉”以下写月出，由“出”而“徘徊”。“白露”二句是月出后所见，由水上而天空，由近而远。“纵一苇”句是写主观的游者，“凌万顷”句是写客观的江面。“浩浩乎”句写泛舟江上的现象，“飘飘乎”句则写舟中人的心情感受。笔势流畅，宛如信手拈来，词语皆有出典，却不着堆砌痕迹。
从“于是饮酒乐甚”至“泣孤舟之嫠妇”是第二段。这里面自然分作两层，歌词是一层，箫声是又一层。作者描绘箫声属于“体物”，但“体物”却是为了“写志”。苏轼在这篇赋中以“哀”“乐”对举，借主客问答以写志抒情，其实是作者本人矛盾心情的两个方面。最后，“乐”战胜了“哀”，主客同达于“共适”之境界。而“哀”的流露全借助于箫声。故作者在这里用全力刻画它。
我个人认为，这一篇立意的主句全在此歌的后二句，即“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比君，这两句写出了苏轼的忠君之殷切。忠君诚然是局限，但在苏轼身上却应一分为二地对待。忠君思想正是苏轼思为世用，希望为宋王朝分忧，对功业有所建树的动力。这里面含有积极因素。下文“哀吾生之须臾”与“共适”于“无尽藏”的江山风月，都从此生发出来，妙在并不着痕迹。一个人既出仕做官，思用于世，遇到小人谗谤，自然有“哀”的一面。但如果从此消极颓唐，不思振作，那就谈不到完成忠君的目的。于是当客观形势对自己最不利时，便力求胸襟豁达，顺乎自然，以适应逆境;同时并不放弃忠君用世的一贯精神，即使在身遭贬谪之际也还要“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正是苏轼的主要的、始终如一的生活态度。作者的歌词中并没有“哀”的成分，甚至是在“饮酒乐甚”的情况下无心流露出来的，所谓“渺渺兮予怀”，正是思忠君用世而不可得的表现，因此才不得不“望美人兮天一方”。吹箫的“客”是理解歌词内容的，所以把这一方面的感情加强，用箫声倾诉出唱歌人内心的哀怨。这样一来，矛盾就公开亮出来了，于是引起下文，借主客对话把复杂的思想活动和盘托出，却又泾渭分明。文章构思之巧妙，竟到了使人不易觉察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苏轼才华洋溢的体现。
写箫声也是一段精彩文字。“怨”“慕”“泣”“诉”四字抓住了箫声的特点，也写出了“哀”的特点。“呜呜”写初吹，字面用《史记•李斯列传》;“怨”“慕”“泣”“诉”化用《孟子》;“舞幽壑”句，暗用《国史补》李吹笛事;“孤舟嫠妇”暗用白居易《琵琶行》。“如怨如慕”二句，写箫声吹入精彩动人处，使听者情不自禁联想到人的七情六欲。“余音”二句写箫声结束。然后再加上两句夸张性的比喻，以摹绘其出神入化。
第三段是伤时忧国的正面文字，却从怀古方面落笔，乃见笔力。怀古又先从诵古人诗句写起，“月明星稀”两句正从当前江月之景联想而得，似有意，若无意。从心中的诗句推展开去，然后写到目中所见之地形，然后把古人曹操推到背景的正面。“方其”以下八句，是推测，是想象，却全力以赴，大肆渲染，此即所谓“铺”，乃作赋之正规写法。这样就从勾勒背景进而塑造了曹操的形象。“方其”以下，从曹操兵力的强大和地盘的扩张写出了声势和气派，然后以“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八字勾画出曹操本人的形象，显得格外饱满，有立体感。不这样写，人物的形象就不易突出。难在“固一世之雄”句的一总，“而今安在哉”的一跌，最见功力。上一句所谓顿挫以蓄势，下一句所谓折落以寄慨。“一世之雄”四字看似容易，实为千锤百炼而出，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确是千古定评。这是本段的上一节，其实也正是《念奴娇》中“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意，却用了另一种手法，便使人应接不暇了。
从“况吾与子”以下至“托遗响于悲风”，是第三段的下一节，虽为客语，实反映作者本人思想中的消极面。意思是说，像曹操那样的英雄人物，在当时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那么在今天这种逆境之中，还有什么必要去建功立业!这一节只是出世思想和消极情绪的反映，而作者却渲染成如此一段文章，既有古文家所谓的辞采，又不落前人的窠臼，通过形象描写，还使人不致于产生消沉之感，正是文字有魅力处。“挟飞仙”二句想象奇绝，却跌入“知不可乎骤得”一层意思中来，于文义为倒装，于文势为逆挽，变化无方，起落随意;以形象、比喻相对比，用意十分醒豁，但又毫无说教者习气，也没有抽象的空论，而悲从中来，想超脱尘世又无法逃避现实，真是哀伤到极点了。所以结语“托遗响于悲风”一句正写出不得不“哀”的一片苦衷。文字写到这里，真疑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不想下一段柳暗花明，用带有理趣的逻辑思维来反驳这一消极出世思想，把在人意料之中的一点意思写得出人意料之外，这真神奇了。
第四段是比前一段深入一层的正面文字，虽与前一段属于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却并非平列的。若从其结构看，又与前文不同。这一段本来只有一层意思，却化作两层来写。水和月同为比喻，作用和性质是一样的，作者乃把它们分作两层来说;作者在这一段里所要阐明的只是“不变”这一层意思，却以变与不变两者相提并论。这就使文章显得波澜起伏。“逝者”句用《论语》“子在川上”一章之意，“盈虚”二句用《庄子•秋水》“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水虽东流长逝，但川上之水仍源源不断;月虽有圆缺盈虚，周而复始，但月亮还是千古不变的那个月亮。所以用“盖将自其变者”两句轻轻一驳，便不再照应，却把重点放在后面两句“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所以再反问一句：“而又何羡乎!”不说“而又何哀”，反说“而又何羡”，针对上文“羡长江之无穷”而言，文笔总在不断变化。盖有“哀”才有“羡”，无“羡”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哀”了。上文说“吾生须臾”，此则说“物与我皆无尽”。物无尽，人们能理解;“我”亦无尽，就不易分晓。作者之意，乃是指不朽而言，即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苏轼所追求的也正是这个“不朽”。所以其生活态度归根结蒂还是积极的。下面“且夫天地之间”四句，看似宿命论，其实作者却是用来对待功名富贵、得失荣辱的，所以其内在涵义并不错。接下去从“惟江上之清风”直到“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是作者的正面主张，认为应抓紧时机，享受大自然所给予的美的景物。末句的“吾与子”正好同上文“客”所说的“吾与子”遥相呼应。有人说，这不过是及时行乐的思想，诚然。但其所乐者乃在陶然于自然景物，这就比东汉人所追求的“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要高尚多了。可见作者的精神境界并不那么庸俗低级，他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解脱而非物质上的享受。他执著于不朽的事业，而对功名利禄却比较看得超脱，这就同一般的及时行乐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了。
第五段仍用简短的叙事作为全篇的结尾。“客喜而笑”的“喜”和“笑”，与前文“饮酒乐甚”的“乐”，以及“怨”“慕”“泣”“诉”“愀然”“哀”“羡”等描写感情变化的词语是联属一气的。这是全文情感发展的线索，直贯通篇。以下的描写与“饮酒乐甚”句相辉映，而最后两句则写尽“适”字之趣，文章亦摇曳生姿，得“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之妙。
(选自《古文精读举隅》，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有删节)
四、《赤壁赋》赏析
宋代的黄州，就是今天湖北黄冈。黄冈西北的长江边上，有一处风景胜地。那儿矗立着一座红褐色的山崖，因为形状有些像鼻子，人们就称它为赤鼻矶;又因为山崖陡峭如一面墙壁，所以它也被称为赤壁。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遭受政治迫害，被贬谪到黄州已经两年了。“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水中的鲜鱼，山间的新笋，江城的一切风物，都给政治失意的苏轼带来了莫大的慰藉。这时，他曾站立在江边赤壁之上，眺望如画江山，唱出了“大江东去”的豪放歌声。他还在七月十六日一个幽静的夜晚，驾舟畅游于赤壁之下的长江水面，写下了千古名作《赤壁赋》。
这篇赋以游赏山水为题材，全文共分五段。开头一段先交代游赏方式、时间、地点和人物：“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方式是“泛舟”，时间是“七月既望”，于是才有后文关于江水、月亮的描写、议论;地点是“赤壁之下”，于是才有后文关于三国历史的追叙与联想;人物是“苏子与客”，于是才有后文关于宇宙人生见解的双方对话。这几句看去像一般游记文的寻常格套，却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作了这样的交代之后，下面接着总写游地的优美景色与游人的欢快心情。扣着“泛舟”二字，写水兼写风：“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简短二句，描绘出秋江的爽朗和澄净，这也正是游人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内心写照。扣着“七月既望”再写月：“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一边举起酒杯，与客共饮这秋江之酒，一边引吭高歌，吟唱古代咏月的诗篇。“明月之诗”“窈窕之章”，指《诗经•陈风》里《月出》诗的第一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章诗描写诗人看到明亮月光下美人娇好的容貌和幽闲的体态，引起感情上的爱慕向往和烦闷不安。吟唱这样的诗，除了引出下文作者自歌“望美人”之外，在这里还有以“月出皎兮”召唤月亮飞临的用意。果然，一轮明月，冉冉升起了，“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斗牛本是两个星宿的名称，这里泛指夜空中少数明亮的星点。“徘徊”二字，不止写出月亮令人不易觉察的缓慢移动，逼真传神，而且写出被召唤出来的月亮对于游人的依依眷恋，脉脉含情，实际上乃是游人即作者对于冰清玉洁的月亮的无限愉悦。这时，在皎洁的月光的辉耀之下，秋江的夜色便历历在目了。你看，“白露横江，水光接天”，那茫茫的雾气、茫茫的江水、茫茫的夜空，经过月亮的银辉的浸染，显得浩瀚无边，浑然一片;游人的心境也随之疏朗、开阔，无拘无束，因而不由得“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就是说，任凭一叶扁舟随意漂荡，在“水波不兴”的辽阔江面上自由来去。这里虽然回应到开头的“泛舟”二字，但是游人所感受到的，倒不像坐卧舟中、漂游江上，而仿佛在浩荡的太空中乘风飞行，毫无阻碍，简直就要远离人世，悠悠忽忽地升入仙界里去了，所谓“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这开头一段，写“泛舟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领略秋江夜色之美。清风、白露、高山、流水，再加上月色、天光，完全足以供人赏心悦目，作者也确乎陶醉于其中，以致感到进入了“羽化而登仙”的境界，而读者又通过作者这样精彩的描写，有如亲临其地，与作者同享那“泛舟赤壁之下”时的良辰美景。通篇《赤壁赋》真正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也主要是这开头一段，它正面写了一个“乐”字。
接着第二段是过渡的部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就是继续描写“泛舟”时的欢快心情。“于是饮酒乐甚”一句，点出“乐”字。“乐”借“酒”来助兴，“酒”又增添“乐”趣。古人往往“痛饮”伴随以“狂歌”，作者在“饮酒乐甚”之后自然也情不自禁地“扣舷而歌之”了。比“举酒属客”进了一步，是“饮酒乐甚”;比“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进了一步，是“扣舷而歌之”，唱自己即兴所作的歌词。这种深入一层的写法，并非仅仅为加强突出“泛舟”时的欢快心情，主要是为着带来下文感情的变化，以引出一番议论。关键在“扣舷而歌”的歌词。歌词是：“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指所倾心的对象，代表一种理想的追求。歌词显然是从《月出》一诗生发而来。“流光”，指江面上闪烁荡漾的月光，不就是“月出皎兮”么?“美人”，即漂亮的心上人儿，不就是“佼人僚兮，舒窈纠兮”么?“渺渺兮予怀”，表现临风怅惘，思绪黯然，不就是“劳心悄兮”么?但这歌词与单纯的民间情歌已有不同，它所表现的是政治感慨，是作者在遭受贬谪之后，仍然坚持对生活的执著态度，坚持对朝廷政事的关切，而不甘沉沦。这在写游赏赤壁的《念奴娇》词中，赞美年轻有为的“三国周郎”，感叹自己“早生华发”，就表现得更为明确。不过，“击空明兮溯流光”，看到江水之阔，面对宇宙之大，难免产生知音何处之感，而发出天各一方之叹。在游赏之“乐”当中，已然包含着淡淡的哀愁了。对于苏轼在歌词中表现的这种政治感慨，他人是未必能了解、体会的。“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这位为苏轼歌唱伴奏的客，正是按照他自己的感受吹箫的，因而那箫声就别是一种悲凉幽怨的调子：“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一曲洞箫，凄切婉转，竟然引得潜藏在洞壑里的蛟龙都难以宁静而舞动起来，引得独处孤舟的寡妇不由得感伤身世而哀哀哭泣。苏轼借助于夸张、想象，运用精细的刻画和生动的比喻，把洞箫那种悲咽低回的哀音表现得十分形象、真切，使人如闻其声，几乎也要凄然下泪。这箫声，当然与“饮酒乐甚”的气氛很不协调，而且当然要引起苏轼的惊讶。“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苏轼郑重其事地向客询问，于是由客的回答带出这篇赋的第三段文字来，这就是启下。承上写“乐”，启下写“悲”。第三段通过“客曰”，从反面揭示一个“悲”字。
客之所以“悲”，在触景伤怀，有感于人生短促。眼之所见，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这很容易联想到曹操的诗句，所以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而且，身之所在，又正是曹操赋诗的长江赤壁，这自然会进一步联想到赤壁之战，所以说：“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发生在现在湖北武昌县西、嘉鱼县东北的赤矶山，一说在蒲圻县西北的赤壁山，总之，不在黄冈的赤壁。苏轼不过是因为地名相同，便信手拈来出之客口，寄托遐想，抒发感慨，并非对于历史无知。他在《念奴娇》词里就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所谓“人道是”，即在表明原属传闻，实无依据。在这里，借着景物、地点的关合，从客的口中，用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来感叹现实人生。景物还是曹诗中所描绘的情状，地点还是曹操曾经赋诗后来又被周瑜战败的处所，底下就有一个问题：当时不可一世的曹操现在哪儿去了呢?“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在建安十三年七月，击走刘备，攻破荆州，又率领浩浩荡荡的军队，沿江而下，战舰千里相连，战旗遮天蔽日。他志得意满，趾高气扬，在船头对江饮酒，横握长矛朗诵自己的诗篇。这么个“一世之雄”，尚且随着“大江东去”而销声匿迹，那么，默默无闻的平庸之辈就更连影子都不曾晃动一下便悄然消失了。所以客说：“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客认为他和苏轼既不在中央朝廷，又不在地方官署，谈不到政治上有何作为，事业上有何建树，只不过在江岸水洲，过着渔父樵夫的生活，鱼虾是伴侣，麋鹿当友人，划着小船，举杯相劝，那微不足道的生命，简直短促得像永恒天地里仅能活几个小时的蜉蝣，渺小得像茫茫大海里一颗丝毫也不显眼的米粒。这样就连同曹操都不能相比了。客再回到眼前所见的长江、月亮，推广开去，把人生与宇宙加以对照，一方面“哀吾生之须臾”，另一方面“羡长江之无穷”，进而希望“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即与仙人相交，与月亮同在。但是，“知不可乎骤得”，那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而忧伤愁苦，并把这忧伤愁苦通过冷清秋风里的箫声传达出来，“托遗响于悲风”，点出了“悲”字。
第三段写客的回答，表现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虚无主义思想。把人类社会同宇宙自然对立起来，又把个体的人同社会整体加以分割，那当然看不到全部历史舞台上威武雄壮剧的持续演出，也看不到人类虽然依赖自然但更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这就是悲观厌世或消极出世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陷入这样的苦闷与迷惘。苏轼也是如此。客的回答，其实正是苏轼自己贬谪黄州后思想感情的一个方面。《念奴娇》词不也说“人生如梦”么?而这样的思想感情，作为社会人生的抽象认识，却被苏轼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从历史到现实，从具体到一般，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出来，使读者一点也不感到有任何枯燥的说教意味。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同样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同样用诗一般的语言，批评了客的回答，表现了苏轼当时思想感情的另一个主导方面，全文至此遂以“苏子曰”开始而进入第四段。
因为客曾表示“羡长江之无穷”，又希望“抱明月而长终”，所以苏轼还是拾取眼前景物，从地面上的江水和天空里的月亮说起：“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这一句仿佛京剧行腔中的“导板”，将引出一节精彩的唱段，而那种疑问式的语调则又表明客其实不能从江水、月亮得出关于短暂与永恒这一哲学范畴的正确认识。关于江水，苏轼认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昼夜地滔滔流去，作为某一段江水，确乎从这里消失了，而作为整个江水，则始终长流不绝，因此可以说“未尝往也”。关于月亮，苏轼认为“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意思是月亮有时圆满，有时缺损，但它缺了之后又恢复圆，这样周而复始，终究无所增减，因此可以说“莫消长也”。列举江水、月亮说明去留、增减的辩证关系，作者再归纳到一般的认识原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就是说，变与不变，无论宇宙还是人生，都是相对的。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岂但人生百年，顷刻即逝，就是向来认定的天长地久，其实也是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常态;而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宇宙万物固然无穷无尽，其实人生也一样绵延不息。因此，对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而又何羡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
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只能说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者不同意看问题绝对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但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而相对主义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煞事物质与量的实际界限。同时，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固然表现了他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坚持，身处逆境依然那么豁达、开朗、乐观、自信，但也表现了他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往往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从流连光景中寻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羡乎”一句之后，掉转笔锋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前人说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恰好切合苏轼眼前的景物，“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这，又回到了“乐”字上来。
文章写了主客对话，表达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最后以第五段作结。第五段写客被苏轼说服了，满面春风，换却愁颜。“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这次更加欢快，不免开怀畅饮，直到“肴核既尽，杯盘狼籍”。客解决了思想问题，心情舒畅，无所忧虑，于是同苏轼“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跟文章开头的“泛舟”“月出”遥相呼应。一枕好睡醒来了，一宿晚景过去了，一次赤壁之游结束了，一篇《赤壁赋》也随之收尾了。而读者则在经历了一番江上月夜泛舟，听取了一场关于宇宙人生的对话之后，却还久久地沉浸在作者优美笔调所表现的诗一般的意境之中。
作为游记文，固然要描写山川风物之美，《赤壁赋》也确乎使我们从它所刻画的自然景色中获得了艺术享受，但是，如果文章仅仅停留在山川风物本身，那意义与价值毕竟还是有限的，而《赤壁赋》则正是通过赤壁之游以表达对宇宙人生的见解。作者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我们当然不会完全赞同，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走出监狱到达流放地而几乎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一点也不灰心丧气，并且那么坦荡、旷达，具有强烈的生活信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表达对宇宙人生的见解并没有脱离赤壁之游的特定环境、条件，而把理论的反复申述跟感情的起伏变化及文章的层次结构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抽象的观点具有形象性与感染力，并把读者带进一种颇有几分迷幻色彩的艺术境界。这，就是哲理与诗情的高度融合。
还应该看到，《赤壁赋》是采用赋的体裁来写的游记。赋在汉代主要以铺张渲染为能事，排列许多怪异生辟的词汇，宏篇巨制，繁缛富丽，叫大赋。后来出现一些抒情咏物的小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了大赋的排比句法，接受了骈文的影响，讲究对仗工稳、字句整饬，叫骈赋。从唐代开始，科举考试中写赋，按照诗歌声律，不但严格要求对偶句式，而且限制用韵，规定平仄要配合、音调要谐和，叫律赋。宋代的散文大家欧阳修、苏轼等人写赋，有意打破这种声律字句的限制，使之如散文那样富于伸缩性，能够自由挥写，叫文赋。《赤壁赋》就是宋代文赋的一篇优秀代表作品。我们稍不注意，还以为它是普通的散文，其实它是押韵的，也有排比、对仗的句子，而主客对话的方式，又是来自汉代的大赋。不过，它没有大赋的板重、堆砌的毛病，也没有骈赋、律赋的形式束缚，正体现了苏轼散文的“行云流水”的艺术风格;其中造语而多有变化，用典而不拘故实，写景而富于想象，抒情而兼用夸饰，又可以看出苏轼文学创作的革新、解放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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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江雪》的奥秘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是诗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的——没有人想去否认这一点。但“诗是诗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指的是“一首诗是诗人形象地表现自己人格某一方面的结果”吗？这一点的确是学者们写作鉴赏文章时坚定不移的信念，也因为这样，像《江雪》这样的天才作品，它的奥秘不可能被揭示出来。
吴小如先生为《唐诗鉴赏辞典》撰写的词条中，如此解说《江雪》：“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7-938页）
针对这一类的说法，不妨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对这首诗的作者一无所知，我们就不能欣赏这首诗了吗？换言之，我们不能就这首诗本身去欣赏它吗？
一切历史知识，以及诗人的人格（感情）概念，都只会干扰我们对于艺术品的深入理解。只要立足于科学的诗学原理的基础之上，我们就艺术品本身便能提出有意义的、豁人心胸的问题。围绕这《江雪》，我们可以问：“鸟”和“人”，同渔翁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雪”对于此关系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诗中的渔翁在干什么呢？回答：此渔翁披蓑戴笠，在“孤舟”中独钓于寒江之上。换言之，此渔翁正享受着对一江之鱼的“独钓权”。认识到这一点，是理解作品各细节艺术功能的关键。
享受此独钓权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此渔翁必须忍受“寒”。
享受此独钓权更需要某种机缘，此渔翁需要一场大雪：正是由于一场大雪，就有了“千山鸟飞绝”——有的鸟以捕鱼为生，现在，鸟儿不能再与渔翁竞争；正是由于一场大雪，就有了“万径人踪灭”——渔翁年老体衰，不是青壮年的对手，如今，对手们只好待在家中了。
渔翁乃是“独享者”的象征，“独享”的来之不易，也就是“独享”的价值，在诗中得到了两个方面的隐秘论证，“喜爱独享”这一人性是这首诗的灵魂，也是这首诗的真正作者——这是《江雪》诗的奥秘。
吴小如先生又说：“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它的背景，而且使这背景尽量广大寥廓，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同上，第937页。）这是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理解成了“背景”。其实，天才作品中没有任何可有可无的“背景”，天才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充分的存在理由，而且具有无限的巧妙意味。
作者：彭运生 哲学博士 教授 从事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原理性研究
柳宗元《五言古诗四首》赏析
柳宗元，宇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进士及第。授校书郎，累迁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初，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为礼部员外郎。王叔文与王伾执政，他们勇于革新政治，对地方则要削弱藩镇，提高中央权力；在宫中则杜绝宦官弄权。大约操之过激，触怒了豪门地主的保守势力，不到一年就失败了。柳宗元和刘禹锡在这个集团中是颇受侧目的人物，与王叔文等被称为“二王刘柳”。
当年九月，任京西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的韩泰贬官为抚州刺史，任司封郎中的韩晔贬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为台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贬官的诏令宣布后，朝中人士还以为处罚太轻，于是在十月中又再度贬斥。韩泰从抚州刺史再贬为虔州司马，柳宗元从台州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从连州刺史再贬为朗州司马，韩晔从池州刺史再贬为饶州司马。另外又贬中书侍郎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贬为连州司马，岳州剌史程异贬为柳州司马，他们也被目为王叔文党与。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事件中的“八司马”。
八司马中间，刘禹锡和柳宗元是著名的诗人。但他们二人的诗，风格完全不同。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而他的诗却与韦应物并称。文学史上称“韩柳”，是指二人的古文而言，称“韦柳”是指诗派而言。郊岛与韦柳，这四家诗风同出于盛唐的王、孟，但他们是同源而异流。郊岛的古淡，出于刻意做诗，苦吟觅句，不是自然的襟怀流露；韦柳的古淡，却是出于冲旷的心灵，随缘得句，没有雕琢的痕迹。然而韦与柳之间还是有一点分别。韦较丰腴，柳稍质朴，这或者是为不同的生活境地所决定。柳宗元的诗淡朴到几乎没有特征，在唐代无人称道，直到宋代苏东坡才将他和韦应物并举。苏东垃在《书黄子思诗集后》文中说：“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这两句评语，上句指韦应物的诗，虽较纤秾，却是简古；下句指柳宗元的诗，虽然淡泊，却有至味，不象郊岛的枯槁。苏东坡在《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中还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这又把柳宗元与陶渊明并列了。
柳宗元的诗今存四卷，似乎都是贬斥以后十馀年间的作品。苏东坡赞扬的所谓“寄至昧于淡泊”的诗，都是摹写山水景物的五言古诗。我们现在选录了三首：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
黄叶覆溪桥，荒村惟古木。
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
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柳宗元在永州（今湖南零陵）十年，寄情于游山玩水，写了许多游记文，有著名的《永州八记》，也写了不少山水诗，这三首是其中的一部分。愚溪本名冉溪，是流入潇水的一条溪流。柳宗元把它改名为愚溪，做了好些诗，编成一集，名曰《愚溪诗》。文集中有一篇《愚溪诗序》说明了这些诗的作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谓之冉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因家焉，更之为愚溪。又塞其隘为愚池。
把冉溪改名为愚溪，借此说明他之所以得罪降官，是由于愚。这是从一肚子牢骚中发出来的讽刺话。但是，他在愚溪附近散步吟诗，却一点也不暴露牢骚的情绪。第一首写雨后晓行，以四句写景，二句抒情。宿云散在洲渚上空，表示雨停了。于是晓日照明了村坞。北池上的高树，被风所吹，使昨夜沾濡在树叶上的雨水受惊而洒落下来。这四句，把雨后晓行的情景生动地勾勒出来。最后说，我心里恰巧没事，因此，非常偶然地可以和这里的景物结个宾主交情。唐汝询解释这两句云：“对此景而心无挂碍，所遇皆良朋也。”（《唐诗解》）这样讲，似乎没有重视原句中一个“适”字。作者并不是对此风景以后，才心无挂碍。他是恰好今天心境安静，因而有资格与山水为宾主。上句一个“适”字，下句一个“偶”字，互相呼应。从这两个字，读者又可以体会到，作者心无挂碍的时候，既然是偶然的，那么，有心事的时候。倒是经常的了。
第二首诗以首二句点题，接着以四句写景，二句抒情结束。杪秋即季秋，农历九月。清早起身，在幽谷中赶路，霜露浓重，感到寒冷。溪桥上落满黄叶，荒村中惟见枝干纵横的古树。偶尔见到一些寒花，觉得它们稀疏得很寂寞的样子。溪涧里的流泉也因为秋冬水涸而若断若续。以上描写了幽谷荒村的深秋晓景，接下去两句却使人出于意外。作者忽然提出了“机心”，而下一句的意义又不甚明确。唐汝询解释过两句云：“言机心已忘，则当入兽不乱，曷为惊此麋鹿乎?”，吴昌祺把唐汝询的最后一句改为“何得复惊麋鹿乎”，又加一个眉批云：“子厚自言不惊，唐似说惊，故易之。”（《删订唐诗解》）这样，他们二人对此诗末句的体会就不同了。依照唐汝询的了解，这两句可以解释为：我久已忘了机心，对人对物，都没有伤害他的念头，却不知为什么在这里又使麋鹿见我而惊骇。这样解释，则原句“何事惊麇鹿”的意义，肯定为已经惊了麋鹿。吴昌祺以为末一句应当了解作：怎么会使麋鹿见我而惊走呢!这就是他所谓“子厚自言不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何事”，二字，既可解作“为什么”，又可解作“怎么会”，所得的意义恰好相反。不过，我以为这首诗的问题，不在于结句意义含胡，而在于作者突然提出机心，与上文毫无关涉。从诗创作的艺术角度讲，这首诗的结尾是根勉强的。
第三首的章法结构，和上一首相同。第一、二句点明题目。下四句写景，最后二句抒情结尾。“觉”字应当读去声，是睡醒的意思。醒来听到露水滴落的声音，就起来开门出去，望望西园。望到月亮已从东山背后升起。这一句是偷了陶渊明的诗句：“素月出东岭。”（《杂诗》之一）泠泠是寒风的声音，月光所照，已可见竹根丛中泠泠风动了。远处的涧泉，此时听来，似乎比平时更响。偶然还听到山鸟在喧叫。“闻露坠”，“远逾响”，“时一喧”，这些辞语，都是刻画中夜的幽寂景色。这样，在半夜里眺望园林景色，靠在柱子上不知不觉就到了天明，在一个寂寞的境界中，心里也很寂寞，还将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两句结语，含蓄着他在政治上失败之后的心境。“将何言”包括着双重意义：自己无话可说，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以上三首诗的形式，也代表了中唐时期的五言古诗。第一首《雨后晓行》只有六句，用三个仄声韵。这种形式的诗称为三韵五言古诗（三韵五古），亦称为五言短古。刘禹锡有三首《初夏曲》，现在抄录其第二首，以资比较：
时节过繁华，阴阴千万家。
巢禽命子戏，园果坠枝斜。
寂寞孤飞蝶，窥丛觅晓花。
这首诗也是六句三韵，不过用的是平声韵，第二联作对句，上下句平仄谐合，显然是八句的五言律诗缺少了一联。这首诗称为三韵五言律诗（三韵五律）。亦称为半律诗。五言六句诗在齐梁时代已有，到中唐时代忽然又流行起来，还增加了七言六句的新品种。
第二首《秋晓行南谷》，全诗八句，第二、第三联都是对偶句，已具备了律诗的条件。但它用的是仄声韵，因此称为仄韵五言律诗。第三首《中夜起望》也是全诗八句，用平声韵，但不讲究四声谐合，中间二联不作对句，面目虽然象五言律诗，可是它只能称为平韵五言古诗。
柳宗元还有一首诗，题作《渔翁》，也是著名的，并且引起过讨论的作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就是七言六句的古诗，也可以称为七言短古。此诗，写渔人夜宿岩下，晓炊竹柴，烟消日出，放舟中流的安闲生活。“天际下中流”句法与“黄河远上白云间”一样，写远望湘水上游的景色。岩上有无心的云正在浮过，好象互相追逐。“云无心以出岫”，是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句子，以“无心”来形容云，这云是渔翁的主观认识。天上浮云，虽然形似互相追逐，实则彼此都是无心的。唐汝询解释此句云：“泛舟中流，而与无心之云相逐，岂不萧然世外耶。”他以为“相逐”是渔翁与云相追逐，这样体会，恐怕没有人会赞同。这一句的意义，仿佛比喻渔翁的一切生活和行动，都象岩上的浮云一样，任其自然，毫不用心。
苏东坡极欣赏这首诗。他有一段议论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末两句，虽不必亦可也。”（《冷斋诗话》引）他以为此诗之妙在有奇趣。他所谓有奇趣，是指那些好象反常，却仍是合于道理的作品。东坡这个观点，我很怀疑。这首诗所表现的并没有反常的思想感情，东坡所谓奇趣者，不知从何见得。他又以为此诗结尾两句是多馀的，可以删掉。这一意见，我倒是同意的'。大概柳宗元当时有意要写一首三韵的诗，可是他没有注意三韵诗的结构原则。三韵诗最忌是写成一首绝句加两句，而柳宗元恰好犯了这一错误。“烟消日出不见人”，这一联和“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很相象，已经是结尾的句子。下面再加上“回看天际下中流”二句，就显得是多馀的了。
柳宗元做了十年永州司马，潇湘之间的清幽的山水给他提供了不少恬淡的诗文资料。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三月，八司马同时获得升迁。不过此时已有三人故世，只有虔州司马韩泰升任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晔升任汀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升任封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升任连州刺史，而柳宗元则升任柳州刺史。
到了柳州之后，柳宗元的诗风显然有了转变。他写了较多的七言诗，思想情绪也活泼兴奋起来，永州时期的那种寄消沉于闲淡的风度退隐了。他积极从政，为柳州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还写了许多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诗，和刘禹锡一样，使唐诗中出现了一个新品种——风土诗。可惜的是，他在柳州的生活只有四年，在元和十四年就病故于柳州，不能象刘禹锡那样长寿，还有更多的诗篇传之后世。
朱弦一拂遗音在------读柳宗元的诗（一）
提到韩愈，就不能不讲柳宗元，因为这两个人共同倡导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在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永贞革新时，韩愈不在朝中，正被贬连州阳山，没有反对革新的行动，不是保守派，只是在《永贞行》等诗文中把领导这场革新的王叔文、王伾等斥为小人，对革新派纷纷迅速升官，踢开元臣故老一意孤行，表示强烈不满。韩愈与永贞革新的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私交很好，韩愈诗中有“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最能说明韩柳的不同政见丝毫没影响他们朋友关系的，是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对柳宗元的业绩、人品、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中记述并议论柳宗元欲以柳州调换刘禹锡的贬所播州一段非常感人，以后我们会讲到，另外记载了柳宗元在柳州的一项政绩，正说明他们勤政亲民思想完全一致：
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
这实际上，是柳宗元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局部地部分地实施着“永贞革新”。可惜，柳州刺使任上只做了四年，柳宗元就去世了，年仅47岁。
柳宗元的祖先，在北魏时就是朝廷大员，入唐后，仅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多达22人，但这个家族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中，屡遭挫折，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他的曾祖、祖父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他的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安史之乱中，柳镇携着一家逃亡到吴地，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在贫困艰难中度过。到他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从少年时代就亲尝战乱之苦，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所了解，对社会底层现实有所认识，这对他以后在思想和文学两方面的建树，当然起着深远的作用。
贞元九年（793）春，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韩愈比他们早一年中进土，十年后，贞元十九年（803），这三个人同为监察御史（柳宗元官名监察御史里行），这一年柳宗元31岁，刘禹锡32岁，韩愈36岁。他们都是孔孟的忠实信徒，“民本”思想同样地根深蒂固。而“民本”与“皇权”及大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是冲突的，尽管从本质上讲“民本”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但在几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当中，坚持“民本”思想，要去“解民倒悬”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悲剧角色。韩愈因为《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两年后，刘柳二人因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也同时被贬，刘禹锡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人烟稀少，一片荒凉。和柳宗元同去的，有他67岁的老母，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世。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严重损害了柳宗元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是并没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一封信中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这是不是很象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柳宗元在永州的文学作品，大家所熟知的是他的游记、传记和寓言散文，例如《小石潭记》、《捕蛇者说》和《黔之驴》等等。柳宗元存诗140余首，在名家辈出的唐代诗坛，是较少的一个，但其传世之作的比率，大家中名列前茅。作为诗人，柳宗元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论诗：“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陶渊明并列。
我们选读三首，体会一下这种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
先看他的《笼鹰词》：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
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初到永州，柳宗元就写了这一首托物言志的诗，以笼鹰自喻，抒发了当年参加政治革新时的豪情，以及失败后遭到迫害摧残的悲愤，渴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其宏伟抱负。
前四联写鹰击长空，叱咤风云的雄姿。“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一剪”、“一攫”，所向披靡。“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回顾时激昂”，就象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突出了苍鹰的刚劲凶猛气宇轩昂。这里的“荆枣”、“狐兔”自然蕴含政治寓意，指环境的复杂和对手的狡猾。柳宗元少年得志，位居显要，“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年少气锐，不识几徵，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客书》），“永贞”之际，柳宗元怀着济世救民的志向奋力革新的那种气概，正象这只矫健的苍鹰。可是形势陡变，苍鹰突遭厄运，以“炎风溽暑忽然至”，比喻政局突变，以“羽翼脱落自摧藏”比喻自身受到的迫害。“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小人当道，处境险恶。结尾两句“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充分展示了柳宗元的期望和自信。
金代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有论诗七绝30首，评柳诗的绝句是：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谢客”指谢灵运。元好问借谢灵运的风容，准确指出了柳宗元诗歌感情深沉，弦外有音的特点。
我们再看他弦外有音的一首七绝，《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这首诗写于永州还是柳州，前人有不同意见，我们不论，只看它的意境。作者称曹侍御为“骚人”，这位“骚人”本可以乘着“木兰舟”泛游“碧玉流”，悠哉游哉，怡情悦性，如今却远远地停住，遥望怀念起被贬谪的友人来，“遥驻”而不能过访，只有以诗代柬，表达无限深情。而这位被贬谪的友人呢，想要采一朵苹花赠给“骚人”，可是连这点自由都没有。“春风无限潇湘意”，可能既有迁谪之意，也有怀友之意；既有曹侍御怀念柳宗元之意，也有柳宗元怀念曹侍御之意；但又迷离朦胧，也可能更是另外一种意思。这正是“神韵”派诗人所追求的意境。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说：“欲采苹花相赠，尚牵制不能自由，何以为情乎？言外有欲以忠心献之于君而未由意”，当代学者霍松林认为，它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言外之意“可以有不同看法。但结合作者被贬谪的原因、经过和被贬以后继续遭受诽谤、打击，动辄得咎的处境，它有言外之意，则是不成问题的。” 这言外之意是什么，任凭读者去想象。这更是清代王渔洋所谓“神韵”的最高境界。
柳宗元的散文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他的散文风格自然流畅，幽深明净。他一生创作丰富，议论文、传记、寓言、游记都有佳作。
议论文笔锋犀利、逻辑严密，以《封建论》最有代表性；寓言多用来讽刺时弊，想象丰富、寓意深刻、言语尖锐，《三戒》是他著名的讽刺小品；传记散文多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略带夸张虚构，《捕蛇者说》、《童区寄传》、《段太尉逸事状》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柳文中的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它们在柳宗元手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柳宗元也因而被称为“游记之祖”。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著名代表作是“永州八记”。这“八记”并非单纯的景物描摹，而是往往在景物中托意遥远，抒写胸中种种不平，使得山水也带有了人的性格。
柳宗元散文语言简炼生动，他常运用虚实结合、夹叙夹议方法谋篇布局，使得文章意趣横生。此外，柳文多用短句，节奏明快而富于变化，这是他汲取骈文之长所致。
柳州三方
作为唐代文人，柳宗元笔下的南方同样充满疾病意象。他的诗描写岭南，说“瘴江南去入云烟”，或“桂岭瘴来云似墨”，都离不开“瘴”字。况且他亲友沦亡，好友司马凌准卒于桂阳，从父弟柳宗直死于柳州，因此对岭南的评价是“炎荒万里，毒瘴充塞”。
既然要在南方逗留，柳宗元就不能只是哀叹，须得花工夫来应付。例如岭南炎热到“山泽凝暑气”、“流汗不可挥”（《夏夜苦热登西楼》）的地步，怎么办？他的应对，一是“探汤汲阴井”。柳州人本来没有打井的习惯，取水要到江边，柳宗元来后在城北挖了几口井，大大方便了人们，他也可以夜半汲水来降温。另一办法是“树竹邀凉飔”（《茅檐下始栽竹》），即广植竹林，竹送清凉，使正在患着水肿病的他稍得安宁。
但是缺医少药怎么办呢？中医有不用药物的法子，那就是气功，唐代已然盛行，当时叫“服气”。柳宗元记载：“我闻畸人术，一气中夜存。能令深深息，呼吸还归根。”（《种仙灵毗》）不过这种养生术颇需要收心养性，他自认性情疏放学不来，养生还得依靠药物。没有药卖，就自己种药。在湖南永州时柳宗元种过仙灵脾、白术、白蘘荷等，来到柳州又“手种黄柑二百株”。黄柑除了可以吃，“滋味还堪养老夫”（《柳州城西北隅种黄柑》）外，大家都知道皮可以晒成陈皮，有行气化湿之功。
不过，防不胜防，柳宗元还是得了三次大病。
一次是在《寄韦珩》一诗中记载的———“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那是元和十一年(816年)，柳宗元得了疔疮重病，幸而用了一首验方，挖屎克螂的心作药，吃了之后“鬼手脱命”，好了。
第二次记载是“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同在元和十一年，他得了干霍乱，症状是欲吐不出，欲下不能，几乎气绝。又幸而得到一首验方，拿盐汤与童便合服，又得救了。
第三次是素来患有的脚气病急性发作，从脚部开始水肿，往上一直肿到腹部，以至于三天不省人事。家人在朋友指导下，用杉木、橘叶、槟榔加童便治疗，又把他救活过来。
柳宗元这三次死里逃生，用的都不是正规方剂，但就地取材，取得奇效。所以，说古代岭南无医无药并不全对，只是许多民间经验缺乏整理。柳宗元特地将这三首验方记录下来，起名叫做“柳州救死三方”，寄给留心收集药方的朋友刘禹锡，让他写到书里。
是否真有那么神奇？那就只是诗人的说法了。
杜甫和他的《秋兴八首》
人们习惯上会将杜甫归入盛唐诗人，但其创作高潮却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尤其以在成都浣花草堂和夔州瀼西草堂时为两大高峰期。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多从人民性、思想性着眼，力推“三吏”“三别”为其代表作。然而从诗歌艺术本体来看，杜甫作为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尽管众体皆擅，但能体现其最高成就的，还是他的七言律诗。滥觞于六朝时期的新的诗歌体裁七言律诗，经过初唐、盛唐诗人们的集体创作、实践，出现了不少佳作名篇，并渐趋成熟。但直到在杜甫手中，才完全定型。通过他的创作，为后来诗人提供了完美的学习范本，凡后世七律创作有所成就者，没有不学杜甫的。所以沈德潜说：老杜七律如王母娘娘蟠桃，得其一枚，大者仙，小者豪。
据统计，杜诗现存七律151首，而其中在夔州所作62首，占40%。脍炙人口的《登高》、《阁夜》、《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皆作于此。这些作品首先从内容上开拓了之前应制颂圣、即景抒情、寄远赠别、登临怀古的局限，万方多难的时代、漂泊天涯的身世、历史与现实的忧思给杜甫的作品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其次，七言律诗这种新诗体，由于比七言绝句多一倍的容量从而产生腾挪变化的极大空间，加上中间两联对仗这一特殊结构，其两大优点在杜甫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七律创作上树立了不可逾越的丰碑。
《秋兴八首》就是这种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首先杜甫采取了“八首联章”这样前无古人的组诗形式，每首独立成咏，但又相互勾连，脉络分明。身处夔州，心系长安，因秋起兴，触景伤怀，历史的幽思，现实的悲悯，安史肇乱，吐蕃回纥入寇，藩镇割据，官军内讧，生民涂炭，骨肉流离……杜甫多角度、多层次地融会贯通，交汇于这一组诗中，给人以包罗万象、神驰八荒的震撼感。这组诗在艺术上更是充分体现了七律沉雄博丽的特色，沉郁的内涵、雄健的格调、广博的场景……完美结合成典范中的典范。后世学作七律者，都将其奉为圭臬，甚至能否和作《秋兴八首》，也成了七律创作功力的一种标识。笔者20岁时偶然读到《秋兴八首》，对杜甫“不过是一个愁眉苦脸的糟老头”的印象全然改观，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油然而生。
我们要感谢夔州不仅用它丰厚的胸怀给晚年的杜甫提供了栖息的家园，留下了文化史上的一块圣地，更以它雄杰的山川与老杜心灵相契合，产生出《秋兴八首》这样的神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