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前1100年到前600年，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
〈诗经〉在先秦叫做〈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但是，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分成风、雅、颂三类。
“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个诸候国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160篇。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与《雅》、《颂》相比，《风》显得活泼，生活气息更浓，如开篇《关雎》写初涉爱河的青年。《氓》写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哀怨。《静女》写恋爱时的微妙心理。
“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105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小雅”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
“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是中国几千年来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孔子在《论语》里也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此后，它与《书》、《礼》、《易》、《春秋》并称“五经”。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人物，都把《诗》当作教本，传授不绝。虽经秦始皇焚书，但《诗》由于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下来。
《诗经》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诗经》的表现手法：一、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二、《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二：四言为主，章节复沓，反复咏叹。
为何说《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光辉起点?
相传，我国古代有“采诗”的制度。远在尧、舜、禹、夏、商、周的时代，朝廷就设有专门采诗的官员，每年的正月或者八月，在民间征集群众口头流行的歌谣，然后把采集
来的歌谣献给乐官太师，乐官再配上乐谱，演唱给天子听。天子则依靠这些诗歌体察风土人情，了解民间疾苦以及老百姓对朝廷政治设施的反映和意见。《诗经》就是周代乐官们收集并经过加工整理的歌谣，它前后酝酿了五百多年，并且被不断地润色和删减，精心编选，分门别类，按“风”(民间诗歌)、“雅”(贵族官吏诗歌)、“颂”(宗庙祭祀诗歌)三大类，进行加工整理，最后选出三百零五首，编成一部诗歌总集。当时，这部诗歌总集就叫《诗》，或按其诗篇之整数，称《诗三百》。
春秋时代，群雄并起，各诸侯之间，交往频繁。许多王侯贵族、公卿大夫，为加强自己的外交辞令，使语言含蓄婉转且优美动人，常常借用诗句来表达意见和态度。这种风气越演越烈，以至一时形成风气，上层人物说话办事，多引诗传情达意，证其得失，否则就觉得大失面子。
《左传》襄公十六年还记载，晋平公即位不久，一次大宴诸侯，让赴宴的诸位大夫，赋诗并配乐舞，还提出“诗歌必类”，即要求所赋诗歌，应符合宴会内容。谁知齐国大夫高厚，赋诗“不类”，晋大夫荀偃立即拍案而起，怒声喝道：“诸侯有异志矣!”认为齐国有叛逆之心，于是和赴宴的其他大夫盟誓：“同讨不庭!”只因赋诗不当，几乎引发一场大祸，可见稔熟《诗》在春秋时期，是何等重要!据后人统计，一部《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政治、外交活动时，引诗之句，竟达二百五十条，其中百分之九十五，都出自《诗三百》。
正是在如此时代氛围中，孔子对《诗》推崇备至，不只授徒讲学，把它作为主要课本，还多次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到了汉代，朝廷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创者孔子的地位，一下子被抬得很高，直至奉为“圣人”。爱屋及乌，孔子推祟的《诗》，也被看作重要经典，因而出现了《诗经》这一名称，并广为流传，沿用至今。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的光辉起点。它是中国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两千多年来，《诗经》如巨眼喷泉，一直流泽和滋润着中国诗歌这条源远流长的长江大河，哺育着众多才华卓绝的文人墨客。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而且早在古代就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十八世纪时，还传播到了欧洲，时至今日，世界上各种主要文字，都有了《诗经》的翻译本。《诗经》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案件始末
起因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御史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在南京做官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苏轼一听，就准备出去。祖无颇连忙提示:“衣服，衣服。”苏轼说:“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无颇提醒道:“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钦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以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想跳水自杀。因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御史台又找到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痛打落水狗，请求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有些牵强，这咏桧诗就是一例。还有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邠（bī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乌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激怒了朝廷的大臣。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审问。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苏轼自知诗作写好之后，必定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想着只要耽搁了两天，说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当时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出面力挽，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结果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属于苏轼口中的“新进”章惇，也积极的营救了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之县武装部副部长，无“签单权”，精神寂寞，穷愁潦倒。第三年四月，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发人生之叹，写苍凉之情，表惆怅孤独之怀，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异彩，势奔放，无荒率笔，被称“天下第三行书”，墨迹素笺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受害人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且更因对待公主不礼貌，宠妾压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时与苏轼互相诗文唱和，引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们，在苏轼入狱其间，一个给他求情的都没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称之为“奸邪”、“小人”、“新进”的那些变法派大臣，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此真可谓是一目了然也。
风格变化
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苏轼是被告。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原来，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舒亶等御史们对苏轼的指控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押解至京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的监狱。何、舒等人把苏轼写的诗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曲解附会，目的是欲陷彼于罪，置彼于死地。他们对苏轼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的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诗如下：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咏物诗，作者是想以此说明自己有桧树一样挺拔不屈的品格。何、舒等人则借此大做文章，指控这首诗有不臣之意。
乌台诗案在朝野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对苏轼心寄同情和出面营救的人不少。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为苏轼祈祷平安。
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在题材上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面对起起伏伏的人生，终于能够风轻云淡的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文化上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在风格上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变化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人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惇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汉皇爱好美色，想得到绝代佳人，做皇帝统治天下多年，却一直找不到最理想的美人。开篇两句看似寻常，含量却极大。作为一国之君，不“重德思贤才”，却“重色思倾国”，能有什么好结果呢?只七个字，就揭示了故事的悲剧根源，确定了全诗情节发展方向。“倾国”一词，本来指能够使全国人为之倾倒的美色。《汉书·孝武李夫人传》载，李延年向汉武帝引荐李夫人时，曾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但在这里，后人读出了它的另一重意义：“思倾国，果倾国矣!”
“汉皇”，指汉武帝刘彻。唐人文学创作常以汉称唐，这里借指唐玄宗李隆基。本诗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只开头一句以汉代唐，其它地名人名大都是实的。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杨家有个女儿，刚刚出落成人，娇养在深闺里，无人有幸相识。“杨家”，指蜀州司户杨玄
白居易将杨玉环写成以“处子”入后宫，有人以为这是“为尊者讳”。其实不然。白居易并非单纯地批判李、杨的爱情，他是要让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纯洁真挚的基础上，从而体会那一份由爱情毁灭爱情的无可奈何的感伤。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天然生成的美丽姿色，毕竟不能自甘埋没;时机到来的那一天，她果然被选到君王身边。此正白居易《昭君怨》“明妃风貌最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她回眸一笑，就生出百般妩媚、千般娇羞;相形之下，六宫中的美人全都黯然失色。这里，“一”和“百”形成映衬，又和“六宫”形成对比。只“一笑”，就能生“百媚”，见出杨妃的绝顶美艳与万种风情。从“一”到“百”，再到“六宫”，数位的递升，展示了杨妃魅力的不可抗拒，为后文写她受到独宠作了铺垫。“粉黛”，本为女性化妆用品，这里代指六宫中的女性。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寒冷的初春，皇帝赐她到华清池沐浴，柔滑的温泉水浸润着她美玉似的肌肤。 “滑”，是华清宫水的特征，也是杨妃肌肤的特征，同时形象地呈现出晶莹水珠与光洁皮肤互映的情状。“凝脂”，出自《诗经·卫风·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侍奉的宫女将贵妃扶起，她显得娇滴滴的，身软无力;这正是她刚刚得到皇帝宠爱的时候。“恩泽”有两意：一指皇帝宠幸，二指云雨欢会。写云雨欢会，不带色情，而以含蓄丽辞状之，是高明处。
云
她有云一般的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春宵是那样的美好，只是苦于太短，干脆睡到太阳老高。从此以后，君王再也不上早朝听政了。“春宵”承上，属修辞上之顶真格，同时又开启下文。“春宵”之可贵，正在其短，而李、杨鱼水和谐，爱意正浓，尤觉“春宵”之短。这两句不但写李、杨欢情浓烈，亦含有贪爱怠政之意。因为圣明君主亲躬政事，日夜操劳犹恐有失，决不会贪睡而“不早朝”。而沉溺于个人情欲之中的君主，无论其情欲是否合理，都终非“圣明天子事”。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她享受着君王的恩宠，侍奉君王欢宴，没有一丝空闲。春日之时，随从君王游赏，夜晚之时，陪伴君王共枕。“承欢侍宴”，据《新唐书·杨贵妃传》：“……太真得幸，善歌舞，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后宫中的美女有三千多人，但三千人的宠爱都集于她一身。一句之中，用大小迥异的两个数字，形成对立之势，给诗句增添了表现力。前面“回眸”一联，采用的是递升的夸张，此处用的则是递减，充分写出杨妃得宠之专、受宠之深。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她在华美的房屋中梳好晚妆，更显娇艳，准备着侍奉君王过夜;玉楼欢宴完毕，醉意中更洋溢着春情。《长恨歌》前半部分用了许多“春”字，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李、杨一系列的活动只发生在春天，诗人只是利用了“春”这一原型意象而已。春天是万物萌动的季节，是人的情欲勃发的季节。细细品味《长恨歌》前半部分，我们就会发现，有“春”这一背景作衬托，李、杨的爱情就更加热烈，更显浪漫。“金屋”，指专为女性所修之华美房室。据《汉武故事》载，汉武帝年幼时曾说，如果能娶表妹阿娇作妻子，就给她造一座金房子住。这里是指杨贵妃的住所。“玉楼”，华贵的楼阁，《十洲记》：“昆仑有玉楼十二。”此指华贵的宫室。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凭借贵妃，杨氏一门兄弟姐妹个个拜
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遂
于是，使得天下的父母们都改变了心愿，不重视生男孩只想生个千金。杨妃的得宠，居然改变了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观念。白居易如此写，目的很明确，仍是为了显示李隆基对杨妃的宠爱之至，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陈鸿《长恨歌传》通行本云，当时民谣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楣”，门户上的横木，古时显贵之家门户高大，因以门楣称门第。此句指杨家因生女而一门显赫。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骊山的华清宫，高高地耸入云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配合着管弦之乐，她轻歌曼舞。皇帝如醉如痴，整日整夜，看个不够。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丝”，指弦乐器，“竹”，指管乐器。
歌舞丝竹在缓慢舒长的节拍下，渐趋于平稳，李杨长相厮守的爱情生活，也要就此在尘世间告终。
渔阳
突然间，渔阳叛乱的战鼓惊天动地而来，惊断了宫中演奏的《霓裳羽衣曲》。至此，全诗的节奏和笔调，顿时由缠绵婉转，变为劲健快捷。“渔阳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京城里到处升起了烟尘，成千上万的车辆马匹护卫着皇帝逃往西南。“九重城阙”，九重门的京城，此指长安。“烟尘生”，指发生战事。“西南行”，指逃亡四川。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破潼关，逼近长安。玄宗带领杨贵妃等，凌晨自延秋门出，随从仅宰相杨国忠、韦见素、陈玄礼、内侍高力士及太子等人;亲王、妃主、皇孙以下，大都从之不及。可知这次逃亡极为仓促。“六军扈从者，千人而已”，情况本来十分狼狈，可是写到诗里，就和历史不一样了。诗中用“千乘万骑”，有“为尊者讳”之意。《傅雷家书》评价说：“写帝王逃难自有帝王气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皇帝的仪仗车驾飘飘摇摇，行进中走走停停。从京城西门逃出，两天才走了不过一百余里，来到马嵬坡。安史叛军眼看就要杀来，逃难入蜀的队伍应该是没命地奔跑，为何行进如此迟缓呢?这是因为“千乘万骑”本不想追随李、杨落荒而逃。这两句反映出军心不稳、人心涣散，含蓄地烘托出兵变即将发生时的气氛，预示着悲剧的高潮即将出现。“翠华”，皇帝仪仗队上树立的'华盖，以翠鸟之羽毛为饰，故名。“百余里”，指马嵬距长安一百多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
护驾的六军不肯前行，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凄楚缠绵之中，绝代美人杨贵妃就这样被凄惨地勒死于马前。“六军”，周代制度，天子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后泛称皇帝的警卫部队。“宛转”，犹展转，形容美人临死前哀怨凄楚缠绵的样子。“
“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酒色，祸国殃民。诗句以替罪羊之死，委婉含蓄地抨击了唐玄宗。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头上的花钿一件一件掉落地上，无人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一代君王，面对此状，只能掩面痛哭，却无法挽救;回头眷顾，禁不住血泪交流。“救不得”，不是不想救，而是救不了，是无助与无奈。既曰“掩面”，又曰“回看”，岂不矛盾?其实，“掩面”是不忍见其死，“回看”是不忍无情地离去。这里，一“血”一“泪”，一死一生，衬托出凄惨、痛苦、万般无奈的情状。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
秋风瑟瑟，卷起漫天黄尘，君臣们历尽艰辛，通过盘旋曲折、高入云宵的栈道，才抵达剑阁。“剑阁”，又称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大、小剑山之间，是由秦入蜀的要道。此地群山如剑，峭壁中断处，两山对峙如门。诸葛亮为蜀相时，命人凿石驾凌空栈道以通行。据历史记载，玄宗幸蜀并不经过剑门关。白居易如此虚构，意在借助剑门关的险峻，渲染一种艰辛的氛围。另外，入蜀之初在六月，七月即达成都，一路上的真实景况也不会“黄埃散漫风萧索”。秋天乃万物凋零、生机消歇的季节，是生命悲剧的季节。从春天到秋天，李、杨爱情也走向悲剧。白居易虚构路途的险峻、时景的萧瑟，无非要与当时动荡的时局，与玄宗衰飒的心境相配合。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峨嵋山下行人稀少，太阳暗淡无光，旌旗也失去色泽。“峨嵋山”，今四川峨眉山。明皇逃蜀，并未经过，这里也是泛用典故。“无光”与“薄”互文，渲染气氛，以衬托人物的心境。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蜀江一片碧绿，蜀山一派青葱，日日夜夜触动着君王的相思之情。上句写连绵不断的碧水青山，下句写李隆基的内心世界。以美丽的自然景色，反衬回肠荡气的相思之情。“朝朝暮暮”，用循环往复的动态变迁，衬托李隆基内心的孤寂与苦闷。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在行宫里望月亮，是一片伤心之色;空山夜雨里，听铃铛声响，是令人断肠的哀音。这两句诗不直说唐明皇伤心断肠，而以悲凉之景，烘托人物的痛苦悲情，曲尽其妙。“行宫”，皇帝外出时临时居住的宫室。“夜雨闻铃”，栈道险要处，要拉铁索方能通过，上系铃铛，以便行人闻声前后照应。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云：“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遇)霖雨(连阴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明皇)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
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战乱平定后，时局好转，君王起驾回京，路经赐死杨贵妃的马嵬坡，徘徊留恋，不忍离去。“天旋日转”，暗指肃宗至德二年(757)九月，郭子仪军收复长安，十二月唐玄宗回到长安。去时同车共载，返时人如黄鹤，再经马嵬，怎能不倍感伤情!“龙驭”，皇帝的车驾。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马嵬坡下，杨妃葬身之处，空有荒凉的泥土，再也见不到她美丽的容颜。据史载，唐玄宗由蜀返回长安，途经马嵬坡葬杨妃处，曾派人置棺改葬。挖开土冢，尸已腐烂，惟存所佩香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君看着臣，臣望着君，伤心的眼泪，打湿了衣裳。向东远望长安城，放松马绳，任它前行。马嵬坡距长安百余里，东望是望不到的，此处只是说长安从心理上感觉已近。即将回到失而复得的京城，本该快马加鞭，然而玄宗怅然若失，意趣全无，只因美人已去，其他一切似已无足轻重，正所谓“不爱江山爱美人”。“都门”，都城之门，这里代指长安。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回到宫中，水池庭苑依然如故;太液池的荷花、未央宫的杨柳，还是那样娇媚动人。那荷花就像贵妃美丽的面容，柳叶就似她的双眉，面对此景，叫人如何不伤心落泪?“太液”、“未央”，是对“池苑”的具体申说。“太液”，即太液池，在大明宫内。“未央”，汉有未央宫。这里借指唐长安皇宫。
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
熬过了春风拂面、桃李盛开的夜晚，却难度秋风秋雨吹打梧桐落叶的时日。上句呼应前文“春从春游夜专夜”等句，暗示李、杨昔日形影相随缠绵甜蜜的爱情;下句开启下文“西宫南内多秋草”等句，点出李隆基目前形影相吊思恋欲绝的处境。诗人以时光和景物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把秋天与春天进行近距离地观照、对比，使李、杨前后境遇的大起大落，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来，给读者以更强烈的心灵震撼。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西宫、南内到处都是枯黄的秋草;台阶上落满了红叶，无人清扫。这两句用凄凉的气氛、环境，烘托出李隆基居处的荒凉冷落和后期生活的痛苦孤独、百无聊赖。其中所突出的衰草这一意象，和人物的心情是对应的，同时暗示了被隔离的处境。“西宫南内”，皇帝居住的皇宫叫“大内”，亦简称“内”。唐代以太极宫为西内，大明宫为东内，兴庆宫为南内。唐玄宗回京后，先住在南内。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宦官李辅国挑拨玄宗和肃宗的父子关系，把玄宗迁到西内的甘露殿，实际是幽禁。
梨园弟子白发新，
当年的梨园弟子新添了根根白发，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夜晚的宫殿中流萤乱飞，玄宗愁闷无语，悄然相思。一盏孤灯相伴，灯草挑尽，仍然辗转难眠。“夕”为时间意象，黄昏之时，最易引发人的思念与哀愁。“殿”为空间意象，其空旷又易引发人的孤独之感。“萤”指萤火虫，古人认为萤火虫是腐草所化，所聚之处多为荒芜冷落之地。萤火虫的微弱光亮与无边的暮色形成强烈的对比，使本已空旷的大殿更觉昏暗。就在这一片昏暗中，惟有两种光，一是孤灯，一是萤火虫，更加烘托出凄凉的景象。“孤灯”，除了表示数量意义之外，还带有一层情感色彩，实指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的玄宗。古时用灯草点油灯，过一会儿就要把灯草挑一下，让它继续燃烧。“挑尽”，是说夜已深了，灯草即将挑尽，它表示一种结果，也暗示一个过程，即一直挑至终了。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总觉得长夜漫漫，钟鼓迟迟不响，眼看着夜色一点点退去，天空渐渐露出曙光。上句照应上文“夕殿”句，下句照应“孤灯”句。一早一晚，暗示玄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杨妃。“钟鼓”，报时的工具，所谓晨钟暮鼓是也。“迟迟”，是说时间迟缓，拖得很长，这是不眠人的自我感觉。“初长夜”，意为漫漫长夜刚刚开始。“耿耿”，明亮之意。“星河”，银河。银河在即将天亮时愈显明亮，这是不眠人所见。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寒冷的鸳鸯瓦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冰凉的翡翠绣被，与谁共用?这两句是形容玄宗失去贵妃后的孤独、凄楚与悲伤。“鸳鸯瓦”，屋顶上的瓦一俯一仰，相合构成一对，如鸳鸯双栖，故名。“翡翠衾”，布面绣着翡翠鸟的被子。鸟儿雌雄双飞，是爱情的象征。白居易在作品后半部分往往明里暗里把李、杨境遇前后进行对比。李、杨相亲相爱之时，“芙蓉帐暖度春宵”;爱情失落之后，“翡翠衾寒谁与共”。一“暖”一“寒”，是自然界变迁所致，更是人事变迁的结果。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生离死别已经过了一年，杨妃的亡魂始终未曾进入梦中。思念到极处，在梦中相见也可聊以慰藉，然而这样的期待依然落空。此时的痛苦真是到了无以复加、难以忍受的地步。这两句语调酸楚动人，有浓重的抒情气氛，为下文作好了铺垫。“经年”，唐玄宗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离长安奔蜀，次年十二月回长安，历经一年半。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有一位临邛的道士客居长安，能用至诚招回死者的魂魄。“临邛”，今四川邛
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为太上皇苦苦思念贵妃、辗转不眠之情而感动，于是命道士想方设法努力去寻找贵妃灵魂。“为感”、“遂教”之前省略了主语，至于是谁，不必细究。“展转思”总结上文“黄埃”以下三十二句所写李隆基思恋杨妃之状。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道士腾云驾雾，疾驰如闪电，几乎一切地方都寻找个遍。结果，上登九天，下入黄泉，两下里渺茫迷离，全都找不见。这里是具体描写“殷勤觅”的情状。“下”之后承上省一“穷”字。“碧落”，道家所称东方第一层天，为碧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忽然听说东海之上有座仙山，坐落在虚无缥缈的云海间。玲珑的楼阁上，萦绕着五色祥瑞之云，楼里面住着风姿绰约的天仙。在寻觅希望即将破灭之际，接以“忽闻”，使文章叙述陡起波澜。而由“忽闻”转入肯定性叙述，点逗出“仙山”后，复接以“虚无飘渺”之词再作跌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其中有一位仙女名叫太真，她雪一样的肌肤，花一样的容貌，看起来很像要寻找的贵妃。诗人写杨妃的出现，故意不下肯定语，而模糊言之。“太真”，杨玉环为道士时的道号。
金阙西厢叩玉
轻轻叩响金色楼阁中西厢房的玉门，请求仙女小玉、双成速去报知。“金阙”，黄金装饰的宫殿门楼。“玉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听说汉家天子派来了使者，九华帐里的她从梦中猛然惊醒。“惊”，既指杨妃由梦而醒，也意味着方士的到来事出意外。“汉家”，代指唐朝。“九华帐”，绣饰华美的帐子。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
披起衣服，推开枕头，走出床帷，激动得来回走动不停，一路上把珠帘银屏层层打开。上句七字之中竟有四个动词，层次感很强地展示出杨妃接连不断的行动，透露出她在仙界朝思暮想的殷切期待和由于消息突然传来而表现出的惊喜，以及由惊喜带来的不知所措，描写逼真而传神。“珠箔”，珠帘。“银屏”，饰银的屏风。“迤逦”，接连不断。
云
她发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杨贵妃站在仙山之上，清风吹来，衣袖随之轻轻飘起，就好像当年曾为君王表演《霓裳羽衣舞》时一样妩媚动人。诗人借助想象，让杨贵妃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她风采依旧，但已是亡魂，恒在的美丽，掩饰不住人世变迁的哀伤。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杨贵妃身居仙山蓬莱宫中，天长日久，生涯寂寞;听到玄宗派遣使节到来，她如玉的容颜流满了晶莹的清泪，就好像一枝梨花带着点点春雨。“玉容”应以“梨花”，均有白皙之意。由于梨花色白且经不住晚春风雨，诗人往往用它象征不幸而哀伤的女性。“泪阑干”应以“春带雨”，写杨妃珠泪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她含情凝目，再三请道士转谢君王，诉说着与玄宗一别以后音容渺茫的惆怅。“两渺茫”，指李、杨两地悬隔，空有相思而不得相见。“两”与“一”相互映衬，分别加强“别”和“渺茫”的效果。“一别”句以下数句，把叙述者(白居易)的叙述与故事中人物(贵妃)的叙述结合在一起，用双声更好地唤起读者心理上的共鸣。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昭阳殿里的恩恩爱爱已经断绝，贵妃只能在蓬莱宫中苦度漫长的时光。上句对过去的爱情做了个总结，“绝”字凝重而断然;下句则一笔写入无限的未来，“长”字悠远而凄然。爱情属于短暂的过去，未来属于无尽的孤寂。“昭阳殿”，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寝宫，此借指杨贵妃住过的宫殿。“蓬莱”，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这里指贵妃在仙山的居所。
回头下望人
回头下望人世间，只能望见尘雾，却始终无法看到长安。此二句道出生死隔绝，为开启下文着笔。长安既不得见，相会自然更无因缘，于是才有聊寄信物以表深情的描绘。
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
惟有拿出当年与君王恩爱时所得的旧物略表深情，请求道士把这钿盒、金钗带回君王前。金钗被掰成两股，钿盒分作两半，双方各持一股、一扇。只要两人同心，如金钿一样坚贞，天上人间虽阻隔重重，总会有相聚的那一天。
不写成“钿盒”而用“钿合”，也许还有相合、相会之意。以物之两半相合喻夫妻合谐，或以两半之分喻两情悬隔，这种写法由来已久。金钗、钿盒原是完整的两件东西，如今一分为二。一方面，如原文所言，是表示爱情的地久天长;但另一方面，意味着永无复合的可能。这也正象征李、杨再次结合的期望永无实现的可能。故具有反讽效果。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临别时又反复多次委托道士把话儿
“七月七日”，为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之时。“长生殿”，在骊山华清宫集灵台侧近。不过，唐代也称皇帝寝殿为长生殿，不必细究。这几句写得哀婉动人，深情缠绵。“七月”以下六句，为作者虚拟之词。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云：“长生殿七夕私誓之为后来增饰之物语，并非当时真确之事实”，“玄宗临幸温汤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时节。今详检两《唐书·玄宗纪》无一次于夏日炎暑时幸骊山。”“比翼鸟”，传说中的鸟名，只有一目一翼，其名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虽然天长地久，也会有穷尽时，而这生离死别的绵绵长恨，却永远不会有了结的时候。最后两句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