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鴃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沬。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的艺术特色
1、《离骚》语言的节奏美和音韵美：
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一一楚辞。它的语言句式上的特点是句子的长短不齐、参差错落以及多用兮字。根据历史记载，一些楚歌，如《越人歌》、《沧浪歌》本都是可以歌唱的。《离骚》在当时虽然未必能唱，但是由于这种体裁本身与民间歌曲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本身也具有优美的节奏声调，也就是说具有音乐美。据说读楚辞，要用一种特殊的楚声才好听。“楚辞”当然是指楚地的方音。《汉书·朱买臣传》说倒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苦》，帝甚说之”，所谓“言《楚辞》”就是朗诵楚辞，而且以此受到皇帝信任。但是为什么会读楚辞就能如此获宠于皇帝?难道一般人不会读楚辞?当然不是，这说明朱买臣读楚辞是有一种特殊的声调。买臣是吴人，吴在战国时属楚，所以也可称楚人，因此，他是以“楚声”来读楚辞的，别的人虽然会读楚辞，但不会用“楚声”，买臣因此获宠。这种“楚声”当是一种以楚方音为基础，再加以诗歌的特有的节奏音调，读起来非常悦耳动听。
2、楚方言入诗：
楚方言入诗，是《离骚》在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楚方言的运用并不仅是作者为了表示自己对楚国语言的热爱，它是楚辞的地方特色的`必然，是楚辞新诗体的重要组成因素，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就说明“楚语”本是这种新诗体特征之一。但是方言的运用又不是不经选择的搬用，而是诗人根据作品思想感情的需要经过一定的筛选。《离骚》中的方言除了少数动词、名词外，多是一些最能表达喜怒哀乐愁的感情的语气词。屈原是楚人说楚语，《离骚》又是充满感情的抒情诗。对屈原来说，用善于表达感情的楚方言中的语气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然最方便，最得心应手。如果我们把《离骚》中的属于楚方言的语气词都去掉或者换上别的语气词，那将是什么样子?
3、《离骚》的语言华丽和一定程度的对偶：
《离骚》的语言华丽和一定程度的对偶也是它的语言的一个特点。刘勰说《离骚》“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又说学习屈原的人“中巧者猎奇艳辞”，这都说明《离骚》语言华美。
诗人大量把香花芳草写入诗中，就使语言带上了流光溢彩的华美成分，很好地表达了诗人拨出流俗之外的高洁品质和崇高的理想。《离骚》的语言基本上是参差不齐的，但有的句子也具有整饬工整的特点。例如：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以上几例都是对偶句。对偶句在《诗经》中已有，但多是偶然得之。《离骚》这样比较整饬的对偶已经是出于诗人的有意为之。考察一下《离骚》和屈原其他作品中对偶句之多，就可以明白诗人是在追求一种语言的整齐美。而且我们如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关于所谓“言对”、“事对”的论述来考察，《离骚》中也有“言对”和“事对”。所谓“言对”，他说是“双比空辞者也”，就是两句并列对偶而不用典。据此，上面所引皆可称之为言对。
所谓“事对”，他说是“并举人验者也”，就是不仅句子并列对偶，还同时要用典。《离骚》中也有：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两件事例(典故)说明一个道理，是事对。刘勰说：“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离骚》中上述对偶句，基本上符合要求。而且“言对为易，事对为难”，《离骚》中的对偶句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对偶是利用汉字本身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形式的美，是我国后世辞赋、骈文和诗词经常用的一种形式，屈原在这方面是有开辟的功劳的。
“索藑茅以筳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占之的结果是告诉他在楚国已无出路可言，劝他离开是非颠倒的楚国，去寻求自己的前途。“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但做出这样抉择对诗人来说毕竟是太重大了，使他“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于是又出现了巫咸的劝说，巫咸不但同样劝他出走，而且还以历史上贤才得遇明主的事例，启发他趁年华未晚而急于成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女媭的忠告，灵氛的劝说，巫咸的敦促，既代表了当时的世俗人情之见，无疑也是诗人在极度彷徨苦闷中内心冲突的外现，也就是坚定或动摇两种思想斗争的形象化。屈原要把自己思想感情考验得更坚定，就得通过这种种诱惑。于是在诗中诗人假设自己姑且听从灵氛的劝告，“吾将远逝以自疏”，决心去国远游。可是正当他驾飞龙，乘瑶车，奏《九歌》、舞《韶》舞，在天空翱翔行进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也就是看来一切矛盾、冲突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都重新开始：是就此远离开这黑暗的已无希望的祖国呢，抑是仍无希望地留下来?诗人深沉的爱国情志再次占了上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终于还是留了下来。他明知道楚国的现实是那么黑暗，政治风浪是那么险恶，实际上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他不能离开他灾难深重的祖国，哪怕是出于幻想也不能离开。这样，诗人又从幻想被逼入现实，悲剧性的冲突不可逆转地引导出悲剧性的结局。他热爱楚国，但楚王误解他，不能用他，楚国的群小又凶狠地迫害他;他想离开楚国，这又与他深厚的爱国感情不能相容。最后，只能用死来殉他的理想了：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光辉理想被扼杀了，这是诗人屈原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屈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用自己生命所谱写的诗篇，如日月经天，光照后世，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而万世永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伟大的艺术是一个美的无尽藏，长诗《离骚》更确乎如此。我们读长诗《离骚》是感到那样的惊心动魄，那样的仰之弥高，它有着怎样的美的内含呢?
首先，就是它具有由庄严而伟大的思想带来的无比光辉的崇高美。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激情，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这就构成了诗人无比崇高的美的人格，光辉耀目的美的形象。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是的，我们在长诗《离骚》中正是可以看到这种完美而崇高的形象，他的高尚的追求，洁白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使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贪婪、偏私、庸俗，以致邪恶的人群，显得是那么渺小而又卑琐，而诗人的人格和形象却是峻洁而高大的：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
诗人是孤独的、甚至是寂寞的。但他是圣洁的、高贵的，也是傲岸的。长诗《离骚》正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人格美的崇高典型形象。“余读《离骚》……悲其志”，“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刘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对于屈原《离骚》一诗所具有的崇高美这一特色，古今人正有着不二之词，同一感受。
其次，慷慨激昂的悲壮之美，是长诗《离骚》的另一鲜明美学特色。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既有“存君兴国”之志，又有治国理乱之能。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胸怀“美政”理想，企图改善楚国的处境，振国兴邦。但却为黑暗势力所围困，从而引发出悲剧性的冲突。而最为感人的是，屈原始终是自己悲剧命运的自觉承担者。所谓自觉地承担，是指他对坚持斗争下去的个人后果本有足够的估计，但他义无反顾，仍去自觉承担：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明知坚持下去会惨遭不幸，但他为了深刻的原则性，仍然选择了斗争以及把斗争坚持到底的道路，从而忍受了极大痛苦，罹得了人生的极大悲剧。“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车尔尼雪夫斯基)。诗人屈原高标着“美政”的理想，怀着“九死不悔”的壮烈献身精神，经受着严酷的政治斗争和自我斗争的磨练。屈原的一生是极其不幸的，他蒙冤受屈，赴告无门，而最终以自沉结束了生命。但洋溢在长诗《离骚》中的整个感情却不是悲观，甚至也不单纯是悲哀。它表现的是正义压倒邪恶，庄严压倒恐怖，美压倒丑;它所表现的是“伏清白以死直”，“九死而不悔”的刚毅不屈精神;是探索，是苦苦地追求。我们读着《离骚》中那些发自肺腑的昂扬诗句，就会感受到一股不能自已的激越、崇高的感情和悲壮的英雄气概，这也正是长诗《离骚》的又一鲜明的美学特征。
与长诗《离骚》上述美学特征相联系的，是它的高超的、独创性的艺术表现手段。诗人艾青在其《诗论》中说：“一首诗必须具有一种造型美，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长诗《离骚》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手段来完成其抒情主体的造型美和雕塑出一颗美的心灵的呢?诗人把炽烈的感情与奇丽的超现实想像相结合，把对现实的批判与历史的反思相结合，熔宇宙大自然、社会现实、人生经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一炉，结构出一个无比恢宏壮丽的抒情体系，这是诗人屈原在中国诗史上的奇异贡献，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园地的伟大开拓。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把它与古老的“诗三百篇”相比较，并对于它的特点与贡献做了这样的评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甚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屈原的创作，特别是长诗《离骚》为我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成为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典范。
这是就长诗《离骚》总的创作方法和宏观结构而言的。而就其诸多的具体表现手法来看，长诗《离骚》也有着多方面的新颖创造。如他发展了《诗经》以来的“比兴之义”，以香花美草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情志节操的象征，令读者如睹其崇高圣洁之姿，如闻其道德之芳香。长诗《离骚》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但诗人却不时借用男女情爱的心理来表达自己的希望与失望，坚贞与被嫉，苦恋与追求。屈原的悲剧是政治悲剧，但他对君国的忠诚哀怨眷恋之情，用爱情来比喻，用爱情心理来刻画，就更为曲折尽致，深微动人。诗人抓住香花异草、佳木美林、男女情爱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美学内涵，来美化抒情主体的形象和性格，从而也使全诗的风格更为绚美奇丽，光彩照人了。
《离骚》是一篇卓绝古今、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是屈原自叙生平的抒情诗。
《离骚》自始至终奔涌着火山爆发般的激情。诗中表现了主人公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及做出的巨大牺牲，表现了主人公与环境的尖锐冲突以及他内心的剧烈冲突。全诗带有浓厚的悲剧性，具有崇高的美学风格。
一、情感源自“怨”
司马迁说过：“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怨”是屈原创作《离骚》的感情动力，也是《离骚》丰富的情感内容的核心。郭沫若称《离骚》为“以烦恼为主题的一部回旋曲。”《离骚》是诗人蕴含着满腔爱国激情，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首忧伤怨愤之歌，忠怨之情和爱国精神是其主线。“怨”字凝结了《离骚》永恒的、普遍的魅力。
二、情感脉络结构
《离骚》所表现的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湍流，它把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现实过程的叙述与心灵历程的再现，处处表现出现实生活的矛盾和诗人情感的辩证活动，从而构成一个庞大而有序的逻辑结构。
全诗隐伏着两条基本线索：
一为现实的矛盾斗争的过程；
二为心灵的辩证运动的历程。
前者为副线，后者为主线。
现实过程几乎概括了诗人的一生：出身、少年时代的学习、修养和抱负以及后来所遇到的各种挫折，最后选定以死向现实抗议的结局。心灵的历程再现了诗人复杂的感情冲突，经历了几个情感的波折，最后形成感情的瀑布和旋涡。即：满怀热情――失望痛苦――彷徨往复――绝望决裂。
在现实过程的叙述中，诗人的“自我”面对着三种基本的矛盾冲突：
第一，是“致君尧舜”的努力与昏聩楚王的“不察”和排斥的矛盾；
第二，是正道直行与党人的谗佞的对立；
第三，是独立不迁与众芳变质的对立。
在心灵历程的表现中，诗人的“自我”也面对着三种基本的矛盾冲突：
第一，是忠君与罪君的内心冲突；
第二，是矢志与随俗的内心冲突；
第三，是恋国与去国的内心冲突。
这两类矛盾冲突的线索交织一起，相辅相成，形成全诗的感情中线。沿着这条情感中线，各种现实矛盾和内心冲突渐次展开，诗人的“自我形象”也逐渐显露和完成。
三、意象选择表现情感
《离骚》的意象是绚烂多姿、极其丰富的，包含着三大意象群：
第一，是人事的意象群；
第二，是花草禽鸟的意象群；
第三，是神仙传说的意象群。
而每一个意象群都可以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组。这三个意象群的矛盾性，暗示着诗人的情感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离骚》的人事意象群构成现实世界，它是诗人生命痛苦的土壤。花草禽鸟的意象群构成象征的世界，它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神仙传说的意象群构成超现实的世界，它是诗人企图超世拔俗、迈向真、善、美境界的幻象。总之，《离骚》的意象都是诗人苦难灵魂的客观化。来源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感受。
四、抒情手段
第一，《离骚》的情感表现采用了统一的哭诉的语调。诗人好像是面对着亲人、朋友和知音，面对着公正无私的宇宙诉说着他的不幸、痛苦、忧怨和不平。这种哭诉求援的语调贯穿诗的始终，未曾中断或转移。大大增强情绪的感染力。
第二，抒情中间夹杂着行动和对话的描写，使抒情过程形成情节性的变化。全诗在抒情的过程中，描写了一次对话，即女须的责备与诗人向舜帝的陈诉。两次问卜：第一次“命灵氛为余占卜”，灵氛劝他远行；第二次是向巫咸问卜“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巫咸也劝其去国寻求同道以施展抱负。同时描写了诗人的三次飞行。是诗人潜意识中逃逸意向的表现，也就是诗人内心矛盾的反映。诗人通过外在的、有形的情节性描写表现出来，使全诗的情感内容念蓄蕴藉，富有情味。
第三，《离骚》的抒情还具有内在的情感结构。其特点是汹涌澎湃而又回旋往复，围绕着忠贞与谗佞的现实冲突；围绕着离开故国另求贤主的意向与怀恋故都的爱国情热的矛盾冲突展开。情感矛盾逐步加剧。最后情感冲突达到高潮时，形成情感的.瀑布，把诗人抛入绝望和死亡的深渊。情感的发展是以希望开始，以失望告终。希望与失望交替往复，使读者感到既波澜壮阔而又深邃莫测。诗人总是在反复诉说着、分辩着、表白着，生动表现出愁肠百结、欲言难尽的痛苦心态，给人以强烈的情感撞击。
第四，《离骚》的情感表现深刻。抒情主人公一方面在埋怨“荃不察余之中情”，另一方面却又忍不住要劝谏，并指天誓日地表白“夫唯灵修之故也”；一方面他明明看到祖国毫无前途，发出“何怀乎故都”的感慨，但另一方面，他却死也不肯离开祖国。总之，几乎在每一小段，甚至每一小节中，都包含着两种感情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无始无终，到最后仍然得不到解决，所以，用自杀来摆脱这一矛盾。
在诗人情感的辩证运动的过程中，诗人的“美政”目标的实现性逐渐减弱，而“国无人莫我知”的寂寞感、失望情绪以及“从彭咸之所居”的死亡观念逐渐增强，因而抒情主人公以身殉国是必然的。
五、以自我形象抒发其抒情形象
《离骚》的不朽，更重要的在于《离骚》所蕴藏的人性美、人情美。各种艺术美的因素，都导向一个目标，即塑造《离骚》的自我形象。
从思想性质看，《离骚》所塑造的诗人的自我形象是一个以“美政”为目标的有抱负、有作为的爱国政治家的形象。
从人格特征来看，《离骚》所塑造的诗人的自我形象是封建时代一个节操高尚的士人形象。他品行高洁，具有超世拔俗的素质，能正道直行；对楚国的君王怀着一片赤心，为国家竭忠尽智；为实现理想而四处奔波，虽罹患而百折不挠。表现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精神。《离骚》自我形象的最主要的人格特征，可以用“诚”、“气”、“节”三个字来概括。“诚”就是真诚、忠贞，不计个人得失，不顾遭遇悲惨，置生死于度外；“气”就是进取、追求，有着强烈的、不可遏止的对于理想的求索精神；“节”就是独立、坚定爱国节操，决不向恶势力屈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决不妥协投降，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
从情感基调看。《离骚》所塑造的自我形象是一个苦恋着祖国的时代弃儿的形象。一是忠贞遭弃、壮志难酬的痛苦；二是上下求索、彷徨歧路的迷惘；三是报国无门、但仍忠于祖国，宁死也不离开故土的苦恋。他是一个痛苦的时代弃儿，全诗彻头彻尾贯穿着深沉而又强烈的历史性悲剧情调。
《离骚》的哀怨之中包含着壮烈。且不说它的规模、境界和气势十分壮阔，给诗中的哀怨之情形成一个吞纳宇宙的构架，而且处处流贯着一种“浩然之气”，一种为真理、为理想而斗争的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胸襟情怀，一种为真理而献身的壮烈的激情。因此，它不仅给人以哀怨悱恻的美，而且给人崇高的悲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