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一片落叶，轻放于河面，
任由它随波飘荡，
沉沉浮浮终有它的安栖之处。
携一段过往，永驻在心里，
不管它喜怒哀伤，
事事非非总有它的独特念想。
生命如此的'短暂却必有属于你的辉煌，
人生并不会完美又何必去管他人目光，
看淡于人生适应着生活，
其实并不矛盾这原本就是黑白相融的世界，
眼中那五彩缤纷的绚烂，
何曾不是我们的梦想，
只因为多了这些色彩，
生活才会变得多姿多样，
心若是累了要学会去释放，
折一只纸船，抑或拿一个空瓶，
载着你心中满满的话儿，
飘向远方或许水儿会帮你将它埋葬。
心若是苦了要学会去坚强，
凋零的花朵还有那枯萎的落叶，
只过了秋冬便被季节将它遗忘，
但待到来年，
就又是一片昂然的碧绿和朵朵骄艳亭亭玉立着，
心若是高兴了要学会去分享，
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
用最简单的加法传递着欢乐和幸福，
此刻你将会感受到，
你的心并不孤单，
因为这世界有着你，我，他，
总有一个人会在心里牵挂着你这就够了。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是李白的《静夜思》。此诗生动形象，情真意挚，意境新奇，是中国思乡诗的代表，被誉为一首“无比精粹而不失伟大的东方乡情曲”⑴，它创造了在中国诗歌中独树一帜的新“月象”──“思乡的明月”。
一、中国诗歌的原初“月象”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月和梅、兰、竹、菊等都是富有丰富内蕴的意象。那么，月为什么能成为一大意象呢?它的原初形象和在诗中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探讨这些问题，是对李白“思乡的明月”的意象进行分析的前提条件。
1、明月的语言形象
诗歌是靠意象说话的，诗歌的语言就是意象的语言。意象作为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作用十分关键，而作为意象物质外壳的语言形象对于诗歌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今人陈植锷在《诗歌意象论》中指出，“一首诗歌艺术性的高低，取决于语言意象化的程度如何。”月作为一种自古有之而为人熟悉的自然景物，常能通过视觉冲击引起人们的微妙感觉，上升为一种特定的情绪，直至成为某种意象，从而阐释、实现“言外之意”的深层内涵。正是因为明月具有这鲜明丰富的语言形象，李白、杜甫、王昌龄、李商隐、孟浩然……常是一卷在手，沐一身月辉，纳一空月光，抒胸中浊气、释天地愁绪，不断赋予其不同的内蕴，造就了月在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中的显赫地位。
2、“月象”的原初形态
月亮在古代就成为先人崇拜的对象。据考古研究表明，我国在商周时就有了对于月亮的崇拜。至秦汉以后，民间拜月己成为风俗，显著地表现在每年的中秋节。另外，由于月亮有阴晴圆缺和月食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想象，制造了“天狗吃月”等传说，又因月中有模糊图像且有所变化，人们将月亮进一步神化，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树”、“月中玉兔”、“月中蟾蜍”等等。这些神话反映了古人对月亮的崇拜和赞美，在民间一代代地流传下来。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月亮出现在夜晚，晶莹澄澈，且与太阳相比属阴，传说中的月神总是作为一个完美而又纯洁、具有万般柔情的女子形象出现，寄托了人们对母性的向往与怀念。
先秦故人曾通过“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诗经·月出》)分别发出了“劳心悄兮，劳心骚兮，劳心惨兮”(《诗经·月出》)之叹，“僧敲月下门”的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明月何皎皎》以“明月”演义出一代复一代骚客才子的怨夫思妇之作。而“披月踌躇”、“揽月自赏”、“望月凝思”、“抚月痴想”等从古籍古典中衍生演化出来的词语成语，莫不流淌着中国古人一分难释的生命情怀⑵。当然，月有升落，月有圆缺，月有隐现，因而月也有了生命的诞殒、时间的飞逝和人生悲欢离合的意蕴。如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这一系列的传统历史文化积淀在李白心里，成为诗人李白迷恋月亮的文化底蕴。所以，当他失意、落寞时，明月成了他的精神家园，诗人与月的对话由此开始。诗人常通过诘问月亮以述人事，达到对人生、社会、宇宙的透悟。
3、古诗中明月的表现形式
在古诗中，对明月的表现形式大多采用比喻手法。如以霜雪喻月光，就是古典诗歌中所经常看到的。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中就有“夜月似秋霜”之句;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用“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月光，给人以立体感。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出现在诗中的。然而，李白《静夜思》中的──“疑是地上霜”，却是叙述，非摹形拟象的状物之辞，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错觉。正是这一错觉，让李白创造了“思乡的明月”(具体分析于后)。
二、李白“月象”的丰富内蕴
作为天才诗人──李白“完成了月亮由自然客体向人格意志的转变，使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月亮主题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⑶。李白的月亮世界，蕴藏着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深刻的哲理精神，体现了诗人对于理想和光明的追求。正如陶渊明的“菊”、陆游的“梅”一样，李白的“月”成了诗人理想的化身。
1、李白明月意象的内蕴
李白是伟大的诗仙，更是伟大的月光诗仙。据学者统计，李白作诗1059篇，其中341篇提到月，也就是说，李白每写三首诗，笔触就要融入月的意象。可见，李白对月的热爱，甚至“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唐·王定保《摭言》)。月在李白笔下变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富有了丰富而神奇的内蕴。一是表达豪迈洒脱的性格。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二是表现清高皎洁的品质。如《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三是象征纯洁高尚的友谊。在《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李白对遭贬的友人王昌龄寄予无限关切与同情：“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四是昭示哲学意义的智思。如对月本源的思考，“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对时间和历史的探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亦如此。”(《把酒问月》)五是表达哀怨愁思的情绪。如描写孤独的“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描写闺怨的“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长相思》);描写乡愁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特别是李白望月思乡在其诗中、在中国诗歌中独树一帜。
2、“思乡的明月”的雏形
公元725年，时年廿五的李白辞亲远游，初离蜀地，写下了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这首诗的中心意象是“峨眉月”。峨眉是蜀中名山，而诗人从小生活在四川，他出蜀前的大部分时光就在四川隐居或漫游。可见，四川是诗人的故乡，初次离乡的李白难免心生离愁别绪，挂念家乡之事。因此，李白在借峨眉月抒写离愁时，不自觉地融进了丝丝乡情。正可谓，“峨眉山月”在“离愁”中掺入了“乡愁”的因素⑷，这就是“思乡的明月”的雏形。初孕思乡之情的“峨眉月”，注定要为李白在《静夜思》的人与月的瞬间精神遇合中提供“妙缘”，为“思乡的明月”意象的形成做足准备。
三、《静夜思》的明月意象
《静夜思》是一首即景思乡之作，也写月。可是与诗人的同类作品相比，却别具一格：诗人把天上“月象”同自己的思乡之意有机融合，借明月抒写故乡之情，创造了“思乡的明月”。这是李白伟大的独创，开创了一大新新“月象”。
1、《静夜思》意境交融的形式
在中国诗歌中，意(作者主观的情意)与境(客观的物境)的交融有三种形式。一为移情入境;二为体贴物境，物我情融;三为情随境生⑸。何谓“情随境生”?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就是说，诗人起先并没有自觉的情意念，生活中遇到某种物境，忽而有所悟，思绪满怀，于是借着对景物的描写，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出来，达到意与境的交融。如此看来，李白的《静夜思》就是即景之作，它的意与境的交融形式就是“情随境生”。
2、《静夜思》的背景
李白的诗歌，向来以感情强烈为特征，《静夜思》却显得情趣迥异。这表明了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可能与诗人特定时期的生活境况有关。为此，要准确分析《静夜思》的意境交融过程，亦即“思乡的明月”的产生过程，还需要对其创作背景有所了解。但由于《静夜思》的内容过于单纯，古今研究李白诗歌的专家学者，都很难确切断定它作于何时何地。就李白其人来看，由于他天性旷达，一生极少思乡之作，只有在青年时代出蜀之时，以及临到迟暮之年，才有可能在诗中出现故乡之思。根据李白出蜀后的事迹，他二十五岁出蜀，二十七岁前后与故相许圉师的孙女完婚，在安陆白兆山桃花岩渡过几年幸福而平静的岁月。其时，诗人虽生活安定，心境恬适，但出蜀已久，难免心生乡愁。《静夜思》抑或就是作于此时。
3、《静夜思》的构思──“思乡的明月”的形成过程
对一个客居它乡已久的人来说，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更何况是明月之夜。面对明月如霜的秋月，孤身远客的李白，旅思愁怀不禁被触动，那心中积蓄已久的寂寞之感、思乡之情自溢而出。这个自溢，经过了“疑”──“(举头)望”──“(低头)思”的过程，形象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活动，简洁地勾勒出了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清冷的秋夜，寂寥的庭院，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射到床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乍一看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产生了错觉，将地上的月光看成冷冷的白霜;可是再定神一看，四周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雪而是月色。抬头一望，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天空是如此的明净!这时，诗人完全清醒了：“举头”望见了“明月”──那同照故乡的明月，随即产生无限遐想，想到了家里的亲人，想到了故乡的一切。面对空徒的四壁，长期客居异乡，没有知音的李白难以入眠，夜不成寐，呆呆地低头痴望着床前的“白霜”，更感寂寞无奈，思乡之情越聚越烈，势不能遏。这样，就有了诗人情感的最高流露──“低头思故乡”。这是诗人寂寞愁绪的集晶，是全诗的点睛揭题之笔，并将思乡之情反染于全诗的每字每句。至此，诗人完成了诗歌构思的初始阶段──意境交融过程，“思乡的明月”意象也诞生出世。
四、诗歌之巅的新“月象”──“思乡的明月”
陆机在《文赋》中说：“道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凛凛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钟嵘在《诗品序》中又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些都是强调自然的因素对诗文创作的诱发，突出了“物”和“心”的关系，没有“物”的 “动”和“感”，“心”就不会有“悲喜”和“摇荡”。也就是说，如果李白没有思乡之情，没有身处那明月朗朗的寂寞之夜，没有为所见之景而感动，或没有加以捕捉，造成诗之情于景的“契合”，也许我们这些后人就见不到这轮挂在诗歌之巅的“思乡的明月”了。但庆幸的是，李白用它敏锐的眼光捕住了这个明月之景，道出了常人常言而未曾道出的'景致，为中国诗歌的“月象”增添了一轮意蕴崭新的“思乡的明月”。
1、“思乡的明月”的艺术感染力
曾有人作过调查，结果表明李白的《静夜思》排列中国人最熟悉的十大古典诗歌之首。那么，“思乡的明月”为何能为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所理解、接受、喜爱呢?这都缘于“思乡的明月”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及其感染作用的广泛性。
一是“思乡的明月”的环境和过程能知常感。《静夜思》所描写的月夜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遇到的普普通通的月夜，在这月夜里，离家在外的人，仰望明月，思绪飞越空间、飞越时间，想起同在这一轮明月照耀下的故乡，想起在故乡明月下经历过的生活情景，不禁从心头升起一缕乡思。这样一个明月引动乡思的过程，不但容易理解，而且都有体验，这就是“思乡的明月”能为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前提条件。
二是“思乡的明月”的乡情明而不尽。当李白在静夜里对月思乡的时候，他的乡情一定有这样那样的具体内容。然而，诗人所思的内容在诗中没有反映出来，只是点出“思故乡”。就如沈德潜所评：“旅中情思，虽说明却不说尽。”正是因为诗人没有把他的乡思说尽，诗歌才给读者留下了自由想象的充分余地。不同的人，尽可以用自己不同的生活体验去填充它，使之具体化。如此，“思乡的明月”在广大读者中获得了广泛的适应性。
三是“思乡的明月”的乡情清淡平凡。李白的《静夜思》看不到古诗中常见的那种游子思乡怀亲的悲愁与痛苦，连最起码的孤寂和凄清之感，都淡得不为人觉察。正如清人徐增评：“因疑则望，因望则思，并无他念，真静夜思也。”然而，正是这一点，它与普通人们的感情活动相互合拍了。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总是处在正常的境遇中，其感情活动并不是强烈的冲动，多半都带着轻柔、温和的调子。这就是《静夜思》能引起人们普遍共鸣的客观感情基础⑹。因而，“思乡的明月”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喜爱。
2、“思乡的明月”的后世影响力
自李白在《静夜思》中首创了“思乡的明月”后，月亮便与思乡结缘，望月怀乡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共有的心理情结，古诗中的月亮大都成了思乡的代名词。就李白而言，还有《关山月》中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描写了塞外征人的见月思乡之情。甚者，李白直抒“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自梁园至敬亭山见会公》)就其它诗人而言，古代的有，杜甫《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王建《十五夜望寄杜郎中》：“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白居易《望月有感》：“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王昌龄《李昌曹宅夜饮》：“欲问吴江别来意，青山明月梦中看。”现代的有，席慕容《乡愁》：“故乡的歌 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 响起”，等等。时过千载的今天，“思乡的明月”仍然引起巨大的回响。可以说，“思乡的明月”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元素，嵌入到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必将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动与静
——《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与表达》之三 中国古典诗词中有的动态感特别强，有的诗人或读者也特别欣赏这种动态感，例如杜甫，就常用动态感来称赞他所喜爱的诗篇，如称赞岑参的诗作是“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夜听许十一诵诗是“精微穿溟涬，飞动摧霹雳”；称赞李白的诗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至于自己追求的诗歌境界也是“毫毛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赠郑谏议》）。老子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既然有动态，也就有静态；既然有人喜欢动态美，也就有人喜欢静态美。王籍笔下的若耶溪，王维诗中的鸟鸣涧，孟浩然吟哦中的鹿门渡口，那隐没的斜阳、栖息的夜鸟、睡去的青山、闪烁的渔火，都给人一种静谧、安详的美感。但是，中国古典诗人在向人们展示这种美感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以动写动、以静写静，而是化静为动，或是以动衬静。
一、以动衬静
所谓以动衬静即是在诗词中以富有动感的表情动作或声响，来反衬周围环境的静谧或心情的寂寞。动静的相衬和相承，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人们悲伤到极点，往往会大笑；高兴到极点，往往会哭泣，杜甫的“剑外或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如此。同样的，午夜传来“嘀嗒、嘀嗒”单调的钟摆声，或是一阵阵鼾声，会使午夜显得更为寂静；炮击声突然停息，阵地上死一般的寂静，意味着一场人仰马翻的大搏杀即将开始。中国古代诗人很懂得这个原理，并把它运用到诗词创作中去，如王籍的《入若耶溪》
艅艎何泛泛，云水共悠悠。
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王籍，字文海，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出生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他广学博涉，富有才气。初仕齐，后仕梁。王籍颇有六朝名士风度，喜欢游山玩水，据《梁书·文学传》记载：“籍除轻车湘东王谘议参军，随府会稽。郡境有云门天柱山，籍尝游之，或累月不反。至若耶溪，赋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以为文外独绝。”。史称王籍有文集10卷，但存留下来的只有两首诗，其中就有这首《入若耶溪》，可见此诗的知名度。若耶溪在浙江绍兴市东南，发源于距城约40里的若耶山，向北流入鉴湖。沿途有支溪36条，两岸丰林茂竹，峰峦叠翠，秀美而幽深，是风景绝佳之处。王籍的这首诗就是描绘在若耶溪上游览的感受，由于山水之美而动归隐之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两句，其手法就是“以动衬静”。诗人为了表现密林的静谧和山体的幽深，用了两个极富动感的音响效果：蝉噪和鸟鸣。一遍蝉噪再加上鸟儿不停鸣叫，似乎是个喧闹的世界。但如细加揣摩，这正说明若耶溪周围的幽深和静谧。凡是有点生活常识的都知道，蝉若叫个不停（噪叫），有两个前提：一是天气燥热，而是无人经过。前者不仅点明季节，也暗示其幽深是避暑的好去处；后者更是点明静谧，无人经过故蝉噪不停。至于突出鸟鸣，除进一步强调此处寂静无人,鸟儿不受惊扰，自在鸣叫外，也突出了山体幽深，人迹罕至。因为只有林“静”、山“幽”，才会只有“蝉噪”、“鸟鸣”。除此之外，从整个诗境来看，这两句也很好地表达了诗人融入大自然的身心感受，为结句“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做好了铺垫。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诗一直受到后人的追捧，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王世贞《艺苑卮言》、《梁书·王籍传》对这两句皆大加称赞，称为“文外独绝”。当然，也有人对这种动与静的辩证法不甚理解，将此改为“一鸟不鸣山更幽”。究竟是“鸟鸣山更幽”还是“一鸟不鸣山更幽”，我想这个结论是不难得出的。
王维《辋川集》中有一名篇《鹿砦》，描绘他隐居之地空山深林幽寂的景色，反映他此时空无寂灭的心态，亦是采取“以动衬静”的手法：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诗人着意表现空山的寂静，但并非一味地去写死寂，也没有像王籍《入若耶溪》那样用蝉噪鸟鸣来反衬，而是用“人语响”来反衬，这确实不同凡响。因为从常识来说，有“人语响”的地方就不会是死寂，怎么会用此来表现寂灭呢？这正大家与常人的区别。因为“人语响”似乎是破“寂”，但实际上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响”来反衬出整体的长久的空寂。空谷足音，愈显出空谷之空。试想一下：等这阵“人语”过后，空山不是要陷入更加空旷寂灭之中吗？更何况，我们并没有看到人影，只是听到偶尔传来的人声，这更给人一种空无之感。这就同他在另一名篇《山居秋暝》中“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等句采取的手法相似。诗人意在表现一个山村秋日傍晚的清幽寂静，偏偏用浣女的喧哗和渔舟的归来这些声响和动态来反衬。但是，又不让我们直接听到姑娘们的笑闹声，而是隔着竹林，让声音透过秘密的竹林传过来；也不让我们看到划过来的渔船，而是让我们通过莲叶的摇动感觉到，这不但减弱了声音的强度和动作的幅度，而且透过竹林和莲叶，画面更为清幽淡雅。王维是南宗画派的大师，苏轼也曾称赞王维“诗中有画”，这幅《山居秋暝》图可作见证。同样的，如果说《鹿砦》的前两句是以动衬静的话，后两句“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也是运用绘画原理的杰作，这个原理就是“以明衬暗”。写一处幽暗，通常是强调不见阳光，甚至夸张为“伸手不见五指”。王维毕竟不同于常人，他凭着画家对色彩和光线的特有敏感着意在画面上安排了阳光，让它透过树林照到地上。乍看起来，这一缕阳光给幽暗的密林带来了亮色，给阴冷的青苔带来一丝暖意，甚至给幽寂的鹿砦带来一线生机。但如细加体味，就会感到无论是作者的主观意图，或是作品的客观效果都与此相反。因为一味的幽暗反倒使人不觉其幽暗，有一丝光线作为反衬，倒更能显出周边的幽暗。设想一下，当一抹余晖透过斑驳的树影映照在幽暗的青苔上时，那一小片微弱的光影与周围的幽暗会形成更为强烈的对比，使深林的幽暗更加明显。更何况，这是“返影”——即将落山的太阳，光线不仅微弱而且短暂。再推想一下，一旦这个“返影”从天空消逝后，整个深林不将陷入更加漫长的幽暗之中了吗！
必须指出，王维作为一位绘画和音乐大师，他对动静和明暗高妙的处理手法在其诗作中比比皆是。同为辋川集中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籍无人，纷纷开且落”；《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等等，皆是采取类似的手法。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是篇颇富诗意的散文，在突出作者被贬之地小石潭的清幽时，同样采用了这种手法，如描写游鱼这一段：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而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皆若空游无所依”是突出小石潭的洁净，连潭中的鱼皆可数出“百许头”，更见潭水的清澈。作者是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的，作者一片为国热情落得个被贬荒州的下场，心中充满悲愤是可以理解的。诗人在《小石潭记》中，就是要通过潭水的洁净来暗示自己高洁的人品，用小石潭周围的幽寂来衬托自己身处荒州的悲愤。作者在突显小石潭周围的幽寂时，用的同样是以动衬静的手法：作者着意描绘游鱼在潭中种种形态，一会儿是“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一会儿是“俶而远逝，往来翕忽”。无论是“怡然不动”或是“往来翕忽”都有一个前提：此处寂然无人，游鱼不受打扰，所以这个“动”正是反衬“静”，从而突出身处荒州无所作为的悲愤之情。
二、化静为动
与“以动衬静”相反，化静为动是通过人物语言动作或将无生命的物件生命化、动态化，刻意将静态的形象化为生动的场景，让人留下人物性格、形象或客观景物方面深刻的印象。在表述方式上，多采用描写和夸张而尽量避免叙述性或说明性的文字，如杜甫的.《少年行》：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街下马坐人床。
不通姓氏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为了表现一位少年粗犷豪放的性格特征，诗人采用三个动态感异常强烈的语言动作：一是“下马坐人床”。翻身下马，这是个矫健的动作，也不与主人打招呼就到人家中大模大样地坐下，这就显得粗豪不懂礼仪了，（这里的“床”指“胡床”，低矮宽大，类似今日的沙发），二是写语言——“不通姓氏”，既是补充交代上句的动作，也是诗人对此举的评论；第三句“指点银瓶索酒尝”又是个动态描绘，是对“粗豪甚”的进一步补充形容。描写人物，可以静态的叙述，也可以动态的描绘。杜甫在此完全采用动态手法来完成静态写生，通过动态感极强的语言和动作，将一个大大咧咧、不懂礼仪的少年粗豪性格特征刻画的活灵活现。杜甫还有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被杜诗研究者称为“生平第一首快诗”的诗作，写于唐德宗广德元年（763）春天。在此之前，郭子仪等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个大胜仗，安史叛军的头目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即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安史叛军的老巢蓟北（今河北东北部一带）被唐军收复。其时，杜甫率全家正漂流在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因战乱离开故乡已经八年多了。这个消息给爱国的诗人带来意外的惊喜，也带来返回故乡的希望，兴奋之中写下这首生平第一快诗。诗中从表情——“涕泪满衣裳”到动作：“漫卷诗书”、“放歌”、“纵酒”；从现实到遐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无不充满喜悦之情，无不呈现动态感。所以诗论家感叹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留注而曲折尽情”（王嗣爽《杜臆》）
说到化动为静，运用得最出色的还是中唐诗人李贺，这位仅活了25岁的天才诗人，不仅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来化静为动，甚至连诗歌的节奏意象都呈跳跃式，如这首《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关于此诗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敌兵压境，雁门太守坚守危城；有人说是雁门太守率兵平定藩镇；有人说是官军围城，有人说是驰援奇袭；有人说是描述战斗过程，有人说是描绘激战情状。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歧义，主要就是由于它才采用跳跃式结构：几乎每句就是一个片段、一个场面，而且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也无叙述类的过度。有的批评家将此解释为西方印象派的写法，有的批评家则为此取了个中国特色名字——“印象连缀方式”。无论何种名称，其主要特色就是画面之间的跳跃，结构上极富动态感，强调片段的视觉印象。再加上画面色彩极为浓重——“黑云”、“金鳞”、“燕脂”、“夜紫”、“红旗”、“霜重”，这就给读者留下更深的视觉印象。
李贺不愧为一个“鬼才”，他不但写人能化静为动，极富动态感，就是写鬼、写神也是如此，熟悉中国古典诗词的人一定会知道他的那首《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李贺虽是唐王室的宗支，但家道早已中落。他虽夙有大志，但因避父亲名讳，无法参加进士考试，断了仕进之路。只是靠宗亲关系，才得到奉礼郎这个管理宗庙祭祀的从九品的卑微职务，以此来养家活口。与“少年心事当拏云”的壮志相比，内心的痛苦和委屈是自不待言的。到二十三岁时，就连这点与朝廷的联系也要失去。据朱自清在《李贺年谱》中推测：此诗约写于元和八年（813），是李贺因病辞去奉礼郎职务，由长安返回洛阳时所作。诗人借当年金铜仙人不愿离开长安宗庙而赴洛阳的传说，来表现自己这位“宗子”的去国之悲。诗的主调低沉忧伤，诗的色彩灰暗幽冷，但诗中却充满动态感，诗人以化静为动的手法，来表现自己“宗子去国”的悲愤以及内心的躁动不安。这在环境的描绘、人物形象勾勒和内心世界的刻画上无不表现出来。汉武帝求长生，一直是李贺嘲弄的对象，“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 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马诗》）；“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苦昼短》）。但在这首诗中，虽然仍在嘲弄这位求长生的君主只不过像秋风之中的匆匆过客，但却是个躁动不安的灵魂：白天看来。茂陵和其它的荒冢一样悄然无声，但一到夜晚，却战马嘶鸣，载着这位一代英杰在咆哮，在追寻。“夜闻马嘶晓无迹”虽仅仅七字，由于充满强烈的动态感，将汉武帝这个已经逝去的英魂从内心到外在动作都刻画的栩栩如生。金铜仙人的形象更是充满动态感。据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说：“帝（指魏明帝，引者注）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即铜人）或泣，因留霸城”。李贺故意隐去金铜仙人因过重不便迁徙而留在霸城这段史实，想象他离开故国前往洛阳一路上的情形：“魏官牵车指千里”是强调离开故国的被迫和无奈，“东关酸风射眸子”是道出内心的悲凉和凄婉。“酸风”不仅是形容关东霜风凄紧，让铜人眼睛发酸，也暗含内心凄楚之意。诗人不仅用“酸风”和“射”这两个动态感异常强烈的词汇来化静为动，而且用拟人手法让无生命的铜人带有人的感受和心理，让画面和内涵都富有动态感。另外，诗人在描绘之中还不断地变换角度：“魏官牵车指千里”是写客体，突出铜人东迁的被迫和无奈；“空将汉月出宫门”则转写主体，突出故国的荒凉和空无，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已逝去，这是想象之中铜人对故国的感受，也是诗人这位宗子去国时的感受；用“铅水”来表现内心的沉重和对君主的深刻思念，恐怕只有这位“诗鬼”才能想象得出。泪水像铅水一样匝地有声，就不止是有动作而且有声响了。这种动态感，也不仅表现在武帝的行迹、铜人的表情和心理，还反映在诗人对铜人被迁洛阳一路上环境的描绘上。“衰兰送客”意在表现环境的凄婉和忧伤，“月荒凉”更给人天荒地老的亘古感受，“渭城已远波声小”更是用距离和声音给人渐行渐远的视觉和听觉感受，这都是化静为动手法的运用。
《金铜仙人辞汉歌》写的是神，他的另一首诗《苏小小墓》表现的却是鬼，这首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经典同样采用了化静为动的手法：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诗中的兰花在哭泣，蜡烛发出幽冷的寒光，风吹着秋雨洒遍西陵，不仅富有动态感，而且将无生命的自然改造成富有人的情感和生命：风作衣裳，水为佩玉，油壁车更是朝夕相伴，让苏小小这位才女的冤魂以风为衣、以水为佩，乘着油壁车、驾着青骢马，在风雨的陪伴下，在西陵下的松林里、草茵上来回游荡，倾诉作自己一生的哀怨和不平。只要比较一下南朝乐府中同题材的《苏小小歌》，我们就会感受到李贺笔下的这首诗作想象力何等丰富，动态感何等强烈：
我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这首南朝乐府中并无环境描摹和象征着死亡的种种物象，西陵下的凄风苦雨、如啼眼的幽兰和不堪剪的烟花，以及鬼物象征的“冷翠烛”都是李贺的进一步想象并加以动画，“西陵松柏下”也细化为“草如茵，松如盖”，“我乘油壁车”之外又增加了“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等准备赴约的动态情节。
三、化静为动的手法
1、人物的神情、动作可以化静为动。
以上举了不少这方面的诗例，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李贺的《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苏小小墓》等。下面这首王维《少年行》也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杨边。
?诗人咏歌的是京城少年游侠的讲义气、重然诺，但没有像李白《侠客行》中“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那样通过夸张式的语言来表现，也没有像曹植《白马篇》那样让其置身于为国舍家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来实现，而是选取一个日常生活常有的饮酒小镜头，通过一个“系马高楼垂杨边”的动态感极强的、豪放又粗犷的动作来暗示其重义疏财的侠义性格，以及借酒使气、轻生报国等少年侠客的心性。
2、无生命的景物、事物也可以赋予生命、精神，变得气势飞动，富有动态感和生命力。
曹操的《观沧海》可以说是极为典型的一例：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是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东征乌桓时途径碣石山，登山观海所作的一首大海咏歌，也是中国诗史上最早的一首山水诗佳作。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它在中国山水诗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要强调的是：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千古传诵的乐章，与它化静为动的表现手法关系极大：一般来说，咏歌大海或是赞颂其辽阔浩瀚，或是用来比拟人的志向和胸怀，像《观沧海》这样，让无生命的大海充满生命的律动，孕育着万物，吞吐着日月，确是少见。更何况，诗人登临的是秋天的大海，“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零落而为秋”（宋玉《秋声赋》）。但诗中却毫无衰惫之气，也没有伤秋、悲秋之感。海面是“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是“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之下是“洪波涌起”——这是个生机勃勃的大海，是个澹宕又极富爆发力的大海。这显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景象，而是经过改造，是诗人想象中的大海。或者说，是诗人人生志向的表达，是诗人人生追求的体现。我们从中得到的领悟，所受到的感奋，与诗人化静为动的手法，将无生命的大海充满勃勃生机、跳跃着生命的律动不无关系！
其实，在中国诗歌长河中，懂得这一奥妙的不止是曹操，大凡写江湖河海声名鹊起者，都与动态的描述、化静为动有关。如张若虚写江：“春江潮水连海平，海水明月共潮生”（《春江花月夜》）；李白写河：“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公无渡河》）；孟浩然描绘洞庭湖：“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宋之问写海：“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灵隐寺》），如此种种，无不以动态感取胜。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洞庭湖旁的岳阳楼上不断有人在壁上题诗，或咏歌洞庭，或借以抒怀。楼主不胜其烦，就在楼的左右两序门旁各题一幅描绘洞庭湖的名句：一是杜甫《登岳阳楼》中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另一就是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结果“后人不复敢题矣”。细想一下，这两个名联，除了气势阔大外，主要还是以动态感取胜。因为要说气势阔大，刘长卿咏洞庭的 “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 （《咏洞庭》）；无名氏的“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似乎也不差，但毕竟赶不上上述两幅名联。
说到咏物中的动态感，韩愈的咏赤藤杖和李贺的咏葛布也值得一提。韩愈《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描写了一根赤藤做的拐杖：
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
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
几重包裹自题署，不以珍怪夸荒夷。
归来捧赠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
空堂昼眠倚牖户，飞电著壁搜蛟螭。
作为中唐险怪诗风的开创者，诗人在这首诗中不仅运用了想象、夸张、神话传说等常人手段，而且采用了丑陋、险怪、以丑为美和化丑为美等非常人手段，造成强烈的动态感，给人留下极为强烈的视觉印象和剧烈的心灵颤动。他为了强调这根拐杖鲜红的颜色，把它比拟和想象成火龙拔下的正在鲜血淋漓的胡须，又想象成太阳神遗失的火鞭。至于“空堂昼眠倚牖户，飞电著壁搜蛟螭”更是充满动态感的想象和夸张。与此相类的还有中唐时代李贺的《罗浮山人与葛篇》：
依依宜织江雨空，雨中六月兰台风。
博罗老仙时出洞，千岁石床啼鬼工。
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
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
葛布用麻织成，夏天穿在身上比较凉爽，所以又称夏布。葛布以广东博罗县出产最为著名。李贺诗中的罗浮山在博罗和增城两县境内。此诗意在夸赞博罗葛布的疏薄凉爽和罗浮山人高超的织葛技术。其手法亦如韩愈，不仅采用夸张想象，更多的是神鬼世界，造成一种凄迷奇幻的险怪境界。例如为了强调夏季的炎热，他不写人的感受而强调怪物的感受：“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夸赞罗浮山人高超的织葛技巧也是如此：“博罗老仙时出洞,千岁石床啼鬼工”。至于渲染博罗夏布的疏薄凉爽，他也用江雨、湘水这种疏朗阔大的画面来比衬，以对比酷热的繁密和湿重。从作者刻意选择的词汇“宜织”、“江雨空”、“欲剪”来看，这种对比也是在动态中完成的。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不仅是诗歌，一些诗化的散文也常用这种手法，如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对石的描写：
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
3、赋予抽象的意念以动态感
无生命的景物还有个具体的形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即使没有具体形象的抽象意念，也往往赋予动态感，以增强其可视可感的视觉或触觉印象，使其更加真实形象，更加感人。如白居易《琵琶行》描写琵琶女弹奏的一段：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我们知道，白居易的《琵琶行》之所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主要得力于两个艺术手段。一是塑造了两个前后映带的艺术形象：一个是无端被贬、有才难用的江州司马，一个是身怀绝技却沦落天涯的琵琶女。诗人让他们同病相怜又心心相通，从而引起人们对这一对“天涯沦落人”的同情，对那个毁灭人才的不合理社会的愤恨。另一就是对琵琶女精湛琵琶弹奏技艺的出色描绘。因为只有让读者充分领略到琵琶女高超的弹奏技艺，才能达到上述的创作目的。那么，诗人是如何让读者充分领略琵琶艺人高超的弹奏技艺的呢？其手法自然是丰富多样，如夸张、想象，通过间歇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通过环境的描绘和听众的感受来烘托和陪衬。但是，使用的最充分的是准确又形象的比喻，通过一连串的类比将抽象的不可捉摸的音乐语汇变得可见可摸、具体可感。总的说来，诗中描绘了这首琵琶曲的两个乐章，以及两个乐章中的间歇 。第一乐章描绘得翔实，第二乐章简约，只描述结束前的快弹。但无论是第一乐章还是第二乐章，都充分运用了比喻，而且是动态的、进行中的，将听觉幻化为强烈的视觉和触觉冲击。如将粗弦发出的声响比喻为急雨，将细弦发出的声响比喻小儿女间窃窃私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将粗弦与细弦交错弹奏发出的声响比喻为“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再用“间关莺语花底滑”比喻流畅的乐境，“幽咽泉流冰下难”比喻冷涩的乐境，最后用“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形容断断续续余音袅袅的乐章间歇，这都给人非常鲜明的视觉和触觉形象，它与听觉结合起来，让人们时而愉悦，时而愁闷，甚至产生阵阵寒意。至于第二乐章虽然简略，重点突出开始的爆发力和收束的斩截有力，也是用具有极强动态感的比喻达到其目的，如用“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来比喻乐章开头的急促突然，用“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来形容收束的斩截麻利，都收到视觉与听觉交相浑融的艺术效果。当然，唐代出色地描绘音乐弹奏的诗章也不只是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元稹的《琵琶歌》、李绅的《悲善才》也都是传乎乐章，久布人口，但他们的手法尽管各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形象的动态式描绘，将抽象的不可捉摸的音乐语汇变得可视可感、可触可摸。如《听颖师弹琴》用“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这种动作语言来形容缠绵低沉的音乐境界；用“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来形容乐调突然转变为高亢之声；用柳絮在广阔的天地间随风飘舞来形容曲调的悠扬缥缈，用百鸟和凤凰的鸣叫来形容乐曲的清脆和稀世之音。《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用“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来形容凄怆的音乐境界；用“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来形容忽而清脆忽而低沉多方变化的乐调；用“长风吹林雨堕瓦”来比喻幽抑舒缓的曲调突然变得急促和劲发；再用“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对这种乐境加以进一步的烘托和渲染。《李凭箜篌引》出于诗鬼李贺之手，鬼神想象自然更多一些，但鬼神仍然用来作为动态的比喻，如用“江娥啼竹素女愁”、“空山凝云颓不流”来夸张李凭精妙的弹奏技艺；用“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来形容清脆的乐音带来的感人效果；用“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来表现乐曲所引起的强烈震撼。元稹与李绅与白居易是诗友，又同是新乐府运动的中坚人物。元稹的《琵琶歌》与李绅的《悲善才》又同是描绘琵琶高手，所以，在表现手段上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例如元稹的《琵琶歌》中也用“冰泉呜咽流莺涩”来形容冷涩的境界；用“花翻凤啸天上来，裴回满殿飞春雪”，“流莺子母飞上林”来形容流畅的乐境，与《琵琶行》中的“间关莺语花底滑”、“冰泉冷涩弦凝绝”等颇相类，只不过音域更为宽广；“骤弹曲破音繁并。百万金铃旋玉盘”与《琵琶行》中的“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也相近。李绅《悲善才》中诸种动态的描绘，如“寒泉注射陇水开”，“转腕拢弦促挥抹”，“金铃玉珮相瑳切”等均是化抽象的音乐语汇为具体的形象，而且充满动态感。
中国古典诗词中对美人的描绘也常采用类似的手法。大体上说，中国古典诗词中描绘美人基本上有三种手法：
一是用比喻将抽象的美感变为具体的形象，如中国最古老的诗篇《诗经》中的《硕人》篇，形容庄姜夫人的美丽：“硕人頎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颈如蝤蛴。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种手法的好处就是使抽象的美变得可视、可感，具体而形象：这位美丽的女子身材很颀长，手很白嫩，像新生的茅草一样柔嫩，皮肤白嫩且有光泽，像凝结的油脂，脖子长长的，像天牛的颈项，头像蝉儿一样方正，眉毛像蛾儿一样好看。笑起来很好看，美丽的眼波左顾右盼！这种写法的好处是让美变得具体可感，可触、可摸、可见，其缺陷是让美固定化，缺乏想象的空间，也限制了美的适应性。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标准，有的人爱林妹妹，有的人却爱薛宝，所谓萝卜青菜，各人所爱；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审美标准：从《硕人》篇来看，春秋时代是以高大为美，到了汉代，娇小则成了美人胚子，不然，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就成不了皇后；到了唐代，则一反汉习，丰腴成了美的标准，不然 “肥婢”杨玉环就不会“三千宠爱在一身”，所谓燕瘦环肥各得其所！所以将美具体化、固定化，也有其不能适应的一面。
有鉴于此，聪明的中国古代诗人们不再用比喻将美固定化、具体化，而是对其极致作抽象的界定，让读者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通过想象去丰富、去补充，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形容邻女之美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法。他在赋中丑化登徒子，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他还如此眷恋，足见其好色。自己家隔壁的邻女长的很美，所谓“施朱太赤，施粉太白。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但她对我示好，我却不予理睬，足见我不好色。姑且不论宋玉攻击登徒子好色的证据是不是充分？但就对这位邻女美色的描绘手段来看，《登徒子好色赋》确实比《硕人》高明，因为它提出的美很有弹性，具有宽泛性和长久适应性：他可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人们的审美标准，也可以适应不同时代的审美需求，而且还可以调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人们的审美想象：有历史知识的人会认为吴国的西施大概就是这样，三国的貂蝉就是这样；喜欢神话的读者会认为月里嫦娥就是这样，八洞神仙中的何仙姑就是这样；有西方文学经验的人会想象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就是这样，导致特洛亚战争的海伦就是这样；小市民会认为某某电影明星就是这样，他前天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的美女就是这样。这种手法所造成的美的宽泛性和适应性应当是其优长所在。
第三种方法是从描绘美女的自身转为观众的反应，如《陌上桑》中描绘不同年龄层次的人见到美女秦罗敷时的表现：“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犁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做观罗敷”。诗中的“行人”是位长者，他对美是一种鉴赏，应当不包含爱慕或占有；少年的“脱帽著帩头”是希望引起美女的注意，自然有爱慕，但也不同于后面五马太守的占有贪欲。犁者和锄者是作者刻意设计的一出生活小闹剧，通过贪看貌美的罗敷而耽误的农活，以至事后相互埋怨，以此来反衬罗敷惊人之美。这种通过观众的反应来反衬美女惊人之美，实际上包含了第二种方法的优长，又有着第二种方法所没有的动态感，因为它完全是在动态的时间推展中、观众的不同表情动作中去完成和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