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诗文共四百多篇，无论是咏史、感怀、抒情、写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咏史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杜牧诗歌的主体风貌。在众多的咏史诗人中，杜牧在咏史诗的发展中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杜牧身处国势衰微、局势动荡的晚唐。素有“小李杜”之称的杜牧，在晚唐诗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甥裴延翰编次《樊川文集》二十卷，收诗文四百五十篇。无论是咏史、感怀、抒情、写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咏史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杜牧诗歌的主体风貌。他的咏史诗既有一定数量、质量，也有明确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
一、杜牧的生平与咏史诗的生成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可以说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很有文化传统。“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篇，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由此可见，杜牧对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书香门第的家世致使杜牧从小就饱读了诗书，成年后他才华横溢，有远大的抱负，很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唐文宗大和二年，他26岁进士及第。他做过十年幕吏，又任过黄、池、睦、湖州刺史等地方官，还任过校书郎、吏部员外郎等京官，官终于中书舍人，然而他却一生官不及将相。所以，杜牧感到怏怏不平。另一方面，杜牧虽然出身名门世家，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道已经衰落，买宅还债，奴婢大多散去。此时的杜牧家生活穷困，饱尝辛酸。所以杜牧对生活疾苦的了解较为深刻，也养成了他耿介刚直的个性。
在《自撰墓志铭》中，杜牧已自称“某平生好读书”，而于所读书中，又对经、史格外留心，因为“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所以，他为文作诗极好征引古事。不仅在《罪言》这样的策论中，引古事以证明得山东的重要与失山东的危害，而且《阿房宫赋》的写作也是有感于“秦人不暇自衰，而后人衰之;后人衰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衰后人也”这一种历史承袭现象。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说明，杜牧的好古并非泥古，而是以“今用”为目的。
杜牧的咏史诗多半是就史论史。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大唐的气数就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据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轴空竭于里闾。”(《唐纪》六十)。这就明显地指出，第一，当时朝廷中是宦官专权，朋党之间的相互争斗频繁发生。朝中的官位很紧缺，但是象杜牧这样的一般士人却很难有机会进入政治机构的上层。第二，当时的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出身低微，不善于官场应酬的有才人士，在考场上不甚得意，甚至终生不第;即使考中了，也很难做大官。面对着唐王朝末世的现状和自身暗淡的前途，他们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中仍然关心时政，为朝廷着想，对朝廷还仍存希望，抱有幻想，却往往是个人身世沉沦，空怀抱负。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杜牧忧心如焚，渴望一挽狂澜，济世济民。但是官场上的黑暗，仕途上的坎坷，使他壮志难酬，报国无门。长期的幕僚生活，加上不断的谪迁，让他感慨颇多。但他只是一位无权无势的文人，也只能把满腔的愤慨通过饱蘸情感的诗篇发泄出来。诗人是时代的神经，他们对于现实要比其他人敏感的多。白居易也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其中就突出强调了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诗歌的政治作用。面对现实，杜牧有一种忧郁情怀，他本人又具有绝世的才华，性格豪俊，因此他的抑郁情怀并没有走向沉沦，所有的这一切都影响着他的咏史诗歌。
二、杜牧的咏史诗的题材类型
杜牧的咏史诗数量比较多，而且大多抒写对于历史上繁荣昌盛局面消逝的伤悼情绪，寓有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其咏史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借古喻今，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朝政得失
诗人常常多愁善感，在登临古迹时，免不了会把今昔进行一番对比，抒发个人的感慨，表达一个文人对事物的看法。杜牧也不例外。如脍炙人口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选取为贵妃飞骑送荔枝这一件事，形象地揭露了统治者为满足一己口腹之欲，竟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有力地鞭挞了唐玄宗与扬贵妃的骄奢淫侈。诗歌前两句为背景铺垫，后两句推出描写的主体，提示诗歌主旨。“一骑红尘”和“妃子笑”两个具体形象的并列推出，启人思索，留有悬念。“无人知”虽三字，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全诗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既引人人胜，又耐人寻味。全诗不着一句议论而题旨自见。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诗中的秦淮河两岸曾经是很有名的繁华地带，这里酒家林立，有钱人在此过着花天酒地、笙歌艳舞的生活。诗人路过此地，泊舟岸边，亲眼见到两岸的灯红酒绿，亲耳听到两岸的淫歌艳舞，触景生情，作诗一首，借古讽今，讽刺晚唐那些醉生梦死、苟且偷安的上层人物，预示晚唐王朝的末日“计日可待也”。诗中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及诗人的忧愤之情，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二)以诗论史，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政治感慨与识见，具有史论色彩
杜牧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思想中有很沉重的忧患意识。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他很想挽救，也很愿意出谋划策去拯救国家。但是苦于无人赏识，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因而他的这类怀古咏史诗就表现出了一种涌动不安的情绪。诗中既有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感，又包含激情，诗人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抒发着自己的政治抱负。 《题乌江亭》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诗中的“乌江亭”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兵败，乌江亭长备好船劝他渡江回江东，然后再图谋发展。可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乃自刎于乌江边。这首诗与李清照的《乌江》截然不同。在此诗中，诗人杜牧提出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推想。俗话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可项羽因兵败而自刎，这只能说明项羽的胸怀不够宽广，缺乏大将风度。诗人先对这点进行了批评，然后进一步提出假设，如果当时项羽回到了江东，重整旗鼓，那么几年之后很可能会卷土重来。诗人其实是在批评项羽不善于把握机会，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会用人。在此杜牧强调了兵家不仅要有远见的卓识，而且还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应该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还有《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借慨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取得成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这一写法尤为后代许多诗人所仿效。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即使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之作，也常常融合了他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
三、杜牧的咏史诗的创造性贡献
(一)杜牧咏史诗的创作意识比前人更明确
杜牧的咏史诗或以史为谏，或针砭时速，极大地增加了咏史诗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现实社会的亲问题、新情绪，消除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膜，把晚唐社会危机四伏、人心思治的状况以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统统包容于诗中，扩大了咏史诗的容量，同时，由于他所写问题与情绪的普遍性，在当时及后世都可引起广泛的同感。
作家的创作总要受某一种思想指导，咏史诗既然以历史故事或传说为题材，它就与诗人的历史观有密切的关系。杜牧认为乱亡的根本在帝王的荒淫。他的诗常写荒淫丧国，遗恨无穷。如《隋宫春》：“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他们偏狭地看到了文言不利的.一面。如果说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是在于取缔了士大夫阶级所垄断的文言，那它的失败也在于取缔了能够博大精深、联结古今的文言。到如今社会，这种断裂性的危害已经轻易可见。
(二)侧重工具论
胡适后来在回忆白话文运动时有过这样的总结：“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史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显然，胡适这种“文学工具论”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文本的思想性。
和梁启超一样，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他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观念下，白话达意表情的功效远远大于文言，所以即使那些即使带来新思想的文言也是不入流、而被时代抛弃的。他的这种态度在白话文取得胜利后的1922年所写《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容易可见。在里面他赞扬了严复和林纾翻译外国著作的先锋性。严复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理论，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打击封建势力，启发中国知识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而林纾用文言融西洋诙谐风趣之风于文，译书百部，“更用力气，更见精彩”，是“介绍西洋近代文学的第一人”。最后笔峰一转，他们因不是白话而写而被贬低。
当然，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导者们的目的，不仅是使白话文上升为合法的正式的书面语，来取代不利于宣传布教的文言文，而且是要否定文言文所包含的封建内容、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不过在当时短促的时间里也只有周氏兄弟等人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启民和承古，还深入到对现代资本主义以物的发展与追逐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反思和批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学衡派比胡适更有眼界和包容性。他们正试图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去进行改良时，使两者更加和谐的相处和发展。所以事实上，文言和白话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形式，正如成仿吾所谓“容器”而已。新瓶装旧酒，酒还是一样的味道。白话文也可以像文言文一样承载着满脑子的封建之道。数十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将文学语言视为社会变革的首选工具，这种功利化和简单化的思想使中国的文学多次走上了变异的道路。
总之，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派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今天看来还是功大于过，他们的激进的思想行为也是需要我们理解的。不过白话文运动带来的危机的浪沫已经早已浮现，当下的知识分子在这点上也早已发觉，并提出了各种提案。如何转危为安，如何促使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这在当下，已是燃眉之急。
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他字子美，出生于河南巩县。他的祖父杜审言，是与宋之问、沈期同时期的著名诗人，对五言律诗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过贡献。杜甫的父亲曾任兖州司马，母亲崔氏早逝。
杜甫从小就饱读诗书。正如他在一首诗中自称的那样：“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知识渊博，很有政治抱负。公元７３６年，他参加了进士考试，但没考中。于是他漫游了山东、河北一带，写下了他留存的最早的几首诗，如《登兖州城楼》《画鹰》《房兵曹胡马》等，其中《望岳》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已成为千古名句。
公元７４４年，杜甫在东都洛阳遇到了被唐玄宗放还的大诗人李白。诗坛双星，相见甚欢。他们一同游览了梁（今河南开封）、宋（今商丘一带），并会见了善作边塞诗的著名诗人高适。第二年，杜甫又与李白再次相见。他们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兖州一带逗留了好几个月，饮酒赋诗，到山中访隐士，“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亲密得形影不离。但此后两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公元７４６年，杜甫回到京都。第二年，唐玄宗诏令天下，凡通一艺的士人都可到京师应试。但那时唐玄宗任用的宰相李林甫，是个口蜜腹剑、阴险奸诈、妒贤忌能的奸臣。他最怕有才干的人进入朝廷，妨碍他弄权营私，就指使考官，一个人也不录取。
杜甫再次落第，生活日益贫困。他不得不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以显示才华。公元７５１年（天宝十年），唐玄宗要举行三个祭祀大典。杜甫抓住机会，写了《三大礼赋》，果然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又经过集贤院的考试，杜甫只得到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又过了四年，才得到兵曹参军的职位。
困守长安的十年，使杜甫逐渐认清了封建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的面目，看到了贫苦百姓的苦难生活，这使他在思想上、创作上更接近人民大众。公元７５５年秋天，杜甫离京还家。在路过骊山行宫时，他看到唐玄宗正带着亲信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可是回到家中，他才知道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饿死了。正是秋收季节，他大小还是个官，孩子竟然饿死。这对杜甫的刺激太大了，再联想到普通百姓，他们的生活该是怎样的困苦。于是他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这首长律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成了家喻户晓的警句。
安禄山叛乱时，他被困在长安，公元７５７年才从长安逃出，在凤翔见到了已即位的唐肃宗。唐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这是个皇帝身边的谏官，但官阶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任职不到一个月，就遇到唐肃宗罢免宰相房之事，杜甫上书进谏，为房辩护。谁知触怒肃宗，下令审问杜甫。多亏新任宰相张镐等人说话，才使杜甫免除处分。
公元７５８年，杜甫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在华州，他更多地看到了百姓们在战乱中的悲苦生活，看到了战争给劳苦大众带来了多少人间悲剧。由此，他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诗歌史上的不朽名篇“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组诗中，《石壕吏》更以白描式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官吏们强征兵，造成了百姓们家破人亡的悲剧，其艺术感染力震撼人心。
第二年，杜甫放弃官职来到成都，在郊外的浣花溪边筑起了几间茅屋。这就是至今都很著名的“杜甫草堂”。在成都，杜甫的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但仍很穷困。一年秋天，大风卷走了茅屋顶上的草。他由自己的困苦想到了更多没有归所的文人学士，因而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成了传诵至今的名句。
公元７６５年，杜甫的老朋友、镇守成都的'剑南节度使严武病故。杜甫失去依靠，于是携全家沿长江东下。他先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写下了四百多首诗。
公元７６８年，杜甫离开夔州，沿江南下，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漂泊生涯。他先后到过江陵、公安、岳阳、潭州（今湖南长沙），原打算投奔老朋友、潭州刺史韦之晋，可韦之晋已去世，加上潭州发生兵乱，他只好带领全家沿湘江而上，去郴（ｃｈēｎ）州（治所在今湖南郴州）投靠舅父崔伟。但船到耒阳（今湖南莱阳）时，江水猛涨，船不能行驶，只好停泊在方田驿。他们在方田驿挨了五天饿，幸亏耒阳县令得到消息，派人送了酒食，总算没有饿死。
由于无法南行，他们只能返回潭州。他原打算以潭州再北上襄阳、秦中。但此时杜甫已经病得很重。公元７７０年冬天，杜甫在小船上写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一诗后不久，便病死在船上了。时年五十九岁。
当时，家人把他葬在岳阳。直到四十三年后，他的孙子才把他的灵柩归葬在河南偃师。一代大诗人的晚年后事，竟如此凄凉。
杜甫身后为我们留下了诗作一千四百多首。他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他对劳苦大众所寄以的深切同情，体现了儒家的仁爱风范，因而获得了“诗圣”的美名。他的作品又大量而直接地描绘了动乱时期的真实社会生活，所以被誉为“诗史”。千百年来，不少人试图评比李白、杜甫的高下。其实，他们是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家，但对诗歌创作的贡献是同样巨大的。正如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被后人称为“诗仙”的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有着狂放不羁、自信洒脱的性格，他的诗歌被后人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李白(公元701年2月28日—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祖籍陇西成纪(现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南)。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与被后人尊称为“诗圣”的杜甫合称为“大李杜”。
李白一生创作无数，但留给后人的作品现在仅存九百六十首，其中有部分作品还真假难辨，在他死后不久，他的诗歌就已经“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续》)了，这不失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缺憾。但就存这九百多首诗中，我们就可以了解李白的一生经历，以及他的性格命运。李白的诗歌特征多变，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豪、奇、悲、逸，而这些特征往往又是相互交融，难以分辨。“豪”是李白诗歌的最大特征，这也恰恰体现了李白自信不羁、恃才傲物的性格。李白诗歌的“奇”体现在他的创新性上，李白的创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新以大胆的想象为根基，加之作者自己如神仙般的超脱思想和浪漫情怀，令人耳目一新、深感折服。而“悲”的风格则多由李白自己的遭遇而成，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深感报国无门，常常喟叹而写一些悲壮诗歌。“逸”则体现了李白云游四方的安逸思想，表达了他的闲情逸致，和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这也正是李白作为凡人性格当中淳朴率真的一面。
无论李白的诗歌有多么复杂繁冗，性情有多么复杂善变多样，总结李白诗歌的特点，我们能看到李白诗歌的两大主线:一是豪气豁达，二是悲愤失意。豪气是因为他对理想自信不羁，悲愤是他对现实不满悲哀，而每每在这个时候李白都能找到自我疗伤的良药，那就是投入到道家思想的境界中去，用豁达的精神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热情与热爱，体现他乐观向上的精神态度。
他的文采彪炳千秋，不仅仅令古人为之倾倒，穿越千年，依然令今世之人啧啧称奇。他犹如山峰高耸入云，他又如江河奔腾不息，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又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样一个传奇而又神奇的人物，为何我们看到他的身世却是“赐金还乡”、“流放夜郎”、“抑郁而逝”等悲凉字眼，一代天才巨星以如此的方式陨落，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读李白的诗歌我们发现他的命运就写在里面，而从他的命运当中我们又总能看透他多变的性格。那么作为盛唐诗坛上最耀眼的一颗星星，他的性格与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微妙关系呢?现在我们就从他的诗歌中了解他的命运，再从他的命运中看清他的性格，看一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左右李白的一生。
一、青少年时期的狂放不羁，以致错选终南捷径。
李白从五岁到二十四岁(705—724)，是在蜀中读书和任侠是时期，李白自幼涉猎广泛“通诗书，观百家”，他接受前人思想的影响是颇为庞杂的。，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写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李白还从小进行诗赋创作，“十五观其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两首》其二)可见他从小就饱读诗书，颇具天资。据《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写道，李白在路中拜见益州(今四川成都)长史苏颋时，苏颋就赞赏他的作品“天才英丽”，“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说明李白在那个时候诗赋就写的很好，有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的风骨。如此的才华与他人的赏识赞美，李白狂放孤傲的性格成因与此不无关联。
李白在这一时期同时也受到了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任侠”思想占据主流，虽然这时他已接触了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但是处于思想发轫期的他还是意气奋发地接受了任侠思想它曾一度仗剑任侠，抱打不平。“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 《与韩荆州书》)，“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这样的思想塑造了李白狂放不羁的性格，在他的骨子里形成了唯我独尊，救济四方的侠者仁义。魏颢的《李翰林集续》中说道李白“少游侠，手刃数人”;刘全白《李君谒记》说他“少游侠，不事产业”，这两本书的记载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李白在这一时期主要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存交重义”，结交一些重情义的江湖好友，与形形色色的人称兄道弟，快意恩仇;另外一件是“轻财好施”，散尽家财，帮助穷苦人民大众，以天下为己任，据记载李白不逾一年，散尽家财三十万。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风尚之中，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是李白的狂放不羁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最为推崇的一句话，也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不变命运之路便是“学而优则仕”，意思就是在学业、知识见闻上最优秀的人都要走上仕途这一条通天大道，以改变一生的命运，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的根本渊源，直到现代社会的今天，任然有不少人因这两句话而孜孜以求，遨游学海。唐朝是当时中国历代以来最为开放的朝代，盛唐时期用人“唯才是举”，空前开明。唐朝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众所周知的科举制度;另一种则是被称为“终南捷径”的推举制度。科举制度需要层层选拔，重重检验，万千士子最终能踏入仕途的当是凤毛麟角，而即便是进入了也要从小官一步步做起。相对而言“终南捷径”则要比科举轻松了许多，首先只要你有才学，其次只要有人举荐你，你就有可能青云直上步入官场。李白在面临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之路时，当然不会与一般人相同，因为他的人生阅历磨砺出了他桀骜不驯，自命不凡的狂放性格，他从骨子里就不会与世俗当中的凡夫俗子相同，再者他自认为自己有匡时济世的大才，对于科举的小官他的不屑一顾的，于是他与许多名士一样，选择了“终南捷径”这条妄图快速的路。在李白出蜀准备到终南山过隐逸的生活，以达到抬高自己身价的时候，他受到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可以云游八极之表”的赞叹，此时的李白信息倍增，一时兴起写下《大鹏遇希有鸟赋》，诗中他自比大鹏，表示自己不同凡俗。然而前程渺茫，面临李白的却是十几年的等待与磨砺。
我以为，李白之所以选择终南捷径这条路步入仕途，和他桀骜不驯，狂放不羁的性格是有直接关联的，正因为他自视清高，恃才傲物，所以才认为自己非一般二般之文人，他的才华已经受名人肯定，所以必然要走不寻常之路。然而造化弄人，才高八斗的李白并没有立即受到皇帝的征召，而是在追求入仕的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十几年。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李白并非这样的性格，而是一个安分守己，思想单一的的白面书生，那么以李白的才学，以及在朝野中的盛名，考取功名恐怕只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吧，何苦如此折腾久久不能入朝。我想这也与李白好面子希望以非比寻常的方式步入仕途的门槛有关吧。
此乃李白性格影响其命运的第一步
二、中年时期的自负天真，以致错入李唐宫廷。
李白从二十五岁到四十四岁(724—744)，是追求功业以及供奉翰林的时期。开元十二年，李白思想逐渐成熟，游侠习气也从他身上慢慢消退。这一时期，他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逐渐认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然后到安陆(今湖北)被许家招亲，“妻以孙女”( 《上安州裴长史书》)。从此“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秋于敬重亭送从侄游庐山序》)。刚离开四川的时候，李白仍不免有游侠之气，一年之内散尽家财三十万，但后来通过“黄金散尽交不成”(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教训后，彻底结束了任侠的生活。时光流逝，岁月如梭，无奈的李白不得不第一次在诗中写出“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波”这样的诗句。在隐逸待诏的日子里，李白越来越清晰了自己对功业的要求。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他申述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就是李白对功业的理想或者说是自我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思想与道家“知足、知止”思想的结合，从此李白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而奋斗了一生。
李白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他就是要以布衣一举而成卿相，他要不屈己，不干人，直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政贤才。于是他选择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隐逸道路，当然在我看来这是一条错误之路。李白在安陆的隐逸没见成效，于是在开元十九年，李白第一次到达长安去寻找政治出路。久寻未果的李白再这个时候便开始流露出了悲愤不满的情绪，他写初到长安时的情景，看到权贵们内心当中油然地产生了厌恶之情，看到斗鸡者都趾高气扬的样子，不仅写诗来挖苦讽刺嘲笑他们。然而李白就是李白，即使是悲愤不满的时候，他依然可以写出豪气豁达的诗句来消除内心的不快，这正是儒家与道家思想在他身上完美合一的体现。他把在政治上与现实生活中的不满用儒家思想表达出来，然而又用道家超凡脱俗的思想来令自己释然，想得开看的开，内心依然自得，豪气与浪漫主义情怀依旧不解，也只有李白能做到如此。要不然有人认为;“儒家是饭，不吃会死;而道家是药，不吃会病。”
即便是在这个时候政治上没有起色的时候，李白依然没有绝望，甚至还是抱有极大的希望。他在《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等一些悲愤作品，但是从作品当中我们似乎又看不到李白的心灰意冷。《行路难》最后一句他深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将进酒》中他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可见李白在这个时候还是极度自信的，但他的自信在某种程度上说又是过分的夸大自己的能力，有一句话就做;“过分的自信就是自负”，这句话用在李白的身上也是很贴切的。当他在政治上遭受打击，抑郁不得志的时候，想要放情山水、寻仙访道的时候，他就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或是说：“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连孔子和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尧舜都加以嘲笑和轻视了。可见李白的浪漫想象已经夸张到了什么程度，他的放荡不羁、自负轻狂会注定他命运的悲剧性。
在初入长安后李白隐居终南山，结识了玄宗宠婿张自，可是张自没有帮助他。随后他继续云游，应道友元丹丘邀请，隐居嵩山。当他听说知人善用的韩朝宗到湖北任职时，他立即写了《与韩荆州书》前往拜谒，希望得到他的赏识引荐，可是韩朝宗也没有赏识他，更不要提引荐。郁郁寡欢的李白后云游山东兖州，慨叹人生不得志。在兖州期间他与其他五个人合成“竹溪六逸”，一度有过游仙思想，但他始终未能忘情功业，故一直没有实践。在这一时期，李白写下大量乐府诗，深信终有一天自己能大鹏展翅，高飞万里。
天宝元年，李白好友元丹丘向玉真公主引荐李白，玉真公主赏识李白才华，遂向唐玄宗推举，李白被征召入京。这时的他满心喜悦，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唐玄宗亲自迎接李白，给予殊誉，降辇步迎，如见绮皓(李阳冰《草堂集续》)。李白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君主的赏识，有机会一展才能，辅佐君王。他也决心“尽节报明主”，酬谢“君王拂拭”的知遇之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玄宗只是把他视为御用文人，写一些歌舞升平，良辰美景的作品。李白很快感到自己被玩弄，于是终日饮酒作乐。他唾弃朝中的谄媚奸邪之人，不畏得罪他们，由于佞人进谗言，唐玄宗就渐渐疏远李白。李白浪迹纵酒，不久就被唐玄宗“赐金还放”。天宝三年，李白离开了长安，结束了翰林供奉的生活，回归自然。
不得不说李白的政治之途是黯淡无光的，无论他在文坛上顶着多么大的.光环，当他步入仕途后他立刻变的一无所有。不得不说权术是现实主义者的游戏，而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大诗人是玩弄不权术的。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李白的性格，自以为才华横溢的李白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终南捷径”而马上步入官场，辅弼君王，匡济天下，然而现实却与他想的完全相反。本来是想快速，不竟然则是“欲速则不达”，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里的天真派，他哪里晓得“一将功成万骨枯”残酷现实，把官场理想化，简单化。我想并不是李白的作品张自和韩朝宗等人不赏识，李白的才华从古至今都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不赏识除非是他们的文学水平有限，那么李白没有被名士推举，完全是因为李白太天真，把“终南捷径”想的太过于真实。
于此同时，李白致命的缺点就是他太过于自负。我们常说一个人要自信，自信对于一个人的成功至关重要，那么李白的仕途坎坷是因为他不自信吗?恰恰相反，他的失败正因为他太过于自信，而过分的自信便是自负。李白的自负是知道现在我们都能感受的到的，那么可想而知在当时，即使唐王朝是很大度的一个朝代，但是对于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士”，我想也很难容忍的。即便是你有经天纬地的旷世奇才，招人妒恨就是你最大的天敌，要不然李白也不会遭奸佞小人背后谗言，而被赐金还放，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遣费下岗”。所以说李白有如此的遭遇还是和他自负天真的性格息息相关的。李白如果不天真，就不会“大笑”入宫做个御用文人，供人把玩;李白如果不自负，就不会平白无故惨遭佞人流言，赐金下岗。
此乃李白性格影响其命运第二步。
三、老年时期的执着入仕，以致错投永王幕府。
李白从四十五岁至其离世(745—762)，是漫游山河以及报国蒙冤时期。离开长安后的李白开始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但与之前游历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李白思想极为复杂。他本以为一生可以“安社稷，济苍生”，不料想进入宫门不到两年就又退了出来。他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以此表达对现实的反抗。自此以后，道教思想在李白心中站了上游，同时他也加入了道士的行列。但是在李白心中他明白神仙幻境都只是虚幻，烟涛微茫信难求，这一句诗就是最好的证明。此时的李白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心灵困境当中，他深知何为虚何为实，却偏偏务虚不务实，这是多么无奈的选择，就好比明知道走下去是错，还非要继续走一样。其实这时候的李白内心中并没有完全的进入道家无为的境界，他的内心当中还是没忘国事，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返廷门。当他听说李林甫在朝中制造冤假错案，好友被摧残、被贬时，他马上从弃世是思想中惊醒，深深的为国事而忧虑。当他得知安禄山北方造反时，他更是忧心忡忡亲自去探虚实，他身处荒野却心系社稷安危，他关心人民疾苦，却只恨报国无门。
由此可见李白的爱国之心，同时也大大地反映了他性格的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执着。李白在没有踏入仕途之前就讨厌达官显贵的煊赫嚣张气焰，进入宫门后更是深刻体会了宫廷生活的奢靡腐朽，但直到现在，他仍然心不死意不改，希望再次入世做官，搭救百姓于水火中，其性格之执着，可见一斑。
天宝十四年(755)冬，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携家眷逃亡，当时两京沦陷，唐玄宗逃亡四川，永王李璘受命为江陵大都督，掌管南方军事。当永王谁是东下到达浔阳(今江西九江)时，三次征召李白，希望其加入自己幕下。李白在《赠韦秘子书》中写道;“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他又一次天真的以为这是一次报效祖国的好机会，于是加入了永王的幕府。正在他为报效祖国而高歌呐喊“为君谈笑净胡沙”的悲壮诗歌时，现实的又一次残酷将它从天上坠入地下。此时肃宗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境内)即位，玄宗为太上皇。肃宗调遣永王回蜀，永王刚愎自用不听调遣，肃宗即排兵讨伐，永王军队不敌，大败。李璘被杀，李白同受牵连被关入狱，后经友人相救才得以出狱，随后又被判流放夜郎。报国不成反被流放，李白内心郁郁不平，痛心疾首。所幸后来因天气大旱国家大赦，李白在白帝城遇赦获释。后李白在江夏希望再报朝廷，却未果而终，不了了之。不久，他听说太尉李光弼出镇临淮，六十一岁的他毅然从军，然而在半途中生病，只好折回，第二年冬天病逝当涂(今属安徽省)。诗坛巨星就这样陨落了，临终时他仍因理想未实现而抱憾终身。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临终歌》)。
李白走了，他是抱憾而终，但是他矢志不渝的爱国热情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可惜他报国无门还蒙冤流放，为什么老头会对李白如此不公，给了他卓绝的才华却没有仕途的坦荡，莫非他真是天上的神仙?岂会识这凡尘的烟火!当然这只是文人幻想的的说法，世上又怎么会有神仙下凡，李白也是人，是人就有他自身的缺陷。不过从李白二次入仕且蒙冤的事情来看，我们又可以了解到李白的一个性格特征，那就是执着和积极的入世思想。当然命运总是会戏弄人，李白的性格特点却致使了他悲凉的人生结局。我们说执着和积极入世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认为这也是要看情况和人物的，李白的这两个特点直接导致他措投了永王幕府，残了人生。不得不承认李白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但他称不上是一位好的政治家。他对当时的政治情形没有一个明了的认识，只是一味的去实现自我的理想，殊不知在政治的舞台上，站错了队伍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此乃李白性格影响其人生第三步。
李白的一生是伟大的的，他的头上永远顶着“诗仙”的光环;李白对后人的影响的伟大的，因为他一直站在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峰。李白放荡不羁、自负天真、乐观豁达、以及桀骜不驯的性格成就了他诗歌特有的特色，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白的一生是失败的，也正是因为他这种独有的性格影响了其一生的命运。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今天我们把它挪用到李白的一生当中来，就叫做;“成也性格败也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