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完成19～21题(10分)
1. 用斜线“/”给下面文言文中的画线部分断句。(限6处)(6分)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圆，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
(选自刘勰《文心雕龙·声律》)
2. 写出文段中提到的《文赋》的作者，以及“灵均”的姓名。(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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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刘勰认为在用韵时需遵循怎样的法则？请用自己的话加以概括。(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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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每处1分)
５. 陆机。(1分，或“陆士衡”)屈原。(1分)
６. 协调(或“切合”)。(2分)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此外，《诗经》的作者运用音韵，大都清楚准确；《楚辞》用的是楚地的声音，所以错乱的声韵很多。到西晋张华论韵，曾说陆机作品中的楚音很多；他的楚音正如《文赋》中所说的“不能改变”。这就可说是屈原作品的.余响，有失于雅正的声韵了。切合的声韵运用起来，势如圆形物体的转动；不协调的音韵运用起来，就比在圆孔中投方榫还困难。写作中能避免圆凿方榫，就不会出大的毛病了。
原文：
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然则声不假翼，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难。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馀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
若夫君子拟人，必于其伦，而崔瑗之《诔李公》，比行于黄虞，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与其失也，虽宁僭无滥，然高厚之诗，不类甚矣。
凡巧言易标，拙辞难隐，斯言之玷，实深白圭。繁例难载，故略举四条。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而晋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赏际奇至”之言，终有“抚叩酬酢”之语，每单举一字，指以为情。夫赏训锡赉，岂关心解；抚训执握，何预情理。《雅》、《颂》未闻，汉魏莫用，悬领似如可辩，课文了不成义，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
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又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时同者为尤矣。
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然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畴，而薛综谬注谓之“阉尹”，是不闻执雕虎之人也。又《周礼》井赋，旧有“匹马”；而应劭释匹，或量首数蹄，斯岂辩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车两而马匹，匹两称目，以并耦为用。盖车贰佐乘，马俪骖服，服乘不只，故名号必双，名号一正，则虽单为匹矣。匹夫匹妇，亦配义矣。夫车马小义，而历代莫悟；辞赋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钻灼经典，能不谬哉？夫辩匹而数首蹄，选勇而驱阉尹，失理太甚，故举以为戒。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若能隐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
赞曰∶
羿氏舛射，东野败驾。虽有俊才，谬则多谢。
斯言一玷，千载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亚。
文言文翻译：
《指瑕》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一篇，论述写作上应注意避免的种种毛病。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论避免瑕病的必要，认为文学作品极易广为流传并深入人心。古今作者在写作中很难考虑得全面周到，而文章稍有污点，就千年万载也洗刷不掉，所以说避免瑕病“可不慎欤”。其次用实例说明内容上的四种重要毛病：一是用词不当，二是违反孝道，三是尊卑不分，四是比拟不伦。
第二部分从用字用义方面提出当时创作中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是用字“依希其旨”，含意模糊不清。其中举到的“赏际奇至”、“抚叩酬即”二例，由于其原文今不可考，它本身又是含意不明的典型，所以，有关这几句的论述，现在也难得确解。但用意含糊确是当时的弊病之一，刘勰对这种倾向的批评，总的精神是对的。第二是在字音上的猜忌而出现的问题，这和当时文人多习字音反切有关，没有什么普遍意义。第三是剽窃他人文辞，刘勰用小偷大盗来嘲讽这种行为，指出偷来的文辞“终非其有”；但古今有别，不可一概而论。
第三部分论注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以薛综注《西京赋》和应劭解释“匹”字二例为鉴戒。刘勰对“匹”字的解释颇有道理，多为后世论者所取。（刘世儒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比较诸说，认为“恐怕还是刘氏和段氏的说法可靠些”）
在本篇所讲的种种瑕病中，有的是从封建道德观念出发的，特别是左思一例，因“说孝不从”而否定其整个作品，不仅说明刘勰儒道观念之重，也反映他在批评方法上的重要错误。但本篇所提出的一些弊病，如用词不当、比拟不伦、“依希其旨”、“掠人美辞”等，在文学创作中具有一定普遍性，论者“举以为戒”，希望作者引起重视而力求避免，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管仲曾说：“没有翅翼而能四处飞扬的是声音，没有根柢而能深入牢固的是情感。”但声音不需要翅翼就很容易飞扬，情感不依靠根抵也不难牢固，根据这个道理来从事写作，能不十分慎重么！自古以来的作者，在不同时代竞相驰骋：有的才华卓越而豪放迅疾，有的思考精致而细密，但思虑所及往往难于全面，很少做到毫无瑕病。曹植在写作上，是众多文人中较为英俊的了，他在《武帝诔》中却说：“尊贵的英灵永远蛰伏。”在《冬至献袜颂》中又说：“圣王的身体轻浮地飞翔。”说“轻浮”就好像是胡蝶，说“永蛰”则容易怀疑为昆虫；把这种描写用于最尊贵的帝王，怎能恰当呢！又如左思的《七讽》，有说之以孝而不从的话，既然如此违反大道，其他内容就不值得一看了。潘岳的文才，是善于写哀伤之作，但写对内兄的伤痛，就说有其留下的“口泽”；写对幼子的哀悼，就说他思念之心“如疑”。“口泽”和“如疑”，都是《礼记》中对尊敬的父母用的，潘岳却用之于晚辈，文辞虽然写得很悲哀，但有失于尊卑有别的大义。至于对人物的比拟，必须合于伦类。可是崔瑗对李公的诔文，把他的行为比之黄帝和虞舜；向秀在《思旧赋》中怀念嵇康，竟把李斯的罪过和嵇康相比。如果不得已而用不当的比拟，那就宁可好的方面比得过头一些，而不要对坏的方面比得太重；但像高厚那样的诗句，比拟得过分不伦不类仍是不对的。大凡精妙的言辞容易显露，拙劣的毛病也难以掩盖，只要有了缺点，就比洁白的玉器上有了缺点更难磨掉。文章的瑕病是很多的.，不可能全部列举出来，所以只大致提出以上四点。
（二）
文章写作的基本途径，不外用字和立义两个方面：用字要根据正确的解释来确定含义，立义要通过正确的道理来阐明。晋末以来的作品，有的意旨模糊不清，开始有“赏际奇致”的奇言，后来有“抚叩酬酢”的怪语；且常常是单独标出一字，用以表达情感。“赏”字的意思是赏赐，和内心是否领会毫不相关；“抚”字的意思是执持，也牵涉不到什么情理：这都是《诗经》中未曾见到，汉魏时期也无人用过的。笼统含混地领会似乎还可辨识，核实文字就完全不成其为意义。这都是情感不正常所产生的变化，文风衰落造成的弊病。到刘宋以后的作者，仍然没有改变，老毛病已习染成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近代的作家，大都爱好猜忌，以至从语音相同的字上寻找缺点，从反切出的字音去挑取毛病：这在古代虽不重要，在今天就要受到指责了。此外，所写和他人的文章雷同，按理应当加以删改。如果掠取人家的美辞，当做自己的创作，就像古代阳虎窃取了鲁国的宝玉大弓，终于不是自己应有之物而退还。全部抄袭别人的作品，就如巨盗窃取整箱的财物；部分采取他人的文辞，则如小偷摸人家的口袋；但袭用前人论述的很浅薄，窃取当代著作就是过错了。
（三）
至于注释之成为书籍，是用以辨明事理的，但由于研究得不正确，有的便轻率地做了判断。张衡在《西京赋》中讲到“中黄伯，以及夏育、乌获之类勇士”，薛综把中黄伯误注为宦官的头目，这是他不知道中黄伯是能执雕虎的勇士。又如《周礼》中讲按井田征收赋税，过去有三十户出“匹马”之说，而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解释“匹”字，有按马头数马蹄的说法，这岂是辨别事物的要义呢？考查古代正定名称的原意，车用“两”而马用“匹”，“匹”和“两”的称呼，都是取并偶的意思。随帝王朝会和祭祀的贰车、军事和打猎的佐车，驾车在中的两服、在外的两骖，都是双马。既然这些都不是单的，所以它们的名称必须成双；名称一经正定之后，就虽是单数也通称为“匹”了。所谓“匹夫匹妇”，也就是取配偶的意思。车马名称的含义是比较简单的，历代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辞赋是文人的家常便饭，还有人注得差之千里，何况研讨宏深的儒家经典，怎能不发生错误呢？为辨别“匹”字而计算马头马蹄，挑选勇士却推出了宦官头子，都是错得过分突出的例子，所以举为鉴戒。绘画是开始鲜明而后来变色，文章却可年代越久而更为光彩；如能在写作时改正了作品中的缺点，就可传之千载而永无愧色了。
（四）
总之，善于射箭的后羿曾出过差错，善于御马的东野稷也有过失误。虽然有杰出的才能，出了错误就很惭愧。作品中一个小小的污点，一千年也改变不了。能写出没有毛病的好作品，也就和写作的高手相去不远了。
作者：刘勰
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照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攡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赞曰∶
三极彝训，道深稽古。致化惟一，分教斯五。
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
文言文翻译:
《宗经》是《文心雕龙》的第三篇。它和上一篇《征圣》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圣人的思想是通过经典表现出来的，所以学习经典就是学习圣人的必要的途径。“征圣”和“宗经”是刘勰进行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经书的基本情况，特别强调其巨大的教育意义。第二部分介绍五种经书的主要写作特点及其成就。第三部分说明必须宗经的原因：从经书和后代作品的关系来看，刘勰认为各种文体都从经书开始;文能宗经，就有六种好处，否则就会出现楚汉以后过分追求形式的流弊。
刘勰对儒家经典推崇备至，认为经书的内容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显然是错误的;认为各种文体都源于经书，只要向经书学习，写文章就有六大优点，这些说法也是不完全正确的。但他强调儒家经典的教育作用，把经书的写作特点归结为“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以及以内容为主的“六义”说，对于当时趋于华靡的文坛风气，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一)
说明天、地、人的经常的道理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的道理，不可改易的伟大教训。经书取法于天地，征验于鬼神，深究事物的秩序，从而制订出人类的纲纪;它们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并掌握了文章最根本的东西。三皇时产生了《三坟》，五帝时出现了《五典》，又加上《八索》、《九邱》等古书;它们经过长期的流传而不清楚了，后来的著作越来越错综复杂。自从经过孔子对古书的整理，它们的精华都放射出光芒。于是，《易》的意义有《十翼》来发挥，《书》中指出了“七观”，《诗》里分列出四部分作品，《礼》明确了五种主要的礼仪，《春秋》中提出五种记事条例。所有这些，在义理上既有陶冶性情的作用，在文辞上也可称为写作的典范;因此能够启发学习，培养正道，这些作用永远历历分明。但是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十分微妙，由于圣人的见解非常高深，加之他们的道德学问也很高超，因此他们的著作就能深刻地体现自然之道。这就像千万斤重的大钟，决不会发出细小的声音来。
(二)
《易经》是专门研究自然的道理的，讲得精深微妙，可以在实际中运用;所以《系辞》中说：《易经》的意旨深远，辞句有文采，说的话符合实际，讲的事理却比较难懂。孔子读这部书时，三次翻断了系竹简的皮绳，可见这部书是圣人深奥哲理的宝库。《尚书》主要是记言的，只是文字不易理解;但如懂得古代语言，它的意义也就很明白了。所以子夏赞叹《尚书》说：“它像日月那样明亮，像星辰那样清晰。”这无非是说，《尚书》记的很清楚明白。《诗经》主要是抒发作者思想情感的，它的文字和《尚书》一样不易理解;里边有《风》、《雅》等不同类型的诗篇，又有“比”、“兴”等不同的表现方法，文辞华美，比喻曲折;讽诵起来，可以体会到它温柔敦厚的特点，所以它最能切合读者的心情。《礼经》可以树立体制，它根据各种事务来制订法度，其中的条款非常详细周密;执行起来，有明显的`效果;任意从中取出一词一句，没有不是十分可贵的。《春秋》这部书在辨明道理上，一个字就能显示出赞美或批评来。例如关于“石头从天上落到宋国的有五块”、“六只鷁鸟退着飞过宋国都城”等记载，是以文字的详尽来显示写作的技巧;又如关于“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的记载，是以排列先后的不同来表示主次的意思。其中有些记载，用婉转曲折、含蓄隐蔽的方法写成，那的确是相当深刻的。总起来看，《尚书》的文字看起来似乎古奥一些，只要寻找出所讲的道理，还是易于领会的;《春秋》的文字很容易明白，但要探索它的含义，却又深奥难懂。由此可见，圣人的文章丰富多采，文辞和内容各有特色。经书和树木一样，根深抵固，枝大叶茂;文辞简练而意义丰富，所举事例很平凡而所暗示者却很远大。所以，过去的经书历时虽已久远，但它们遗留下来的意义却永远新颖。后世的人向它们学习，一点不嫌太晚;前代学者用了很久，也并不嫌过早。经书的伟大作用，可以说像泰山上的云彩能使普天之下都下到雨，像黄河的大水可以使周围千里都得到灌溉。
(三)
所以论、说、辞、序等体裁，都从《周易》开始;诏、策、章、奏等体裁，都发源于《尚书》;赋、颂、歌、赞等体裁，都以《诗经》为本源;铭、诔、箴、祝等体裁，都从《礼经》开端;纪、传、盟、檄等体裁，都以《春秋》为根本。这些经书都为后世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替文章的发展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领域。因此，在创作上任凭诸子百家怎样驰骋活跃，归根到底总是超不出经书的范围。如果能根据经书来制定文章的格式，学习经书中的词汇来丰富语言，这就如同靠近矿山来炼铜，煎熬海水来制盐。所以如果能够学习圣人经典来写文章，这种文章就能基本上具备六种特点：第一是感情深挚而不欺诈，第二是教训纯正而不杂乱，第三是所写事物真实而不虚妄，第四是意义正确而不歪曲，第五是风格简练而不繁杂，第六是文辞华丽而不过分。扬雄用玉必雕琢然后才能成器作比喻，说明五经里面也必须有文采。人的德行决定着文章的好坏，而德行又是通过文辞表现出来的。孔子用“文、行、忠、信”四项来教育学生，而把“文”放在首要地位;正如美玉必须有精致的花纹一样，“文”是和其他三项相配合的。后世的人在勉励德行、建树功名上，都知道要向圣人学习，只有在文章的写作上，很少学习圣人的经典。因此，楚国宋玉等人的作品就比较艳丽，汉代更出现了许多过分铺排的辞赋。这种偏向越发展越严重。纠正这种错误，使之回到经书的正路上来，不就好了吗?
(四)
总之，经书上阐述了天、地、人最经常的道理;要从这里吸取教训，便应深深地钻研经书。它们本着一个总的教育目的，具体进行教育则分为五经。它们不仅有培养人的精神的作用，而且是文章的巨大宝库。经书是这样的精深和美好呵!真是一切文章的祖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