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礼乐制度的国家，无论是婚丧嫁娶，都有一套自己的体制，这样的体制的根源或许可以在诗经中寻找。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学诗歌总集，收集了周代前半段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作为文学作品，作为生动优美的诗歌创作，无疑是我国古典文学辉煌的开始，同时，它广阔而丰富的内容，也是我国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载体，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我国民族古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典籍。
开辟中国文学抒情诗先河的《诗经》，其爱情诗灿若
《诗经》中内容明确规定与婚恋有关的诗，共计77篇，下列篇名。
周南：7《关睢》《卷耳》《
召南：8《鹊巢》《草虫》《行露》《殷其雷》《
《野有死
邶风：10《柏舟》《绿衣》《日月》《终风》《雄雉》《
《简兮》《静女》《新台》
卫风：4《氓》《伯兮》《有狐》《木瓜》
王风：5《君子于役》《中谷有
郑风：15《将仲子》《遵大路》《女曰鸡鸣》《有女同车》《山有扶苏》
《
《出其东门》《野有
齐风：7《鸡鸣》《著》《东方之日》《东方未明》《南山》《敝
《载驱》
唐风：4《绸缪》《有
秦风：3《小戎》《蒹葭》《晨风》
陈风：7《东门之扮》《东门之池》《东门之扬》《防的鹊巢》《月出》
《株林泽陂》
桧风：1《素冠》
爱情往往是跟婚姻联系在一起的。婚制、婚俗是一个时代特有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通过《诗经》中的婚恋诗，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古代许多文化背景，从而对当时的婚制与婚俗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从《诗经》中我们可以发现，上古先民们的婚姻大事往往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野外集会的狂欢中求偶→结下盟约→一段时间的交往→成婚→同居。分
1、“仲春会男女”的风俗
我国夏代开始就形成了婚姻礼俗形式，《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商因袭，周因于商，婚姻礼俗，大致固定。《通典》云：“人皇氏始于在夫妇之道，伏
周代社会现实是《诗经》反映最为直接、最为丰富的一部分内容。《周官》记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取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会之。”这种活动很可能是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过渡形态的遗留。至今苗族仍有“游方”等类似的社交活动。初民的所谓男女盛会的活动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一些祭祀祈
《诗经》中的婚恋诗对“仲春会男女”的婚恋风俗给予了充分的反映，如“召南”的《鹊巢》、“邶风”的《燕燕》、“郑风”的《野有
最典型的是“郑风”中的一些作品，都写在春天时节，
与《
2.自由朴素的恋爱
《诗经》中大量的爱情诗再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的相思与相恋，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了坦诚、真挚的情感，其风格简明而朴素，大都描写男女从爱慕一直到幽会以及互赠信物的故事。这时的感情是纯洁的，充满幻想的，甚至是无拘无束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的自由以及人们朴素的爱情观。如《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及《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
参差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善良美丽的少女，朝朝暮暮想追求。)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追求没能如心愿，日夜心头在挂牵。)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长夜漫漫不到头，
参差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善良美丽的少女，弹琴鼓瑟表爱慕。)
参差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善良美丽的少女，钟声换来她笑颜。)
这是《诗经》的第一篇《周南·关
《郑风·出其东门》由男子直接表达了“人世间纵有百媚千红，我独爱你那一种”的情感。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只情有独钟，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那个素衣女子。
还有一首《秦风·蒹葭》，也是一首男慕于女的情歌。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河边芦苇青苍苍，秋深露水结成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意中人儿在何处?就在河水那一方。)
溯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在那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意中人儿在何处?就在河岸那一边。)
溯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河边芦苇密稠稠，早晨露水未全收。)
所谓伊人，在水之
溯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
这首诗给我们呈现出一对多情、矜持的情人形象。“以手去接之，以身融之，”“惆怅距离”，营造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却又令人心往驰之的精神境界，该诗意境明丽清幽，具有朦胧美，弥漫着淡淡的怅惘。可设想伊人所在地方是一条清澈的河流。另一边，一名男子“溯
这种表现男女相互爱慕的诗，《诗经》中还有不少，如《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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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女子待嫁求爱，她望见梅子落地，引起青春易逝、年时不再的伤感，迫切希望有意中人前来求婚的心情。梅从七分到三分，再到倾筐
另一首《邶风·静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静女其妹，
《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译文：青青的是你的衣领，悠悠的是我的心境。纵然我不曾去会你，难道你就此断音信?青青的.是你的佩带，悠悠的是我的情怀。纵然我不曾去会你，难道你不能主动来?来来往往张眼望啊，在这高高城楼上啊。一天不见你的面呵，好像已有三月长啊!)诗歌写女子对男子的思念，这个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终未见来，便独自踟躇徘徊，“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
3.
⑴周代婚姻制度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曾经经历原始群婚、血族群婚、亚血族婚、对偶婚等形态，后来才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由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实行，女子离开自己氏族到男方家，从夫居住，所生子女由父系计算世系。《诗经》时代，一夫一妻制已确立下来。《周南·桃夭》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明显是女子出嫁到男家。《卫风·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从中可看出对爱情的专一已是一种通行的道德观念，并有信誓来坚定专一的爱情。至于《邶风·柏舟》中“之死矢
周代的婚姻制度以专偶制婚姻制度为主体，但原始的婚姻制度仍有残留，“群婚制”，“内婚制”，等婚姻制度在《诗经》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在《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大雅·生民》：“履帝武敏
《诗经》中有不少反映贵族婚姻的诗篇，大都反复强调了具有“三重”特色的婚制准则，并大都具有鲜明的聘娶和
“群婚制”、“内婚制”、“收继制”是一些特殊的形式，周代婚姻制度的主流还是一夫一妻制与
当时，无论是聘娶婚制还是
⑵周代婚姻之礼
周之前，盛行抢婚制度。“婚”这个字通“昏”，就来源于黄昏或者夜晚的抢婚。抢婚风俗，《诗经》中已有记载。周公制定了男女婚嫁须经过媒
中国传统婚姻大事大致要经历说媒、相亲、过礼、择期、迎亲、拜堂、婚宴、闹房、回门等诸多步骤仪式。而《诗经》时代则表现为欢会、相恋、幽会、婚嫁仪式上。表面看似简略些，但实际上，上古的礼仪比今天还要讲究，而且更为
我国夏代开始就形成了婚姻礼俗形式，在演变过程中，据《仪礼·士婚礼》规定，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六礼是主要礼制。
①纳采。男家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得到女方应允后派使者送上雁为礼物，向女家正式提出缔婚要求。《仪礼.士昏礼》：“纳其采择之礼。”二姓欲为婚姻，夫家或介者必先请于女家，询问女家是否同意，或得请，则“纳采”。“ 纳采，采择女也。”请婚得准，再有纳采之礼，男家才可以向女家送采礼。
②问名。男方使者问女子生母之名，以分
③纳吉。男方占卜，获吉兆后派人带着雁到女家报喜，行纳吉礼后，婚约正式确定。凶兆则无须纳吉。“纳吉，卜于庙而吉，使使者告往” (《春仪秋左传注》.杨伯峻)使者问名回去后，男家主人在
④纳征。亦称纳成，男家遣使者去女家赠送聘礼。“纳征，使使者
⑤请期。男方占卜选好结婚吉日后，征求女方同意。“请期，告婚期。”(《春秋左传注》.杨伯峻)《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所用之礼也是雁。男家派人到女家去请示婚期，实是男方家庭确立了婚期后告诉女方家庭。
⑥亲迎。亲迎俗称迎亲，是婿到女家去迎亲，新郎乘黑漆车亲往女家迎娶。《仪礼·士昏礼》下贾《疏》引郑玄《目录》云：“士取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亲迎是在黄昏的时候进行的，所以“昏礼”用昏。这是古代婚姻礼俗中的主要程序，也是婚姻礼仪中的最重要、最实质的礼仪程序，亲迎的仪式亦很重要。
可见，聘婚的仪式是相当
这种制度在《诗经》中有所反映，如《邶风·
在婚礼的诸多步骤中，以亲迎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最为热烈，有车马的喧腾、亲友的祝贺与戏谑以及歌舞和宴会等等，一切狂欢性质的活动都制造了婚礼的气氛，使两性的世俗结合带有几分浪漫色彩。如《周南•桃夭》一派的幸福美满：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
桃之夭夭，其叶
有女静好，宜家宜室宜人，怎不叫人心驰神往?诗人由柔嫩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貌，祝愿她出嫁后要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
周代的六礼与男女双方家族的关系密切，要有双方父母、媒人等一系列手续。但这并不等同于后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礼中的“纳征”和“亲迎”最为重要。除纳征用币帛外，其它五礼都用“雁”。古代农民冬则居邑，春则居野。田牧之世，分散尤甚。故嫁娶必始秋末，迄春初，雁来而以为礼，燕来则祀高媒，皆可见嫁娶之时节。《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诗类·陆氏诗疏广要》卷下之上：“雁为阳鸟，冬则南翔，夏则北
4.其它婚姻风俗
⑴男婚女嫁要有“媒”
《周礼·地官·媒氏》中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与嫁殇者。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这是中华文明史上有名的文献。媒氏严格监视成年男女的婚姻状况，为了保证人口的发展，媒氏采取多项措施：第一项，通过登记育龄男女来掌握人口生产资源的状况，规定了男女待嫁待娶的最高年限，如果超过这个年限，就将采取强制措施，强令嫁娶。文中男子单身的最高年限是三十岁，女子单身的最高年限是二十岁，如果超出这个界限，国家就将采取惩罚措施。第二项，掌握结婚、离婚男女的情况，充分利用人口的生殖潜能。对离婚女子也采取鼓励再嫁、甚至强行再嫁的措施，充分利用她们的生育能力。后代那种“一女不事二夫”的道德观与此违背，是被禁止的。第三项，为大龄男女开辟约会场所，鼓励自由结合。如有阻扰，将对阻扰者进行处罚。第四，规定彩礼的最高限额，降低结婚成本。第五，禁止冥婚，不许育龄妇女嫁给死人，防止生育能力浪费。而明清时代冥婚盛行，各地建贞节牌坊，表彰这种终身处女。第六，设立婚姻诉讼裁决所，处理婚姻纠纷。这六项措施具有进步意义，符合人性的要求，也符合当时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要。
《媒氏》职文说有“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这个“仲春”，大致将上巳节包括在内。“令会男女”的盛况，可以在《郑风·
《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从这几句诗看，姑娘是要求有问名、纳吉、请期的。此后姑娘日日盼望男方派媒人来：“乘彼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不是六礼中的环节，却是不可或缺。在“亲迎”之前，男女双方原则上是不允许见面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这些聘婚礼仪都必须通过父母或媒人，这就是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齐风·南山》说：“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为之何?必告父母”。又说：“
⑵讲究“门当户对”
周代的聘婚制有个特点，就是带有明显的重视门第的倾向，尤其是在贵族的婚姻中，有着显著地政治目的和经济意图。《卫风·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
⑶同姓不婚的禁忌
在婚姻风俗方面，周时已有同姓不婚的习俗。《左传·僖公二十三》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番”。《礼记·大传》也说：“同姓从宗;合族属……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指的就是周代形成了同姓不婚的禁忌原则。姓的起源原来是血统的一种标志，最初，同姓的都有血统关系。所以在同姓之间禁止发生性关系。《礼记》所谓：“合二姓之好”就是这个意思。《礼记•曲礼》说：“娶妻不娶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我国古代所以规定同姓不婚，除了出于伦常的理由，还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人们认为同姓的结合对于子孙后代是有害处的，这样的结合后代不会
《邶风·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子飞翔天上，参差舒展翅膀。)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妹子今日远嫁，相送郊野路旁。)
燕燕于飞，
之子于归，远于将之。(妹子今日远嫁，相送不嫌路长。)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燕子飞翔天上，鸣音呢喃低昂。)
之子于归，远送于南。(妹子今日远嫁，相送远去南方。)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二妹诚信稳当，思虑切实深长。)
终温且惠，淑慎其身。(温和而又恭顺，为人谨慎善良。)
先君之思，以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之子于归，远于将之……之子于归，远送于子男”，说的就是姬姓女子远嫁的事，即卫君送其妹远嫁南国。就是为了避免缔结有血缘关系的婚姻。此类的诗还有《卫风·
⑷互相赠物定情
周代男女定情时要互赠信物。《卫风·丘中有麻》就叙述了一对情人赠送礼物确定感情的过程。“彼留之子，贻我佩玖”(刘家小伙就是他，送我佩玉想成家)。
《诗经》婚恋诗中用以起兴的植物多起到了赠物达情的特殊作用，反映了盛行于上古的采摘习俗和投赠之风。《诗经》中有很多采摘诗，如“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彼采葛兮”“终朝采绿”等等，且多作为起兴。
采摘在氏族公社时期曾是一项主要劳动，《诗经》时代虽已开始农耕，但采摘仍在继续。《卷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暖我怀人，宾彼周行”，应是主人公因怀念远人，劳作变慢，才“不盈顷筐”。《采绿》也是这样，“终朝采绿，不盈不菊。予发曲局，薄言归沐”，都是寓情于景，写劳动中的思念之情。从采摘中可看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小雅
⑸夫家可以任意休妻
周代已有“七出”之说，即休妻的七种规定。对此，《大戴礼记·本命》记载说：“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嫉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并进一步解释说：“不顺父母者，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
在《氓》诗作中，弃妇回忆了他们的初恋、婚后生活，处处充满悔恨。初恋时分，氓以贸丝为借口来商讨婚期。虽然氓无良媒，但还是答应“秋以为期”。氓既去之时，是她思念最苦之日。既见其复关，“载笑载言”。然而婚后的操劳并没有换来恩爱与体贴。“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丈夫对自己竟然粗暴有加。昔日的诺言都不复存在，留给弃妇的是无尽无边的淇水。弃妇一再认为是自己的年老色衰而导致见弃的，以桑之润泽与黄陨来喻其颜色之变。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婚前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氓抱布贸丝的态度是“蚩蚩”，也就是“敦厚”的意思。在回忆氓之求婚，弃妇的口气是平静而舒缓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一开头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氓当年求婚时的模样：以贸丝为名，来与我商量婚期。她自己也很清楚的记得自己去送他，连到达什么地方都历历在目。而且还尊称氓为“子”。这一切表明：弃妇一开始并不可能就把氓斥责为“无知之人，
全诗情感抒发的转折点出现在弃妇对婚后生活的回忆上。一言及此，弃妇的悔恨之意顿时达到高潮。她通过桑叶之润泽与黄陨来比喻自己的年轻美貌与容颜憔悴之时。既感叹自己年纪轻轻就陷入情感太深、太执迷不悟;又扼腕婚后操劳却换不回丈夫的专一与忠心。在这里，弃妇指责氓的“贰其行”、“二三其德”，认为见弃的原因在于丈夫嫌弃自己年老色衰。“淇水汤汤，渐车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善良、勤劳的女子见弃的呢?再就是她自己言说的年老色衰而遭遗弃的吗?弃妇在回忆氓求婚之时，反复表现的是自己的犹豫(“匪我愆期”，“尔卜尔
其三，诗作中竟然没有提及子女。和《谷风》中的弃妇类似，《氓》中的那位弃妇不可谓不勤劳，和丈夫的感情不可谓不深，但在婚后的变化都是丈夫的性情暴怒无常。“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决裂之心，干脆果断!既是极度绝望后的冷静，也是无牵无挂的必然结果。假如有子女，她会那么坚决?文中悔恨悲愤充溢，然而留恋之意只字未提!妇人在离家、出走这样重大的关头最为牵挂的多为儿女。但为何在《氓》中毫无体现?是不是她没有儿女，所以走的那么义无返顾!所以她宁愿忍受丈夫的暴怒与无常，而格外留恋初恋时光和向往和睦美满的家庭生活!
其实，诗作中不直接言及子女或用隐晦的说法来暗示，最主要的还是这属于妇女自身的难言之隐。有子无嗣，尤其是有无儿子，直接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存亡。妇女不能生育(真正原因或许还不一定在她身上)，不仅不为家庭所容，而且也难以为自己所不容——这是生理本能。因此而见弃，对外人言则实在难以启齿。
无子出妻，实际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西周的宗法制度下，只有男性才有继承权。没有子女不仅是弃妇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是家庭的不幸。而出于家庭生存和延续的需要，在当时实用婚姻观的面前，妇女见弃成了唯一的选择。《氓》中的弃妇见弃，最大的可能就是无子。实际上，“她”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缩影。
无子、年老色衰等到是弃妇见弃的直接原因;唯生育是举的婚姻观念、男尊女卑的婚制、松散的民俗等是见弃的深层原因;经济地位上男强女弱、女性在经济上的依附性等是见弃的根本原因。
在男权社会里，尤其是在物质文明相当匮乏的上古时代，婚姻对于女性来说，就意味着自身的价值的葬送。她的一切皆服从服务于男性的价值获取的需要。她的充满悲剧色彩的吟唱，其本身的目的也许就是幻想通过直接的指责来唤醒丈夫的良知，企图以挽救婚姻。在强大的男权社会面前，她们是弱小的，卑微的、寡不敌众的。她们只能用眼泪来挽救自己的命运。柔弱无力的挽救形式和孤苦无依的努力，反过来倍增其悲壮色彩。
《卫风·氓》是一篇，这首《邶风·谷风》又是一篇。同样是用弃妇的口吻陈述被弃的痛苦，与《氓》相比，《谷风》中的女子在性格上不如前者决绝果断，因此在回忆往事和述说情怀时怨而不怒，使人读后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然而在艺术风格上，则更能体现被孔子称道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
采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
毋逝我梁，毋发我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
何有何亡，
不我能
昔育恐育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
有
【译文】
山谷中大风飒飒作响，阴云满天雨水流淌。本应共同努力心心相印，不该如此发怒把人损伤。采来
踏上去路的脚步迟缓踉跄，心中充满了凄楚惆怅。只求近送几步不求远，哪知仅送我到门旁。谁说荼菜味苦难下咽，我吃来却像荠菜甜又香。你们快乐地新结姻缘，亲密得就像兄弟一样。
泾水因渭水流入而变浊，水底却清澈如故明晃晃。你们快乐地新结姻缘，不要把我来诽谤。别到我修筑的鱼坝去，也别碰我编织的捕鱼筐。我的自身还不能见容，又怎能顾及我去后的情况。
就像到了深深的河流，用木筏或小船过渡来往;好比到了浅浅的溪水，便浮着游着来到岸上。往日家中有什么没什么，我都为你尽心地操持奔忙。凡是邻居有了难事，就是爬着也要前去相帮。
你不能体怜我也就算了，反把我当作仇敌
我准备好美味的菜食贮藏，为了度过冬季的匮乏时光。你们快乐地新结姻缘，却用我的积蓄把贫穷抵挡。粗声恶气地拳脚相加，还把苦活狠压在我肩上。全不顾惜当初的情意，“唯我是爱”真像空梦一场
从全诗的叙说来看，这位女子的丈夫原来也是贫穷的农民，只是由于婚后两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年轻妻子的辛劳操持，才使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但是这种生活状况的改善，反倒成了丈夫遗弃她的原因。这个负心汉不但不顾念患难中的糟糠之妻，相反却喜新厌旧，把她当作仇人，有意寻隙找岔，动辄拳脚相加，最后终于在迎亲再婚之日，将她赶出了家门。诗中的弃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泣如诉地倾吐了心中的满腔冤屈。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抒写弃妇哀怨方面是很有特色的。它的出现，表明古代妇女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很早就处在弱者的地位，充当着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作品没有直接对负情男子作明确的谴责，但最初的信誓旦旦和最终的弃如脱靴，仍为此作了有力的点示，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总而言之《诗经》中的爱情婚恋诗，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它们系统、完整的表现了我国古先民的爱情体验和情感探索，成为我国爱情文学的滥觞。诗句字里行间流露出男女之情是那么纯朴，率真，热烈，健康，与与代社会某些感情作交易，追求利益金钱享乐等丑恶现象对比，更显示了古人高尚，优美的情感。今天学习这些诗篇，更能净化我们的心灵，提练爱情的纯洁。而作为我国古先民的原始生活记载，从《诗经》中，我们还能窥测到古先民的一些原始文化观念的形态及其形成。
《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或美好或痛苦的婚恋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诗意美感，比起我们现代婚恋作品充斥着低俗的肉欲，总不免让人产生无尽的追恋和精神的归依感。在当今日趋庸常的生活里保持一颗不死的诗心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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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语：陶渊明被称为‘田园山水’诗人，一生也创作了许多的经典诗，我们一起来了解陶渊明与庐山的渊源吧。
壹
其实庐山上有些地方，陶渊明未必真的去过，但是后人却不断地虚构一些美丽的故事，让陶渊明“抵达” 。
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人像陶渊明这样，在庐山留下了如此多的痕迹。庐山山南的玉京山下有他的故居，汉阳峰的紫霄峰下有陶靖节陆修静对酌台，虎爪崖下有醉石，醉石旁有五柳馆、归去来馆，不远处还有栗里，据传陶渊明诗中的南村就是此处;今天九江县境内的面阳山下有陶靖节墓，墓旁有靖节祠、靖节书院;面阳山南的黄龙山有通书院，旧称这里是陶渊明故居，或是陶渊明的祖居。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么多的遗迹中，旧居就多达四五处。不得不令人感叹陶渊明对于庐山的重要性。
而如此多的遗迹，也并非是陶渊明自己留下来的，更多的是来自于后人对他的追忆。像归去来馆就是南宋朱熹所建，靖节祠和靖节书院也是明代文学家李梦阳在担任江西提学副使时修建的。这些文化名人的追忆，更加凸显陶渊明的意义。他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隐士、诗人，更多的是一个文化象征，一个符号。
其实庐山上有些地方，陶渊明未必真的去过，但是后人却不断地虚构一些美丽的故事，让陶渊明“抵达” 。比如庐山东林寺有著名的《虎溪三笑图》 ，画的是慧远、陆修静和陶渊明三人在东林寺中倾谈甚欢，离别时慧远送二人出寺，本来慧远送人从不过虎溪桥，但这次因为交谈至深，不觉竟走过了此桥，弄得山上的老虎都看不下去，大吼一声，于是三人会心大笑。画面就定格在这一瞬间。慧远是东晋高僧，陆修静也是道教的重要人物，当时隐居在庐山山南简寂观，而陶渊明无疑在这里被作为了儒家的代表，儒道佛就这样融合无间地出现在一幅诗意的画中。但事实上，慧远去世的时候，陆修静才十岁。而陶渊明也曾在诗中对慧远某些观点表达了异议，慧远曾想邀陶渊明加入莲社，陶渊明也没有同意。 《莲社高贤传》说陶渊明曾造访莲社，最终“攒眉而去” 。但是，与其说《虎溪三笑图》是后世的凭空想象，不如说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他们希望陶渊明抵达这里，并与慧远、陆修静倾谈，三位大师纵情探讨人生、诗歌和自然万物。事实上这样的愿望在后世都得到了实现——白居易与庐山诸寺的高僧过从甚密，苏轼也与庐山归宗寺的佛印有着深厚的情谊。所以尽管知道这样的事实并不存在，苏轼、黄庭坚等人仍兴致盎然地在《虎溪三笑图》后题写了文字。
而另外一些非虚构的史实，则真正会让后人歆慕。据《庐山志》记载，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栗里如同一个文化圣地，那里有心远亭，亭有碑镌“心远地自偏”诗;又有“吟松醉菊”石刻。心远亭西南还有清风桥，同治年间的《星子县志》甚至记载了乾隆年间地方官员重修此桥时一段诗意的文字：“又西数里为杨柳桥，有晋处士碑，碑阴一水抱焉。壬午春涨桥断，余适课农于此，因解腰围银带以续，不逾月桥成。有一老叟歌曰：‘处士何曾是姓陶，菊花人醉风萧萧。使君腰解银带子，袖挟清风过此桥。 ’歌罢，向松山高步而去。时人闻其歌，遂题于龙山铺，而请改为清风桥。今不觉二十余年矣……”需要注意的是“余适课农于此”所隐藏的含义，因为陶渊明也曾参与“课农” ，并写下了《劝农》一诗，所以一个“适”字，写尽了此官员对于陶渊明的遥想和怀念。尽管这些亭台、石桥、碑刻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只要庐山还在那里，只要你在某个位置抬起头来看到庐山，就会想到陶渊明。我无法想象没有陶渊明的庐山会是什么样子。在漫长的历史里，从没有一个人像陶渊明对一座山有着如此大的影响，从此庐山仿佛拥有了生命，拥有了一种来自于东晋的气质与风度。
庐山对陶渊明也有着非凡的意义，这里的山川草木怡养了陶渊明平淡冲和、含弘万物的性格与心境，并且滋养了他的诗歌创作，在陶渊明的诗集里，大部分的诗歌都与庐山有关，山间的风景，山下的田地，山边的河流与湖泊，山中的读书生活等等。他在这座山中耕种、饮酒、养菊、思考人生的意义，有时候生活非常艰难。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而陶渊明显然是因为在此山中，才见到了庐山的真面目吧。
今天，这些与陶渊明有关的遗迹很多都不存在了，比如陶渊明陆修静对酌台、玉京山的旧居、靖节祠、通书院。而保留下来的，与历史上的记载也有不小的差别。这些地方一直不是庐山旅游的热点，栗里是山南的一个小村落，醉石隐藏在深深的山谷里，至于陶靖节墓，也许除了纪念活动之外，恐怕更是罕有人至吧。这样也正好，它们就像当年的陶渊明一般，隐藏在深山里的一座草庐中，任由云起云卷，风吹风落。千百年来，它们一直保持着陶渊明的隐居姿态。
贰
陶渊明的出仕，并非为了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作为，更多的还是为了生计、为了更好地赡养亲老。
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405年，五十四岁的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一职，挂冠归隐，从此再也没有返回仕途。八十多年后，梁朝的诗人、学者沈约在《宋书》中解释陶渊明辞官的原因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即日解印绶去职。 ”从此“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说法成为了人们最为熟知的典故，它与陶渊明去世后朋友们给他取的私谥“靖节”一起，构造了一个耿介、正直、不屈服于权贵的形象。虽然陶渊明对于官场上的束缚、对官场黑暗的不满毋庸置疑，但是，过于强调这一点，也使得我们难以窥见陶渊明内心中一些隐秘的情感，这些情感对于我们认识陶渊明或许更为重要。
在人们欣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时，往往忽略掉了陶渊明自己陈述的辞官理由，那就是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得清清楚楚的：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显然，陶渊明对于官场生活感到极为压抑，心情也极不畅快，但尽管如此，他原本也准备做满一年再辞官。而导致他突然辞官的直接原因，就是程氏妹的去世。较之要束带见督邮来说，这件事在陶渊明的心中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陶渊明一直十分重视亲情。他三岁丧父，一直是在母亲的教育和抚养下长大的，在他的诗文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对于母亲的尊敬、怀念以及未尽孝道的愧疚。陶渊明的母亲是晋代名士孟嘉的第四女，母亲去世之后，陶渊明在居丧期间写下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其中说道：“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谨按采行事，撰为此传。 ”看来陶渊明撰写此文，实是为了向其母致敬。
正因早年丧父，家道艰难，母亲又教育有方，使得陶渊明与几个弟妹的感情都十分融洽，两个堂弟仲德和敬远，以及同父异母的妹妹，即程氏妹，从小互相扶持，又难得有共同的语言和兴趣，陶渊明诗中不少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诗篇，文字上稍显激烈的，大都是写给仲德和敬远的。程氏妹去世后，他不仅立刻辞官奔丧，还写下了一篇感情真挚的《祭程氏妹文》 ，寄托自己的哀思。
而陶渊明的出仕，也并非为了想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作为，更多的还是为了生计、为了更好地赡养亲老。所谓“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与子俨等疏》 )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 《饮酒》十九、十) 。也正因此，陶渊明在宦游途中所写的诗篇，都表达了为糊口而从仕的无奈与压抑。
程氏妹的去世对陶渊明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就在程氏妹去世的四年前，陶渊明的生母去世，当时陶渊明正在桓玄的幕府中任职，出使江陵，未能陪在母亲身边。他在《祭程氏妹文》中说“昔在江陵，重罹天罚” ，他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而此次程氏妹的去世，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也让他下定了决心，回到庐山脚下，更加去珍惜人世间的种种情感，而不是将生命耗费在虚伪、狡诈和空虚的官场之中。
同时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之所以如此决绝，也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母亲已经去世，孝道已尽，不存在赡养亲老的压力。“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这几句简单的话说得多么透彻。以前勉强从仕，是饥冻之切会涉及到慈母，现在不过是自己受点苦楚罢了，来去自由。“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这个平生之志是什么?就是按照自己的心灵去生活。
但是辞官几年之后，仲德和敬远相继去世，也使得陶渊明的晚年越发孤独。从此，庐山成为了陶渊明唯一可以畅叙幽情、倾诉内心隐秘世界的寄托了。
叁
在这短暂的五年时间里，尤其是入桓玄幕府、担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三次任职，陶渊明亲身经历了东晋中后期最为严重的政治动荡。
其实庐山完全可以说是陶渊明的故乡。陶渊明生在庐山脚下的浔阳柴桑(今九江市西南)，从小就在庐山下读书、生活，养成了“性本爱丘山”的心性。终其一生，他都没有长期远离过庐山，包括出仕的时候，离开的时间都非常短暂。
陶渊明一生共五次出仕，第一次是二十九岁时担任江州祭酒，离家很近，只做了几天时间就“不堪吏职” ，辞官回家。此后长期在家中闲居，直到三十四岁才第二次出仕，进入荆州桓玄的幕府任职。这次出仕的时间最长，前后共三年左右的时间，离家也较远，其间还出使过首都建康。正是在此任上，陶母不幸去世，渊明正在荆州江陵，当年(公元401年)冬天就赶回到浔阳守丧。陶渊明守丧期间，桓玄与朝廷的关系彻底破裂，先是桓玄击败东晋权臣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领军入都，自号相国、楚王，又逼迫晋安帝禅位，称帝改元;之后建武将军刘裕举义兵击溃桓玄，经过数次激战，桓玄终于公元404年兵败被杀。陶渊明则因为居丧，幸运地避免了卷入这次战乱。
桓玄失败后，陶渊明第三次出仕，到京口担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此次任职不足一年时间，于公元405年转而担任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又只任职了四个多月，于当年八月担任彭泽令。彭泽令只做了八十多天，就彻底辞官归隐。这就是陶渊明的五次仕宦生涯，总共加起来居然不超过五年。
然而，在这短暂的五年时间里，尤其是入桓玄幕府、担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三次任职，陶渊明亲身经历了东晋中后期最为严重的政治动荡，许多人或被迫或主动卷入其中，成为政治上的棋子，最后身败名裂。后来刘裕残忍地杀害已经退位的晋恭帝，为此陶渊明带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述酒》一诗，他未必是对东晋王朝有什么很深的感情，只是对刘裕的行为做道义上的谴责。
仕宦生涯使陶渊明对政坛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朝廷的腐败、黑暗与污浊更坚定了陶渊明归隐庐山的决心，当许许多多的人深陷权与利的争斗中不能自拔时，恰是这些争斗让陶渊明认识到内心善良的可贵和自然之美的纯净，他们让陶渊明意识到，在短暂的人生中，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珍惜，而与自然万物的永恒相比，人类实在是太渺小和无知了。
肆
从此之后，陶渊明数次迁居，开始了他最为艰难的晚年生活，当时的他，和一个贫苦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在很多人的眼中，陶渊明在庐山的隐居生活一定是平静恬淡、安逸舒适，令人怀想联翩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刚刚辞去彭泽令的头两年里，陶渊明过得确实还比较惬意。家里还有一些积蓄，农作物生长得也比较好，他甚至能够请得起僮仆。但是，在辞官后的`第三年盛夏，家中突遭火灾，几乎所有物品毁之一炬，在一段时间里，陶渊明带着家人只能寓居在一条破旧的渔船上，他的庄稼又连续遭受蝗灾和洪涝(见他的《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诗) 。此后又经历了各种天灾和战乱，根据《晋书·安帝恭帝纪》的记载，义熙三年(公元407 )的夏天浔阳发大水，义熙五年浔阳地震，同年三月又发生雪灾，大雪“平地数尺” 。东晋晚期的孙恩卢循之乱也波及到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在义熙六年，官军和卢循的叛军在浔阳及其周边地区反复拉锯，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战乱才得以平息。
从此之后，陶渊明数次迁居，开始了他最为艰难的晚年生活，当时的他，和一个贫苦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双脚上的疾病已经使他无法行走，各种病患缠身，而且无比贫穷，有时竟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不得不到邻居家去乞食。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任何重返仕途的想法，他已经与那个污浊的社会完全决裂，执着地按照自己的心灵生活。在他晚年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内心充满痛苦和悲凉的形象，他对于时代感到不满和无奈，却又无法改变，只能选择保持一己之身的清白与高洁，那仿佛是一个孤独的鹤的形象，在泥泞的沼泽上整理着洁白的羽毛，独自起舞。难怪李长之在《陶渊明传论》中说读陶渊明的诗，会越来越“觉得他的诗句是那样的沉痛，几乎‘言尽意不舒’的情调充满了全书，竟再也寻不出十分快乐的影子了。 ”
另一面，当面对着时代的污浊、社会的黑暗、人心的凉薄以及自身生存之艰难，每每在苦痛达到极致之时，陶渊明又能展现出超人的豁达与通融，如同暗夜中的光，夜空中璀璨而明净的星辰一般，照亮着后人的洞府。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些平淡的句子为何会带来如此多的尊敬与感动，因为平淡下面是激流汹涌、是潮起潮落。而陶渊明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超越了个人的苦痛、超越了一个时代、超越了生与死，用自己的人生，完成了对整个人生和宇宙的思考。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魏晋以来盛行隐居，这固然是因战乱引起的，同时隐居给隐士们带来的高名，也带给了他们踏入仕途的另一条捷径。每一个新皇的登基或者每一个新朝的建立，总会邀请隐士们重新出山，以表示“野无遗贤” ，显示其政权所得到的拥护。因此，当时许多的隐居者生活非常舒适，甚至到了奢华的地步。与陶渊明齐名的谢灵运，在仕途不顺的时候，也常回到故乡的山水中，暂隐山林。 《宋书·谢灵运传》上记载了他是如何寄情山水的：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
登山到了如此讲究的地步，可以说连现代人都叹为观止吧。木屐可以上山去掉前齿，下山去后齿。并且还带着数百民工，开山辟境，竟让人误以为是山贼。谢灵运出身豪门望族，即使是隐居，也不必担心自己的前途，更不用担心财力。这是出身寒族的陶渊明难以望其项背的。况且陶渊明的情性趋向澹泊，也注定了他不会像那些寻找仕途捷径的隐士那样，装模作样，然后一跃成为朝廷的座上宾。对比谢灵运的这段记载，陶渊明的记载则显得无比贫穷、局促，在其好友颜延之撰写的《陶征士诔》中记载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为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令，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题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 ” 《宋书》本传中还说他晚年有脚疾，需要人抬着他才能出行。相比于谢灵运，实在是太过寒碜。
晚年的陶渊明忍受着超出常人的孤独和寂寞。他是痛苦的，因为他是清醒者，也因他清醒着，所以要不断饮酒求醉，方能暂忘苦痛。他又是欢欣的，因为他在按照自己的内心生活，不需要出卖灵魂，不需要看他人的颜色行事，不需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每日在庐山的云雾下，种植庄稼，会为每一次的收获而感到满足;培育菊花，等待友人给自己送酒喝;读书写诗，会为历史反照出的现实发出感慨，也会与古人、与更古的山川产生某种无法言传的交流与默契。
伍
当陶渊明去世之后，没有人会意识到正是这个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隐者，为魏晋的诗风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十一月，深受疾病和饥饿折磨的陶渊明去世，终年六十三岁。陶渊明卧病在床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其间名将檀道济担任江州刺史，还特意来看望了陶渊明，希望陶渊明能为新朝服务，这样生活上至少能好些。陶渊明委婉地拒绝了。临走前檀道济还馈赠了粱肉，但陶渊明“麾而去之” 。真应了鲁迅先生对他“金刚怒目”的评价。
陶渊明对于刘宋的不满，历来的解释都是说他忠于晋室。但陶渊明既非晋朝重臣，且出仕不到五年，何况他对东晋政府的腐败无能早已感到失望，何来忠晋之说呢。他对刘宋政权不满，对檀道济的不满，终究还是因为刘裕在处理安帝、恭帝这两位逊帝上手段过于残忍(安帝被刘裕派亲信毒死，杀恭帝时刘裕先派恭帝亲随王祎下毒，王祎不忍下手，自己喝了毒药，刘裕便派人直接用棉被闷死恭帝) ，而刘宋政权的内部斗争也过于阴险和残酷。事实在几年后给陶渊明的态度予以了证明。檀道济在参与了多次朝廷内部的争权之后，终被宋文帝杀害，而刘宋宫廷内部的杀戮才刚刚开始，此后亲子弑父、兄弟相残的惨剧频频出现，传统的道德观念完全崩溃。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感叹陶渊明的睿智。当宋武帝刘裕去世之后，檀道济、王弘、谢晦、徐羡之同为朝廷重臣，不久后谢晦、徐羡之和檀道济先后在政治斗争中惨遭屠戮，只有王弘一人远离了斗争得以幸免，史传称王弘在担任江州刺史的时候“省赋简役，百姓安之” ( 《南史·王弘传》 ) 。而这个江州刺史，就是在陶渊明晚年，频频给陶渊明送酒的那位地方官员，而陶渊明也经常出现在王弘的宴会之上。王弘从没有勉强陶渊明出仕，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简单的友谊。从王弘、檀道济截然不同的结局，再来看陶渊明接受王弘的赠酒，却拒绝檀道济的馈粱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陶渊明的立场自然可见。
在陶渊明去世的这一年，谢灵运四十八岁，刚刚担任刘宋朝廷的秘书监，也许他那部著名的目录书《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正开始撰写，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写出了大量风格新颖、技巧纯熟的诗篇，正引领着诗坛走向一个新的时代：讲究辞藻的华丽、韵律的和谐、结构的完美。其实早在很多年前，诗风转变的倾向就已经开始了。但与不愿卷入政治一样，陶渊明也不愿卷入这个诗歌的新潮流中。他推崇的依然是《诗经》 ，是汉末的古诗，是阮籍、左思。当陶渊明去世之后，没有人会意识到正是这个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隐者，为魏晋的诗风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去世不久之前，陶渊明还写下了三首《挽歌诗》 、一篇给儿子们的《与子俨等疏》 、一篇给自己的《自祭文》 ，在这几篇诗文里，陶渊明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表达了自己作为人父却使儿子们忍受饥寒的愧疚，并希望儿子们能珍惜兄弟感情。当然，他还谈到了死亡。“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这是需要经历怎样的艰难与痛苦才能说出的话。他说死后要把自己葬在荒野，“不封不树”，“托体同山阿”，希望能与庐山融合为一体，与天地万物同化。
“家为逆旅舍，我如远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
这是陶渊明《杂诗》第七首中的诗句。“家为逆旅舍，我如远去客。”汉末《古诗》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句子，后来苏轼也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从古诗到陶渊明再到苏轼，我们仿佛看到了有根线，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牵连了起来，也将相隔几百年的诗人们牵连了起来。人生就像是一座旅舍，我们不过是漫长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过客，偶尔在某一时间进入这个旅舍，然后再离开。人生如此短暂，被遗忘的人们就如同从未存在一般，那么你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你在这世间又该如何去生活，如何去面对你的世界呢?陶渊明和苏轼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这句诗，是陶渊明说给自己听的，又何尝不是说给千百年后的人们。
把眼睛埋进石头中
看瞬间陌生的世界
把徘徊的脚步挂上树梢
等秋风四起时随叶落萧萧
在时光深处
必须学会孤独
沿落叶的纹路舞蹈
迈过小河就让波浪随我起浮
踏过山路就让岩石随我微笑
我是那么的孤独
却又情不自禁痴狂
早晨的光芒
带着我飞翔
在蓝天白云的深处
有我同父异母的亚当
天空在挽留流星
大地在挽留沙砾
我遗失了我的影子
再也唱不出动人的乐章
我躲在自己的怀抱里
沦陷在罪孽的中央
眼前的莫名事物
沿着他们特有的轨迹铺展
站立在分岔路口
我看见另一个更加孤独的自己
我顺着我的影子追去
没有人会发现我一个人的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