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大众化还是小众的，从新诗诞生起，就一直在争论中。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平民化还是贵族化。
新诗刚出世就显露了它的平民化倾向。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核心，就是推倒贵族文学，建立国民文学。周作人等也提出“平民的诗”。其后，新诗的平民化运动一浪接着一浪。康白情“贵族的诗”的说法，虽得到朱自清等人的支持，在新诗史上几经沉浮。朱后来发表《新诗的进步》，则倡导“并存”。两种倾向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
不仅对诗坛，就是对同一位诗人来说，大众化倾向和小众化倾向也常常是“并存”的。李白有《静夜思》，也有《蜀道难》；老杜有三吏三别，也有《北征》。推出大众化的《死水》的闻一多，也出版过小众化的《红烛》；写过小众化的《雨巷》的戴望舒，也写过大众化的《元日祝福》。朦胧诗似乎是小众的，但是诸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之类的名句却得到广泛流传。当然，一位诗人总有他的主要审美倾向。李金发基本是小众化诗人，田间基本是大众化诗人。在一些诗人那里，主要审美倾向还会发生变化，殷夫、穆木天、艾青、何其芳等都是由小众化转向大众化的诗人。
从一个角度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诗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大众化和小众化倾向还与诗的外在环境密切相关。当生存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发生战争、革命、灾难的年代，大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当生命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和平、和谐、安定的年代，小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
大众化和小众化的诗都各有其美学价值，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艺术总是有媒介化倾向，诗终究以广泛传播为旨归。大众传播有两个向度：空间与时间。不仅“传之四海”的空间普及，“流芳千古”的时间普及也是大众化的表现。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诗歌的这种隔世效应也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化现象。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时代，只要是中国人，大多能背出几首佳作。唐诗宋词成了中国人文化身份之一。白居易和柳永是很值得后世研究的代表。
胡适倡导新诗时，就很推崇白居易和他领军的新乐府。“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推进了杜甫开辟的现实主义，“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从《赋得古原草送别》到《长恨歌》，再到贬居江州的《琵琶行》，白居易有明确的大众化艺术追求，他的不少诗篇也最大限度地产生了大众化效应。白居易的诗广布民间，传入深宫，当时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处题有白诗。有的“粉丝”全身纹上白诗，有的歌*因能诵《长恨歌》而“增价”。元稹为《白氏长庆集》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叙述：“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居易死，唐宣宗写诗悼念，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句。新乐府用口语,但徒有乐府之名，实际和音乐没有多少干系，而柳永的词却充分运用音乐作为传播手段。柳永生于两宋社会的“盛明”之世，描写都市繁华，歌咏市井生活，在题材上有突破；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创制长调慢词，在文体上有突破。他熟悉坊曲，和歌伶乐伎合作，使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新诗拥有唐诗宋词时代没有的现代传播手段，像诗的网络生存，就是古人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但是，新诗实际上很小众。和唐诗宋词相比，新诗的大众化存在诸多困难。
一、年轻的新诗不成熟，甚至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诗人难写，读者难记，没有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至今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文化生活之外；
二、新诗的发生更多地取法外国，不来自民间，不来自传统，也不来自音乐，主要借助默读，与朗诵尤其与音乐的脱节成为传播的大难题，把声音还给诗歌乃当务之急；
三、和白居易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不一样，当下有些诗人信服“私语化”倾向，使得公众远离诗歌。高尔基有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
无论是小众还是大众，新诗都需不断继承创新，在多样化格局中努力争取传播的大众化效应。
岑参，唐代边塞诗人，南阳人，太宗时功臣岑文本重孙，后徙居江陵。
籍贯争议
关于岑参的籍贯，学界有两说：一谓江陵人，一谓南阳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谓岑参唐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人，其先世本世居南阳棘阳，梁时长宁公善方始徙江陵。诸书称岑为南阳人，盖从其郡望。此后陈铁民等撰《岑参年谱》亦同意闻说之考证。但此后学者中亦有人坚持“南阳”说，如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就认为，岑参的籍贯应是唐代棘阳(今河南南阳)人;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则从唐代户籍制的考察入手，论证岑参的籍贯当为“南阳”;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也认为，岑参“祖籍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梁时徙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似亦倾向于南阳说。
生卒年考
岑参的生卒年史无明文，长期以来亦无确考，本世纪学界颇多异说：
1.赖义辉《岑参年谱》考证岑参当生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2.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则不同意赖说，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卒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五十六岁;后来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也同意此说。
3.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也认为，赖说的错误较明显，但闻一多先生的证说亦有不足之处，他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更为确切。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也持此说。
4.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以为岑参生年最少应该比闻氏所定的后一年，即公元716年，至公元770年死去时为五十五岁。
5.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通过对岑参及第授官之年的考证，认为岑参应生于公元717年(开元五年)。
对于岑参的卒年、月，学界有三说：一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所考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说;一为赖义辉《岑参年谱》提出的大历四年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认为，闻一多的考虑还欠周到，经过他的推测，岑参应当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下旬。一为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所云，疑参于大历十月左右即病逝于东归途中之船上，其地可能在嘉、戎一带，而非成都之旅舍。
游河朔时间考
关于岑参游河朔的时间，闻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有较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陈铁民等《岑参年谱》则不同意闻说，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七年游河朔。春自长安经古邺城至邯郸，复由邯郸抵贝丘。暮春自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后到井陉。冬抵黎阳、新乡。
西征本事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岑参两首著名的边塞诗，对于此两诗的背景，闻一多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此说为李嘉言《岑诗系年》、马茂元《唐诗选》、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其他一些选注本所沿用，影响较大。
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两诗与《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当，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从边疆历史地理的实际出发，对上述两家说法细加考察，认为闻一多将两诗系于天宝十三载封常清摄御史大夫之后固然是正确的，但把它同《凯歌六章》并列为征播仙之作，则显然不妥。胡文认为，常清之破播仙，当在天宝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参乃作《凯歌六章》以颂之;而《轮台歌》、《走马川》所叙西征事，当在十三载九月，或十四载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发表后不久，孙映逵撰《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文商榷，孙文认为西征与破播仙是一役，闻说是确当的，岑诗中的“西征”即是征讨入寇吐蕃(而不是征回纥)，同时也是征讨吐蕃支持下的.叛镇播仙;而且三诗所写地理位置亦合，在行军路线和地点上也无矛盾。胡大浚《再论“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再次强调“西征”与“破播仙”并非一役，且就二诗诗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与孙文不同的看法。
此外，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一文将岑参两次赴西北边塞的经历作了考证，其中与闻一多《考证》、李嘉言《系年》及陈铁民等《年谱》多有不同。
隐居问题
岑参一生曾有几次隐居，对于其《感旧赋序》中所说的“十五隐于嵩阳”一句所指，闻一多认为，此乃指开元十七年(岑参十五岁)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事，嵩阳乃是太室。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则认为此句主要应指作者十五岁至二十岁左右隐于少室的一段经历。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则认为，当指其十五岁至二十岁隐于太室、少室两山事，不一定专指一处。另外，陈铁民此文还认为，岑参至晚于开元二十九年时已隐居终南，但这种隐居，乃是一面隐居，一面不断寻求出仕的道路。
岑参的交游
此类文章首推闻一多的《岑嘉州交游事辑》，后来诸年谱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后又产生了几篇考述岑参交游的论文，如王刘纯的《岑参交游考辨》、廖立的《岑参师友考》等。
韩愈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
刻薄韩愈与厚道白居易
舒芜为《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作序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
舒芜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韩愈比刘
《永贞行》这首诗较长，内容涉及不同历史阶段，又用了很多偏僻字眼和古代典故，这里不再全文照引。让我们看一看韩愈在相关诗句中怎样评论永贞革新。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太皇指顺宗。韩愈做诗是在顺宗之子李纯登基之后，所以称顺宗为太皇。谅阴，守丧时住的房子。这里上溯说到德宗去世，顺宗刚继位的时候。古俗，帝王去世，不言政事。《论语·宪问》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一句，意思是殷高宗武丁守丧，3年不说话。韩愈说，那个时候德宗刚去世，顺宗守丧，不便发布政令，二王等小人利用这个间隙，耍弄手段窃取了国家大权。
一朝夺印付私党，
韩愈说，二王刘柳是个谋私利的小集团，一旦窃取大权，正直的朝官就无计可施了。
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纳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这是讽刺改革者升官过快。夜里诏书下来，早晨已经当上官了，不管资历够不够，飞速提拔一点障碍也没有。大白天公然收贿赂，名贵的宝珠堆满了黄金的盘子(“火齐”即宝珠)。韩愈批评改革者谋官神速，有些夸大。另据史料载，除了王收过贿赂外，其他人没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
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
这是说，西汉帅哥董贤因为年轻貌美，被喜欢同性恋的汉哀帝宠爱，才22岁就当上了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哀帝甚至提议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哀帝去世，董贤恐惧地自杀了，现在还有谁为董贤可惜?南北朝时北方武将侯景，率兵投降梁朝之后犯上作乱，杀死梁朝皇帝，通过加九锡等方式，自己即位做了皇帝，最后身死非命，侯景的
显然，韩愈诬称二王刘柳是董贤、侯景一类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唐顺宗”一节中说：“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二王八司马”惨败，韩愈墙倒众人推一通之后，多少找回了平衡，再加上宪宗即位，韩愈受重视，心里好过多了。所以，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写了一篇《柳子厚墓志铭》，虽然文中对永贞革新仍然语含讥刺，但对柳宗元的人品、才学和成就作出了比较实际的评价。
相比之下，刘
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
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
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住。
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
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
禄厚食万钱，恩深三日顾。
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
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
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
诗的开篇假借一个卖药者的目光，描写韦执谊贬官离开都城，家族亲友一路相送，想挽留又不敢留的凄惨情景。卖药者向旁人打听，知道这就是宰相韦执谊。韦执谊昨天还以宰相身份在延英殿和皇上问答，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今天却一下子贬到那么远的边陲生死未卜。从古至今，当大臣的受宠与倒霉，就在早晚一瞬间。看看这些悲剧，不如早早到山里隐居，与白云相伴，倒是能够保全身家性命。
白居易和韩愈都反对朝廷弊政，但是对于力图改变弊政的永贞革新，却持有相反立场。
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歌看到了诗人对改革者的同情与哀悼。这首诗虽然态度消极了一点，但映射出人性的光辉，蕴含着批评皇权的进步思想。这样的内容，在韩愈杀气腾腾的《永贞行》里是找不到的。另外，韩愈还写了《顺宗实录》，添油加醋，捏造事实，对永贞革新横加诬蔑，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都据此立说，使“二王八司马”成了千古罪人。
柳宗元被贬之后，曾写《行路难》一诗反驳韩愈等人的不实之词。刘
“八司马”后来境遇不尽相同。
韦执谊贬到崖州，受当地刺史李甲照顾，参与辅
柳宗元贬官10年，于元和十年(815)受命回到长安。他原以为可以入朝做事，没料到再度遭到诽谤，又被分派到当时的'荒远之地，任柳州(广西柳州)刺史。由于心情抑郁，工作劳累，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病逝于柳州，只活了47岁。
凌准贬为连州司马不久，双目失明，元和三年(809)病逝于连州。
韩泰、韩晔、陈谏3人也与刘、柳一起，贬官10年之后回到长安，又被分派到边远之地。
“八司马”中最富实际才干的韩泰为漳州(福建漳州)刺史。后来调任
韩晔为汀州(福建长汀)刺史，后调任永州(湖南永州)刺史，病逝于永州任上。
陈谏为封州(广东封川)刺史，后调任循州(广东惠州)刺史、道州(湖南道县)刺史、通州(四川达县)刺史，卒于通州。
“八司马”当中，名望不高的程异后来转运。由于吏部尚书(中央组织部长)李
永贞革新有哪些教训呢?
一、时运不济。顺宗由于身体
二、权力基础脆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嫉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何况二王依靠的是一位只有几个月政治生命的皇帝，根本不是善于玩弄阴谋的宦官和充满杀气的藩镇的对手。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欲速而不达。
四、涉嫌*。改革集团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连两人住宅附近的饼店都住满了要求谒见的人，饼店也趁机抬高价格。王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两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革新集团在运动中提拔朋友和熟人，也实有其事，不免授人以柄。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叔文与韦执谊产生不同意见。围绕如何处理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表明，掌握妥协的艺术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据史学家漆侠考证，“二王八司马”实际执政只有146天。这146天，电光石火，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示和教训，成为绵延千年的一个沉痛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