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潇洒的词人本就生性豪放，密州铁沟出猎，左牵黄犬，右擎苍
词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和乐的歌唱文体，因此一首词从音律上讲，具有自己的曲调，即词调。一种词调有一个专用的名称，这个专用的名称叫“词牌”。[江城子]就是词牌。一般来说词的内容5词牌没有直接关系。词除了表明词牌以外，有时作者还要加上一个题目，告诉我们这首词的内容和表达的主旨。《密州出猎》就是这首词的题目，如果把题目写得长一点，就成了词前的小序，叫作“词序”。词有“序”是从苏拭开始的。词如果按字数来区分，可分为“小令”、“中调”、“长调”等。[江城子]全篇70个字，属于中调(在 100字以内)。词若分段，又可分成“单调”、“双调”、“三叠”和“四叠”。“双调”分成上下两阙。“阙”，音乐中止的意思。“两阙”，指音乐演奏两遍。所以双调的词就是两段歌词。“阙”，有时又叫“片”。“双调”是词中最为常见的形式。[江城子]词牌在唐代是单调，35个字，到宋代以后演变为双调。
词和诗显著不同点，是它的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词又“长短句”。[江城子]的句式：3、5、7言的均有。词和诗一样必须押韵，其韵脚是有固定位置的，不能随便改变。用韵有疏、有密，大致短调的词比较密。上阙、下阙要求在第1、2句，3、5、8句押韵。押韵又有押平、仄韵之分。[江城子]这首词一般押平声韵，但后世也有押仄声韵的。除押韵外，词中每个句子，每句中的每个字，都有平仄音律的规定，那一个字用平声，那一个字用仄声，原则上是不能随便改变的。
在苏轼词集《东坡乐府集》中，[江城子]共9首，每首下面都有一个题目。这首词的词是《密州出猎》。
“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宋神宗熙宁7年(1074年9月)，苏轼由杭州调任密州知州(相当于汉唐时太守)。到熙宁10年(1076)离开，在密州共住3年左右时间。这几年正值密州连年饥荒，久旱不雨。熙宁8年苏轼到密州的第2年的冬天，密州灾情十分严重。苏轼除组织百姓救灾以外，曾到城南二十多里的常山祭天求雨。据说山上有一座神祠，百姓到这里求雨，往往有求必应。这座山常常有德于百姓，所以就称它为“常山”。这次苏轼到常山求雨之事，他曾写过几篇诗文来记载，一是《密州祭常山文》另有两首诗《祭常山回小猎》《和枚之曹会猎铁沟》，据这两首小诗提示，我们知道苏轼在祭常山的归途中和另外一位姓枚的官吏，曾在一个叫“铁沟”的地方打过猎。据查在常山东南有一个蜿蜒15里的冈峦叫黄毛冈，附近有一溪水叫“铁沟”，这次打猎当是《密州出猎》所记之事。
苏轼是一位具有政治热情，有报国壮志的文学家，从年轻时起，就以才华横溢的才气，勃勃雄心，关心朝政，渴望对国、对民做出自己的贡献。北宋是个内忧外患惨重的朝代，除国内政局动荡外，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北方辽国、西北西夏常犯宋之边境，使北宋统治集团常常惶惶不可终日。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历代的北宋统治者只是消极防御，甚至妥协苟安，致使外族入侵更加猖狂，养虎成患，丧权辱国。在宋神宗一朝，每年要捐赠给西夏大量绢、银、茶叶等财物。就在苏轼写这首词的前几个月，还发生了七百里土地与辽的事件。苏轼面对此情此景，清醒的认识到，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他主张积极备战，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并且提出一系列对敌斗争策略。但因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和，得罪了宋神宗，最后只好请求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他先作杭州通判，后改任密州知州。这对于有志的苏轼来说，实在是不得以而为之。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苏轼虽贬官在外，但他的政治热情并没削减，他是不在其位也谋其政。形势的危机，固守边防的重要，时刻萦绕于他心中，只要一有机会就喷发出来。熙宁8年冬天在常山会猎，正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当苏轼擎
这首[江城子]名记出猎之事，实为抒豪情之志，抒发了保卫边疆，为国杀敌的愿望。
他在《祭常山会小猎》诗中说：“青盖前头点皂旗，黄毛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乘兔苍
先看上阕：写知州率领人马行猎平冈。
“老夫聊发少年狂”。“老夫”是苏轼自称。熙宁八年，苏轼四十岁，刚到中年自称老夫，因为古代文人喜欢叹老嗟年，是因政治地位的低下，往往会引起年华易逝、老之将至的悲叹，但这句主要意思不在叹老，更在于不服老。“聊”，暂且。“发”，抒发。出猎这是一次得以抒发心情的偶然机会，所以说“聊发”。“少年狂”，少年那样的豪壮之情。“狂”，
这开头一句奠定了全篇的昂扬基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狂放之态、豪壮之情，却不能施之于疆场，而只能见诸猎场。在“聊发”两个字里面，实际上蕴涵着作者的理想与作者所处身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他那不满的情绪。但他能在百无聊赖的处境中，还焕发着“少年”的英气，难能可贵。一个“狂”字足见报国之情之烈。
下面我们看这“老夫”的“少年狂”都表现在什么地方?
首先是行为上的“狂放”。“左牵黄，右擎苍。”“黄、苍”都是色彩。“苍”，青黑色。这里以色彩代替事物。这是古代诗词常见的借代用法。用“黄”代黄狗，用 “苍”代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头上戴着锦缎帽，身上披着貂鼠裘，这是苏轼的随从人马，也就是“千骑”的打扮。据说汉代羽林军才有这样的装束，这里用来形容“千骑”，可见出狩猎队伍阵容之整齐、气
以上四句，写犬
“为报倾城随大守，亲射虎，看孙郎。”前几句写出猎队伍，可以说写足了出猎的声势、气氛。“为报”句是写密州百姓。“为报”，为了答谢。“倾城”，全城意思，指密州全城百姓。“太守”是作者自指，宋代的知州，相当于汉代的太守。密州百姓倾城随观出猎，想一睹太守驰骋猎场的雄姿风采，太守也想一展身手，以答谢百姓的盛情。“亲射虎，看孙郎”，这是倒装句，可理解为“看孙郎，亲射虎”。“孙郎”，即三国时吴主孙权，他在古人眼里是个年轻有为，功业成就的`有名人物。孙权射虎的历史事实，见于《三国志·吴书》的孙权传记。据说建安二十三年十月，孙权在去吴的路上，所骑的马被虎咬伤，孙权用双戟射虎，虎后退，被其随从捕获。这里用孙权的典故正好和出猎之事相吻合，又和首句的“少年狂”相呼应，作者用来自比，恰到好处的表现了诗人出猎时的精神状态。
以上牵黄擎苍，千骑围猎，百姓随观，还要仿效孙权亲射猛虎，都是“老夫”“少年狂”在行为上的狂放表现。
下阕写“老夫”在思想上的“狂放”，写宴后“老夫”的豪兴和胆气。
首句：“酒酣胸胆尚开张”。“胸胆”，指作者的胸襟和气
“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两句也是倒装句式，可还原为“何日遣冯唐持节云中”。“节”，符节，朝廷的使者，代表皇帝行使权力，故以符节作为凭证。“云中”，是汉代的云中郡，在现在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一带。这里又是用典。用典有明用暗用之分。从明用来理解，则认为这里是用了冯唐的典故。据说冯唐壮年时不得重用，当朝廷起用他时，却已年老力衰了。如从暗用来理解，则这里是用了汉代云中郡太守魏尚的典故。这里又是用典。用典有所谓明用、暗用之分，因而对这两句的解释有两种看法：从明用来理解：认为这是用了冯唐的典故。据说冯唐壮年时得不到重用，当朝廷起用他时，已年老力衰了。从暗用来理解：认为这是用了汉代云中郎魏尚的典故。汉文帝(刘恒)时，魏尚为云中太守，抵御匈奴，颇有战功。但他仅仅因为报功时多报了六个杀敌人数，而被削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会”，是料想之词，应当。“挽”，拉，牵引。挽弓如满月，表示勇武有力。如杜甫有“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的诗句。“西北望”是倒装句，可还原为“望西北”。“西北”是对异域(少数民族地区)的泛称。具体是指北宋时西北、北方的西夏政权。但从这首诗写作地点时间看，熙宁8年7月，苏轼写该词的前几个月，宋朝曾割地700里给辽国。辽在宋的北方，密州又与辽国相比邻。这件事肯定给苏轼很大的刺激。因此这里的“西北”就不仅仅指西夏，而可兼西夏和辽两个国家。“天狼”，是天狼星，古人以这个星主侵掠，喻贪残。屈原《九歌》中《东君》诗中有“举长矢兮射天狼”(我高举着长箭射击天狼)句，这就是“射天狼”的出处。
这三句中，由“挽”到“望”到“射”，是三个联贯而下的动作，构成一个雕塑感很强的特写镜头，作者是以挽弓射箭的壮举，来表现作者的建功立业、杀敌报国的强烈愿望，在这里感情达到了高潮，从而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这首词的爱国主义主题。
这几句所表现出的狂放思想，胸胆开张，
读这首词应重点掌握以下几点：
一、作者在词里致力于自我形象的塑造，是该词的最显著特点。众所周知，词从晚唐到宋初这个阶段，内容大多是吟唱艳情、离愁、
[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里的中心人物就是作者自己。上阙第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总括了自我形象所独具的精神面貌，表达了作者的豪壮感情，又蕴涵了作者内心的矛盾、苦闷。所以这句成为全词的总领。下面用叙述的笔法写
下阙是借题发挥，借出猎事件来抒壮烈情怀。“胸胆尚开张”，这句引出下面锋芒毕露的议论。由上阙出猎的场面和高昂的斗志，生发出感想，来表达作者渴望得到重用，以便立功边庭的豪情壮志。虽然是议论但并不抽象，它是作者胸意的直接吐露，具有作者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这样，这首词自我形象的塑造就从上阙对外在形象的刻画，而转至下阙对内心情志的抒发。作者那样倔犟的刚毅性格，开朗乐观的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杀敌报国的豪情，无不包含在“
二、这首[江城子]是苏轼词中第一首具有豪放风格的作品。苏轼在《与鲜于子骏简》中曾形容过他豪放词的风格，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品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信中所言“小词”，即此词。“柳七郎”，柳永。苏轼在这里把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来作为对立面，说自己的词自是一家。柳永以前的词，往往供浅斟低唱之需，是绮罗香泽之态，风格是婉约、缠绵的。这首 [江城子]却是格调昂扬，音节铿锵是一首典型的豪放词。作者自己所说的“颇壮观也”一句，正是我们要对该词所作的简洁而
构成该词豪放风格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取决于这首词所表现的题材。该词所表现的再不是那种酒边樽前，男欢女爱的生活场景和绮
2、这种风格的形成，还取决于该词是以叙述和议论米来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段。古人云，作词的材料不过是情景两端，注重写客观之景的词人，往往是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齐到。一般都是将景物作为抒情的衬托。但苏轼这首词却不然。上阙是叙述，描写了一个出猎的场面;下阙则是议论吐露胸
三、这首词体例驰骋挺拔，语言平易浅显，不雕绘，不著色，不单纯追求文字的华丽和工巧。像“左牵黄，右擎苍。”写的多么自然，一个“卷”字又是多么有力。“
四、典故运用贴切、自然。这首词共用了三个典故，前两个用了三国时东吴孙权的典故和汉文帝时魏尚的典故，这两个典故都是用历史人物自比。孙权射虎的典故，说明自己年富力强，壮志犹存;而赦免魏尚的典故，又说明他自己盼望朝廷能加以录用，在反侵略的战争里为国立功。这两个都是为人们所熟悉的熟典，而不是僻典，并不晦涩难懂，自然贴切，切合其事，有助于突出作者的自我形象。“西北望，射天狼。”用了屈原《九歌.东君》中的“举长矢兮射天狼”一句，作者用此来表明自己抵御外敌入侵的决心。该典故用在此与出猎的场景相吻合，与作者此时此地的心境也相合。我们读起来简直看不出是在用典，用典如同口出，不露痕迹。这种符合主题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用典，决不是那种堆砌用典、卖弄学问的作者所可以比拟的。
在这首词之后，苏轼还写了豪放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中秋》等。这些词使苏轼成了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我国词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乡子·诸将说封侯》作者为宋朝诗人黄庭坚。其古诗全文如下：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篸花不解愁。
【前言】
《南乡子·诸将说封侯》是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的作品。词人对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雨坎坷，表达了无限深沉的感慨，对功名富贵予以鄙弃，抒发了纵酒颓放、笑傲人世的旷达之情。全词用语质朴，感情真挚，豪放中隐隐有一股凌厉之气。
【注释】
①南乡子：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名。《金奁集》入“黄钟宫”。二十七字，两平韵，三仄韵。
②戏马台：一名掠马台，项羽所筑，今江苏徐州市南。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北征，九月九日会僚属于此，赋诗为乐，谢瞻与谢灵运各赋《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一首。
③金络头：精美的马笼头，代指功名。
④簪花：簪花是汉族妇女头饰的一种，用作首饰戴在妇人头上。
【翻译】
在诸将都谈论封侯之事的时候，我独倚高楼，和着竹笛，放声长歌。世事在风吹雨打中悄然而逝，刘裕在重阳登临戏马台，与群臣宴会的盛景已一去不复返了。快快畅饮不要留下，酒味醇香依旧。花在老人头上羞笑，白发簪花不消解忧愁。
【赏析】
这首词是作者的一首绝笔词。词的开头两句就描绘了一组对立的形象：诸将侃侃而谈，议论立功封侯，而自己却悄然独立，和着笛声，倚楼长歌。对比何等鲜明，大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的意味。
封建社会中，封侯显贵历来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但作者眼中，这一切都只是梦幻一场，所以他此时只一边冷眼旁观，沉醉音乐之中。这一组对比用反差强烈的色调进行描绘，互为反衬，突出了词人耿介孤高的形象。此词借助笛声与歌声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悠长深远的意境中，超然之情蕴含于这不言之中，自有一种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吹笛倚楼”用唐赵嘏《长安秋望》诗中的名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正切此词写重九登高远望之意。
“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一切的'是非得失、升沉荣辱，都淹没时光流逝的波涛中。“休休”，算了吧，还有什么可说呢！即使是像宋武帝刘裕彭城戏马台欢宴重阳的盛会，也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一去不复返了。用“戏马台”之典正切重阳宴集之题，而“金络头”，用鲍照《结客少年场行》“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既切戏马台之马，又照应开头说封侯的“诸将”。词人受佛老思想的浸润，人生观中有着消极虚无的一面，随着政治上的连遭打击，这种思想时有流露。这里表现的就是这种思想感情，但更为含蓄深婉。
下片遂转而为开朗达观。词人举杯劝酒：“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一作“酒似今秋胜去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还是开怀痛饮，莫辜负这大好秋光和杯中酿。以功名之虚无，对美酒之可爱，本于晋人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之语（见《世说新语·仕诞》）。古人咏重九，常由美酒而兼及黄花，作者沿用此法，却又翻出新意。他运用拟人手法，借花自嘲。词人老兴勃发，插花于头，而花却笑他偌大年纪还要簪花自娱。其造语则是脱胎于苏轼的两句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吉祥寺赏牡丹》）词人热爱生活的不服老精神跃然纸上，他并不因处境的拂逆和年事的增高而消沉，相反觉得秋光和美酒都与去年不殊，表现出开朗豁达的胸襟。
这首词“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从遣词造句到意境格调都体现出诗的特点。不借助景物渲染，而直抒胸臆，风格豪放中有峭健。
苏东坡突围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
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
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
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
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
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 “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
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107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 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
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