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教师观看杨善洲电影
观看《杨善洲》电影后,我心潮澎湃,深受教育与鼓舞。该片讲述了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电影的一些情景现在仍记忆犹新。
杨善洲在当地委书记的时候,常拄着棍子,提着一个小黑包,行走在田间。当时正在推广一种“双龙出海”的水稻插秧法。他来到一个村里,见大家对这种插秧法并不接受,自己脱掉鞋子下到田里作起示范。
还有一次,保山遭遇大旱,百姓面临作物绝收的困境,杨善洲带领干部挖水井。但很快困难随之而来:经费不够!他果断召集现场的地委委员开临时会议,举手表决将修建办公楼的经费挪作打井费,工程得以继续进行。
“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杨善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杨善洲退休了,上级关心他,让他到昆明的干休所安度晚年,他放弃了组织安排的大家所羡慕的生活,退休后扎根大亮山。当时,大亮山周边十几个村寨缺树、缺水、缺粮、缺电、缺钱,缺水的问题特别突出,村民要到十里外去找水,然后人背马驮地运回来。一盆水,早上洗脸,晚上洗脚,最后还要浇菜、喂猪。村里哪一家遇上红白喜事,做客的人不仅要送礼,而且还要提上一桶水,挂在礼单上,而主人不但要建一个“礼簿”,还要建一个“水簿”。当别人家请客的时候,不但要还礼,特别是要足额归还“水账”。杨善洲在大亮山上义务植树造林22个春秋,使昔日山秃水枯的大亮山重披绿装,80个大山头、180个小山头,全部被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在这个期间,他还把植树造林与造福群众结合起来,每年无偿为村民提供林柴,为4个村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为6个村修通公路交通,为8个村解决生活用电问题,使大亮山地区的人民实现了脱贫致富。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把辛劳建成的面积8万亩,价值3亿多元的大亮山林场无偿移交给国家,县政府奖励他10万元,他谢绝了,市政府奖励他20万元,他捐助公益事业16万元,只把4万元留给一生支持他为公无私、艰苦创业,从不计较、无怨无悔的老伴。
杨善洲是一位地厅级领导干部,可以说是有权有势的,很多事他一个口头指示甚至一个电话都能搞定,但是我们看到杨善洲的老母亲和妻子一直生活的农村。忙不完的家务农活致使大女儿早早辍学帮助妻子料理家务。但是退休后的杨善洲发现很多孩子因为民办老师流失没学可上时,轻而易举得解决了好多代课老师转正的问题。二女儿也是偏远山寨的老师,从结婚到生子,一直为两地分居烦忧,本来通过
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感动着我们,让我们心灵受到震撼、精神得到洗礼,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以杨善洲同志为榜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能够真正用一颗赤诚的心投入到火热的事业中去,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教师观看《杨善洲》观后感
当头戴斗笠、斜背挎包、手拄木棍的农民模样的人出现在寸草不生的大亮山上时,谁都不会想到这样的人是一个地委书记?当他奔波在各个村庄、田间、山地上时,谁能从中认出他是地委书记?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就是农民书记——杨善洲。每每听到有人提起这位老人,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敬意不由然地从心底慢慢升腾,一份发自内心的感动在脑海里无限扩展。什么叫几十年如一日,什么叫默默奉献不求索取,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在这位老人身上找到了答案。
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该追求怎样的理想信念?为党和人民奉献点什么?年逾古稀之时,回头望望,才不枉虚度此生。
杨善洲用自己的行为对“公仆”两个字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杨善洲在任时也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作报告、讲话、下指示。但他留给老百姓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主席台上的身影,不是报纸电视中的排名座次,而是身边经常带的那把小锄头,高高挽起的裤腿,草帽下黝黑的脸庞,以及生活中的那份平淡。他没有为自己的女儿循过私,哪怕女儿哭哭滴滴请求他,只要他一句话就能解决夫妻常年两地分居的问题,他给女儿的答案永远是“不”。却在面对山上的孩子因为代课老师走了没有书读的情况下,他请来了所有相关部门的领导,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代课老师转正问题。为了一直跟随他植树造林的周波的婚姻问题,他开了一次后门,将他调到了林业局,解决了即将分手的困境。对照极少数惯于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的官员,他的形象是那样的高大亲切。
从杨善洲身上,我们领会了“余热”的深刻含义。作为地委书记,卸任退休后完全可以好好休养享受生活,但他却把自己的最后几十年交给大亮山,交给青山绿水。与个别利用“余威”为自己谋利的人相比,他更如无言的青松,让人敬仰。
杨善洲精神告诫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何种环境中,我们都不能忘了党的根本宗旨,都应该把坚持党的宗旨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一位地委书记,退休之后为何放弃在城市安享晚年的优厚待遇,一头扎进家乡的荒山去种树?艰辛付出20余年,在荒山重披绿装之后,他为何选择将价值3亿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政府?一个党龄接近50年的老党员,如何理解党员的信仰和使命、人生的追求和价值?电影《杨善洲》生动地作了回答:杨善洲同志怀揣为民之心,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讲求奉献精神,把一生的热血献给祖国和人民;牢记党的宗旨,用行动把党的光辉形象树立在老百姓的心坎上。他经常这样说:党员就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
杨善洲同志是农民出身的干部,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根在何处。保持农民本色,并不是要固守农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是用淳朴的感情对待群众,对待脚下这片土地,以艰苦奋斗为乐,远离奢华侈糜。不因权重位高而迷失自我,永远植根于老百姓当中,把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民族的传统道德操守完美结合在一起,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如何让老百姓生活提高,让农村改变落后面貌。
教师观看杨善洲电影观后感
坐在并不算大的影院里,首先想到了小时候看电影的情景,心生一种感动,为自己的人生,也为党的良苦用心,同时也不禁自问: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影片要用这种形式组织观看?
中国是一个有着近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有着五、六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比起东西方那些发达国界,思考问题要复杂得多,有时是对的,有时却在阻碍社会的进步。杨善洲——一个地委书记,说话像一个庄稼汉,开会像一个村支书,处事像一个哲学家,如果我们的领导都像他那样开展工作,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途停电,无人解释,问影院负责人,态度很不耐烦。大约三分钟,有一半观众等待着来电,大约又过了三分钟,来电了,出去的观众又返回影院观看。人们被杨善洲的精神感动,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从心底呼唤像杨善洲这样的党的好干部,犹如沙漠中的跋涉者渴望水源的出现!
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人民呼唤这样的好干部,因为他们是人民群众的知己,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敬业务实,不求索取。杨善洲,女儿结婚他没有到场,因为他有更重要的工作,女儿工作调动他不肯出面盖章,他理解女儿对他的不理解,因为他是群众的父母官,不单单是女儿的父亲。
我也扪心自问:我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吗?与杨善洲相比,我还有那些工作作风需要改进?也许有人会说:你算老几,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党务工作者,什么级别也不是,别在那儿自作多情了。我想说,不,其实党风的纯洁靠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不是领导,没有决策的权力,但是我们有辨别是非的权利,有区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权利。其实老百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土壤,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对于社会的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愿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认清自己的使命,用我们的共同努力为我们的党旗添彩,愿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像杨善洲老人那样踏实工作,做人民群众的知己,当人民公仆的楷模!
观看电影《杨善洲》有感
3月7日晚,我从电影频道收看了红色电影《杨善洲》,影片主要讲述了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退休不退志,坚持22年如一日守候家乡植树造林的感人事迹。
杨善洲是我党培养的一位地厅级领导干部,在位时视百姓为亲人,一心为民办事;退休后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扎根大山植树造林,兑现为当地群众做一点实事不要任何报酬的承诺,主动发挥余热,为地方和国家创造出宝贵财富。他一生两袖清风、清正廉洁,不为妻子转城镇户口,不让女儿进城工作,退休时几乎没有存款,并且把自已所有的积蓄、工资都投入到林场建设中去。林场见效后,他不要一分工资,还将自己亲手建设价值3亿元的林场无偿上交国家,其高尚品质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电影中的两个情节尤其使我感动。一是杨书记的女儿结婚后和丈夫因为工作单位不同,两地分居,已有七年之久,他的女儿是一名老师,通过考试本早都可以调到中心小学,但因为缺少一个盖章,一直没有调走。所以女儿哭着请求父亲帮帮她,把这个章盖了,但杨书记就是不同意。于是,女儿对他说:“你造林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造林是市里已经批准了的,是公事!公是公,私是私,二者就是不同的概念嘛!”杨书记心平气和地说。女儿见说不动父亲,只好生气地走了!
另一个是在植树造林刚开始时,欠了政府几万元钱,杨书记为尽快还上这笔钱,就对一同上山的几位工友说:“咱们一起去大街上捡果核吧,卖了可以换些钱。”“啊!太丢人了,何况您还是老书记。”“我是书记那是我说的,如果我不说谁知道我是书记,一点都不丢人,这件事自愿。”杨书记说完便扭头走了。
其实,杨书记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也有常人的情感,也非常爱自己的家人,也有自己的荣辱观,只不过当这一切与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起时,他的选择有别于常人,也把感动留给了我们。
杨善洲同志将功德碑立在大亮山7.3万亩的翠山峻岭之中,植在保山人民心中,立在全国人民心中。在大山深处为人们建起有林、有水、有粮、有路的美好家园的同时,也以共产党员就是要自找苦吃这种崇高的、为民的精神诠释,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片子不只值得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深思,也值得每个人深思。我们有必要再一次正视自己的人生,拨一拨自己的理想与信念的指南针,理一理对人生追求的信念,很好的继承这种精神,让这种精神在我们心中发扬光大,做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人!
《杨善洲》电影观后感
电影《杨善洲》深情讲述了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永远把人民群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的领导干部形象。在任上,他狠抓农业,专注民生;退休后,他绿化荒山,造福子孙。他一心为民,两袖清风,鞠躬尽瘁。青山作证,他六十年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他用一生践行着入党时的誓言:做一个永不退休的共产党员!
盛年时期,他废寝忘食,夙兴夜寐,忘我工作;年事已高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退休后把植树造林作为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又一新起点。出于对他几十年卓著成绩的褒奖和关心,省委曾让他到昆明居住,并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但他婉言谢绝,把“我要回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在担任保山地、县主要领导长达三十余年,但从未为妻子孩子捞上一册“农转非”的户口本,没有给家里盖上一间像样的房子。他常对家里人说:过日子,吃处有个锅,睡处有个“窝”就行。杨善洲同志1953年入党,1988年4月从保山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施甸大亮山艰苦创业,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年,建成了面积8万亩、价值1亿多元、完全成材后价值可达3亿元的林场,并将林场无偿移交国家。他把价值3亿元的林场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政府,县里奖励他十万块钱,他说县里太穷他不能要这钱,市里奖励他二十万,他大部分捐给了学校,只留了四万。他对女儿们说,这钱是留给你妈的,这辈子我对不起她。等我死后,骨灰分成三份。一份埋在我革命的起点,一份埋在大亮山雪松下,那我革命的终点,还有一份你们帮着好好保存,到时候和你妈埋在一起,好好陪陪她。
他是地委书记,也是一位父亲。对于女儿,他铁石心肠,没有利用职权顺手解决女儿的两地分居问题。更绝情的是,当女儿知道他解决了70个民办教师转正指标后,拿着还差最后一个公章的审批表,哭泣着请他帮忙获取转正指标,他居然拒绝了。杨善洲无情吗?当我们看到他在老母亲仙去时的悲凉,他临终前对妻子的愧疚,尤其看到他无言以对女儿的复杂心情,我们很难作出这样的回答。他可以为跟自己在山上干了十几年的护林员去林业局打个招呼弄个职位,只为这个与他无任何血缘关系的年轻人能有个家能娶上媳妇。他却一再拒绝自己的二女儿流着眼泪走了几十里路来苦苦哀求自己在调令上简单的签上个字。他说女儿啊,这个字爹不能签,真的不能签。女儿再一次气愤的走了,甚至怨恨这个父亲。父亲却也走了几十里路从山上挖了自己栽种的一颗树苗背了千里来给女儿送来,女儿躲在家里故意不开门。父亲只好默默地将这颗带来的树苗栽进女儿的花坛里,背着背篓悄悄地离去。看到这里。我内心被深深触动了。我的爸爸何尝不是这样用爱承托着我的一生,我也会怪爸爸对我的不认可,我也会怪爸爸为什么宁愿我多走弯路多摔跟头也不愿意托关系帮我找捷径。而今,我明白了,真切的明白了,爸爸是在教会我如何承受挫折,如何建立强大的内心。他宁愿我错怪他,也不愿给我投机取巧的机会,他想给我磨砺使我真正的成长。父爱重如山,当我们长大了,父亲已老去。杨善洲书记,还有我的爸爸,他用他们一世的风华浇筑了那一腔热血,那一份坚定的信仰。
杨善洲同志用奉献书写了生命的价值,他的精神让我们每个党员干部敬仰和怀念。学习杨善洲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牢记宗旨,鞠躬尽瘁的公仆情怀;学习他一心为民、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学习他两袖清风、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要牢记的宗旨就是全心权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人民公仆来说,首先要具有的基本素质就是公仆情怀。杨善洲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的深刻含义。他光明磊落,心里装满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自己,就像一滴平凡的水,却折射出万丈光芒。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公仆,在工作中认认真真的为人民群众服好务。
我真诚的推荐大家看看这部电影。当我们看完那些拼票房拼投入拼导演的商业好莱坞大片,当我们从虚拟的幻境中走出,好好的看看这部影片吧,能给予心灵洗礼的好电影。他不是被神化的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是精神财富不朽的丰碑!
电影《中国医生》观后感 篇1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这场战斗中,医院就是战场,医护人员就是战士。这段时间以来,一个个不畏艰险、主动请缨的医护人员感动着我们,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驰援湖北、冲在第一线让人动容。
正巧这段期间一个名为《中国医生》系列纪录片也让我为之动容,里面是无数中国医生用救死扶伤和医道仁心的故事温暖着人心,传递正能量。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出病痛给普通家庭带来的冲击,医生与患者面对共同敌人凝结出的诚挚情感,还有当下医生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抉择,既有在应对疑难和重症过程中的判断、选择甚至是冒险,也有面对患者和家属的耐心、诚恳甚至是无奈。
疾病无疑是对人类生命最严酷的拷问,它所带来的冲击不仅是身体和经济上的,还有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集一条很长的镜头完整记录下了朱良付医生用手机录音,记录他与患者家属手术前的交流告知和环节确认,就这样短短几分钟让我看到了医生面对医疗过程不确定性的无奈,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一次次寒夜中从家里赶来赴急诊。
可这却让我们反思,在疫情面前中国医生格外耀眼,但在平常他们面临最多的是什么,是医闹,医患纠纷,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只能录音、签协议,但还是有些医生为此失去了生命、前程。他们在为我们付出健康和精力,他们在拼尽全力救治患者,他们珍惜每次救助的机会,我们应该更多地理解他们,而不是误解、闹事。医生凭借医术给患者带去治愈和慰藉,医生、患者、患者家属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应对付共同的敌人—疾病本身。只有大家一起加油,一切才会变得更好。
电影《中国医生》观后感 篇2
有时主流舆论会习惯性地赞美医生、拔高医生,而非以一个普通职业去看待医生、以普通人去看待医生,这在不知不觉间会影响一部分公众对医生的认知和期待:他们认为医生就该牺牲自我,认为医生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治愈疾病。
因此,有些人去看病时,是带着一种消费心理的:我花钱看病了,你就得负责把病给我治好;我把人活着送过来了,人没了就是你医术不精、是你把人给治死了,你就得负责……很多医闹事件的发生都源于此: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那么多钱,医生却没帮自己把病治好。
但患者错解了几个事实:一,医术的进步往往是技术的进步,就像朱良付说的,相比于医生,科技才是治病的最大力量;二,再安全的手术,都可能存在风险,这是概率问题,医生无法承诺百分百安全;三,这世上还有太多不治之症,以现在的医学技术仍无法攻克。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认知: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医生会尽最大努力去救治患者,但家属也得有最坏的打算。
《中国医生》让我们看到医生面对疾病的无力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孙自敏,谈起她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在1990年,做过我们科15年的白血病回顾性分析,做了以后让人家很凄惨,所有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就剩一个病人,最后那个病人还是不在了,就整个全军覆灭。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医生工作了15年,等于白干了,你没让一个病人活下来。所以我当时不想当血液科医生了……医生再苦,它支持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成就感,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成就感,病人都死了,你讲我们天天在做什么……”
《中国医生》有这么一刻,它就值得高分,因为它罕见地为公众呈现了医生在面对疾病的脆弱和无力。我们太习惯于“最后一刻营救”的神医传奇了,可事实上,医院里经常有这样无力的故事,医生经常要承认自己面对疾病的无力。
这丝毫不会损耗医生的职业光芒,相反,医生这个职业让人尊敬,就在于医生哪怕时常被无力感击中,他们仍选择直面疾病,与之战斗。就像有人说的,我们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尊重,并非医生万能,而在于他们代表了人类可以用知识和科学去对抗自身的无常与脆弱性的希望之光。
气馁归气馁,孙自敏还是迎难而上,她立志要攻克白血病。自2000年起,孙自敏带领她的团队进行非血缘脐带血移植,终于攻克了脐带血移植中植入率的难题,目前她所在的科室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给许多白血病患者带去了希望。
电影《中国医生》观后感 篇3
有人这样总结,“时刻在依赖,时常在忽视,时而在抱怨,却从来不了解”是我国医患关系的真实写照。《中国医生》以医患为什么无法相互理解为出发点,以平视的目光,让公众看到去掉光环、去掉标签、去掉附丽之后的普通医生,试着从他们的经历与付出,去理解他们的.艰辛与崇高;从他们的局限与无力,建立起对医生的正确期待。
理解中国医生,并不是要控诉中国患者。虽然《中国医生》聚焦于医生,但从纪录片的案例和细枝末节,我们也能窥见中国患者的众生相。在中国,难的不只是医生,需要理解的,也不只是医生;除了呼吁患者理解医生外,我们对患者们做得足够吗?
电影《我不是药神》里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在《中国医生》里的多个案例里,我们看到的是被疾病拖累、拖垮的家庭,实在令人揪心痛心。纪录片中那个重度烧伤的老年患者,儿子选择强行出院,他并非不孝顺,他花光了积蓄,但他也非尽全力,因为他采访中他谈到,前几年买了房子,刚开了个厂,现在卖厂亏大了。
笔者注意到,纪录片中的案例,但凡孩子患病,家长都是砸锅卖铁、不惜一切,但年迈的父母患病,成年的子女首先权衡的是钱,是生活是否会受影响。就像徐晔医生说的,“有时候可能医术都还没有碰到瓶颈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人心的瓶颈了。”
网上有很多人指责烧伤患者的儿子。但恐怕谁也无权指责。在并不富裕的家庭里,生命的繁衍生息常常是建立在牺牲上一代的基础上,然后供给下一代;当上有(不止一个)老、下有(不止一个)小,“救不救”不只是良心问题,还是一个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分配问题。
因此,不要一味去指责困境中的人的选择,而不妨思考,人心够不到的地方,制度可以做些什么。纪录片中也透露出太多无解问题:有些病人既没有医保也没有农保,一旦重病就倾家荡产,该怎么提升基础医疗保障覆盖率?为了让患者得到更好救治,很多家属首选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家属千里迢迢地陪护身心俱疲,客观上也造成三甲医院负担过重,门诊医生要与患者充分沟通也显得奢侈,该如何均衡医疗资源?
患者的“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生的“医生苦、医生累”,共同指向的是医疗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医生和患者只不过首当其冲,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比如跟付出相比,中国医生的收入水平并不算高,医生的手术费、诊疗费很低,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法体现。医院为了维持“生计”,常常是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创造利润,这就造成了药价虚高,大型检查、检验价格偏高,没必要的检查太多,由此加剧了“看病贵”。
医生的苦、医生的累是真实的,患者的痛苦、家属的焦虑与无助也是真实的。我们不能要求医生做圣人,同样也不能要求患者和家属做圣人,永远通情达理、永远临危不乱、永远笑对苦难。相反,我们要理解人性,要尊重人性的弱点,然后不断通过制度去化解人的难题,让每一个人哪怕遭遇重大疾病,都尽可能地保持尊严和体面。
但体系的调整总是滞后的,当下仍需要医生和患者去承担不尽完善的体系的代价。医生依旧会很累,患者看病还是会觉得“难”和“贵”,此时医生和患者能做的、应做的,就真的是多一点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和相互理解了。
疫情终究会过去,祝愿奋战一线的医生平安归来。但我们对医生的尊崇不应是局限于一时,而是日常;医院对于患者的救治与关怀,也不应只有经济的考量。无论是爱护医生还是怜悯患者,说到底是对人的本质性关怀,这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底色。
电影《中国医生》观后感 篇4
看完《中国医生》,作为一个极其理性的人,这影片让我流泪三四次,出来影院,天下着雨,我的泪水犹如这雨水长流不止。疫情期间,身边发生着很多抗疫故事:大年初一,领导就回到单位坐镇思考部署单位防疫和疫情可能给正常工作以及经济带来的影响;我在家不断刷新着新闻,关注着国家行动和各地的治理举措,大年初三中午刚吃完饭躺床上,领导一个电话叫我回去,说防控指挥部紧急抽调我,于是立马收拾东西回单位,进城要经过好几个村,可是路都被泥土封死,只能沿着田间小路,想法设法出去,回到单位后立刻去指挥部报到,参与防控任务;正月十二,单位开始参与卡口24小时值班,因为人手短缺,我晚上回来,立刻去往卡口换班,期间天气恶劣,多日下大雪,但是同事们无一抱怨,没有退缩。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逐步好转,单位撤回开始轮班工作,我在指挥部和单位两头跑,一直持续了51天;各村村民都严肃守着卡口,一丝一毫不懈怠。我见证了疫情期间大家的紧张,也看到了广大干部、村民的团结,更看到了形势的好转与大家的欢喜。我的表妹和另一个我认识的护士也先后参与了隔离酒店的工作,她们也都毫无惧色。他们是真英雄!
时代需要英雄,时代也产生英雄。《中国医生》顺应时代,见证时代,书写时代及时代里的平民英雄。疫情没有硝烟,危险却堪比硝烟,没有医护人员、广大干部、志愿者和老百姓,这仗我们不会这么快结束。 回顾抗疫,展望未来,伟大的抗疫精神必定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鼓舞人心。疫情已然过去,仍要居安思危,谨遵防疫规定,保护自身健康。同时,愿全社会关心那些疫情下受伤的人,也希望他们站起来更加坚强,祝愿世界更好!
感谢《中国医生》,感谢疫情中无私奉献、坚守岗位、配合防疫的人们!
电影《中国医生》观后感 篇5
身边有几个医生朋友,平日里聚会总聚不齐,问起他们的工作感受,一个字“累”。
第三方机构做的一个调研《2019医师幸福感指数研究报告》,在“中国医师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提及率”这一选项上,“超负荷工作量使得医师身心俱疲”是提及率最高的问题。而就“工作量大、强度高”这一指标,认为“基本符合+100%符合的医师占比60.8%,接近2/3的医师同意这种观点,医师工作量大、强度高是一种行业共识。
数字若显得无感,《中国医生》的实况拍摄就让人看得真切。
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医院心脑血管绿色通道的发起者。心脑血管病是我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发病紧急,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就容易致残乃至致死,很多大型医院为此专门设置了绿色通道。所谓的绿色通道,按纪录片中的说法,要像军队一样的,要做到24小时全天候,所有医生链条都是住院值班,才能做到争分夺秒去抢救患者。
医院的绿色通道是朱良付发起的,所以刚开始每次急诊,不管凌晨几点,他都亲自来。一台又一台的手术,一个又一个的病人,忙到凌晨是常有的事,而有时下班匆匆回家吃了饭,接到急诊室电话又立即往医院赶。主管护士对着镜头说道,“有一天朱主任的病人做到夜晚12点,还有16台造影,做到凌晨5点,他们才休息。”继而她又感慨了一下:“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医生,实在是没有一点生活的乐趣,没有生活质量的,家庭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24小时随叫随到、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是很多医生的工作状态。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同样是全年无休、全天无休。纪录片拍摄他的那一天,他连做了三台手术,17个小时。17个小时得像雕塑一样站着,全神贯注地进行精密的手术。王东进说,“心脏外科就是得身体最好,身体不好的,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而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曾经痛到得戴着颈托才能上手术台,而因长期站立他腿部静脉曲张,得常年穿着弹力袜。
那么医生自个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劳累的?
朱良付的话特别令人触动。他说,“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要用25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我现在44岁,如果我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担心自己“过劳死”,又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死、不敢死”——医生的劳累、付出、担当和牺牲,可见一斑。
要成为一个中国医生需要大量的付出,本科5年,研究生3年,博士至少也3年,整整11年;而从住院医生到主任医师,往往又需要10余年时间。熬到了主任医师,能力越大,承担得也越多,很多中壮年的医生自己也有一身“职业病”,他们“怕死”,但“不敢死”。
除了身体上的疲倦,医生的累也体现在心累。医患矛盾紧张,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心理冲击和心理伤害。
纪录片一开始是朱良付对着镜头无奈、沮丧又不解地说,“曾经有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那个阿姨说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他家老爷子给害死了。我跟那个老爷子我们在病区里关系很好的呀,他也很慈眉善目,我也不希望高灌注(脑高灌注综合征)发生。但他们也知道你是个好大夫,那个老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还说,‘我近来高血压了,你再给我看看’,但是不耽误她投诉你。”
所以纪录片才有这么一幕,一次急救手术前,朱良付先用手机录下与患者家属的对话,确保他们知道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曾说,他每个月会收到几百封来自中国医生的邮件,其中最常提到的主题是医患关系紧张。“我确信,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生像中国医生这样担心。”
医生如此辛苦却还得忧心自己的安全,这怎么看都匪夷所思。但它切切实实正在发生。
电影中国医生的观后感1
身边有几个医生朋友,平日里聚会总聚不齐,问起他们的工作感受,一个字“累”。
第三方机构做的一个调研《2019医师幸福感指数研究报告》,在“中国医师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提及率%”这一选项上,“超负荷工作量使得医师身心俱疲”是提及率最高的问题。而就“工作量大、强度高”这一指标,认为“基本符合+100%符合的医师占比60.8%,接近2/3的医师同意这种观点,医师工作量大、强度高是一种行业共识。
数字若显得无感,《中国医生》的实况拍摄就让人看得真切。
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医院心脑血管绿色通道的发起者。心脑血管病是我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发病紧急,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就容易致残乃至致死,很多大型医院为此专门设置了绿色通道。所谓的绿色通道,按纪录片中的说法,要像军队一样的,要做到24小时全天候,所有医生链条都是住院值班,才能做到争分夺秒去抢救患者。
医院的绿色通道是朱良付发起的,所以刚开始每次急诊,不管凌晨几点,他都亲自来。一台又一台的手术,一个又一个的病人,忙到凌晨是常有的事,而有时下班匆匆回家吃了饭,接到急诊室电话又立即往医院赶。主管护士对着镜头说道,“有一天朱主任的病人做到夜晚12点,还有16台造影,做到凌晨5点,他们才休息。”继而她又感慨了一下:“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医生,实在是没有一点生活的乐趣,没有生活质量的,家庭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24小时随叫随到、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是很多医生的工作状态。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同样是全年无休、全天无休。纪录片拍摄他的那一天,他连做了三台手术,17个小时。17个小时得像雕塑一样站着,全神贯注地进行精密的手术。王东进说,“心脏外科就是得身体最好,身体不好的,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而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曾经痛到得戴着颈托才能上手术台,而因长期站立他腿部静脉曲张,得常年穿着弹力袜。
那么医生自个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劳累的?
朱良付的话特别令人触动。他说,“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要用25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我现在44岁,如果我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担心自己“过劳死”,又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死、不敢死”——医生的劳累、付出、担当和牺牲,可见一斑。
要成为一个中国医生需要大量的付出,本科5年,研究生3年,博士至少也3年,整整11年;而从住院医生到主任医师,往往又需要10余年时间。熬到了主任医师,能力越大,承担得也越多,很多中壮年的医生自己也有一身“职业病”,他们“怕死”,但“不敢死”。
除了身体上的疲倦,医生的累也体现在心累。医患矛盾紧张,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心理冲击和心理伤害。
纪录片一开始是朱良付对着镜头无奈、沮丧又不解地说,“曾经有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那个阿姨说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他家老爷子给害死了。我跟那个老爷子我们在病区里关系很好的呀,他也很慈眉善目,我也不希望高灌注(脑高灌注综合征)发生。但他们也知道你是个好大夫,那个老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还说,‘我近来高血压了,你再给我看看’,但是不耽误她投诉你。”
所以纪录片才有这么一幕,一次急救手术前,朱良付先用手机录下与患者家属的对话,确保他们知道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曾说,他每个月会收到几百封来自中国医生的邮件,其中最常提到的主题是医患关系紧张。“我确信,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生像中国医生这样担心。”
医生如此辛苦却还得忧心自己的安全,这怎么看都匪夷所思。但它切切实实正在发生。
电影中国医生的观后感2
很多患者不理解医生,一大原因是他们认为医生太“冷漠”了,这边家属为了病人心急如焚,但医生却“事不关己”,显得“敷衍”,冷漠又冷血。
但医生是真的是冷漠吗?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提问,医生应该跟每个患者成为朋友,急他们之所急,悲他们之所悲吗?
在以前的宣传中,我们似乎一直在倡导医生这么做,要跟每个患者成为朋友云云,让对患者有求必应云云。可在实际操作中,这并不可能,要知道我国每天就诊的人数超过2000万,每个医生每天要面对的病人太多。医生再博爱再有同理心,他的情感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无法面面俱到地照顾到所有病人和家属的全部情绪。我们不能以圣人和超人的标准来要求医生。
南京鼓楼医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魏嘉,有个罹患胃癌晚期的病人,才二十几岁,特别年轻也特别乐观,这让魏嘉最挂心也最揪心,所以一直尽量为她多做点什么。但纪录片最后,魏嘉提到,以前有前辈建议她,“特别是对肿瘤科医生来说,不要跟病人做朋友,因为你跟他投入私人的感情越多,有可能你后面会自责、失落、伤心,会更难过,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医生也害怕伤心。他们并非拒绝付出情感,而是需要克制情感,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来来往往的患者,而死亡每天都在医院里发生。魏嘉虽然并未听从前辈的话,她还是对这个乐观的患者上心,但这也非意味着那些没能成为她朋友的患者被她怠慢了。专业是本分,朋友是情分。
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住院医生徐晔,25岁就博士毕业,工作三年后遇到自己职业生涯“难以跨越的沟壑”。一名全身95%重度烧伤的老年患者,他的家里人为了给他看病,拿出家里现有的全部积蓄,但依然凑不够高昂的医疗费用,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植皮手术,总体花费得100多万。徐晔帮患者争取到了2万元的援助基金,尽力劝说患者家属坚持治疗,因为患者出院离世的可能性极大。但患者家属还是强行出院了。徐晔赶到时,面对空荡荡的床位还是有一丝失落,他是真心希望患者得到救治,却也知道家属面临的困境。
年轻的医生类似的经历多了,心理能承担的极限就会提高。徐晔事后说:“为什么有人说有的医生看起来很冷酷?不是冷酷,他是冷静。因为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他早就见过无数个了,所以他才会显得如此的冷静。这个过程是每个医生都会去经历的。”
也就是说,当患者家属指责医生“冷漠”时,家属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次看到亲人遭遇险境。但家属也忽略了,今时今日患者的情况、家属的反应,在医生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已无数次遇到过。医生并非麻木,他们的波澜不惊,是专业、经验和经历累积后的冷静。
慌乱、不安、痛哭留给家属就够了,慌乱之中需要冷静的医生做出专业的判断。冷静不等于冷漠。
电影中国医生的观后感3
有时主流舆论会习惯性地赞美医生、拔高医生,而非以一个普通职业去看待医生、以普通人去看待医生,这在不知不觉间会影响一部分公众对医生的认知和期待:他们认为医生就该牺牲自我,认为医生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治愈疾病。
因此,有些人去看病时,是带着一种消费心理的:我花钱看病了,你就得负责把病给我治好;我把人活着送过来了,人没了就是你医术不精、是你把人给治死了,你就得负责……很多医闹事件的发生都源于此: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那么多钱,医生却没帮自己把病治好。
但患者错解了几个事实:
一,医术的进步往往是技术的进步,就像朱良付说的,相比于医生,科技才是治病的最大力量;
二,再安全的手术,都可能存在风险,这是概率问题,医生无法承诺百分百安全;三,这世上还有太多不治之症,以现在的医学技术仍无法攻克。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认知: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医生会尽最大努力去救治患者,但家属也得有最坏的打算。
《中国医生》让我们看到医生面对疾病的无力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孙自敏,谈起她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在1990年,做过我们科15年的白血病回顾性分析,做了以后让人家很凄惨,所有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就剩一个病人,最后那个病人还是不在了,就整个全军覆灭。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医生工作了15年,等于白干了,你没让一个病人活下来。所以我当时不想当血液科医生了……医生再苦,它支持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成就感,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成就感,病人都死了,你讲我们天天在做什么……”
《中国医生》有这么一刻,它就值得高分,因为它罕见地为公众呈现了医生在面对疾病的脆弱和无力。我们太习惯于“最后一刻营救”的神医传奇了,可事实上,医院里经常有这样无力的故事,医生经常要承认自己面对疾病的无力。
这丝毫不会损耗医生的职业光芒,相反,医生这个职业让人尊敬,就在于医生哪怕时常被无力感击中,他们仍选择直面疾病,与之战斗。就像有人说的,我们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尊重,并非医生万能,而在于他们代表了人类可以用知识和科学去对抗自身的无常与脆弱性的希望之光。
气馁归气馁,孙自敏还是迎难而上,她立志要攻克白血病。自2000年起,孙自敏带领她的.团队进行非血缘脐带血移植,终于攻克了脐带血移植中植入率的难题,目前她所在的科室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给许多白血病患者带去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