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有那些格言
王承书-个人简介 王承书王承书（1912.6.26-1994.6.18），女。
理论物理学家。
湖北武昌人。
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
1936年获该校研究院硕士学位。
1941年留学美国，1944获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员。
1956年回国。
回国后，先后在受控核聚变、等离体物理、铀同位素分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王承书，原籍湖北省武昌市，1912年6月26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殷实的诗书之家，不久，阖家迁居北京。
当时，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和动荡。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科学文化的传入，强烈地撞击着王承书的幼小心灵。
[编辑本段]王承书-生命历程 1912年6月26日出生于上海市。
1930—1936年在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获学士学位、硕士学位。
1936—1937年任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1—194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从事博士后工作。
1946—1956年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研究员、研究员，并曾两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工作。
1956—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
1958—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热核聚变研究室副主任。
1961—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
1965—1978年任华北605所研究员、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研究员、革命委员会副主 任，大型气体扩散机总设计师。
1978—1994年任核工业部研究员，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高级顾问，“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离心和激光分离铀同位素两个专家组组长，兼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和大连工学院物理系教授，1981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1994年6月18日在北京逝世。
[编辑本段]王承书-人生经历 在青少年时期，王承书就逐渐滋生起追求妇女解放，摆脱封建束缚，探索科学真理，反抗旧事物的倔强性格。
她有一股不服输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她体弱多病，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时曾两次因病休学一年，却还偏要与同班同学一起参加升学考试，两次都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她一直以居里夫人作为自己顽强拼搏、刻苦钻研的榜样。
1930年她考上燕京大学物理系。
她认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是物理学，而当时中国的物理学远远落后于世界。
在该班13个入学新生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经过逐年淘汰，1934年仅毕业了4名学生，王承书名列榜首，并获得金钥匙奖。
继而又用两年时间攻读研究生，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承书离开北京，辗转于南京、武昌、桂林、贵阳等地。
1941年美国巴尔博奖学金基金会接受了王承书的申请，同年8月她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44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又从事两年博士后工作，曾任密歇根大学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并曾两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 究所工作，直到1956年回国。
在美国期间，王承书与其导师G．E．乌伦贝克（Uhlenbeck）合作完成了多篇有关稀薄气体动力学方面的重要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强烈地激起王承书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她坚定地表示：“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
我的事业在中国。
”为了避免美国政府的检查，在回国前她就将有关书刊和资料分成300多个邮包，从美国陆续寄往北京。
1956年她回到祖国，目睹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暗下决心：“要以十倍的精力，百倍的热情拼命工作，要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奉献给祖国。
” 回国后，王承书被安排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工作，兼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讲授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
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她被调到该室从事理论工作。
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中国第一个分离铀同位素用的气体扩散工厂面临严峻的形势。
王承书以国家利益为重，毅然接受自己从未搞过的铀同位素分离工作。
从此，王承书的名字在中国物理界悄然无声地消失了。
与吴征铠、钱皋韵一起，开始了她后半生的默默工作。
她先后担任过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副主任，华北605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和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等职，并任我国自行设计和加工的大型气体扩散机研制工作的总设计师和“七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离心和激光分离铀同位素两个专家组的组长。
数十年来，王承书同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国分忧，忘我工作。
她把自己外出办事的出差补助费、各种奖励和稿费全部捐献给单位购买书籍和文具用品，捐献给中国核学会铀同位素分离分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为了弥补办公费用的不足，她自己花钱买了大量纸张供理论工作人员使用。
王承书在担负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亲自讲课，亲自探讨，出色地解决了工厂运行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理论难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科研人才；在铀同位素分离理论领域中进行了开拓性工作，在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各个阶段做出重要贡献。
1961年王承书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1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
1980年后，任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同位素分离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和第二届名誉理事长，兼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和大连工学院物理系教授。
提出求解玻尔兹曼方程本征值的理论，并扩展玻尔兹曼方程的应用。
1939年王承书在昆明与从英国学成回国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张文裕结婚。
婚后她的抱负丝毫未减，在张文裕的积极支持和她自己的努力追求下，194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巴尔博奖学金破例地接收了一个已婚妇女的申请。
在美国期间，乌伦贝克教授是她的导师和合作者，乌伦贝克是电子自旋的发现者之一，后来成为理论物理学方面的学术权威。
1980年乌伦贝克在流体力学年鉴上发表文章，对她与王承书在这一时期中的研究作了回顾和高度评价。
王承书在美国期间主要从事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研究，发表了多篇处于当时这一领域世界前沿的重要论文。
人们知道，物质都是由微观粒子（分子、原子）组成的。
气体分子运动论用统计的方法研究气体中大量微观粒子（分子）的运动，从而得出气体宏观属性的规律。
气体的宏观属性又都可用分子的速度分布函数求得。
所以，求解分子的速度分布函数就是这一课题的核心。
1948年王承书发现了查普曼和T．G．考林（Cowling）的力学经典著作《非均匀气体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 oryof Non－Uniform Gases）一书的第1版中关于伯纳特结果的重要错误。
王承书的成就对当时从事高空物理和气体动力学研究是极有价值的。
但由于某些原因，论文未能及时发表，直到1970年乌伦贝克在美国为她公开发表。
王承书的研究成果已在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和国内许多著名学者的著作中被多次引用。
奠定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基础。
1956年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希望王承书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
当时她已40多岁，要从头搞一项自己从未搞过的工作，谈何容易
在美国她就听说，这是一项高难度、神秘莫测的技术，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并都严加保密。
国家把如此重担交给她，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
她明确表示：“这项工作谁都没干过，谁干都不容易。
别人的工作都早已走上轨道，而且还带着年轻的同志，只有我刚回国工作，还是我去干，对所里工作的影响最小。
”于是，她悄悄地做起了准备。
但当时全国正进行“反右”运动，此事被搁置起来了。
1958年春，所里给王承书分配了8名北京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要求给他们讲授铀同位素分离理论课程。
她参考美国学者K．柯恩（Cohen）的理论著作，边学边讲，并经常告诫学生要理论联系实际。
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决定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王承书被调往该室从事理论工作。
1959年被派往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实习3个月，在回国的火车上，她翻译了有关热核聚变研究的《雪伍德计划》（Project Sherwood）一书（笔名郭臻）。
经两年努力，她已十分熟悉这项技术，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热核聚变是世界上热门的科技领域，她正准备加入这项激烈的国际“竞赛”，但在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使我国全部用苏联机器装备起来、尚待启动的第一个气体扩散工厂陷入困境。
资料不全，疑问成堆，个别专家临行前还说：“你们这个扩散工厂是搞不起来了
”1961年3月的一天，领导再次请来王承书，希望她隐姓埋名，挑此重担。
王承书仍以国家利益为重，再次放弃自己已热爱的工作，当天下午就到原子能研究所，再度从零开始，进行了数十年的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
由于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在扩散厂具备启动条件之前，抓紧时间培训全国在这方面的理论队伍和工厂的运行人员。
王承书和大家一起认真学习、上课和讨论问题。
工厂分批启动方案的研究就是动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王承书负责指导下，成立了一个级联理论小组，进行了大量的计算。
为了增加实践经验，每年都要去几次工厂，了解情况。
她一丝不苟地工作，对计算结果进行反复检查和认真分析，终于得出了级联中的丰度随时间变化的理论曲线。
1963年底，工厂第五批启动，这是最关键的时刻。
当时张文裕在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工作，难得有回国探亲的机会，这次回国王承书还没来得及与他见面就去工厂了。
在工厂，她和大家一起不断地核对理论曲线和实测数据。
1964年元旦就是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
当看到实测结果同理论计算很好地吻合，精料端丰度果然达到预期值时，大家欢欣鼓舞，为提前完成供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计划做出了贡献。
为了适应对浓缩铀需求的增长，1964年国家下达了研制大型扩散机的任务。
王承书接受了总设计师的重任，并亲自参加物理参数的选择工作。
这是完全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扩散机，周恩来总理曾两次指示要抓紧研制定型。
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直到70年代后期该机才设计定型。
1978年获多项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防科委特别奖。
1978年王承书调部直属机关从事组织、领导科研生产和培养人才的工作。
她经常下工厂和科研单位，深入实际，掌握情况，为上级部门决策提供了关于中国扩散级联的经济性分析报告。
她瞄准世界最新技术，预见到寿命问题是离心技术成败的关键之一，为此，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率先从头学起，并组织经过十多年的共同努力，目前离心法在我国已走向工业应用阶段，激光法也已取得实验上的重大突破。
王承书治学态度严谨，凡是她审阅的论文一般都要进行多次修改。
有个研究生在计算激光法中某流体问题时，所采用的速度大得出乎现实可能，她当即提出严肃批评，认为这不是一般的疏忽，而是缺乏物理头脑，使这位研究生深受感动。
数十年来，王承书在我国铀同位素分离领域里，默默无闻、辛勤耕耘，为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她年逾80岁时，还在研究新问题，开创新途径。
她这种不服输的执著精神，体现了老一代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崇高品德。
[编辑本段]王承书-主要论著 1 王承书,张文裕.Automatic continuous records of the atmospheric potential gradient.(大学毕业论文)物理学报, 1934,Ⅰ,2. 2 王承书.Automatic continuous records of the atmospheric dust content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weather. (硕士论文)1936. 3 王承书,张文裕.Analysis of beta disintegration data. Part Ⅰ,the sargent curve and the Fermi and K. U. theories of beta-radioactivity.科学记录,1942,Ⅰ,98. 4 王承书,张文裕.Analysis of beta disintegra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atomic nuclei.科学记录,1942,Ⅰ,103. 5 C. S. Wang Chang (王承书).The quantum theory of the second virial coefficient of the diatomic gas.(博士论文)Michigan Vniv. Ann. Arbor,1944. 6 C. S. Wang Chang & G. E. Uhlenbeck. On the transport phenomena in rarefied gases. Univ. of Michigan, 1948. 1970年正式刊出于Studies in Statistical Mechanics V. 5.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7 C. S. Wang Chang. On the dispersion of sound in helium. Univ. of Michigan, 1948. 1970年正式刊出于Studies in Statistical Mechanics. V. 5.(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8 C. S. Wang Chang. On the theory of the thickness of weak shock waves.Univ. of Michigan, 1948. 1970年正式刊出于Studies in Statistical Mechanics. V. 5.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9 C. S. Wang Chang and Falkaff. On the continuous gamma-radiation accompanying the beta-decay of nuclei. Physical Review, 1949, 76:364. 10 C. S. Wang Chang and G. E. Uhlenbeck. Transport phenomena in very dilute gases Ⅰ.Univ. of Michigan Report,1949. 11 C. S. Wang Chang and G. E. Uhlenbeck. Transport phenomena in very dilute gases Ⅱ.Univ. of Michigan Report,1950. 12 C. S. Wang Chang and G. E. Uhlenbeck. Transport phenomena in polyatomic molecules. Univ. of Michigan Publication, CM-681,1951. 13 C. S. Wang Chang,G. E. Uhlenbeck and J. de Boer. The heat conductivity and viscosity of polyatomic gases, 1951.1964年正式刊出于Studies in Statistical Mechanics, V. 2. 14 C. S. Wang Chang and G. E. Uhlenbeck. On the propagation of sound in monatomic gases. Univ. of Michigan, 1952.1970年正式刊出于Studies in Statistical Mechanics, V. 5.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5 G. E. Uhlenbeck and C. S. Wang Chang. Is there a neutral μ-meson?Physical Review (L), 1952,85:684. 16 C. S. Wang Chang and G. E. Uhlenbeck. The heat transport between two parallel plates as function of the Knudsen number Project M999. Eng. Res. Inst. , Univ. of Mich.,1953. 17 C. S. Wang Chang and G. E. Uhlenbeck. The Couettee flow between two parallel plates as function of the Knudsen number. Project M999, Eng. Res. Inst. Univ. of Mich.,1954. 18 C. S. Wang Chang and G. E. Uhlenbeck. The kinetic theory of a gas in alternating outside force field:a generalization of the Rayleigh problem. Univ. of Michigan, 1956.1970年正式刊出于Studies in Statistical Mechanics, V. 5.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9 C. S. Wang Chang and G. E. Vhlenbeck. On the behavior of a gas near a wall, a problem of Kramer's. Univ. of Michigan, 2457-1-T.1956. 20 王承书，钱皋韵.净化级联的计算和试验.1962. 21 王承书，俞沛增，段存华等.504厂级联9批启动方案计算.1963. 22 王承书.级联双股流的控制问题.1964.1. 23 王承书，段存华，黄更生等.扩散级联经济性的分析研究.1976. 24 王承书，段存华.浓缩铀的生产与发展.1980.2.
一、诺贝尔的生平
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1833-1896)的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的。
诺贝尔奖包括金质奖章、证书和奖金支票。
诺贝尔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他一生致力于炸药的研究，在硝化甘油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他不仅从事理论研究，而且进行工业实践。
他一生共获得技术发明专利355项，并在欧美等五大洲20个国家开设了约100家公司和工厂，积累了巨额财富。
1896年12月10日，诺贝尔在意大利逝世。
逝世的前一年，他留下了遗嘱。
在遗嘱中他提出，将部分遗产（920万美元）作为基金，以其利息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5种奖金，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据此，1900年6月瑞典政府批准设置了诺贝尔基金会，并于次年诺贝尔逝世5周年纪念日，即1901年12月10日首次颁发诺贝尔奖。
自此以后，除因战时中断外，每年的这一天分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隆重授奖仪式。
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于建行300周年之际，提供资金增设诺贝尔经济奖（全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伯恩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金，亦称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于1969年开始与其他5项奖同时颁发。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原则是授予在经济科学研究领域作出有重大价值贡献的人，并优先奖励那些早期作出重大贡献者。
1990年诺贝尔的一位重侄孙克劳斯·诺贝尔又提出增设诺贝尔地球奖，授予杰出的环境成就获得者。
该奖于1991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之际首次颁发。
诺贝尔奖的奖金数视基金会的收入而定，其范围约从11000英镑（31000美元）到30000英镑（72000美元）。
奖金的面值，由于通货膨胀，逐年有所提高，最初约为3万多美元，60年代为7．5万美元，80年代达22万多美元。
金质奖章约重半镑，内含黄金23K，奖章直径约为6．5厘米，正面是诺贝尔的浮雕像。
不同奖项、奖章的背面饰物不同。
每份获奖证书的设计也各具风采。
颁奖仪式隆重而简朴，每年出席的人数限于1500人至1800人之间，其中男士要穿燕尾服或民族服装，女士要穿严肃的夜礼服，仪式中的所用白花和黄花必须从圣莫雷空运来，这意味着对知识的尊重。
华人科学家获诺贝尔奖时间: 杨振宁、李政道 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丁肇中 1976年诺贝尔物理奖 李远哲 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 朱棣文 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 崔琦 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诺贝尔文学奖：奥尔罕-帕慕克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经济学家获得殊荣·诺贝尔和平奖：北京时间10月13日公布·物理学奖：美国科学家约翰·马瑟和乔治·斯穆特·诺贝尔化学奖：美国科学家罗杰·科恩伯格·生理学或医学奖：美国人安德鲁·法尔和克雷格·梅洛
原始农业发展推出贡献的是什么
我国科技的现状，我以为整体科技实力获得显著增强，中国科技为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技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整体的科技发展水平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一定要追究我们比印度强还是印度比我们强，我觉得很难下断语。
比如软件，目前为止，我觉得印度比我们强。
但是计算机硬件，印度也承认，中国比印度强。
两弹一星，我们也比他们早上天。
载人飞船，我们已经上去了，他们没有。
现在探月飞行，两国有同样的计划。
但是有一些技术研究领域，我看印度不差于我们，某种程度上，可能他们没有十年动乱的冲击，比较连贯。
另外这个国家开放的时间比我们长，而且又是英语国家，所以跟发达国家科技交流的历史和延续性相对比较好，这些都是他们有优势的。
但是从科研人员的总量，从一些重要领域的科技发展看来，我觉得从总体而论，我们在经济上、科技上都应该在他们前面。
我们经济人均收入，现在是他们的一倍。
改革开放之初是一样的，我们比他们低一点，现在我们是1千多美金，印度大概不到500美金。
所以从国力、从经济、从科技发展来看，我们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
原始创新能力呈现上升的态势。
现在我们国家在SCI发表的文章，在全世界已经到前6位了。
纳米领域去年公布的材料，我们仅落后于美国。
今年前半年有一个材料说，我们发表的文章比美国还多。
数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质量。
但总体上我们呈上升态势。
高科技产业发展也非常迅猛。
高科技的增长力基本上是国民经济增长力的2—3倍。
出口增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增加速度更大，每年增加60％，甚至成倍增长。
当然出口增长部分有相当多的是国外投资在中国办的高技术企业。
R＆D投入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占GDP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是领先的。
一般像印度、巴西的水平已经是1％左右，我们已经到了1.36％。
出现了一大批技术水平较高、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比如华为的路由器。
在社会发展中科技支撑相对薄弱的局面正在得到逐步扭转。
所以总体上我以为我们科技的发展态势是好的。
科技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化，创新体系稳步推进，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构筑的研究开发的新格局。
市场配置科技资源作用逐步体现，国家科技资源配置逐步优化，现在包括国家的资源，多数是通过竞争手段来配置，有的是引导，产学研结合去实施。
而且企业逐步成为科技技术开发的主体和技术投入的主体，企业投入已经超过60％以上。
也有人说企业投入有水分，属于技术改造，不算R＆D，我请教了外国的专家，每个国家都有水分，问题是水分有多少。
因为企业的投入，往往很难区分技术改造、工艺流程创新和产品的研究开发当中的比例。
结构调整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包括科学院中央支持下，实施科技创新工程试点，200个应用型研究所转制，教育部推出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建设国际一流的大学，地方政府加大了科技投入，建设地方的创新体系。
中央最近两三年又加大了对工业研究机构，比如农业、卫生、防御等方面的投入。
所以科技体制改革，我理解到了90年代后期，已经从拨款制度的改革，个别单位的体制、机制调整，进入到建设一个面向未来的创新体系的整体发展阶段，这对长远发展是很重要的。
国家的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实力明显增强，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企业科技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
宏观科技管理体制逐步完善，科学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今天要特别透露给大家的，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将要在本月25日下午3点正式点击启动。
这个项目总投资12亿人民币。
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创新队伍不断优化。
各项人才计划等为科技人才，特别是为中青年科技人才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平台。
人才队伍进一步优化，包括年龄结构、学科结构，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当然，还要看到队伍的优化还有一个过程，某一些交叉前沿学科缺乏带头人。
而且有高科技素养的技术资深人才骨干也不够，包括生命科学，必须要有生命科学家，也必须要能够提供实验材料的，比如像斑马鱼、小白兔等实验动物规模饲养的技术专家。
同时也要有种子资源保护、天敌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的人才，要有科技资料库、信息网络、信息服务方面的人才。
同时还要有仪器和仪器管理维修方面的技术人才，在这些方面，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我们还很薄弱，不配套，所以造成创新的效率受到影响。
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才断层困难现在基本上克服过去了。
企业的研发人员已经占全国总量的60％左右，留学人员回国数量持续增加，很多人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队伍的骨干力量。
有的进入研究机构和大学，更多的是回国创业或者进入高技术企业，成为高技术企业的科技骨干或者经营骨干。
有许多高科技企业就因为有人才、有市场，在短时期内迅速成长为上市公司，甚至成长为世界上逐步有竞争力的高科技公司。
开始涌现出一大批重大的科技成果，譬如空间科技方面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虽然我们比美国和俄罗斯要来得晚，但我们也是完全独立完成的。
要完成载人飞船的发射到安全准确的定点返回，这表示我们的空间技术已经到了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不光让全世界华人为之振奋，一些发达国家的首脑也专门为这个事打电话向中国的领导人祝贺，所以大家还是很看中的。
美国人在空间技术方面对中国已经收紧了，因为他听到中国人的脚步声了，他要收紧一点。
应用卫星和应用小卫星这两年不断成功的发射，水平越来越高。
双星计划被中国科学家提出，欧洲人主动欢迎接纳了一个空间合作计划，说明我们的空间科技水平的确在上升。
另外，探月计划已经在启动。
信息科技，我们已经研制出先进的CPU芯片，研制出许多重要的应用芯片，逐步的结束了中国计算机跟中国的电子产品无芯的历史。
我们已经有能力研制超级的大型计算机。
联想的升腾、曙光的服务器都曾经排位到世界的前5位和前10位。
它也是中国科技能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在能做超级大型计算机的国家，在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欧洲和俄罗斯。
而且欧洲、俄罗斯也不太行，最近没有什么在前列的，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现在中国也挤入了超级计算机的俱乐部。
智能路由器，我们也有一个标准，是GDTMA标准，被世界通信组织接纳，成为国际标准的侯选标准。
生命科技方面，比如双系杂交水稻，继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亩产可以达到880公斤，而且稻的质量比杂交稻还要好。
水稻基因图谱是中国科学家首先发现，并且首先发布的。
生物芯片也不断有成果推出，新的药物平台在上海已经建立起来。
能源科技，比如煤合成油，无论是一次直接合成的，还是两次合成油技术，中国科学家都取得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完成了实验室阶段的小规模实验，都要进入到中等规模的中实验阶段。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和核聚变研究也取得了成果。
在资源环境方面，比如西部环境治理，黄土研究，刘东生先生在这方面获得了世界级的大奖，因为世界上过去研究古气候变化主要是靠两极和分布在地球各处的冰川，以及海洋的珊瑚礁，黄土是中国独有的材料，中国科学家通过黄土进行研究，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绩。
在新材料方面，中国研究的光学探测晶体、闪烁晶体已经成为世界上探测晶体的主要供应者。
稀土永磁材料，我们跟日本发展的最早，而且都已经规模产业化了。
高温超导体研究工作方面，赵忠贤先生领导的小组，曾经在世界上取得领先的地位，现在已经发展到除了技术发展，探索新的超导材料以外，现在正在开展超导应用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取得进展。
基础科学，比如数学机械化，量子科学，我们在五个量子纠缠态方面取得了领先成果，这也是科大年轻教授完成的。
在化学、古生物、光合作用等领域，都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绩。
比如古生物研究，欧洲跟美国，包括日本科学家跑到南京古生物所、北京的古脊椎所进行研究。
还有就是光合作用，蛋白质晶体结构，只有少数国家、少数的科学家团组能为之。
第一组蛋白质解读的科学家，我记得是三个德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后来一个还被挖到美国去。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技虽然取得了很好的进展，虽然科技体系改革创新建设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是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相比，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我国的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的能力还不够，能够总揽全局的战略科学家和能带队攻坚的领衔科学家仍然不足，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生产力发展矛盾依然突出，几千年封建小生产意识与传统教育观念的残余仍束缚着创新能力和创新文化的发展。
我们觉得现在科学家的创新激情被鼓励起来，但是大部分还是几个教授带研究生在做，学科之间的合作，打破部门跟研究所体制的阻隔，真正开展国际国内的大合作，做比较重大的科技创新科学家还是比较少。
我们觉得除了我们投入需要增加，体制要改革以外，文化上也依然存在一些状况。
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发展，工业的大生产积累的进步，信息的革命，全球化，都无时无刻的在改变着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
所以欧美科学也由当年的自由探索为主研究发展到既有自主探索研究，同时又有跨学科交叉，有重大科学目标或者是应用目标的大团队的合作，与目标引导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这种研究不光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经济力量提升的原因，也有规模化、现代化的生产所创造的先进文化对科技方面的影响的结果。
教育，中国的传统教育比较注重知识的传授，不够注意质疑、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做原始性创新，光有知识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有质疑的精神，而且要有勇气挑战固有知识。
固有知识固然隐含着真理，但不是全是真理，它是相对的，还可以再完善。
古训当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教诲，但是也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激励，但更重要的是对老师尊重和继承，而现代科技所需要的文化是要尊重长者、尊重老师，同时又要在学问上、在学术上超越老师，老师更应该鼓励学生超越自己，科技才能前进。
西方也有一句名言，我爱老师，但我更爱真理。
也就是说他尊重老师，但是一旦在真理上跟老师有意见冲突的时候，他不让步，还是要跟老师争辩。
我们的人事制度又长期的存在近亲繁殖的现象，就是老师的学生留在同一个研究组里，有的甚至是几代同堂。
几代同堂乐融融，但是晚辈就不太好说话。
有的老师很开明，这样好一点，但也有顾虑。
有的老师年纪大了，又不太开明，使得下面儿孙辈的很难跨越。
老师从事的领域不能突破，只能在这个领域去做，不要弄到其他领域里，这些情况都有碍于我们创新发展。
这是文化层面的事，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也逐步渗透到我们的机制跟制度层面，我们想逐步的改变这种状态。
比如说有没有可能一个研究所培养的研究生不要直接留下来，在本所做研究人员，至少出去转一圈再回来，到外面可以看看其他学派，看看其他学问怎么做。
我了解到，有许多国家，包括欧洲的、美国的一些好的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和大国，但有类似的经历。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驱动和外延扩展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变，科学技术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体制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科技供给能力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还没有真正走上依靠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丁肇中的故事
1974年，著名美籍华裔物理丁肇中，在美国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所，进行了一项大胆的、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实验，他发现了一种人们以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粒子——J粒子。
当时，新闻界有一个误会：以为J粒子就是“丁粒子”，是丁肇中以姓氏来命名的。
其实，这纯属巧合。
丁肇中的本意是，想用这个粒子来纪念他们在探索电磁流性质方面，花了10年时间才获得的这项重要新发现。
加之物理文献中习惯用J来表示电磁流，因此，丁肇中便以拉丁字母“J”来命名这个新粒子。
丁肇中的发现，改写了相沿成习数百年的教科书，给亚粒子世界重绘了一幅崭新的图画。
美国发行量很大的《新闻周刊》，为此撰文评介道：“这是基本粒子科学的重大突破，对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物理学家努力寻求解析自然界的基本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和贡献。
”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院长杰米韦森，为自己学院的科学家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而感到自豪。
他对新闻界评述道：“丁教授的研究，已为人类开拓了宇宙未知的领域，并使基本粒子物理学迈进了一个新的境界。
” 1975年2月14日，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也发来了贺电：“得知你们发现了新的、寿命更长的重粒子，我深感兴趣。
在此，我谨代表美国人民，祝贺你和你的同事致力于此项重大发现的努力和贡献。
” 由于发现了J粒子，许多物理学家便把“J以前”和“J以后”作为区分历史时代的标志。
J粒子发现两年之后，丁肇中便荣获了1976年度的诺贝尔科学奖金，那年他仅四十岁。
起点 1936年2月27日，丁肇中出生在美国密执安州安阿伯镇。
他的中学时代在台湾度过。
他的数学、物理成绩优异，对历史学也很有兴趣。
1956年8月底，丁肇中只身一人到美国安阿伯市的密执安大学留学。
在大学里，他废寝忘食，埋头书斋，图书馆一实验室一食堂一宿舍，是他生活的轨迹。
尽管美国大学里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却很少看到丁肇中的身影。
同学们嘲讽他：塞缪尔（sarnuel是丁肇中的美国名字）真是个怪人，学习顶呱呱，可惜不合群。
在学习上，丁肇中并不满足于几本教科书以及教师指定的参考书，他决心系统地、深入地搞清整个近代物理学的来龙去脉，及时地、广泛地了解近代物理学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
他饶有兴趣地研究物理学大师们的经典著作，博览物理学期刊。
尽管丁肇中刚去美国时，口袋里只有100美元，而且举目无亲，英语也不太纯熟，但经三年努力之后，他获得了数学及物理学硕士学位。
过了两年之后，他又荣获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这时，丁肇中再次面临人生道路上的重大选择：是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呢，还是经商、教学
跟丁肇中一块的台湾省美国留学的同学中，有的准备带着文凭回台湾，求个一官半职，也有的打算继承家业做买卖。
丁肇中对升官发财没有兴趣，决定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把自己的命运同方兴未艾的高能物理研究牢牢地拴在一起。
选择 翻开物理学史，我们不难发现：物理学的发展犹如长江、黄河之水，后浪推前浪，滚滚东流。
17世纪，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抓住了机械运动最本质的规律，建立了万有引力的理论；19世纪，麦克斯韦把零散的电磁现象加以归纳提炼，建立了电磁理论。
这两种宏观的、长程的相互作用力，易于被人们观测和认识，但人们又发现这两种理论存在着矛盾。
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和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量子力学，弥补了上述两种理论的不足，形成了“量子电动力学”。
随着科学的发展，在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又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在宇宙线里和高能加速器中，相继发现了一大批“基本粒子”，难以用经典物理学来解释。
这些“基本粒子”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理出头绪。
在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人们把原子中的各种粒子分成“轻子”和“强子”两大类。
然而“强子”又可以再分割。
那么，究竟是什么构成物质的真正“基本粒子”呢
弱相互作用（作用于所有强于、弱子）和强相互作用（仅仅作用于强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两种相互作用同万有引力以及电磁作用四者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1963年，青年科学家盖尔·曼提出“夸克”论。
中国大陆的一些高能物理学家在此时期提出了“层子”学说，内容与“夸克”不谋而合。
盖尔·曼设想强子是由上、下、奇3种“夸克”的不同组合构成的。
丁肇中通览了物理学发展史后，看清了自己要走的路。
对于他来说，近代物理学就像是一个大旋涡，其中心部分就是实验高能物理学。
越接近这个旋涡的中心吸引力就越大，丁肇中就越离不开它。
于是，丁肇中带着这些问题，在瑞士、德国、美国反复做实验，悉心研究。
发现 1972年，丁肇中向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所提出了寻找新粒子的计划。
由于这一实验费用多、难度大，所以，他的计划一出台，便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责难。
“即使丁肇中的实验能够搞起来，也没有什么价值。
在丁肇中计划实验能量区域内，新的长寿命的重粒子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一般教科书上的常识。
”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这样断言。
“丁肇中的实验纯属劳民伤财，在他那个实验能量区域内，即使有什么新的粒子出现，也不过是些宽度很大的粒子。
”又一位权威的物理学家给他泼冷水。
翻开科学史，研究一下那些给人类以光明和智慧的盗火者们所经历的磨难，你就不得不承认：对于人才来说，逆境往往如同命运之神特意安排的一段里程那样，苛刻地检验着每个立志有所作为的人，检验着他们成才的勇气、信心和素质。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非难，丁肇中毫不示弱。
他对那些权威们说：“先生，这不是不懂常识的问题，而是要靠事实来回答的问题。
什么叫常识
常识就是不经证明而常常引用的知识。
一个人不可不懂常识，但是过分迷信常识的科学家，往往就会错过一些重大发现的机会。
” 丁肇中坚信自己的预见，决心向常识挑战。
他再三告诉自己的实验组成员：“不要管反对意见是多么不可一世，决不要放弃自己的科学观点，要毫不胆怯地迎接挑战，要始终坚持对我的科学观点的探求。
” 事实证明丁肇中的观点是对的。
J粒子的发现，在当时物理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件意料不到的事，使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都大为惊异：现有的基本粒子理论中出了一个大漏洞，为什么先前没有预料到它的存在呢
此刻，那些曾经嘲讽、攻击过丁肇中的权威们，在事实面前，也只好认输了。
心声 按照惯例，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获奖者要用本国语言发表演讲。
丁肇中是美籍华裔，因此，在授奖典礼上，他必须用美国语言——英语发表演讲，以前的美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无法打破这一贯例。
但丁肇中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只不过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出生而已。
他决心实现自己的愿望：让中华之声响彻诺日尔奖授奖大厅。
于是，他向瑞典皇家科学院请求：在授奖仪式的即席演讲中，先用中文讲，后用英文复述。
当时的美国政府得知此事后，曾竭力阻挠。
但丁肇中坚持己见的性格促使他去据理力争，终于获准。
1976年12月10日下午4时许，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内，丁肇中跟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一道，在受奖席上就座。
他抬眼望去，只见主席台前，大厅两侧都摆满了鲜花，好像绚丽的彩霞落到了人间；能容纳2000余名观众的大厅内，坐满了外国来宾、瑞典社会名流；大厅门口，挤满了头戴白幅、手持彩旗的大学生组成的欢迎队伍。
军乐队奏起了瑞典王室音乐，典礼开始了。
诺贝尔奖基金会主席简要地介绍了丁肇中的贡献后，在庄重、悦耳的王室音乐中，丁肇中精神抖擞地走到讲台中央扩音器前，用流利的汉语讲道： 国王、王后陛下、皇族们，各位朋友： 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
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有句古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
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都倾向于理论的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
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更是从实验中产生的。
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大厅里回荡着丁肇中那浑厚的声音，他是在用汉语作激动人心的演讲。
自诺贝尔奖1901年问世以来，在500多位获奖人中，继李政道后又一个用中国人民的主要语言——汉语在这里发表演讲。
台下2000多位来宾，并没有因为听不懂汉语而不满，恰恰相反，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而且对这位杰出的中年物理学家更增加了敬佩之情。
此刻，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位白发苍苍的中国老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就是丁肇中的父亲了观海。
他是专程从台湾赶来瑞典参加儿子受奖仪式的中国老工程学者。
丁肇中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如愿以偿地抒发了作为中华民族后代的自豪感。
此情此景，令当时的每一个中国人激情澎湃，永生难忘。
这短短200来字的讲演，令人耳目一新，却又言简意赅：它既包含了丁肇中二三十年来对人生、对科学的真知灼见，又包含了他对中华民族、祖国母亲的赤子深情。
无怪乎丁肇中话音刚落，全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奋斗 200多年前，物理学的伟大鼻祖牛顿说过：“我不知道后人怎样看我，但在我看来，我只是像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男孩，一会儿找到颗特别光滑的卵石，一会儿发现一只异常美丽的蚌壳，就这样使自己玩乐消遣；而与此同时，在我眼前的真理的汪洋大海，我尚未认识，尚未发现。
” 那还是在诺贝尔奖授奖会的当天晚上，在欢声笑语、灯光辉煌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都会大厅内，在人们频频举杯和祝贺声中，丁肇中谦逊地说：“J粒子也不过是真理大海海滩边一颗光滑的卵石罢了。
”他在接受大众的欢呼之际，更体验到了牛顿这段名言的真谛。
是的，J粒子把丁肇中带上了荣誉的顶峰，但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到了科学事业的至高点。
世上还有众多奥秘有待于人们去揭示，还有无数的真理有待于人们去认识，丁肇中认识到自己任重而道远，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堡垒等待自己去攻克。
近年来，丁肇中率领实验小组，在德国汉堡的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的佩特拉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做实验，寻找把“夸克”结合在一起的物质——胶子存在的证据；在瑞士日内瓦“莱普”正负电子对撞机上作实验，寻找第六个“夸克”——“顶夸克”（七）、中间玻色子等新粒子。
他还要寻找自然界的4种力（万有引力、电磁力、弱力和强力）之间存在联系的实验证据。
他为自己确定了艰巨的道路，并将坚定地走下去。
乡情 身在大洋彼岸的丁肇中，心中却常惦记中国的亲友和故乡。
1977年8月，十年动乱结束了，中国各条战线都在拨乱反正。
我国有关部门准备大力发展高能物理，而这又急需一批实验人才。
为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邀请丁肇中来华访问。
接到来自祖国的邀请，丁肇中立即放下手中紧张的科研工作，启程回国，去为父母之邦的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丁教授与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副院长吴有训进行了会谈，具体讨论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决定实现中美科学技术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合作——由中国科学院选派最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物理学家参加丁肇中领导的高能物理研究工作。
会谈的结果，使丁教授十分兴奋，他激动地说：“我这次来中国参观，看到大家很有干劲，都想把科学技术搞上去。
我相信，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搞科研的历史这么久，一定会出人才，会很快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
” 5个月之后，27位平均年龄不到四十岁的中国年轻的物理学工作者，远涉重洋，来到了位于德国汉堡的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参加丁肇中教授领导的马克一杰实验小组的科研工作。
这27位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大多是从低能物理转过来的“新兵”，对高能物理的实验尚未入门，英语又未过关，可以说，一切都还得从头学起。
而且，他们对实验室的紧张工作又不适应：每天要做十几个钟头的实验，既没有午休，又无周日。
因为丁肇中领导的这个实验小组，比起其它实验小组要晚一年多时间才开始，因此要求全组人员要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两年工作量。
丁教授了解到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困难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起初，将中国科学家跟外国科学家混编在一起，以便于中国同事更好地学技术、学外语，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把中国同事抽出来单独分配任务，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
丁教授现身说法，以自己发现J粒子的过程来教育大家：“我做了10年矢量介子实验，才从上百亿个各种各样的粒子中找到了一个J粒子。
这就好像在北方地区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我从无数雨点中辨认出一个带颜色的雨点那样困难，不能允许有丝毫的松懈和马虎。
” 在丁教授的具体指导下，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牢记祖国的嘱托，面对困难，毫不气馁，更不退缩，咬紧牙关，迎着困难上。
为了尽快掌握计算机程序的设计方法，他们甚至连赶路、吃饭时也在思考琢磨问题。
夜深人静，外国科学家早已进入了梦乡，而同样紧张工作了一天的中国物理学工作者，拖着疲惫的身体，还在一遍遍地演算、练习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多少个不眠之夜过去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硬是凭着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基本上闯过了“语言关”；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就会操作每秒钟运转几百万次的大型计算机，能独立工作了。
在中外物理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丁肇中领导的实验小组，第一批数据就得到了446个强子事例，这一实验结果比其他组几乎多了一倍。
1979年9月，丁肇中来华进行科学讲学和学术交流，在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会谈时，丁教授对中国选派的青年物理工作者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个人的印象是，中国物理学工作者是勤奋的，富有创造力的，他们在实验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要是没有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的工作不可能做得像现在这样好。
” 这27名中国年轻物理学工作者回国后，已成为我国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骨干、带头人。
而且，在丁教授的具体指导下，一座大型的高能加速器——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北京西北郊建成了。
这座由同志题名奠基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正在为我国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服务。
1982年农历大年初一晚上，丁肇中夫妇应邀来到纽约市银宫酒楼，跟旅美华侨、美籍华人一道欢度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
会上，华人协会代表给丁肇中颁发了“最杰出人物”奖状，以表彰他杰出的科技成果荣获了诺贝尔奖，为中国人争得了最高荣誉。
在颁奖会上，丁肇中激动地说道：“这不仅是给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科学探索和发现精神的奖励，这种精神鼓舞我努力去认识物质世界，发现大自然的奥秘。
” 2月15日，北京。
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他。
颐年堂里，中国领导人感谢丁肇中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希望中外科学家团结协作，广泛开展国际性的科技交流，共同为造福人类作出贡献。
丁教授表示：“我很乐意为中国的科学现代化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我热切希望中国年轻一代能迅速成长，能出现一批真正的‘科学巨人’”。
1982年春节过后，丁肇中来到中国合肥，愉快地接受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教授的聘书。
随后兴致勃勃地与该校的少年大学生们进行了交谈，以启发他们的思路，开阔他们的视野。
他说： “我一生所学的可以归纳为：准确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个学科，透彻地理解它，摒弃一般流行见解，坚持自己的科学观点。
对自己的成就要有所怀疑，十分仔细地去进行验证自己的工作。
比如，当我们实验小组发现了新的重粒子（J粒子）之后，我要求实验小组成员对外界绝对保密，必须再次核实这个实验，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越是重大的发现，越是要慎重、周密。
于是，我们用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方法来检验新粒子，两组人员，两种步骤，两组数据……终于得到完全相同的结论后，我才对新闻界发布消息。
我认为：只要你肯干，肯自强，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有伟大的成就。
” 丁肇中教授还回答了少年大学生关于“治学方法”的提问。
他说：“一般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里，考试成绩很好，可是出了校门去做研究题目，并不是特别超越于其它国家的学生。
我想，造成这样后果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学生喜欢背书，喜欢死记。
须知从事科研工作以后，背书和死记就没有用了。
我认为，一个中学生如果对自然科学有兴趣，就应该彻底了解书本上、课题上所说的东西与课外自然现象之间有什么联系，而不要完全背书，死记公式，须知死记公式、完全背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 丁教授又来到科大教师中间，与他们进行了座谈。
他说：“有些教授喜欢把研究生留上七八年，我认为这样做不好。
因为一个学生从任何一个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都很有限。
所以，我让学生在我这里学习两年就毕业，两年时间已足够了。
况且学无止境，学生毕业之后难道就不需要继续学习了吗
” 在与科研人员座谈时，丁教授深有体会地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是不断探寻教科书之外的事，对该学科有更深入一层的理解，有能力去独立思考各种物理现象的本质，面对占压倒优势的反对意见，要毫不胆怯地迎接挑战。
” 近年来，丁肇中更是热心于祖国高能物理人才的培养，经常回中国讲学，并选拔国内的优秀人员到他的实验组工作。
他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境界 丁教授是一位非常珍惜时间的人。
以前，由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汉堡、瑞士日内瓦都有实验室，而家在美国，他几乎每两星期就要飞越一次大西洋。
为了便于适应时差，他每天清晨5点多钟便起床，深夜才就寝。
每天的日程都排得很满。
正因为如此，他的孩子们抱怨老是见不到爸爸。
近年来他转移到日内瓦附近工作。
为了不与家人太疏远，已举家搬到瑞士。
但这已太迟了。
因为小孩都已长大，有自己的事业和学业。
爸爸想见他们反而又见不着了。
他对工作历来一丝不苟，从不马马虎虎。
他非常讨厌懒散拖拉的作风。
在他身边工作，稍有松懈，就会遭到他严肃的批评。
有些人开始对此不大习惯，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为此而高兴，因为这种战斗作风是科学工作者取得成绩的基本条件之一，更何况他对自己也是同样严格要求的。
他常常因工作忙而不能回家。
他多少次想去访问祖籍山东省日照市，可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一推再推，迄今未能如愿。
丁教授知识渊博而又精力充沛。
他每天要埋头在实验室里十几个小时，但精细而又枯燥的实验并没有弄皱他的面庞，染白他的头发。
他说：“我完全靠工作来激发充沛的精力，工作就是我的兴趣，兴趣使我不会疲倦。
”他成为著名科学家，仍谦虚好学，不耻下问，这是十分难得的。
他对生活非常热爱。
有一次，当记者问他时，他笑嘻嘻地说：“我不是没有嗜好，我最爱吃中国的美食。
在欧美常有中国食品，但我从没有吃过像香港和国内那么好的。
” 在瑞士日内瓦高能物理加速器那庞大的装置中，丁肇中要模拟地天初开时的一刹那：宇宙爆炸、星际间布满炽热星尘，他要研究此刻的地质结构变化和物质间的相互作用。
这一实验的费用由13个国家联合负担。
光在这个研究小组里，就有400多位优秀的高能物理学家，还有100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
丁肇中要在理想的环境中，将约十亿伏特的电子输入粒子加速器，再和同样高压的反电子对撞。
电光石火在一亿分之一秒内撞击，足以产生惊天动地的变化，发出的高温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的几百亿倍，完全是宇宙开始的条件。
预料这一实验结果公布后，将是粒子物理学上的又一惊人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