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有哪些?
教育的根是苦的，但其果实是甜的。
—— 亚里士多德真正的美德不可没有实用的智慧，而实用的智慧也不可没有美德。
—— 亚里士多德谬误有多种多样，而正确却只有一种，这就是为什么失败容易成功难脱靶容易中靶难缘故。
—— 亚里士多德在科学上进步而道义上落后的人，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 亚里士多德青年希望表现自己的优越性，在荣誉和金钱之间，更喜欢前者，因为他们还没有感觉到对金钱的需要。
—— 亚里士多德有人问：写一首好诗，是靠天才呢
还是靠艺术
我的看法是：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
—— 亚里士多德好感是友谊的先决条件，但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 亚里士多德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另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 亚里士多德
苏菲世界的好词好句以及赏析
可参考：生与死正是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人终将死去，就不能体会活着的滋味。
然而，同样的，如果你不认为活着是多么奇妙而不可思议的事时，你也无法体认你必须要死去的事实。
”赫拉克里特斯说：“所有事物都是流动的。
”每一件事物都在不停变化、移动，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不变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在同一条河流中涉水两次”。
当我第二次涉水时，无论是我还是河流都已经与从前不同了。
赫拉克里特斯指出，世间的事物都是相对的。
如果我们从未生病，就不会知道健康的滋味。
如果我们从未尝过饥饿的痛苦，我们在饱足时就不会感到愉悦。
如果世上从未有过战争，我们就不会珍惜和平。
如果没有冬天，春天也不会来临。
爱使得事物聚合，而恨则使他们分散。
也许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思考。
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
真正的智慧来自内心。
明辨是非者必能进退合宜。
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所谓哲学家就是那些领悟到自己有很多事情并不知道，并因此而感到苦恼的人。
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还是比那些自称博学但实际上非常无知的人更聪明。
苏格拉底也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
” 苏格拉底说：“知善者必能行善。
”他的意思是人只要有正确的见解，就会采取正确的行动。
也唯有行所当行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有德之人”。
我们之所以犯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何者是对的。
这是人何以必须不断学习的原因。
苏格拉底认为，人如果违反自己的理性就不会快乐。
而那些知道如何找到快乐的人就会遵照自己的理性行事。
因此，明白是非者必然不会为恶。
因为世间哪有人会想要成为一个不快乐的人? 你怎么想呢?如果你一直做一些自己深知不对的事，你还会活得很快乐吗?有很多人撒谎、舞弊、中伤别人，而他们本身也深深明白这些行为是不对或不公平的。
你想这些人会快乐吗? 为何全天下的马儿都一样?你也许不认为它们是一样的，但有些特质是所有的马儿都具备的，这些特质使得我们可以认出它们是马。
当然个别的马是“流动”的，因为它会老、会瘸，时间到了甚至会死。
但马的“形式”却是永恒不变的。
因此，对柏拉图而言，永恒不变的东西并非一种“基本物质”，而是形成各种事物模样的精神模式或抽象模式。
人需要什么才能过良好的生活?”“人唯有运用他所有的能力与才干，才能获得幸福。
” 唯有平衡、节制，人才能过着快乐和谐的生活。
伊比鸠鲁以他所谓的“四种药草”来总结他的哲学：神不足惧，死不足忧，祸苦易忍，福乐易求。
” 生命本来就是悲伤而严肃的。
我们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彼此相逢，彼此问候，并结伴同游一段短暂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失去了对方，并且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就像我们突然莫名其妙的来到世上一般。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完全好或完全坏的。
善恶乃是人类历史中不时交织在一起的两股线。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说：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有上场的时候，也有下场的时候；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扮演着好几种角色。
” 在《马克白》中，他说：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高谈阔步的可怜演员，无声无息地悄然退下；这只是一个傻子说的故事，说得慷慨激昂，却无意义。
” “存在或不存在，这是问题所在。
”(To be or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莎士比亚就说：我们的本质原来也和梦一般，短短的一生就在睡梦中度过……”公元一六OO年出生的西班牙剧作家卡德隆(Calder6ndelaBarca)写了一出名为《人生如梦》的戏。
其中有一句台词是：‘生命是什么?是疯狂的。
生命是什么?是幻象、是影子、是虚构之物。
生命中至美至善者亦微不足道，因为生命只是一场梦境……，” 中国古代的智者庄子就曾经说过：‘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笛卡尔：Cogito，ergosum。
”“我思故我在。
” 柏拉图说过：我们以理性所领会的知识要比我们以感官所领会的更加真实。
\\\\x09史宾诺莎所说的subspecieaeternitatis。
”“从永恒的观点来看每一件事情。
”亚理斯多德曾经说过；‘我们的心灵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先透过感官而来的。
’这是对经验主义的最佳说明。
这种观点颇有批评柏拉图的意味。
因为柏拉图认为人生下来就从观念世界带来了一整套的‘观念’。
洛克则重复亚理斯多德说的话，但他针对的对象是笛卡尔。
” 一件事情跟着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并不一定表示两者之间必有关联。
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人们不要妄下定论。
因为，妄下定论可能会导致许多迷信。
” 真实启蒙之于人如同阳光之于土葛朗维格(N．F．S．Grundtvig) 卢梭提出‘人类应该回归自然’康德死后葬在哥尼斯堡。
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他最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
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 达尔文的理论不是正好让我们体认到我们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细微的生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吗?苏菲，我们就是这个活的星球。
地球是航行在宇宙中燃烧的大阳四周的一艘大船。
而我们每一个人则是满载基因航行过生命的一条小船。
名词解释：古典主义文学
古典主义是17世纪欧洲的主要文学思潮。
它形成和繁荣于法国，随后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在政治上妥协的产物。
16世纪，由于这两大阶级的冲突而爆发了长达36年的宗教战争，最后亨利四世成为国王就是这两大阶级妥协的结果。
亨利四世为了安定局面，改奉天主教，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规定天主教是国教。
同时，新建立的波旁王朝在17世纪上半叶一直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工商业发展。
力量得到壮大的资产阶级支持王权，使中央政府得以加强，抑制了贵族割据和分立的行动。
路易十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他为了让贵族俯首听命，任命平民出身的柯尔柏和勒泰利耶管理财政，但是，他又让大贵族担任最高军职和神职，以取得政策上的平衡。
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
社会安定和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为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乱。
与此相应，17世纪30年代，流行一时的巴罗克文学迅速向古典主义文学过渡。
波旁王朝为了加强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建立了发放奖金、津贴和检查的制度。
1634至1635年建立的法兰西学士院，目的是要在语言文学方面设立适应君主专制政治需要的统一规范。
当高乃依的剧作《熙德》违反了三一律时，官方理论家夏普兰就撰文加以干预。
古典主义文学便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文艺政策的条件下产生的。
古典主义的繁荣同路易十四的爱好和政策也存在密切关系。
他爱好宫廷喜庆和热闹场面，鼓励戏剧创作。
虽然他喜欢崇高壮丽的风格，但他同样欣赏莫里哀的滑稽讽刺，莫里哀由于得到他的保护而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取得《伪君子》上演的胜利。
他使拉辛、布瓦洛等在文坛获得声誉。
他尽管一言九鼎，却不愿强加一行字给文学。
他深知天才与顺从不相调和，甚至容许作家有某种抨击社会的独立性。
他并不喜欢拉封丹，但他的报复只局限于推迟这位寓言家入选学士院。
这个热衷于荣耀的君主明白，后世会赞赏他，因为他是文学艺术的明智保护人。
?勒内·笛卡尔（1596—1650）的唯理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
他的《方法论》（1637）是法国第一部重要的哲学和科学著作，也是欧洲哲学史上的重要著述。
笛卡尔提出要运用“纯粹的自然而然的理性”。
他将人的思维分为四个阶段：通过直觉和推理揭示真理；运用分析，透过复杂的事物找到普遍的真理；从孤立的因素出发，重新构造出复杂的事物；运用验证以弥补可能遗忘的东西。
他是这样具体阐述的：“第一个原则是绝对只接受我明显地认为如此这般的事物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仓促从事和既定的想法，不多不少只理解如下的判断：那些非常明晰、非常清楚地呈现在我的脑际，以致我没有任何时间怀疑的事物。
第二个原则是把困难一个个区分开来，尽可能细致地审察每一部分，以便能最好地加以解决。
第三个原则是从最简单和最容易认识的事物开始，井井有条地引导我的思想，逐渐地、循序渐进地上升到最复杂的认识，甚至设想出那些本来彼此不分先后的事物的次序。
最后一个原则是在各方面都作完整的计算和普遍的查阅，以致我自信毫无遗漏。
”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他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理性是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是一切认识的根源，人凭理性认识万物的真伪，判明是非。
他还认为万物之美全在于真，真存在于条理、秩序、统一、均匀、平衡、对称、明晰、简洁中，人凭理性才能认识这种真。
此外，他的《心灵情感论》（1649）主张意志可以直接改变人的情感。
笛卡尔的理论直接指导了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
古典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是：第一，受到王权的直接干预，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歌颂英明的国王，把文学和现实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
古典主义作品大多描写主人公的感情与家族责任或国家义务的冲突，表现感情服从责任，个人服从义务的主题。
不少作品直接歌颂国王贤明，或者由国王充当矛盾的裁决者和调停人。
对于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非法活动加以犀利抨击，表现出拥护中央王权的强烈政治倾向性。
第二，宣扬理性，要求克制个人情欲。
布瓦洛指出：“首先必须爱理性：愿你的文章永远只凭理性才获得价值和光芒。
”要以理性去处理个人与国家利益、家庭义务和荣誉观念的矛盾，因而爱情或情欲只能放在第二位。
有的作家将吝啬、伪善、淫邪等等看作是不符合理性的情欲横流，力求加以讽刺。
第三，尖锐地抨击贵族的奢侈淫逸、腐化堕落，同时也批判资产阶级的愚顽、附庸风雅和想成为贵族的心理。
古典主义作家敢于揭露社会上的恶习和弊端，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罪恶活动的不法分子和团体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
尤其是喜剧，主张在笑中移风易俗。
第四，古典主义悲剧多以帝王将相、宫闱秘事为题材，继承了古希腊悲剧的传统。
这是宫廷和贵族上层生活的折射。
其中，高乃依的悲剧排除了古代悲剧的灵魂——命运观念。
他笔下的英雄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不再屈服于超人的力量。
这种人物虽然不由自主地投入意料不到的事件中，但他能从自身吸取必要的力量，战胜巨大的困难。
古典主义喜剧、寓言和散文则接触到第三等级，具有较广的文学视野和较多的民主精神。
较之悲剧，喜剧、寓言和散文反映的生活面要广阔得多，思维也较为活跃。
喜剧描写到资产阶级、平民、学者、医生、戏子、仆人、厨师等等；寓言除了以动物写人外，也接触到同样多的人物；散文除了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外，还有人物特写，哲理沉思，善于思索人生的重大问题。
古典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是：第一，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汲取艺术形式和题材。
这一点似乎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不同之处。
就法国而言，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工作是将淹没一千多年的古籍发掘出来；人文主义作家仅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从古代作家那里学到东西，至于戏剧形式则可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寓言就更不用说了。
古典主义的悲剧和喜剧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和喜剧已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已具备现代戏剧的基本形式，有一定的幕数，适宜于在一定的时间内演出。
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心理刻画非常细腻，达到了悲剧和喜剧的新高峰。
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处于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
第二，有一套严格的艺术规范和标准。
例如戏剧创作要遵守“三一律”，即情节、时间、地点必须保持“整一”。
这个主张在16世纪已有人提出。
古典主义的理论家发展得更为明确：须围绕单一的剧情进行，排除一切次要的插曲；在一天中进行；在一个地点进行。
“三一律”的提出者断言，亚里斯多德的《诗艺》中谈到这些规则，其实，《诗艺》中根本没有提地点一致。
然而，古典主义者“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理斯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古典’戏剧”。
“三一律”虽有使剧情集中，冲突尖锐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束缚。
此外，古典主义对文学体裁作出高低之分，推崇悲剧，贬低喜剧、寓言和民间文学，反映了一种贵族观念。
第三、主张语言准确、精练、华丽、典雅，表现出较多的宫廷趣味。
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最有代表性，它们都具有庄重、典雅的风格，高乃依的悲剧多一点雄健，拉辛的悲剧多一点柔情，但同样都有雅致的特点。
诗体同典雅有密切关系，因为诗歌语言精练，而且出于押韵的需要，表达较之散文要委婉曲折；诗体悲剧比起散文悲剧，情调自然高雅一些。
古典主义诗剧往往是完美的艺术品，它们不仅达到两千行左右这一精练的标准，而且诗句优美。
《熙德》获得了“像《熙德》一样美”的赞誉，这句颂词不仅指剧本的内容而言，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美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高乃依的语言具有雄辩遒劲的阳刚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崇高风格，他的诗句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遒劲有力的气势。
拉辛的语言则具有柔情缱绻、细腻动人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优雅风韵。
他开创了一种独到的描写心理的诗歌语言。
古典主义文学对民族语言的规范化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四、人物塑造类型化。
布瓦洛要求“凡是英雄都应该保持其本性”。
古典主义作家只追求“普遍人性”，性格单一。
他们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抽象的属性，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物的性格塑造成凝固不变的嗜癖，忽略环境对人物产生的影响。
古典主义文学发展到后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引发了一场“古今之争”，这是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发起的一次挑战。
沙尔·贝洛（1628—1703）等人认为今人应该胜过古人，他们从文学需要发展的观点出发，要求变革和摆脱桎梏。
布瓦洛充当了维护古典主义原则的角色。
这场争论到19世纪才得出结论。
古典主义文学以法国成就最大。
弗朗索瓦·德·马莱布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他要求语言准确、明晰、和谐、庄重。
他反对七星诗社丰富语言的方法，不主张运用古字、复合字、技术用语等等，要让语言“纯洁”化。
其次，在诗歌创作上，他也反对七星诗社所主张的跨行、元音重复。
他用韵严格，规定了诗节的长短，表达倾向于冷漠，认为诗歌要说理。
他的创作少而精，《劝慰杜佩里埃先生》以劝告失去女儿的友人要节哀为内容，说理透彻而委婉，富有理性精神，格律严整，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是古典主义悲剧的创始人。
《熙德》（1636）根据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罗的喜剧《熙德的青年时代》写成，描写男女主人公在荣誉、义务与爱情的冲突中所作出的抉择，表现理性终于战胜了情欲。
这是古典主义第一部典范作品和奠基作。
剧本写出了男女主人公面对履行为父报仇（施曼娜的父亲因嫉妒罗德里克的父亲当上太子师傅，打了对方一记耳光）的义务而产生的内心冲突，罗德里克此时有一段精彩的内心独白：“要成全爱情就得牺牲我的荣誉，要替父亲报仇，就得放弃我的爱人，一方面是高尚而严厉的责任，一方面是可爱而专横的爱情!复仇会引起她的怨恨和愤怒，不复仇会引起她的蔑视。
复仇会使我失去我最甜蜜的希望，不复仇又会使我不配爱她。
”他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尽管强烈，最后还是向封建荣誉屈服了。
关键时刻他为国立功，击退摩尔人的入侵。
于是国王出面裁决，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国王是现实生活中阶级矛盾调停人的象征。
高乃依写过30多个剧本，较重要的还有《贺拉斯》（1640）、《西拿》（1642）、《波里厄克特》（1643）。
他的风格最突出之点是庄严崇高，这也是古典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美。
他的剧本题材和内容崇高庄严，他主张悲剧要写“著名的、非同寻常的、严峻的情节”，即指往昔史实或传说中有名的插曲，要写有关君王、统帅、圣人、英雄的故事，情节要激动人心，“其猛烈程度能与责任和血亲的法则相对抗”，它牵涉到“重大的国家利益，较之爱情更为崇高壮伟的激情”。
根据这些原则写成的剧本，风格必然崇高庄严。
他的语言也显示了这种特点。
人物道白雄辩有力，充满激情，严谨周密，像格言一样铿锵有声，甚至到了夸张的程度。
古典主义悲剧的第二个代表是让·拉辛（1639—1699）。
他创作的《安德洛玛克》（1667）以女主人公为保全儿子生命所作的努力，展示了为满足情欲而置国家利益和义务于不顾的人物，谴责了贵族阶级的情欲横流。
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妻子安德洛玛克在城邦被攻陷后，成了希腊爱庇尔王庇吕斯的女奴。
庇吕斯爱上了她，以处死她的儿子为要挟，迫使她屈服，并居然拖延与斯巴达公主的婚期。
公主指使自己的追求者希腊使节杀死庇吕斯，又因后悔而自杀。
剧中的国王为了满足情欲不顾民族利益，公主为了泄恨超越报复界限，希腊使节为了迎合意中人的愿望而违拗使命，甚至成了弑君凶手，他们都缺乏理性。
唯有安德洛玛克一心要保存复仇根苗，机智勇敢，富有高度理性。
《费得尔》（1677）的女主人公身为王后，却爱上了国王前妻之子，她发现王子另有所爱后，便加害于他，最后悔恨交加而自杀。
她也是一个滥施情欲、缺乏理性的人物。
拉辛的后期作品有《爱丝苔尔》（1689）、《阿塔莉》（1691）。
拉辛善于刻画女性心理和思想发展过程：安德洛玛克先是想洁身自爱，随后感到不能两全其美，便企图牺牲自己，保存儿子，假装允诺与国王结婚；费得尔对自己的感情开始时守口如瓶，一旦时机成熟，竟脱口而出，被拒绝后又感到羞愧，待到国王返回，则迫不及待将责任推诿于人，最后王子遇难，自知有责，终于坦白。
人物心理发展过程写得细针密缕。
拉辛将“三一律”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把古典主义悲剧艺术发展到高峰。
他的剧本没有多余的场面和插曲，更重要的是，剧本一开始，矛盾就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田地。
《安德洛玛克》选取各种矛盾尖锐冲突的时刻拉开帷幕，略去了矛盾的发展过程。
《费得尔》在女主人公吐露真情时开场，以前的故事不必赘述。
这样，总矛盾一下子爆发，在一天之内酿成悲剧便顺理成章。
另外，拉辛沿袭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念，认为命运像恶魔一样主宰着人物的行动，悲剧美由此而产生，所以他的剧本总是描绘导致悲剧的必然过程，不像高乃依的剧本，需要给人物制造一些障碍，因此拉辛的剧本更具悲剧性。
让·德·拉封丹（1621—1695）的《寓言诗》（1668—1694）力图反映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社会，这是“一部巨型喜剧，幕数上百，宇宙是它的舞台，人、神、兽、一切都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
拉封丹敢于揭露封建王朝的黑暗腐败，狮王的暴虐虚伪，大臣的逢迎拍马，官吏的贪赃枉法和强暴荒淫，小民的无辜和受宰割，都得到了生动再现。
在结构上，拉封丹力求将寓言写成压缩的剧本，有开场、发展、结局。
对话写得活泼自然，显示出人物的个性。
韵律千变万化，诗句自由而朗朗上口。
他将寓言创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尼古拉·布瓦洛（1636—1711）是古典主义的理论家。
《诗的艺术》（1674）提出了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成为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典。
他规定理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必须模仿自然，自然指宫廷和城市生活；古希腊古罗马作家的创作经验是最高准则，必须遵守“三一律”；文学体裁有高低之分。
法国古典主义的散文创作也较有特色。
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的《致外省人书简》（1656—1657）为受压制的让森教派辩护。
《思想录》（1670年发表）阐述了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
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的《克莱芙王妃》（1678）被看作欧洲第一部较有成就的心理小说。
让·德·拉布吕耶尔（1645—1696）的《品性论》（1688—1694）以人物素描、格言警句、故事寓言等等，描绘了17世纪下半叶的社会风俗，尤以宫廷贵族和暴发户的人物肖像最为出色。
弗朗索瓦·德·费纳龙（1651—1715）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699）主要取材于《奥德修纪》第四章，从中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治国主张。
英国的古典主义文学也取得一定的成就。
但它模仿法国古典主义的痕迹明显，独创性不够。
约翰·德莱顿（1631—1700）是古典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论戏剧体诗》（1668）等阐述了古典主义法则。
《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1681）讽刺辉格党人阴谋拥立查理二世的私生子为王位继承人，写得诙谐生动。
他写过不少“英雄剧”，描写贵妇人和骑士的爱情纠葛，歌颂过时的理想，美化宫廷生活。
威彻利（1642—1716）写过一些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喜剧。
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的创作使英国古典主义达到高潮。
《批评短论》（1711）宣传布瓦洛的理论，提出“优美趣味”说。
《夺发记》（1712，1714）描写两个天主教家庭的争吵，讽刺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
《致阿巴思诺特医生书》（1735）抨击为所欲为，道德败坏，却逍遥法外的身居高位者。
他的作品意象丰富，语言精练，有的名句如“错误人皆有，宽恕最可贵”成为英语谚语。
此外，德国的约翰·克里斯托弗·高特舍特（1700—1766）的《批判诗学试论》（1730）推崇理性，倡导“三一律”，对德国民族语言的规范和剧坛的整顿起过作用。
他的理论有助于启蒙精神的发扬。
俄国在18世纪才接受了古典主义的文学观念，主要是取其“歌颂贤明的君主”这一思想，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服务。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苏马罗科夫（1717—1777）的《霍烈夫》（1747）、《西纳夫和特鲁沃尔》（1750）等悲剧宣扬感情服从理智，权益服从义务的思想，形式上严守“三一律”，促成了俄罗斯剧院的诞生。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的突出作用是完成语言的建设工作，《俄文语法》（1755，1757）、《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7）根据古典主义的原则，把文学体裁分为高、中、低三种，规定每种文体所允许使用的词汇，为语言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伊丽莎白女皇登基颂》（1748）充满高昂的爱国激情，赞颂英雄业绩，为他的诗律主张提供了范例。
苏菲的世界 伊甸园感受
伽利略于1564年2月15日出生于意大利西部海岸的比萨城，他原籍佛罗伦萨，出身没落的名门贵族家庭。
伽利略的父亲是一位不得志的音乐家，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对数学也颇有造诣。
因此，伽利略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伽利略在十二岁时，进入佛罗伦萨附近的瓦洛姆布洛萨修道院，接受古典教育。
十七岁时，他进入比萨大学学医，同时潜心钻研物理学和数学。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伽利略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便离开了比萨大学。
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仍坚持科学研究，攻读了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的许多著作，做了许多实验，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从而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当代的阿基米德”。
伽利略在25岁时被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
两年后，伽利略因为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触怒了教会，失去这份工作。
伽利略离开比萨大学后，于1592年去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任教，一直到1610年。
这一段时期是伽利略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
在这里，他在力学、天文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累累硕果。
1610年，伽利略把他的著作以通俗读物的形式发表出来，取名为《星空信使》，这本书在威尼斯出版，轰动了当时的欧洲，也为伽利略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伽利略被聘为“宫廷哲学家”和“宫廷首席数学家”，从此他又回到了故乡佛罗伦萨。
伽利略在佛罗伦萨的宫廷里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但是他的天文学发现以及他的天文学著作明显的体现出了哥白尼日心说的观点。
因此，伽利略开始受到教会的注意。
1616年开始，伽利略开始受到罗马宗教裁判所长达二十多年的残酷迫害。
伽利略的晚年生活极其悲惨，照料他的女儿赛丽斯特竟然先于他离开人世。
失去爱女的过分悲伤，使伽利略双目失明。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
1642年1月8日，凌晨4时，伟大的伽利略——为科学、为真理奋斗一生的战士，科学巨人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
在他离开人世的前夕，他还重复着这样一句话：“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气。
” 亚里士(斯)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
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
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亚里斯多德师承柏拉图，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学校应由国家管理。
他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赞成雅典健美体格、和谐发展的教育，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个源泉，但他反对女子教育，主张“文雅”教育，使教育服务于闲暇。
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
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文艺思想的异同
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的思考——论两者观点的异同与联系 西方文艺理论的源头是古希腊。
古希腊文艺理论发源于公元前6世纪,极盛于公元前5-4世纪的伯利克里时代,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
在这个时代，西方文艺思想、美学思想是沿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条不同的路线发展起来的。
因此，要真正掌握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的脉络就必须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基于这样一种动机，本文试图将二者关于文艺理论作一概要的解说。
一、柏拉图的文艺思想观及其“理想国”在艺术思想观上，柏拉图否认戏剧、诗等摹仿的艺术具有健康、积极的社会功能。
他认为，艺术要诉诸于感情，而感情又是人格中最卑下、最不理性的部分，会使人误入岐途，乃至亡国。
柏拉图突出文学的社会教育效果，他认为“诗歌再美，如果不符合对青年和成年人的教育要求，也要被删掉、被禁止”。
柏拉图的艺术思想归根于他的政治观点，他构思了一个完美的社会——“理想国”。
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社会是完全受理性控制，其统治者和成员都必须是受过良好教育、头脑清醒、没有感情、受理性控制的人。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很好地保卫和建设他们的国家。
柏拉图很重视“理想国”的人民的教育问题。
在谈到教育时，他特别提到艺术的教育问题，因为艺术具有不可估量的感染力和引导作用。
考虑到他在理想国中的政治目的，他否认艺术教育的积极作用，否认戏剧、诗歌能教给人们真理。
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的保卫者都应该是“冷静理智、英勇顽强、正直善良、安份守己而又善于节制自己”的人。
而在荷马史诗中，神和英雄们的道德品质往往都降格了，如阿基力斯被刻划得既贪婪又自负，还凶残。
所有这些，他认为“这类故事对听众也有害处”，“象这样的英雄也做过同样的坏事”，“我们必须禁止这类故事，免得年轻人听到容易做坏事”。
在戏剧作品上，柏拉图认为戏剧只能给观众带来邪恶的心理影响。
他认为悲剧和喜剧是因为它们会唤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等感情，而这些感情对于理想国的保卫者来说是不合适的，应该剔除。
二、亚里士多德的艺术理论观点及其作用亚里士多德肯定艺术摹仿的作用，并且把艺术模仿与快感联系起来。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看到现实世界的事物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和体现后，会感到偷悦，即使在作品中看到一些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害怕并极力回避的事物，如凶残的动物、尸体等，仍然会有愉悦感，因为艺术形象是被美化和理想化了的现实，它使人愿意也喜欢面对。
亚里士多德从戏剧的功能说中再一次证明戏剧是“人的行动的摹仿”。
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的积极功能在社会中能起作用是出于人们爱美的天性，因为艺术作品既能使人感到愉快，又能让人学到知识，所以，和柏拉图不一样，亚里士多德觉得艺术有许多积极的社会功能。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能使城邦和公民获得幸福，无疑是艺术的最大的效用。
他认为艺术有三个作用： 1.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具有“教育”功能。
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非真实体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第一实体”的认识，艺术是源于经验，有高于经验，是比经验更接近科学。
2. 文艺具有“净化”作用。
他认为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
3. 文艺能提供“精神享受”。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对于模拟的作品总感到愉快。
文艺作品的净化作用能使人的情绪保持适度，这不但能培养善良的道德品质，而且能产生轻松舒畅的快感。
在戏剧方面，亚里士多德以悲剧为例，认为悲剧唤起的恐惧和怜悯能净化观众心里的恐惧和怜悯，因此是健康无害的、积极的，以此来反驳柏拉图的文艺消极观。
为此亚里士多德专门提出了“卡塔西斯”说，突出文艺的陶冶、净化作用。
为了避免戏剧的负面效果，亚里士多德对戏剧的情节安排提出了特别的要求，悲剧“完美的布局应是单一的布局”——有缺点或犯错误的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
三．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文艺观之比较柏拉图的著作是采用的是对话体，生动活泼，文艺观包裹在其他思想中，他的文艺观的哲学基础是“理式”，认为美是对美的理式的分有。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采用的是严密的论述体，思维结果和思维过程同时呈现，文艺观则总从其他思想中独立出来，他的文艺观的哲学基础是“实体”，认为“美要靠体积与安排”。
柏拉图的摹仿说认为，文艺摹仿象照镜子，只得到影像，不能给人以知识和真理，文艺摹仿是为了迎合的人性中卑劣的、非理性的部分情感、欲望，如哀怜癖和诙谐的欲念。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把文艺和历史相比较，认为文艺摹仿按照或然率和必然率发生的事情，文艺摹仿是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的摹仿的本能，能净化或陶冶人的情感。
在文艺功用上，柏拉图轻视技艺而重视文艺的现实效用而蔑视文艺的审美快感，亚里士多重视文艺的审美快感，同时也不忽视文艺的现实效用，对各种文艺体裁的技艺详加探讨，闭口不提灵感。
在文艺摹仿方式上柏拉图赞成间接叙述和反对戏剧体的直接叙述，亚里斯多德认为直接叙述的方式优于间接叙述的方式，并明确肯定纯属直接接叙述的戏剧类。
四、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文艺观之联系与继承谙知西方文艺理论的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高足弟子。
然而，他并不以继承师说而闻名于世，相反，却以批判师说在西方学术史上与柏拉图齐名。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名言流传千古。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许多文艺理论上持有不同看法，这也促成了古希腊文艺思想的繁荣。
在文艺功用论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注重社会效用的观点。
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柏拉图着眼于是否有利于继持奴隶主贵族派的政治统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偏重于是否有助于促进城邦公民的德性完善，实现其“共和政治”的社会理想。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贬斥审美快感的看法。
柏拉图把快感统统看作“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认为“逢迎快感”就是“催残理性”。
亚里士多德却把审美快感与“幸福”这种有益于城邦的最大效用，与“至善”这种人生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联系起来。
总之，柏拉图出于自己神学观念和政治观点的需要，为自己的理想国理想需要，否认了文艺特别是戏剧、诗歌等艺术形式的积极作用，甚至抹杀其社会需求。
亚里士多德基于文学审美和艺术发展的需要，对柏拉图的观念提出反驳，认为文学具有积极地社会功能，即有净化、陶冶民众心灵的作用。
他们两人的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的理论对当代文艺理论以及文学创作发展和文艺鉴赏、审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