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社会背景，问一下里面对一些关键句经典对白的评析
关于简·奥斯丁，应该从哪儿说起呢?著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夫有句名言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
”简·奥斯丁(1775—1817)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庭，本人一生四十多个年头的岁月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理智与情感》(1795)、《傲慢与偏见》(1796)、《诺桑觉寺》(1798)、《曼斯斐尔德庄园》(1812)、《爱玛》(1814)、《劝导》(1816) ——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看来平凡而琐碎。
在她的六部小说中，没有拜伦式慷慨激昂的抒发，也极少见惊心动魄现实主义描。
对于简·奥斯丁，要想捕捉她的“伟大”之所在，应从何处下手呢?她笔下那一场一场的舞会、一次一次的串门喝茶、一顿一顿的家宴和一一的纸牌，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散步、闲谈等如何能体现她的小说艺术的伟大呢? 评价奥斯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题材问题。
毫无疑问，奥斯丁是写小材的。
据她自己：“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是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
她还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二寸象牙”上“细地描画”。
这是奥斯丁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
当有人建议她在创作上改换路子写这写那，她都婉言谢绝，坚持说：“不，我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按自己的方式写下去……” 小天地可以反出大问题。
别小看“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尽在其中。
至少在奥斯丁的作品里是如此。
《傲慢与偏见》为例，仅第二十九章罗新斯庄园的一次宴请和饭后的一桌牌就说明了多少问。
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仅凭自己的家产、地位便在柯林斯牧师夫妇面前那样骄横，柯林斯牧师竟对她那样谦卑，他被邀请为夫人凑上一桌牌，便到不胜荣幸，“他赢一次要谢她一次，如果赢得太多，还得向她道歉”。
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阿谀奉承问题。
要知道，柯斯教区牧师的职务是咖苔琳夫人提拔的，他视夫人为“施”，当然不好意思再赢她的钱。
这仅是个小小的细节，却有趣地反映了当时教会对地产的依附。
至于威·卢卡爵士，既然本身已经封了爵位，何至于在牌桌上“不大说话，只顾把一桩桩轶事和一个个高贵的名字装进脑子里去”?原来，他是在镇上做生意起家的，曾在当市长的任内向国王献过辞，从而获得爵士头衔。
他是个商人变贵人的典型，骨子里还是个商人，难怪羡慕贵族，从莫里哀茹尔丹先生以来就是如此，或许可追溯到更早的罗喜剧。
再如，彬格莱先生和他的两个姊妹出场不久，第四章便交代说，“她们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体面家族。
她们对自己的出身记得很牢，可是却几乎忘了她们兄弟的财产以及她们自己的财产都是做生意赚来的”。
对于细心的读者，看到这“北部”一词，就一目了然。
彬格莱一家是在工业首先发达来的北部发家致富，这样赚来的钱带着臭气，与贵族攀交的彬格莱小姐当然不愿意正视它。
这是当时普遍的阶级心理。
后来的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北部与南部》中对照了农业的南部与工业的北部，更充分地描写了发了财的北部企业家在文化教养上的欠缺与自卑。
奥斯丁这里轻轻一笔带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不过，要论证奥斯丁作品的历史社会意义，要从根本上解决对奥斯丁的评价，还得从她大量描写的“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人手来说明题。
《傲慢与偏见》开卷第一句话便宣称：“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在这里，关键的字是两个：有“财产”和有“需要”。
原文中的in want of系指客观需要，不是主观 “想要”，这种提法使命题更具有“真理”的客观性。
《傲慢与偏见》便以班纳特一家为典型来检验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住在浪博恩村的班纳特一家是当地的第一大户班纳特先生的地产年进两千镑，刚够一家子的开支。
根据遗嘱上的附加条款，这份产业必须传给男性继承人，班纳特夫妇没有儿子，产业要由一位远亲继承。
他们的五个女儿没有生活障只能等着结婚。
因此，当有十万镑遗产的彬格莱先生租下邻近的尼日斐庄园时，就难怪班纳特太太，像四邻八合所有那些家里有女儿的太太一样，要这位尚未见过面的彬格莱当作自己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
真是女儿们的福气!” 《傲慢与偏见》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
对于那些待嫁的女孩子，彬格莱只是个抽象存在，她们远远看见他“身穿蓝上衣，骑着一匹黑马”就足够了。
关键有 “财产”。
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是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
因此，我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
我们也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 “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 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作者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定作用。
《傲慢与偏见》里描写了各种不同的婚姻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
夏绿蒂与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 ；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
《傲慢与偏见》也描写了人们对婚姻的不同追求与看法。
如咖苔琳夫人一心要把女儿安娜小姐嫁给外甥达西，以便“把两家的地产合起来”，她并且认为达西“有义”、“有责任”这样做。
有两万镑嫁妆的咖罗琳·彬格莱小姐一贯挥霍无度，喜欢与有身份地位的人结交，紧紧盯住年进一万镑的达西先生。
彬格莱小姐还极力阻止她哥哥与班特家的大女儿吉英之间的爱情，她希望哥哥娶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小姐，一来可以“增加财产、提高地位”，二来亲上加亲，可以此促成她自己与达西的婚事……。
达西的表兄费茨威廉上校是位伯爵的小儿子，不能继承家产和爵位，他坦白地向伊丽莎白说，自己挥霍惯了，在婚姻大事上不能不考虑钱财。
他说，在婚问题上只有达西有条件不受钱财的约束而自由选择。
对这形形色色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观，作道义上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使整个故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历来英国小说描写婚姻的不知多少，但像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那样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在英国小说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奥斯丁用最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
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的结婚是个典型。
柯林斯牧师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又受到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提拔，获得了教区牧师的职位，他有了房子，了很不错的收入，就缺个会理家又会陪伴他的驯服太太，加之他“施主”的怂恿，因此他急于娶妻。
从夏绿蒂方面而言，则她从这桩婚事中得到了房子、小园子、家具陈设等一个舒服的小家。
伊丽莎白去看望她时发现，“操作家务，饲养家禽，教区事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对她还没有失去其吸引力……”，“只要把柯林斯忘掉，其余一切都很舒适融洽”。
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有趣的是，没有财产的妇女的确嫁了有财产的单身汉，但在婚姻带给她的趣中，恰恰没有丈夫的地位。
这不是对小说一开始提出的“举世公认的真理”的有这样的亲戚是不配与有身份的人攀亲的。
在奥斯丁笔下，举止、言谈、风度、教养在现实生活中是会发生作用的。
譬如，吉英一度失去了彬格莱，正是她的至亲骨肉的行为失检造成的。
别的不说，单凭班纳特太太在大庭广众之下滔滔不绝地议论这桩婚事的好处，就足以把彬格莱吓退了。
现在回到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
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与伊丽莎白之间终于克服了财产与门第的悬殊，结为夫妇，manners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
如前所述，他们俩之间的隔阂首先是由达西在舞会上对伊丽莎白无礼引起的。
可是，后来又是manners把达西与伊丽莎白结合起来。
他们在彭伯里庄园偶然相遇，达发现，伊丽莎白的舅舅、伦敦商人嘉丁纳先生及夫人是极有教养的体面人。
班纳特太太固然缺乏教养，但他自己的亲姨咖苔琳夫人也同样不懂规矩。
至于说丽迪雅私奔造成丑闻，其实达西自己的妹妹乔治安娜也曾打算私奔，总之在亲属的教养问题上，他们两人的“账”互相抵消了。
纯粹属于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在彭伯里的新的条件下也完全烟消云散。
达西第一次求婚被伊丽莎白拒绝，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居高临下，自我中心；在彭伯里再次见面时，他彬彬有礼，与昔日舞会上的达西判若两人，使伊丽莎白大为感动……这时伊丽莎白才开始认识到，只有他(她)们两人在思想、感情、志趣上最投合。
当姐姐吉英问到她，怎么会爱上达西先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应该从我看见彭伯里庄园美丽的园林那一天算起。
”这话好像是指达西的财产，因此吉英要妹妹开玩笑，其实这话是双关语，除了指具体的庄园外，还指在彭伯里的园林里见到的一个新的达西。
也就是说，达西改了待人接物的态度，才赢得伊丽莎白的心。
可以想象，如果达西还是那么傲慢无礼，那么即使其他误会排解了，他们之间也不会产生爱情的。
这样说，奥斯丁是不是以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姻而否定了自己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呢?当然不是。
诚然，在达西与伊丽莎白疏远与和解的关系中，manners起了绝大的作用。
manners克服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包括财产地位的悬殊，但是眦nners本身不是超阶级的。
如前所述，manners包括举止言谈、礼貌风度，归根结蒂社会身份的标志。
达西与伊丽莎白在财产地位上有一定的悬殊，但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个阶级，即伊丽莎白说的，“他( 指达西)是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在这点上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重温恩格斯那段名言，应该注意到他说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从本阶级选择 ”。
我们通过表面的仪式”看到了选择过程。
更重要的是，manners的要求则保证这选择限于本阶级。
因此，奥斯丁对“仪式”和“教养”的强调不仅不削弱她在《傲慢与偏见》中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相反从“仪式”到实质，奥斯丁围绕资产阶级婚姻揭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的真理。
若说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是为恩格斯的论断做了形象的注释，这话也不为过吧。
奥斯丁素来长于刻画人物，有的批评家还认为在这点上她可以与莎士比亚媲美。
英国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在分析“立体”人物(与“扁平”人物相对而言)时便以奥斯丁的人物为例。
实际上，奥斯丁的某些人物基本上只是漫画，是扁平的班纳特太太和柯林斯牧师，他们身上只有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交待清楚了。
如小说的第一章寥寥数百字的对话就把班纳特太太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后来的言行不过是他们固有特征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如同音乐中的变调。
同样，柯林斯牧师的第一封信也是一幅自画像，他后来的言行( 书信)只不过是进一步的自我暴露而已。
奥斯丁的另一些人物，如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的性格就有发展，而且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合了福斯特对立体人物的要求。
但是无论如何，扁平也好，立体也好， 《傲慢与偏见》中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伊丽莎白、纳特太太、柯林斯牧师——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好可以从书本中走出来，我们仿佛听到伊丽莎白爽朗而调皮的声、班纳特太太那喋喋不休的抱和柯林斯牧师滔滔不绝的废话。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斯丁在描写人形象时使用的嘲讽语调和喜剧手法，当她说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时，她的语言还仅是简洁而准确的。
但当她接着写到“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自以为神经衰弱”时，就含有嘲讽了。
奥斯丁还善于自己躲在后面，让人物通过最普通的语言自己暴露自己。
《慢与偏见》开头时，班纳特太太急于抢先认识彬格莱，不指望靠郎格太太的介绍，她说“我不相信郎太太肯这么做。
她自己有两个亲侄女。
她是个自私自利、假仁假的女人，我瞧不起她” 。
而第五十四章到了故事的结尾，吉英与彬格莱的婚事已成定局，班纳特太太心里高兴，又提起位始终没有露面的郎格太太，说：“我觉得郎格太太这个人真是太好了；她的侄女儿们都是些规规矩矩的好姑娘，只可惜长得一点也不好看。
我真喜欢她们。
”这两段话一前一后，遥相呼应，不是把班纳特太太嫁女儿的竞争心理以及她的反复无常、自我中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吗?再如柯林斯牧师把班纳特一搅了半天也没有娶他们的女儿，班纳特太太早就对他烦透了，而柯林斯牧师临走时还“答应”给他们“再来一封谢函” ! “答应二字用的好，充分点出这个厌物的钝，竟丝毫没有觉察出班纳特一家人永远也不想见到他或收到他的片言只语!又如对咖苔琳夫人的描写。
咖苔琳夫人的马车路过门口，柯林斯牧师全家手忙脚乱出去迎接，伊丽莎白却说“就是这么回事吗?我还以为是猪猡闯进了花园呢，原来只不过是咖苔琳夫人母女俩。
”这话虽然说得挖苦，戳破了咖苔琳夫人自己吹起来的唬人架势，但过于直率不够含蓄。
再看下文中对苔琳夫人的描写：“只要哪一个佃户不驯服、不知足或穷得活不下去，她就亲自出马到村子里去调解纠纷、压制怨言，把他们骂得恢复太平与富足”!她请柯林斯等人吃饭，饭前“打发客人到窗口去欣赏风景”，饭后又要大家聆听她来“断定第二天的天气会如何”。
这里仅仅通过几个小词的安排，一个专横跋扈的老太婆的讽刺画像便跃然纸了。
在《傲慢与偏见》这样一部以喜剧性为基调的作品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基本上只有性的人和愚蠢的人，骗子韦翰也许除外。
但读者可能会注意到，韦翰完全是从外部描写的，读者无法真正了解他。
他在故事中主要起道具的作用。
而对书中的蠢人，作者不仅让他们自己暴露自己，并且还用喜剧手法让他们以自己的愚蠢惩罚自己。
如咖苔琳夫人兴师动众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原是要扼杀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爱情，可是，事实上，正是她这一举动为这一对相爱的人沟通信息，促成了他们的结合。
伊丽莎白调地说：“咖苔琳夫人倒帮了极大的忙，她自己也应该高兴，因为她喜欢帮人家的忙”，作者就这样把这位又霸道又可笑的老太婆给打掉了。
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其他人物的愚蠢都是通过她反映出来的。
如在尼日斐花园举行的舞会上，班纳特太太和她的小女儿们的不得体的言行都是通过伊丽莎白的眼睛看见的；当时吉英与彬格莱眉目传情，根本没有注意，只有伊丽莎白为她们脸红。
她“觉得她家里人好像是约定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尽量出丑，而且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那样起劲，从来没有那样成功”同样，关于彬格莱小姐的种种心计，吉英总是从最好的方面去理解，也还是伊丽莎白敏锐地觉察出她们姐妹俩的不怀好意。
班纳特先生在第一章里，当伊丽莎白还没露面时就说过，“别的女都糊涂，只有伊丽莎白聪明”等话，也给我们从心理上作了准备，使我们产生一种印象、一种期待，似乎伊丽莎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作者通过而对全书的人和事做出判断，好像勃朗特之于简·爱一样。
的确，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花了很多笔墨刻画她的性格，资质聪明，思想活泼，性格开朗，有幽默感，喜欢笑别人，也同样能笑自己。
对于彬格莱小姐的暗箭，她反唇相，对咖苔琳夫人的无礼，她胆敢顶撞。
她凭自己的聪明大方博得了众目所瞩的男子达西先生的爱慕，击败了“情敌”彬格莱小姐，有如简·爱击败了布兰小姐与罗契斯特先生相爱一样。
但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伊丽莎白是全书中兴趣的中心但还不是判断是非曲直的尺度，即不是“意识”的中心。
事实上，伊丽莎白不是严格义上的正面主人公形象，作者并没有始终一贯地从赞赏的眼光描写她。
读者会注意到《傲慢与偏见》进行到四分之一，即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作者对丽莎白的描写在基调上发生了变化：她从 “聪明人”变成了“愚人”事情是从伊丽莎白在麦里屯碰到民兵自卫团的军官韦翰开始的，伊丽莎白立刻被韦翰一副“讨人喜欢”的仪表迷住了。
韦翰跟她一见如故，滔滔不绝地洗刷自己，中达西先生，那话里破绽百出，聪明过人的伊丽莎白竟然毫无察觉，完全韦翰牵着鼻子走。
这时奥斯丁笔锋一转，改用嘲的笔调描写伊丽莎白，如说她看着韦翰，心里觉得，他“越说话越显得英俊了”。
其实他正在那里编排一席谎言哩!她为他抱屈，心里责怪达，“怎么竟如此对待像你这样的一个青年，光凭你一副脸蛋儿人家准知道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她与韦翰分手时“满脑子是他的形象”，“一心盼着跟他跳舞”，“穿着打扮格外用心”，总之，现在伊丽莎白自己成了被嘲讽的愚人了。
她对韦翰的着迷已为别人所察觉，如她的舅妈就提醒她要“谨慎”，她的朋友夏绿蒂也劝她“别作傻瓜，为一个韦翰而得比他高十倍的达西”，而伊丽莎白恰恰当了这样的“傻瓜”，傲慢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
这完全不能跟《简·爱》的简·爱拒绝嫁给罗契斯特相提并论。
《傲慢与偏见》第三十五章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的求婚没有任何保卫妇女格不受侵犯的含义。
当我们想到伊丽莎白是在对韦翰着迷，听信他的谗言的情况下才拒绝达西的求婚时，她的那副姿态不是有点可笑吗?第三七章是伊丽莎白成长过程重要转折。
看了达西的信，她不仅知道了韦翰一达西关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她对自己达到了一种新的认识。
她现在突然认识到，当初，第一次见面，韦翰就滔滔不绝，自称自赞，是多么有失体统，何况又言行不一，而她自己竟毫无察觉，上了大当。
她悔恨自己“盲目、偏心眼儿、有偏见、荒唐”，“完全被虚荣心牵着走…”。
最后她说：“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自己”，这或者就是西方评论所谓的epiphany，亦可称为“顿悟”吧。
伊丽莎白克服了偏见，达西也收敛了傲慢，两人新的境界里结合起来。
至此，小说也达到顶点与高潮。
在此之后，就是收拾故事的各条线索而已；就人物塑造而言，已部完成，不再有什么发展。
失去了嘲讽的、喜剧性的基调，《傲慢偏见》的最后部分就少了奥斯丁特有的韵味。
如伊丽莎白与达西最后定情的那段话：“她立刻吞吞吐吐地告诉他说，……她的心情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愿意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他这一番盛情美意。
这个回答简直使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他正像一个狂恋热爱的人一样，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无限乖巧、无限热烈地向她倾诉衷曲……” 比起先前那些机智的斗嘴和带挖苦的叙，这段交代多么乏味!显而易见，对奥斯丁来说，嘲讽是她的小说艺术的精髓。
纵观《傲慢与偏见》，可以说，奥斯丁对决定婚姻关系、乃至人的一切关系的物质原因可谓揭露得深刻，但这种揭露，在这部喜剧性的世态小说中，不是凶狠的，不是感伤的，不是道德义愤的，也不是玩世不恭的，而是嘲讽的。
奥斯丁的嘲讽渗透于全书的字里行间，在物塑造上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叙述中的灵魂。
但这种嘲讽不是文字游戏，也不在象品格上兜圈子，而是紧紧围绕对人们的现实关系的揭露。
总之，观察的深度与才气横溢的嘲讽在《傲慢与偏见》中凝炼为一部闪耀着喜剧光彩的现实主义杰作，摆在世界名著的行列中间毫不逊色。
序里应该都有了，你看看吧
求伍尔芙的详细资料及相关名言
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是意识流作家中成就最高的女性。
她是[[英国]]著名学者莱斯利·斯蒂芬爵士的女儿。
其代表作品包括《达洛维夫人》、《海浪》和《到灯塔去》。
伍尔芙与其他男性意识流作家不同之处在于，她的小说往往富有诗意，在语言上更像诗体散文，富有唯美主义的情调。
但其小说内容的晦涩难懂却和其他意识流作家的作品别无二致。
例如，在其代表作《海浪》中，作者没有设计贯串全文的主要情节，而是时刻强调“瞬间”感觉的重要性，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感觉。
小说具有显著的存在主义色彩。
弗吉尼亚·伍尔芙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持悲观态度，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中没有大师，只有试验者。
现代派小说不过是两个高峰之间的峡谷而已。
1941年，伍尔芙在伦敦投河自尽。
艾略特认为伍尔芙是当时英国文学的中心，是一种文明模式的代表。
她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伍尔芙的突出成就是意识流小说。
她的《达罗卫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等作品突破传统的时空观，将意识流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还体现出女作家对于女性存在的历史及现状的独特反思。
1882年1月25日，弗吉尼亚·伍尔芙出生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
其父是文学家兼评论家。
自幼受其父影响很深，她的许多作品与早年经历有关。
由于她的母亲生有3个孩子，继母生有4个孩子，这个9口之家、两群年龄与性格不合的子女经常发生一些矛盾与冲突。
而伍尔芙同父异母的两位兄长对她倾注了太多的热情给她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
她一生中多次精神失常，母亲、父亲相继病逝，是她难以承受的打击。
她的小说《达罗威夫人》中即充满了对病态幻觉的真实生动的描绘。
她和伦纳德的结合，使她的婚姻生活与文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其夫的帮助与支持，她也许成不了伟大的作家之一。
她少女时期遭受的精神创伤，她成人后非常厌恶甚至弃绝性生活，更不愿生儿育女。
她的丈夫尊重她的意愿，和她保持着没有性爱的夫妻关系。
她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
不过，她每完成一部作品常会出现病兆。
性格多变的她经常在脸上看出她内心的痛苦。
好在，她患病期间，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使她深受感动，“要不是为了她的缘故，我早开枪自杀了。
” 1941年3月28日，精神上再也无法承受巨大压力的她写了遗书后投河自杀。
1928年弗吉尼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以女诗人维塔为原形，写出了喜剧性的幻想体传记小说《奥兰多》（Orlando），献给维塔。
小说的主人公奥兰多及其化身跨越三个世纪，先为男性，后来逐渐转为女性。
小说中的很多情节都是以维塔的经历为素材构筑的，被称为“文学史上最长最迷人的情书”。
用传统叙述方式写就的《奥兰多》却令我真正感受到伍尔芙奇妙的文学想象力。
奥兰多是一个跨越时间_跨越空间、甚至跨越性别的人物，天马行空地遨游于历史_文学_政治_爱情_男性世界以及女性世界里，用好奇的眼睛观看着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以敏感的心灵感受着男女性别的差异。
伍尔芙自己称之为“写作者的假日”和“一个大玩笑”，但我却对它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也许在我的心里，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有奇妙的颜色，应该有飞翔和超越时空的翅膀…… 主人公奥兰多出身英国贵族，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贵族美少年，做过女王的侍卫。
年轻的他深受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的宠幸而得到了一间宫殿般的大宅邸，并赐福“不凋谢，不老去”。
奥兰多与一位俄国公主失败的恋爱使他大受打击，于是躲到文字的世界中去寻求解脱，遭到一位他所资助的诗人的戏弄，又被兔子模样的公爵夫人纠缠，为摆脱种种烦扰，他请命出使东方，在此期间，昏睡七天七夜，醒来后变为女人。
从1600年起的400年间，奥兰多便享有永久的青春。
然而与此同时，在这数百年来，她不但在性别上经历了数次变化，也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奇遇，从跨越了死亡与爱情的折磨，到在诗歌的殿堂里连连受挫，她最终选择了远走他乡，最后因战争的荒谬而从性别的错乱中觉醒过来，成了一个二十世纪的独立女性。
这一结局，被喻为影史上女权主义的最佳影像表达。
女性主义运动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漫长的革命。
其中，对于女性气质的争议一直很激烈。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代表作《到灯塔去》中，作者通过莉丽·布里斯科对女性气质从抛却到认可再到超越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女艺术家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经历的艰难和困惑，以及女性主义的真谛。
指出只有培养双性头脑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出路。
这是一部作者倾注心血的准自传体意识流小说。
小说以到灯塔去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写了拉姆齐一家人和几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片段生活经历。
拉姆齐先生的幼子詹姆斯想去灯塔，但却由于天气不好而未能如愿。
后大战爆发，拉姆齐一家历经沧桑。
战后，拉姆齐先生携带一双儿女乘舟出海，终于到达灯塔。
而坐在岸边画画的莉丽·布里斯科也正好在拉姆齐一家到达灯塔的时候，在瞬间的感悟中，向画幅中央落下一笔，终于画出了多年萦回心头的幻象，从而超越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
全书并无起伏跌宕的情节，内容分三个部分，依次为：窗；时光流逝；灯塔。
最主要的人物拉姆齐夫人后来死去，其实际活动仅限于小说的前半部分。
关于她的一系列描述，是以作者本人的母亲为生活原型的，而拉姆齐先生则有作者父亲的影子。
此外，作者着墨最多的是莉丽·布里斯科。
表面上看，莉丽语言寥寥，其主要行为主要是为拉姆齐夫人作画，但该人物的思想活动相当活跃，作者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这个人物，并“为小说结构安排了潜在的双重线索和复合层次。
……莉丽这个人物既在这部小说世界之中，又在它之外；拉姆齐一家的经历是第一层次的故事，莉丽所体现的‘艺术—生命’主要是第二层次的故事，是包裹在小说外面的又一部小说。
”
有没有关于哈姆雷特里女性角色的论文
《哈姆雷特》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除了它本身的艺术魅力之外，数百年来几乎从没间断的研究资料也使它带上了各个时代的文化烙印。
然而，对于《哈姆雷特》这部戏剧的研究往往以哈姆雷特这个人物作为绝对的中心，研究哈姆雷特的文章汗牛充栋，正如法国小说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所说：“哈姆雷特...人类一向加以最大的注意，关于那些千差万别的批评的历史，倒是一本十分有趣的著作。
” 哈姆雷特有一句名言，“弱者，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第一幕，第二场，146行），“女人”在哈评史中确然处于“弱者”的地位。
首先，女性形象批评这一领域在哈评中长期处于从属的地位。
《哈》剧中的两位女性欧菲利亚和葛楚德被视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小人物，只有与哈姆雷特有关时才有意义，因此有关她们的论述在正统的《哈姆雷特》批评史（简称哈评史，下同）中极为罕见。
其次，女性批评在哈评史中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尤其是早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大爆炸”的“前女性主义时期”的女性哈评。
一大原因就在于女性莎评家往往更加关注剧中的女性人物，奥菲利亚和葛楚德在她们的批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鉴于此，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爱莲娜·肖瓦尔特在1979年的论文《走向一个女性诗学》中就提出，在“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que）即女性作为读者批判男性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之外，更要建立“妇女批评学”（gynocritics）即女性作为作者建构妇女文学的创作历史和理论框架(469)。
就哈评而言，不但要关注女性读者对剧中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批评，更要紧的是开展对女性批评的批评，重建女性在哈评史上的文学传统。
肖瓦尔特1980年的论文《再现奥菲利亚：女人、疯狂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职责》正是对她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
她通过回顾奥菲利亚在舞台上被女演员表现和在舞台下被批评家对待的历史，把二者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
她以瑞士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59年在《哈姆雷特》精神分析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指出，男性批评家向来对奥菲利亚这个人物本身不感兴趣，除非是把她作为一个男性欲望的客体。
同时，肖瓦尔特提出一个广义的女性主义批评的概念，认为不仅女性批评家的文字阐释具有批评意义，女演员的表演自由和女性文学家的创作也属于这一范畴。
作为一部被表演得最多的莎剧，《哈姆雷特》的批评史和表演史无法截然分开。
女演员在舞台上对《哈》中人物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影响批评者对剧中人物和该剧本身的评价。
伊丽莎白时代,女性人物由男童扮演,奥菲利亚和葛楚德也不例外。
1660年在法国流放多年的查理二世复辟，引借法国舞台的先例，女性才被允许登上舞台。
当时古典主义趣味流行，《哈姆雷特》被认为违背了“三一律”和“诗意公正”等新古典主义原则。
以至于在十八世纪前期，《哈姆雷特》的表演陷入了低潮，出现了三十多年 (1709-1742) 的低迷期。
是女性哈评实现了《哈姆雷特》在舞台上的复活。
一方面，1664年，最早的女性莎评家纽卡塞公爵夫人，玛格利特·卡文迪什（Duchess of Newcastle, Margaret Cavendish, 1623-1673）写出了第一篇正式的莎评，为莎剧人物的真实性辩护。
另一方面，女演员对奥菲利亚的逼真表演不仅证实了莎剧人物的真实性，而且激发了后来的女性批评家对奥菲利亚性格的研究兴趣。
马丁夫人,海伦娜·富赛特（Lady Martin, Helena Faucit, 1817-1898）是十九世纪中期最优秀的莎剧女演员之一，她应亲朋好友所请，在通信中阐述她作为一名表演者对剧中人物的看法，出版后受到批评界的好评。
在第一封信中,富赛特谈的就是奥菲利亚。
富赛特的批评与当时其他女性哈评一样，注重对奥菲利亚的性格分析，但她的舞台经验使她对奥菲利亚认识具有独特价值。
她相信莎士比亚创造的女性人物不是为那些还没长出胡须的男童准备的，而是他高瞻远瞩，预见到必有一场女演员登台的戏剧革命的结果。
十九世纪女性哈评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奥菲利亚身上，对于葛楚德的批评相当罕见，即使有也是负面评价。
1887年，女性莎评家康斯坦丝·奥伯瑞恩（Constance O'Brien, 1876-1912）在其对《哈姆雷特》的评论中把葛楚德描述成一个美丽温柔然而耽于享乐的人，从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愿作道德上的反思。
这一观点与男性批评家的评价如出一辙。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女性哈评开始颠覆葛楚德的传统形象。
1925年女演员康斯坦斯·克利埃（Constance Collier）不再把葛楚德演成一个“软弱”的女性，而突出她性格中“坚强”的一面，使观众大为震撼（哈里斯，斯哥特，第二十一卷，157）。
1924年美国女作家丽丽·布封·切斯·外曼（Lillie Buffun Chace Wyman）的小说《丹麦的葛楚德》推翻了对葛楚德的传统认识，把她描绘成一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母亲。
1957年，卡洛林·黑尔布朗(Carolyn Heilbrun)开始在其论文《哈姆雷特母亲的性格》中重新审视哈评史上对葛楚德的评价，并从崭新的视角对其作出阐释。
黑尔布朗把葛楚德看成是一个拥有正常欲望的女人，而且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妙的语言能力。
到了1992年，加拿大女作家玛格利·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其短篇小说《葛楚德的反驳》中把她作为女人和母亲的两个方面结合了起来，使葛楚德这个人物显得更为完整。
女演员的反串传统在《哈姆雷特》表演史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哈姆雷特是莎剧中由女性扮演次数最多的男主角。
从萨拉·西登斯（Sarah Siddons）1772年第一次反串哈姆雷特开始,有很多女演员成为这一戏剧反串传统的继承者。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法国女演员萨拉·本哈蒂特（Sarah Bernhardt）在1899-1900年间的演绎。
她把哈姆雷特演成一个精力旺盛、生机勃勃的人物，正跟当时以亨利·欧文（Henry Irving）为代表的男演员表现的“女性化的哈姆雷特”形成鲜明的对比。
维多利亚时代女演员反串哈姆雷特形成了一种潮流。
女性在反串男角时往往特意掩饰自己的女性气质，而代之以相对的男性气质。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对这一潮流大为不满，以至于他们建议女子学校的女生在演出哈姆雷特时要穿上裙子，不忘自己的性别身份。
女性反串的哈姆雷特引起了二十世纪的莎评家对人物心理和性别身份的关注。
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和“恋母情结”的理论正是最显著的反应。
通过对女性心理的研究，弗洛伊德理论提出，女性反串男性角色和对男性气质的模仿是出于她们的“阴茎嫉妒”和“阉割情结”，出于她们对自己性别身份的否认。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强调哈姆雷特的“恋母情结”，弗洛伊德理论不仅结束了女性反串哈姆雷特的传统，而且成功地恢复了舞台上哈姆雷特的男性气质。
在银幕上，从劳伦斯·奥利弗（Lawrence Oliver）1948年经典版到1996年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的完整版，无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演绎。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著名的女权主义檄文《自己的房间》中指出了重建女性文学传统的必要性，“现在的历史有些怪异、失真、偏袒一方；她们何以不能为历史加上一个补遗
”女性主义者重建女性哈评传统的努力，正是想给性别失衡的哈评史加上一个“补遗”，使之更为完整、真实、符合历史。
有历史良心的哈评史家绝不会因为性别的关系就篡改历史，哈里斯（Laurie Lanzen Harris）和斯哥特（Mark W.Scott）1986年编的《莎士比亚批评，第一卷》（1986）对一部分女性批评做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在第二十一卷中也涉及了一些女性演员，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哈评史家低估女性哈评的价值。
休·戈兰蒂(Hugh Grady)撰写的《1600-1900年间的莎评》没有给与夏洛特·莱诺克斯（CharlotteLennox,1729-1809），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Montague,1720-1800）和伊丽莎白·格利菲斯(Elizabeth Griffith, 1727-1793)等早期女性哈评家足够的重视。
即使是当代女性莎评家苏珊娜·沃弗德（Susanne L Wofford）撰写的哈评简史，也未能把“女性主义批评大爆炸”前的早期女性哈评添加进去。
也许哈评史家们应该携起手来“重写历史”，把女性哈评穿插到哈评史本来的位置中去，还哈评史以本来面目。
黄立丰，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教研室教师。
冰心的作品
性别与权力有着隐密的联系。
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享有初夜权，性交成为权力的一种象征与展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曾经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换句话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都是男人压迫女人的历史。
用伍尔夫的话说：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
妇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
她们不仅受着精神的压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体上的禁锢和限制，受到最野蛮的身体束缚和摧残。
从中国的三从四德、贞洁、缠足、陪葬到印度的殉夫自焚，妇女成为了男人单纯的的附属物品。
恩格斯在中写道：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分工。
'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在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之后，人类就进入了男权社会，而家庭则成为了社会压迫关系的细胞和储蓄所。
家庭成为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与国家形成了同构的关系。
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都是将社会分解到家庭。
在中，弗里德曼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一样并不彻底地分解和界定所谓个人，不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怎样宣称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可是，通常仍然把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仅仅分解到男权家庭，或者说把个人自由等同于男权家庭。
由于家庭是压迫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家庭的解放成为了人类历史解放的必要条件。
恩格斯说：妇女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社会公共领域。
政治解放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而经济解放则构成了妇女解放不可或缺的基础。
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因此，在有关社会解放的乌托邦想象中，首先必须破坏家庭，破除家庭的界限。
也就是说，社会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压迫性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
20世纪初，摧毁贞节等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生成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潮流。
在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中，放足、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自由同居，妇女解放运动首先直接表现为身体的解放。
在现代开幕的那个时刻，出走成为了中国妇女解放最耀眼的瞬间和最辉煌的意象。
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开幕这一刻所塑造的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态具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亮相一样的庄严意义。
在五四时期，女儿们从家庭和家族中被解放出来，正如鲁迅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
五四女儿们第一次从家庭中冲撞而出，获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把婚姻的权力或者说妇女身体的交易权从家族的手中夺取过来，攥到了自己的手中。
而此前，妇女往往不过是男性主宰的部落和家族利益的交换物，是男性政治的附属品。
这种男性政治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古代和亲政治中作为被交换的物品的妇女，她们是男权国家政治交往和妥协的礼物。
作为男权政治之间交换的物品，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缺乏自己完整的人格和自主的命运。
中元春的悲剧命运是由贾家为了实现其家族政治利益与皇室进行交换而决定的，而围绕着贾宝玉所展开的斗争，林黛玉的木石前盟败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是贾家政治经济的前途和家族利益权衡必然的结局。
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或者说妇女往往只是家族政治的一种平衡的砝码。
男性是家族命运的唯一中心，妇女是无足轻重的。
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然而，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缘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附属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
20世纪的中国所有的故事从根本上都离不开破家立国这个大故事。
个人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故事最终也不过是民族解放这个大故事里的一个小故事。
妇女解放不过是民族解放规划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和插曲。
妇女解放最初是由于民族解放的需要，是由于国家的召唤。
也就是说，国家把她们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以及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将她们变成了女国民，直接置于国家自己的掌握之中。
归根到底，国家把妇女从家庭和家族以及男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使她们献祭到国家的神坛上。
所谓革命，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的革命。
杜赞奇在中指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
一句话，20世纪，中国是为了国家的目的而被迫从家庭解放妇女的。
简单地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史就是，妇女在国家的需要、怂恿和支持下砸碎了家庭的枷锁。
为了救亡，国家被迫把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同男人一道承担起救国的责任和义务。
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女扮男装具有象征意义。
在国民革命中，同样谢冰莹的所叙述的故事那样，妇女通过从军，通过成为男人而获得解放。
20世纪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以铁姑娘为代价，妇女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平等和权利。
实际上，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妇女获得解放和平等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作出的让步，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从家庭将妇女解放出来去保卫国家。
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是在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发生的，现代欧美妇女也是在期间因为全民战争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之际，填补了男人空缺的岗位，走出了家庭，成为了职业妇女，因此分享了从前为男性垄断的权利。
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
因此，妇女解放往往是通过职业化尤其是在战时和社会危机中以身体的巨大代价而获得社会平等的权利。
归根到底，妇女解放是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发生了危机和动摇的时候，由于男人需要支援和同志而发生的，并且在危机中，妇女与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
但是，这种解放能够走多远呢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经预言，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他们的出走和解放并没有真正的前途。
妇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不过成为民族和阶级解放运动的牺牲和祭品。
从鲁迅的子君到茅盾的时代女性，她们以精神和身体的毁灭证明了解放的悲剧前途。
所谓解放，最终不过是通过打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束缚，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制造了女性的身体。
或者说，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妇女由被封建权力禁锢和打上了封建礼教烙印的物品变为身体。
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她们不过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贡献出鲜活的作为商品的身体。
田汉30年代的电影《三个摩登女性》和40年代的电影《丽人行》描写了娜位走后的命运。
这也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中被余永泽所启蒙和解放的林道静的历史。
张爱玲作为一个反五四和反浪漫主义的作家，在《倾城之恋》等作品中，以反传奇的风格叙述了女性身体的现代命运。
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而是起源并且附属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
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一种搭车的解放。
总而言之，妇女的解放是有条件的。
妇女的解放被归属于更巨大的历史潮流之中，她们是被解放的，是因为另外的历史目的、力量和原因而获得了解放。
由于妇女对中国革命的广泛参与，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改变了妇女在革命的中国的地位。
因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搭车解放，所以，在中国现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在中国需要全面社会动员的时候，男权社会被迫向妇女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妥协，从而使中国的妇女透支了大量的权利，从而使她们的解放达到一种空前的程度，甚至相对全世界来说具有某种超前性。
但是，同时也很容易发生历史性的倒退，使男权在妥协性的社会环境崩溃之后卷土重来，从而妇女的平等权利得而复失，出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女性商品化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下的中国，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的扩张。
此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及其性别书写，既有展开和释放女性身体内涵的意义；但是，同时这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感性化的身体又及时地被市场和商品化大潮所俘获和操纵。
这种性别书写、阶级分化同市场交换成为了共生的秘史，市场既为性别\\\/阶级分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反过来，性别\\\/阶级分化又为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有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妙。
在所谓市场社会中，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沦为真正的无产者的工人一样，位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样沦为最廉价的过剩产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从革命的中国向市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特征逐渐被清晰地刻写出来，中国日益由一个无性化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性别化的社会。
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现象是妇女的身体获得了解放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再一次获得解放。
但是，这一次解放，不是作为女国民或女同志，而是作为女性身体而获得解放，妇女在市场社会中获得了鲜明的性别定义。
改革开放伊始，美人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开始在杂志封面抛头露面、搔首弄姿，随之而来的是化妆、选美和性工作。
女性开始被性别规划、职业化和商品化。
女性身体引人注目地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
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女性身体逐渐被重新从性的角度被规划、开发、使用和诠释。
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日趋成熟，广告这一最典型和活跃的大众文化工场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基地，男\\\/女性别被塑造和铭刻成为两类固定的社会形象：男人被塑造成为成功人士，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而女人则被塑造成为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即成为一种社会消费品--做女人挺好。
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领域，阶级的构造和性别的构造携手共进，共生共荣。
女性身体全面地潮水般地涌入生产\\\/消费和市场。
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正视；然而，实际上买卖婚姻是人类婚姻的常态。
在市场社会，婚姻无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即婚姻无可避免地成为买卖的婚姻。
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买卖关系，而妇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而性买卖不过是一种最直言不讳的表达形式。
性买卖几乎是和私有财产、市场同时出现的一种古老现象。
当然，妇女成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条件。
在部落社会，妇女是部落之间流动的礼物，妇女无法从部落财产分离出来。
从中国历史上看，女性身体的处置成为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
性工作者这一形象和职业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和凸显出来的。
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美人，但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专宠和禁脔。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
而到了唐代以后，美人不再被重重宫墙封锁和被皇帝独占，而是被解放出来，被大张旗鼓地展示于红灯高照的妓院。
从此，美人从宫廷流入了市场，进入了伟大的商业交换和流通。
历史传说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嫔妃，而是妓女。
从薛涛、苏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们都是职业女性。
从宋徽宗夜会李师师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有趣的变化。
到了宋代，市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力量，这种惊人的魅力连皇帝也甘拜下风。
根据传说，清代同治皇帝因为到紫禁城外买春而死于梅毒。
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权；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场去购买。
性的消费成为男性的一种普遍共享的权利。
妓院成为了男性的共和国。
正如美国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于黑人奴隶的种族奴役之上一样，在对于女性的性别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妇女存在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
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明显地经历了从宫廷和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宫廷帝王的垄断，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是一种解放。
买卖婚姻和卖淫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奴役和贬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肯定和解放。
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剥削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也就是说，最少他们在卖这一点上是公平和自由的。
正如工人一样可以正当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作为性工作者，妇女使自己的身体进入市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伟大循环。
妇女卖淫，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共和国最基本的买卖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卖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所出卖的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
在市场社会，妇女的身体沦为商品是必然的。
不论是以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卖。
由于整个社会无法摆脱这种压迫结构和买卖关系，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所以妇女的被压迫、被剥削、被买卖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
在阶级的、压迫性的社会中，如果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一样。
简单地从道德上来反对丑恶的买淫和卖淫，就像简单地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一样是无力的和虚伪的，因为买淫和卖淫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在普遍存在的卖淫社会，其区别只在于这种买卖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被掩盖起来的。
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
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一方面纵容剥削，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不敢正视性剥削，将性剥削的政治变成为一个道德分区，将剥削的政治性转换成道德，使性剥削无名化或者驱逐到地下，结果不是性剥削的消失，而是性剥削的被迫遗忘。
恩格斯针对这种男权社会的虚伪说：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
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
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参与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如果要真正消灭性别压迫、卖淫和性剥削，那么，首先必须消灭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
正如劳动是人的自然机能一样，性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机能。
对于劳动的独占与剥削，与对于性的独占与剥削是同时产生的。
同时，它也产生了对于劳动和性的侮辱。
在所谓文明社会，劳动和性成为了压迫和奴役的一种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鲜明的标志。
正如工人为了金钱而出卖劳动力，妇女也同样为了金钱而卖淫。
在压迫性的社会中，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体。
到目前为止的所谓妇女解放，是从作为物品的妇女到作为商品的妇女的历史过程，妇女是作为商品而被解放出来的身体。
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待到妇女的身体不再是买卖的对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须等到工人不再被迫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一样。
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
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只有当劳动和性交是出于愉悦而不是被迫发生的，才成为真正美丽的。
这种劳动和性的自由享乐将构成人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