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韬的个人名言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铁血阻击 阻击是以兵力、火力阻击或迟滞敌人前进的作战行动。
这类行动通常是为主力或主要方向争取时间、消耗敌人，因此伤亡巨大、战斗惨烈，而且往往是完成整个作战行动的关键，很难像畅快淋漓的歼灭战那样为人所津津乐道。
一直没有大局观，缺乏牺牲精神的军队，很难将阻击作为一种优势战术相传承。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在80年的战斗历程中，反复演绎着阻击战的辉煌，造就了无数铁血阻击的神话战例。
《世界军事》看屈怡、陈宏宝、郑玺的文章列举了我军阻击战的经典战例。
辉煌历史 研究解放军战史会发现，从南昌起义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这短短26年里，阻击战例之多令人惊叹，同一时期其他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望其项背。
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解放军在战役层面已经达到了“无战不阻击”的境界。
红军时期，著名的阻击战有松毛岭阻击战、渭水桥阻击战、石板河阻击战、华家岭阻击战以及血战湘江中的新圩、觉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我军的作战方式基本是游击战和运动战，因此很少有机会组织大规模阻击战，但在保障主要作战方向和掩护主力转移等行动中也不乏力作，如保障平型关作战的驿马岭阻击战，以及青虚山、和顺阻击战。
但这一时期的阻击战大都在战术范围内实施，无法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例相提并论。
解放战争时期，是解放军大兵团作战运用最为频繁，也是经典阻击战例的高产期。
伴随着另一个经典战术“围城打援”的产生，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上蔡阻击战、桃林岗阻击战、新保安阻击战、徐东阻击战以及闻名遐迩的塔山阻击战等一系列阻击奇迹。
中原野战军甚至在1948年6月13日至7月8日，连续组织东、西洪桥阻击战、西平阻击战、周家口阻击战，运用之妙堪称炉火纯青。
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的阻击战水平业已登峰造极，今天脱口而出的松骨峰、飞虎山、铁原阻击战，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透过这些战例人们会发现，随着战场情况的不同，解放军阻击作战总是反映着不同的战役意图：在力不如敌时，解放军的阻击作战往往是一种“舍车保帅”的牺牲，舍取之间映射出战役指挥员“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无奈，红军时期和抗美援朝5次战役后多是这样；在与敌旗鼓相当是，解放军的阻击作战多是一种“田忌赛马”的博弈。
运筹之中展现着“将军抽车”的自信，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初期的战例大抵如此。
阻击部队历来是啃骨头，伤亡大、缴获少、俘虏少、不出战果，全给他人作嫁衣了。
今天当人们将孟良崮战役称之为“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力作时，很少有人会提及发生在阻击方向4个纵队的战斗。
所以，除了塔山阻击战东野4纵将配角打成主角外，其他的阻击战例非得查资料才知其大概。
但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阻击，却无一例外的成为每次战役的关键。
这种不是重点却是关键的特点，绝对是阻击战的“独家专利”。
对此，塔山阻击战堪称典范。
辽沈战役重点是锦州，能不能拿下锦州是能否实现毛***“关门打狗”战略意图的关键，然而能不能守住塔山又称为能不能拿下锦州的关键。
其实，塔山阻击战的重点性远不止这些，这场战斗之所以曾为解放军战士上唯一一次“喧宾夺主”战例，是有其原因的。
别的不说，单是分析一下假设当年塔山阻击战失利所产生的后果，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塔山失守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攻锦部队。
国民党东进兵团11个师一旦成功的与锦州守军会合，不仅加强了锦州的城防，对仍然徘徊在辽西黑山、新立屯一带廖耀湘西进兵团也是一个巨大鼓励。
解放军必然陷入锦州不克、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资料显示：东野南下时，只带了单程汽油，后方运输线如果被切断，全部汽车和重武器都会因为没有汽油而撤不下来。
如果这样，锦州城会变成第二个四平。
3支国民党主力部队如果在锦州成功会合，在给予解放军重大杀伤之后成功撤出东北，国民党统帅部就会突然拥有一支强大的总预备队，这会一举打破1948年年中国共双方形成的战略均势，随后的淮海、平津战役也可能“胎死腹中”，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产生了。
国共双方当年都进行过这样的分析，所以林彪对刘亚楼说：“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而国民党的学者就只能在战后一声长叹：“党国之败，败于塔山。
” 其他战例也不例外，红一军团守不住湘江渡口，中央红军就全军覆没；华野10纵打不赢徐东阻击，华野主力就无法歼灭黄百韬。
巧用地形 孙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这一点为历代兵家所推崇，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机械化战争时代，地形对作战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以少抗多的阻击战来说更是如此，解放军在实施阻击作战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地形的利用，在选定阻击战场是更将先敌到达，夺取有利地形作为第一要务。
1948年12月，华北野战军4纵12旅袭占新保安，看中的就是新保安护城墙坚固无损，是北平通往塞外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才能以一个旅的兵力阻住傅作义的王牌35军。
恰好i，只要留心解放军阻击战例的名称就会发现，但凡在历史上留下点名气的战例都和山有关，这下山无论大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阻击作战兵力、火力不足的缺陷。
在这一点上，最有说服力的应是葛岘岭阻击战。
1950年11月29日凌晨，志愿军38军337团1营1连2排，在排长郭忠田的带领下，奉命插到了联合国军的心脏---龙源里。
这时美军还没有退下来，战场一片肃静。
郭忠田登上葛岘岭主峰，审查着战场地形。
主峰随时制高点，但面对由空中和炮火优势的美军，这里太突兀了，一旦战机临空，部队只能白挨炸。
顺公路望去，岭北侧有一个山包。
巧的是公路在此正好有一个拐弯，任何车辆行驶到这里都必须减速。
更妙的是，山包靠公路一侧宛如刀削一般，坦克、装甲车肯定爬不上来。
山包上有一块巨石，巨石下，一个天然的石洞仿佛是天然的掩体，可以防炮，放一个班进去没问题，山包距公路才50米，非常方便与步兵发挥火力。
再看山包两侧，几个山头上都有志愿军的阻击阵地。
郭忠田决定，不按照上级部署，转而将主阵地设置在小山包上。
排里的重机枪安置在巨石附近，郭忠田亲自掌管，打起来后可以左右开弓，4、6版部署在巨石两侧，5班作为机动力量。
这场战斗的结果证明了这位排长的英明，这个排在美军100余架次战机和50余辆坦克的轮番攻击下，巧妙利用地形，仅靠手中的轻武器歼敌215人，缴获和击毁美军火炮6门、汽车58辆，而自己无一人伤亡。
不仅为主力合围争取到时间，更创造了“零伤亡”的阻击奇迹，这种令世界军人为之叹服的荣誉，美军直到50年后的科索沃战争，才凭借强大的空军感受了一把。
但是，战场形势的变化总是扑朔迷离，谁都想守着一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风水宝地实施阻击，可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解放军有相当一部分阻击战是在无险可守之地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土工作业的优势开始彰显。
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被称为解放军步兵的五大技能，在无险可守的地形实施阻击作战，解放军通常都会集中时间和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改造地形。
以塔山阻击战为例，塔山地势易攻难守。
东靠大海，易受海上军舰侧射火力威胁。
中间的塔山村左右8000米开阔地带，基本上无险可守。
左边虽说略有起伏丘陵地带，但最高点白台山海拔不过261米。
从电影《大决战》中可以看到，4纵部队为了解决无险可守的问题，在战前进行的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在这次阻击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精湛战术 ***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
”这里所说的“人”，使人与武器相结合后所形成的战术素养，那么只要对解放军历次的阻击战认真回顾一番，就不难发现：解放军是如何利用自身的战术素养来弥补劣势、以劣胜优。
研究解放军的战术素养，应该从其单兵战斗技能和部队的战术水平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解放军在历次阻击作战中所表现出的单兵战斗技能，可以用“精湛绝伦”来形容。
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单兵阻击技术发挥的更是淋漓尽致。
1950年11月6日--10日，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再飞虎山担任阻击韩国第7师和美军第5团大部的任务。
战斗中，战士刘德兴独自守卫一个班的阵地，占眼见拼掉十几个大兵；战士杨国强施展神威，撂倒40多人。
1951年5月24日，志愿军27军某部班长谭秉云，一人、一枪、3颗手雷，巧用地形，凭借自身过硬的反坦克技术，竟将美骑2师堵截了整整8个小时
这个纪录怕是至今无人能破。
更令人惊叹的，是15军老英雄柴云振，1951年5月在朴达峰阻击战中的表现：柴云振所在的营歼敌2000多人，他带领的7班就歼敌400多人，柴云振一人就歼敌200多人。
解放军单兵阻击技能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解放军整体阻击战术水平的运用堪称“出神入化”。
孙子曰：“夫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
”单纯的防御，只能以牺牲战场主动权为代价。
解放军一向反对消极防御，这种指导思想反映出在阻击作战中，就形成了积极主动、攻防结合的阻击战术风格。
在解放军战斗序列中提起阻击战，就不能不提赫赫有名的阻击专家----“华野10纵”。
这支由宋时轮将军指挥的纵队，是解放军第一个将阻击战打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
先看看战史关于10纵在徐东阻击战中的阵地编成和兵力部署：主要阵地应伸出村外100--200米出构筑，构成品字或梅花形据点，各村落四周构成独立支撑点，各支撑点可以独立防守或相互支援；兵力部署要少摆多屯，指挥员要掌握三分之一的兵力作为机动力量；火力配置年要实行固定火力与机动火力、正面火力与侧翼火力互补，防御前沿和纵深要成梯次，构成曲直相辅、远近交错、正侧结合的浓密火力网；反敌坦克手段多样，构成反坦克壕、设置反坦克雷场、组织反坦克小组等。
尽管古往今来没有攻不破的防线，但至少在解放战争中，还没有哪支国军精锐踏过10纵这道坎。
再看看10纵的阻击战斗力。
10纵成军后，连续完成莱芜、孟良崮、鲁西南阻击，到豫东的开封战役时还是阻击，然后就是10纵阻击史上最出名的桃林岗阻击战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张用的还不是10纵头号的82团，而是83团，国民党绝对王牌第5军愣是咬得门牙刁光也没吃动。
妻的邱疯子叫嚣“豁上200旅（前身就是著名的同古保卫战中出名的戴安澜师长的200师），消灭83团“。
5昼夜激战后，结果呢，前半个目的达到了，200旅基本打光，后半个目的看来豁上整个5军也未必达到。
此战后，邱清泉说出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免费广告词”排炮不动，必是10纵“，这一张也从此奠定了10纵在解放军内阻击第一的地位。
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令陈唐兵团主力进攻开封，为保障作战顺利进行，急令10纵于上蔡地区阻击胡琏兵团。
但是当10纵行至半路时，胡兵团主力整编11师已经攻取上蔡，并顺利渡过洪河驰援开封。
面对玉茹起来的敌情，宋时轮将军空前绝后地上演了一出逆向阻击，不再继续追堵已经过河的整编11师，而是集中力量质朴胡琏兵团指挥部上蔡，好一招”攻其所必救“，硬是让已经过河的整编11师返回头来救援，10纵原来的任务是阻击敌向开封方向增援，现却打成阻敌向上蔡方向回援。
尽管同向开封的路一马平川，但到开封解放也没让胡琏兵团一兵一卒增援得逞。
胡琏何许人也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为他特发通告个华野、中野，告诫他们”18军胡琏，狡如虎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以保实力，待机取胜“。
但到了10纵面前，任你狐是虎，也得“画地为牢”。
古代兵法上有句名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者，谓之神。
” 顽强意志 美国电影《兄弟连》中有一句关于空降兵的经典台词“我们生来被包围”，套用这一思路来分析阻击作战的话，结论就是“阻击战注定会惨烈”。
解放军的阻击战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惨烈的战斗队顽强战斗精神的需要胜过物质，战斗精神似乎是解放军与生俱来的优势。
如果说解放军阻击战术经过几十年的反复磨练，到解放战争后期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得以完善成熟的话，那么这种“人在阵地在”的阻击精神，却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区别。
1942年11月，八路军某特务营300多名指战员，为掩护山东军区机关和友军突围，与8000多名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血战，在弹尽粮绝后，14名勇士宁死不屈，在日军面前集体跳崖。
以武士道精神著称的日军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顽强的军队。
一群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却将装备精良的数千日军驼在笛崮山上整整一天，使其付出阵亡600多人的代价，最后却连一个俘虏和一件完整的武器都没有得到。
据史料记载，面对英勇的作战对手，日军官兵也不能不表现出对对手的尊敬。
在日军指挥官的指挥下，山顶的日军士兵一起朝天鸣枪以示敬意。
这场悲壮的笛崮山突围阻击战，终于以八路军胜利突围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中，继李琦位置后担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的范佛里特，是个典型的唯火力制胜论者，甚至创造了天文数字般的“范佛里特弹药量”。
在铁原阻击战中，志愿军第63军伤亡触目惊心。
第5次战役地2阶段，以美军第1军为首的数万敌军直逼铁原、涟川，志愿军主力有被合围的危险。
1951年5月28日，志愿军第63军4.7万人奉命阻击美军进攻，凭借顽强的意志与敌血战13昼夜。
至6月12日，全军奉命撤下阵地后制胜2500人，不够一个团的建制
正如***所说，抗美援朝战争敌人“钢多气少”，而我们“钢少气多”。
解放军的许多阻击战斗，就是这样一场以“气”胜“钢”的特殊战例。
正是这股“气”，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20世纪最悍勇的军队之一，顽强的意志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
不管时代怎么变迁，这都是我们一直要坚守与传承的核心精神。
十大元帅有几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出重大贡献并立功的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诸多将领中，真正是统军破阵，独挡一面，临敌决胜的并不多。
在元帅一级中，有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四人。
贺龙虽是红二方面军主帅，但其麾下多年的主要是红2军团（红3军），在段德昌死后战绩就显得不是很大。
抗战时贺龙又早早回了晋西北，解放战争干脆当了粮草官，缺乏长时期独挡一面的过人战绩。
另外聂荣臻虽是华北军区主帅，但更多的是以军政双全闻名，擅长建设根据地，历史上也一直是政治工作者，自己独自指挥的大战役偏少。
故以上两位元帅不在此列。
在大将一级中，有粟裕、陈赓二人。
徐海东红军时期很辉煌，但解放战争时一直养病。
黄克诚战略眼光独到，却更多以政治工作者面目参与指挥。
许光达虽是兵团司令，但独立领军时间较晚，后来一直在西野麾下作战，地位较低，出色战绩不多。
陈赓指挥水平不错，一度领衔了一个战略方向，但和粟裕相比，其指挥作战的规模和战绩还是差了不少。
所以，有人说我军真正决胜战场的是“五虎上将”——彭、林、刘、徐、粟，可说是点睛之语。
彭德怀的指挥风格是勇猛、敏锐、顽强而应变快，在几十年的统兵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善打进攻战和遭遇战。
在红军时期，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就以能打苦仗狠仗著称。
胜仗先不用说，像打赣州，守广昌，尽管都是败仗，但三军团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攻坚克险，不畏牺牲，总是挑最苦最难的担子，相当能体现出彭德怀的作战指挥风格。
四渡赤水时的娄山关战役，三军团就是以硬对硬，坚决啃下对手。
而彭德怀则顺势应变，指挥部队勇猛追击，在红一军团配合下击溃了吴奇伟的两个师，二占遵义城，把一场转移之战打成了进攻大捷。
抗战时期，彭在华北毅然发起百团大战，从正面向优势日军出击，沉重打击了其华北治安信心，成为中共军队在抗战中仅有的一次大规模会战。
解放战争时期在陕北，彭以2万人对胡宗南20万人，连胜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宜川，用兵套路捉摸不定，可说是彭德怀军事生涯中的杰作。
西北大进军时，彭德怀指挥一野战咸阳，打兰州，硬是打垮了战斗力嗷嗷的青海马家军，为西路军的两万将士洗去了血海深仇。
在抗美援朝一次战役时，因美韩军推进过快，彭原来制定的防御计划落空。
而彭因敌而变，迅速将遭遇战打成进攻战，打了美韩军一个措手不及。
二次战役，彭诱敌深入，突然从战线东翼打开突破口，尔后大规模向敌后进行穿插分割，南敌北拒，向心合击，一举打成西线大胜，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
彭的弱点在于缺乏系统的参谋作业训练，指挥上显得有些粗疏，从而多次出现胜仗转败的事情。
较为著名的解放战争的西府战役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彭都是在战役后期未料到敌军的反击，在兵力部署上不细，有所疏漏，从而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好在彭的应变能力够强，总能稳住阵脚。
彭多年来一直军政全兼独挡一面，因而在战略上也有相当的眼光。
抗战初期彭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实际是前敌总指挥，统一调度八路军各师的行动。
在百团大战后期，彭执意要打关家垴，结果伤亡大而战果小。
事后多年有人为此指责彭。
不过彭是从战略上考虑的，为的是让敌人不敢再以大股兵力扫荡根据地，只是八路军武器和战力较差，因而打得不理想。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了来自各个野战军的100多万部队，与拥有巨大火力优势和技术优势的联合国军打成平手，成为中华民族的外战英雄，风头一时无二，因而回国后顺利地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
彭德怀为人耿直粗疏，三军团出来的部下如彭雪枫、黄克诚、张爱萍、杨勇等人也是谔谔之士，为后人所称道。
林彪的指挥风格是算度深、灵巧而机敏，不愿行险，善打伏击战和追歼战。
林彪在当低级军官时就很讲究战术，北伐后期和红军初期一些连、排级战斗中令人刮目相看，因而升得很快。
林彪的运气也很好，红一军团先后下辖的7个军中，最能打的是3军、4军、12军。
而3军军长黄公略和12军军长伍中豪都早早牺牲，林彪就继朱德之后统率了红一军团。
一军团是朱毛的嫡系，红一方面军的头等主力，在中央红军中战绩最佳，战果最大，连彭德怀那样心高气傲的人都称红一军团为“大哥”。
林彪在红军时期经常与彭德怀的三军团配合作战，二人的不同指挥风格搭配得相当协调。
林彪担任前敌指挥时打得最漂亮的是四次反围剿中黄陂和草台岗之役，干掉的是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中央军陈诚部。
林彪在此战中准确料中了敌军的行动，及时统一全军发起攻击，并连续作战，开创了红一方面军大兵团作战的范例。
在长征中一军团是开路先锋，抢渡湘江，四渡赤水，战安顺场，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腊子口，可说是功绩卓越。
作为军团长的林彪，在艰难困苦中指挥若定，无役不与，表现相当出色。
抗战时的平型关伏击战是林彪的成名之战，他再一次显出了算度精密的特长，3个团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都较为到位。
对于老爷庙制高点的争夺，林彪给李天佑下了死命令，副团长杨勇亲自带部队上去肉搏，最后终于夺下此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塔山阻击战最紧张的时刻，林彪总预备队不动，斥令程子华：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这都是林彪关键刻下手狠的典型例子。
东北解放战争中，林彪指挥南北满部队南拉北打，一点点磨去了东北国军的锐气，显示了出色的大局观。
林彪指挥生涯中辉煌的时间很多，三大战役打了两个，并直下中南，打光白崇禧，直取海南岛。
国民党精锐部队中，新1军、新6军和钢7军都是被林的四野消灭的。
特别是林彪在辽西追歼消灭廖耀湘时的以乱对乱实在令人击节。
林彪在战术上相当有创新，“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四组一队”“四快一慢”都由他总结到了军事理论高度，可说独具匠心，因而四野部队的战术素养也在全军首屈一指。
林的不足之处是有时考虑过细，胆气反而显得不足，打仗偏于取巧，算不到九成的仗不打，这与粟裕算到六、七成就敢大兵团开干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为三战四平的教训，使林在打长春时决心不够，打锦州时又犹豫不决，后来成为了一段公案。
不过反过来看，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林彪在作战指挥上的独到功夫。
手下将士因而最大限度减少了伤亡，有这样的首长是幸福的。
林彪的战功在中共军内除彭德怀外无人可与之比肩，不过一军团带出来的部下如罗瑞卿、肖华、刘亚楼、杨成武等人，比起三军团出来的在为人上就差点了。
刘伯承的指挥风格是判断准确，有气魄，有奇思，在确定作战方向、集中兵力和把握预备队投入上尤为独到。
早在川军时期，刘伯承已被称为“川中名将”。
南昌起义时刘又被委以制订作战计划的重任。
刘伯承不打麻药摘眼的故事，是其被称为“军神”的源头。
刘是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人，标准的参谋型统帅，翻译甚丰，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回国进入苏区后刘主要在总参谋部工作，负责对军委战略意图的贯彻，不是一线的统帅，因而表现的机会不多。
到了中央红军北上四川过大渡河时，刘伯承当了先遣队司令员，巧过彝族区，在大渡河北岸连续作战飞兵奇袭，算是有了独立领军。
八路军时期，刘伯承去掌握红四方面军改编成的129师，开始成为独挡一面的统军主帅。
刘指挥的智算神头岭和叠伏七亘村是其军事指挥的代表作，从这两战可以看出刘能反向思维，指挥才能过人一筹。
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最先打出了漂亮的上党战役，开了第一炮。
其后的邯郸、陇海、定陶、豫北、鲁西南等战役都打得不错，显示了刘伯承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卓越才能。
每到苦战、恶战阶段，刘伯承都亲临前线指挥，给手下的将领们“安卵子”。
国军将领曾有过评价：刘伯承指挥不错，但手下的纵队不能打；陈毅（国军不知道华野负责战役指挥的是粟裕）指挥上不行，手下倒有几个能打的纵队。
从1945年9月至1948年8月三大战役开始前，在全国各战略区统计的歼敌战绩中，刘邓大军共歼敌13个半军部、44个半师部、103个团，居于五大战略区野战军战绩之冠。
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中野较为狼狈，损兵一半，重武器丢光。
不过这是下风仗，能保住全军骨干，并完成战略任务当属成功。
出了大别山刘伯承很快恢复了运筹歼敌的本色，淮海时打黄维更显出了刘的魄力，那真是“瘦狗拉硬屎”，喝出去打光全军也要干掉黄维
过长江后刘的指挥就是顺风顺水了，西南战役一下就包了国军90万，并挥兵直指康藏。
整个解放战争中二野歼敌230万，位于三野后排第二位，刘帅的功力实至名归。
在多年领兵作战中，刘伯承做到了进攻凶狠，撤退迅速，料敌准确，时有巧思，尤其擅长控制作战规模。
因而，在临阵对决中，刘伯承很少有打得狼狈混乱的战例，小胜可以打成大胜，小败能够迅速转身，这是刘帅独有的功夫。
建国后，刘帅早早退去搞军校，是他政治眼光的见证。
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刘帅从战前运筹、战役指挥到战术指导，先后对部队作出了一系列指示。
特别是他锐利地指出了印军在东线防御上的弱点，即著名的“铜头、锡尾、背紧、腹松”，并相应设计出了精巧的战术进攻手段，指导部队取得大胜，令人不由得击节赞叹。
徐向前的辉煌是在红军时期。
在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和副总指挥兼31师师长吴光浩相继牺牲后，徐向前被中央军事负责人派到鄂东北接掌31师，成为鄂豫皖苏区最早的三支主力部队之一。
在成立红1军时，军长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许继慎，徐向前是副军长。
红1军和蔡申熙率领的红15军合编成红4军时，中央从湘鄂西派来邝继勋当了军长，徐向前为参谋长。
两任军长中，邝继勋资格老，打仗较为粗疏，许继慎则有勇有谋，擅长指挥，被周恩来称为将“铁军”的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
直到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徐向前才有出头的机会。
当时鄂豫皖几位名将中，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张国焘的眼中钉；曾中生军政双全，但为人正直，但被张国焘所排挤；邝继勋军事素养不足；蔡申熙倒是为张国焘所欣赏，军事才能出色，统兵能力足够，但在战斗中手臂负伤致残，干不了重活。
因此，徐向前才被破格提拔为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向前不负重望，在全国各路红军中率先打出了大兵团作战的范例。
黄安、商潢、潢光、苏家埠等战役都是徐的代表之作，表现出的风格是狠、硬、快、猛、活，企图心大，有气魄，拼的是“最后五分钟”的狠劲。
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千里西征，血战漫川关，是徐向前打逆风仗的代表作。
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是徐向前指挥生涯的颠峰时期，其猛勇的指挥风格显示得淋漓尽致。
先取陕南，再渡嘉陵江，表现了徐向前在作战指挥上的巧思。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时，林彪的一军团打不动包座，徐向前的四方面军拉上去就打开了包座，充分展示了徐向前带领下四方面军的作战风格。
徐一生的两个劲敌是胡宗南和马步芳。
前者将他从鄂豫皖一直撵到四川，几度交手都没占到便宜，后者则打得徐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八路军时期徐的名作是响堂铺战役，此后就是到山东去平原作战。
不过徐很早就回了延安，又有病，抗战中再没什么表现。
解放战争时徐向前又火了一把，把一支地方偏师带成了主力部队，连打硬仗，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硬是一口一口吃掉了阎锡山的晋军主力，甚至都连连称奇。
可以说徐的山西之战和彭德怀在陕北打胡宗南是解放战争中两支非常精彩的插曲，值得仔细玩味。
徐向前在指挥作战上也有弱点，就是勇猛有余，控制不住作战规模，有时显得强斗。
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时，徐指挥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军硬碰硬对决，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枣阳新集，连续恶战，极大地消耗了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却未能打退敌人的围剿。
在敌众我寡的现实下，不能避实击虚，不能不说是徐向前当时的指挥失误。
反观红一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反复穿插调动敌人，这里边就有了点差距。
后来的大战百丈关、血战河西走廊、临汾攻坚战、太原战役，虽然胜败不一，但都能显出徐向前过于强攻硬打的特点。
粟裕出道较早，和林彪一起成为大庾朱德整军后的八百壮士之一。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二人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一一消灭，气得蒋介石吐血。
不过粟裕在红军中较为平凡，一直出不了头。
开始跟着朱德，然后是伍中豪，后来又跟寻淮洲，经历过怀玉山大败，算是默默的积累阶段。
抗日战争时粟裕首战韦岗，再胜车桥，虽然战斗规模不大，但对粟裕意义很大，他从此出头。
黄桥决战是初次展现了粟裕的指挥风格：算得细，敢打险仗。
解放战争初期，中央的战略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紧靠南线的中原解放区和苏中解放区离国民政府腹心太近，面临重兵围剿，实际上已打算被牺牲掉。
中原军区的李先念、王树声、王震就被打得千里突围，丢盔卸甲。
王震总算后来去陕北跟了彭总，李先念、王树声这样的红四方面军名将干脆就去搞了地方军区，解放战争中再无多大声息。
再观粟裕，同样面临国民党军的多路围攻，却迎刃而上，打出了苏中七战七捷，一鸣惊人。
如果粟裕不从这里起步，而是继续不痛不痒，建国后凭资历能不能混上大将还是问题。
正是从苏中七战开始，粟裕走向了第一大将之路。
在华中野和山野的磨合时期，粟裕连续打出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将薛岳、顾祝同等人打得鼻青脸肿，一举将华东野战军打成关内首屈一指的共军主力。
在举世闻名的孟良崮大战中，粟裕实战嗅觉敏锐，敢打攻坚，敢于行险，临机应变，擅长连续作战的指挥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粟裕指挥作战往往是以不到一半的兵力作主攻，而大部分兵力则阻敌援救，这和其他解放军将帅以大兵力主攻，小兵力阻援的风格有显著不同。
粟裕对战役的各个细节考虑得很细，这一点上很像林彪。
而敢下决心，履险如夷，又超过林彪。
淮海战役是粟裕的辉煌，他指挥华野主攻，碾庄吃掉黄百韬，徐东挡住邱清泉、李弥，分兵双堆集打黄维，又威胁南线的李延年、刘汝明，最后全师跃进陈官庄围住杜聿明，歼灭了国民党军40余万。
整个战役节奏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慷慨激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是其军事生涯中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扛鼎之作。
不过粟裕也有一些较为著名的败仗，如南麻、临朐、土山集、打上海时在月浦受挫等。
粟裕指挥作战部队往往伤亡很大，这既和敌军较强有关，也和粟裕打仗行险，对战术重视不够有关。
粟裕攻坚往往强攻硬打，部队战术素养不足，这和林彪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
在指挥上，粟裕虽然算得很细，但过于依靠临机应变，为抓住战机往往准备不足就出动，有时马虎大意，容易打成乱仗。
粟裕最痛快的战役可能就是济南战役。
当年在皖南谭家桥粟裕所在的红十军团败在了王耀武的补充1旅手里，连老战友红19师师长寻淮洲也牺牲了。
14年后粟裕决心打济南，确定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万千心情，仅此足矣。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粟裕，华东解放战争的进程就会完全改写。
陈赓同志在革命战斗中的故事有哪些
(一) 陈赓同志思维敏锐，勇于追求真理，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他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坚定执着，是我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陈赓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
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追求进步，立志从戎。
1916年，他抱着为国家和社会有所作为的雄心，到湘军中当兵。
当他认识到在旧军队中根本不可能实现为国为民的抱负时，便毅然离开。
之后，陈赓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对新思想勤于探索，并与等人创办的革命组织有了密切接触。
1922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名坚强战士。
大革命时期，陈赓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他参加了“青年救国团”等群众组织，从事各种反帝爱国活动。
1923年底，他受中共组织派遣，考入广东陆军讲武学校。
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决定创办革命军事学校(即黄埔军校)。
陈赓坚决执行党的指示，积极主张将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以集中革命青年的力量，推进国民革命，并率先退出武校，考入黄埔军校。
在他的影响下，原武校同学100余人全部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在黄埔军校，陈赓当选为共产党支部书记，参与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团结革命的青年军人，与国民党右派及反动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
毕业后，他留校工作，担任入伍生连长、副队长。
在此期间，凡广东所发生的重大革命斗争和军事行动，如平定商团叛乱、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及省港大罢工等，他几乎无役不与，并且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强迫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
陈赓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表现出坚决跟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1926年秋，陈赓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去苏联红军学习保卫工作和组织武装暴动经验及爆破技术。
翌年2月回国，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8军任特务营营长。
4月，陈赓利用这支武装，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安全警卫任务，并出席这次大会。
7月下旬，他随周恩来秘密赴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陈赓与李立三一起负责起义中的政治保卫工作，镇压了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保障了起义的进行和新秩序的建立。
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陈赓调入贺龙担任军长的第20军任营长，在会昌战斗中因腿部严重受伤而掉队。
他以惊人的毅力，历经艰险，最终找到了党组织，留下了“九死一生找党”的动人故事。
1928年4月，他进入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负保卫中共中央机关、搜集重要情报和进行反间谍斗争的艰巨任务，是我党隐蔽战线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在白色恐怖下，陈赓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选派中共党员潜入国民党中央机要部门和警宪、特务机关，巧妙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置身龙潭虎穴，日夜与敌特周旋，出色地完成了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等工作，为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
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要他供出中共地下组织的情况。
他非但缄口不答，反而在法庭上高唱国际歌，当众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
敌人软硬兼施，最后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并诱以高官厚禄。
陈赓志如钢铁，大义凛然，当面怒斥蒋介石：“我决不出卖我们的党，决不向你们投降。
”在牢狱中，陈赓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品质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陈赓对党的忠诚，不仅表现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血与火的战斗，也表现在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倾向进行批评和斗争。
在鄂豫皖苏区工作期间，他看不惯张国焘滥用职权的恶劣作风，特别对在红军中开展“肃反”，杀害大批优秀干部和同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
他曾直接找到张国焘，表示怀疑他的“肃反”政策，指出不应该对干部群众搞“逼、供、信”。
陈赓负伤到上海后，及时向中央汇报了张国焘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
1935年6月，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时，陈赓勇敢捍卫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陈赓同志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针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执行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
他以善于关注战争全局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率部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他参加了越南抗法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赓在鄂豫皖苏区工作时，其军事才能即名扬红军内外。
他先后任红四方面军第13师第38团团长和第1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和潢(川)光(山)战役，取得重大战果，为保卫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赓任军委干部团团长。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陈赓率干部团在水深流急、险要异常的江面架设浮桥，保障全军通过。
在贵州赤水土城镇的激烈战斗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增援部队未到，陈赓率部发起反冲击，把敌人阻挡下去，保证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受到等领导人的赞扬。
4月，陈赓和政委宋任穷指挥干部团巧渡金沙江，一举袭占皎平渡。
之后，中央红军靠干部团夺取的7只小船，连续数昼夜抢渡，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将数十万围追堵截的敌人甩在身后，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过草地时，陈赓毛遂自荐，率领担架队，护送生病的中央领导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陈赓先后任红1军团第13团团长和红1师师长，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全国抗战爆发后，陈赓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
他率部开赴华北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指挥所部连续取得了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的胜利。
太原失守后，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导地位。
从1937年底开始，陈赓率部与第385旅一部粉碎了日军的六路进攻，参加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组织或参与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伏击战以及长乐村等重要战斗。
特别是1938年4月由陈赓指挥的长乐村战斗，歼灭日军2200余人，对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作用。
此后，他率部转战冀南和鲁西北地区，1939年2月在威县香城固地区设伏诱敌，歼灭日军第10师团精锐一部，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模范战例。
1940年夏太岳军区成立，陈赓兼任司令员。
8月，陈赓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破击战和榆辽战役中，沉重打击了深入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区的敌人并攻克榆社县城。
1941年8月，第386旅与山西决死队第一纵队等部合编为太岳纵队并兼太岳军区，陈赓任司令员。
从此他便和政治委员薄一波同志一道，担当起组织领导这一地区抗战的大任。
从1942年11月开始，他参与组织指挥对沁源日军的围困战。
此战历时两年零5个月，累计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被八路军总部誉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典范。
在长期抗战中，陈赓领导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战果累累，成为令人尊敬的抗日民族英雄。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赓率太岳纵队(后改为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参加了由刘伯承、指挥的上党战役，揭露并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率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转战晋南、晋西前线，先后取得了闻夏、同蒲、临浮、吕梁、汾孝、晋南等战役的胜利，歼敌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战场的作战。
特别是闻夏、同蒲、临浮战役三战三捷的胜利，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
1947年8月，他率部8万余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大军密切协同，开辟了中原解放区，共同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
1948年3月起，陈赓率部协同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等战役，进一步改变了中原战局。
同年11月起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协同兄弟纵队在徐州以南切断了津浦铁路，保障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在南坪集阻击黄维兵团，使国民党军徐州集团陷入孤立，为战役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态势；在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指挥东集团直捣双堆集敌核心阵地，与友邻部队一道全歼该兵团。
1949年2月，陈赓任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月，指挥所部南渡长江，挺进浙赣线，解放南昌。
之后，又率部参加了湘赣、广东、广西战役和滇南战役，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中，陈赓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他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料敌如神，指挥若定，连战连捷，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陈赓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
1950年7月，为支援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应邀赴越南，帮助确定边界战役指导方针，制定作战计划，并参与边界战役的指挥，取得了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转折性胜利，并为加强越南人民军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陈赓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3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并在彭德怀回国期间主持志愿军的全面工作。
他强调坑道工事在防御作战中的作用，使全军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基本形成，对贯彻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10月，陈赓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与指导了解放一江山岛等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参与组织领导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演习和战役集训，为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陈赓同志是享誉中外的军事家，他对军事思想精于学习和研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治军理论，是人民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
陈赓重视人民军队的政治建设。
他一贯认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始终如一的基本方针，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军队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和革命性质。
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健全部队中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基层党支部工作，提高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准、责任心与模范作用，成为领导、团结与巩固部队的核心。
抗战初期，他针对红军改编后部队中出现的思想倾向，教育部队认清：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党的领导不能变，始终要为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对如何搞好部队的政治教育，陈赓认为，要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任务教育部队，同时加强共产主义的基本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
政治教育要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搞形式主义的空洞说教。
战争年代，他经常运用一些成功的战例教育部队，使官兵既深刻理解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又增强必胜的信心。
陈赓还指出，人民军队指战员要牢固树立爱人民的观念，捍卫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
解放战争中，每解放一座城市前，他都要求对官兵进行爱民教育和群众纪律的教育，从而保证战役战斗任务的完成。
陈赓重视对战争与作战实施正确的组织与指导。
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认为，敌后游击战争要有广泛的群众性，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支力量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导上，他强调内外线作战相配合，要求每次作战均采取全线动作，协同出击，以扰乱和调动敌人，陷敌于往返奔命，顾此失彼，而我在战斗动作上则选择敌弱小一部或一股，突然发起袭击，积小胜成大胜，最后夺取胜利。
他创造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10种小组战法，如麻雀战、跳蚤战、扭击战、蜜蜂战、拉锯战、冷枪战、地雷战等，组织根据地军民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在组织大兵团作战中，陈赓的用兵之道是：打歼灭战必须是积极进攻，不能有消极精神，但歼灭战中也有消耗战，是为了消耗敌人并最后歼灭之；要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切忌“浪打”，鲁莽用兵；要先打弱敌与好打之敌，打掉了弱敌，则强敌变弱；要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主要方向；要高度发扬下级指挥员的作战积极性和机动性；侦察是做到知彼，是定下作战决心和作出兵力部署的依据，兵力对比上的敌强我弱尤其需要周到的侦察来弥补。
陈赓是与多种“对手”较量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家，他在实践中形成的军事理论和经验，是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陈赓重视军队的训练和纪律建设。
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以劣势的武器和科学知识甚少的农民被迫与现代化程度颇高的敌军对抗，是不能与之比消耗的。
要战而胜之，除须有高度的政治素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指导外，还须有精巧的战术技术，充分发挥现有兵力兵器的威力。
欲达此目的，关键在于军队的训练。
他认为练兵必须讲求实际，从严要求，训练中一定要坚持学与用、练与战、理论与实际相一致，反对徒事虚表，因袭旧套。
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他总是根据战争样式和战场环境的变化，抓住一切机会开展练兵运动，联系实际实行以战教战，引导指战员总结经验教训，探讨优缺点，不断掌握新的战术技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陈赓以从严治军而著称。
他认为，人民军队须有严格的纪律，以保证命令的坚决执行。
不管在战争年代还是进入和平时期，他都注意把军队的纪律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通过加强纪律教育、建立规章制度、执行条令条例，把部队锻炼成铁的队伍。
陈赓重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他指出，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应大力发展国防科技事业，使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为此，应下大力量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培养中国自己的国防科技队伍，把大批懂得现代军事技术的人才输送到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部队中去。
陈赓是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他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确定的办学方针，团结全院师生员工，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专家、教授的作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引导学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使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国防科技人才。
他还曾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对加强军兵种高级技术院校建设、组织军工生产、开展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主张和建议。
他两次参加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参与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助聂荣臻元帅抓好科研队伍建设，组织科研攻关，筹建“两弹”基地，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为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陈赓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能力，充满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以身作则的忘我工作精神，团结同志、关心部属、严于律己的崇高思想品质，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
陈赓视党的事业为生命，毕生为实践党的宗旨而奋斗。
战争时期，他戎马征战，总是靠前指挥，数次受伤，特别是腿部伤情严重。
他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忍受伤病的折磨，以惊人的毅力在艰险的战争环境中拼力工作，多次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
新中国成立后，他由于积劳成疾，患有较严重的心脏病，但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以多病之躯力挑千钧，始终忘我地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陈赓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了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赓坚持实事求是，具有共产党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他工作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对背离实际的错误倾向，善于开展批评，勇于承担责任，坚决维护党的利益。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运动中，军事工程学院有的部门搞得过“左”，反了一些“大老虎”。
陈赓亲自甄别案情，保护了一批干部。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学院领导请示他是否停课“大炼钢铁”，他明确答复：照常上课。
“反教条主义运动”之风刮到学院后，一些主管教学工作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在陈赓的抵制和干预下，这场运动对学院没有造成大的危害。
正因为如此，他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陈赓作风深入，抓工作雷厉风行。
他思想敏捷，性格豪爽，办事干练，工作效率极高。
毛主席、周总理当面交待他创建军事工程学院后，在办学条件“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他知难而上，凭着满腔热情的态度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使军事工程学院仅经一年多的筹建即正式成立，创造了我军院校建设史上的奇迹。
他任副总参谋长期间分管作战工作，经常深入部队特别是边防海岛地区，勘察地形，检查战备工作，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系统地向军委作出报告。
1957年8月，中央军委批转了陈赓检查广州和福州两军区工作的报告，以指导全军的战备工作。
陈赓知人善任，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
他特别重视用人问题，认为用人的关键是知人善任。
战争年代，部队变化大，干部交流多，他善于发现军事人才，扬长避短，用其所长。
在军事工程学院，他爱才如命，广纳群贤，甚至起用历史上曾犯过错误但为我所用的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
他还引导各级领导克服对知识分子干部的偏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放手地让一些专家、教授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使他们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
因此，他身上具有一种很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大家都心悦诚服地服从他的领导，自觉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陈赓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关心部属的生活和疾苦。
战争年代，他虽双腿伤残，行走不便，却经常把乘马让给伤病员和身体弱的同志骑。
1949年渡江战役前，部队路过鄂豫皖老根据地，他知道有不少干部是从这里参加红军的，便特地指示政治机关了解红军家属情况，帮助一些干部寻找亲人，让找到亲人的干部回家探望。
1951年部队入朝前夕，他想到干部们多年鞍马劳顿未得休息，便安排一批干部到昆明休养数日，使干部们紧张的身心得到松弛，随后满怀信心地出国远征。
在军事工程学院，他每次从北京回到哈尔滨，都先去看望老教员。
为了改善学员的物质文化生活，他专门从部队中调来几位善于办伙食的干部，并组织学员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陈赓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我们纪念陈赓同志，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就要学习他胸怀远大理想和抱负，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学习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比热爱，永远充满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学习他对党忠心耿耿，始终保持大公无私，坚持真理，襟怀坦荡，疾恶如仇的崇高品质；学习他努力学习军事思想，并将之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的良好学风；学习他对党的工作认真负责，勤奋学习，善于总结，奋力拼搏，开拓进取的优良作风。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高举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实现我军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国民党的将领
张自忠 （1891-1940） 汉族，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抗日将领。
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
1914年投笔从戎。
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
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第五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
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
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
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
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
张自忠奉调率第五十九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
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
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
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
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
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
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4000余人。
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
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
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
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
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
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他自己亲自率领两千多人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
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张自忠率两千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
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
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十多次。
日军伤亡惨重。
5月15日，日军一万多人分南北两路向张自忠率领的部队实行夹击。
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
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
一昼夜发动九次冲锋。
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五月十六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
到下午二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八人。
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卧倒在地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
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
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
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连夜运往重庆。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
灵柩运抵重庆时，蒋介石特亲临迎灵致祭，抚棺痛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表扬。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
岳飞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
”张自忠将军抗日体现的正是这种“武官不惜死”的精神。
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到了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这样死得好......良心很平安。
”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