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表示仕途失意,但仍乐观的诗句有哪些
遣悲怀——[唐]元稹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
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刹那芳华曲 ——出自树下野狐《搜神记》 朝露昙花，咫尺天涯， 人道是黄河十曲，毕竟东流去。
八千年玉老，一夜枯荣， 问苍天此生何必
昨夜风吹处，落英听谁细数。
九万里苍穹，御风弄影，谁人与共
千秋北斗，瑶宫寒苦， 不若神仙眷侣，百年江湖。
摸鱼儿·雁丘辞——[金、元]元好问 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
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葬花吟——[清]曹雪芹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钗头凤——[宋]陆游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虞美人——[宋]蒋捷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关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江城子——[宋]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锦瑟——[唐]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明月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蝶恋花——[清]王国维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
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秋风词—— [唐]李白 秋风清，秋月明， 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 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还如当初不相识。
无题 [唐]李商隐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後清宵细细长。
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
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清](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
第五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
第六最好不相对，如此便可不相会。
第七最好不相误，如此便可不相负。
第八最好不相许，如此便可不相续。
第九最好不相依，如此便可不相偎。
第十最好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聚。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
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
那一日 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 蓦然听见你诵经的真言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刻 我升起风马，不为乞福 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天 垒起玛尼堆，不为修德 只为投下你心湖的石子 那一夜 听一宿梵唱，不为参悟 只为寻找你的一丝气息 那一瞬 我飞羽成仙，不为长生 只为佑你平安喜乐 那一日，那一月，那一年，那一世…… 只是，就在那一夜 我忘却了所有 抛却了信仰，舍弃了轮回 只为，那曾在佛前哭泣的玫瑰 早已失去旧日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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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词条 发表评论 历史版本 打印 添加到搜藏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学家。
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
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
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
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
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生平：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
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
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
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
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
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
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
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
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
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
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
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
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
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
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
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
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
同年，他开始戒诗。
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
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
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
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
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
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
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
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
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
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
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
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
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
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
“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
”（《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
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
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
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
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
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
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
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
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
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
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
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
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
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
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
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
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
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
”（《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
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
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
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
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
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
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
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
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己亥杂诗》自注）。
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
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
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
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
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
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
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
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
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
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
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
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
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
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
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
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
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
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
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
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
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
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
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
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
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
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
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
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
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
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
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
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
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
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
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
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
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龚自珍诗的特点： ①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
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②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
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
“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③形式多样，风格多样。
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
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
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
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
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
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
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
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
“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
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④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
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
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
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
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
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
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
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
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
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
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
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龚文的表现方法也很特殊。
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
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
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
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
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
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
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
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但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
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
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
”（《己亥杂诗》）他所谓气体，就是风格，自知缺乏现实社会内容。
本集和版本 龚集传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盦文集》3卷、《余集》1卷，附《少作》1卷,道光三年自刻本。
《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
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辑《定盦文录》12卷，又考证、杂著、诗词12卷（《定盦文录叙》），无刻本。
后有《定盦文集》3卷、《续集》4卷，同治七年吴煦刻本。
今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定盦文集》4册，涵芬楼影印《定盦文集》3册，均吴煦本。
光绪以来至清末，传本益多，有光绪十二年朱之榛《定盦文集补编》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龚定盦全集》；有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精刊龚定盦全集》；有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盦全集》10卷；有宣统二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定盦全集》等。
民国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阁本《龚定盦全集》；1935年王文濡编校、国学整理社本《龚定盦全集》；1937年夏同蓝编世界书局本《龚定盦全集类编》等。
1959年王佩诤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龚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第11辑为词。
二十七岁为举人。
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
九年，始成进士。
官至礼部主事。
十九年，弃官南归。
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
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
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
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
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
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
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
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
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
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
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年代】：清 【作者】：龚自珍 【作品】：己亥杂诗 【内容】：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 清·龚自珍 龚自珍纪念馆 龚自珍纪念馆位于杭州城东马坡巷6号小采园内，占地六百多平方米，1990年开馆。
龚自珍，名巩柞，字瑟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他和林则徐等人共同开启了抨击时弊，抗御外侮，通经致用的进步思想，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龚自珍纪念馆 建于清末，属中式宅院，为清代桐乡人汪维所建“小米山房”，俗称“小米园”。
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出生于马坡（婆）巷。
龚自珍（1792-1841），道光九年进士。
官至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
学务博览，所作诗文极力提倡更法，改革图强，“以朝章国政世情民隐为质干”，“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著有《定庵文集》，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虽自11岁随父亲去京，久居在外，归杭次数不多，但对家乡眷恋之情在诗中时有流露，“从此与谁谈古外，马婆巷外立斜阳”。
1988-1989年，小米园整修后作为龚自珍纪念馆。
馆占地约0.7公顷，建筑面积498平方米，已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主体是座清代风格的两层楼房，上下五开间，兼有耳房，雕梁画栋，古朴典雅。
馆内正厅安放龚自珍半身古铜色塑像，四周悬挂沙孟海、赵朴初等名家提写的匾额、楹联。
四个展室，陈列了龚自珍生平图文简介、大事年表、史料、龚氏年谱、诗选和后人研究文集等。
庭院内小桥流水、假山亭榭，在花木衬托下，富有古典园林的特色。
他的作品尤其受老年人喜爱。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哪些文人有影响
具体的诗歌创作之类的，最好详细些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
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
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
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
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
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
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
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
”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
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
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
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
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
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
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
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
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
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
”。
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
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
“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
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
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
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
“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
”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
“六亲不和有孝慈。
”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
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
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
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
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
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
《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
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
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
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
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
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
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
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
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
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
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
”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
又说：“万物出乎无有。
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
”(《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
《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
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
”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
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
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
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
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
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
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
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
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
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
所以，要“崇本”，也要“末”。
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
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
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
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
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
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
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
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
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
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
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
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
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
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
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
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
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
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
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
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
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
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
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
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
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
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
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
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
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
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
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
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
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
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
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
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
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
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
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
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
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
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
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
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
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
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
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
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
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
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
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
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
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
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
“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
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
“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
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
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
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
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
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古代人的字号是怎么定的
“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
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
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
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
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
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通常分为以下几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
如： 屈平，字原。
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
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张衡，字平子。
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
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
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
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
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
如： 梁鸿，字伯鸾。
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
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
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
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
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
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
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
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
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
如： 徐干，字伟长。
《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
《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
”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
《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
《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
《礼记》日：“诚则明矣。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
《尚书》说：“谦受益。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
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
如： 李白，字太白。
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
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
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
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
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
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
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
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
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
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
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
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
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
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
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
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
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
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
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
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
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
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
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
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A，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
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
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
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
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B，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
“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
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
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C，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
“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
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
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
“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
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
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
《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
”“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
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D，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
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
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
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
《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
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
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
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
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
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
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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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诗词。
经典名著
1、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周南·关雎）2、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小雅·采薇）3、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诗经·王风·黍离）4、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诗经·卫风·淇奥）5、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诗经·王风·采葛）6、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诗经·郑风·子衿）7、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诗经·秦风·蒹葭）8、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诗经·卫风·硕人）9、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诗经·卫风·硕人）10、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诗经·鄘风·相鼠）11、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诗经·大序）12、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诗经·小雅·车辖）13、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诗经·小雅）14、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诗经·小雅）15、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经·小雅·鹤鸣）16、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诗经·大雅·荡）17、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诗经·大雅·抑）18、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尚书）19、满招损，谦受益。
（尚书·大禹谟）20、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国语·周语）21、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国语）22、多行不义必自毙。
（左传）23、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左传）24、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左传）25、欲加之罪，何患辞。
（左传）26、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传）27、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左传）28、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
（左传）29、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左传）30、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31、曲则全，枉则直。
（老子）32、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33、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老子）34、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35、将欲取之，必先之。
（老子）36、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老子）37、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38、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39、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老子）40、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41、言必信，行必果。
（论语·子路）42、既来之，则安之。
（论语·季氏）43、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44、是可忍，孰不可忍。
（论语·八佾）45、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论语·述而）46、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论语·公冶长）4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48、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论语·子罕）49、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50、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卫灵公）51、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论语·学而）52、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论语·卫灵公）53、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
（论语·微子）54、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述而）55、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56、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57、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58、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59、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论语）60、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61、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62、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63、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64、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礼记·杂记）65、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66、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礼记·中庸）67、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礼记·学记）68、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礼记·杂记）6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礼记·学记）70、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礼记·礼运）71、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易经·乾）72、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易经·系辞上）73、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易经·系辞上）7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75、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离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