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安史之乱写了哪几首比较出名的古诗（包括词，文章）
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第一道菜：两个纯蛋黄(两个黄鹂)，几根青菜丝(翠柳)；第二道菜：把熟鸡蛋清切成小块(白鹭)，排成一字形(一行)，在下面铺一张青菜叶子(青天)；第三道菜：清炒蛋白一撮(千秋雪)；第四道菜：一碗清汤(泊)，上面漂着四个切成一半的蛋壳(万里船)。
诗词里的“韵部”是什么
一、 韵部概念： 写诗须押韵，古汉语第二册《诗经》中对韵进行了分类归纳，《古汉语》对韵有一个通论，通论十五《诗经》的用韵对古韵部的简单知识作了介绍。
诗词以中古韵部为主，但联系上古韵部，《诗经》用韵用的是上古韵。
通过读《诗经》可以了解到韵从古到今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叫做历史音变。
在今天保存古代语音面貌较多的是广东话、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还有赣方言以及吴方言，但是到了北方方言已经看不到太多的古代语音面貌了。
历史音变是语音随着历史的变化，并且是非常有规律的。
一般认为音韵学是比较难学的，在以前还号称是绝学，而实际上语音变化的规律性是最强的、最严整的。
二、历史音变划分： 一般把历史音变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在时间上是这样划分的： 1、上古：先秦--晋（先秦、两汉、魏、晋）。
将上古的时间划分到晋，是因为到了晋，中国出现了五个少数民族（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入主中原，使得之后的北方语音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因此把上古的最后分水岭划到晋。
2、中古：南北朝--宋。
中古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唐、宋，跟上古相比，有比较大的出入。
3、近代：元、明、清。
宋之后出现了第二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是元（即蒙古）的入主，这次发生变化后，那时的作品现在已经基本都能读懂。
4、现代：二十一世纪以来。
三、诗词韵部的区别： 诗词的韵部也有区别，例如：上古《诗经》的韵，中古唐诗宋词的韵以及近代元曲的韵差别都很大，元曲即元大都音系和今天已经差不多。
举例说明： 例一：《关雎》（《诗经》第一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个很明显是押韵了，但到了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在现在看来根本没有押韵，但在上古却是押韵的，都押一个-k尾的入声韵。
例二：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唐诗）： 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首诗中的衰有两个音，即：shuai，cui。
在这里好多人都自作聪明的把这个字读作cui ，而实际上应该读作shuai ，是回的读音改变了，回在古代念huai 。
例三：杜牧的《山行》 ：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这首诗中的斜读作xie ，那个时候可以押韵，但现在已经不能够去押韵了，这是古韵的变化。
以上三例第一例为上古韵，其余两个为中古韵。
四、和韵有关的知识： 1、押韵 诗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押韵，而由于历史音变，曾经押韵的诗如今读来已经不押韵了，所以需要有音韵学的知识，以免出现一些问题。
2、韵的分类： 韵头、韵腹、韵尾。
但有的韵母是头、腹、尾兼具；有的是有头、腹；有的是有腹、尾；有的只有腹。
押韵是可以不计韵头的，例如： 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宋）： 昼出耘田夜绩麻，麻是-α 村庄儿女各当家。
家是-iα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瓜是-α 从中可看到押韵是不计韵头的。
3、韵脚 押韵的字叫韵脚。
诗句的押韵落在最后一个字上，《诗经》里面的韵有的没有落在脚上，《诗经》有一种现象，有的时候句末的一个字是虚词、虚字，这时考虑韵要抛开虚字，往前数，虚字之前的那个字才是韵字，所以《诗经》中会有韵脚是倒数第二个字的情况。
例如： 《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
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
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
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这里面之不是押韵的，采、有在上古是押韵的，掇与捋，袺与襭在现在还是押韵的。
4、韵根据韵尾辅音可分为：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
阴声韵：无辅音韵尾的韵，音节读下来收在元音上。
阳声韵：有辅音韵尾。
（-m、-n、-η）即鼻音韵尾,现在只有-n、-η两种，但在中古还有-m尾，并且今天的广东话还有-m尾，现在普通话中-m到-n中了。
入声韵：现代汉语中没有入声韵，但在广东话中有，辅音韵尾为（-p、-t、-k）即塞音韵尾，所有的入声韵在今天的普通话里都读阴声韵，就是脱落了，消失了。
古汉语中阳声韵、入声韵与阴声韵之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关系，这种关系叫做对转关系，也就是韵腹相同的时候，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会有变化，实际上是语言内部的一种调节，例如：改革（同源字），两个字语音相近、相同，意思可能相关，叫做同源，同源就可能有对转的现象，改和革，改-α革-αt意思可以对转，是阴和入的对转。
再有，不伦不类，伦-类-t，是阳和入的对转。
宽-an阔-at,是阳入。
形声字，难、傩是阳声韵和阴声韵的对转；先、洗，先是阳声韵，洗是一个阴声韵；椎、准，椎是阴声韵，准是阳声韵。
同时他们可以押韵。
如果是阳和入对转应该是-m\\\/-p、-n\\\/-t、-η\\\/-k.这种对转主要是发音他们的发音部位相同。
五、上古韵部 古代汉语第二册540页，通论十五，将《诗经》的韵律情况归类如下表：序号阴声韵序号入声韵序号阳声韵1之部2职部? -k3蒸部-η4幽部 -u5觉部- uk6冬部- uη7宵部 -o8药部-ok11东部-cη9侯部-c10屋部-ck??14阳部-aη12鱼部-a?13锋部-ak17耕部-eη15支部-e16锡部-ek20真部-αη18脂部-α19质部-αt23文部-η21微部-22物部-t26元部-aη24歌部-a25月部-at28侵部-m 27辑部-p30谈部-am 29叶部-ap 从上表可以看出入声韵在上古是最多的，是一个枢纽，有时可以没有阴声韵，有时可以没有阳声韵，但肯定有入声韵。
六、中古韵部 中古韵部以《切韵》为准，切是反切的意思，是隋代的语言学家陆法言根据当时著名学者讨论的情况所作的一个纪要。
陆法言的父亲陆爽在朝廷作官时，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这八个当时的著名学者到陆法言家聚会时讨论了编订新韵书的纲领性意见，陆法言执笔把大家商定的审音原则记下来，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编写完成的。
实际上是陆法言被罢官后完成的，出了《切韵》这部书，但现在只有残卷，有敦煌的残卷，也有故宫的残卷，不齐，现在实质参照的是《切韵》之后的《广韵》，《广韵》实际上是完全模拟《切韵》而造的，是北宋时期陈彭年等人所作的官韵，陆法言所作《切韵》实属个人行为，而陈彭年等人所做《广韵》是皇上交办的，并完整的传到了今天。
安史之乱时杜甫的主要作品
杜甫晚年反映民生萧条，十分感人的诗基本为这一时期作的，可从表现思想感情中判断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等
搞笑改编的诗句
人生谁无死，下一个就是你
问君能有几多,一群太监上青楼。
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月底不够花。
千山万水都是情，多给一分行不行
三万里河东入海，河里有条金龙鱼。
爆竹声中一岁除，炸死五个成年人。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理工美女少夜来睡不着俺去网上找（老孟也不甘示弱）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宿舍心喜欢网友见面倏忽还满脸哀伤啼不住方才险到鬼门关卧春（我蠢）暗梅幽闻花，（俺没有文化，）卧枝伤恨底。
（我智商很低。
）遥闻卧似水，（要问我是谁，）易透达春绿。
（一头大蠢驴。
）岸似绿，（俺是驴，）岸似透绿，（俺是头驴，）岸似透黛绿。
（俺是头呆驴。
）
为什么把重阳节叫做老人节?要是小孩怎么办?
么把农历九月九日叫做重阳节呢
《易经：“以为九”，“九”被定为阳数，两“九”相重，并阳，两阳相重，故名“重阳”。
汉末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
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
”这就是重阳节的来历。
传说，东汉年间，有一道士，他能知道未来之事。
有一次，这个道士预言：他的徒弟恒景，全家二九相重这一天会遭大难。
但如果这一天佩戴茱萸，再带着菊花酒躲到高山上去，就可以避开这场灾难。
恒景照师父的话做了。
到了晚上，他们全家从躲避的高山上归来，发现牛羊鸡狗果真部死光了。
从这时起就有九月初九登高避邪的风俗。
每逢这一天，全家人登高，饮酒赏菊，还把茱萸和菊花采下戴在身上和头上，以求平安长寿。
这一传说，多少有点迷信色彩，但在金秋送爽，风霜高洁的九九艳阳天，登高望远，喝酒、赏菊、赋诗，不仅是一件赏心乐事，而且十分有益于健康。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重阳节又定为“敬老节”。
把这一天定为“敬老节”，不仅合适，而且很有意义。
因为老年，是人生的晚秋，而重阳节又是在秋果累累的最佳时节到来。
人生的晚秋，是人们的黄金年龄段、事业丰收期。
老年人经历了风霜雨雪的人生里程的艰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人生阅历和知识。
他们是人类中的宝贵财富。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年人的去世，等于一座图书馆的毁灭”。
这虽然有点夸张，但一位阅历、经验和知识相当丰富、渊博的老年人的去世，确实是社会的一大损失。
所以，尊老敬老，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社会责任。
人都是要老的，尊老敬老，说到低，是尊自己、敬自己。
老是一种光荣，是人生的升华，是一种自然的流程，我们大可不必怕老。
老年的岁月，是人生的第二个青春，这个青春，比第一个青春更加美好。
因为第一个青春，是幼稚的青春。
而第二个青春则是成熟的青春。
晚唐诗人李商隐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情调有点悲哀。
时下有人改为“夕阳无限好，妙在近黄昏”，只改了两字，顿使诗意和情调大变，可谓妙哉
老年人过得愉快、康健、长寿，是社会之福，是文明、进步社会的一种标志。
虏待老人，对老人不尊不敬不孝，是畜性都不如的恶德，应当防止、杜绝。
据《羊城晚报》今年7月17日报载，广东有个叫曾思伟的人，因奸淫自己的母亲并将其勒死，在今年7月14日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名道德丧尽、死有余辜的罪犯，说他是禽兽，是便宜了他，这是连禽兽都不如的人中败类。
禽兽之中的羊，尚且还有幼羊“下跪求乳”的美德，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怎能连低级动物都不如呢
把重阳节定为敬老节，是有象征意义的。
重阳节又到了，在丹桂飘香，秋阳暖暖的佳节美好时光，我们祝贺老年人的节日，希望他们身心愉快、健康长寿、生活美好。
同时，在重阳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把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孝老的美德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
参考资料：。
说几首好一点的唐诗
山水田园诗 这类诗歌最有名的作者首推王维。
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习惯上又称他王右丞。
他受佛教思想影响，厌倦官僚生活，长期隐居于辋〔wǎng网〕川别业，热爱自然，熟悉农村，诗写得恬静闲适，具有一种静态美。
如《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夕阳的余辉映照着村落(墟落)，归牧的牛羊涌进村巷中。
老人惦念着去放牧的孙儿，拄着拐杖在柴门外望他归来。
在野鸡声声鸣叫中，小麦已经秀穗，吃足桑叶的蚕儿开始休眠。
丰年在望，荷锄归来的农民彼此见面，娓娓动情地聊起家常。
这美好的情景使诗人联想到官场明争暗斗的可厌，觉得隐居在这样的农村该是多么安静舒心；惆怅之余不禁吟起《诗经》中“式微，式微，胡不归?”的诗句(意即:天黑啦，天黑啦，为什么还不回家呀?)，表明他归隐田园的志趣。
王维精通音乐、绘画、书法，艺术修 咏鹅养深厚；苏东坡评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上面这首诗就可以说是一幅田园画。
与王维齐名的诗人是孟浩然，原籍襄阳(在今湖北省)，常被称为孟襄阳，据说他曾在张九龄官署偶然遇到唐玄宗。
玄宗知道他的诗名，命他朗诵诗作。
他诵读了《岁暮归南山》，其中有“不才明主弃”(我缺乏才能，所以圣明的君主不用我)一句，玄宗听了大不高兴，说:“是你不求当官，不是我不让你当官，你怎么能怪我!”后来他考进士没被录取，也没正式做官，长期漫游和隐居，以山水诗闻名于世。
他的《过故人庄》一诗流传最广：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老朋友杀鸡做饭，请他到村中作客。
近看，茂密的绿树严严地围住村庄；远望，青翠的山峦向远方延伸开去。
打开轩窗，可见到堆着谷物的场院和青青的菜园；端着酒杯兴致勃勃地聊起桑麻的长势和收获。
在这样天然图画中与好友饮醇酒，啖佳肴，纵情谈笑，该是多么快乐和惬意!酒后，朋友间仍恋恋不舍，约定九九重阳节再来欢聚，痛饮美酒，醉赏菊花。
储光羲也是一位失意的隐士，他的《钓鱼湾》写了隐居的情趣: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
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绿荫蔽天，落花飘地，清潭见底，荷动鱼散，渔翁之意不在鱼，单是这美好的景致就是最好的享受了。
日暮罢钓系船，在绿杨芳草中等待好朋友(情人)来相见，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就等于神仙了吗?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没有困扰和烦恼，然而作诗时要暂时抛开它，抓住某一美好的场景和情绪，尽情发挥和渲染，诗人满足了创作欲，也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这就叫作诗。
边塞战争诗 在唐代的对外战争中，许多文人参与进去，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写诗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或诅咒战争带来的灾难，于是有了边塞诗派。
著名诗人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有代表性:“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篇幅限制，省略） 唐诗画意-秋夕诗中的“走马川”、“轮台”、“金山”、“车师”都是常见的北方或西域地名，这里用来做地名的代号，并非实指，所以读诗时不必求真，只注重理解诗意诗情。
这首诗一开始，就大笔淋漓地描绘出西域狂风弥天、飞沙走石的恶劣环境。
匈奴(代表强悍的北方民族)来犯，狼烟四起；将军带兵奔赴战场迎敌。
夜行军兵器互相碰撞，尽管寒风如刀，落雪的五花马背上依然热汗蒸腾，很快又结成冰凌。
在帐幕里起草讨敌的檄文(战书)，还未等写完，砚台里的墨水已冻成冰块。
这样吃苦耐劳勇武向前的军队，一定会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交战；那我们就在车师的西门等待胜利凯旋的捷报吧!诗中表现的乐观豪迈的气概，正是盛唐时期时代精神的体现。
李颀的《古从军行》也很有名: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钓月军队白天要登上山头瞭望烽火报警的情况，黄昏时又匆匆赶到交河(在新疆吐鲁番，此代有水的地方，非实指)去饮战马。
刁斗是一种铜制的锅，白天用它烧饭，夜里做打更的柝〔tuò拓〕用。
军人们背着刁斗在刮得昏天黑地的风沙中艰难行进，这时联想到汉代从这条路远嫁乌孙王的公主一路上弹奏的琵琶曲，一定是充满幽怨。
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野营过夜，飘起弥漫天地的大雪，和远处的沙漠连成迷蒙一片。
秋夜里南飞大雁的鸣叫声凄厉又哀伤，交战对方的胡兵也耐不住这艰苦生活而落下眼泪。
听说朝廷已传下不准后退的命令，只能拚着性命跟随将军(轻车将军为官名)去死战。
玉门被遮，即不准退入玉门关，用的是《史记·大宛列传》的典故: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失利，退至敦煌，请求朝廷退兵，汉武帝“闻之大怒，使使(派使者)遮玉门，曰:有敢入者辄斩之!”拚命向前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战死，年年有无数人抛骨荒远的异乡，唯一的成果是葡萄(蒲桃)从西域传入中原种植，供富贵者享用。
诗中虽流露出哀怨的情绪，基调还是高昂进取的。
战争是残酷的。
公元714年唐朝军队与吐蕃在临洮的长城堡附近有过一场大战，杀获吐蕃数万人。
王昌龄的《塞下曲》写到这场战争: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
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
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
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战争过后多年，战场依然暗淡凄凉，漫漫的黄尘，杂乱的蒿草，白骨散弃其中，永远被人遗忘。
无论死者是哪一方的，对其本人和家庭来说，都是凄惨的悲剧。
还有王昌龄的《出塞》，揭露了战争带来的苦难，希望良将保家卫国。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李白的诗 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
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
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
“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现甘肃省静宁县），一说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先人曾流落西域，大约在李白五岁时迁至四川昌隆(今江油县)，并在此度过青少年时期。
李白家境富裕，少年时饱读百家书，表现出不凡的文学才能。
同时好交游，受朋友和社会影响，喜谈修道成仙，向往行侠仗义，慷慨有大志，性格豪放不羁。
25岁时离开家乡，漫游长江、黄河南北各地，结交社会名流，以诗文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友人荐举，唐玄宗召见他，任他为翰林待诏，做皇帝的侍从文人，居长安近三年，使他对宫廷和贵族社会有了直接了解。
由于权臣排挤，于天宝三年(公元745年)离开长安，再度开始漫游生活。
在洛阳，他与比他小11岁的杜甫相识，结下终生友谊。
安史之乱开始时，他已55岁，正在宣城(在今安徽)。
在安史之乱中，他怀着报国之情，应永王李璘之邀，入其幕府做事；后李璘被肃宗李亨铲除，李白则被流放夜郎(在今贵州)，中途遇赦而归，生活于金陵(今南京)和宣城间，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逝于当涂(在今安徽)，享年62岁。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
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
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
《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
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
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
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
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
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
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
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李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也十分关心战争这一重要问题。
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的歌颂（如《塞下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鞭挞（如《战城南》、《丁都护歌》等）。
李白还写了不少乐府诗，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如《长干行》、《子夜吴歌》等）。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
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
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
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
他的语言正如他的两句诗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朗、活泼、隽永。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
李白终生幻想施展抱负，干一番经天动地的大事业。
这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
在《上李邕》一诗中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他以《庄子》里讲的那个搅动天海的大鹏自比，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自信，受到世人嘲笑，还以孔子(宣父)“后生可畏”的话为自己辩解。
诗人在政治上十分天真，实际他未必具备政治家的才干，他的“大言”遭冷笑并不奇怪。
然而作为诗人，他却是个天纵之才，是一只遨游天海的大鹏。
他一生作诗人，政治上无作为，在他自己看来是不幸，可是对中国文学来说，却是大幸。
唐诗如无李白，那就同华美的大厦拿掉一根栋梁，那才是极大的遗憾呢。
李白有相当数量的诗是对社会不平的揭露和抨击，如《古风五十九首》之一首: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蜺〔ní倪〕，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是讽刺皇帝身边得势的佞幸人物。
他们坐着华贵的大车招摇过市，荡起漫天灰尘。
一些宦官(中贵)钱多得不得了，修起宏丽的住宅。
替皇帝开心的斗鸡人，也坐着带华盖的车耀武扬威。
他们鼻孔朝天，喷出的气息仿佛吹动了天空的云霞(极言其骄横)，路上行人被吓得不敢靠近。
最后诗人慨叹，社会上再也没有许由(洗耳翁)那样的贤人了，谁还能分出好人(尧)和坏人(跖)呢?传说古代的圣君唐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说后认为污染了自己的耳朵，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他被认为是厌弃名利的贤人。
跖，是传说中古代的“大盗”，当然是作为坏人的代名词。
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王朝走下坡路，李白敏感到这一点，在诗中给以暴露和讽刺。
李白直接描写人民苦难的诗不太多，但写得极精彩，如《战城南》：“去年战，桑干源……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篇幅限制，省略）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
“桑干”、“葱河”、“条支”、“天山”都是边疆地名。
唐代兵士远离故土到这些地方征战，往往有去无回。
有些边疆民族以战争劫掠为业，古今不知有多少人战死荒漠之中。
秦代修筑长城防备匈奴的地方，至今(“汉家”，唐人习惯用“汉”代称“唐”，实指唐朝)仍然烽火不息，战争不断。
战败的马匹在战场上悲鸣寻找它的主人，而它的主人却被乌鸦和鹰啄食，肠子都挂上枯树枝头。
士卒战死，领兵的将军也空忙一场，毫无所获。
最后诗人用古代兵书的话说:战争可不是好玩的东西，有德的君主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用到它。
唐玄宗好大喜功，连年征战，百姓遭难，这首诗即为此而发。
李白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诗很多，多为杰作。
他的这类诗同王维、孟浩然的诗格调不同，如果说王维、孟浩然的风景诗是细致入微的工笔画，李白的风景诗则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
他常 登金陵凤凰台常不是作一草一木的刻画，而是从宏观摄取大自然的神韵。
长江大河，巉〔chán蝉〕岩峭壁，万里风云，幽石古木，一到他笔下立刻飞动起来，为他所驱遣，创造出一个与造化同在的神话般的世界。
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庐山景色：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是多么宏大的气势!只有李白的胸怀才能装下这样的气势，只有李白的神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气势。
又如著名的《蜀道难》中的一段:“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使人听此凋朱颜!” 唐诗（篇幅限制，请参见原文）这是一段绝妙的风景描绘。
诗人用极度夸张的语言写出蜀道的艰难险峻:太阳神驾着六龙的车子到这里也要折回来，奔腾的江水也要撞回来；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愁于攀援。
著名的青泥岭道路弯曲险怪，行人伸手可摸到天上的参星和井星，累得喘不过气，无不拍着胸膛长声悲叹。
山中幽深的古木之上，各种鸟类的鸣叫更增加了神秘恐怖的气氛。
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不要说去通过，就连听人说一说，也把脸都吓白了。
诗人笔下蜀道上的奇姿壮彩，真可开拓读者的心胸神臆，令人魂悸魄动，惊起长嗟。
这段诗句的奇思异想和豪壮奔放的风格，正是李白诗独具的特色。
清代诗人赵翼评李白诗说:“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
”(《瓯北诗话》卷一)这段话概括出李白诗的艺术风格。
李白自觉地继承了屈原以来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加上他的天才和勤奋，创造出独特的李白风格。
他的诗歌，第一个特点是具有浓烈的激情。
他心地纯洁，胸怀开阔，憎爱分明，高兴时美酒清歌，仰天大笑；悲愤时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歌哭笑骂，无所避忌。
第二个特点是无比丰富的想象力。
诗思来如迅电，去如疾风，纵横变幻，大起大落，随着他抒情的需要，上下古今人物，天文地理知识，真实的历史，虚幻的神话随时来到他的笔下，注入诗句，为他服务。
第三个特点是常用夸张的语言抒发激情；如“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一风三日吹倒山”之类极度夸张的诗句，在他的诗中所在皆是。
唯其夸张，所以传神，极不准确的语言却极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感情。
杜甫的诗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著名诗人。
他青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游历过南起吴、越，北至齐、赵等地。
35岁到长安求官，过了10年穷困落拓的生活，最后才得到一个八品小官。
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曾陷 城中，后逃出投奔肃宗李亨，任左拾遗。
49岁时，弃官携家入川，在成都郊外建草堂定居，由好友严武保荐任过一段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常被称为杜工部)。
流落四川八年，57岁时出川，辗转流徙于湖北、湖南各地，59岁时在岳阳附近病死于一只小船上。
李、杜齐名，但他们的性格和诗风却很不相同。
李白像狂放不羁的骏马，杜甫像忍苦载重的犍牛，各具风范，各有价值。
杜甫诗风老成稳健，倾向现实主义。
他的全部诗作，一方面反映了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一生的遭际，同时也是唐帝国由盛转衰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杜诗又被后人称为“诗史”，即本于此。
安史之乱是杜甫一生最痛苦的一段经历，也是他写进诗歌的重要内容。
这一期间的诗，虽也有关于个人穷通利达的慨叹，更多的诗却着眼于百姓苦难。
公元756年，唐宰相房琯率四五万军队在陈陶同安史叛军激战，由于指挥失当，差不多全军覆没。
杜甫为此写了《悲陈陶》一诗: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初冬(孟冬)时节，从十几个郡征来的良家子弟，一战之后鲜血都洒在陈陶水泽之中。
蓝天下的旷野死寂无声，四万兵士一日之内全部战死。
野蛮的胡兵箭镞上滴着善良百姓的鲜血，唱着人们听不懂的胡歌在长安街市上饮酒狂欢。
长安城的百姓转头向陈陶方向失声痛哭，日夜盼望唐朝军队打回来恢复昔日的太平生活。
诗人的悲愤恰是人民的悲愤，他在替百姓呼号。
杜诗中著名的“三吏”、“三别”，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
我们看其中的《无家别》：“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篇幅限制，请参见原文）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中的“我”是个当兵归来的青年农民。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农村普遍衰败，田园庐舍一片荒凉。
这个败阵归来的士兵看到家乡已面貌全非，乡邻们走死逃亡，旧里已成空巷，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一片凄惨气氛。
村里成了狐狸之类的乐园，它们反客为主，竖起毛来发怒，怪这个青年的哭声搅乱了它们的安宁。
在百无聊赖中，这个农民为活下去开始锄地，灌园，尽庄稼人的本分。
然而仍不能安静地生活，县吏知他回来，又召他去练兵。
这次是当地方兵，不出本州，转身看看家里，任何可携带的东西都没有。
稍觉安慰的是，虽然只身一人，在本地总比远离家乡不知所归好些吧。
可是又一想，家乡已一无所有，无所留恋，远近都一样，无所谓了。
他又想起已经死去五年的母亲，生儿得不到孝顺，母子都留下刻骨的遗恨。
人生到了这种无家可别的程度，百姓还怎么活下去呢?“三吏”、“三别”使人们想到:是谁把百姓弄到这个地步?自然是那些当权者们的腐败导致的。
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未传到长安时，杜甫写过一首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对以唐玄宗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奢侈淫靡的生活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指出他们的享乐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农民的基础上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极度的不平，使诗人写出近乎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诗句。
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写他回到奉先县家中的情形:“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他自己的孩子也饿死了!悲痛之余他想到，自己做为小官僚，既不缴纳赋税，也不从军打仗，生活中尚且充满酸辛，那些平民百姓的苦难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三年，杜甫写了著名长诗《北征》，深深忧虑“乾坤含疮痍”的全国动乱形势，阐述了对时局的见解，热切期望国家中兴，爱国爱民之情充溢全诗。
杜甫的写亲友间真挚情感的诗，也非常动人，如《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篇幅限制，省略）参、商是此出彼没永不同时出现的两颗星星，比喻朋友难得相见。
在一个美好的夜晚，诗人与阔别多年的老友聚会在灯光下款叙离情；青春时光匆匆过去，彼此看到对方的鬓角都已花白。
诗中写到相见的惊喜，儿女的礼貌，招待的热情，饮酒的畅快，最后写到即将分别的怅惘，处处透出美好深挚的情感。
有相当社会阅历的中老年人读这首诗，更容易被感动。
杜甫的律诗成就最高，历来被承认是律诗的楷模。
我们读他《秋兴八首》中的第一首: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这是杜甫晚年滞留在夔〔kuí傀〕州时写的。
时值秋天，霜露过后的枫树林枯叶纷纷凋落，隐天蔽日的巫山巫峡气冷天清，愈加萧索森幽。
长江中涌起连天的波浪，想望中的塞北天地间仍布满争战的风云。
诗人到此地已见菊丛两次开花，此刻又想起去年对花流泪的情景；被牢牢系在岸边的孤舟，使诗人想到自己欲归故园而又不得离开的境况，兴起无限伤感。
这里的妇女们正忙着动刀动尺裁制过冬的棉衣，白帝城里传来阵阵捣衣的砧声，这一切都搅动起诗人刻骨镂心的乡愁而无法开释。
过去人常用“沉郁顿挫”四个字来评价杜甫七律的风格，这首诗就是一个典型。
在成都杜甫草堂里挂着郭沫若写的一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这16个字是对杜诗很好的概括。
杜甫的诗歌体现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良心。
立身群众中，与百姓同忧乐，替人民呼号，为黎庶请命，在这方面他是中国知识分子永久的楷模。
他一生心血都用在写诗上，其诗具有坚实的内容，纯真的热情，深沉的激愤，凝重的格调，从这方面说他又是诗人学习的榜样。
他“读书破万卷”，善于学习和继承传统；“语不惊人死不休”，写诗态度严肃认真，无论古体诗和近体诗，都臻于妙境和化境。
所谓“诗圣”，就是诗歌领域的圣人，中国3000多年诗歌史上得此殊荣的只有杜甫一人。
编辑本段中晚唐诗歌 唐代中后期，王朝的鼎盛期已过，但诗歌创作仍未衰歇，先后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张籍、李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杜荀鹤等等风格不一的杰出诗人。
他们的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帝国走向衰落过程中的危机和民间苦难，艺术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韩愈的诗 韩愈是散文大家，同时也是著名诗人。
他最崇拜李、杜，但并未亦步亦趋地去摹拟他们，而是通过自己的探索创出独特的风格。
韩诗的特点是求奇避俗，与他的好友孟郊一道被称为“韩孟诗派”。
他的《山石》是其诗歌代表作之一：“山石荦〔luò落〕确行径微……安得至老不更归
”（篇幅限制，请参见原文）20句诗，等于一篇完整的游记。
开头把读者的想象从崎岖的山路上，引到黄昏的寺庙中，恍惚看到迷茫的夜空中翩然来去的蝙蝠。
作者很惬意地坐在台阶上休息，看到雨后的栀子生意盎然，这该能引起人们多少有趣的遐想呵。
接着写看壁画，吃饭，夜宿，直写到第二天下山。
这时见到的是另一番景象:高低上下难以找寻的山路，两旁山花烂漫，涧水呈碧，佳木葱笼，再到清澈的涧水里洗洗脚，凉爽的风吹到身上，该是多么快慰!最后四句是议论:人生里这就是快乐，何必去当那个官儿，让人管束呢?我们一伙的那几位朋友啊，你们能到老都不辞官归来吗?这首诗写的全是眼前景物，选择、叙述恰到好处，语句峭拔，意境清新。
南宋四大书院
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抗日战争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在此筑庐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书院。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为壮观。
石鼓书院修建于衡阳北石鼓山上，山并不高，但地势险要，为湘水、蒸水交会口,遥对耒河口。
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今故址内还有明、清碑刻多处。
解放后对书院进行了修复，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现已成为重要的游览胜地。
1944年6月，石鼓书院毁于日军炮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石鼓书院。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