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苦中作乐的诗句或名言有什么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释义：吃箪里盛的食物,喝瓢里的水,身在简陋的地方.别人（若是这样）一定愁死了,颜回却自得其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李白《月下独酌》中的千古名句。
日日依山看荃湾,帽山青青无改颜;我问海山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
元代画家高房山的诗《怡然观海》。
苦中作乐中国古代名人事例
李白、苏轼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文人，分属于唐、宋两个文学繁盛的历史时期。
他们在其各自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所创作的诗歌篇章，往往与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相契合，以文学的意境和形象来诠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
阅读他们的诗篇，可以看到他们人生境界上的差异，以及面对不同人生境遇时的不同心态，让人颇感触动，备受启发。
志向高度决定着人生境界的高下，从李白与苏轼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志向所在，并由此感受他们不同的人生境界。
我们先来看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诗是李白晚年因政治原因被贬至夜郎的途中，在白帝城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而乘轻舟返回，路过江陵时有感而作的。
遭贬是李白的人生境遇，他此时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中，但他仍能满怀“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壮志与信心，是很不容易的。
探究李白一生：少长于四川，5岁学六甲（奇门遁甲），10岁观百家……一生以成就帝王之师为目标，抱负很大。
因此，他由政治被贬而得到的挫败感也相对更大。
他40岁进长安见唐玄宗时，以为自己满腹经纶，肯定能够得到皇帝适当的安排，却奈何鲲鹏之志难以施展，只能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能出”（《行路难三首·其二》），这是一种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感慨；不过他仍自视甚高，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即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
因此，晚年的李白尽管屡遭贬谪，但他所写的诗篇中，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志气昂扬，他不坠青云之志；尽管在人生的低潮时期，也不放弃理想，身被放逐，却不曾放逐自我的气节和心智。
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气，“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自信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一》）的霸气，在李白身上得到了混融的体现，他以诗酒做伴、山水为友，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是非常人所能企及的，因此不愧得“诗仙”的称号。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是动态发展的。
自李白始，经由杜甫、白居易等人，再一直发展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
到苏轼所处的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为人行事、待人接物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苏轼不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发展体现出了此前少有的全面性。
苏轼在人生境界上不似唐朝李白那般偏执，他的人生理想和境界以顺应自然为主。
这一点在苏轼与和尚佛印的对话中有明显表现，在他自己的诗作中也有体现。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苏轼在事业达到巅峰后跌入低谷，44岁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谪黄州，人生发生重大转折；“黄州、惠州、儋州”，他的一生经历了这样3次贬迁，可谓境遇悲惨。
但这也始终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苏轼通过自我调整，在苦中作乐，真正做到了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
在人生困顿的时候，苏轼仍运行自然、挥洒自如，真正体现出一代儒者的风范。
苏轼早已看透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中秋》）的道理，因此在贬途中仍能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定风波·赞柔奴》）的感慨，这种随遇而安、宠辱不惊、“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人生境界让人可感可慷、可赞可叹也。
苏轼将宋儒“动亦定，静亦定”（《近思录·为学大要》）的修养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美名。
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无疑，苏轼应属其中的“天地之境”，与天地、自然合一。
总之，从唐到宋的历史纵向上总体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可以发现：唐代重视功业和名气，而不太关注道德层面修养；发展到宋代，文人开始以功业以及心性修养二者并重。
唐与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二者缺一不可。
只有社会责任与独立人格并存，才是知识分子健全的人格；而健全的人格永远是健全人生的保障。
不论身陷囹圄，还是处于顺境，都要活出自己的尊严，不坠青云之志，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反复思考的主题。
关于读书的古诗句,谈谈感受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有关苏轼乐观的事例及诗句
举诗句为例吧： 一、“莫听穿林打，何妨吟啸且徐行......向来萧瑟处，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这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差点送命后被贬黄州后所作，当时正好出行遇雨，一行人被雨淋得很狼狈，唯有苏轼发出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感慨，这绝对不是遇雨的感受，而是经历无数人生挫折与磨难后的感悟，这真是一种对人生超然的乐观
二、“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单看字面，这黄州真是居住的胜地呀，鱼美、笋香。
可这是苏轼生平第一次被贬，初到贬地的感受。
换作常人，初到贬所，一定是愁眉不展，一定感觉到寂寞无助，但苏轼不然，无论到哪里，无论境遇如何，他都能看到希望，他都能乐观地面对，他都能随遇而安。
就是在这个被贬之地——黄州，苏轼安然而居，开垦“东坡”自耕，从而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一个传奇的“苏东坡”，为后人留下了传诵千古的“三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一贬再贬的苏轼，直到将老才从海南渡海回中原，在“夜渡海”之际，他回首这一路的贬谪生涯，唱出了这两句人生感悟。
贬到惠州（今广东）已经是大陆的尽头了，新党还未死心，再将其贬到儋州（今海南），而苏轼对那样一个蛮荒瘴疬之地的生活的总体评价是“兹游奇绝”，这真是一种大胸怀、大乐观。
四、“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这是苏轼去逝之年对自己事业的总结与评价，回首一生，他更多地想到的是黄州、惠州、儋州三个被贬之地，在贬谪生活中，他感受更多的不是痛苦，而是充实，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所以一生的功业都放在了三地。
在是贬谪文化的最强音，是九死不悔的执着，更是大乐观
历史上有哪些苦中作乐的名人
李白、苏轼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文人，分属于唐、宋两个文学繁盛的历史时期。
他们在其各自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所创作的诗歌篇章，往往与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相契合，以文学的意境和形象来诠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
阅读他们的诗篇，可以看到他们人生境界上的差异，以及面对不同人生境遇时的不同心态，让人颇感触动，备受启发。
志向高度决定着人生境界的高下，从李白与苏轼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志向所在，并由此感受他们不同的人生境界。
我们先来看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诗是李白晚年因政治原因被贬至夜郎的途中，在白帝城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而乘轻舟返回，路过江陵时有感而作的。
遭贬是李白的人生境遇，他此时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中，但他仍能满怀“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壮志与信心，是很不容易的。
探究李白一生：少长于四川，5岁学六甲（奇门遁甲），10岁观百家……一生以成就帝王之师为目标，抱负很大。
因此，他由政治被贬而得到的挫败感也相对更大。
他40岁进长安见唐玄宗时，以为自己满腹经纶，肯定能够得到皇帝适当的安排，却奈何鲲鹏之志难以施展，只能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能出”（《行路难三首·其二》），这是一种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感慨；不过他仍自视甚高，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即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
因此，晚年的李白尽管屡遭贬谪，但他所写的诗篇中，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志气昂扬，他不坠青云之志；尽管在人生的低潮时期，也不放弃理想，身被放逐，却不曾放逐自我的气节和心智。
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气，“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自信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一》）的霸气，在李白身上得到了混融的体现，他以诗酒做伴、山水为友，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是非常人所能企及的，因此不愧得“诗仙”的称号。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是动态发展的。
自李白始，经由杜甫、白居易等人，再一直发展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
到苏轼所处的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为人行事、待人接物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苏轼不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发展体现出了此前少有的全面性。
苏轼在人生境界上不似唐朝李白那般偏执，他的人生理想和境界以顺应自然为主。
这一点在苏轼与和尚佛印的对话中有明显表现，在他自己的诗作中也有体现。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苏轼在事业达到巅峰后跌入低谷，44岁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谪黄州，人生发生重大转折；“黄州、惠州、儋州”，他的一生经历了这样3次贬迁，可谓境遇悲惨。
但这也始终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苏轼通过自我调整，在苦中作乐，真正做到了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
在人生困顿的时候，苏轼仍运行自然、挥洒自如，真正体现出一代儒者的风范。
苏轼早已看透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中秋》）的道理，因此在贬途中仍能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定风波·赞柔奴》）的感慨，这种随遇而安、宠辱不惊、“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人生境界让人可感可慷、可赞可叹也。
苏轼将宋儒“动亦定，静亦定”（《近思录·为学大要》）的修养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美名。
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无疑，苏轼应属其中的“天地之境”，与天地、自然合一。
总之，从唐到宋的历史纵向上总体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可以发现：唐代重视功业和名气，而不太关注道德层面修养；发展到宋代，文人开始以功业以及心性修养二者并重。
唐与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二者缺一不可。
只有社会责任与独立人格并存，才是知识分子健全的人格；而健全的人格永远是健全人生的保障。
不论身陷囹圄，还是处于顺境，都要活出自己的尊严，不坠青云之志，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反复思考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