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文化中有哪些慈善思想
佛教法器佛教诞生于古印度，及至西汉末年，它始由西域传入我国。
佛法东传后，受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善恶观、人生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
由于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对现实生活至善的追求并与传统伦理的不断融合，使得中国佛教善恶观及劝善理论特别丰富。
正缘于此，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它的社会功能也就趋向一种劝善化俗之道，以通俗的教化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
佛教寺院的慈善活动乃应时而起，至唐达到兴盛。
\\r善恶是中国佛教文化中关于心性论的一对范畴。
在印度佛教中，它原指心性的净染。
《大乘义章》卷十二有言：“顺理为善，违理为恶。
”《成唯识论》卷五也说：“能为此世他世顺益，故名为善”；反之，违损此世他世则恶。
由此看来，佛教最初的善恶观是以能否契合佛理为标准，凭染净来作为善恶的尺度。
具体而言，顺应佛法、佛理是善，心地清净无染是善；违理背法是恶，烦恼痴迷是恶。
“善恶是根，皆因心起。
”于是佛教就制定了一系列戒律约束众徒，以断恶修善。
佛门认为，只有不断改过，心地才能恢复清净，才能修成善果。
因此，佛门中有“十善十恶”之说。
所谓“十恶：杀、盗、淫、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乃至贪欲、瞋恚、愚痴，此名十恶。
十善者，但不行十恶即是也”。
这样，佛教徒以十善十恶为准尺，明善辨恶并求改过积德，产生一种崇贤尚善的力量。
佛法对于修行实践的佛教徒在修善方面还有更高的要求：即“修三福”、“持五戒”。
修“三福”的具体内容有：一是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是受持众戒，不犯众仪；三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行善事。
“五戒”是指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饮酒，戒妄语，这与十善颇有相通之处，只是佛门中人将其奉为戒律并身体力行视作功德无量。
这种佛教的伦理道德观推动了南北朝以来中国慈善活动的开展。
后世人们不杀生而行放生，建放生池、立放生会，不偷盗而行施舍，设善堂、建义局，凡此种种善行就是佛教教义中三福、五戒、十善中蕴涵着的慈善思想外在的具体表现。
\\r至于行善的方法，佛家也有其特别的论述，诸如“修福田”、“布施”等。
所谓福田，就是行善有如农民播种于田，必有秋收之获，多行善事于前，将会受诸报于后。
“福田说”即以此为譬，劝导世人多行善举，多积功德。
这成为佛教教义中最有影响力的慈善思想内容。
唐宋时的悲田养病坊、福田院之名就直接源于此。
至于布施，大乘佛教就认为，“以己财事分与他，名之为布；己惠人，名之为施”。
它还将布施分为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三种。
财布施是施舍财物，济人贫匮之苦；法布施是讲授正法，破迷开悟；无畏布施是帮助他人免除畏惧，使之身心安乐。
除布施外，佛教还讲爱语与利行，以此度众生。
爱语是以善言相劝谕，并以众生平等之心，亲近众生，随机教化；利行则是笃行诸种善举，以利众生。
这就是说，佛教徒应该与众生结缘，同舟共济，同甘共苦，逐渐指引他们修德行善，劝勉佛教众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芸芸众生逃去劫难度向来世。
这种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行愿精神，不仅对出家僧尼和在家居士有着向引意义，而且对广大群众也有一种世俗伦理和舆论习尚的约束力，使人们慈心向善，慈心行善。
久而久之，乐善好施、济人贫苦就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也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个重要内容。
\\r基于上述的这种善恶观念，中国佛教为实现劝善化俗的目的，还提出了因缘业报说，也称作“果报论”。
佛教认为，“业有三报：一现报，现做善恶，现受苦乐。
二生报，今生作业，来生受果。
三后报，或今生受业，过百千生方受业”。
善恶行为的潜在力量在时空中承续相沿，生起一种“业力”，它将带来或善或恶、或苦或乐的因果报应，由前世引发至今世，并延伸至来世，便形成善业善果、恶业恶果的业报轮回。
这种业报轮回之说，给人以这样的伦理启示：今生修善德，来世升入天界；今生造恶行，来世堕入地狱。
由此看来，佛门的因缘业报说可谓独具特色，有别于道教的“承负说”和儒家的“积德余庆，积恶余殃”思想。
“承负说”是一人作恶，殃及子孙；一人行善，惠及子孙，其范围为前后五世。
儒家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思想是属于单线的报应论，局限于一个人的今生。
而佛教的因缘业报说是一个人的前世、今世和来世的业力轮回，有其理论的圆通性。
佛教的这种业报轮回说，一经传入中土便同中国早已有之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思想相合拍，因而使善恶果报理论更加丰富。
“倾家财，发善意，其功德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
怀善者应之以祚，挟恶者报之以殃，未有种稻而得麦，施祸而获福也。
”像这样的善恶果报之说，十分通俗，在佛教经卷中比比皆是，更容易为下层民众所接受，也便于行善。
\\r佛教的因缘业报说渗透到社会伦理生活中，唤醒了众多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使人们意识到“善恶报应也，悉我自业焉”，并且认识到“思前因与后果，必修德行仁”。
从某种意义上说，因缘业报说更具威慑力地规范着人们的善恶行为，并进一步充实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观念。
诸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劝善嘉言，妇孺俱晓，童叟皆知。
缘于对来世受苦受难的恐惧，人们注重对自身的修养，广结善缘，尽量地积善积德，踊跃参加修桥补路等活动，使民间慈善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持续不衰。
\\r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同时也是佛教慈善渊源中最重要的内容。
在梵文中，“慈”含有纯粹的友爱之情，“悲”为哀怜、同情之意。
对于奉佛信众来说，欲成圣佛，必须胸怀慈悲，以慈爱之心给予人幸福，以怜悯之心拔除人的痛苦。
佛门还进一步讲“大慈大悲”，把慈悲扩大到无限，扩大到一切众生。
《大度智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
”佛的这种慈悲是深厚的，清净无染的，视众生如己一体。
正如《大宝积经》里说的“慈爱众生如己身”，知其困厄，如同身受，由此而生成了“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萨人格。
\\r佛教徒要摆脱轮回，出离三界，应怀慈悲精神，以正、悟、智、善的慈航普度众生，实行“与乐、拔苦”的义举，为一切众生造福田。
《大宝积经》云：“能为众生作大利益，心无疲倦”，“普为众生，等行大悲。
”佛法这种不舍世间、不舍众生的利他精神也同样在《法华经》中得到揭示：“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
”所以，佛教高僧都深怀大慈大悲之心，把赈济、养老、育婴、医疗等救济事业看成是慈悲之心的外化。
同时，又时时以“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善待众生，以宽宏的胸襟劝谕世人发慈悲之愿而生救世之心，广行善举，求得菩提的护佑。
\\r综上而论，我们认为本土化了的中国佛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的伦理宗教了。
它以兴善止恶、改恶迁善为佛法之大端，要求断一切恶，修一切善。
这即是在慈善的伦理价值层面上规范人们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敦促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内省律己，克服私欲，去恶从善，培养高尚的人格情操。
在佛教慈善观和世俗道义的影响下，佛门弟子以慈悲为首，以度人为念，愍念众生之苦，甘愿为十方人做桥，度脱一切。
\\r这样，佛教的慈善伦理情怀与儒家仁爱之心、仁义之道就具有了相通之义。
或许如此，唐宋以降，即使在儒学居统治地位的封建盛世，佛教也能摄儒入佛得以发展，并实现儒佛交融。
民国有慈善家对此有这样的评说：“儒学盛兴之极，乃有佛教，儒、释、道相互传衍，数千年来深入人心，成为风俗。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的劝善书、功过格往往是融会儒佛道诸家的慈善思想，大力地对普通民众宣讲积德行善，或进行劝募劝捐，以便形成仁风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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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是由热心慈善事业的海内外佛教界佛教代表、公民、法人及其志愿参加的全国性非赢利公益社会团体，正式成立于2008年3月。
香港的地址是香港 九龙 弥敦道242号 立信大厦4楼E&F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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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文化的建设结合
慈善在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它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的行为，又指人对人的一种心态，包括同情心、怜悯心等。
慈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指整个社会、民族的一种事业，即：当人对人的关心、爱护与同情，已经由个别人发展到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和共同心理时，慈善就具有了社会心理、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的意义了。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有着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慈善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世代传扬，历久不衰。
第一，以“仁”为核心的古代慈善文化。
“仁”就是“爱人”，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助人为善的精神。
“尊老爱幼、孝慈为怀、邻里相帮、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
儒家、道家、佛家、墨家等文化流派分别从自身的学术体系出发，提出了许多精湛的慈善思想。
儒家的仁爱思想。
儒家认为，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应当以“仁”为基础，“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
爱的对象不限于有亲缘关系的人，还包括非亲非故的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的方式是要富有同情心、推己及人、助人为善，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从仁爱出发，统治者应当实施仁政、节用裕民、施惠于民，做到“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虞”；商人应当散财种德、多做善事，坚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准则。
理想社会应当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大同社会。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其仁爱思想对后世慈善事业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道家的为善思想。
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之源，天道虽然无常却可赏罚应时，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即“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
善恶报应不仅对自身有效，而且还会影响子孙后代。
如果祖宗有过失，子孙也要承负责任；如果子孙行大善、积大德，就可免除祖先余殃。
因此，世人应当趋善避恶、一心为善、笃行善事，具体方式有很多：“积德累功，慈心于物”，“矜孤恤寡，敬老怀幼”，“乐以养人，周穷救急”，“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等。
佛家的慈悲思想。
佛家认为，善恶存在业报轮回，“今生修善德，来世升入天界；今生造恶行，来世堕入地狱”。
如果想要摆脱轮回、出离三界、修成圣佛，必须怀有慈悲精神。
“慈”是指以慈爱之心给人以幸福，“悲”则指以怜悯之心拔除人的痛苦。
为了体现慈悲精神，佛教信徒一方面要注重“利行”，积极参与赈济、养老、育婴、医疗等慈善活动，做到“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另一方面要注重“爱语”，劝谕世人发慈悲之愿、生救世之心，广行善举、多积功德，做到“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墨家的兼爱思想。
墨家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社会动乱起因在于人们不相爱，如果人们能兼相爱，就可以实现太平盛世。
兼爱是指人与人应当爱人如己、互帮互助，而不能只顾自己、损人利己。
具体做法是每个人发挥所长、竭尽所能，从体力、财力、智力各方面去帮助别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
兼爱应当不分等级、不分亲疏、不分远近，做到“远施周遍”；兼爱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回报或者博得好的名声，“爱人，非为誉也”。
墨家这些兼爱天下、乐于助人、大爱无私的慈善思想，与现代慈善理念存在不少契合之处。
第二，以“救国”为目标的近现代慈善文化。
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被赋予民族复兴的使命。
慈善没有国界，慈善是人类共同的美德；慈善不仅仅是传统的救穷，慈善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发展。
慈善机构的建立、慈善宣传的增强，结合中国实际的全新慈善模式的探索和成功，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使贫民百姓真正摆脱了饥饿、疾病、流离失所和死亡，实现了鳏寡孤独残疾皆有所养。
第三，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中国的慈善文化。
新中国提倡新的社会风尚，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进步的新的社会风尚，全社会提倡邻里融洽、父慈子孝、尊老爱幼。
慈善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紧密联系，强调劳动光荣，全体社会成员树立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一切的新理念。
只主张做慈善的“佛教”，是真正的佛教吗
佛教的根本主张，是离苦得乐。
做慈善，是佛法中的世间法，当然也在佛法之内，但还没有达到佛陀的本愿，即教导众生认识到人生之苦，从而通过一定的方法，达到离苦得乐的目的。
佛教徒应当怎样做慈善
传喜法师：佛教徒应当怎样做慈善
佛教的布施体现了佛陀的慈悲精神，体现了佛教不共的特色：佛教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断烦恼、了生死。
皈依三宝之后，福慧圆满的佛宝是我们做人的目标;法宝，是我们依循践行、积累资粮终至圆满的方法;僧宝，住持三宝，引领我们正确地学习佛法。
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的居士，都以三宝为皈依境，其所谓的修行之路，就是积累福慧二资粮的过程。
佛教以财布施为方便行与众生结缘，最终目的是施众生以无畏佛教中有小乘、大乘、金刚乘三乘：小乘道追求出离三界，自我解脱。
小乘道的实践，让人们知道生命是可以解脱的;进而更加坚定地行菩萨道，充满信心地帮助其他众生得解脱，所以大乘是小乘的升华，小乘是大乘的基础，自利才能利他。
作为菩萨行仪，在摄受众生利他行当中，以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法来摄受众生，其中布施就包括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
虽然财布施，能帮助众生解决物质上的拮据，予众生以暂时的安乐;但众生内心的烦恼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待因缘具足了，再告诉他们佛法的智慧，进行法布施;众生依法修持，最终解决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境，达到生命的圆满，远离怖畏，跳出三界，这就是无畏布施。
所以财布施只是与众生结缘的一种方便，其究竟目的还是为了施众生以无畏，帮助有缘众生超越生死，解脱轮回。
虽然现在有法师专门做财布施，也有法师专门做法布施或无畏布施，但我们整个佛教界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僧团。
因为在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文化是多元的，甚至种族、信仰也是多元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如果附加上自己的教条，很有可能会遭到排斥。
所以在做慈善、做财布施的时候，既给予他物质上的帮助，又尊重他的信仰，不侵犯他的文化，这就是佛门的慈悲：帮助别人又不打扰别人，让别人切身感受到“佛教真的很好”。
佛教的这种尊重、这种慈悲之怀，打破了宗教狭隘的观念，实际上这也是宗教，是大宗教。
是以，如果有佛教团体着重行财布施，去做慈善，为需要者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也是合理的。
但是佛弟子在做财布施的过程中，不能丧失自己佛弟子的身份，要更加勇猛精进地修行，甚至要修得法无畏，自己离怖畏了，才能更勇猛地行菩萨道。
佛教徒该以什么形式来做慈善?佛教有三种境界的布施：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
财布施是在物质、肉体层面的的布施;法布施更偏重于精神、智慧的层面;帮助治愈众生身体和精神的疾病，放生救命，救众生于涂炭的恐惧，都是无畏布施。
佛教徒做财布施，更有公信力现在有些地方只需非常简便的手续，就能设立一个慈善机构，虽然世界上做财布施的慈善团体数量不少，但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普通的社会大众很难识别这些慈善机构的公信度。
在佛教中，一个人能够做法布施和无畏布施，证明他的佛教修养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如果这时候他来做财布施，因为他懂因果，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信任，相信他会善加利用所有善款。
僧团做慈善，其本身就有一种公信力，能够做得更大、更有规模。
台湾的慈济为什么能在全世界都这么有名?就是因为其创办人证严法师，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出家人，慈济又是由整个僧团共同经营，坚持不懈将近50年的时间，让慈济有了公信度，更容易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
佛教徒应当更加注重法布施和无畏布施我们沉沦三界，为贪嗔痴所恼，每个人自身的烦恼都足以打倒我们。
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可能是精神的贫乏者，也可能是人生方向的迷失者。
怎样才能不被负能量所控制，把生命释放在一个祥和阳光的生命状态?这就需要法布施和无畏布施。
再来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除了由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危机之外，人自身的精神状态、人生的迷失是更大更普遍的一个危机。
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佛教法布施和无畏布施的范围更加广阔，服务的人群更加广泛，能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危机。
所以，佛教不共的法布施和无畏布施，是社会上很多慈善团体有钱也做不了的，是慈善的“蓝海”区域，空间广阔，非常重要，却少有人能做。
有条件的话，佛教徒应当更加注重法布施和无畏布施，因为这是由佛教的能力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功能，这是其他的宗教或者慈善团体无法涉及的。
佛教徒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做慈善?儒家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但儒家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儒家提倡人发自本能的善，如恻隐之心是人所本具的，由本具的恻隐之心，而引发的善是一种天良的流露。
如果经过后天的比较，觉得“做好事可以赢得大家的尊重”、“做好事能给我带来社会财富”，以这样的心态对比之后再去行善，就是一种后天的善，很有可能是伪善。
发自本能的善与经对比而产生的善，两者相较，肯定是本能的善更具正能量。
我们把本能的善称为“感性的善”，把后天对比产生的善称为“理性的善”，这两种善社会都需要。
“感性的善”是人为善的最初本能，以“感性的善”为动机，保护这种善意的本能，然后延续它，使它变成理性的，变成一种为善的坚持，进而把为善制度化，使其成为有规划、有组织、有计划、可实践的“理性的善”，这样才能在更大范围造福社会。
当我们实施“理性的善”时，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做?我当时的动机是什么?这即是佛教所讲的“不忘初心”。
所以“理性的善”要不断地用“感性的善”来修复，让“理性的善”能回归到为善的初心。
“感性的善”要通过“理性的善”去实践，形成规模化、组织化，进而利益社会、造福社会。
佛教徒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佛教修养、智慧，乃至佛教全然利他的慈悲情怀，会感动受施者和所有的参与者。
慈济并没有以佛教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但是，前几天印尼地震，造成几百人伤亡，慈济第一时间为灾民送来大米、饮料等生活必需品。
当这件事被新闻报道出来的时候，所有看到新闻的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被这个行为所感动，无形当中就已经彰显了佛教的特质。
——摘自2016年12月14日新加坡《佛友资讯》杂志专访
想让佛教给更多人知道，是做公益慈善重要，还是自己修行重要
做好自己该做的，随缘做公益慈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