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剧的有关知识
山西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因兴起于晋中汾阳、孝义、祁县、太谷及太原一带，所以又称为“中路梆子”或“中路戏”。
它和蒲州梆子、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合称“山西四大梆子”。
流传外地后，被称为“山西梆子”，建国后改今称。
晋剧在形成初期，仅流行于晋中盆地十县和西部八县以及东四处(平定、昔阳、孟县、寿阳)，主要观众是农民。
后以太原为中心，逐步扩大到晋北、晋南与晋东南个别县份。
随着晋中商人赴外经商，晋剧的活动范围又逐步扩大到张家口、北京、天津以及陕北、甘肃的部分地区。
清末民初，中路梆子的班社还曾到上海演出。
在张家口和冀西井陉一带，它己成为当地主要剧种，设有许多职业剧团，一些晋剧著名艺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为当地培养出许多演员。
S} 关于晋剧的渊源，老艺人中传说不一。
一说是蒲州梆子向北发展，为了适应晋中地区观众的欣赏要求，逐渐形成中路梆子。
一说晋剧与北路梆于原是同一个剧种，后在晋中地区逐渐地方化，才从北路梆子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剧种。
还有一说认为它是在晋中祁太秧歌等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蒲剧、北路梆子等的艺术营养而形成。
以上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从晋中地区早期组班要约蒲州艺人，设科班教戏要请蒲州艺人当教师，以及学戏语音要以“蒲白”(晋南地方官话)为准等事实来看，一般认为中路梆子是由蒲州梆子演变而来。
在演变过程中，艺人们吸收、融化了祁太秧歌和汾孝干板秧歌的腔调和打击乐器等，在语音、唱腔、表演上均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自己高亢激越而又清新委婉的风格。
早在晋剧形成之前，晋中一带，就有关于“并州腔”、“三例腔”的记载。
到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中路梆子已非常盛行。
清咸丰、同治(1851-1874)以后，晋中票号兴旺，商业发达，中路梆子的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先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班社和演员。
不少爱好戏曲的豪商巨贾，出资邀请著名艺人组成实力雄厚的“字号班”。
一些文人也参加了戏曲活动，如太原北后街“字号班”。
一个研究晋剧的艺术团体。
民间“闹票”、“打座场”等演唱活动更为频繁。
晋中平原及东西山，民间迎神赛会很多，如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庙会、四月初八奶奶庙会、五月十三日关帝庙会等。
这些庙会正日都要唱戏敬神。
此外，正月天地会要唱“人口戏”，粮行要唱“添仓戏”；四月和七月龙王庙要唱“雨戏”，民间祈雨时要唱“安神戏”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侵占太原及晋中各县，中路梆子受到严重摧残，班社纷纷解散，艺人四处逃亡。
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绥边区，于1939年后，曾先后成立了七月、人民、吕梁三大剧社，在战争环境中，还能培养出大批晋剧人才，编演了不少新戏。
这期间，除移植上演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外，还编演了以岳飞被害为题材的古装戏《千古恨》和表现边区劳模事迹的现代戏《新屯堡》等。
建国后，山西、内蒙、河北等地，先后建立起许多晋剧演出团体，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传统和现代戏，并培养出大批中、青年演员。
e 晋剧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风格。
过去晋剧纯由男演员演唱，一般定F调；后逐步发展到以演员为主，改定G调。
除“二音子”用假音演唱外，乱弹分七种板式：平板(亦称：“四股眼”)4 \\\/4为拍；夹板为2 \\\/4拍；二性为 1\\\/4拍；流水为1 \\\/4拍；另外还有介板、倒板、滚白等。
每种板式还有许多变化。
如流水板中即有大流水、小流水、紧流水、慢流水、二流水等。
此外还有三花腔、五花腔、走马腔、三倒腔、倒板腔等许多花腔。
晋剧十分注意运用二人以上的对唱、轮唱手段发挥其唱腔的艺术特色。
如《忠报国》，通过大花脸、须生正旦的轮唱，追述以往故事，交流当前感情。
轮唱中多用适于叙事的二性板，旋律舒展。
《走雪山》中是以老生与青衣的对唱，来表现曹府遭祸后，老家人保姑娘仓皇逃难的故事。
先以介板对唱，表现主仆脱离虎口时的狼狈状态；继以二性轮唱，追叙受迫害的经过，男声方落，女声又起，交替歌唱，别有韵味。
在晋剧中也有大段独唱。
这种独唱，一般用慢垛板；如《空城计》、《见皇姑》、《打金枝》中的孔明、秦香莲和沈后的单独唱段，无锣鼓之响，有丝弦之音，行腔运调有如甘露细雨，点点入地。
在晋剧唱腔中，还有用平板、夹板、二性、流水等组成的套唱腔。
一般用于追叙、忏悔、思考问题等。
滚白是用以表现泣不成声，极度悲哀的情绪。
从过门到唱腔，都有极大的感染力。
如《芦花》中闵德仁的两闪滚白，往往是演员挥泪而歌，观众弹泪而听。
过去晋剧文武场编制为九人，称“九手场面”，即鼓板(指挥)、铙钹、马锣、小锣、梆子、吸胡、三弦、二弦、四弦。
有时伴奏中需用铰子，由弹四弦者代操；需要唢呐伴奏时，则由弹三弦、拉二弦者代吹。
文场乐器，呼胡是中音乐器，亦名“葫芦子”。
椰壳，比板胡壳大，状如鸡心，口面直径约12-13厘米，粘以桐木板。
主档以硬木质制作，长70厘米。
安有腰码，固定在档之中部。
下码置于桐木面上端六分之五处。
马尾竹弓，音质柔和，酷似男中音声腔。
呼胡拉主旋律，二弦、三弦、四弦配合伴奏。
艺人说：“呼胡、三弦是肌肉，二弦是骨头，四弦是筋。
”又说：“呼胡立杆子，二弦加塞子，三弦补窟子，四弦掌尺子、定调子。
”打击乐器中的马锣，既重且大，直径55厘米，厚约1厘米，声音不散不躁，现多用“六”字马锣，与弦乐“sl”音相全，故有用马锣定音的传统习惯。
晋剧弦乐牌曲很多。
表现愉快情绪的有〔绣荷包〕等。
表现苦恼的有〔太阳神针〕等，紧张用〔紧杀鸡〕，舒缓用〔大寄生〕。
这些曲牌可单独使用，也可联辍使用。
如《打金枝》中的《闹宫》与《春秋配》中的《拣柴》的音乐，就是用若干曲牌组成的联奏曲。
唢呐曲牌也很多，如“坐帐”用的〔开门鼓〕、〔慢拜场〕等，能渲染元帅升帐时隆重庄严的气氛。
《战宛城》中用的〔对舞〕，有千军万马奔腾攻战的气势。
打击乐的锣鼓点，约有四、五十种。
如〔硬三锤〕、〔五锤子〕、〔三翻鹞〕、〔小战〕、〔战煞〕、〔海沙〕、〔披头〕、〔帽子头〕、〔回头〕等。
使用时，可根据剧情发展需要来选择。
如〔闷场〕(俗称揉肚子)，可配合人物捶胸、顿足、立坐不安的动作与呼喊节奏。
《斩黄袍》中高怀德上场，《回荆州》中赵云上场，《长板坡》中张飞斥责赵云之后，都是用这种鼓点来衬托人物烦躁和焦急情绪。
中路梆子有时在四股眼、夹板、二性唱腔之前，使用〔七锤子〕与弦乐接，必要时带〔撩子〕配合剧中人耍马鞭、或“接门”的动作。
《坐楼杀惜》中宋江杀死阎婆惜，从她身上搜索梁山书信时，用〔小战〕伴奏，有力地渲染了其战战兢兢，极度紧张的状态。
Rh{auO 晋剧中，分传统的生、旦、花脸三大行为红、黑、生、旦、丑五行。
清末民初，晋剧中已形成五大行，十五小行。
五大行指的是：红(胡子生)、黑(花脸)、生、旦、丑。
十五小行指的是：正红、老生(正红、大黑兼)、大黑、二黑、小生、武生、娃娃生、正旦(青衣)、小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文丑、武丑。
中、北路梆子清代时大致与蒲州梆子的脚色行当相同，后逐渐发展变化。
到清末民初，中、北路梆子已形成五大行、十五小行。
五大行：红(胡子生)、黑(花脸)、生、旦、丑。
十五小行：正红、老生(正红、大黑兼)、大黑、二黑、小生、武生、娃娃生、正旦(青衣)、小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文丑、武丑。
晋剧的脚色行当，根据演员的技艺高低及在群众中的影响程度，分为头套(亦称头路、头牌)、二套(二路、二牌)、零碎三类。
头套演剧中主要人物，二套演次等人物，零碎应杂。
《蝴蝶杯》为便，田云山为头套胡子生应工，胡晏为二套应工，零碎则扮演家院田明。
晋剧的脚色行当中，生行中的胡子生为最主要的行当，一般戏班以其为挑班演员，故称之为挑大梁的，在戏班中所挣“戏份子”(即工资)最高。
胡子生可分为黑胡子生、老生、红生，多扮演中老年的正派人物。
戴三绺(关羽则为五绺)髯口为其主要标志。
一般群众和演员在习惯上都称胡子生演员为唱红的。
四大梆子中的胡子生演员以“红”为艺名的尤多。
胡子生中戴黑髯(一般为黑三绺)称黑胡生，居胡子生之首，多扮演帝王将相、官吏员外等有地位的中年男子，须生演员必须具备过硬的唱念功夫和扎实的腰退功、武功；另外还须掌握梢于功、髯口功、帽翅功、幅子功、靴子功、鞭子功等高难度技巧。
唱功戏、做功戏、功架戏均要能拿得起。
能唱不能做或能做不能唱，称不上好把式，只能算片(撇)子演员，不够挑班资格。
在唱念上讲究吐字清楚、喷口有力、缓疾有致，以本嗓为兼用假音(背弓音)，具有高亢激昂之特色。
身段、功架则讲究仪表庄重、英武刚健。
因因子生演员表演难度大，扛戏分量重，故四大梆子的胡子生历来均由男演员担任，已成传统。
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晋剧中涌现出以丁果仙为代表的一批胡子生女演员，称之为坤角。
她门以嗓音明亮清脆、扮相俊美大方、做戏逼真细腻见长，赢得广大观众欢迎，迅速取代了男角胡子生在晋剧中的头牌地位。
但是，由于女胡子生演员生理条件所限，一些身段、功架、武功较重的戏难以胜任，致使一些剧目逐渐从舞台上消失，如《出棠邑》、《观阵》、《上天台》、《五雷阵》等。
胡子生行当中还有老生。
红生之分。
老生，扮演老年长者，挂白三缮或苍三绺，表演以倡做为主，苍老、凝重、朴实是其主要特色。
红生戴黑三绺，勾红脸，扮演勇武忠直的人物。
小生：分文生、武生、娃娃生。
文生有纱帽生、翎子生、巾子生、穷生等。
主要扮演青年男子。
纱帽生，戴纱帽，穿蟒袍或官衣，扮演有功名的人物，表演上要求仪态端庄洒脱。
翎子生以头插锥尾为主要标志，多扮演武将和文武双全的人物。
一般由文武小生扮演，。
要翎子为这类脚色绝活。
巾子生，戴巾于，穿褶子，持折扇(故又称扇子生)，主要演风流儒雅的公子，表演上要求风流潇洒、儒雅俊秀。
穷生，穿素道袍或富贵衣扮演落魄书生一类人物。
要求表演出人物穷困潦倒及贫而有志的神情形态，娃娃生，扮演少年儿童，戏的分量不重，多由童伶、学员扮演。
武生：分短打、长靠两种。
扮演擅长武艺的青壮年男子。
短打武生，戴罗帽，穿箭衣、侉衣、豹衣，表演上以武打、翻跌为主，武生扎大靠，着厚底靴，表演上以开打、功架为主。
旦行：主要有正量(包括闺门旦)、小数点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
正旦，又称大旦、青衣，多饰演已婚、正派的中年妇女。
以唱做为主，宁静端庄、晓理贤慧为其主要特色，另外有一些唱功戏中的未婚女子(所谓“闺门旦”)。
也由正旦应工，正旦常与胡子生配戏，戏的分量一般都较重。
小旦，多扮演青少年女子，有小旦、花旦之分，二者的区别在于人物的性格及表演特点。
小旦多扮演正派纯真的青年女子，表演以唱做为主。
以活泼伶俐、天真烂漫、举动敏捷见长。
花旦则以做功和念白为主，多扮演放浪泼辣或妖艳俏丽的青年女子，以泼辣刁狠为主要特点。
正旦、小旦为梆子戏中的主要行当，故有“一窝旦(正旦和小旦)吃饱饭”，“一旦挑八角”之说。
老旦，扮演老年妇女，彩旦，也称丑旦、丑婆子，扮演滑稽或刁奸的妇女，武旦，扮演勇武的女性人物，一般为小打扮，不穿蟒靠，重武打。
一般班社由刀马旦兼任。
刀马旦、多扮演擅长武艺的青壮年妇女。
身扎大靠，头戴七星额子，插翎子，唱做打和舞蹈并重。
这类脚色大都由功底扎实的小旦演员扮演，故亦称为刀马小旦。
花脸行：也称净、黑头。
分大花脸、二花脸。
多扮演相貌、性格、品质特异的人物，均以面部勾脸(即在面部勾画各种颜色的脸谱)为主要标志。
大花脸，偏重唱、念、做、举止稳重，主要扮演身份地位较高的人物，如包拯、曹操、徐彦昭等。
大花脸有花脸、白脸、黑脸、红脸、净脸之分，由人物的性格、品质及行为所定。
如包拯黑脸，以示其秉公执法、铁面无私；曹操、潘仕美由因其奸诈、残忍，勾白胸；关羽勾戏脸，以表示其忠心不二的品质和英武刚强的性格。
过去，有“花脸不挑班”之说，但也有个别艺术成就高的演员仍可以挑班，如晋剧花脸学员乔国瑞(狮子黑)即曾挑班多年。
过去，梆子戏有代脚制(也称代行制)，这是由于旧班社中演职人员不足所致。
彩旦通常由丑行代，个别小旦演员也代之，如晋剧演员冀美莲演《拾玉镯》的刘媒婆、《风筝误》的丑姑娘，深得广大观众赞誉。
建国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及观众的要求，剧团编制逐渐扩大，演职人员大大增加，戏校和训练班也注意培养老旦演员，除少数剧团外，多数均有专人扮演。
但彩旦、娃娃生的代脚制仍延用至今。
晋剧，即中路梆子，是山西省的代表性剧种，为山西省的四大梆子之一。
由于它的活动地区在山西中部，尤其是在太原附近、晋中一带，而且这一剧种历来受到山西中部广大群众的欢迎、喜爱，因称中路梆子。
中路梆子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风格。
中路梆子渊源于蒲州梆子，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盛行。
它吸收了蒲剧的许多特点，又经过许多艺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可以说，它是在蒲剧基础上大胆突破和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梆子戏。
近百年来，中路梆子的一些前辈、老艺人对这一剧种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孟珍卿（艺名“三儿生”）、张景云（艺名“十三红”）、高文翰（艺名“说书红”）、乔国瑞（艺名“狮子黑”）、田桂子、毛毛旦、油樵旦等，在唱腔和做派上，不断创新，不断改进，路子越走越宽，戏越演越精。
尤其是著名晋剧演员丁果仙登台后，由于她的艰苦的戏曲舞台实践，在唱腔、道白、做派等方面，都有新的改进，对今日晋剧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中路梆子最早主要活动在太原周围，很容易吸收兄弟剧种的长处，融会贯通。
因此，这一剧种演出范围也随之逐步扩大。
抗日战争以前，已经扩展到河北西部、陕西北部、内蒙地区。
在以上地区，相继建立了固定的中路梆子剧团，演唱晋剧。
抗日战争中，许多中路梆子艺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在晋察冀、晋绥、太行等革命根据地演出。
他们不仅演传统戏，而且还演现代戏、新编剧目。
在前方和根据地公演，受到人民的赞扬，对鼓舞人民的士气，起到一定的作用。
晋绥七月剧社（中路梆子）曾随军到西安、成都、甘肃天水等地进行过较长时期的演出活动。
解放以后，中路梆子剧团逐渐增多，尤其在晋中、吕梁、太原地区，差不多县县有专业剧团，许多村镇有业余剧团。
著名剧目《打金技》已拍成电影。
山西省晋剧院是山西省晋剧主要演出团体。
成立于一九五九年二月。
这个剧团演出历史较久，多年来，培养了不少青年演员，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许多优秀演员荟萃于此，受到了山西省晋剧到好者的拥戴。
山西省晋剧院设在太原，现有演职人员二百八十七人。
这个剧院，在历史上曾经汇集了山西省内晋剧的老艺人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梁巧云、冀美莲等人。
这些老艺人，经过舞台生活的千雕百凿，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表演风格、唱腔，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印象和很高的威信。
现在，这个剧院的著名演员有王爱爱、田桂兰、冀平、马玉楼、刘汉银、郭凤英、王宝钗等。
山西省晋剧院的代表剧目有传统戏《打金枝》、《含嫣》、《小宴》、《杀宫》、《算粮》等。
中路梆子溯源及发展概况 晋剧，原名中路梆子，它是在蒲州梆子孕育下产生的一个剧种，起初主要活动在山西省中部地区，即清代的太原府、汾州府及平定州所辖的各县。
后来，由于发展迅猛，流传地区逐步扩展，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直至成为今天山西省戏剧的代表剧种——晋剧。
起源探讨 关于中路梆子的起源，曾经是晋剧史研究工作者多年争论的一个问题。
从我掌握的资料考证，中路梆子的起源应在清代咸丰年间为妥。
因为在此之前，从大量舞台题所揭示的山西中部城乡戏剧演出中，主要为蒲州梆子、京都花腔班（今北京剧）和江南丝竹班（南昆曲）三种，根本未见有关“中路梆子”的记述痕迹。
只是到了道光初年，被当时称作山西梆子的蒲州梆子再度复兴，所谓：“道光皇帝登龙廷，山西梆子又时兴”时期，蒲梆北上，来到了晋中、太原一带演出，不仅轰动了太原，而且也震撼了北京，这也正迎合了中路地区崛起的一批富商大贾们的娱乐要求，于是他们就以承包形式，邀请蒲梆班社在中路演出，这就是中路富商承办戏班的开始，但剧种仍为蒲剧。
其代表班有平遥县的万和班、小平遥班，及介休县的吉庆班等。
到了咸丰初年，蒲梆开始冷落下来，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义军一部于咸丰三年八月到达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其矛头直指清王朝的首都北京。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蒲剧在内的外地剧种，很少再来中路地区演出了，致使中路地区出现了一个戏剧活动相对空缺的时期，这对酷爱着戏的中路群众，尤其是富商们来说倍感失望，于是少数人便开始邀请赋闲文人、票友以及秧歌、皮影艺人等，组织研讨班子，拟创立自己的剧种。
到了咸丰中后期，经过众多班子的努力研讨，终于在继承蒲梆音韵和锣鼓经点的基础上，结合中路秧歌等的唱腔特点，初步形成了中路梆子的雏形班社，并开始试点演出。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榆次黑店班和祁县三庆班，参加艺人，除了滞留的蒲梆艺人、秧歌及皮影艺人外，还有吹鼓手、店员、矿工、票友等。
到了同治初年，山西社会秩序好转。
新型中路梆子的出现，也受到了更多富商财主们的亲睐。
于是以祁县城城金财主为代表的太谷、榆次平遥、孝义、介休等地的财主们，先后成立了上、下聚梨园班、四喜班、四兴班、四庆班等班社，他们在演出实践中，互相学习，不断改进，使唱腔及文武场面日趋完善；又学习外地剧种管理班社的经验，使戏班逐步走向了正规化。
戏班人员，除文武场保留中路籍艺人外，其他演员大都以高薪从蒲州聘来，所以民间有：“祁太镏子，蒲州丸子”的谚语。
其次，大商家还修建戏房院，购置苏杭刺绣行头，增添运输车辆，制定演出计划。
如戏班自负运输，每个台口大都演出三天，每天上、下午，晚三开戏，戏班自办伙食。
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垛箱歇班，艺人放假，次年正月再来组班。
班主宏观领导，具体事物由承事人、掌班人负责。
戏班不属商业性质，盈亏全由班主自负。
只是每到一处，将木制的、标有某某县某某财主所承戏班名称的虎牌立在前台，以示夸耀，还要在后台粉壁墙上题笔留名。
这些舞台题笔内容广泛，成了我们今天研究晋剧发展史的金石之证。
随着中路梆子的日益定型，引起了中小财主和中等商人的承班兴趣。
他们也从蒲州请来艺人或招来儿童，成立科班。
至同治末年，中路梆子班社已在山西中路、以至北路少数州县初具规模。
比较出名的新承戏班有：介休的和盛班、徐沟的五义园、太谷的四盛和班、祁县的双庆园、太原的郝店班、汾州府的义庆班等。
出名演员有一千红、八百黑、王彩云、云遮月、天明亮、棒杵红，以及鼓师杨青、宋兴儿，琴师彭根只等。
经常上演的剧目有：《和氏璧》、《棋盘街》、《春秋配》、《普救诗》、《御果园》、《渔家乐》、《赵家楼》、《炮烙柱》、《锋箭头》、《吉庆图》、《落马湖》、《北天门》、《抚琴》、《偷鸡》、《扫雪》、及昆曲戏《草坡》、《赐副》、《庆顶珠》等。
由于艺人的精湛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晋中仍有“四喜班，是好戏，秃红、吐丑、盖陕西。
人参娃娃、大嘴丑，后边跟的一杆旗……”等戏谚流传。
不过，此时的中路梆子，在山西戏苑中仍是一枝新秀，而以金和班为首的蒲州梆子、三庆班为首的京都花腔班、鸣福班为首的江南昆曲班等，仍活跃在中路地区，形成了多剧并存、争芬斗妍的时代。
可惜上述局面维持不久，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发生了。
光绪元到四年，山西与邻省陆续遭受特大旱虫等自然灾害，在此情况下，多数戏班停演，艺人失散或丧身，就连曾解囊资助的富商大贾也改变了初衷。
到光绪六七年后，中路梆子才开始恢复，起班社有原来长年包份制的娱乐性团体，变为以名老艺人承班、或以财主领衔承班的商业性经营组织。
此时，搭班艺人严重短缺，不得不就近收留中路籍贫苦儿童加入科班培养使用，他们经教学3-5月，便强行登台，俗称“犟出窝”。
有的靠打骂体罚逼迫学戏，当时比较出名的科班有榆次流村的而保和班、清源杜村的喜梨园、孟封村的小梨园等。
其中二保和班，培养的演员最多，几乎遍及中路各地。
辉煌时期 光绪十年后，中路梆子再次兴起，出现了中路艺人演中路戏的新气象，使旧日那种蒲梆艺人演中路戏的局面开始改变。
从光绪十五年后到清末中路梆子进入一个辉煌时期。
此时，中路各地的富商、财主、职员等，再次支持中路梆子的发展，他们有的自己承班，有的做艺人承班的后台，使戏剧班社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每个府、州、县在同一年里，承办班社不下两三个，最多的为太谷、平遥两县，常年班子不下5个。
演出活动有庙会戏、集市戏、踩台戏、开光戏、商行戏、开市戏、求神戏、还愿戏、祭祀戏、婚丧寿庆戏及官戏等。
一般村庄，每年也唱戏一台；大型集镇，每年多达5-10台，中路梆子已成为中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要剧种了，而且它也随中路商人远足张家口、包头、归化等地，与当地剧种竞献技。
中路梆子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关系，吸收民间艺术等成份的不同，在表演程式、演唱风格，前场经谱上形成了三大流派，即以太原府辖县的上路班；汾州府辖县的下路班；平定、辽州所辖县的东四处班而区分。
直到解放后上述三者的较小差异，合为一体。
这个时期，中路出名的班次有榆次的三保和班、会音班、太谷的坤梨园，祁县的荣升班、永盛园，平遥的同春园、祝丰园，介休的全福班、同盛园，汾州俯的春和园、如意班，孝义的长盛班、翠梨园，寿阳的小万顺园、三鸿班，盂县的福顺班、魁梨园，交城的仁义园，平定的四喜园等。
北路有忻州的兴盛班、峰县的小景翠园、大同府的万盛班、五台县的昌盛园、天城(镇)县的合义班等。
名艺人有三盏灯、二八黑、福盛生、玉石娃娃(刘玉富)、十里麻、核桃红、玻璃翠、玉昌红、金大丑、狗儿旦、玉印里、夜壶丑、没骨头、草上飞、六月鲜、五月鲜、黄芽韭、晒鞋旦、子都生，及文武场师傅任应只、杨甲成、孙三蛮、马锣三、赵毛蛮、杨七成等。
上演代表剧目有《北游宫》、《雁塔寺》、《葫芦峪》、《乾坤带》、《日月图》、《牧虎关》、《忠孝义》、《赞王宫》、《芦花河》、《黄河阵》、《光武兴》、《南阳关》、《豫让桥》、《乌玉带》、《朝金鼎》、《铁冠图》、《奚皇庄》、《表功》、《戏叔》、《八蜡庙》、《宁武关》、《玉虎坠》等。
广大观众公认的上三班好戏为太谷的坤梨园、锦梨园和祁县的荣升班。
坤梨园在班主三盏灯的带领下，演的很红，被冠以“字号班”的美名。
谚云：“三盏灯，进了城，买卖人，冒了魂……。
”“三盏灯进了村，长工放羊的歇了工。
前晌看了七星庙，后晌再看凳王宫。
”可见演况之盛。
中路梆子的辉煌，还有一个标志是，遍布城乡的票儿班、自乐班。
所谓票儿班，就是由商人、农民、私垫先生等自发建立的娱乐组织，参加者称票友，艺高的称“合文家”，大多是业余农闲聚集起来，自拉自唱，吸引不少观众。
这种组织起到了义务向群众宣传戏剧、加深群众热爱戏剧的桥梁作用。
所沥富乐班，是富豪人家利用歇班机会，将名艺人及文化名人请到家中一边演唱、娱乐，一边研讨修改剧本、曲调，或改进表演招式等。
这种活动也叫“走暗场”，待成熟之后，上台正式演出，这叫“走明场”。
这种由富人、知识分子和名老艺人组成的三结合自乐班，是中路梆子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
其中，成效卓著者有太原县(今晋源镇)的聚文会、太谷北恍村曹家班、祁县城渠家班等。
中路梆子走向极盛之后，这时江南丝竹班、京都花腔班等基本退出了中路舞台，只有蒲梆偶尔还来，已势头大减。
辛亥革命后，中路各县一度动荡不安，有钱有势者大都采取回避观望态度。
因此，中路梆子的承班人多改为前清衙门、镖局遗老等人充任。
同时中路籍艺人队伍也已成长壮大，蒲梆艺人中除定居者外，其余已不再来中路搭班了。
民国5—19年(1916—1930)，山西局势相对稳定，中路梆子又进入第二个辉煌时期。
特点是： (一)班社林立，流派扩大。
此时的中路梆子，不仅扎根雁北、占领口外，且在河北省西部、陕西省东北部，以及省内原平阳府、潞安府所辖的北部各县，也发展建立了班社，形成了横跨我国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北、绥远、察哈尔5个省区的大型剧种，从而被人们称为山西梆子。
仅就中路地区30个县来讲，这个阶段出现过的戏班就有120余个，其中寿阳最多，陆续承办过21个。
著名的上三班好戏为太谷县杨成斋的锦梨园、胡万义的万福园和徐沟县陈玉的自诚园等。
(二)、名伶荟萃，竞争激烈。
由于班社林立，互争高低。
民国14年后，徐沟自诚园班主陈玉，第一次从张家口调回大牛牛、二女只等坤角艺人，与本班男艺人同台共演，引起轰动，观者如潮。
接着是河北梆子武打艺人来晋搭班，他们的真刀真枪、实打实拚的武功戏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再是以太谷万福园为代表的一些班社，也不甘落后，二返蒲州，选聘新秀。
这样就使中路梆子形成了一个人才济济、实力强大、互相竞争的大好局面。
此时的名艺人，中路籍的有：盖天红、说书红、李子健(后唱了京戏)、十三红、小十二红、三儿生、天贵旦、毛毛旦、狮子黑、十七生、福义丑、彦
关于太原的诗词
1、其一：匆匆地读遍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心情有些。
前些时候舆论对该书及作端颇多，如今看过并粗略地研究了一下，觉得议论是理所当然的。
这书里写的，有历史上的匆匆过客，有漂泊一生的落魄文人，有空守着古老文化遗产的范钦的后代们，有淳朴善良但又愚昧无知地剥夺美的人。
深刻地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的侧面，令人为之汗颜。
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对于“废墟文化”的描写。
余先生似乎对此情有独钟。
他好多次都写到了坟，并在叙述中多次插入对坟的描写。
无论什么坟，都标志着一个人的死去，这个人的一生也许凄惨黯淡，也许风流千古为万人景仰，抑或是背负沉重的情愁在这个世上走上这么一遭。
即使没有名垂千古，至少也该有“一堆黄土掩风流”吧。
或许他认为死亡比活着更美好些吧。
有些东西留有回忆就够了，至少蝴蝶来过这世界。
他说：“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
老了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
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
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没有周遭的闲言碎语，走向比现实更高的殿堂，继续新的轮回。
而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默默地在前人的墓碑前伫立上几分钟，感叹沧海桑田的变迁，悟一会儿人生之真谛，因为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历史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过去才能上升为寓言。
生死间的事，没有人说得清。
我唯一知道生的途径是可以改变的。
死可以逆转吗
若有一智者活过百旬，他会做什么
若一个庸人活过百旬，他又会做些什么来
至于一个恶人就更不用说了。
推而广之，人口必会猛增，地球要超载了
若这个世界上，人口不增也不减，就太缺乏趣味了，没有推陈出新的人，这个地球岂不停止转动了。
我想那些坟应该有其特殊含义。
尤其在坟前一种静穆的气氛追忆或沉痛
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萦绕在心头。
古人的坟，秦王陵闻名世界，曹操的七十二疑冢也不失为风流，多少也给旅游业带来不少收益。
而那些把古代妇女置于水深火热的贞节牌坊，也不知走过它时应该叹息还是赞叹
“白云飘过来了，好像是碰了一下牌坊再飘走的。
晚霞升起来了，红得眼明，晚霞比牌坊低，牌坊比天还高，黑阴阴的，像要压下来。
闭一闭眼睛再看，天更暗了，牌坊的石柱变成长长的脚，有扁长的头，有狭狭的嘴。
一骨碌爬起身来，奔逃回家。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从某种程度上，那时人们的封建思想愚昧、守旧，却不知如今那些不知名的无名牌坊只落得被人践踏的地步，悲哀啊
好在那个时代已离我们远去。
尽管“生”不算很美，要考虑的事很多，挺辛苦的。
而那些像屈原、杜甫、曹雪芹、鲁迅的伟人们让他们的人生终结在那一刹那，净化了悲剧，同时给人以更深的思索，这样的离别或许更深刻吧。
关于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就让余先生继续写吧。
而我依然要愉快地体验我远远还没有体验完的人生。
其二：初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总是感叹于他那伸张有力的笔法和豪迈中略带凄苦的哲语。
是什么使得作者笔下的文章能够吞吐千年，博通古今而显得游刃有余?是一种阅历，一种修养。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处不见证着他那沧桑而深邃的足迹。
就是这种阅历和修养造就了《文化苦旅》的那种独具风格的艺术特色：对于读者来说，欣赏余秋雨的美文在很大程度上留给读者本身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和文化省思的自由空间；就其作品本身来讲，语言的诗化，叙事的故事化更给这部美文以强烈的美感。
下面就详细将讲这两方面的艺术特色：首先，文化省思，精神洗礼的社会功用是其主要的艺术特色。
在《文化苦旅》中涉及的内容可谓古往今来，不仅有莫高窟的玄秘与圣洁，还有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不仅有江南的秀美与娇艳，还有庙宇的悠远与深沉，在描述的字里行间，作者的那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见解很自然地融合到文章中去(这种文化见解包括了作者对历史现象的批评，赞扬等态度)。
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点，甚至接受了这种观点，从而引发了读者对文化的某种反思，在此同时读者的精神也得到了洗礼。
比如，《道士塔》这篇文章，作者并没有过多的批评那个“王道士”，而是将“敦煌失窃”的过错归咎于那些官僚们的身上，读者从这一点可以联想到当今社会，从而读者的精神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洗礼。
其次，语言的诗化，叙事的故事化也是其艺术特色之一。
余秋雨《文化苦旅》语言的诗化现象比其它作家的美文表现的更为突出，比如《江南小镇》这篇文章中的语言就显得那么的富有诗意，特别是文章中引用了一些楹联，例如“浅诸波光云影，小桥流水江村”等；还有在《洞庭一角》中多次引用古代诗句，更添加了文章的那种诗韵味儿。
另外在《庙宇》中作者详细叙述了“胖和尚”与“瘦和尚”一些对话；在《风雨天一阁》中也描述了天一阁遭浩劫的一段细节等，这些故事化了的叙事成了《文化苦旅》的一大特色。
《文化苦旅》凭借作者对山水的诗化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故事化叙事，来寻求一种对文化人生的省思和精神的洗礼，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
其三：手棒一本《文化苦旅》，随着作者的笔触在字里行间中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旅行结束，本应陶醉于祖国的壮丽山河、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然而我却无法使自己陶醉，心头莫名地涌出一种苦涩的感觉。
我一直对《文化苦旅》中的“苦”字百思不知其义，起初认为无非是指旅行的劳苦，现在才发觉这实在过于幼稚的理解。
其实，苦于身无所谓苦，苦于心才实为苦。
作者曾感慨：“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我以为，这乃是文人最大的财富。
苦涩过后总会留下一丝回味——对历史的感悟，对文化的理解，对人生的思索，全部融在这苦涩后的回味中了。
秋雨先生说：“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成的线，那么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
”是的，人生无非是漫长历史的一个缩影。
历史从古代走到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
历史的足迹却成了无数人一生的执著追求。
历史的魅力便在于它的足迹总是隐藏在山水之间，难于寻找。
所以没有博大的历史情怀，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人是永远不会找到这些无价之宝的。
无疑，余秋雨教授是“探宝”的胜利者，他的收获便是这本《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带领着我在历史长河中漫游。
我们面前出现曾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过的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一个个伟在大的人物出现了，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良知和高尚的人格，但他们中的多数还是逃脱不掉那悲剧性的结局。
我的心被打碎了
但这破碎的心却真的读懂了中国文化。
当莫高窟出土了大批极具研究价值的敦煌文物时，人们在为历史喝彩。
然而历史却上演了一幕极其荒诞的闹剧，让外国人大摇大摆地将一本本一箱箱的珍贵文物搬到了他们的博物馆里。
或许历史是要故意磨砺一下那些过于执著的历史学家们，让他们只能凭借外国博物馆提供的微缩胶卷来研究生长在中国的敦煌学。
啼笑皆非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反问历史，这种磨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
当然，这部历史更多地留给我的是对人生的思索。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到引发出人生沦桑感。
”这是作者的感叹，也是对读者的启示。
人的一生也是一段历史。
人生之路是弯弯曲曲；回头看一眼留下的足迹，自豪的同时难免感到一丝惆怅。
因为无论你拥有多么辉煌的成功，却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遗憾。
作者在山水之间跋涉是为了录求历史的足迹，文化的灵魂；我们在生活中跋涉则是为了录求人生的真谛。
读过《文化苦旅》，留下了苦涩后的回味；那么度过漫长人生后，我们又将留下什么呢
其四：书写，书写文化之苦旅。
描述，描述历史之盛衰。
――题记中国灿烂的文明正在被时光磨灭，不知在角落里边回味心酸史边唾骂历史罪人的人们是否真曾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
我一直以来欣赏懂史且敢于评论批判历史的学者，而也同时认为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余秋雨先生是无数学者中的豪杰，他的《文化苦旅》是万千部文史学散文著作中最为出色的上品。
本书是余秋雨先生第一本文化散文集。
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类文学评奖中夺得首奖。
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历史构成。
余秋雨先生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余秋雨先生以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他也曾在本书中像许多知青学者样深情感叹，但同样的感叹，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韵味也相差甚远。
正如他所说的一样“我也可以年轻”，他的人生是富有弹性的，他总是秉持着少年的激情，享受着老年的清闲度过他充实的中年时光，所以，余秋雨先生无论何时都是个混合体。
因此，他的文章，也永远夹杂着不同感觉的口气。
如他对中国文化日益沦陷丧失的悲伤感慨，就饱含了年轻人对不满的辱骂，中年人对世事的无奈和老年人沧桑的惋惜。
也许有些的观览完全无心，但撰成此书的灵感源头绝对是有意的。
很明显，他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尘封点。
在如今这个弘扬我国绚烂文明的蓬勃时代提出这样的悖论观点，自然更引人注意深思。
中国古老的文明曾在古代创造过盛世，人们为了保留住曾经繁华便将绚烂的文化代代相传，陆续建造了莫高窟，都江堰等大型建筑，就连普通的牌坊，藏书楼也印有文化的痕迹。
但人们的理想总是好的，而岁月却是逆人而行，变故也是层出不穷的，人们再想保存下来的东西到了一定的极限还是会被时间冲走，虽然也有些是出于人为，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历史的轮盘上的空白。
有些历史尘埃的东西是留不住的，不少学者在哀伤的挽回，总痛心的活在不属于他们的曾经，便永远无法活着走出来。
因此，“正视过往与当下”，便是我从此书中悟出的一个当前重要的课题，我也同时认为这是余秋雨先生的研究与警世主题。
因为，只有能真正认清历史风云的人才能在顺应历史车轮的基础上印出自己的车辙印。
抽一枝柳条，折一只桃枝。
品一杯清茶，看一本好书。
走进余秋雨，走进《文化苦旅》。
2、《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教授80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的作品 ，是余秋雨通过对国内外的文化进行考察和思考，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而撰写的系列散文集。
这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
[1]此书通过中国大陆的自然景物描写一代中国人心灵的纠结。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美学的书，深入浅出，用干净漂亮的白话文字，来描述中国深沉的文化，以及抒发自我的情感。
在《文化苦旅》中，作者游历中国各地，追寻古人足迹，体会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历程。
这些文章，是游记，也是中国文化史。
此书中有提到的景点有很多，每一个景点都带给作者不同的感触和震撼。
他触碰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见证自己国家一路走来深刻的历史痕迹。
其中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赞美山西或平遥古城的诗句，求求
历代咏平遥古城诗词咏周卿士将台 [明]任良弼 山城周室六军台，世远星移紫雾埋。
将垒四围无铁马，女墙半落有苍苔。
殿廊重建人安在
草木成林鸟复来。
从今谁主争雄地
明月清风任。
将台 [明]梁槚 薄伐遗踪今尚在，千秋感慨系人思。
不庭每动三边燧，大将谁兴六月师
异代如闻新剑（王佩），荒台却想旧旌旗。
圣朝莫道无张仲，辅国谟猷在此时。
将台怀古 [清]朱宗元 一望平台落日中，当年曾此驻元戎。
貔貅簇拥兵戈肃，鸟雀喧呼壁垒空。
断碣古台零夜雨，颓垣衰草到秋风。
肤功不与沧桑改，六月雄图歌未穷。
帝尧庙 [清]刘兴朴 古帝初封处，巍巍庙貌存。
花城千万载，允矣百王尊。
尧庙 [清]雷仁育 神尧功峻极，庙貌郁苍苍。
旷矣天无外，遐哉泽未忘。
依阶怀古淡，入殿想洪荒。
于穆陶唐境，城隅有凤翔。
市楼金井 [清]王绶 卤沉火举异难同，潜蓄金波养不穷。
官舍移阑思甄济，故墙无恙号韩公。
五行气正民生遂，百尺楼高物象雄。
愁向景阳陈琐事，仲宣宅在万山东。
凤鸟栖台 [清]王绶 城闉突兀凤栖台，节节何年傍此隈。
凡鸟从王协律至，飞龙偕子命官来。
苍凉彩翼孤云影，寂寞光仪宿草荄。
盛世颍川符上端，文章应不靳昭回。
凤凰台 [清]雷河清 凤鸟云仪处，岿然见古台。
苍茫侵碧落，突兀傍城隅。
羽忆当年集，桐传旧尹栽。
文明今有象，翘望九苞来。
贺兰仙桥 [清]王绶 杖作清风覆作云，侧欹桥畔水成文。
丹还大鼎仍游世，鹤唳中霄却溷群。
瀛海药蓝归绝峤，陶成花气醉微醺。
何时馈到胡麻饭，问我神仙骨几分。
书院弦歌 [清]陆豹雯 沨沨四境读书声，为政宜民教与耕。
黍稷环闾思雨润，范模比屋待陶成。
宵灯壁火同藜照，问字传经看负赢。
化际轩虞应致此，慎终如始在贤明。
书院弦歌 [清]冀步云 盛世崇文治，弦歌续古风。
三余勤诵读，午夜亟研穷。
继晷宵灯永，谈经俗虑空。
琴音流院宇，书韵彻西东。
地接汾河胜，师承卜岭宗。
幸参诸子列，学道有深衷。
河桥野望 [清]陆豹雯 山明水秀绝纤埃，四顾云天画作堆。
殿阁玲珑空翠接，凫鸥出没软沙开。
行人历历长虹外，短笛萧萧暮雨来。
珍重万行宫柳路，待成荫后好登台。
孔庙导游词
来了，给你游记文章，在最下。
【城内概况】 的交通脉络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
南大街为的中轴线，北起东、西大街衔接处，南到大东门（迎熏门），以古市楼贯穿南北，街道两旁，老字号与传统名店铺林立，是最为繁盛的传统商业街，清朝时期南大街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金融机构。
被誉为中国的“华尔滋街”。
西大街，西起下西门（凤仪门）、东和南大街北端相交，与东大街呈一条笔直贯通的主街。
著名的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诞生于古城西大街，被誉为“大清金融第一街”。
日升昌票号创建于四年(公元1824年)，遗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
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其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著称于世。
日升昌票号创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县相竞效仿。
东大街，东起下东门（亲翰门）、西和南大街北端相交，与西大街呈一条笔直贯通的主街。
北大街，北起北门（拱极门）、南通西大街中部。
八小街和七十二条蚰蜒巷，名称各有由来，有的得名于附近的建筑或醒目标志，例如衙门街、书院街、校场巷、贺兰桥巷、旗杆街、三眼井街、照壁南街、小察院巷等；有的得名于祠庙，例如文庙街、城隍庙街、罗汉庙街、火神庙街、关帝庙街、真武庙街、五道庙街等；有的得名于当地的大户，例如赵举人街、雷家院街、宋梦槐巷、阎家巷、冀家巷、郭家巷、范家街、邵家巷、马家巷等；古城东北角有一座相对封闭的城中之城，类似于古代城市中的坊，附近的四条街道也就被命名为东壁景堡、中壁景堡、西壁景堡和堡外街；还有一些街巷则已经无法探究名称来历了，例如仁义街、甜水巷、豆芽街 、葫芦肚巷等。
民居，为砖墙瓦顶的木结构四合院为主，布局严谨，左右对称，尊卑有序。
大家族则修建二进、三进院落甚至更大的院群，院落之间多用装饰华丽的垂花门分隔。
民居院内大多装饰精美，进门通常建有砖雕照壁，檐下梁枋有木雕雀替，柱础、门柱、石鼓多用石雕装饰。
民间有句俗语：“平遥古城十大怪”，其中一条是“。
”平遥民居之所以大多为单坡内落水，流传最广的说法称之为“”或“”，山西地处干旱，且风沙较大，将房屋建成单坡，能增加房屋临街外墙的高度，而临街又不开窗户，则能够有效地抵御风沙和提高安全系数。
而院内紧凑的布局则显示对外排斥，对内凝聚的民族性格。
城隍庙位于城东南的的城隍庙街，由城隍庙、财神庙、灶君庙三组建筑群构成。
城隍神是古代汉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只之一，大多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
城隍庙的宣传词“皇帝有难上天坛，县官有难到此来”不知出自于何处，但在历史上尤其是明代，城隍受封的官职确实高于县令，诏令各地必需要建城隍庙，与县衙署对称设置，“阴阳”，这是古代“人神共治”思想的明确反映。
清虚观位于东大街东段，创建于唐，鼎盛于元，现存主体建筑是明代遗物，为山西省重点文保单位。
【古城简介】 位于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四座古城之一，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
平遥旧称“古陶”，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零年）在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
以后景德、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在的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零三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
总周长6163米，墙高约12米，把面积约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风格迥异的世界。
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城。
这是一座古代与现代建筑各成一体、交相辉映、令人遐思不已的佳地。
汽车在黄土高原上奔驰，两边白杨树，像肩并肩，甩头报数的士兵，一个个迅疾向后离去，我们告别了平遥小城。
阳光依旧灿烂，柳丝依旧青青，灰黑城墙与暗红的灯笼，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
短暂的平遥之旅，心里沉甸甸的，我给好友发了条短信：在这块生你养你的土地上，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厚重。
走进平遥城，就像打开了一本厚重的历史书。
那是一本活生生的历史，保留得完好的历史风貌，青砖灰瓦，亭台楼阁，甚至是百姓人家，也都原貌原样地保持着远古风范，是活生生的历史教材。
据说为了这么好的保持这座古城，平遥人可算是用心良苦：住在平遥城里的百姓，不能动其一砖一瓦，即便你很有钱，你也不得翻盖房子，你要住新房子，就得搬到城外去住。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平遥人为此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可想而知。
这才有了这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名城。
置身于平遥，你无不感受到的是这里的文化底蕴的厚重。
从平遥城墙，街市格局，商贾铺号，到民居院落，佛寺庙宇，无不向你展示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平遥人的智慧与才能。
这里小到一个扶手的雕花，大到城门的布局，都有故事与内涵。
如“日升昌”票号的“日升昌“三个字，正读是日日昌盛兴隆，反读也是日日升。
而城门呈对角而开，而不是贯通直下，据说是：一来为了防止风沙的长驱直入，二是为了阻止敌寇进城的速度，另还有一层意思是：肥水不流外人家，可谓用心良苦。
像这样的的“用心良苦”，几乎随处可见。
在日升昌票号：从管理制度，到衣食住行，从第一张汇票的汇兑，密押的精巧设置，到库房的位置的摆布，再到用人制度中体现的相互监督与相互钳制的方法，无不体现出平遥人的精明与智慧。
没有人会想到密押会藏匿在诗句里，没有人会想到金库设在会客厅。
在平遥，听讲解员讲解景点，就像听一部情节生动，环环相扣的小说。
从进门第一个景物，到出门最后一个物件，故事完整，结局明了。
如日升昌票号,从伙计入门，到最终衰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有情节，有推理，构思缜密，引人入胜。
从日升昌的兴隆到衰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票号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史。
在双林寺，那些泥塑彩绘的菩萨，精巧的工艺，大胆的构思，会让你由衷感叹。
多少年过去了，那眼珠奕奕有神，那神态逼真自然。
那坐佛怡然自得的样子，会让你觉得更人性，更亲切。
在县府内，你可以看到牢狱中，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刑具：钉子马，钉子床，铁枷锁；你也可以看到，科举考试的全过程的流程图，去体验一下古代人，是怎样一步步，跳跃龙门，高中皇榜的。
同时还可看到古代人作弊手段的高超，那些小到可以藏匿到头发里的“小书”。
你可以亲眼看到皇上圈阅的状元郎的答卷，感受那工整的苍头小楷里，一气呵成的功力，与谨小慎微避开文字狱的机敏。
你才知道，范进如何在中年后，听说中举后，会一下子疯掉的缘故。
如果说，景点也占天时地利人和的话，平遥没有高山与名川，它不占天时；它地利位置也不显赫，甚至有点闭塞，它也不占地利。
它所占的，所拥有的，是人和。
是人的智慧与才能，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为从园林与盆景的故乡走来的人，有人问我，平遥的景色，与江南园林的异同。
我说，如果说江南园林，是纤秀的女子，那么平遥古城，就是一位伟丈夫。
如果说江南的园林，在于一个巧字上，那么平遥古城，就落在一个重字上。
还记得那天天色朦胧中，看到的第一眼的古城，那些次第展开的店辅，也记得挤窄了门道，挤瘦了的人群，古城是醒了。
可是，我依旧记得，自己几年前从周庄归来，写过一篇《周庄的悲哀》。
从平遥回来，我不写悲哀，我写的是厚重。
因为心里沉甸甸的。
沉甸甸的，也包括平遥人的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