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山西大同的诗句
悬空寺：蜃楼疑海上,鸟道没云中。
唐代贾岛：天地有五岳，恒岳居其北，岩峦叠万重，诡怪浩难测；北宋画家郭熙在比较五岳的山势特点时也说：泰山如坐，嵩山如卧，华山如立，衡山如飞，而常山如行。
登恒山 金·元好问 大茂维岳古帝孙，太朴未散真巧存 乾坤自有灵境在，奠位岂合他山尊 椒原旌旗白日跃，山界楼观苍烟屯 谁能借我两黄鹄，长袖一拂元都门 。
登恒山 汪承爵 云中天下脊，尤见此山尊。
八水皆南汇，群峰尽北蹲。
仙台临日迥，风窟护云屯。
剩有搜奇兴，空怜前路昏。
登恒山 陈培脉 上应天枢象北辰，众山环拱碧嶙峋。
云霞隐见金银阙，昏旦盘旋日月轮。
呼吸苍冥通一所，逍遥紫峤会群真。
阳终阴始扶元化，朔漠长留太古春。
氤氲雾霭拥危峦，象肖灵蛇势郁盘。
望去神光凌斗极，飞来秀色落桑乾。
龙潭云出千岩雨，虎口风生万壑寒。
我欲摩崖登绝顶，扶摇何处觅青鸾。
登恒岳 帝孙遥拜祖先封, 太古混开化岳功. 我欲登之凭展翅, 回眸一瞥堕尘中. 悬空寺 自在悬空无二寺, 公输神木赖撑持. 释香儒道同庐享, 争看千年信者痴. 天地有五岳， 恒岳居其北。
岩峦叠万里， 诡怪浩难测。
盘径百转势难跻， 一线凌空尚有梯， 缓步直缘青壁上， 置身真与白云齐 乾坤自有灵境在， 地位岂合他山尊.云冈石窟诗句：天教微雨为清尘,来看云冈万佛身。
佛法虚无何足道，人民万古显精神。
”
大同的诗有哪些，天下大同的系列诗词有哪些，求
“各美其美人之美，美共下大同”《大道之行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jǔ)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是哪位诗人的诗句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是哪位诗人的诗句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是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关山月》，诗的全文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这首描绘了边塞的风光，戍卒的遭遇，更深一层转入戍卒与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
开头的描绘都是为后面作渲染和铺垫，而侧重写望月引起的情思。
“关山月”是乐府旧题。
《乐府古题要解》：“‘关山月’，伤离别也。
”李白的这首诗，在内容上继承了古乐府，但又有极大的提高。
开头四句，可以说是一幅包含着关、山、月三种因素在内的辽阔的边塞图景。
我们在一般文学作品里，常常看到“月出东海”或“月出东山”一类描写，而天山在我国西部，似乎应该是月落的地方，何以说“明月出天山”呢
原来这是就征人角度说的。
征人戍守在天山之西，回首东望，所看到的是明月从天山升起的景象。
天山虽然不靠海，但横亘在山上的云海则是有的。
诗人把似乎是在人们印象中只有大海上空才更常见的云月苍茫的景象，与雄浑磅礴的天山组合到一起，显得新鲜而壮观。
这样的境界，在一般才力薄弱的诗人面前，也许难乎为继，但李白有的是笔力。
接下去“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范围比前两句更为广阔。
宋代的杨齐贤，好象唯恐“几万里”出问题，说是：“天山至玉门关不为太远，而曰几万里者，以月如出于天山耳，非以天山为度也。
”用想象中的明月与玉门关的距离来解释“几万里”，看起来似乎稳妥了，但李白是讲“长风”之长，并未说到明月与地球的距离。
其实，这两句仍然是从征戍者角度而言的，士卒们身在西北边疆，月光下伫立遥望故园时，但觉长风浩浩，似掠过几万里中原国土，横度玉门关而来。
如果联系李白《子夜吴歌》中“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来进行理解，诗的意蕴就更清楚了。
这样，连同上面的描写，便以长风、明月、天山、玉门关为特征，构成一幅万里边塞图。
这里表面上似乎只是写了自然景象，但只要设身处地体会这是征人东望所见，那种怀念乡土的情绪就很容易感觉到了。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这是在前四句广阔的边塞自然图景上，迭印出征战的景象。
下，指出兵。
汉高祖刘邦领兵征匈奴，曾被匈奴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西）围困了七天。
而青海湾一带，则是唐军与吐蕃连年征战之地。
这种历代无休止的战争，使得从来出征的战士，几乎见不到有人生还故乡。
这四句在结构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描写的对象由边塞过渡到战争，由战争过渡到征戍者。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战士们望着边地的景象，思念家乡，脸上多现出愁苦的颜色，他们推想自家高楼上的妻子，在此苍茫月夜，叹息之声当是不会停止的。
“望边色”三个字在李白笔下似乎只是漫不经心地写出，但却把以上那幅万里边塞图和征战的景象，跟“戍客”紧紧连系起来了。
所见的景象如此，所思亦自是广阔而渺远。
战士们想象中的高楼思妇的情思和他们的叹息，在那样一个广阔背景的衬托下，也就显得格外深沉了。
诗人放眼于古来边塞上的漫无休止的民族冲突，揭示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和给无数征人及其家属所带来的痛苦，但对战争并没有作单纯的谴责或歌颂，诗人象是沉思着一代代人为它所支付的沉重的代价
在这样的矛盾面前，诗人，征人，乃至读者，很容易激起一种渴望。
这种渴望，诗中没有直接说出，但类似“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的想法，是读者在读这篇作品时很容易产生的。
离人思妇之情，在一般诗人笔下，往往写得纤弱和过于愁苦，与之相应，境界也往往狭窄。
但李白却用“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景来引发这种感情。
这只有胸襟如李白这样浩渺的人，才会如此下笔。
明代胡应麟评论说：“浑雄之中，多少闲雅。
”如果把“闲雅”理解为不局促于一时一事，是带着一种更为广远、沉静的思索，那么，他的评语是很恰当的。
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做背景，并在这样的思索中，把眼前的思乡离别之情融合进去，从而展开更深远的意境，这是其他一些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李白的边塞是有什么
1、塞下曲（其五）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
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
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
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
首联两句，分述了敌我两军的态势，指明了这场战争的性质 。
“塞虏 ”，塞外的强盗，含有轻蔑、贬斥之意。
当时的北方诸胡，有的还是原始部落，有的则转向世袭王权制，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
他们对唐王朝的物质文明常怀觊觎之心 ，故边境屡遭蹂躏，边塞战争大都起因于此。
“乘秋下”，是指到了秋收季节，他们就乘隙而入，烧杀劫掠。
“天兵”，天朝的军队，含有歌颂、赞美之意。
他们堂堂正正，出塞去抗击胡虏。
通过措词的褒贬色彩，表明了诗人鲜明的爱憎。
颔联两句 ，与首联“ 天兵 ”照应 。
“虎竹”，兵符，分铜虎符与竹使符两种，合称虎竹，由朝廷和将领各执一半，发兵时相对合作为凭证 。
“将军分虎竹 ”，是指将领接到征战的诏令。
“战士卧龙沙”，指军队已抵达塞外战场。
“龙沙”，指白沙堆沙漠，在楼兰国附近。
这两句属对工整，气势磅礴。
从将军到战士，同仇敌忾，威严整肃，争相建功报国。
刚刚颁发诏令，很快就已深入敌区，表明进军神速，所向无敌。
颈联两句 ，描写边塞风光和战斗生活 。
“胡霜”与首联的“秋”相照应。
“边月 ”、“胡霜 ”，均为静物。
皎洁的月色，银白的寒霜，笼罩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 ，造成一派朦胧苍凉的气氛。
而“弓影”飘移，“剑花”闪烁，则包含着战士的行动。
用“随”和“拂”这样两个锤炼而得的动词把两者结合起来，就使静物和人物的动态融为一体，显得生机勃勃。
这就构成一种奇妙的意境 ：于苍茫中见壮美，于异彩中显飘逸。
弓与月，形状相似；剑与霜，颜色相同。
诗人巧妙地利用它们的某种共性，使它们之间的联系显得自然、和谐，使艰苦的军旅生活衬托得轻松、愉快。
在尾联中以诗中主人公的口气抒发了“天兵”的必胜信念和献身精神，把全诗推向了高潮 。
“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是征人向少妇劝慰：未获全胜，玉门关还不能入 ，请亲人耐心等待，不必长吁短叹。
大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英雄气概。
据《后汉书》，班超上疏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
《艺苑雌黄》云 ：“直用其事，人皆能之。
反其意而用之者 ，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
”李白之善于用典，大率类此。
结局不落边塞诗以乡愁，闺怨作结的窠臼，而造成余音袅袅余韵无穷之感。
这别具一格的结尾，使贯串全诗的壮美情怀更加完善，崇高精神得到升华。
2、从 军 行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
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这首诗以短短四句，刻画了一位无比英勇的将军形象 。
“百战沙场碎铁衣”首句写将军过去的戎马生涯。
伴随他出征的铁甲都已破碎不堪，可见他征战时间之长和所经历的战斗之严酷。
这句虽是从铁衣着笔，却等于从总的方面对诗中的主人公作了最简要的交待。
有了这一句作垫，紧接着写他面临一场新的严酷考验——“城南已合数重围”。
战斗在塞外进行 ，城南是退路。
但连城南也被敌人伏下了重围，全军已陷入可能彻底覆没的绝境。
写被围虽只此一句，但却如千钧一发，使人为之悬心吊胆。
“突营射杀呼延将 ，独领残兵千骑归 。
”呼延，是匈奴四姓贵族之一，这里指敌军的一员悍将。
本诗所描述的这位身经百战的英雄，正是选中他作为突破口，在突营闯阵的时候，首先将他射杀，使敌军陷于慌乱，乘机杀开重围，独领残兵，夺路而出。
诗所要表现的是一位勇武过人的英雄，从诗中看，所写的战争是一场败仗。
但虽败却并不令人丧气，而在败中见出了豪气 。
“独领残兵千骑归”，“独”字力重千钧，压倒了敌方的千军万马，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
诗没有对这位将军进行肖像描写，却通过紧张的战斗场景，把英雄的精神与气概表现得异常鲜明而突出。
将这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和首句“百战沙场碎铁衣”相对照，让人联想到这不过是他“百战沙场”中的一仗。
这样，就把刚才这一场突围战，以及英雄的整个战斗历程，渲染得格外威武壮烈，诗让人不觉得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批残兵败将，而让人感到这些血泊中拚杀出来的英雄凛然可敬。
在这样一首小诗里敢于去写严酷的斗争，甚至敢于去写败仗，而又从败仗中显出豪气，给人以鼓舞，不具备象盛唐诗人那种精神气概是难以做到的。
3、子夜吴歌秋 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诗题又作《子夜四时歌》，共四首 ，写春夏秋冬四时。
这里所选是第三首。
六朝乐府《清商曲·吴声歌曲》即有《子夜四时歌》，因属吴声曲 ，故又称《子夜吴歌》。
此体原为四句 ，内容多写女子思念情人的哀怨，作六句是诗人的独造，而用以写思念征夫的情绪更具有时代之新意。
先说《秋歌》。
“长安一片月 ”，写景同时又是紧扣题面写出“秋月扬明辉”的季节特点。
而见月怀人乃古典诗歌习见的表现方法，加之秋来是赶制征衣的季节，故写月亦有兴义。
此外，月明如昼，正好捣衣，制衣的布帛须先置砧上，用杵捣平捣软，是谓“捣衣”。
明朗的月夜，长安城沉浸在此起彼落的砧杵声中，而这种特殊的“秋声”对于思妇又撩起思妇多少愁绪“一片”、“万户”，写光写声 ，似对非对，措语自然而得咏叹味。
秋风，也是撩人愁绪的，月朗风清，风送砧声，声声都是怀念玉关征人的深情。
著“总是”二字，情思益见深长。
这里，秋月秋声与秋风构成浑成的境界 ，见境不见人，而人物俨在，“玉关情”自浓。
无怪乎王夫之叹道 ：“前四句是天壤间生成好句，被大白拾得。
”（《唐诗评选》）此情之浓，不可遏止，引出末二句直表思妇心声：“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有人责难道 ：“余窃谓删去末二句作绝句，更觉浑含无尽。
”（田同之《西圃诗说》）其实未必然。
”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大子夜歌》），慷慨天然，是民歌本色。
而从内容上看，正如沈德潜指出 ：“本闺情语而忽冀罢征”（《说诗晬语》），这两句的直抒胸臆使诗歌思想内容大大深化，更具社会意义，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冀求过和平生活的善良愿望。
可以说 ，《秋歌》正面写到思情，而有不尽之情。
4、塞下曲六首（其一）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塞下曲》出于汉乐府《出塞》《入塞》等曲（属《横吹曲》），为唐代新乐府题，内容多写边塞军旅生活 。
此诗从“天山雪”开始，点明“塞下”，渲染边地苦寒 。
“五月”在内地属盛暑，而天山尚有“雪”但这里的雪已不是飞雪，而是积雪。
虽然没有满空飘舞的雪花（“无花”），却只觉寒气逼人。
仲夏五月“无花”尚且如此，其余三时（尤其冬季）可想而知其严寒。
这两句是举轻而见重 ，举隅而反三，语淡意浑。
同时 ，“无花”双关不见花开之意，这层意思紧启三句“笛中闻折柳 ”。
“折柳”即《折杨柳》曲的省称。
这句表面看是写边地闻笛，言外之意指眼前无柳可折，“折柳”之事只能于“笛中闻 ”。
花明柳暗乃春天的象征 ，“无花”兼无柳 ，也就是“春色未曾看”了。
这四句“一气直下，不就羁缚”（沈德潜《说诗啐语》），措语自然，语意委婉含蓄，不拘格律，如古诗之开篇，前人未具此格。
五六句紧承前意，突出军旅生活的紧张。
古代行军鸣金击鼓，以整齐步伐，节止进退。
写出“金鼓”，则烘托出紧张气氛 ，军纪严肃可知 。
只言“晓战”，则整日之行军、战斗也不言而喻。
晚上只能抱着马鞍打盹儿，更见军中生活之紧张。
本来，宵眠枕玉鞍也许更合军中习惯，不言“枕”而言“抱”，一字之易，紧张状态尤为突出，似乎一当报警，“抱鞍”者就可翻身上马，奋勇出击 。
起四句写“五月”以概四时；此二句则只就一“晓”一“宵”写来，并不铺叙全日生活。
全篇只此二句作对仗，严整的形式适与严肃之内容配合，增强了表达效果。
以上六句全写边塞生活之艰苦 ，末二句却陡转。
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 。
由于楼兰（西域国名）王贪财，屡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为国立功。
此诗末二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愿字与“直为”，语气慷慨激昂，足以振起全篇。
这结尾的雄劲有力 ，得益于前六句的反面烘托。
没有那样一个艰苦的背景，则不足以显如此卓绝之精神 。
“总为末二语作前六句”（王夫之），全诗突破以联为单位起承转合的常式，而改为前四句起，五六句承末二句转合的形式，这首诗苍凉雄浑而豪放。
不但篇法独造 ，对仗亦不拘常格，“于律体中以飞动票姚之势，运旷远奇逸之思”（姚鼐） ，自是五律别调佳作。
5、关 山 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开头四句，可以说是一首包含着关、山、月三种因素在内的辽阔的边塞图景。
原来这是就征人角度说的。
征人戍守在天山之西，回首东望，所看到明月从天山升起。
天山虽不靠海，却有横亘在天山上的云海。
诗人将人们印象中似乎只是在大海上空才更常见的云月苍茫的景象，与雄浑磅礴的天山组合到一起，显得新奇而壮观 。
接下去“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气势比前两句更为广阔。
这里仍然是从征戍者角度而言的，士卒们身在西北边疆，月光下伫立遥望故园时，但觉长风浩浩，仿佛掠过几万里中原国土，横度玉门关而来。
至此，连同上面的描写，长风、明月、天山、玉门关，构成一幅万里边塞图。
这表面上似乎只是写了自然景象，却是征人东望所见，那种怀念乡土的情绪就显而易见了。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
”这是在前四句广阔的边塞自然图景上，再现征战的景象。
下，指出兵。
汉高祖刘邦领兵征匈奴，曾被匈奴在白登山（ 今山西大同市西）围困了七天。
而青海湾一带，则是唐军与吐蕃连年征战之地。
边地烽火不息，使得从来出征的战士，几乎见不到有人生还故乡。
这四句在结构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描写的对象由边塞过渡到战争，由战争过渡到征戍者。
“戍客望边色。
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
”战士们望着边地的景象，思念家乡，脸上多现出愁苦的表情，他们推想自家高楼上的妻子，在此苍茫月夜，一定也是叹息不已 。
“望边色”三个字在李白笔下似乎只是漫不经心地写出，但却把以上那幅万里边塞图和征战的景象，跟“戍客”紧紧联系起来了。
所见景象如此，所思亦自是广阔而渺远。
战士们想象中的高楼思妇的情思和他们的叹息，在这样一个广阔背景的衬托下，也就显得更加深沉了。
离人思妇之情，在很多诗人笔下，往往纤弱和过于愁苦，与之相应，境界也往往狭窄。
但李白却用“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景来引发这种感情，而运笔又自然有力。
明代胡应麟评论说：“浑雄之中，多少闲雅。
”诗人运笔举重若轻，思绪不局促于一时一事，而带着一种更为广远沉静的思索，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做背景，并在这样的思索中 ，把眼前的思乡离别之情融合进去，从而展开更深远的意境，这是其它一些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6、战 城 南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天宝年间，唐玄宗轻启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此诗就是诗人针对战事而作。
整首诗大体可分为三段和一个结语。
第一段共八句，先从征伐的频繁和波及范围落笔。
前四句写征伐的频繁。
以两组对称的句式出现，不仅音韵铿锵，而且诗句复沓的重叠和鲜明的对举，给人以东征西讨、转战不息的强烈印象，有力地揭示了主题 。
“洗兵”二句写征行的广远。
左思《魏都赋》描写曹操讨灭群雄、威震寰宇的气势时说：“洗兵海岛，刷马江洲 。
”此二句借用其意。
洗兵，洗去兵器上的污秽；放马，牧放战马，在条支海上洗兵，天山草中牧马，可见征战之远。
由战伐频繁进至征行广远，境界扩大了，内容也更深厚 。
“万里”二句是本段的结语。
“万里长征战 ”，是征伐频繁和广远的总括，“三军尽衰老”是长年远征的必然结果，广大士兵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了青春的年华和壮盛的精力。
有了前面的描写，这一声慨叹水到渠成，自然坚实。
“匈奴”以下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
如果说第一段从横的方面写，那么，这一段便是从纵的方面写。
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业在攻伐，事在射猎”，“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 ，收秋则奔狐驰兔 ，获刈则颠倒殪仆。
”以耕作为喻，生动地刻画出匈奴人的生活与习性。
李白将这段妙文熔炼成“匈奴”两句诗。
耕作的结果会是禾黍丰盈，杀戮的结果却只能是白骨黄沙。
语浅意深，含蓄隽永，并且很自然地引出“秦家”二句。
秦筑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
看似客观的描写中警喻之意和痛彻之心显而易见 。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这深沉的叹息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
“野战”以下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 。
“野战”二句着重勾画战场的悲凉气氛 ，“乌鸢”二句着重描写战场的凄惨景象，二者相互映发，交织成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
战马独存犹感不足，加以号鸣思主，更能渲染物在人亡的悲凄；乌啄人肠犹以不足，又加以衔挂枯枝，更见出情景的惨酷 。
“士卒”二句以感叹结束本段。
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呢
也只能一无所获。
《六韬》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全诗以此语意作结，点明主题。
有了前三段的具体描写，这个断语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惨痛经验中提炼出来，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全诗意旨豁然。
这是一首叙事诗，却带有浓厚的抒情性，事与情交织成一片。
三段的末尾各以两句感叹语作结，叙事和抒情配合得如此和谐 ，使全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有“一唱三叹”之妙。
《战城南》是汉乐府旧题，属《鼓吹曲辞 》，为汉《饶歌》十八曲之一。
汉古辞主要是写战争的残酷，相当于李白这首诗的第三段。
李白不拘泥于古辞，内容上发展出一、二两段，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又以全诗结语表明自己的主张。
艺术上则揉合唐诗发展的成就，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
这首诗是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萧士赟说：“开元、天宝中，上好边功，征伐无时，此诗盖认讽也。
”所评颇中肯綮。
有关“山西大同”的诗句有哪些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印度文化也大量涌入。
印度人的哲学、诗歌、传说、寓言、民间故事、音韵学、医学、武技、幻术等等，渐渐为中国人所熟悉、所喜爱、所接受。
《摩诃婆罗达》是印度最古老的大战史诗，出现于纪元前第三或第四世纪；歌颂英雄罗摩的《罗摩衍那》（意译为“罗摩游记”）出现得则较晚些。
这两部长诗至今还是印度家喻户诵的诗篇。
此外，还有《佛所行赞》与《罗怙系谱》（怙：hù）、《童子出生》等，都是很长的叙事诗。
特别是《佛所行赞》等译成中文后，对于中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像《孔雀东南飞》（全诗353句，1765字，被视为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那样的诗中新体，很可能由于受印度长诗的影响而产生；至于传说、寓言、民间故事等，中国与印度所流传的往往从一个母体诞生，其中有不少情节面貌颇为相似。
这里的影响，或许是相互的，有些恐怕已经很难考查明白了。
四声，本是汉语言所固有的，但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并明确地定为平上去入，则是受了印度语言的影响。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知识界只注重汉字的形象和意义，对汉字的声音并不十分重视。
东汉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印度的古文字梵文。
学习中他们发现，印度人研究语言时所关注的，是文字的声音而不是文字的形象，这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于是人们也开始研究汉语里的声音，并逐渐建立起中国的汉语音韵学。
在南齐永明（武帝，公元482年继位，改年号为“永明”，在位11年）时代，住在建康（今南京）的外国人很多，他们都用自己本来娴习的声调转读佛经。
建康的土著和尚学习了这一套本领，成为善声沙门。
据史书记载，居住在建康审音文士也受了这种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周颙（zhōuyǒng，公元
～485年，南朝齐音韵学家，曾撰《四声切韵》）和沈约（公元441～513年，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为齐梁时文坛领袖，著有《四声谱》）就是四声的发现者和确定者。
到了隋朝（公元581~618年），又有些学者在分析每个汉字的辅音和元音的基础上，定出了汉语一切字的读音系统。
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和确定，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平仄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古代印度的医学相当发达。
印度医药是紧跟着佛教传人中国的。
中国古代医学中常常讲到的岐伯，很可能就是古代印度富有神话色彩和传奇色彩的大医学家Jivaka的音译。
最早到中国来译佛经的安息国僧人安世高所译《捺女耆城因缘经》中，讲到了神医耆域的种种奇术，耆域所指，与中国医书中的岐伯是同一个人。
三国时候有一位神医叫华伦，《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了有关他的许多奇术，比如他能给病人破腹洗肠，然后再缝好，一个月之内便可平复；广陵太守陈登得了病，“胸中烦懑，面赤不食”，华佗为他诊过脉，告诉他说，他肚子里有许多虫子，是因为吃腥东西太多造成的，于是给他煮了二升汤，先让他喝一升，过一会儿再喝一升，喝下之后不久，陈登便吐出将近三升的红头虫子，等等。
华佗的故事与《捺女耆域因缘经》里的故事十分相似，其中极可能有一些渊源。
这个事实说明，像《三国志》（历史著作，西晋陈寿撰，共65卷。
此书为纪传体断代史，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60年间的历史。
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一类的中国正史已经受到了印度传说的影响。
据此也可推断，古代印度著名的外科手术大概在这个时期已经传到了中国。
《隋书·经籍志》（《隋书》，唐魏征等著，纪传体隋代史，85卷。
其中《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旧目录书籍分类的标准）中记载有一些医书的名字，比如《龙树菩萨药方》、《龙村菩萨和香法》、《龙树菩萨养性方》、《婆罗门诸仙药方》、《婆罗门药方》等等。
只看书名就可以知道，这些医书都与印度有关。
尽管《隋书》中记载的这些书籍都已散佚（yì，散失。
失传），但可以肯定，它们在隋唐时代必然起过作用。
事实也正是这样，唐代著名医典如《外台秘要》、《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有不少印度成分。
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里也有印度医学理论和药材的介绍。
中国的许多医典里还谈到印度的眼科，因为眼科也是从印度传进来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公元772～842年）曾写过一首题为《赠眼医婆罗门僧》的诗，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印度眼科的明证，诗曰：“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蓖（bì）术，如何为发蒙。
”描写自己患白内障的情景，真切而生动。
当时的中国皇帝对印度医生特别信任，贞观（唐大宗李世民年号，起始于公元627年，终止于公元650年）六年，太子患病，太宗下令迎印度医生波颇人宫，为太子治病，波颇在宫中住了100多天。
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也逐渐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了根，并开出艳丽的花朵。
音乐古代印度人有着勇猛、快乐的人生观。
在印度古代最神圣的圣经宝典《梨俱吠陀中》，就记载有印度人喜爱的体操、斗羊、弓术、竞技、唱歌、舞蹈、野游等各种游戏。
声乐与器乐，在那个时代已经并行。
当时印度人所用的乐器有笛、太鼓、尾那等，到佛教时代，乐器的种类就更多了。
《妙法莲华经》中所记的“萧、笛、琴、箜篌、琵琶、铜铙钹’（铙：náo，钹：bó）等，都可在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见到，由此可知这些乐器早已传人中国。
特别是箜侯，中国人在汉代时就已能够仿制。
箜篌盛行，才有了题为《箜篌引》这样的乐府诗，才有《孔雀东南飞》中“十五弹箜篌’的诗句。
箜篌是古印度的代表性乐器，印度文学及汉译佛典中有许多关于此种乐器的记载。
在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武周山南麓）中，所刻不少乐伎都抱有箜篌，敦煌壁画中也绘有很多箜篌，在印度佛陀伽耶发掘的石刻，有弹箜篌，为四世纪中叶至五世纪初笈多王朝时代的艺术品，与云冈石刻约略同时。
箜篌到隋、唐时又东传日本，现日本奈良正仓院尚存此器，为唐代旧物。
在日本古乐中，有《奏箜篌》，也与北魏石刻弹奏方法相似。
西域的另一种主要乐器是琵琶。
琵琶是古印度与波斯所共有的一种乐器，相传在汉代传人中国。
《隋书》卷十五《乐志》说：“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
”这些乐器，既然出自西域，它的名称应该也是域外语的音译。
《宋书》卷十九《乐志》引晋傅玄《琵琶赋》说：“欲从方俗语，故名日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
”可知外国俗语中，已先有了这个名称。
开始时，有的书中写做“枇杷”，有的书中写做“批把”，大概到了晋代，才写做琵琶。
由西域传人的琵琶，在汉、唐时期的文献中，约有三种：一种叫阮咸，一种叫曲项琵琶，一种叫五弦琵琶。
四弦曲项琵琶，又称屈茨琵琶。
屈茨、拘夷、丘慈、归兹、屈支、龟兹（qiúcí）都是Kucha的音译，即今新疆库车。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说：“屈支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在当时，龟兹是西域诸国中最能吸收印度文化并加以发展创造的民族。
印度文化的东来，到龟兹是一个中间站。
龟兹的管弦乐伎乐传人中国后，在隋、唐的宫廷中居于主导的地位。
龟兹琵琶的传习，与印度七调的传人，对于中国中古音乐的变迁，影响极大。
唐代诗歌中，有许多咏唱琵琶的诗篇和诗句。
大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塑造了一个长安琵琶女的形象，成为极富独创性的千古名篇。
舞蹈印度舞蹈也与中国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
舞蹈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在汉民族中，可以说很不普遍，但在古代的中国，却是非常流行的。
汉、唐之际，中国舞蹈更是吸收了域外舞艺，逐渐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域外舞艺中，印度与波斯的成分最为主要，特别是天竺舞艺，几乎领导了艺坛；西域各国的舞乐，无不受其影响。
印度人自古就喜欢舞蹈。
古印度人普遍尊敬的大神是湿婆，湿婆的另一称号便是舞王。
舞蹈在印度人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
祀神（祀：Sì，祭祀）、聚会、节令，人们都要歌唱、舞蹈，与古代中国相似。
这种风俗在印度一直流传至今。
在古梵文的《乐舞论》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表情与韵律，并说明不同的手势所代表的不同“语言”。
在印度阿旃（zhān）陀石窟和巴格石窟的壁画中，至今仍保存着古代舞蹈的优美舞姿；在中国的敦煌石窟壁画中，也保留有北魏到隋、唐时代的乐舞姿态。
中国与印度舞乐的接触，最早可以上溯到汉代。
东汉以后特别是北朝（公元386～534年）时期，天竺的舞乐，随佛教源源传人中国并占领了中国古舞的地位。
《旧唐书·乐志》中讲到的大面（代面）、拨头（钵头、拔头）、踏摇娘（苏中郎、苏郎中）等舞曲，据现代学者考证，都能从印度找出渊源。
兰陵王的服装面具、拔头舞与胡饮酒舞的古舞，由唐东传日本，被人们保存至今。
另外，传人_日本的舞蹈还有浑脱舞、苏幕遮舞等数十种，多是域外舞艺，只是在中国早已失传。
隋、唐时代，外来的舞乐最盛。
不过中国对印度乐舞，并非生硬的吞食，而是经过了融化与吸收。
唐代最有名的宫廷乐舞《霓裳羽衣舞》（裳：cháng），据史书记载，便是从西凉乐曲改制而成的；另一著名的宫廷乐舞《秦王破阵乐》，东传于日本，西传于印度，可以说是中国吸收外来乐舞后的一个伟大创制。
应该说，中国和印度的舞蹈，在唐代已经融为一体了。
中国在汉代以前的古舞，分为文舞、武舞．到唐代却分为软舞、健舞。
健舞的名称，在古梵文中可以找到根源。
这些健舞的姿势，在今天中国京剧的武打中，在杂技中，尚有不少存在；软舞如大垂手小垂手等，来自印度的北部与波斯；波斯的古画，北印度的古画以及唐代的舞涌中，都有这个姿态。
雕刻在古代，中国雕刻与印度雕刻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东汉以后，在与印度雕刻艺术接触的过程中，中国雕刻才发生了变化。
从印度现存的雕刻遗物看，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人们就已经能够创作出相当成熟的艺术品了，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印度雕刻，起初用木材，渐渐改用石材，因此有不少雕刻艺术品得以保存至今。
东汉以前，中国的雕刻虽已相当精美，但却缺少巨大制作，与印度风格差异较大。
佛教传人中国时，恰是印度的犍陀罗期与笈多期。
在印度艺术史上，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也正是这两个时期。
犍陀罗艺术是入侵印度的希腊人创造的，人们以希腊神像为样板创作佛像，采用的是希腊、罗马风格，表情丰富，造型生动。
到笈多时期，印度人又努力复兴其固有的文学、宗教和艺术，兼取键陀罗艺术之长，雕刻风格也有明显变化。
中国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雕刻，恰恰受了印度笈多时代艺术的影响。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四世纪，正当笈多王朝盛期。
据文献记载，云冈石窟不仅样取自印度，而且还有印度僧人参与了开凿。
云冈石窟为中国三大石窟之一，其石雕造像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
最大的佛像高达17米，最小的仅有几厘米。
大佛神态肃穆安详，虽静欲动。
窟壁多饰以浮雕，有佛像、佛教故事，还有礼佛像等，姿态逼真，场面生动。
云冈石窟的雕刻技术，继承并发展了秦汉时代的艺术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外来的艺术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对隋唐艺术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石窟中雕造佛像，源于印度。
此法传人中国，从北魏到隋唐，成就了不少伟大工程，除云冈石窟外，还有新疆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敦煌的千佛洞、太原的天龙山石窟、河北的响堂山石窟、辽宁义县的万佛堂石窟以及河南巩县的石窟寺和洛阳龙门石窟等。
如此丰富多彩的艺术造像，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乃至中印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更是光耀千秋的艺术瑰宝。
绘画印度的原始绘画与中国汉代以前的绘画，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因此风格各异，并无相似之点。
东汉明帝时，蔡和秦景奉命赴天竺，用白马驮回佛像和佛经至洛阳；绘于白马寺内壁上的《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匝：zā），被认为是中国人创作最早的佛教画。
随蔡、秦同来的天竺沙门迎叶摩腾等，也曾画《首楞严二十五观之》于保福院。
那时，中国还没有绘制佛像的画家。
此后，随着佛教的传播，造佛像、建寺院之风逐渐由洛阳辐射到大江南北，擅作佛画的画家也越来越多。
东来传教的西域及印度僧人携来的佛画，多被中国画家当做临摹传写的范本。
由此，佛教画像及其装饰、构之法，便在中国的艺苑中扎下了根。
三国时代吴国人曹不兴，擅画龙、虎、马和人物，后受天竺僧人康僧会带到吴国的佛画影响，成为中国早期佛画家中最有名的一个。
曹不兴喜欢作大幅佛像，据说曾在50尺长的绢上画人物，运笔迅速，转瞬即成。
西晋画家、曹不兴弟子卫协，技艺更为进步，他吸收印度艺术长处，擅绘神仙、佛像及人物故事画，曾作《七佛》、《上林苑》、《北风诗》等；所绘人物，表情自然，栩栩如生。
东晋时代，杰出画家顾恺之（约公元345～406年，恺：kǎi）传承了两汉艺术，也创作了许多神仙、佛像和人物肖像画，所作建康（今南京）瓦棺寺壁画《维摩诘像》，光彩照人，轰动一时。
其绘画与理论，对中国画发展影响很大。
南朝梁画家张僧繇（yáo）擅画道教和佛教人物像。
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9年在位）崇信佛教，大兴佛寺，经常让张僧繇去作壁画。
张僧繇画的如来像、维摩诘像、卢舍那像，出神人化，生动异常。
相传他作安乐寺四白龙壁画，其中二龙点睛后旋即飞去，此后便有了“画龙点睛”这一典故。
中国绘画由六朝经隋唐的过渡，在唐代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局面：大画家辈出，新画派不断出现，在吸收外来技巧的基础上，民族风格逐渐确立。
这一时期，佛教题材仍在绘画中占有很大比重，许多大画家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都画过佛画，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画家有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孙位（又名孙遇）以及大诗人王维等。
宋元时代，中国画发生了明显变化：壁画已不再像唐代那样占据重要地位；山水画、花鸟画以及世俗人物画都向卷轴方向发展。
且逐渐成为时尚。
但宋元时代毕竟还存在着佛教，存在着佛教的影响，所以佛画依然不绝如缕。
到明清时代，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期，各种流派竞相发展，争奇斗艳。
这一时期，佛教对绘画的影响已不像宋代以前那样主要表现在佛画的绘制以及佛寺壁画上，而主要表现于画家的宗教信仰以及创作中对意境的追求。
画家中有一大批僧人或信仰佛教的人。
画论方面，也出现了以禅品画的倾向。
其代表画家有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陈洪绶（号老莲，公元1598~1652年）、八大山人（本名朱耷zhūdá，公元1626～1705年）、石涛（法名原济、字石涛，公元1642~1718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