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百姓的角度用一个词形容包青天。
比如“为民做主”。
民是个笼统的概念，也是个动态的概念，在中国没有“为民做主”这个情况。
中国的社会哲学观点之一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而所有部门都是由公务员控制的，而当官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官全家享福的观点在中国社会的普遍存在人尽皆知。
而公务员在任首先是为自己牟利，其次是亲朋好友，主要是其直系亲戚，那么“为民做主”在此体现为“为其直系亲属“做主，你别人人家和你不熟没啥关系，凭什么为你做主呢，得罪了家里人不说，还要和其他公务员闹别扭，闹不好还毁了人家仕途。
人人都知道中国是关系社会，面子社会，所有部门都是人来控制、执行的，而这些人无不代表其亲朋好友直系血亲的利益，也就是“全家升天”，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如此。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而他们面对的是庞大的保守派、顽固派势力。
公务员也不能例外，至于嘴上说的那些美丽的谎言，是用来忽悠别人，美化自己的，他们自己既不相信，也不会去执行。
所以说这样的部门是不存在的，而民也不是什么伟光正的代名词。
一生清正廉洁,为民做主的官员有哪些?
一生清正廉洁,做主的清官 1、西门豹（生卒年不详）国时期（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安邑一带）人。
魏文侯时任邺令，是著名的政治家、水利家，曾立下赫赫功勋。
初到邺城 (今河北临漳县、河南安阳市一带) 时，看到这里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萧条，一片冷清，百业待兴，于是立志改善现状。
后来趁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随后颁布律令，禁止巫风。
教育了广大的百姓。
原先出走人家也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同时，他又亲自率人勘测水源，发动百姓在漳河开围挖掘了12渠，使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实行“寓兵于农、藏粮于民”的政策，很快就使邺城民富兵强，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的东北重镇。
2、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涿郡蠡吾县（今河北博野县）人，一代名臣。
执法不避权贵，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汉昭帝后期及汉宣帝前期（公元前73年前后）。
《汉书》说：“广汉为人强力，天性慧于孝职。
”他嫉恶如仇，以强有力的手腕治理地方治安，处置豪门权贵，深受百姓爱戴。
而赵广汉最终遭朝廷腰斩处死的结局，更为其不平凡的经历增添了一层迷离的色彩。
3、黄霸（前130年—前51年），字次公，汉族，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西汉大臣，事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三朝。
黄霸自幼攻读法律之学，少有大志。
汉武帝末年，捐官出仕，先后任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扬州刺史、颍川太守等地方官职。
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出任丞相，总揽朝纲社稷。
甘露三年（前51年），黄霸去世，谥号定侯。
黄霸善于治理郡县，为官清廉、外宽内明，文治有方，政绩突出，后世常将黄霸与龚遂作为“循吏”的代表，并称为“龚黄”。
4、徐有功（640—702）名宏敏，字有功，唐洛州偃师（今偃师市缑氏镇）人，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
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
历经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
长期在司法任上，是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
《新唐史》对他有“虽十岁未见其比”之赞誉。
他死后武则天追赠他为大理寺卿。
唐中宗李显登位后加赠他为越州都督（一品）头衔，并特下制书表彰：“节操贞敬，器怀亮直，徇古人之志业，实一代之贤良”和“卓然守法、虽死不移。
无屈挠之心，有忠烈之议。
” 5、狄仁杰（630年－700年11月15日），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武周政治家。
狄仁杰早年考中明经科，历任汴州判佐、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度支郎中、宁州刺史、冬官侍郎、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以不畏权贵著称。
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
但不久就被来俊臣诬陷下狱，平反后贬为彭泽县令，契丹之乱时被起复。
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再次拜相，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纳言、右肃政台御史大夫。
他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使得唐朝社稷得以延续。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进封内史，并于同年病逝，追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后又追赠司空、梁国公。
6、包拯（999年5月28日－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
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登进士第。
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
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
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
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
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
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
曾任天章阁待制，人称“包待制”，后为龙图阁直学士，故后人亦称“包龙图”，卒赠礼部尚书，谥孝肃。
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
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包黑炭”。
7、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名乔，字玄龄，以字行于世，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相公庄街道房庄村人，房彦谦之子，唐初名相。
房玄龄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
房玄龄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为秦王参谋划策，典管书记，是秦王得力的谋士之一。
武德九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贞观十一年封梁国公；贞观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
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廿四癸卯日，房玄龄病逝，谥文昭。
永徽三年，玄龄次子遗爱与其妻高阳公主被指谋反，遗爱被处死，公主赐自尽，诸子被发配流放到岭表。
玄龄嗣子遗直也被连累，被贬为铜陵尉。
房玄龄配享太庙的待遇也因而被停止。
因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因此人称“房谋杜断”。
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新唐书》本传对房的评价是“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
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
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
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
8、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
明朝著名清官。
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
得到提升，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
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1587年（万历十五年），海瑞病死于南京官邸。
赠太子太保，谥忠介。
海瑞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广为流传。
9、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朝名臣、民族英雄，祖籍考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
平叛后，身为御史的于谦因数落朱高煦有功，被宣宗升任巡按江西，颂声满道。
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正统十一年（1446年），因进京觐见时不向王振献媚送礼，遭其党羽诬陷，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
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
加少保，总督军务。
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
也先（额森）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
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
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
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
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
万历中，改谥忠肃。
有《于忠肃集》。
《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10、于成龙（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 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于成龙被任命为罗成县知县，在任上明确保甲制度，百姓安居乐业，全力耕作土地。
1667年（清康熙六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
后迁任湖广黄冈的知州，历任代理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
康熙二十年入京觐见。
后升任江南江西总督。
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命令于成龙兼管两地巡抚的政事，不久便在任上去世。
被康熙帝追赠为太子太保。
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帝赞誉。
为什么现在当官的不为民做主
当官要是为民做主,干脆回家专卖红薯。
千里当官只为财,所以是为财做主,兄弟,醒醒吧
当官不为民谋事，下句补充一句什么词为冾当
下一句应该是不如回家去种地，有一句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这句子旦当官不为民谋事，事和地押韵，所以是不如回家去种地。
为民做主有几个意思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这一句唱词，不仅唱出了中国历代“父母官”的心声，而且代表了当今我国许多官员的从政理想；不仅回应了以往中国百姓对于“清官”的期盼，而且符合当今我国大多数民众对于党政干部的期望。
所不同的是，在过去，“当官应该为民做主”代表了一种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无人质疑；而在如今，由于“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自治”、“政治民主”等概念的传播和普及，以及现代国家治理知识的更新和发展，“为民做主”的为官理念与实践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批判。
但是，“为民做主”作为一种广为人知的为官理念和从政理想，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质疑和批判就成了“历史糟粕”，被人们从观念与实践中剔除出去；相反，不少评论者和为官者认为，“为民做主”仍有其现实合理性，乃至时代“先进性”。
于是，在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管理中是否仍可“为民做主”，在观念上出现了争议，在实践中产生了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