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杨柳有什么特殊含义
1 古典诗词中的杨柳意象 在我国古典诗词曲中，杨柳是最常见的意象之一，也是最优美动人、缠绵多情的一个意象。
仔细而深入地探究杨柳意象在古诗中的作用，对于了解古代文化传统，提高民族文化素养，增强诗词鉴赏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借杨柳抒写惜别深情 “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柳管别离。
”（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蕴含惜别之意是杨柳意象最本质的艺术特征。
古代诗词曲借杨柳意象来抒写离别之情的佳句可谓不胜枚举。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李白《劳劳亭》）“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光无故人。
”（王唯《送元二使安西》）“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
”（郑谷《淮上与友人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轼《水龙吟》）“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雨霖铃》）“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
”（王实甫《西厢记》）这些佳词丽句都以柳传情，缠绵悱恻。
杨柳意象与离别联系在一起，首先，是因为杨柳姿态婀娜柔美，温婉多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 •小雅•采薇》）杨柳的依依不舍之态和人们的依依惜别之情水乳交融地吻合在一起，以至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称赞道：“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
”认为“杨柳依依”生动地表现了杨柳的婉软美好之态，“以少总多，情貌无遗” 。
从《诗经》这个源头开始，我国古典诗词曲中的杨柳意象便有了惜别的暗示性和启发性。
其次，是因为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所谓“载酒送春别，折柳系离情”。
这一习俗到唐代尤盛。
当时长安人多到灞桥折柳送别。
据《三辅黄图》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到此桥，折柳赠别。
”这是折柳与赠别有密切联系的最早记载。
“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
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
”（裴说《柳》）“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陆游《秋波媚》）“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无名氏《送别》） 再次，“柳”与“留”谐音，折柳送行，含有殷殷挽留之意，表达眷眷难舍之情。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
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
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秦观《江城子》） 还有一点是，古曲中有《折杨柳》的送别曲子。
例如，汉乐府《横吹曲》中就有《折杨柳》曲。
北朝民歌《折杨柳歌辞》有“上马不提鞭，反折杨柳枝”的句子。
唐朝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孤城一片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其中的“杨柳”指的就是《折杨柳》曲。
李白的《春夜洛阳城闻笛》）更妙：“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闻笛声而激起乡愁，触动离忧，何也
皆因此笛吹奏的是《折杨柳》曲
▲借杨柳歌咏美好春光 杨柳生长于春，茂密于夏，枝叶葳蕤，生机蓬勃，所以古人常借咏柳来赞美春光歌咏大自然。
例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陶渊明《归园田居》）“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韩愈《初春小雨》） “春风杨柳欲青青，烟淡雨初晴。
”（晏殊《诉衷情》）“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 （晏殊《破阵子》）“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 （宋祁《玉楼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贺铸《青玉案》）春光明媚，美景如画，令人流连忘返。
借杨柳歌咏美好春光，最负盛名的当数唐朝诗人贺知章的那首《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 运用比喻、拟人手法，不但表现了柳叶的精致之美，歌颂了春天的盎然生机，而且唤起了读者的联想，给人留下了极为广阔的想像空间，堪称咏柳的千古绝唱。
也有借杨柳表达惜春伤春之情的。
例如，“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
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
相思只在，丁香枝头，豆蔻梢头。
”再如，“参差烟柳灞陵桥，风物尽前朝。
衰杨枯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
” （柳永《少年游》）把伤春、惜别和相思之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借杨柳描写女子和爱情 从审美的角度讲，杨柳随风披拂，娇羞依人，千般姿态，万种风情，极具女性的阴柔美，因而古人常用杨柳来形容女子的身姿容颜。
“芙蓉如面柳如眉”（白居易《长恨歌》），“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不能忘情吟》）以“柳眉”、“柳腰”状女人俏丽之姿、优雅之态，如在目前。
杨柳给人的审美愉悦还体现在对爱情的描写上。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欧阳修《生查子》）多美的意境，多美的爱情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江上”并非“江岸”）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刘禹锡《竹枝词》）诗歌以杨柳起兴，寓情于景，描写了一幅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的绝妙图画。
也有借杨柳描写爱情悲剧，抒写感世伤怀之情的：“莫攀我，攀我太心偏。
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敦煌曲子词》）以杨柳自比，直抒胸臆，其身遭遗弃的痛苦和怨愤，求爱不得的无奈和悲哀，怎不令人潸然泪下，感慨系之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兮，雨雪霏霏”。
杨柳妩媚婀娜，摇曳多姿。
它诞生于《诗经》这方沃土里，茁壮于陶渊明的草庐旁，繁荣于唐诗宋词的艺苑中，历来为诗人画家所钟爱，为文人墨客所青睐。
千百年来它寄托了多少相思离愁，又承载了几多羁旅情怀。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
杨柳代表着春风，象征着春天，它是春的使者。
所谓“风回小院庭芜绿，杨柳春相续”你看，庭院绿意盎然，柳睁开了眼睛。
春天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绿色世界啊!“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美丽的黄鹂在嫩绿的柳枝间尽情的欢唱，春天又是一个多么富有生机的世界啊!“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春风居然裁出了丝绦，可见春天是一个多么富有创造力的季节!诗人们就是这样把对春天的热爱赞美之情融于对杨柳的描绘中。
“杨柳枝，芳菲节，可憎年年增离别”。
自汉代以来，人们送别亲朋好友，爱折柳枝相赠来表达依依惜别之情，至唐代“折柳”这一风俗便成为赠别或送别的代称。
“霸岸晴来送别频，相偎相依不胜春，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
”(罗隐《柳》)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借助春柳的形象，抒写暮春晴日长安城外灞水岸边的送别情景，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离情别绪。
杨柳啊，你留给多少亲朋挚友惜别的痛苦辛酸! “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
“(代叔伦《堤上柳》)青青的垂柳啊，你垂下的万条柔丝，编织了多少离情，又缝进了多少别绪，你使夫妻们肝肠寸断，又使多少情侣们爱意缠绵，泪水涟涟。
“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
”(雍裕之《江边柳》)诗中的女主人公没有折柳送别。
反而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
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通过柳丝的这一意象表现得何等真切，又何等凄婉。
“绊惹春风别有情，时间谁敢斗轻盈，楚王江畔无端种，饿损纤腰学不成。
”(唐彦谦《垂柳》)。
这首诗的开篇惟妙惟肖的写出了垂柳的婀娜多姿，别具柔情，然后笔锋一转，另辟蹊径，联想到楚灵王“爱细腰，宫女多饿死”的故事，针砭时弊，讽刺矛头直指皇帝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于柔情中见犀利，含蓄中露锋芒，愤世嫉俗之情可谓淋漓尽致! “参差烟树霸陵桥，风物尽前朝。
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
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
var cpro_psid =u2572954; var cpro_pswidth =966; var cpro_psheight =120;3 一曲《阳关》，断肠声尽。
独自凭兰桡。
”这是柳永的一曲《少年游》。
作者借霸桥暮色、衰杨古柳、夕阳残照等一系列物象寄情，将羁愁与伤感的双重惆怅进行了强烈的渲染，字字跳荡着浪迹异乡、沦落不遇的愤慨；句句蕴涵着对现实的不满和诅咒。
高度的概括了封建社会无数游宦漂泊的文人的凄苦忧愤的心境。
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折柳象征着离别，所以杨柳往往成为引发相思、触动离愁的媒介，寄托着相思怀人之情感。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该诗前两句写少妇经过梳妆打扮之后，兴冲冲的登上翠楼去欣赏春景，忽然间无情的杨柳闯入了她的眼帘，撩拨起她的相思，使她想起了当年与丈夫折柳送别的场景，激起她对丈夫的无比思恋。
孤独、寂寞、悔恨之情便油然而生。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这是柳永《雨霖铃》中有名的诗句，它把杨柳、晓风、残月这三件最能触动相思离愁的事物集中成为一幅鲜明而又凄凉的画面。
因为此时是他离开心爱的人儿的第二天早晨，“执手相看泪眼”的图景还依然鲜明的留在心上。
面对眼前的凄凉景象，而前路是“千里烟波”还要继续前行，离自己的恋人越来越远，他怎么能不思念万分呢?这惹人的杨柳啊，就如同他那绵绵的相思深深地扎根于他痛苦的心畔。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中国人民如春风中的杨柳那么蓬勃，那么多姿，那么富有活力和生机，他们在社会主义春风的吹拂下，意气风发，欣欣向荣，婆娑舞弄。
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无比伟大的创造力，借春风中的杨柳抒发了对劳动人民的无比热爱和深深赞美之情。
出门顺风栽杨柳 清明前后，谷风习习，柳条依依，柳叶如眉，不禁想起温州鼓词艺人吟唱的“出门顺风栽杨柳，回家金杏满树红”的俚语。
温州人素有外出务工经商的习惯，每年清明前后，春和景明，便打点家生伙出门做生意，家人邻里预祝他顺风顺水在外地发达赚银，广进财源。
像杨柳那样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立业，叶茂枝盛，待到秋后回家时，门前屋后金杏满枝硕果，红红似火。
这虽是一句古老的吉祥讨彩的祝语，却应验当今数百万温州能人在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至越洋过海在外国创业之身，像杨柳那样随土而安、异域生财。
数不尽的温州村、温州城正是温州人出门顺风栽杨柳的写照，更是温州人的骄傲。
杨柳，不仅是温州人的吉祥物，也是中华民族借以咏吟胸臆、寄托心志的具有诗情画意的素材，侧面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
杨柳的柳字与留字谐音，提到柳便在人们的心目中油然滋生挽留客人、亲人的意境。
早在汉代便有折柳送别暗寓殷勤挽留之情。
到隋唐两宋更盛。
隋代无名氏的《送别》诗：“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唐代长安东边的灞水上有座灞桥，是东去洛阳的必经之路，京城人送客至此，大盛折柳示留之风。
因而灞水两岸遍植杨柳。
南朝那位才尽的江郎曾有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句子，后人便改称灞桥为销魂桥。
唐代裴说《柳》诗：“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
”怨柳树无情，实怨离人无情。
被误归李白名下的《忆秦娥》词中“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灞陵就是指这座销魂桥。
离人在此桥折柳话别，难禁热泪。
现代常闻于歌坛的近人李叔同的《握别》：“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句，也是借晚风笛声中的柳丝来抒发“知交半零落”后好友又要分手的伤感
杨柳的柳字与留字谐音，提到柳便在人们的心目中油然滋生挽留客人、亲人的意境。
早在汉代便有折柳送别暗寓殷勤挽留之情。
到隋唐两宋更盛。
隋代无名氏的《送别》诗：“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唐代长安东边的灞水上有座灞桥，是东去洛阳的必经之路，京城人送客至此，大盛折柳示留之风。
因而灞水两岸遍植杨柳。
南朝那位才尽的江郎曾有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句子，后人便改称灞桥为销魂桥。
唐代裴说《柳》诗：“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
”怨柳树无情，实怨离人无情。
被误归李白名下的《忆秦娥》词中“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灞陵就是指这座销魂桥。
离人在此桥折柳话别，难禁热泪。
现代常闻于歌坛的近人李叔同的《握别》：“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句，也是借晚风笛声中的柳丝来抒发“知交半零落”后好友又要分手的伤感
王之涣《折杨柳》
北朝民歌《折杨柳歌腹中愁，愿作郎马鞭； 出郎臂，蹀坐郎膝边。
健儿须快马，须健儿。
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
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
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
读下面这首诗，选取一个角度，写一段鉴赏文字大神们帮帮忙
首句设想奇特，是溯流而望。
这与李白《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视觉方向相反，强调的重点也不同。
李诗强调气势，王诗强调源流之高远。
在如此山长水远天高地阔的浩翰背景中，一片孤城形只影单，兀然独立于万仞群山之中，而那条黄河则如丝如带，把蓝天白云、孤城、群山系结在一起。
这是一幅泼墨写意的边塞图画。
诗人把一座城说成一片城，以一片对万仞，突出孤独之感：孤城如一叶扁舟在翰海中漂泊，如一朵白云在天地间淹滞，正如戍守者那孤独无奈的情怀。
由此便推出了一个怨的主题：这偏远荒凉的边塞啊，春风都不肯光顾，而人却要背井离乡地在这里苦熬岁月。
如此深长无奈之怨却以何须怨这样宽慰的语气说出，曲折达意，举重若轻。
仔细想来 诗的首句抓住自下（游）向上（游）、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象一条丝带迤逦飞上云端。
写得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
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虽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
“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
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闲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
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
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
“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
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益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
“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单薄”的意思。
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戍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
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
羌笛所奏乃《折杨柳》曲调，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离愁了。
折柳赠别的风习在唐时最盛。
“杨柳”与离别有更直接的关系。
所以，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的笛曲也会触动离恨。
而“羌笛”句不说“闻折柳”却说“怨杨柳”，造语尤妙。
这就避免直接用曲调名，化板为活，且能引发更多的联想，深化诗意。
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杨柳不青，离人想要折一枝杨柳寄情也不能，这就比折柳送别更为难堪。
征人怀着这种心情听曲，似乎笛声也在“怨杨柳”，流露的怨情是强烈的，而以“何须怨”的宽解语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寻味。
这第三句以问语转出了如此浓郁的诗意，末句“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水到渠成。
用“玉门关”一语入诗也与征人离思有关。
所以末句正写边地苦寒，含蓄着无限的乡思离情。
如果把这首《凉州词》与中唐以后的某些边塞诗（如张乔《河湟旧卒》）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此诗虽极写戍边者不得还乡的怨情，但写得悲壮苍凉，没有衰飒颓唐的情调，表现出盛唐诗人广阔的心胸。
即使写悲切的怨情，也是悲中有壮，悲凉而慷慨。
“何须怨”三字不仅见其艺术手法的委婉蕴藉，也可看到当时边防将士在乡愁难禁时，也意识到卫国戍边责任的重大，方能如此自我宽解。
也许正因为《凉州词》情调悲而不失其壮，所以能成为“唐音”的典型代表。
<纳兰词的几种作风> 邓懿 急求文章原文，多谢
没有邓懿的，我只有邹云湖的《纳兰词风格探源》：引 言纳兰性德是清初词坛上少有的富贵之人,其乃满清贵胄,属正黄旗,父亲明珠官至内阁大学士,为康熙朝初期的权相之一,纳兰本人在康熙十五年22岁时应殿试,赐进士出身,选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
可谓是位居华阙又少年得志。
按理这种处境发之于词应该是富贵乎和之音,雍容典雅之调,而纳兰词“幽怨凄黯”,[1],“哀感顽艳”[2]的风格却与之产生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人们曾对此作过种种猜测与推论。
作品风格实际上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性情、禀赋)志(思想、修养)与其所处的特定的客观环境相融合的产物,因此考察形成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的真正原因,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探源。
一、“冰肌玉骨天付与,兼付与凄凉”——个性与现实的矛盾纳兰性德具有非常典型的多情忧郁的诗人气质。
这从他的友人知己对他的评价和他的作品中都可得到印证。
他“至性固结,无事不真”,“性近悲凉”[3],“其于世味也甚淡,直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其于道谊也甚真,特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
”[4]纳兰本人对自己的这种性格也有很清晰的认识:“仆亦本狂士,富贵鸿毛轻。
”[5]他有两首咏物词可以说是自写性情之作。
一首是《眼儿媚·咏梅》: 莫把琼花比淡妆,谁似白霓裳?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莫近东墙。
冰肌玉骨天付与,兼付与凄凉,可怜遥夜,冷烟和月,疏影横窗。
另一首是《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这种“天付与”的“别样清幽”、“自然标格”,偏爱“凄凉”、“冷处”的性情正是一种十分纯粹的诗人气质。
拥有了这种性情意味着在进入创作时主体已经具备了“内美”,即一种艺术的视角。
这一点,纳兰的师友以及历来的评论家多已有所察觉,如:“容若天姿之纯粹,识见之高明,学问之淹通,才力之强敏,殆未有过之者也”[6],“容若天姿超逸,悠然尘外”[7],“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8] “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
[9]纯真、敏感、忧郁的性情禀赋确是作为一个抒情诗人所必须具备的“内美”,但对于“做人”来说却未必然。
就纳兰而言,澹泊名利却生于一个权势炙手可热的富贵之家,生性孤高却又是一位“浊世公子”,“纯任性灵”却又要受到封建制度上层贵族社会种种森严礼法的束缚,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的个性与所处现实环境的巨大矛盾。
曾经有很多人认为纳兰与前代词人李后主、晏几道颇为相似:“吾友容若,其门第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10]“《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
[1]这主要是指形、神两方面的相似,一方面三人境遇相似,在社会上都处于“贵”的位置,后主贵为一国之君而沦为阶下囚,小晏、纳兰二人贵为相国公子而一个家道中落,落魄秦楼楚馆;一个则是“弱冠之年,已赋悼亡”。
[11]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指三人的“神似”,即三人由于个性的某种相似而导致的抒情风格的相似。
李煜、小晏、纳兰三人在词的创作上都是以情胜、以性灵胜,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陈廷焯论词专讲“沉郁”、“忠厚”,他认为“容若《饮水词》,……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才力不足,合得者五代人凄婉之意”,与李后主词、小晏词一样“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指李、晏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
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12]纳兰词中所表现出的“以情胜”的风格正是纳兰本人个性气质的投影。
王国维于词中最为推崇李后主与纳兰,称后主为“不失其赤子之心”,称纳兰词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对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9]备加推崇称道,此中原因除撇开王氏直接渊源于叔本华《天才论》中的“天才忧郁”之说以及“隐伏着某种封建思想桎梏相对立的个性自由,艺术自由的要求”[13]外,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和王氏本人的个性有关,王氏曾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自述“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他在论述叔本华哲学时曾自道是“半出于其主观之气质”,可见王氏乃是因为在李后主、纳兰二人的词作所表现出的“诗人气质”中找到了与己个性深相契合的所在而对之一见倾心。
有人将纳兰“幽怨凄黯”的词风归结于其妻卢氏的早亡,这种说法似乎也缺乏足够的凭据。
综观纳兰词就可发现,其词风在卢氏逝去前后并无十分明显的泾渭之分。
悼亡只是加重了个性敏感忧郁的词人情感天平上的砝码,它一定带给了词人刻骨铭心终身不愈的心灵创作伤,此后发之为词,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伤感,这也正是可以从其个性中找到存在发展的依据。
即如词人的早逝亦然,“盖其三生慧业,不耐浮尘,寄思无端,抑郁不释,韵淡疑仙,思幽近鬼,年之不永,即兆于斯”。
[14]从主观方面来说,纳兰抑郁早逝的悲剧可以说也是一种性格的悲剧。
二、“庾郎未老,何事伤心早?”——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纳兰性德可以说是清代满族中最得汉族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神髓的人。
他在康熙十年(1671)举顺天乡试,康熙十五年(1676)应殿试,赐进士出身,选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
他活动的年代正是在满清统治者准备以科考收服士心,而汉族士人开始入仕清廷,满汉之间的交往有了更多机会的时候,这可以康熙十八年(1679)春三月的“博学鸿词科”的诏举为标志。
纳兰本人十分喜爱汉族文化,称得上是涉猎广博,修养甚深。
他论词宗主李煜,提出“情致”之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15]仅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而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
纳兰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渺”,[16]又工篆刻书法,“于书画评鉴最精”,[17]后来又笃意经史:“晓夜穷研,学益进”,“而于往古治乱,政事沿革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数其所以然”。
[18]其词不仅深得后主“神秀”,且其中大量的用典也往往如盐入水,了无痕迹,显示了深厚的汉文化修养。
梁启超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容若小词,直追李主,其刊《通志堂经解》为经学家津逮。
其纪地胜,摭史实,多有佳趣,偶评政俗人物,亦有见地。
诗文评益精到,盖有所自得也。
卷末论释老,可谓明通,……翩翩一浊世公子,有此器识,且出自满洲,岂不异哉!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须让此君出一头地也!”[19]纳兰的交游,几乎都是汉族名士(尤其是江南名士),如他的老师徐乾学,朋友顾贞观、姜宸英、严绳孙等,皆为“一时俊异”。
他与师友们的志趣相投,是以他渊博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为基础的,而他的这些在当时属于汉族士人中的“菁英”阶层的师友们反过来也给予了他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在思想上,纳兰也与中国历代士大夫文人一样,儒、道、佛三家并存,而其中儒家思想更在他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印《经解》,读《通鉴》,渴望能建功立业,实现自己“欲将普天一洗,银河亲挽”(《金缕曲》),“功名垂钟鼎,丹青图麒麟”(《从军诗》)的宏伟抱负。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勉励友人“勿薄一官”,要“为亲民之官”以“得展其志愿者”,[20]其为人虽处华月无,而律己甚严,虽风雪露,不废拈毫,而留心沼务,不屑屑以文字名世”,[21]“窥其志,岂无意当世者”,[13]这些都足以说明青年纳兰有着儒家“兼济天下”的广阔胸襟与万丈豪情。
但现实却似乎将他的理想一拳击得粉碎。
从康熙十五年22岁入仕御前侍卫一直到31岁去世,几乎每年都有御驾巡游,有时甚至是一年数次,纳兰也就一直过着随帝出巡,飘泊颠沛的鞍马生活。
对于满腹雄心壮志,正当建功立业盛年的纳兰来说,长期的飘泊塞外,风餐露宿,无疑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弟比来从事鞍马间,益觉疲顿,发已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隳尽。
昔人言,身后名不如生前一盅酒,此言大是,弟是以甚慕魏公子之饮醇酒,近妇人也”。
[20]这是何等沉痛之言!更重要的是纳兰又发现康熙皇帝对他的宠爱,并不是想让他施展抱负,而是另有用心:“及被恩命,引而置上珥貂之行,而后知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别有在也”[6]。
他对现实开始感到失望,转而想“葬身温柔乡”中求解脱,无奈“胸中块磊”又“非酒可浇”,[20]“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填词》)的诗句正是其自道甘苦之言。
对纳兰来说,“忧患”并非是处境的蹇涩,物质上的穷困,而是心灵上精神上的苦闷,他“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4]精神上备受折磨。
理想(建功立业)与现实(在鞍马上消磨时光)之间产生的巨大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所带来的壮志难酬的郁闷和痛苦,使得纳兰心境灰黯,无以自遣。
发之为词,则无怪乎“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所为”。
“庾郎未老,何事伤心早?”(《点绛唇》)可以说道出了纳兰苦涩悲愤的心声。
试想如果纳兰没有如此深刻地接受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也许他不会感受到如此深切的矛盾和痛苦。
这种由儒家入世思想而来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纳兰哀怨感伤词风的又一直接渊源。
正如吴梅所言:“容若小令,凄婉不可卒读。
顾梁汾、陈其年皆低首称之。
究其所诣,询足追美南唐二主。
清初小令之工,无有过于容若者矣。
……或谓容若是李煜转生,殆专论其词也。
承平宿卫,又得通儒为师,辑旧籍,刊布艺林,其志向自足千古,岂独琢词之工已哉!”[22]三、“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身世与现实的矛盾在世人眼中,纳兰身处康熙盛世的相府豪门,身份又是出入扈从的御前一等侍卫,但他却情思抑郁,落落寡合,与其所处极不和谐。
人们对此作过种种猜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清代一些野史稗间对纳兰情感生活失意的叙述。
作为一个敏感多情,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青年才子,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但仅仅根据一些传闻和他的一些情词就做出这样的判断,似乎也难以让人信服。
因而纳兰的心事重重,“别有怀抱”似乎就有着更深的缘由。
纳兰家族是满清八旗中的正黄旗,纳兰的曾祖姑是满清开国皇帝太极的生母,可谓是皇亲国戚,麟阁贵胄。
在康熙朝初期纳兰家族更是贵要莫比,备受恩宠。
而实际上这一切荣华富贵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据载纳兰先世为属于扈伦四国之一的叶赫氏。
在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在辽东大地建立王业,铲除异己,吞并杀戮的战争中,叶赫氏是爱新觉罗氏最强悍的对手,它多次联合其他部族进攻努尔哈赤,即便几乎是每次必败也毫不屈服,对努尔哈赤的态度极为桀骜不驯。
满洲侵略明朝借口,乃是因为明朝帮助叶赫攻打满洲。
努尔哈赤将叶赫氏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曾先后三次大举入侵叶赫氏,前两次分别在万历三十二年春正月和万历四十年八月:“满洲主侵叶赫,围其东西二城,东城溃,金台吉被执,不屈,死。
布扬古以西城降,叶赫国亡。
”[23]努尔哈赤以金台吉之妹为妻,生清太宗皇太极。
纳兰性德即为金台吉的曾孙。
从此叶赫氏与爱新觉罗氏之间有了一种亦仇亦亲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
清初顺康二帝给叶赫子孙以高官显位,表面上是优遇皇亲功臣,实际上施展的是麻痹和牵制的手段。
康熙帝对纳兰的恩宠,许之以一等侍卫的殊荣,表面上看是爱才,实际上是将纳兰置于自己的身边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以不断的侍驾巡游消磨这位青年的壮志雄心,从而让叶赫子孙在富贵荣华中沉溺享乐,借此彻底消灭其对爱新觉罗氏始终潜在的危险性。
对这一点,生性敏感的纳兰早已有所察觉:“及被恩命,置上珥貂之行,而后知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别有在也。
”[6]虽然祖先曾经遭到爱新觉罗氏无情的屠杀灭绝,并且后者一直对前者的反抗不驯耿耿于怀,处处提防,但在现实中,爱新觉罗氏不仅与纳兰家族有着亲属关系,而且给予了他们荣华富贵。
作为臣子,理当感激涕零,知恩图报。
同时,纳兰所处的时代,正是清帝国大一统已成定局,开始进入安定承平的时代。
就在纳兰应殿试踏上仕途(1676年)的第三年,康熙帝下旨征召,次年开召了“博学鸿词科”。
此时清王朝征讨的“三藩之乱”已胜券在握,“博学鸿词科”的举行似乎预示着“康乾盛世”的到来。
而从清初多尔衮摄政时诸王的内讧直至康熙立储时统治阶级内部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盛世”的承平表象下掩盖的却是血淋淋的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和尔虞我诈。
纳兰的父亲明珠也在这种政治旋涡中触礁:“二十七年春二月,……大学士明珠、李之芳,尚书佛伦、熊一洒、科尔坤同日罢……。
”[23]作为相国公子和出入宫禁的皇亲近臣,置身于上层权力中心之中,耳闻目睹包括父亲明珠在内的官场中惊心动魄的倾轧,纳兰对统治阶层内部的污浊腐朽看得非常清楚,而对最高统治者康熙帝的用心也十分明了,更因其个性而对此产生了本能的厌恶和反感:“奈又值入直之期,万不得脱身,中心向往,不可言喻”,“鄙**闲,近苦鹿鹿”,他甚至羡慕友人适官蛮荒之地,因为在他看来“蕞尔荒残,料无脂腻可点清白”。
[20]他竭力营救因科场案而被流放宁古塔22年的江南名士吴兆骞,待其入关后又生馆之而死恤之,除了感情上的因素外,在纳兰的内心深处或许也是对清廷迫害文士现状的无声抗议。
然而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社会,特别是作为康熙帝格外“恩宠”的叶赫子孙,虽然纳兰极为厌恶官场中的一切,厌恶终日飘泊的侍卫生涯,但在现实中他却又不得不抑制住这种厌恶而处处小心行事,勤恳侍驾:“君日侍上所,所巡幸,无远近必从,从久不懈益谨”,“而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几微毫发过”,“性固防,不与外廷一事”,“或问以世事,则不答,间杂以他语”[18]。
特定的地位与环境,使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们多了一份深刻的阅历,因而在当时充斥盛世之音的文坛上,他也显得落落寡合,不合时宜,“青眼难期,红尘寡合”[24]。
比别人看得透澈却又强迫自己必须与别人保持同步(做一个兢兢业业的臣子和一个粉饰太平的文人),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纳兰的又一悲剧所在:“就中冷暖和谁道?”(《踏莎行》)表现于词中当然就多半是“满眼芳菲都惹眼”,“满眼经秋耐寂寥”的哀怨感伤了。
纳兰又有词曰:“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采桑子》),这正是哀怨感伤中的正话反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李后主与纳兰都是“阅世不深”的“主观之诗人”,认为二人的“性情真”是因为“阅世浅”,实际上正是在“阅世”这一点上纳兰与后主不同。
某种意义上后主确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不谙世态人情的词人,纳兰则非但不是“阅世不深”,而可以说是阅世甚深,尤其是对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切颇为了然,由此也更加心事重重,抑郁寡欢。
发之于词,往往就是“幽艳哀断”,“所谓别有怀抱者也”[25]。
而这些“别有怀抱”的词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盛世本质的真实反映。
结 语综观纳兰一生,他始终生活在由其个性、思想、身世与所处环境产生的尖锐矛盾的夹缝之中,它们构成了一个永远走不出的怪圈,给纳兰的一生投下了浓重的悲剧的阴影,而纳兰词正是这些矛盾与悲剧的痛苦产物。
但就如纳兰自己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往往欢娱之,不如忧患作,”也正是由于这些无法调和的矛盾所带给词人的巨大的“忧患感”,赋予了纳兰词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使其成为中国词史上熠熠生辉的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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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出自哪首诗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岁月催出人生江湖》。
徐克、程的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作为华语武侠的巅峰之作在剧中引用这首诗，尽显英雄慨叹，使这首诗在武侠迷中广泛流传。
全文：天下风云出我辈，一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
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英雄路远掌声近，莫问苍生问星辰。
天地有涯风有信，大海无量不见人
释义第一句表达了作者从壮志凌云，豪气冲天的书生心态。
第二句，作者进入社会，心灵经历世间总总的洗礼，感叹人生苦短。
第三四句，表达了作者对普世价值观的反思，曾经的理想雄心，现在只能在闲谈时说说罢了，早知会如此，还不如从当初就及时行乐，人生一场大醉，浑浑噩噩，倒也不必经受现在理想破灭的痛苦了。
第五六句，也许是觉得三四句的感情过于消极，作者在第五六句里，用象征和暗喻的手法，表达的社会的残酷和奋斗的艰难。
也许社会的纷繁对于作者这样理想主义的人来说，太过于黑暗和冷酷了。
第七八句，表达了本作的核心思想，感叹人相对于世界，不过是一滴水至于大海而已，多么的渺小啊，当初的凌云壮志，不可一世，现在想想是多么的幼稚。
无数的人，怀着一番伟大理想进入社会，但最后又有几个人能达成理想，最后能超脱出世间的纷纷扰扰呢
最后大多数还不是被社会的大潮所淹没，泯然众人矣。
屈原写《离骚》的背景
推荐参考 李白和杜甫诗歌的比较一、概杜李白和杜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
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
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二、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的形成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
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
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
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
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
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
三、李白和杜甫诗歌的创作方法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卓越的浪漫主义诗人。
他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开元，天宝的四十多年即所谓的“盛唐时期”，这是唐帝国空前强盛而又潜伏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时代特点，结合经历和思想性格，他的诗篇呈现出与杜甫迥然不同的浪漫主义风格。
而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生活的时代，是唐代由盛转衰的的剧变时期，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造成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苦难，把诗人也卷入了社会的底层，也使用笔描绘出那个苦难时代的生活画卷，逐步攀上现实主义高峰。
其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要体现在诗人的叙事诗上。
首先，李白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李白不是一个“万事不关心”的诗人。
他那炽热的感情，强烈的个性，在他的诗篇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处处留下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
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想念长安，就是：“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他登上太白峰，就让“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
就是写历史人物，如严子陵、诸葛亮、谢安等等，也往往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化身，这种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使诗增添了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先声夺人的力量，让读者感到热情亲切。
而杜甫常寓主观于客观。
杜甫的诗歌，善于把主观的思想内容融于客观的事实描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这是杜诗的最大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
如《丽人行》，作者从头到尾都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的感情和倾向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其次，李白的诗句具有大胆的夸张。
“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燕山雪花大如席”等诗句，早已成为文学描写中夸张的典型。
而他的喝酒，也是“会须一饮三百杯”，“愁来饮酒二千石”。
他的登高，也竟然达到“连峰去天不盈尺”“举手可近月”的地步。
这些“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夸张诗句，在李白那些气势雄壮，豪放不羁的诗篇里，比比皆是，琳琅满目，使人惊叹不已。
杜甫则注重细节描写。
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身特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
如《兵车行》中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生恨
”这一细节，不仅揭示了役夫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情，也揭露了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深寓着作者的同情和愤慨。
又如《石壕吏》用“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这一细节描写。
细节描写的生动传神，源于作者对客观现实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第三，李白的大胆夸张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因此，在李白的诗歌创作中，想象总是那样出人意表，又是那样的天真纯洁，深深拨动读者的心弦。
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一些写“月”诗。
他喜欢明月，就想象明月可以问讯，追攀和摘揽。
如《把酒问月》中写到：“青天有月来几时
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又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说：“俱怀逸兴思飞，欲上青云揽明月。
”他又常把明月引为知己，想象明月可以伴他饮酒，送他远行，解他孤独，寓他乡情，甚至当月色不足时，也能赊些来。
现实的世界对李白来说，往往显得狭小，憋闷，阴暗，因此他时常展开幻想的翅膀飞向天空仙境去寻求光明和自由。
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运用幻想手法，奇妙的神仙世界，有力地反衬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反映出李白对自由，解放的渴望与追求。
而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加工，塑造出众多的人物形象，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逾墙而逃的老翁，应急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幕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等，组成了一组人物形象画廊。
如此众多的真实，鲜明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是杜甫诗歌的杰出贡献。
最后，李白的诗富有奇特的比喻。
“轻面把朋友，对面九疑峰”，用山峰来比喻朋友间的猜疑，形象新奇而壮伟。
“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用黄河可塞的惊心比喻，来反衬阵亡士卒的的妻子那种绝望的悲哀，也真够惊心动魄的了。
他所写的瀑布、黄河、秋月、山峰皆雄奇壮伟、壮丽、灵活。
杜甫的诗句却具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他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就以人物的语言来刻画心理，以塑造形象。
《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独白写出，将她送别丈夫时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强和期待的复杂心理活动展示无遗，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
他的《无家别》，《垂老别》也都用独白写成，《新安吏》、《潼关吏》均采用对话方式。
这些人物的话语，通俗朴素，符合人物性格、身份、年龄，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当然，在李白的浪漫主义色彩中，也包含现实主义的成分。
最能体现李白这一特点的是他的游仙诗、写景诗。
如《古风》（其十九），前部分写华山仙境，后部分的“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写的是血流中原的惨痛现实。
诗人把美丽的华山仙境与流血的中原大地结合起来，反映了诗人出世与入世的思想矛盾，表现了诗人厌恶黑暗，追求自由的精神和关心国家民族的真挚感情。
《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等诗体现了这种艺术特色。
杜甫的诗以真实反映现实见长，但他的不少作品也透露出理想主义光芒。
如《望岳》中的“会将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表现了诗人年青时的自信与豪情。
《饮中八仙歌》中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以浪漫主义笔调写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呼之欲出，光彩照人。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则突出地显示了诗人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
四、李白和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比较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
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李白一方面接受了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一方面又接受了道家的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的一切的思想。
他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给人以飘飘欲仙的感觉。
他在诗歌中用尽夸张渲染烘托拟人等手法，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等。
都体现了诗仙的独特气质和风格。
杜甫开放性的总结发扬了我国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善于选择并概括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善于选择和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并且寄寓自己的爱憎，使这些形象真实可感，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他的诗歌多用来反映民间疾苦和国家大事。
表现手法上，杜甫学习民歌运动中的对话和口语，大大提高了诗的表现力，使诗歌更接近生活更接近人民群众。
他的乐府叙事诗，深刻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的社会面貌，成为那个时期社会矛盾和斗争的真实写照，深刻表现了他终生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
李白的诗更能表现盛唐文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而杜甫的诗则更能反映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李白天才放逸，诗歌自成一体，是天授的奇才；杜甫当世英才，诗歌兼备众体，是人能的极致。
李白的诗对于后代爱好豪放诗风、具有奇特想象力的诗人有深远的影响。
杜甫的诗对于后代关怀社会现实、重视诗法变化和字句锻炼的诗人影响更大。
李白少年好学，喜欢文学。
“一生好人名山游”，青年时即离家漫游祖国的大江南北。
后被唐玄宗召为文学侍从，但当时政治日渐腐败，不满两年，便因得罪权贵，愤然离去，继续漫游各地。
这一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名篇迭出。
安史之乱后，李白遭遇不幸，最后在贫困和漂泊中病逝。
他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传奇色彩，如李白的豪饮、剑术和球技，可谓德才兼备、文武两长。
李白，身为一唐代的诗界巨人，被后世推崇为诗仙，已经可见他的才华横溢。
所写的诗篇也充分的表达了他的豪迈性格。
杜甫的诗风格迥异，杜甫的创作没有李白那么奔放，相反杜甫的诗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前人的经验，严格遵照各种格式来表达自己。
很少有象李白那样一挥而就的神来之笔。
杜甫对于作诗是一种严谨的态度，这也是因为他终生潦倒，颠沛流离。
经常为生计而奔波于权贵府邸，靠着自己做的诗词歌赋来换取一些钱财，我理解为只有结构严谨才能博取赏识的缘故。
杜甫的处境是非常可悲的，空有一身抱负却报国无门。
五、李白和杜甫诗歌的文学艺术特色比较李白与杜甫所代表是二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形式，李白的诗歌运用奇特的夸张和想象，往往所表达是一种超脱自然的盛世情怀，而杜甫运用写实的手法，在意的是对于客体的一种真实的再现。
他们一个是浪漫派诗人的杰出代表，另外的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巅峰诗人。
他们的风格导致了文章的基调的不同，读李白的诗，会被其豪迈的积极的心态而拍案叫绝，读杜甫的诗，忧国忧民的沉郁顿挫的感情所感动。
所以对于分析他们之间的艺术特色，必须从诗歌的本身还有情感出发。
从李杜的感情基调上比较：李白所体现的是一种奔放豪迈的美，所以他所折射出来的感情往往是一种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宛如黄河之水奔腾而下的气势磅礴，想象瞬息万变，驰骋于天地之间，穿梭古往今来，来去无踪。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诗人豪迈的情怀使得他的诗歌的表达瑰丽无比，奇特俊逸。
杜甫的诗歌往往所表达的是一种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思想，读杜甫的诗感觉他的每一个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抑郁之情，这样的一种感情基调蕴含着忧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博大深远，情感波涛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作者思接千载，首先从洞庭湖的博大气象发笔，骤然百感交集，世事飘荡，亲朋分离，不禁感然伤喟，最后的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足见作者沉郁之情感，每览此文，喟然伤心干。
在创作题材上比较：李杜的诗歌在艺术特色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所用的创作方法也有很的不同。
李白的诗歌多有精神世界的描写，在游山涉水中，往往寄托了诗仙的旷世情怀，或积极入世，或蔑视权贵，或纵情山水，但是李白的诗歌中我们会发现他笔下的客观世界总是留下诗仙的浪漫主义情调，具有强烈的主观主义的色彩。
写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作者的愁不是停留在伤秋悲春之中，而更多的是作者的积极的态度上的基础上的一种豪迈之愁，愁中更有豪气十足。
而与李白截然相反的杜甫创作题材上，杜甫更在意的是一种虚的表达，杜甫会把深刻的情感隐藏在客观事物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通过对于事物的真实的刻画，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去写作，展现的是无尽之情，蕴含于有限之景中，杜甫在《丽人行》中写杨氏兄妹的奢华并没有直接斥责其荒淫无度，而是对于他们的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的描述进行鞭挞，作者的憎恶之情显露无疑。
从诗歌的体裁和创作的理念上比较：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乐府诗，不爱严整的律诗。
从他的代表作上看，大多是以这样的三种诗歌的样式出现，《古风》59首，是他的五古代表作，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
李白还擅长写绝句，他脍炙人口的诗篇有《静夜思》《望庐山瀑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历代评七言绝句的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为擅长。
乐府诗方面，李白运用旧乐府诗题，语言不事雕琢，浑然天成，正如他所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使之更为精炼，优美，含义深长。
而杜甫的诗歌各体兼工，以律诗和绝句为主，另外的一方面杜甫突破了乐府旧题的束缚，创造了不少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例如“三吏”“三别”。
杜甫的律诗的代表作有《月夜》《春望》《望岳》《秋兴》八首，《登高》《登岳阳楼》诗文无不以沉郁稳健建昌，凝重精美著称，杜甫善于用充沛的感情驾驭精炼奇绝的文字，同时，与李白的浑然天成，不讲究炼字相比，杜甫始终坚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其诗歌讲究的是遣词造句，语句常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诗歌精炼严整非常人之能所能及也。
如何形容心情无奈诗句
形容无奈的成语 ：无计可施、束手无策、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不知所措、黔驴技穷、望洋兴叹、爱莫能助、迫不得已、手足无措
《离骚》写作背景
1、创作背景 屈原学识丰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远大的理想，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任用贤才，对外主张联齐抗秦。
楚国贵族集团中的顽固派不断打击和排挤屈原，使他一生为之奋斗呼号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
他就用诗歌倾吐自己的忧愁幽思、绵缠悱恻的情绪。
2、作品简介 《离骚》是战国诗人屈原创作的文学作品。
“离骚”，东汉王逸释为：“离，别也；骚，愁也。
”《离骚》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主线，以花草禽鸟的比兴和瑰奇迷幻的“求女”神境作象征，借助于自传性回忆中的情感激荡，和复沓纷至、倏生倏灭的幻境交替展开全诗。
作品倾诉了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
主张“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
提出“皇天无私阿”，对天命论进行批判。
作品中大量的比喻和丰富的想像，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中国文学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清代戴震《屈原赋注》等注本。
3、作者简介 屈原（前340一前278），名平，楚国人，楚王同姓贵族。
早年深得怀王信任，官左徒和三闾大夫。
由于贵族保守集团的反对，终遭失败，被怀王疏远，放逐汉北。
当楚国首都郢被秦兵攻破时，他在彷徨苦闷、悲愤忧郁的心情中投汨罗江自沉。
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篇，从不同的方面艺术地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深切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