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李杨的诗句
《书怀寄杨郭李王判官》(崔峒)惯作云林客，因成懒漫人。
吏欺从政拙，妻笑理家贫。
【李】郭应时望，王【杨】入幕频。
从容丞相阁，知忆故园春。
《答王无功冬夜载酒乡馆》(崔善为)颁条忝贵郡，悬榻久相望。
处士同【杨】郑，邦君谢【李】疆。
讵知方拥彗，逢子敬惟桑。
明朝蓬户侧，会自谒任棠
从《长恨歌》中看白居易对李杨二人的爱情褒贬
诗作前半部分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
但后半部分笔锋一转，开始逐渐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表现了作者对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的歌赞和向往，对李杨爱情悲剧结局的同情、惋惜和感伤.《长恨歌》中有大量描写李杨爱情的诗句，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李杨之间的热恋：“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星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二是杨贵妃死后与唐玄宗的刻骨相思：“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恨，就是遗憾、遗恨。
作者写李杨的故事，所引以为长恨的是什么呢
作者在本诗的结穴中实际已经点明。
诗中的最后一节，在铺写了李杨二人生死隔离，思而不能见，爱而不能复聚的情况以后，诗人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样两句情深意长的诗句结束了全篇。
。
在诗人看来，一对彼此刻骨爱恋的情侣，遭到如此的不幸，这对于这对情侣乃至所有后人来说，都只能为之遗恨千古。
白居易以长恨名篇的诗，写的也正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李杨感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表现的正是诗人对所写悲剧主人公的莫大同情。
诗人的意图应该在抒发一种永远的遗憾
《长生殿》对描写李杨爱情悲剧主题的继承与发展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伟大的，同时他们做的孽是不可饶恕的
白居易怎样看待〈长恨歌〉中李杨的爱情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的杨贵纪。
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
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
陈鸿“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
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
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
“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
结尾“，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
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
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
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
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
这种分歧，大概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
当时，、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的是表述爱情。
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
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那样的正声。
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
”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
《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
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
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
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
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
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
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无比怀念的情绪。
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
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
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
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
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
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
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
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
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
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
《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
”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
”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
“甚美”。
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
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
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
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对李杨爱情的看法400字
唐明皇与玉环的感情有没有，自然有。
但真的如同白居易所写的吗
不可能。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感情，《长恨歌》中又为什么写出这样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神话呢
在这里，就为朋友一一道来吧。
首先，这二位是皇宫中的皇帝与妃子。
他们之间的感情绝对不可能与寻常百姓一般，在夫妻关系之上首先是君臣关系。
尽管玉环很受宠，但也不代表他们之间能像普通夫妻之间一样。
他们的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也没机会爱的死去活来，更不可能有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只能说是喜欢，或是兴趣相投。
其次，唐明皇是玉环的公公，他对她爱的叫人佩服可以说除了因为玉环漂亮、善解人意，还有就是她的来之不易。
又加上唐明皇想得到玉环其本意是为了填补武妃这一空缺。
但在玉环死时二人已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了，明皇对她的爱已经淡了不少（因为该享受的都享受过了），又加上在美人和权力间明皇其实是更爱权力的。
因为明皇本来就是个风流天子，有了权力什么美人找不到；留了玉环，那就只有这一个，看多了还有审美疲劳。
他当然是要舍弃玉环了。
再说玉环，她对这位公公也谈不上爱得一厢情愿。
她与寿王生活了很多年，能没感情吗
对那个把她和丈夫分开的公公她能爱多少
第三，唐明皇太花心了。
在玉环为贵妃期间代替过她的有她的三姐、谢阿蛮、公孙大娘等等。
她也曾被赶出宫两次。
若不是玉环“天生丽质难自弃”，花心的明皇还会记得她?抛弃她到底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并且事实也证明了玄宗并没有对玉环的死耿耿于怀。
因为玄宗是宝应元年（762年）死的，而玉环是天宝十五载（756年）死的。
设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思念爱妃，伤心欲绝的情况下是如何度过6年的生命的
更何况玄宗在这一段日子里又是安史之乱，又是肃宗的防备和不理不睬。
可谓是晚年生活十分凄苦，不顺。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要是还思念一个人，寝食不安，居然还活了6年以78岁的高龄入土而安，那玄宗是不是坚强的不合科学道理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长恨歌》这样描写明皇与玉环爱情故事的千古名篇的存在呢
首先，是因为明皇为了讨好玉环，对她的“小”要求百依百顺。
什么吃荔枝呀，穿漂亮衣服呀之类的，明皇都一一满足。
毕竟，明皇一个老头子（在当时，都够当玉环爷爷了）又加上是一个把玉环与丈夫分开的恶公公，想俘获玉环只有这种办法了。
但当时哪有现在这样消息灵通呀（史书上把明皇的小九九写得明明白白的)民间不也就只有说是因为他俩爱得死去活来吗
其次，是作者白居易的个人关系。
当年的白居易正是该成亲的年龄，但白大诗人的爱情却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没有一个女子走入他的生活，又加上他对玉环有着一份怜爱与理解。
于是他就将自己的这份感情融入已故的玉环身上。
所以说《长恨歌》是明皇与玉环的爱情神话倒不如说是作者白居易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所以诗与历史永远不要混为一谈，毕竟，诗是艺术而历史是现实。
艺术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同样也是永远对立的。
把《长恨歌》当做神话去看，也许就不会对其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产生质疑了。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有爱情说,讽刺说和双重主题三种说法,你赞成哪一种,并结合诗句说明理由
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议 玄宗被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咏叹。
然而，文人的吟咏与史家的记述是不尽相同的。
在文人的吟咏中，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的。
总体说，偏重史实的作品，主调是讽刺；文学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调是同情、感伤。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最受人们的关注，引起的争论也最多。
二十世纪上半叶，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是本诗研究中两篇重要文章。
对《长恨歌》的争论，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
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方面，主要有四说：爱情说、讽喻说和讽喻、爱情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
另外，对杨贵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争议。
有关论述摘编： 对《长恨歌》，作者自评：“一篇《长恨》有风情”。
自许《长恨歌》是他的“压卷杰构”。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乐天之长恨歌，……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
此无怪乎压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在对《长恨歌》主题认识上，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
作品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
也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
李杨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
”经过作者的描写，李杨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还有论者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
持讽喻说者指出：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
《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
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纵情声色，贻误国政，最终引起了安禄山之乱，两人也因此身处异境，苦果自尝，最高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戒。
双重主题说认为，此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
持此论者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
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
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长恨歌》第三段赏析 待做 一.简答题 1 这一段有何处借汉指唐
鉴赏 《长恨歌》是白诗作中脍炙人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
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
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
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
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象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
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
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
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
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
“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
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
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
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
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
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
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
“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
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
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
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
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
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
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
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
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
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
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
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
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
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
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
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
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
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
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
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
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
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
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
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
《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
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赏析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
本文作者持爱情说。
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
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
观点也颇具分歧。
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
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
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
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
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
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
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
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
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
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
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
“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
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
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
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
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 “甚美必甚恶。
”李延年歌曰： “倾国复倾城。
”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
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
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
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唐诗里最早触及李杨爱情的诗篇是
比较有名的白居易的《长恨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