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明清近现代诗词特点，分别简单解释一下。
每个时代说个有名的作者吧。
分析 特点 区别唐诗： 清新、脱俗、飘逸 简短宋词： 含蓄 悠扬 中长元曲： 直露 绵长 最长唐：山水田园派：孟浩然和王维，现实主义：杜甫，浪漫主义：李白，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宋：豪放派：苏轼和辛弃疾，婉约派：李清照元：主要是戏曲，有四大家白朴、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清：曹雪芹 现代：
宋元明清诗歌发展概述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的劳动、中渐渐形成和发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
“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
“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
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
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
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
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
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
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
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
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
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
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
《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
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
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
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
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
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
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
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
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
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
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
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
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
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
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
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
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
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
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
《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
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
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
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
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
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
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
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
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
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
《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
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
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
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
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
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
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
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
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
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
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
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
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
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
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
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
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
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
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
《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
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
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
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
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
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
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
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
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
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
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
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
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
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
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
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
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
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
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
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
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
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
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
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
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
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
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
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
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现代文学诞生了。
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
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
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
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
《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
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
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
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
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
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
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
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 1931)的诗最多。
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
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
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
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
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
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
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
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
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
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
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
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
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
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
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
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
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
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
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
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
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
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
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
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
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
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
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
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
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
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
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
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
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
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
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
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
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
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
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
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
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
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
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
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
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
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
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
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结合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明清戏曲，谈谈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总体特征
0.古代文展历程 1.中国的文学一般地说是倾向于表，这可以从体裁和创作方法的选出来。
首先,在体裁上,中国文学偏于抒情，而叙事文学兴起较晚，也较不发达。
《诗经》这部最早的古代诗歌总集，抒情诗占了绝大部分，叙事诗只是小部分,而且,叙事诗中除了个别的优秀篇章之外，大都比较拙直、稚嫩，而抒情诗则显得比较成熟、老练，并已有许多杰作。
中国除一些少数民族之外,没有产生过规模宏大的史诗,而几乎与中国产生《诗经》的同时，古希腊却产生了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印度也产生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大史诗。
在整个诗歌史上，中国抒情诗蔚为大观，而叙事诗则总嫌不够景气。
中国小说作为不屑一顾的“丛残小语”，冷清寂寞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所起色，但真正具有小说意识——不是当作实际发生的真实，而当作虚构的“逼真”和“如实”——是进入唐代以后的事情。
长篇小说的产生时期更推迟到了明代。
中国的戏剧文学则不仅产生得晚，而且充满浓厚的抒情气，近于抒情诗的联缀的格局。
中国戏曲的假定性的虚拟表现手法，则更为某些表现派戏剧家（如布莱希特）所乐道。
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中国文学不重写实而重写意。
比如，古典诗歌中的游历山川、探览名胜、凭吊古迹的题材，可以处理成叙事性或描述性的作品，但是在众多的诗歌中，却往往是代之以象征、暗示、隐喻、抒情等艺术手段，而虚化了即目所见的景象。
如唐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并无一字关于幽州古台的具体描绘，完全是人生的感喟，心灵的外射和意念的迸发。
古诗常提倡所谓“情景交融”，其实主要也是借景抒情，着眼点在于抒发、宣泄内心郁积的情感。
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杜甫以他诗人的敏锐和不可抑制的忧愤写下了一系列诗篇，其中如《哀江头》、《悲陈陶》、“三吏”、“三别”、《北征》等纪实性较浓的诗歌，曾被人艳称为“诗史”。
这也恰恰说明这类可供史证的纪实性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比较不常见的。
明代批评家杨慎对于“诗史”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
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
……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
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至宝。
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
如其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
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
”（《升庵全集》卷一百三十七）不论杨升庵评价杜诗是否准确，他对于纪实性作品的见解显然是很有代表性的。
中国绘画理论中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语）,批评按焦点透视法来作画的主张,讥笑李成“仰画飞檐”；在文学理论中也有相近的倾向。
反对斤斤于目前所见：“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是一种比较共同的见解。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着整套与西方不相同的范畴，这些范畴是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归纳出来的,它们产生之后,又反过来规范和影响了文学的审美理想、审美需要，从而规范和影响了文学发展进程的轨迹。
中国的古代文论范畴是很有特色的，它们不是玄虚而是微妙，往往是拟象取譬以供参悟,不易落入言筌,如“气”、“风骨”、“韵”、“味”、“意”、“神”、“体”、“肌理”、“格调”、“意境”等等。
这些范畴经过不断演变、完善,内涵也日益丰富,又逐渐在相互间交叉,形成了网络、构成了体系，相对于西方的“悲剧”、“喜剧”、“崇高”、“滑稽”、“幽默”、“典型”等美学范畴。
中国古代文论的诸范畴，表现出一些多义性特点，但更注意主客体的和谐。
中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总体特点，到了“五四”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现代文学中由于小说、戏剧受到重视，就不再显示出抒情胜于叙事、表现多于再现的特点。
整个文学的思想倾向的变化更为明显，古代文学中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已被现代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所取代。
此外，文学理论由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已出现了许多有别于古文论的新的范畴和概念，语言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使中国文学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学的特点。
2.分析中国古代诗歌的体裁及格律特点 3.谁能简单概括一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
唐宋 ，明清，时期关于“清明”的诗词，注意了，是“唐宋明清”时期的“诗词”，不是别来凑热闹
唐诗宋词元曲，这三个朝代主打风格不同，词和曲是和歌而行的，但唱法大部分失传了，所以现在我们了解最多的就是相对简单的唐诗，并不是宋元的就少，只是我们知道的少了。
清朝时候大兴文字狱，许多好作品被付之一炬，文人更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做什么新颖脱俗的文章明朝不太清楚，好像有个什么朱明理学，非常死板的儒家思想，可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时文人的思想吧，所以没有产生像李白那样的大文豪。
而且好诗词也并不是年年又不是吗，流传千古的毕竟不多，唐朝实在是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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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初高中课本里的，嘿嘿
为什么明清时期没有出现新的诗歌形式
常说”唐诗词、元曲清小说“，这种说法以文化链的形概括出不代最繁荣的部分，不局限与诗歌的形式，从文学发展来看，是世俗化的脉络。
常言“诗庄词媚曲俗“，这个反映的是诗歌总体特征，包括题材内容、风格形式，包含各类，有的沉郁顿挫，有的豪放洒脱等等。
词相对而言，一开始给人的印象是柔媚，能够和韵唱，更接近生活，当然随着发展内容题材也有变化。
到曲，总的来讲是世俗化的。
再到明清小说，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展现出来，链条是连着的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形式产生背景分别是什么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
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
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形成于汉初。
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
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
《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
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
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
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
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
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
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
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
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
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
唐诗兴盛的原因 唐朝是广为认知的诗歌天堂, 所谓”唐诗宋词元曲”, 其中把诗归结于唐, 也可看出唐朝在诗歌历史上的地位与垄断之势. 而关于唐诗繁盛的原因，从古至今，众说纷纭. 总和起来, 就是唐朝的经济, 政治, 文化, 历史这四方面都极为适合诗歌的发展, 从而使得其在唐朝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 唐代发达的经济，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
在历史上, 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个可称之为天朝大国的时代 大唐王朝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顶峰. 如此繁荣的经济给艺术这一类的东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人民还吃不饱肚子, 脑袋随时可能搬家的状态下, 恐怕不是大发诗情的好时机. 而唐代国富民强, 前有太宗贞观, 后有玄宗开元. 杜诗云:“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社会几乎达到了上古大同的地步. 在这样国泰民安的时代, 诗歌找到了能让其茁壮发展的肥沃土壤. 而唐代实行的宽松政治政策, 也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经诗赋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唐诗繁荣的又一社会原因。
首先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 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 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 更重要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 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 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 “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积弱之宋实难企及，明清两代，国势渐衰，也难望其项背。
” 大唐朝奉行的国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 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
唐代的自信，使它的诗人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般如许的胸襟, 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 万家争鸣. 其次, 唐朝极重诗才, 严羽的《沧浪诗话》曰：“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
’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 虽不全面, 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高祖武德四年开科取士, 第一场既考诗赋，考五言排律，每诗要求 12 句, 太宗开[文学馆]「弘文馆」以征文人.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唐代的统治者之好诗词歌赋, 犹甚往朝. 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 录入四万八千九百余首, 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并序》列位卷首。
而后的高宗,则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 都对此十分重视. 不仅如此，王室成员中的后宫佳丽，公主王孙，能言诗的也不在少数, 他们所起的引领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再有, 唐皇帝重视诗，更重视诗人, 很少广兴文字狱而耸人听闻. 太宗有《望送魏征葬》,玄宗有《送贺知章归四明》, 宣宗有《吊白居易》. 甚至连犯了死罪的诗人照样为他们编集出版，以示不泯。
如此的宽容，历代少有. 唐代咏史诗、讽喻诗，直露且锋利非常, 比起前代被贬的苏东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诛族惨案, 唐代的诗人是很幸运的. 他们的君王既不特别神经过敏, 也不过于疑神疑鬼, 否则以当时的文风, 十有八九是要杀头的. 第三点文化, 也是唐诗不可或却的兴盛条件之一. 在这里文化即指文化背景而说. 其一, 唐朝上至宫廷秘闻, 下至生活百景无一不可入诗, 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 格律更加成熟完整,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 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 丰富的文化背景, 给唐诗带来了绚丽多彩的发挥天地. 而在文化背景当中的另一点, 就是唐代诗人不仅限于王侯将相, 清代编撰的《全唐诗》, 作者除文人和帝王将相以外，更有“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和尚尼姑，娈童妓女，渔民樵夫，神棍艺人，甚至乞公丐婆”. 再加上唐朝是一个思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 给唐代文学的空前发达繁荣提供了机会。
在这种文化氛为之下, 唐诗的蓬勃发展是绝对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趋势的表现. 最后的原因, 则是相对贫乏的历史积累给唐朝诗歌的君临天下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唐诗之前虽有诗经楚歌,陈宫梁体, 但并无任何需要仰视的高峰. 能白纸为画, 从心所欲, 自然挥洒自如毫无顾忌. 以此使得后世之人犹如泰山在望, 遮阴蔽日, 目光所及均不离隙, 时有心生戚戚之感. 鲁迅先生曾说“唐后无诗”, 也意由此. 汇总上面所说, 唐诗的兴盛确有其原因. 无论从经济, 政治, 文化, 历史哪一方面来说, 唐朝都具备了更甚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条件, 给诗词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佳环境,使唐诗如一颗灿然明珠, 在中国文化史上烁烁生辉, 艳压群芳.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
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唐代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
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
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
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
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
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
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
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 国画: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别。
“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
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
“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
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
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
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
最长的词调《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
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
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
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
一般不换韵。
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
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
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
可以叠字。
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
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
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於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
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
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
”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
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
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
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
《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
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明清小说 明代和清代的小说。
明清两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
从明代开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
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小说 明代小说包括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又可分为文言短篇和白话短篇。
长篇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是在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类：①历史演义小说。
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
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
“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
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
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
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 。
②英雄传奇小说。
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
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
明中叶以后，产生了不少英雄传奇小说，较著名的是万历年间熊大木所著的《北宋志传》和无名氏所作的《杨家府演义》。
此外，郭勋的《皇明英烈传》和袁于令的《隋史遗文》也是明后期影响较大的英雄传奇作品。
③神魔小说。
这类小说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
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
《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
此外，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
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董说的《西游补》等也流传较广。
④世情小说。
它是以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为题材 ，刻画种种世态人情的小说。
以《金瓶梅》为代表。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它开始摆脱了历史故事、历史传说对小说创作的束缚，转向现实题材，开始对日常生活作细致的描写，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成书于明末西周生所著的《醒世姻缘传》等。
另一种则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如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等。
⑤公案小说。
明后期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反映。
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
这类小说在歌颂清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公案小说一般都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而忽视人物性格的着力刻画，艺术上显得粗糙。
同时在思想内容上也往往夹杂着鬼神迷信和封建说教。
明代的短篇小说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明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摹拟学习宋元话本的产物，故被称为“拟话本”。
现存最早的明人辑印的话本集是《清平山堂话本》。
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
三书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人的拟话本两部分。
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
均为拟话本。
“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
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 ，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 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
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黑暗政治，写出了人民的苦难。
另有些拟话本描写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拟话本承袭了宋元话本的传统，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情节生动曲折，感情色彩鲜明。
它艺术手法更加成熟，特别是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更加趋于丰富细腻。
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
除“三言”、“二拍”之外，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
明代的文言小说，是沿着唐宋传奇的线索发展而来的。
较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
明人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写法上模仿唐宋传奇，缺乏创作新意，因而成就不高，其影响远不及白话短篇小说。
清代小说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给予小说深刻的影响。
从清初到乾隆时期，是小说的全盛时期，代表民主倾向的、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主流，《红楼梦》是它的最高代表。
乾隆时期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即嘉庆、道光时期，脱离现实、宣扬名教和因果报应的作品大量出现，小说创作呈现萎顿、沉闷的景象。
清初至乾隆末年(1644～1795)，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等方面，比前代均有较大发展。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在清初格外突出。
重要的作品有《水浒后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等，写的是历史和历史人物，表现的是当时社会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抗意识。
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优良传统，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最高峰。
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汲取了古代文学中讽刺艺术的营养，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 ，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经典作品。
长篇小说《红楼梦》，描写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败，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对个性自由的要求与封建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闪烁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
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此外长篇小说《绿野仙踪》，话本小说《照世杯》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现实生活。
嘉庆至道光二十年(1796～1840），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有《说唐演义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 》等，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及前期同类作品。
续《红楼梦》成风，这类作品都是想改变《红楼梦》的悲剧精神，让贾林大团圆，反映了封建传统文艺思潮对《红楼梦》的反拨，是一种倒退。
《荡寇志》以续《水浒传》为招牌，而立意与《水浒传》正相反，表现了作者痛恨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立场。
这时期较好或有新意的作品，有《绿牡丹》、《雷峰塔传奇》、《粉妆楼全传》、《双凤奇缘》和《镜花缘》等。
清代小说的面貌和明代小说有显著的不同。
明代小说大都有一个从民间传说、戏剧、话本到文人编定的演化过程。
清代小说则不同，作家依据自己的生活和经验选材、构思和描写，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作者个人的意愿和理想。
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都臻于成熟。
一般的作品都有独创之处。
《红楼梦》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是这时期小说的最杰出的代表。
《三国英雄志传》书影（清嘉庆年间刊本）清代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 。
不仅数量空前，风格流派多样，最重要的是它与现实生活十分接近，不再只是描写逝去的英雄时代和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目光转向世俗的社会和平常的人们。
明代《金瓶梅》开辟的以现实社会及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着重写市井间世俗情态的新路，到了清代才真正得到发扬。
《儒林外史》、《歧路灯》、《绿野仙踪》、《红楼梦》都是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充分显示出长篇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巨大能力和容量。
在清代，小说在文学领域成为主流，其成就超过了传统诗文和其他文学样式。
各种文学形式的产生及繁荣都离不开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