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考试的文言文和古诗都出自哪里
您好
~~望采纳 苏轼 （1036～1101）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湄山人。
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属文日数千言，一○五七年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致仕。
在朝期间，时值王安石推行新法。
东坡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书力陈新法之害。
书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
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要求神宗权衡轻重，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要急于有功而贪富强。
神宗阅书后，特单独召见东坡，倾心而谈。
东坡对曰：「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其言隐指安石，要神宗提防。
神宗悚然有省地说：「朕当详思之。
」但苏轼的直谏也因此得罪了安石，遂被请出朝廷。
在外期间，因心怀不平，常以诗论讽，又引起小人的讪谤，被捕入狱。
安石欲置以死地。
神宗念其忠心，又怜其才华，不忍深罪，遂以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安置。
安石死后，司马光任宰相，苏轼复入朝，升为翰林学士（皇帝身边的顾问兼秘书官），但终以才高言直，为权臣所忌恨，历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琼州（今海南岛）、杭州等地，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年）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评述其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
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得安于朝廷之上。
」寥寥数语，概括出了苏轼的仕官生涯和高尚人格。
东坡家世奉佛。
他自叙说父亲苏洵与母亲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
」（《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受家庭影响，东坡自小就接触了佛教，在《子由生日》的诗中，他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
说明了早在与其弟子由同学的少年时代，就开始读佛教书籍了。
父母死后，东坡曾施舍家中的字画和母亲的首饰用作佛事，为父母超度。
并撰写赞颂文说：「佛以大圆觉，充满河沙界。
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
人人无量寿，无往亦无来。
」（《居士传》）传二十六） 居官期间，每至一处，东坡都要与高僧共游，从其参禅学佛。
东坡一生结识的禅僧很多，其中以东林常总、大觉怀琏、玉泉承皓和佛印了元禅师最为密切。
苏轼学佛名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便是他与常总「论无情话」，有省而作的诗偈，（《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以此表明对禅学的见解。
大觉怀琏是东坡在杭州期间结识的禅僧，后来两人成了方外之友。
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听说玉泉承皓禅师有机锋，一般人难以相接，从来自负的东坡便想亲自去较量一下。
一次他微服出府，进寺拜见。
承皓见问：「尊官高姓
」东坡答：「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
」皓禅师大喝一声说：「请问这一声喝叫重多少
」东坡哑口无对，遂谢罪礼敬，从之参学。
（同上）贬谪黄州期间，东坡又与佛印了元建立起亲密关系，并留下了很多趣闻佳话。
有次东坡作了首偈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自以为体现了较深的禅学功夫，便派人把偈子呈给住在江对岸的佛印禅师。
禅师看后在上面批丁「放屁」两个字，就让人把偈子带回去。
东坡看到批话，一时无名火起，遂乘船渡江亲自来找禅师，当即责问禅师何以秽语相加。
禅师听说呵呵大笑，说道：「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
」东坡一时省悟，方感自愧不如，叹服不已。
（参见赖永海《佛道诗禅》第六章，《五灯会元》卷十六《云居了元禅师》） 东坡自到黄州后，便素食斋戒，每天诵经念佛不断。
黄州城南有安国寺，东坡每隔几天便要朝拜一次；每次都要焚香默坐，克己悔过，良久，自觉身心皆空，精神怡然。
晚年时，随行无他物，惟有一轴阿弥陀佛像不离身边，说「此吾往生公案也。
」（《居士传》传二十六）。
尝言前生是僧，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
（《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第六百四十九页） 东坡是宋代诗词大家，他那乐观豪迈、飒然超离的诗词与他的透彻的禅学修养是紧密联系的。
他把学诗比作学禅，诗境等同禅境，「每逢佳句则参禅」（《书李端叔诗后》）是他从事创作的体会。
他的很多诗词也都深入禅髓，如前面提到的「溪声尽是长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的诗句，引佛语入诗，把佛理禅意与「山色」、「溪水」融为一体，读来别具韵味。
清人钱谦益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
」（《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钱钟书《谈艺录》「六十九」也引沉归愚语说：「宋人精禅学者，孰如苏子瞻」。
东坡的禅学对后世文人有较大影响，「苏门四学士」皆游学于禅门。
【词篇】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天涯流落思无穷
既相逢，却匆匆。
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相逢一醉是前缘。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人间有味是清欢。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休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诗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论李白诗歌的特色他的诗歌充满了豪奔逸、洒脱不羁的特点。
李白诗歌概括下几点：一、李白诗歌的主观浪漫主义色彩强；二、李白诗歌以大气贯注，有鲜明的个性；三、李白诗歌奇特的想象和喷发式的情感表达方式；四、李白诗歌壮美和优美的意象；五、李白诗歌具有清新明快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李白 浪漫主义 艺术特色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是唐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又称“诗仙”。
唐代的诗歌有着独具魅力的时代风格与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浓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崭新的生活体验，以及壮阔为美的审美情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唐代诗歌与其他朝代诗歌的区别特色。
礼拜的诗歌美丽就一这样的一种力量征服了当时以及后世许多的读者的心。
李白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伟大的浪漫主义杰出者，被尊为“诗仙”。
“昔年有狂客，号为谛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名声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喔，流传必绝伦。
”（《寄李白十二韵》杜甫）则既是对李白的积极称赞，又对李白诗歌的后世影响做了预言。
明代诗人方孝孺更是把李白推向了极致：“泰山高兮高可兮，沧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夺造化，世人孰的窥其作
我言李白无古双，至今采石生辉光。
”李白是中国最深入人心的伟大诗人之一。
他最让人诗兴焕发，才华灵动，神气飘逸，心胸俊爽。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
李白，正是站在这顶峰上的一颗奇松。
李白的诗歌现存九百九十多首，豪迈奔放.别具一格。
像著名的组诗《古风》，批判朝政弊端，感慨有志之士不能施展抱负；乐府《行路难》、《梁甫吟》、《将进酒》等是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秋登宣城谢眺北楼》、《望庐山瀑布》、〈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篇，以充满想象和神奇之笔描绘祖国的壮丽河山。
尽管李白的诗歌也隐含着人生如纵酒欢歌的颓丧情绪，但不满于社会和政治黑暗，追求心身自由和解放昂扬向上的精神，是他诗篇得的主旋律。
从李白创作的诗歌来看，主要表现为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
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
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的同时，他的诗歌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
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大鹏，巨鱼，长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壮美雄奇之物，有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
李白诗歌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
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与世俗的高洁人格。
一、李白诗歌的主观浪漫主义色彩强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
二、李白诗歌以大气贯注，有鲜明的个性在盛唐诗人中，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甚至，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他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也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统一。
。
李白诗主要是“以气为主”，气奇、气逸、气壮、气骨、气象、气势。
尽管古人对气的理解和用法不完全相同，但大致说来是指作家、艺术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的艺术境界，人格力量，性情才调，以及创作的激情、冲动、勇气等心理准备。
说李白的诗以气胜，就是着眼这方面的。
我们读李白的诗都有一种与云比天高，与历史等量的气回荡着，使人不得不镊胜于他的力量。
李白的诗，总而言之，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析而论之，有气骨，有气象，有气势。
李白诗歌的气逸表现为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
李白的诗飘逸不群，他的情怀不受拘束。
他一再把自己比作大鹏，在《上李悒》中说：李白诗歌的语言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
近代女作家，文学家，诗人，散文家，小说家都有谁
席慕容，(1943.11.12—）女，蒙古族，天蝎座。
席慕蓉全名是穆伦·席连勃，意即大江河，“慕蓉”是“穆伦”的谐译。
1943年农历10月15日生于重庆城郊金刚坡，祖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1949年迁至香港，幼年在香港度过，后随家飘落台湾，13岁时在日记中写诗，1956年入台北师范艺术科，1964年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进修，入油画高级班。
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
1969年以萧瑞为笔名，在台湾《中央副刊》发表作品。
七月回台湾，任教新竹师专美术科。
其后数年间应邀参加多次省级及国际性之美展。
并以萧瑞、漠蓉、穆伦·席连勃等笔名投稿，作品多为散文。
1970年以穆伦为笔名，在《联合副刊》发表作品。
作品多为散文。
1977年10月在皇冠杂志上开设《诗的画，画的诗》专栏。
1981年，台湾大地出版社出版席慕容的第一本诗集《七里香》，还有著名的散文集《芊芊芳草》1989年九月前往父亲及先母的家乡，初见蒙古高原。
1987年元月诗集《时光九篇》由尔雅出版社出版。
1990年7月散文集《我的家乡在高原上》由圆神出版社出版，同时亦出版编选之蒙古现代诗选《远处的星光》。
1997年个人自选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席慕容十四岁起致力于绘画，曾任台湾新竹师范学院教授多年，至今仍视之为主要职业。
作为专业画家，席慕容曾在国内外个展多次，曾获比利时皇家金牌奖、布鲁塞尔市政府金牌奖、欧洲美协两项铜牌奖、金鼎奖最佳作词及中兴文艺奖章新诗奖等。
写诗只是作为累了一天之后的休息。
她写诗，为的是“纪念一段远去的岁月，纪念那个只曾在我心中存在过的小小世界”。
一个“真”字熔铸于诗中而又个性鲜明。
在她的诗中，充满着一种对人情、爱情、乡情的悟性和理解。
著作有诗集、散文集、画册及选本等五十余种，读者遍及海内外。
近十年来，潜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乡为创作主题。
2002年受聘为内蒙古大学名誉教授。
新作《席慕蓉和她的内蒙古》即用优美的文字和亲手拍摄的照片，记录了席慕蓉自1989年与“原乡”邂逅后，17年来追寻游牧文化的历程。
剖析自己写诗的历程，席慕容对记者说：“年轻时因寂寞而写诗，或许是一种对美的渴望；年纪稍长，因无法平抚心中的骚动而写诗；初老时，因惆怅而写诗，人也因此变勇敢了。
”席慕蓉流连在诗的国度，“一首诗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
对于时间的流逝，对于生命的感动，还有许许多多生活中难于表述却又感怀于心的东西，席慕蓉觉得只能以诗来表达。
“诗能说清楚的事情，平时却怎么也说不清。
”写《七里香》时，正是席慕蓉一生中最安静的时刻，那是读书，恋爱，结婚，生子及只有一点点乡愁的年岁，感觉灵敏而纯粹，是生命最清灵的时刻。
《七里香》诗中的白描插图，也是她哄孩子睡觉时画的。
一支钢笔、一本本子，搁在床边，随时随地地画。
小孩子们也特别安静，看到他们的妈妈拿着笔，就很满足地睡着了。
一直到现在，回头再看自己的旧作，席慕蓉仍然为自己感到庆幸。
“幸好我在36岁的时候写出了《七里香》，我庆幸在我要写的时候写了出来。
不少人都会悔其少作，但我没有，我觉得幸运的是，在我走过来的路上，留下了《七里香》。
”记者问席慕蓉，当初写下这些诗，是因为生命的富足，还是对爱的渴望
席慕蓉一脸满足：“应该是生命的富足。
”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
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1]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
“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
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
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
后去返回复兴基地。
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出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
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
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
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
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
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
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
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
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
”（《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
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
（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
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父亲是胡传，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
母亲冯顺弟。
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
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顾城，男，1956年生于北京。
12岁时辍学放猪。
“文革”中开始写诗。
1973年开始学画，次年回京在厂桥街道做木工。
1977年重新开始写作。
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诗人。
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
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
1988 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
后辞职隐居激流岛。
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在德国写作。
1993 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辞世。
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的诗》、《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
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
另与谢烨合著长篇小说《英儿》。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顾城的诗》。
诗集《白昼的月亮》。
顾城是我国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
与舒婷的典雅端丽、委婉绰约、美丽忧伤相比，顾城的诗则显得纯真无瑕、扑朔迷离。
但是，在顾城充满梦幻和童稚的诗中，却充溢着一股成年人的忧伤。
这忧伤虽淡淡的，但又象铅一样沉重。
因为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忧伤，而是一代人觉醒后的忧伤，是觉醒的一代人看到眼前现实而产生的忧伤。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对著名朦胧诗人顾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这两句诗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
在顾城冥寿50周岁的前一年，四卷本的“顾城文学系列”首卷―――《顾城文选
别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城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随后开始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后定居新西兰，1993年10月8日，他与妻子谢烨双双死在新西兰激流岛上。
据此次“顾城文学系列”策划人刘曦强介绍，此套四卷本将延续至明年9月出完，整套文选由“顾城之城”网站站主江晓敏和顾城胞姐顾乡联合编选并注释。
总计 150多万字的散文体作品，囊括了顾城旅居海外的1992年至1993年这一创作高峰期的作品，有望展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顾城。
“顾城之城”站主江晓敏是浙江温岭一所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她于1993年阅读了诗集《海篮》开始接触顾城的诗，“1994年读《诗探索》上面顾城的朋友文昕写的《最后的顾城》，读到顾城铸脚印那个段落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喜欢上顾城了。
后来读了几乎能搜集到的顾城的所有资料。
” 顾城早期的《生命幻想曲》、《分别的海》和后期的《颂歌世界
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都让江晓敏特别喜欢。
她用“真”概括了顾城为人的最大特点，“自然纯净”则是她心目中顾城诗歌的最大特点，“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间流出来的。
读他的诗时，你忘掉了自己是人，你一会儿是瓢虫，一会儿是河流，一会儿又是石头，这是另一层面上的‘自然’”。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顾城，分享顾城优美的诗句”，江晓敏于1999年创办了“顾城之城”网站。
然而，也有不少当年的诗友，如今却不愿再重新“面对顾城”。
“关于他的事儿，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一位当年颇有影响力的朦胧派诗人以此拒绝受访。
另一位当年和未出国前的顾城“有过比较多的交往”的诗人，则宣称正忙着写一部文化散文书稿而无暇评说旧友。
“朦胧诗”阵地《今天》的编辑徐晓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半生为人》中，对北岛、芒克等诗人有浓墨重彩的回忆，但谈起顾城却没有太多的印象，“当时编他的诗主要是北岛，我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他几次而已。
” 多数诗友的不愿置评，或许有众多不同的复杂原因。
但顾城真的就是这样给人一种“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感觉。
姐姐顾乡比顾城大两岁两个月零三天，顾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爱凑热闹”。
顾城不到一岁时就会走路，“他那时干得最多的事，是走到离地不高的大穿衣镜前，对着镜子看自己”。
上了幼儿园的顾城还是“不爱凑热闹”，每次顾乡去接他时，“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躲在一边看树或者看蚂蚁。
” 顾乡回忆，从小博览群书的顾城，一次为了安慰受欺负的同学居然给人家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并得到了“故事”的雅号。
但同学们围拢着想听他讲时，“还是不容易听到他讲故事，因为他不习惯被围在中间”。
“但是他又是想讲的，也很想有人听。
” 在渴望与外界交流和退回内心的“心理拉锯”中，顾城只好寻求姐姐当他“一个人的听众”，姐姐没空听时，“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别的屋子，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
及至“文革”的风浪裹挟一切，顾城还是“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
他嘲笑我（顾乡），痛恨我，不许我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我的同学都很庸俗。
” 这个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顾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是戴一顶高高的帽子。
1992年6月在荷兰演讲时是这样，1992年12月在德国演讲时也是这样。
一顶高高的帽子，在诗人的国度里，又何尝不是一顶想像中的王冠呢
他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王”呢
顾城后来和妻子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上养鸡种菜的生活也颇有独立王国、自给自足的意味。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眼里，“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
”崔卫平教授肯定顾城在朦胧诗派中“贡献是相当大的”，但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进行了质疑―――“声称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
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
《今天》杂志的重要成员刘自立，对“白话是否能写诗”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因此对“朦胧诗”的整体评价都不太高，他觉得，顾城“只是其中一员，也不比别人高明。
” 刘自立是在不认识顾城的时候看过顾城的诗，“觉得他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写诗。
”刘自立认为，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
因此，“顽童”到最后也容易失控，这和他的诗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与社会沟通的中断，都有联系。
刘自立认为，顾城试图用散文体语言赋予他的诗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义，但事实上，“寻找光明”和“相信未来”，并不新鲜。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1956-1993) 顾城，男，原籍上海，1956年九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顾工下放山东广北农场，1974年回北京。
做过搬运工、 锯木工、借调编辑等。
“文革”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73年开始学画，并进入社会性作品写作阶段，1974年起于《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作品。
1977年起重新进入纯净写作，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论，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
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
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
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
后辞职隐居激流岛。
1992年，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1993年，又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写作。
1993年10月8日于新西兰所居岛因为离婚与其妻谢烨发生冲突，谢烨受伤倒地，过程成谜，顾城随即自杀，谢烨于其死后数小时不治。
媒体捕风捉影称“顾城用斧头杀妻”，令诗人在死后从童话诗人被妖魔化成精神异常的杀人恶魔，死后蒙冤。
（从顾城姐姐顾乡所做“顾城最后的十四天”中看，斧头只是偶然在场物件，跟案件根本无关。
）1993年3月曾回国探亲，惨案发生时，值其夫妇从德返新西兰不久。
顾城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
著作主要有《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英子》（1994年元月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与谢烨合著）、《灵台独语》(1994年3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老木、阿杨编）、《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城》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德、法等多国文字。
另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组诗《城》、《鬼进城》、 《从自我到自然》、《没有目的的我》。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
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
舒庆春生于北京的一个贫穷家庭，他的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
曾任小学校长（北京17小学）、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
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
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
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
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庆春是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满族正红旗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
一岁半丧父，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
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懂诗的帮忙看看诗还有什么残缺和不足
除了《饮酒》，表面读起来看似心情欢快，实则借酒消愁。
其余的诗篇寓意可以看出作者作诗时心境。
心里对所寄托的对象充满无限的哀思和对现实境况的无奈。
诗篇寓意问题倒没有，只是所想要表达寓意的诗句不是很自然，勉勉强强，如果您心中有大量的诗篇和古文作为基础，我相信，同样的寓意一定会有更好的表达方式，而不是拆词重组，揍和起来表达自己的寓意。
可以看出，作者在作诗谴词时不免遇到矛盾。
现代人作古诗词，除了丰富的情感，还需要有一定的诗词功底。
熟读唐诗三百首，作诗，会背会吟还不够，还要会自由的运用，脱口而出。
祝您生活愉快
诗经是谁搜集整理的
《诗经》的收集与整理 ——“采诗”、“献诗”、“删诗” 关于《诗经》的编订问题，历来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诗人，如此漫长的年代，如此广袤的地域，是怎样将这些诗歌汇集在一块呢
又是谁把它们编订在一起而流传后世呢
于是，在《诗经》研究史上，就出现了“采诗”说、“献诗”说及“删诗”说，试图就以上问题作出确实的回答。
“ 采诗”说 汉朝的书籍里就有很多记载。
《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意思是说：春天来了，人们走出群居点到田间去耕作的时候，便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敲着木梆子在路上巡游，采集他们在耕作中唱的歌谣。
然后把采到的诗歌献给管音乐的太师，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
《春秋公羊传》的注者何休又提出了一种新说法：《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句注：“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公羊注疏》卷十六）即男子满年六十岁，女子满年五十岁，没有子女照管的，官府就给他们衣食，叫他们到民间采诗。
所得的诗由乡、县、邑、国一级级转上去，最后演奏给天子听。
班固和何休都肯定有采诗的事，只是说采诗人不同。
他们对采诗的事说得那么具体，可能根据传说或古代传下的资料。
不过后来的人在先秦的书籍里却找不到采诗者的活动记录，所以对他们的说法都表示怀疑。
我们认为，采诗的事是应该有的。
当时的民歌都是口头文学，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没有地方可供发表，如果没有人采集，是不会集中起来的。
又据古代史家的研究，采诗本是氏族社会的遗风，当国家制度形成以前，氏族或氏族联盟的领袖需要从民歌中听取本氏族中各家族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民歌的采集乃是民主的一种补充手段。
周王朝的统治者当是继承了这一制度，而设有采诗官或采诗的人，“采诗以观民风”。
采来的诗歌都要通过乐师的演唱，才传于天子之耳，这样，诗歌都集中到乐官的手中了。
“ 献诗”说 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
《国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
又《晋语六·厉公》说：“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袄于谣……。
”都说到天子听政，叫朝中大小官员献诗讽谏。
在《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还记了一段献诗的故事：从前周穆王想周游天下，要让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有他的车辙马迹。
于是祭公谋父就作了一首《祈招》之诗，劝阻了穆王，穆王接受了他的意见，才没有因出游而招祸，最后平安地死在宫里。
我们从诗三百篇的实际情况看，“献诗”的事是确实存在的。
此外，各国诸侯也要向周天子献本国歌谣。
《礼记·王制》篇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见《礼记注疏》卷十一）这种“陈诗”实际上也是献诗的一种形式。
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有采集来的作品。
“ 删诗”说 采来的诗和献上的诗是很多的，是谁由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三百篇编订成书呢
这个问题，最早提出的是汉代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
这是说孔子在三千多篇古诗中，以礼义为标准选出了三百零五篇，其他那些重复的、不合礼义的都删去了。
这就是影响后世的著名的孔子“删诗”说。
虽然有不少学者尊崇相信这个说法，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其中较著名的人有朱熹、叶适、朱彝尊、崔述、方玉润、魏源等人。
他们提出了很多反对“删诗”说的理由，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孔子自己及其门人弟子都没有说过“删诗”的事。
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
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他自己只讲过正乐，而且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
第二，《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时，鲁国乐工演唱的十五《国风》及《雅》、《颂》各部分，与今本《诗经》完全一样，而这时孔子还不满十岁（约8岁），根本不可能删《诗》。
可见，在孔子以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了。
第三，根据《论语》等书记载，孔子是严守“礼义”这个原则的，而且多次对郑、卫之音表示反感，要废黜这两种乐歌。
孔子曾骂过“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主张“放郑声”，但《诗经》三百中仍然保存着郑、卫之风。
如果孔子删诗，肯定会删去的。
可见，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
要之，《诗经》的编定，应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
《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
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
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
孔子还提出“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的三条准则。
这些，对《诗经》的流传、学习、研究都起了重要作用。
孔子删诗虽不足信，但孔子“正乐”却是真的。
“正乐”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礼乐制度，有守旧的一面，但对保存这个诗集的功劳应该给予肯定。
第四，在当时要掌握全国各地那么多诗歌，只有周太师才有条件做到。
周太师一方面用诗来教贵族子弟学习；一方面又选一定数量的诗歌公布到诸侯那里去，供诸侯及士大夫学习，准备在外交场合用来“赋诗言志”。
而孔子在当时正不得志，“若丧家之犬”，他能掌握那么多诗歌吗
就算能掌握，而且删了诗，能使各国士大夫都信从他吗
以上四点是比较有力的理由，所以信之者甚众。
现代不信“删诗”说者已占多数。
但《诗经》毕竟是经过一番整理编辑工作，才会有今天这个面貌的。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
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最后经国王审定，发布全国。
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
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但整理编辑人是谁呢
根据现有的资料，目前学者们都推测是乐师编的，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因为，当时的各诸侯国以及朝廷的太师和乐工是诗的保存者，他们有条件去编选。
同时，他们又是诗歌的配乐者和演唱者。
从各地采来或献来的诗歌往往形式、字句、声韵不一样，这也得乐师们加工整理一番，不懂乐律的人是很难做到的。
在孔子以前还没有私人办学，是所谓 “学在官府”的时代。
教师往往就是由乐师来担任。
他们为教学的需要编个选本也是理所当然的。
贵族子弟学会三百篇左右的诗歌，在当官以后大概也就够用了。
同时，由于宴会“赋诗”是官员们点曲子叫乐工演唱的，所以乐工也需要一个比较固定的底本，唱得烂熟，才能做到随点随唱。
因此，可以说，《诗》三百既是乐官们编的教材，又是自用的一个节目单和乐歌底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