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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语 袁枚 《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取意于《论语》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所记正是孔子所“不语”者。
《子不语》是清代作家袁枚的作品。
袁枚是清代著名诗人、诗论家。
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
浙江钱塘人（今杭州）。
二十一岁应博学宏词，未中。
二十三岁中举，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七年后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
四十岁辞官，居于江宁，得小仓山之隋氏旧园，改为随园，崇饰池馆，优游其中近五十年。
性格豁达，喜好山水，广交四方文士。
心态 如袁氏自序所言，这是他从事文史之余，“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自娱之作。
共二十四卷，又有续集十卷，共约一千则。
全书并无明确的思想倾向，只是记录了许多奇特怪异的传闻故事，但作者诙谐而放达的性格和反对旧传统的思想，仍时时有所流露，如嘲讽假道学和腐儒、主张人欲合理等，对官吏的贪暴也多有讥刺。
如《全姑》一则，系据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件改写而成，述貌美的全姑与陈生私通，受到“自负理学名”的某县令的残暴凌辱。
故事中有一“侠士”刘孝廉与县令为此发生争执，县令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
”刘斥之曰：“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可乎
”写得相当尖锐。
结尾虚构该县令受报应而死，更表现了作者对这种心理阴暗的伪道学的极度厌恶。
而全姑与陈生，在作者看来只是犯了“风流小过”，实际是表示了同情的态度。
又如《蒋厨》一则，写城隍庙中黑面皂隶借口一厨子“冲犯城隍仪仗”，偷偷将他拿去，敲诈了一笔“孝敬之礼”，十足是人世间这一类角色的惯常行径。
另外有许多并无深意却写得滑稽幽默的小故事，也很有趣。
《子不语》的文字，鲁迅谓“屏去雕饰，反近自然”（《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一定特色。
不过，全书的面目有些芜杂，有些故事记男女之事过于随便，是其不足。
文学成就 袁枚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
他既是诗人，也是散文学家、小说家、文学批评家。
其诗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
写作风格 袁枚论诗主张抒写性情，继明公安派之后揭橥“性灵说”。
这种文学论调与当时的吴敬梓、曹雪芹、郑燮等人的进步文学思潮、哲学思潮、史学思潮相互对应着。
他认为诗必须有诗人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我”，反对儒家传统诗论，认为艳诗可作。
他的诗论为清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对扫除拟古之作有积极作用。
其诗多抒发个人的闲情逸致或叹古讽今，往往随性而发，富于情趣与意境，追求明白晓畅、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
散文思想颖锐，部分作品直接揭露现实黑暗与官场腐败。
抒情作品则情感真挚，富于感染力，具有清新自然，文笔生动的特点。
他一生著述很多，随园集有三十六种，除笔记小说《子不语》外，诗文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卷，《诗集》三十一卷，《外集》七卷，此外还有《随园随笔》、《小仓山房尺牍》等。
袁枚的小说以叙事见长，通过鬼神怪异之事反映了社会的多方面，结集为《子不语》。
清代文言小说，除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外，《子不语》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最负盛名。
【内容】 相关记载 《子不语》是笔记小说集。
全书二十四卷又续编十卷，共三十四卷。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
书名本《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名。
书成，发现元人新部中已有此书名，遂改为《新齐谐》，本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之意。
仿六朝志怪小说及《聊斋志异》，其中因果报应、荒诞迷信成分较多。
部分篇章从偶然、猎奇的角度写不怕鬼的故事。
文笔行云流水，十分酣畅。
成书时间及版本 《子不语》的正集大约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后来又有些陆陆续续的篇章，汇为续集。
版本历来很多。
有乾隆嘉庆间刊《随园三十种》本，嘉庆三十年（1815）美德堂刊本，光绪十八年（1892）排印《随园三十八种》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1914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申孟、甘林整理本，齐鲁书社崔国光校点本，岳麓书社朱纯点校《续子不语》单行本。
材料来源 《子不语》的材料多数来自袁枚的亲朋好友口述，也有一小部分出自当时官方的邸报或公文，也有采用他人著作的。
这些，袁枚都作了交待。
如卷一《常格述冤》开头即注明“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阅邸抄”，卷十三《见娘堡》结尾论“事载姜西溟文集中，韩尚书为之墓”。
《子不语》有些篇目，同时见于他书。
如卷十三《关神下乩》，卷十四《鬼怕冷淡》就见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之一《滦阳消夏录》。
《续子不语》卷五中《文人夜有光》、《孤仙正论》、《唐公判狱》、《刘迂鬼》、《孤仙惧内》、《军校妻》等篇也与纪书同。
卷六《喀雄》、《怪风》、卷十五《佟＜角奇＞角》、《白莲教》、《伊五》，卷二十三《夜星子》、《疡医》等甚至连文字也部分与纪书同。
创作主旨 在《子不语》自序中，袁枚鲜明地提到了自己的创作主旨：“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以妄驱庸，以骇起惰”。
此书乃袁枚戏编而成。
他无非是记之来自娱或娱人，起个消遣作用，或者能陶冶性情，振奋精神。
在这个创作主旨的指引下，小说亦庄亦谐，文笔纵横，极为自如。
有些作品，极明显地表现出袁枚反对封建迷信的倾向，尽管袁枚是以鬼神故事来演绎，但他并不是宣扬封建迷信，而是以一种对鬼神、术士、佛道调侃揶揄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怀疑。
如《狐仙冒充观音三年》讽刺世人供神祈佛的愚昧；《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揭露所谓“活佛升天”的罪行；《鬼有三技过此鬼道乃穷》说豁达先生不怕鬼的“一迷二遮三吓”，结果鬼只好讨饶：“我实在计穷，只求先生超生”；《鸩人取香火》说道士为招徕香客，骗一无赖喝了毒酒去辱骂圣帝像，结果不一会儿就七窍流血而死，别人不知情，还以为是圣帝显灵，于是庙里香火大盛；《治鬼二妙》中则说“见鬼勿怕，但与之斗。
斗胜固佳，斗败我不过同他一样”，其讽刺意味不可谓不浓。
袁枚本人也不信佛，在《子不语》卷十九《观音作别》中，有袁枚“不许家人奉佛”的记载。
表现的不满 《子不语》还表现了对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的不满。
袁枚提倡表现人的真性情，因此对汉宋两学很排斥。
他在《麒麟喝冤》中批判了汉儒“造作注疏，穿凿附会”，又幽默地勾勒了宋儒扛起“稻桶”（道统）“捆缚聪明之人”的形象。
同时，他反对宋儒提出的礼教。
《替鬼作媒》反映了作者赞同寡妇再嫁的观点；《裹足作俑之报》反对妇女裹足；《淫谄二罪冥责甚轻》为“妇女失节者”辩护；《全姑》写一对年轻的恋人是如何被一个信奉理学的官僚置于死地的；《沙弥思老虎》则更是广为流传。
一个小沙弥三岁上山修行，从不下山，长大后随师父下山，什么都不认识，禅师告诉他少女是老虎，不可接近，回山后，小沙弥说：“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
这是对禁欲主义形象的讽刺和抨击。
《鬼差贪酒》表现了作者反对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在《白虹精》中说得更明白：“耦亦何常之有，缘之所在，即耦在也”。
揭露科举制度 对科举制的诸多弊端，《子不语》也有揭露。
袁枚对待科举的态度，与吴敬梓和曹雪芹有点相似。
他觉得八股时文不能表现作者的个性，与性灵说距离太远，扼杀作者的生命力。
那是“优孟衣冠，代人作语”。
《地藏王接客》、《秀民册》都是对八股文的抨击。
《李倬》写某督学受赃三千而黜落了一位有才学的秀才，致使其愤激而亡；《陈州考院》则鞭挞了一个奸杀仆妇，非常残忍的科举中人；《李生遇狐》李生与狐女相爱，狐女才华横溢，爱教李生作诗填词。
只要一提及时文，狐女就十分不屑，说“此事无关学问”。
不论是对八股文还是科举制本身，袁枚的态度均是否定的。
揭露黑暗社会 此外，《子不语》还有不少篇章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状况有所揭露。
《阎王升殿先吞铁丸》，斥责贪官“食千万人膏血”就是“食人肉”，鱼肉百姓；《锡锞一锭阴间准三分用》则暴露了当时侍卫勒索通报钱的恶习，“非重用门包，不能通报”，《蒲田冤狱》写的是官场昏暗，胡乱判案的罪恶：土豪王监生贿赂县令，霸占了邻居老妇人的五亩地，并残忍地杀死了老妇人，又诬谄老妇人之子是凶手，后来老妇人之子也被凌迟处死；《鬼卖缺》是用阴间事来喻讽阳间事，说“冥司事如人间”，也鬻官缺。
《子不语》用犀利的笔触，几乎对当时社会上的每个阶层的阴暗面都有揭露。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子不语》还从官员自己的角度来剖析社会，反映了袁枚受孔孟之道“仁”、“民为贵”思想的影响。
《真龙图变假龙图》主张爱惜民力，慎重判案。
游仙令“以包老自命”，判案时不慎重，主观臆断，结果错勘人命。
于是游仙人歌曰：“瞎说奸夫害本夫，真龙图变假龙图。
寄言人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胆气粗。
”此类篇章很有现实意义。
内容特点 《子不语》内容博杂，而且大多借鬼神怪异故事来针砭时世，一般都很形象生动，入木三分。
这是《子不语》的一大写作特点。
如《全姑》一文就颇有代表性。
县令是个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的无耻之徒，当他得知一对青年男女相爱并私通，就把他们抓起来，各打了四十杖，而且把少女头发剪掉，鞋子扒去，后来得知二人竟结为夫妻，大怒，又把二人抓来，把男子打死，女子发官卖，还振振有词：“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
”这就把一个理学家不通人性的面目栩栩如生地勾勒了出来。
写法特点 在写法上，《子不语》文笔清新自然，朴实无华，自然流畅，而且章法多变。
有的情节曲折，一波三折，如《官癖》写一个死太守仍然大过官瘾，上堂理事，拒不让位，新太守点破他有“官癖”，并占据堂上不让，死太守无可奈何，“长叹一声而逝”；有的意蕴深远，警策逼人，如《误尝粪》以一群人的心态变化为线索，写他们吃了河豚之后，认为中毒，就各饮粪清一杯来解毒，后来知道只是一场误会，都悔不当初。
有的叙事委婉，扑朔迷离，如《三姑娘》写捕扑梁守备受上司提督的命令来捉三姑娘，梁到三姑娘所在妓所，发现三姑娘与一少年饮酒，并入寝，见到梁，三姑娘很从容，对应自如，并让少年先从地道逃走，还宴请梁的随从，直至天明才随梁行。
快到提督府时，提督令人传谕：“访闻不确，作速释放。
”这时，三姑娘的侍婢已来人接迎。
让人玩味再三。
《紫姑神》、《医妒》、《骨精》等，一目了然，别具一格。
还有的形象生动，境界空灵，近于传奇，如《鬼畏人拼命》写人的大胆和鲁奔，《陈清恪公吹气退鬼》写人与鬼的斗智斗勇，《鬼宝塔》写境象的飘忽凄清等。
缺点 《子不语》大多是些进步之作，但是也有些宣扬了封建伦理道德，糟粕也不少，而且有的内容淫诲，下笔轻率，所以清代统治者对之加以禁毁，行之于世的版本，内容已多有删节。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子不语》，说“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
”
李白的资料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汉族，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5岁随父迁至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县，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平凉市静宁县南）。
其父李客，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
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
762年病逝于安徽当涂，享年61岁。
其墓在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简介 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皓）九世孙，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实际上同宗，应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
亦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因为被灭族而搬至西域；但此说缺乏佐证。
据《旧唐书》记载，李白之父李客为任城尉。
李白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年）。
关于其出生地有多种说法，一说出生在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所属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县，今四川省绵阳市所属江油市青莲乡）。
另一种说法是其父从中原被贬至西域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所生，4岁再迁回剑南道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
其父李客，生平事迹不详。
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 李白手迹碑刻他的一生，绝大部分都在漫游中度过，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越州，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
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
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
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
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
李白不愿应试做官，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向仕途，但一直未得人赏识。
他曾给当朝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以此自荐，但未得回复。
直到天宝元年（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震天下 。
李白初因才气为唐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
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756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
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写下《早发白帝城》。
晚年漂泊东南一带，投奔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逝。
李白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汉族，巩县（今河南巩义）人。
杜甫曾祖父（杜审言父亲）起由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河南巩义）。
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基本信息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
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
因此，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
故他的诗被称作“诗史”。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汉族，中国唐朝襄州襄阳人，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
所以杜甫祖籍襄阳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
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
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
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
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共同谈论诗，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
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
安史之乱（安禄山与史思明）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
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
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kuí)州二年，出峡。
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死后，按其遗愿.，和其祖父同归葬在洛阳市东约23公里的偃师县杜楼村。
杜甫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
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
杜甫又被尊称为“诗圣”，与“诗仙”李白并称“大李杜”。
他所写的诗，被人称为“诗史”。
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
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
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
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
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
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
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
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
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
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杜甫的诗都收集在《杜工部集》中。
诗风基本沉郁顿挫。
编辑本段诗歌成就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
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 有吏夜捉人诗艺精湛。
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
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有《杜工部集》传世。
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
诗歌风格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4]，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5]。
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6]，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
杜甫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7]，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
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
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8]。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9]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
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
”[10]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
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11]是他的创作风格。
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
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12]。
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13]。
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14]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
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15]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16]。
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
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
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
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
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17]，故号诗史。
此说可取。
另一说是，杜甫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18]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杜甫遗迹(10张)编辑本段诗歌影响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
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
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然而，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
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
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19]。
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
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苟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20]鲁迅也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21]。
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 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22]。
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
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23]。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
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
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24]。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
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
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
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
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25]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
世人又称王荆公。
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丞相、新党领袖。
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其亦擅长诗词，流传最著名的莫过于〈泊船瓜洲〉里：“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人物生平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逝世后追谥号“文”,世人称其为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小字獾郎，晚年封荆国公，汉族,世称临川先生 又称王荆公。
临川王安石纪念馆,江西临川（今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
现存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
庆历二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吏[浙江省宁波市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之一]。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
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
编辑本段人物祖籍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人物出身 王安石出身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
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
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之一），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
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
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
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
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
文学的成就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
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
他所著的<<伤仲永>>在初一课本有收录。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
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王安石(6张)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
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
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
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