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商鞅为何变法失败。
两者还是有近乎质的区别.屈原变法晚于商鞅,变法失败,屈原被放逐,投江而死.而商鞅是死在自己的刑法上,商鞅虽死,但变法未亡,惠文王杀之未平复世族怨恨,反而更加深入变法.对比上商鞅和屈原,我们常常感到商鞅酷吏,为秦的暴政而短命埋下伏笔,而屈原更豪迈悲壮,更加符合华夏尊崇的精神境界,这个其实是有两汉抹黑秦朝的部分原因.汉承秦制,但发自于荆楚,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无一不是楚人后代.战国后期,唯一能统一天下的非秦莫楚,前者法家法治天下,完善制度,骁勇善战；后者道家为主,经济繁荣,底蕴深厚.嬴政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做法源自于商鞅）,造成最原汁原味的楚文化已经不可复制,秦亡后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思想正统,不断抹黑秦朝,本质上汉秦无差别,共同结束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在历史长河中,秦楚两国携手共同为华夏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说构成了我们文明的主体,法治承自秦,文化承自楚.
为什么屈原劝谏楚王失败
为什么屈原劝谏楚平王失败，因为楚平王“不知人”。
这个史记里写的很清楚原文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
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31），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
王明，并受其福（32）。
”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翻译国君无论愚笨或明智、贤明或昏庸，没有不想求得忠臣来为自己服务，选拔贤才来辅助自己的。
然而国破家亡的事接连发生，而圣明君主治理好国家的多少世代也没有出现，这是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所谓贤臣并不贤。
怀王因为不明白忠臣的职分，所以在内被郑袖所迷惑，在外被张仪所欺骗，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军队被挫败，土地被削减，失去了六个郡，自己也被扣留死在秦国，为天下人所耻笑。
这是不了解人的祸害。
《易经》说：“井淘干净了，还没有人喝井里的水，使我心里难过，因为井水是供人汲取饮用的。
君王贤明，天下人都能得福。
”君王不贤明，难道还谈得上福吗
《离骚》一诗中为什么屈原在开头叙述自己的身世家境
诗人自述身世、品质、自修，展示自我形象：高尚的品德，出重的才华，坚贞的理想。
商鞅变法和屈原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
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商鞅相秦期间，商鞅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
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
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
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
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杀。
带回都城遭惠王车裂，并灭其族。
商鞅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点出发，强调教育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
商鞅抨击了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著有《商君书》传世。
屈原（前340年－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以字行；又在《离骚》中自云：“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河南西峡或湖北秭归），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
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
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
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
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
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
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
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
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
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
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
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
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
现在定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以此纪念屈原。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
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
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
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
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
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
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
当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端午节，据说就是因此而来的。
诗人屈原一生忠君爱国，至死不悔。
那一句话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求索精神的根源 一方面源于屈原对楚国深沉而真挚的爱，这就涉及他的家世，屈原的远祖是传说中的古帝高阳氏。
据《史书?楚世家》记载，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国的创始人，姓芈。
周文王时，季连的后代叫鬻熊。
鬻熊以后，楚以熊为氏，后来姓氏不分，楚国又姓熊。
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在“楚”这个地方，即丹阳（今湖北秭归）。
传至楚武王熊达，熊达的儿子瑕，被封食采邑在“屈”这个地方，后代就以所封的地名“屈”为氏，屈是楚国芈姓的分支，所以从家世渊源来讲，屈原和楚王同姓，同一始祖。
这就使得他具有浓厚的宗教血缘情感，必然忠于宗族的最高首领――君主。
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
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他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
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
屈原的贵族出身还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上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的观念溶于一体，不可动摇。
这些就使得他对楚国有“深固难徙”的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还源与他执著、独立不迁的个性，“独立不迁”这四个字出自屈原早年的作品《橘颂》。
《橘颂》前半赞颂橘树的美好品质，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来)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后半借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又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橘颂》表现的是诗人“不迁”的精神品质，这“不迁”不仅表现为自我人格的坚守，还表现为“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与“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社会品性。
屈原把这种“不迁”的精神推而广之，便成为他坚定不屈的人格，边成为他人生的中流砥柱。
他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流”既是《离骚》所说：“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横”既《孟子》所说：“待我以横逆。
”屈原正是要逆于那 “时俗之流从”的，《说文》：“横，阑木也。
”所谓“横而不流”也就是《渔父》所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
《橘颂》所说的“苏世独立”，王逸注：“苏，寤也”。
这种觉醒精神、独立不迁的个性如一股山泉发挥在他对“美政”、真理的求索过程中。
二、屈原求索精神的内涵 屈原的求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不仅表现在他对追求“美政”孜孜不倦的追求，还表现在他对真理的大胆怀疑、大胆探索（求索精神的两个方面，你好像着重写“美政”，而第二个方面，你放在“举贤授能”里写，其实可以抽出来单独写） 屈原的美政理想主要表现在两个个方面 1、 立法强国 “国富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 。
”屈原在诗中鲜明地提出了变革的政治纲领，国家富强，要靠法度，法度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和途径，就像架车、乘马，必须要有“辔衔”、有“舟楫”。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 乘泛?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惜往日》）”， 屈原强调“法度”而反对“心治”，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共同主张。
《韩非子?用人》中强调：“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中不能成一轮。
”屈原和韩非子都认为违背法度，采用“心治”会危害国家治理，这也是楚国当时的现实：“固时俗之工巧兮，湎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因此，屈原“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
这里的“先功”就是楚国历史上主张变法图强的先王、先贤，汤炳正先生〈〈“先工及其他〉〉，以为即楚庄王、楚康王、楚悼王，也就是《离骚》所称述的“三后”。
尤其是楚悼王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以致国家强大起来。
这些说明，只有“立法”，国家才会富强，这既是“先工”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是屈原面对现实，必然作出的选择。
2、 举贤授能 举贤授能，既是自古以来的政治主张，也是智力国家的重要措施。
这是任何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保证，并且也是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的标志。
屈原通过赞赏古代历史上举贤授能的圣君贤臣的典范，来表达他对阻碍变革的就贵族集团的反对，以及对新兴力量的渴望。
“说（音“悦”）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在屈原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地讴歌着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
又如在（《惜往日》）里，他又写到：“闻百里奚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
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
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屈原诗中所讴歌的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在从前的典籍中也有陈述，但屈原的诗却着重强调了这些贤能的出生卑微：伊尹“烹于庖厨”，傅说“筑于傅岩”，吕望“屠于朝歌”，宁戚“歌而饭牛”，百里奚则“为虏”。
这种突出表现了屈原主张的“举贤授能”是不羞于卑贱，要突破阶级局限，而真正为贤是用。
从屈原的“美政”主张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代表历史潮流的进步人物, 他的“美政”思想是符合当时客观要求的进步主张的。
正是由于屈原“美政”的进步性, 以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旧势力才竭力地在楚王面前诬陷他，“心害其能”而使楚怀王“怒而疏屈平”, 加上楚王昏庸无能, 不能体察他的忠诚, 反而听信谗言, 任用佞臣, 不仅对屈原的治国方案不予采纳，反而将他疏远、流放。
屈原遭到君王的疏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但是屈原执著和独立不迁的个性，势必使得屈原不甘于被疏、被逐，即使离开了政治中心，对政治不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诗人心灵的抗争不会停止。
《离骚》诗人虚拟了女须对他的劝告，“鲧悻直以亡身兮”，《山海经》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鲧的悻直主要是不听帝命，窃帝息壤以湮洪水，因而被帝杀死于羽郊。
鲧的行为与悲壮结局，颇类似于普罗米修斯为了人间的光明窃取火种的壮举，而鲧又是一位不惜以死直谏的人物。
女须在这里举鲧悻直以亡身的例子，对于屈原来说可以说是前车之鉴，因为他们都是正义的代表。
但他不顾女须的劝告，决心再作一次努力，来挽救楚国危亡的命运。
希望自己恪守的人生价值得到确正，故远征阮湘，陈辞重华。
他被一种新的希望鼓舞着，充满信心地开始了上下求索。
他在人间得不到理解，便到天国去求天神。
然而天上地下一样的浑浊，屈原的第一次求索失望了。
但是，屈原并没有因为上天无路的失望而停止求索，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在失望中坚持追求光明，在痛苦中不断到寻求希望。
他又怀着渴望的心情去追求古代的美女。
但是诗人三次求女均以失败告终，在诗人的追求过程中毫无《诗经》中如《周南?关雎》、《秦风?兼葭》、等一些爱情诗所表现的虽有追求的痛苦、艰难却仍然流露出丝丝希望。
诗人三次“求女”，要么因“信美而无礼”，要么因“理弱而媒拙”，诗人的愿望无法实现。
世无知音而屈原偏偏要追求，这种失望与希望的情感冲突、失败与追求轮番交替，最为本质地凸显出诗人的精神追求的艰难， 上叩帝阍与三次求女的失败，象征着诗人于楚国寻求实现理想、确正自身的精神追求的失败，而屈原执著不迁的个性和他对楚国难以割舍的情感又势必使诗人继续追求下去，尚有一丝希望可以使诗人的理想得到实现。
诗人以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的方式，通过与灵氛、巫咸的对话，继续显赫上征天庭、下求佚女所蕴涵的精神追求。
灵氛、巫咸劝他去国求君，如果说去国求女诗人尚可勉之，那么，去国求君则要进行一次更为艰难的精神抉择了。
所以诗人说“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诗人“犹豫而狐疑”的与其说是对去国求君的吉凶的怀疑，不如说是去国求君触及到了诗人最为本质的精神基点――对楚国真挚而有深沉的爱，诗人将自我所投住的社会是诗人自我引以为自豪与骄傲的楚国，而诗人远逝自疏求君，无疑说是变了相的改变了诗人的精神追求。
所以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不肯离开楚国一步。
始终以祖国的兴旺、人民的疾苦为念，屈原在放逐中叹息道：“哀吾生之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对楚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怀着朴素的深沉的感情，致死也不愿离开楚国的怀抱，他时时依恋着故土，频频回首，殷切的怀念故都，“黄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淮兮，蜷局顾而不行。
”他义无返顾的选择了死，“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 屈原在寻求理想的途径上，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始终把改革楚政，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
《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心系怀王”“冀兴君之一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而且，他始终坚持“独立不迁”，坚持他的那一种人格完善意识。
这一种蕴积强大人格力量的执着在苦难的生命历程中，在刀光剑影的政治沙场上，有时就变味成了“执迷不悟”。
因为执着，他不能象他的先人孔子那样“出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他是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也偏要谋其政；也不能象他的同代人纵横家们那样“朝秦暮楚”，择国而仕，不能象庄子那样游悠物外，不论是非，他不计利害、不思后果地抨击时弊，从而成了昏君群小眼中的“钉子”；更不能象他的后人如陶渊明，顿悟入菊园悠然看南山，如李白，有酒、有道、有仙气，从而笑傲王侯、相忘江湖，如苏轼，有佛老之心，贬杭州就修苏堤，到岭南就品荔枝。
他不是试着消解忧愤，而是永远用高涨的激情去面对溷浊的现实，从而把忧愤推向了极致。
因为执着，他崇圣，认定“先王”之“美政”是唯一光明之路；他爱国，死都不肯离开楚国，他要振兴他的国家；他恋君，把希望都错搭在了昏庸无能的楚王这辆破车上。
因为执着，他认为，修美治善定能改变现实，且始终以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姿态苦苦奋斗，他纯真至美的眼眸让他看到世俗的卑劣、世事的可怀疑，于是，他不停地批判，攻击来时，他又死不肯改悔。
他不能见容于那个特定的黑暗社会，而且，因为自身认知避免不了的片面性，他自己也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心灵矛盾的折磨之中，他成了孤军奋战的“唐吉诃德”，他遭受着“世溷浊而莫余知”。
《涉江》）的苦闷，也品尝着“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的孤寂。
到头来，正象刘熙载《艺概》中所说的那样“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
”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他的美好幻想，最终宣告了他的悲剧结局，自投汨罗江，葬身鱼腹。
屈原不仅是一个的诗人、政治家、还是一个冷静的哲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许多既成的事实，老辈留下的传统，都要经过他自己的理性加以思考，然后决定取舍扬弃。
《天问》是《楚辞》中最奇特的一首诗，诗歌几乎全以问句组成，从宇宙的起源，天体的形成，地理的结构到人事历史的兴亡的命运，以及传统的价值观念，历史陈说，一共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等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与探索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执著的求索精神。
关于“天问”二字，历来解释不同。
王逸认为“天问”就是“问天”，屈原借着问天“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洪兴祖说：“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
楚之兴衰，天邪，人邪? 吾之用舍，天邪，人邪? 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 此《天问》所为作也。
”他们都以为《天问》像《离骚》一样，是寄托忧愤之作。
这种解释固然符合屈原作品总的思想感情，但并不完全切合《天问》的实际内容。
《天问》所提的问题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如“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一蛇吞象，厥大如何? ”另一类是政治性的，如“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 何恶辅弼，谗谄是服? ”屈原的愤闷。
再从屈原发问的方式来看，也有两种不同的问法。
一种属于不明而问，如“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目的在于弄清答案。
另一种属于不解而问，如“比干何逆，而抑沉之? 雷开阿顺，而赐封之? ”明明有现成的答案，屈原对它提出怀疑和质问。
另一方面看，《天问》是屈原在流放途中而作，屈原放逐，精神上遭受的打击很大，他的“美政”楚王不予采纳，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无人理解。
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苦心培养了一批人才，希望他们茁壮成长，将来能为国家作出贡献。
可是，这些人才大多蜕化变质了。
诗人感到苦闷和无奈，所以他要仰天发问，希望“天”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然而“天”并不通人情，没有应答，“天”只不过是中国文化情结的体现（天、地、君、亲、师），天毋庸问，儒家的“天”既聋又哑，问了也得不到解答，但他却非要问天
问天不就意味着他的信念发生危机
不就意味着对天命论和历史王道的怀疑
“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
”（《天问》）上天既授命于夏，为什么伊尹能够助汤将桀流放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天问》）商既上承天意而有天下，为什么又遭灭亡
但怀疑并不代表放弃和改变，恰恰相反，身心受到委屈的屈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没有放弃君子人格，也没有忘记先圣先贤耳提面命式的遗训：“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涉江》）。
他的信念仍然没有改变：“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哀郢》）他踮足四望，寻找着郢都的方向，盼望着能有回去的一天。
他把希望仍寄托于“天”，寄托于国君，尽管时政日下， 国君只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举贤授能，他一生追求的“美政”理想仍然可以实现。
屈原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坚持其理想和节操，是因为他很以自己与生俱来的禀赋而自豪，称之为“内美”，同时又重视对自己的美好品德加强修养而抵御世风世俗，称之为“外修”，“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离骚》）就在其“内外兼修”的过程中开始了漫长的上下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所以《天问》这首时不仅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还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
三、屈原求索精神的现实意义 屈原就如一条小飞蛾，他永远有对光明的追求之愿，就是在受到排挤，被放逐之后，依然无怨无悔，忧国忧民。
以屈原的智慧，应该对当时的形势判断的很清楚，秦国国力蒸蒸日上，文治武功达到其顶点，而楚国国势衰弱，老态龙钟，实际上已经成了秦国的附庸，屈原以一己之力，想要抗衡秦国的统一趋势，实在很难，况且还要与国内的妥协投降派相斗。
众人皆浊，而唯其独清，终究被一群污浊小人打败。
其实后人多所赞扬的是屈原身处逆境而不改变志向的不屈不挠的奋争精神。
这一点正如小飞蛾对光明的追求，后人有很多人受其影响，从其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屈原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有人说一句话可以照亮一个人生，那么我说一句话可以照亮一段历史。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腥风血雨，无数人仁志士的“上下求索”推动了华夏文明史，也凸显出不屈的民族精神。
辛弃疾挥剑折胡虏，陆游心老在天山，林则徐虎门销烟 ...... 无数表现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事例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
鲁迅先生在他的《彷徨》中，就曾以屈原的诗句作为书的题词：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从此来鼓舞自己投入变革现实的斗争中去，当他写下这句诗的时候，一定是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一定是经过深沉的思考。
路很长，有时地上还没有路，鲁迅先生做的便是开路的工作，他要踩出一条通往新生活的路，为此，他不畏流言，不俱荆棘，他的一生和屈原一样，是求索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无悔的一生
“路漫漫其修远夕，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所表达的这种“求索”精神表现了志士人仁共同具有的进取精神，这是国家兴旺不可或缺的精神，也是我们后辈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它成为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
这种求索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如群星一般在历史的天空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民族存在，屈原的求索精神就会绵绵不绝，延绵不绝地传下去。
屈原的爱国诗
屈原·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阝比〕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芷；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音“期”）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度蘅与方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山矣〕（音“四”）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女夸〕（音“夸”）以练要兮，长〔咸页〕（音“咸”）颔亦何伤； 揽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