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谁搜集整理的
《诗经》的收集与整理 ——“采诗”、“献诗”、“删诗” 关于《诗经》的编订问题，历来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诗人，如此漫长的年代，如此广袤的地域，是怎样将这些诗歌汇集在一块呢
又是谁把它们编订在一起而流传后世呢
于是，在《诗经》研究史上，就出现了“采诗”说、“献诗”说及“删诗”说，试图就以上问题作出确实的回答。
“ 采诗”说 汉朝的书籍里就有很多记载。
《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意思是说：春天来了，人们走出群居点到田间去耕作的时候，便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敲着木梆子在路上巡游，采集他们在耕作中唱的歌谣。
然后把采到的诗歌献给管音乐的太师，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
《春秋公羊传》的注者何休又提出了一种新说法：《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句注：“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公羊注疏》卷十六）即男子满年六十岁，女子满年五十岁，没有子女照管的，官府就给他们衣食，叫他们到民间采诗。
所得的诗由乡、县、邑、国一级级转上去，最后演奏给天子听。
班固和何休都肯定有采诗的事，只是说采诗人不同。
他们对采诗的事说得那么具体，可能根据传说或古代传下的资料。
不过后来的人在先秦的书籍里却找不到采诗者的活动记录，所以对他们的说法都表示怀疑。
我们认为，采诗的事是应该有的。
当时的民歌都是口头文学，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没有地方可供发表，如果没有人采集，是不会集中起来的。
又据古代史家的研究，采诗本是氏族社会的遗风，当国家制度形成以前，氏族或氏族联盟的领袖需要从民歌中听取本氏族中各家族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民歌的采集乃是民主的一种补充手段。
周王朝的统治者当是继承了这一制度，而设有采诗官或采诗的人，“采诗以观民风”。
采来的诗歌都要通过乐师的演唱，才传于天子之耳，这样，诗歌都集中到乐官的手中了。
“ 献诗”说 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
《国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
又《晋语六·厉公》说：“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袄于谣……。
”都说到天子听政，叫朝中大小官员献诗讽谏。
在《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还记了一段献诗的故事：从前周穆王想周游天下，要让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有他的车辙马迹。
于是祭公谋父就作了一首《祈招》之诗，劝阻了穆王，穆王接受了他的意见，才没有因出游而招祸，最后平安地死在宫里。
我们从诗三百篇的实际情况看，“献诗”的事是确实存在的。
此外，各国诸侯也要向周天子献本国歌谣。
《礼记·王制》篇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见《礼记注疏》卷十一）这种“陈诗”实际上也是献诗的一种形式。
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有采集来的作品。
“ 删诗”说 采来的诗和献上的诗是很多的，是谁由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三百篇编订成书呢
这个问题，最早提出的是汉代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
这是说孔子在三千多篇古诗中，以礼义为标准选出了三百零五篇，其他那些重复的、不合礼义的都删去了。
这就是影响后世的著名的孔子“删诗”说。
虽然有不少学者尊崇相信这个说法，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其中较著名的人有朱熹、叶适、朱彝尊、崔述、方玉润、魏源等人。
他们提出了很多反对“删诗”说的理由，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孔子自己及其门人弟子都没有说过“删诗”的事。
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
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他自己只讲过正乐，而且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
第二，《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时，鲁国乐工演唱的十五《国风》及《雅》、《颂》各部分，与今本《诗经》完全一样，而这时孔子还不满十岁（约8岁），根本不可能删《诗》。
可见，在孔子以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了。
第三，根据《论语》等书记载，孔子是严守“礼义”这个原则的，而且多次对郑、卫之音表示反感，要废黜这两种乐歌。
孔子曾骂过“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主张“放郑声”，但《诗经》三百中仍然保存着郑、卫之风。
如果孔子删诗，肯定会删去的。
可见，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
要之，《诗经》的编定，应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
《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
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
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
孔子还提出“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的三条准则。
这些，对《诗经》的流传、学习、研究都起了重要作用。
孔子删诗虽不足信，但孔子“正乐”却是真的。
“正乐”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礼乐制度，有守旧的一面，但对保存这个诗集的功劳应该给予肯定。
第四，在当时要掌握全国各地那么多诗歌，只有周太师才有条件做到。
周太师一方面用诗来教贵族子弟学习；一方面又选一定数量的诗歌公布到诸侯那里去，供诸侯及士大夫学习，准备在外交场合用来“赋诗言志”。
而孔子在当时正不得志，“若丧家之犬”，他能掌握那么多诗歌吗
就算能掌握，而且删了诗，能使各国士大夫都信从他吗
以上四点是比较有力的理由，所以信之者甚众。
现代不信“删诗”说者已占多数。
但《诗经》毕竟是经过一番整理编辑工作，才会有今天这个面貌的。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
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最后经国王审定，发布全国。
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
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但整理编辑人是谁呢
根据现有的资料，目前学者们都推测是乐师编的，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因为，当时的各诸侯国以及朝廷的太师和乐工是诗的保存者，他们有条件去编选。
同时，他们又是诗歌的配乐者和演唱者。
从各地采来或献来的诗歌往往形式、字句、声韵不一样，这也得乐师们加工整理一番，不懂乐律的人是很难做到的。
在孔子以前还没有私人办学，是所谓 “学在官府”的时代。
教师往往就是由乐师来担任。
他们为教学的需要编个选本也是理所当然的。
贵族子弟学会三百篇左右的诗歌，在当官以后大概也就够用了。
同时，由于宴会“赋诗”是官员们点曲子叫乐工演唱的，所以乐工也需要一个比较固定的底本，唱得烂熟，才能做到随点随唱。
因此，可以说，《诗》三百既是乐官们编的教材，又是自用的一个节目单和乐歌底本。
袁枚有名的诗词
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
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多江湖谒客。
从宋理宗庆元年（1125）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
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
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
在陈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权相史弥远擅行废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废黜的济王赵竑。
史弥远为了钳制舆论，便从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东风谬赏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等诗句，诬为讥刺朝政，对作诗者进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毁，且诏禁士大夫作诗。
“江湖诗祸”的发生一方面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创作，使他们畏祸而较少咏及时事；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江湖诗派名扬一时，反而提高了他们在诗坛上的声誉。
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中大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
他们热衷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
有不少人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
他们的前辈姜夔虽然结交高官，但尚能清介自守。
而此时的江湖诗人则不再坚持那种操守和志趣，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实际利益，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卑，空洞无聊。
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当然，江湖诗派的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江湖诗人生活在社会下层，接触的生活面很广，诗歌的题材来源比较丰富。
农民以及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不时出现在江湖诗人笔下，例如许棐的《泥孩儿》把“双罩红纱厨，娇立瓶花底” 的泥孩儿与“呱呱瘦于鬼，弃卧桥巷间”的贫儿作比，从而发出“人贱不如泥” 的慨叹，相当感人。
江湖诗人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即字句精丽，长于白描。
但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
例如陈允平的《青龙渡头》和叶绍翁的《游园不值》： 天阔雁飞飞，松江鲈正肥。
柳风欺客帽，松露湿僧衣。
塔影随潮没，钟声隔岸微。
不堪回首处，何日可东归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江湖诗人大多未能自成一家，只有刘克庄与戴复古较能自出机杼，成就也较为突出。
刘克庄（1187～1269）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
他又喜欢提携后进，故被许多江湖诗人视为领袖。
他早期作诗颇受 “四灵”的影响，叶适甚至认为他是“四灵”的继承者。
但刘克庄最敬服的当代诗人却是陆游，正是陆游的影响使他在题材取向上与“四灵”分道扬镳。
刘克庄关心国事，金和蒙古的威胁使他忧心忡忡，南宋政治窳败、军队孱弱的现状更使他痛心疾首，他写了《国殇行》、《筑城行》、《苦寒行》等乐府诗来抨击时弊，例如《军中乐》： 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
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
自言虏畏不也犯，射麋捕鹿来行酒。
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
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
描写生动，揭露深刻，继承了唐代新乐府诗人和陆游的传统。
刘克庄在艺术上兼师唐、宋诸家，其诗歌风格呈现出多种渊源，其中尤以贾岛、姚合到“四灵”的一脉比较显著。
但从总体上看，刘克庄的诗风并未受“四灵”的束缚，例如《郊行》： 一雨饯残热，忻然思杖藜。
野田沙鹳立，古木庙鸦啼。
失仆迷行路，逢樵负过溪。
独游吾有趣，何必问栖栖
思新语工，文字却不甚雕琢，风格平易明快，已与“四灵”诗风有相当的距离。
刘克庄的缺点是一意追求作品的数量，故多滑熟之作，尤其是他的七律和七绝，往往一题多首，摇笔即来，未免粗滥。
这也是江湖诗派的通病。
戴复古（1167～1248
）性喜漫游，以诗闻名于公卿间。
他早年曾从陆游学诗，后来一度崇尚晚唐，但受陆游雄浑诗风的影响最深。
他虽然身在江湖，但作诗则继承杜甫、陆游的传统，指斥朝政，反映民瘼，绝少顾忌。
例如《庚子荐饥》指责官府赈灾之虚伪：“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言辞之尖锐，是宋诗中少见的。
戴复古最好的诗是写对时事的感触，例如《江阴浮远堂》和《频酌淮河水》：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
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
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
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
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
沉郁之中有一股雄放之气，语言浅切而耐人寻味，在江湖诗派中独树一帜。
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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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谁啊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汉族，故乡襄阳，后徙河南巩县。
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
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
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
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