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人是什么意思?
荀子·宥坐曾提到被孔子砍头正卯，说他鲁之闻人也。
”闻人，即有名望的显达之人。
在近代上海社会中，闻人往往特指流氓帮会中威势显赫的头面人物，如妇孺皆知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青帮头子。
有时人们更喜欢以“大亨”呼之，此三人就有“上海三大亨”之称。
大亨本意为大通，顺畅无阻，用来形容这些可在上海滩翻云覆雨的大流氓，倒也贴切，事实上他们的确在白道与黑道、商场与政坛上都“路路通”和“吃得开”。
细究这些闻人大亨的底牌，却都不是出自名门豪室，只不过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为他们提供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遇。
贩夫走卒之辈，顷刻间即可飞黄腾达，在上海绝非神话。
自称“蛐蟮（沪语蚯蚓）修成龙”和“强盗扮书生”的杜月笙，正是其中的典型。
他原来出身社会底层，靠在十六铺贩卖水果为生，削得一手好生梨，人称“水果月生”。
后转到法租界混迹于流氓中，也只是郑家木桥小瘪三队伍中的一员，却因凭着机灵得到黄金荣赏识，并脱颖于黄门，且后来居上，“杜先生”的影响甚至超过“黄老板”。
一时间，沪上流氓中讲浦东腔的本地话（杜是浦东高桥人）和穿长衫者，替代了操苏州口音（黄自幼在苏州度过，讲苏州话）及歪戴帽子、手提鸟笼、着短打衫，成为新的时髦。
在要求门徒改变形象和旧习之同时，杜月笙自己在个人形象的改善和想方设法跻身上流社会方面也动足脑筋：如和戴笠、杨虎等军政界大人物的结成密友或把兄弟；与宋子文、孔祥熙等大财阀往来周旋；让杨度、黄炎培、章士钊等民国大老及史量才、沙千里这样的社会名流成为杜府的座上嘉宾等，这些均是带有更多的流氓痞气与习性的黄、张两位所难仿效的。
杜以“当代孟尝君”的形象示人，使他最终得以坐上申城帮会的第一把交椅。
除了黑道三大亨外，昔日海上社会中还不乏在商场上长袖善舞的闻人，他们中有长期出任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还有在沪上宗教界也有较大影响力的闻人如佛教大居士闻兰亭、有基督教背景的袁履登等人，闻、袁和沪上另一位名人林康侯三人还享有所谓“福禄寿”三星的美名（其中闻为福，袁为禄，林为寿），人称“海上三老”。
不过，与他们道貌岸然的外表相比，有名的“三老”在日伪统治时期，竟统统下水，暴露了其内心的丑恶。
在1942年伪上海特别市商会成立时，袁任理事长，闻当监事长。
以后更当了汪伪政权所谓“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长”，由林做秘书长，袁为理事。
当时为了给自己的汉奸投敌行为贴金，时任上海佛教净业社董事长兼社长的闻兰亭还在寓所客厅高挂字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其实，白道闻人“海上三老”的表现还真不如其貌不扬的黑道闻人杜月笙，后者在沦陷时期干脆去了陪都重庆，以此保持了自己的名节。
抗战胜利后，闻、袁、林相继被捕，舆论界讥讽为“三星在户”。
三老同囚一狱，每餐俱享四菜一汤的特殊优待。
也许为了取得内心的平衡，闻兰亭在狱中常闭目静坐，或口诵佛号，间或还升座说法，引得同狱一帮汉奸一本正经地跟他学佛；袁屐登因曾多次从汪伪手中营救过重庆人员，刑期后由无期徒刑改判为7年。
在服刑期间，袁氏每天不是祈祷和忏悔，就是向其他同监犯传教。
闻、袁这对 “福禄”双星，置身囹圄时，都以各自的宗教信仰来解脱烦恼和消磨时光，个中的异曲同工之妙，两个闻人最心领神会了。
过去人们还把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甘当日本侵略者伥鬼的伪上海市市长傅晓庵、帮会人物王晓籁、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经营“大世界”的黄楚九，和上述闻、袁两位闻人及黄、张、杜三位流氓大亨一起合称为“海上十闻人”。
事实上，权势熏天的黑道人物或大亨还有很多，如以心狠手辣闻名沪上的“江北大亨”顾竹轩就是一个，其门徒多得连顾氏自己都搞不清楚。
另如高鑫宝、金廷荪、金九龄、程子卿、叶焯山等都是拥有自己势力的强人。
这些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编织的一张社会黑网把旧上海罩得严严实实，连租界政权和国民党官方也要借助大亨、闻人及其徒子徒孙的力量来维持统治，而海上闻人之间的勾结、斗法及彼此势力的消长，演绎出一幕幕人间闹剧，至今仍是许多影视创作的绝佳素材。
蔡元培的一生是怎样的
一 1913年，梁启超自日本回国，去老友夏曾佑家拜访。
夏曾佑字穗卿，是近代著名学者，对经学、佛学有精深的研究，对乾嘉考据学和诗文也有相当的素养。
夏的书桌上堆着厚厚一沓线装书，梁启超信手翻开一看，是《春秋左氏传》。
他脑子一动，对老朋友说：“我想出一条上联，你来对出下联，好吗
”说罢，朗声吟道：“冬蛰庵中，夏穗卿研究春秋传。
” 夏曾佑想了好一会儿说：“我对不出来，还是你来对下联吧
”梁启超答道：“我看你书桌上摆着部《春秋左传》才想出来的上联，下联我一时也想不出来
”两人一笑而罢。
此后，夏曾佑曾以此上联向朋友征求下联，竟无一人对得出。
一晃过了近40年。
1951年冬，郭沫若先生邀请文艺界的老友在寓所相聚小酌，客人中有周扬、夏衍、楚图南、黄炎培、沈钧儒等人。
一会儿，夫人于立群出来问郭老：“还有哪几位没有来
快到5点钟了。
”郭老尚未答言，几位朋友就推门而入，原来是南汉宸、张瑞芳等4位。
为什么来晚了呢
南汉宸解释说：“田老大（田汉）拉我们几个去东华门外看梅兰芳彩排《红娘》，果然是精妙绝伦。
”坐在一旁的黄炎培突然一跃而起，大声说道：“我得之矣
”遂高声朗诵道：“东华门外，南汉宸欣赏北西厢。
” 郭老叹道：“此联浑然天成，真是天造地设，无意中得以巧合。
梁启超先生如能知晓，一定分外高兴。
” 二 清代，冀宁道（今山西太原一带）有位官员叫孙英，手下有两个幕僚，一个姓车，一个姓乔。
这两人是同乡，年底时相约同乘一辆骡车回家过年。
孙英与官府的同事一起相送至车前，孙英突然灵机一动，起了童心，吟出一联： 车乔二幕友，各乘半轿而行。
此句道出车、乔二人同乘一轿回乡的情景，车、乔二姓合起来刚好是个“轿”字。
在场之人无不点头称赞，可惜没有一个能对出下联。
两天后，孙英有一个远道而来朋友来家拜望。
他设宴并请了一些幕僚作陪。
酒过数巡，幕僚中有人将此联吟出请这位朋友续对。
朋友说：“此句讲的是实人实事，见景有感而发，称得上是绝妙之句，对句也不可勉强凑合，多给我一些时间，也许能够对出。
” 一晃半年过去了，那位朋友又来探望孙英，席间他对大家说，已经为半年前那句联语对出下句： 卢（卢）马（马）两书生，共引一驴（驴）而走。
吟罢，他又补充道：“出句为实人实事，对句也是实人实事。
请各位于4天之后的辰巳时分，在城南门等着，到时可以验证。
”4天后的辰巳时分，果然看见一头驴驮着墨卷慢慢向城里走来，后有还有两人随行。
众人拥上去询问，得知两位书生姓卢、马，以驴载新科墨卷，前往会城出售。
众人相视大笑。
孙英对大家说：“人们常说巧联需巧对，果不其然。
由此看来，世上流传的奇联怪对，有一些尽管短时间不能对上，那只是与之相偕之事还没有被人发现，只要等到一定时间，肯定有人能对出佳联。
” 三 清朝时，献县淮镇有一位老秀才吴恩瀛，讲述了当时对联大师纪晓岚的一则趣事。
乾隆年间，经学大师戴震中举之后，宦途坎坷，几次会试均名落孙山，心中甚感苦恼。
纪晓岚听说后，甚是同情，有心帮扶老朋友一把。
他亲自去戴家聘其为自己的家庭教师。
戴震大受感动，欣然前往。
在纪家，二人朝夕相处，谈古论今，切磋书艺，吟诗联句，思想上、学艺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光阴荏苒，春去夏来，炎炎闷热之时，纪晓岚亲自给戴震送来了两个圆硕的大西瓜。
二人吃瓜消暑，对句为戏。
纪晓岚把手中的瓜籽顺手往桌上一放，吟出上句：“吃西瓜，籽往东放。
” 吃瓜前戴震正在读《左氏春秋》，吃瓜时他便把书放在案头，听纪晓岚说完上句，他指着桌案上的书应声吟道：“看《左传》，书朝右翻。
” 古时之书皆为竖行，读书时都是自左往右翻动。
上下联句中皆含有两个方位词，可谓天作之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补充回答：「中国」名称之起源（注意：中国不是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一个政府的国名是袁世凯、孙中山同志、蒋介石同志的中华民国，也是简称中国）「中国」这个名称的出现，一般说来是晚於「华夏」或「诸夏」，因而可视为是华夏民族扩张之后的结果。
此词的最早起源，可能就像胡厚宣所说「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之起源也」(见氏著〈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所收)，意即有关中国名称的观念，或於商代早已产生，唯其以「中国」一词的型态正式出现，却是周代的事。
至於有关「中国」一词的意义，王尔敏曾以计字法从先秦古籍之中钩稽其原始含义，发现约有五端： 1.京师。
2.国境之内。
3.诸夏领域。
4.中等之国。
5.中央之国。
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应属第3项，次第2项，再次第1项。
由此可知，先秦使用「中国」一词的意义，「主要在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甚至於是在显示此一区域「民族文化一统观念」(见氏著〈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五卷第八期)。
换句话说，在商代以后，秦汉统一以前的期间，「中国」一词便已普遍成为国土的共称，而且代表著上古文化大一统观念的整合，为其后中国的统一奠定了一个坚强的基础。
「中国」一词，尽管其出现的时间较「华夏」稍晚，其字面的意义也与「华夏」有异，但是两者的实质涵意并无不同，只是前者的范围更为广泛而已；一如过去我们自称「汉族」，而今日我们改称「中华民族」一般，两者均为同一个指称。
总之，「华夏」与「中国」这两个名词，到了周代，由於邻近部族的强大与侵逼，使用人深感有加强内部团结的必要，因而赋与更尊崇的意义，并藉此指斥蛮夷戎狄的落后，以示区别。
事实上，这也可说是最早产生的民族自尊心，所谓「民族意识」也正是由这种心理渐次发展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来历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会上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在致词的最后，连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之一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那么，原拟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号，又是怎样改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正式国名的呢
这里有一段故事，它凝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位代表郑重的商讨和审慎的思虑。
当时，关于新中国的国体，已确定为工人阶段（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同时，确定新中国的政体，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不采取西方那种三权分立的议会制。
这些有关建国的基本问题，经向新政协筹备会各方面代表宣传和解释而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
只是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还没有一个正式名称。
中共中央、一般习惯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
与此相应，新政协筹备会提出议定和起草的组织条例中，就有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指定由董必武领导的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这个原拟的国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
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
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对原拟国名提出质疑，发表了第三种意见。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 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去斟酌。
经8月17日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为组织法的初步草案。
在这个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
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
报告对组织法草案的总纲作了几点说明，第一点就是关于国家名称的问题。
董必武说：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作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
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
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这个意见，为政协全体会议所接受。
向大会提交的几个文件中，原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均改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