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训作者是哪一个朝代的
《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
《朱子家训》仅524字，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家教名著。
其中，许多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点，比如尊敬师长，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
《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
讲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口头传训，也可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和居室，作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因此，很为官宦、士绅和书香门第乐道，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作者朱柏庐（1627－1698），原名朱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江苏昆山人（今昆山市），明末清初江苏昆山县人。
著名理学家、教育家。
其父朱集璜是明末的学者，清顺治二年（1645 ）守昆城抵御清军，城破，投河自尽。
朱柏庐自幼致力读书曾考取秀才，志于仕途。
清入关明亡遂不再求取功名，居乡教授学生并潜心程朱理学主张知行并进，一时颇负盛名。
康熙曾多次征召，然均为先生所拒绝。
故宫匾额上题的字都是什么意思
康熙与祖母孝庄文皇后 康熙帝玄烨的皇室大家庭里，与玄烨感情最深，对他一生影响最大，他至死都难以忘怀的，不是他的生身父母顺治帝与孝康章皇后，也不是哪位后宫佳丽，或儿女皇孙，而是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
玄烨与祖母之间的深情，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之家的祖孙关系中，绝无仅有。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玄烨登极时，中国大陆已接近统一，但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清朝面临的局势仍十分严峻。
刚刚建立的帝国大厦已初具规模，而统治基础尚不稳固，各种制度还不完备，需要后继者去添砖加瓦，培土扩建，继承发展。
将这副担子放在年仅8岁的少年皇帝肩上，确实是太重了。
为使玄烨完成这一艰巨使命，已是太皇太后的孝庄，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抚育、保护与培养孙儿的重任。
一、培育幼孙 如果以一位教育家的标准衡量，孝庄对于孙儿玄烨的教育，显然要比她对儿子福临的培养更为成功。
虽然儿孙都是亲骨肉，但孙子玄烨对她的依恋，她对孙子的爱，要超过她与福临之间的母子情。
清代史书对此讳莫如深，但这却是事实。
玄烨成年后多次讲道：“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
罔极之恩，毕生难报。
”“朕自幼蒙太皇太后教育之恩，至为深厚”，“仰报难尽”。
这些都是他的肺腑之言。
玄烨幼时曾长期避痘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来自祖母的爱，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他幼小心灵上的感情空白，使他从懂事时起，就将祖母也视为最亲之人。
这种情感无法以尺度来计量，但玄烨愈为年长，体会愈加深刻，对之愈加珍视。
孝庄对孙儿的爱有着丰富的内涵。
她不仅给了玄烨本应从其父母那里得到的关怀和爱护，更重要的，是通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培养他的良好品质、习惯与作风。
需要指出，玄烨继承皇位前，孝庄就已经对他进行教育、培养了。
玄烨曾对皇子们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
”祖母的督教对他的成长乃至一生，起有至关重要作用。
在“独嗜图史”的孝庄影响下，玄烨从小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嗜好伴其终身。
他“矢志读书”，“早夜诵读，无间寒暑，至忘寝食”，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捧起书本，几乎忘掉一切。
保姆朴氏担心他年龄太小，读书过多而有伤身体，不止一次将书藏起，希望能使他休息一下。
但他一经发现，便立刻索回，继续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对于孙儿的勤奋苦学，孝庄既感欣慰，又十分心疼，她曾忧喜掺半，不无责备地对孙儿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呢?! 由于祖母的教导，玄烨自幼养成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读书时“间有一字未明，必加寻绎，务至明惬于心而后已”。
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他学习的座右铭。
他从小认识到“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的道理，虚心好问，除去读书外，“每见高年人，必问其已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
”即使是太监、奴仆等“粗鄙之夫”，如果“亦有中理之言”，“决不遗弃，必搜其源而切记之，并不以为自知自能而弃人之善也。
” 孝庄培养玄烨时不仅从大处着眼，幼孙身上一些尚在萌芽的习性，或生活中某些细微处，都引起她的重视，并因以施教。
如玄烨儿时受保姆的影响，一度染上吸烟习惯。
吸烟不仅有害于身体，还极易引发火灾，可谓有百弊而无一利。
经祖母教诲，玄烨坚决戒了烟，并在即位后“时时禁止”吸烟，反复劝说有此嗜好的臣工们。
在祖母的言传身教下，玄烨自幼“不喜饮酒”，并深知酗酒的严重危害，认为“嗜酒而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实非有益于人之物。
”他继位后，始终有意识地要求自己“能饮而不饮’：，“平日膳后或过年节筵宴之日，止小杯一杯”。
孝庄对幼孙的培养是全面的，就连玄烨的言行举止，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
后来，玄烨常常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训导儿孙们：“朕自幼年登极以至于今日，与诸臣议论政事，或与文臣讲论书史，即与尔等家庭闲暇谈笑，率皆俨然端坐，此乃朕自幼习成，素日涵养之所致。
”可见幼时养成的这些良好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曾在康熙朝中期与玄烨有过较多接触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对玄烨的仪表、风度、气质和修养大为赞赏，说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
”等等。
其描述固然有溢美之词，但也从侧面表明，玄烨的作风与言行，确实不失一位泱泱大国君主所应具有的气度和风采，而这一切，无不来自孝庄的精心教诲。
少儿玄烨在学业、品行、志趣、作风诸方面都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还逐步树立起继承父业，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
前述顺治十六年(1659)玄烨(与福全、常宁一道)向皇父请安时所言：我长大了愿“效法皇父”，勤勉尽力，其志向之高，想必是在福临意料之外。
这样的话语竟出自一个六龄孩童之口，是否可信另当别论，但毕竟说明，孝庄早已在对玄烨进行特殊培养了。
玄烨即位后，孝庄继续抓紧对他的教育，并根据需要增添了新的内容。
当时，代表朝中保守势力的辅臣为防止玄烨过早接触汉族文臣，受其影响，也走上福临“好华语，慕华制”的道路，因而对汉宫们在玄烨登极不久就一再提出的建议，如为皇帝“及时举行经筵”，慎选品学皆优的满汉官员侍奉皇帝，分班进讲经史等等，概未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史料说孝庄也很抵触汉族文化，“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
”这一评价具有一定片面性，至少与玄烨继位后的有关情况不相符合。
玄烨曾回忆说：“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
”“朕七八岁所读之经书，至今五六十年，犹不遗忘”。
由此可见，玄烨继位前后，已开始学习儒家典籍，而这只能是孝庄的决定。
上述事实还表明，孝庄虽然反对福临过分推崇汉文化，“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但她也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儒家学说，对于一位满族皇帝统治以汉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为使爱孙胜任天子之职，她有意识地让玄烨尽早学习儒家经典，以便掌握治国安民之道，更有效地进行统治。
玄烨习读经史时，依然保持了在祖母教育下养成的习惯，认认真真，善思好问，“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
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他“四子之书既以通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实。
行。
”除对儒家著作“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外，玄烨还广泛阅读其它典籍，“史、汉以及诸子百家、内典、道书”，“莫不涉猎”。
由于他方法得当，对所学能够融汇贯通，乃至十余年后，“触事犹能记忆。
” 玄烨自少儿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其后一直坚持不辍。
他得以系统地了解、掌握儒家思想，对其出色完成长达六十二年的统治，大有裨益。
玄烨继位初期，有一天，当着众臣之面，孝庄问孙儿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打算，玄烨答道：“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少年皇帝决意做贤明之君，富国裕民的强烈愿望，显示出孝庄多年培育的初步成效。
二、政治导师与保护者 (一)清除鳌拜集团 玄烨继位后，四辅臣直接处理军国大事，虽然“裁决庶务，人白太后”，但孝庄对他们深为信任，放手使用，所以辅臣权力很大，加之没有监督、约束的相应机构，从而为个别人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提供了可能。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某些政见不同，辅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滋长，他联合遏必隆，扩展镶黄旗实力，擅杀朝中与自己存有积怨的满臣，专横跋扈的作风愈来愈显著。
四辅臣于辅政期间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然而对处理满汉关系，却采取保守、倒退方针，在恢复祖制、首崇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宫，使后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平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因满臣还缺乏治理经验，又不能与汉宫密切合作，以致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一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臣信任，为非作歹，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
玄烨亲政前夕，已是“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越而礼制日废”，地方、朝中弊端丛生。
玄烨年龄还小，对此自然难以应付，但政治经验丰富的孝庄，却不露声色地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在继续任用辅臣的同时，采取了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日，禀照祖母慈谕，12岁的玄烨举行大婚典礼，索尼的儿子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宫，遏必隆之女落选，成为皇妃。
在为孙儿择立皇后时，孝庄舍去遏必隆之女，选中赫舍里氏，旨在防范鳌拜借镶黄旗之女成为皇后之机，进一步扩大实力，同时也是针对主幼臣骄的情况，对清朝元老索尼及其家族予以荣宠的笼络措施。
孝庄此举还改变了皇太极和福临时期，皇后莫不出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惯例。
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满蒙贵族联姻政策，而是从巩固皇权、安定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出这位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与灵活态度。
玄烨大婚标志少年皇帝正在步人青年，其亲理政事已为期不远。
换言之，孝庄是以此为孙儿早日亲政制造舆论，打下基础。
当鳌拜得知玄烨选后的结果时，因希冀落空，“心怀妒忌”，气恼万分，竟与遏必隆一起人宫“奏阻”这恰恰证明孝庄这步棋的巧妙：既分化了四辅臣，使索尼同鳌拜之间出现芥蒂，又促使索尼更为效忠皇室，增加了皇室的力量。
不过，从其后情况看，孝庄这时对鳌拜还未完全失去信任，仍希望他在辅臣任内善始善终，能有一好的结局。
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圈换土地事件。
鳌拜在索尼、遏必隆支持下，将清朝人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土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
三辅臣还不顾玄烨的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事务苏纳海(正白旗)等3名大臣处死，造成一大冤案。
这一事件说明，鳌拜并未领会孝庄的包容苦心，在擅权乱政路上已愈走愈远。
因此，孝庄也相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玄烨“躬亲大政”，但辅臣们“仍行佐理”。
孝庄特为孙儿收权安排一过渡阶段，以使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同时也让辅臣有个适应过程，将他们因交权而产生的失落感，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保证此次权力交接稳妥进行。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鳌拜实际上成为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更加孤立。
玄烨亲政后，苏克萨哈立即请求“往守先帝陵寝”，以期迫使鳌拜、遏必隆也辞去辅政。
鳌拜为清除异己，独掌辅政大权，竟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
尽管玄烨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不肯罢休，一连七日强奏，竟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
苏克萨哈被除去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更为飞扬跋扈，“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甚至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
玄烨去海子(南苑)狩猎时，让随行的鳌拜奏闻祖母，鳌拜“乃不遵旨，反云皇上自奏”，全然不把玄烨放在眼中。
他的种种僭越行径，已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
至此，孝庄终于作出决断，支持并指点孙儿拟定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计划。
此前，玄烨已开始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举措，纠正辅臣政治上的失误与弊端，这使朝中人心振奋，玄烨威望日增，鳌拜逐渐走向孤立。
与之同时，玄烨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族贵族成员，他们朝气勃勃，锐意向上，索额图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索额图为索尼之子，孝庄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了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
索额图对玄烨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玄烨最得力的助手。
鳌拜集团附者甚众，盘根错节，已控制中央机构各要害部门。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损失，孝庄帮助玄烨制定了“擒贼先擒王”，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
据此，玄烨命索额图秘密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又于行动前，有意将鳌拜的部分党羽遣往外地，以分散其力量。
可以肯定，玄烨还采取了其它一些周密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召进宫，旋即被卫队擒拿，其主要党羽也先后被逮捕归案。
考虑到鳌拜以往为清朝所作贡献，玄烨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籍没家产，终身监禁；对其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数人，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后又给还公爵，值宿内廷，恢复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踢开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后，玄烨真正掌握了清朝大权。
他在“首祟满洲”的原则下，努力改善满汉关系，祟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
在短短几年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也有起色，为其后平定三藩之乱，打下重要基础。
铲除鳌拜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是玄烨君临天下后，祖母对他的一次关键性指导与帮助。
当时，玄烨年仅16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经验。
若无祖母的指教、授计，他很难在亲政后第三年，便一举粉碎这一把持朝政多年、势力颇大的宗派集团，稳妥、彻底，不留后患。
显然，鳌拜集团存在时间愈长，对清朝的危害愈大，势必积重难返；如果玄烨的治国方针受到阻挠，三藩之乱将更加旷日持久，康乾盛世的出现也会大大推迟了。
对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玄烨祖孙相互加深了解，感情更为深厚。
其间，玄烨表现出他那一年龄少有的胆略和杰出组织才能，使孝庄满意而欣慰；另一方面，玄烨也从祖母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除去缜密的思想方法，坚决、果敢的作风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对人处事宽厚豁达的态度。
正是在祖母的影响下，他处置鳌拜及其党羽时，运用宽严相济，打击面小，安抚、团结绝大多数朝臣的策略，收到人心安定、朝政稳固的效果。
孝庄的言传身教，使玄烨逐步具备了一代名君所应有的宽阔心胸与气度，这不仅在此次斗争中显示出来，在他其后的漫长统治岁月里，无论是平息党派之争，处理二废太子事件，或采取其它重要举措，这种方针、策略依然被保留下来。
足见孝庄的智慧、品德与作风，已经体现在孙儿身上，由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还需指出，孝庄指导玄烨宽大处理鳌拜集团，也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合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表明她为保护幼孙，并从清朝的长远统治计，而不得不清除对她效忠多年的老臣时，仍旧手下留情。
作为一位政治家，孝庄的这种做法难能可贵。
(二)奉祖母初谒孝陵 清除鳌拜集团后，清廷进入一个短暂的相对平静阶段，这对于已“费尽移山心力”的孝庄祖孙来讲，无疑是一难得的休息调整时期，同时也为他们总结、回顾以往，提供了充分时间，于是有了遵化之行。
康熙九年(1670)八月，玄烨奉祖母太皇太后、嫡母皇太后前往遵化昌瑞山，祭谒顺治帝陵寝，皇后赫舍里氏随行。
是月二十七日，祖、媳、孙三代四人行抵孝陵。
清帝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一起谒陵，清朝仅此一次。
玄烨恭谒祖陵之念由来已久，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这次，他原想独自前往，“先诣太祖、太宗山陵，再诣世祖山陵”。
但孝庄“以世祖升遐十年，未得一诣陵寝”，说服孙子先去孝陵展谒，并执意带上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和皇后赫舍里氏。
孝庄此举，意味深长。
尽管史书未曾记载，但可以想象，当她坐在儿子的祭台旁，看着正在拜祭的儿媳、孙子和孙媳，必定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她对儿子是内疚的。
儿子死后十年的历史，已使她愈来愈认识到，儿子在满汉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比她更有远见，更为明智，更有利于清朝的巩固。
在孙儿亲政前后，她已开始鼓励、支持孙儿采取一些与辅臣保守行径相对立的举措，而彻底清除鳌拜集团，进一步表明她对保守方针的否定。
此次谒陵，标志孝庄与儿子的彻底和解，尽管后者已长眠十年。
孝庄所以选择此时来为儿子祭灵，是因为她已可告慰儿子：四辅臣的问题业已解决，保守路线已被纠正；…如儿子生前期望，满汉关系得到改善，皇朝统治正在日益坚固；更重要的是，孙儿玄烨在她亲手抚育下成长起来，发展全面，颇有作为。
她还要告诉儿子，她的嫡重孙承祜已出生，列祖列宗之业，有了未来的继承者......。
站在皇考的祭台前，玄烨的心情自然也不能平静。
基于祖母的教诲，他一向对晚辈如何尽孝，有着很实际的认识。
后来，他曾以自己的体会告诫儿孙们：“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路，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矣。
”玄烨虽然与皇考接触不多，无从在皇考生前尽一份孝心，但他相信十年来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未辜负皇考的希望，，皇考有知，将由衷地感到欣慰。
他从皇考又想到祖母，忆及十年间在祖母提携、指教下经过的风风雨雨。
冥冥之中，皇考与祖母似乎渐渐地变为一个人，向他投以信任、期待的目光。
他暗下决心要更加勤于国政，励精图治，以使长辈们放心；同时，他还要像过去一样，将自己未能对生身父母所尽的孝心，全部回报给可亲可敬的祖母……。
(三)八年艰难岁月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爆发了以明朝降将吴三桂等人为首的三藩之乱。
是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以所部兵反”；十二月二十一日，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在京举事；翌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十五年尚之信据广东反。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原已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响应。
叛军气势凶猛，很快控制了南方广大地区，并延伸至陕西、甘肃等地。
此前，吴三桂等反叛之心已露端倪，政治嗅觉敏锐的孝庄有所预感。
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她提醒孙儿在天下太平之际，应不忘武备，居安思危；随后，又通过其它措施，如令儒臣翻译<大学衍义》，颁赐诸臣等，帮助孙儿加强统治，进一步搞好君臣关系。
因此，当三藩之乱突然发生，清朝统治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刻，祖孙二人都表现得异常镇静。
吴三桂叛音甫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来临。
清廷仍同以往，举行盛大朝贺与筵宴，以此向臣民显示最高决策层无所畏惧的气概，和与叛军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起到安定朝野，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祖母的鼓励下，玄烨“料理军务日昃不遑，持心坚定。
”康熙十三年(1674年)九月，他恢复了一度因“几务殷繁”而中断的“每日进讲”，坚持学习儒家经典。
为了对外“示以暇豫”，他甚至每日出游景山骑射，对于“投贴于景山路旁”的谣言诽谤，一概“置若罔闻”。
多年后，玄烨回忆道：“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心，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
” 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清廷集中力量对付三藩，无暇它顾之机，发动叛乱。
因京城八旗精锐部分出征，部分肩负拱卫之责，前往平叛已无兵可调。
正当玄烨苦思筹集兵源，及派谁充任领兵之人时，孝庄向他建议：“(大学土)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
玄烨“立召公，授以将印”。
图海果然不负重托，率领数万名八旗家奴，迅即平定了布尔尼叛乱。
这一事例表明，孝庄平时对文武重臣了如指掌，因而能在紧要关头，及时指点玄烨，帮助他渡过难关。
平叛期间，每逢玄烨遇到棘手之事，孝庄便为之出谋划策，并凭借自己在朝中的崇高地位和威信，给予孙儿有力支持。
举朝官员对此无不知之，一致认为：“吴三桂叛乱以来，太皇太后心甚忧劳。
”玄烨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与爱戴，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亲撰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书锦屏恭进”；同年十二月，恭进太皇太后锦衣，亲撰表文中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十八年(1679年)二月，孝庄67岁生日，玄烨再次亲撰表文诗篇，书万寿无疆匾额恭进，诗中写道：“喜得万方同孝养，千秋福德并苍穹”，“宫中尧舜兼文母，恭捧南山万寿觞。
” 因玄烨指挥得当，加之采取剿抚并用，重用汉官，孤立分化对方等一系列正确策略，平叛战争以清廷获取全胜而告结束。
康熙二十年“681年)十一月十四日，玄烨亲至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报捷。
整整八年，孝庄与孙儿一起，分担了无尽的焦虑与辛劳，当终于大功告成，普天同庆之时，他俩的内心感受，只有彼此最能理解，别人是难以真正体会到的。
孝庄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起的作用，旁者无以替代，举朝尽知。
可是，当玄烨和大臣们请求按照朝中惯例，为她加上尊号时，她却表现了十分谦逊的作风，再三予以拒绝，并对奏请前来的大学士们说，八年以来，“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平，海宇宁谧。
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
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
”孝庄全力扶持孙儿，想让孙儿的威望通过平定三藩更加扩大，为此，她尽量掩去自己的作用，将功劳一并归于爱孙。
继平定三藩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又统一台湾。
清朝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康乾盛世的前期。
从孝庄作为玄烨政治导师和保护人的角度审视，随着玄烨不断成熟与孝庄的日渐衰迈，康熙二十年前后，他们的关系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
自此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去世，尽管玄烨早已对各项政务应付自如，不再需要祖母的点拨，但还是将祖母视为顾问，“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而孝庄虽然精力不济，但也仍同以往，时刻关怀孙儿，处处予以支持。
三、祖孙深情
姓顾的名人
顾 雍：(生卒年待考)，吴郡吴县人(今江苏苏州)。
著名三国时期东吴大臣。
出身为江南士族，累官至丞相，在吴国执政达十九年，知人善任，吏民归服。
顾 况：(生卒年待考)，字逋翁，苏州人，著名唐朝诗人。
至德二年进士。
德宗时官秘书郎，他善画山水，其诗同情人民，针砭时弊，。
李泌做宰相时，他迁著作郎，泌死，他作《海鸥咏》一诗嘲诮权贵，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
后隐居茅山，号“华阳真逸”。
顾况与元结同时而略晚。
他也是一个关心人民痛苦的新乐府作者。
作诗能注意“声教”而不仅仅追求“文采之丽”(《悲歌序》)。
他根据《诗经》的讽谕精神写了《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都是讽刺劝戒之作，其中也有直接反映现实的，如《囝》。
顾 安：(生卒年待考)，昆山人(今江苏苏州昆山)，著名元朝画家。
曾官至泉州路行枢密院判官。
擅墨竹，运笔遒劲，用墨润泽，自成一家。
顾 璘：(生卒年待考)，著名明朝官吏、文学家。
官至刑部尚书。
少有才名，以诗风调胜，与同里陈沂、王韦号为“金陵三俊”。
后宝应、朱应登起，时称“四大家”。
著有《浮湘集》、《山中集》、《息园诗文稿》等。
顾野王：(生卒年待考)，字希冯，吴县人，著名南朝梁陈之际训诂学家、史学家。
出身世家，幼好学，聪颖超群博览群书，遍观经史，又精记默识，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
梁武帝时，任太学博士等职，入陈，任国史博士，掌国史，主修梁史，后迁至黄门侍郎。
他工诗文，善丹青，擅长人物，尤工草虫。
著有《玉篇》，为我国文字训诂学重要著作，收字比《说文解字》多出六千个，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楷书字典，为后代楷书字典品编写奠定了基础。
另著有《玉篇》三十卷。
另有《舆地志》、《通史要略》等，均佚。
顾恺之：(生卒年待考)，晋陵无锡人(今江苏无锡)，著名东晋画家。
多才艺，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
多作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
画人注重点睛。
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
他和师法他的陆探微并称“顾陆”，号为“密体”，以区别南朝梁张僧繇、唐吴道子的疏体。
他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顾名世：(生卒年待考)，明朝松江人(今上海)。
著名明朝画家。
明嘉靖卅八年的进士，官拜尚宝丞，告老还乡，宦囊甚丰，盾万竹山居东面的空地尚多，于是拓宽来开辟一座池塘，哪知此地本来就是池，有掘出来的一块石碑为证。
碑上刻的是“露香池”三字，而且是赵子昂的手笔。
因此，顾名世将万竹山居改名“露香园”；那座池塘当然一个其旧，依然叫做“露香池”。
顾名世的姬妾很多，其中有一个姓缪，她在京城的时候，学会了刺绣，而且是宫中传出来的诀窍；缪姨娘在这方面有天才，更加改良，益见精妙。
五色丝线擘，细针密缕，颜色由浅入深，浑然一体，配色之美，更不在话下。
最见特色的是，顾绣以针代笔，以丝线作丹青，以名迹作蓝本，山水、人物、花鸟，无不气韵生动，工细无匹，当时称为“画绣”。
缪姨娘曾经仿绣赵子昂的“八骏图”，董其昌认为即使是赵子昂本人用笔，亦未见得能胜过她，又绣过一幅“停针图”，真是穷态极妍，而且无法分辨是画、是绣；后来由扬州的一位盐商，拿一个汉玉连环，及南唐名家周癙作画的一幅美人图交换了去。
顾宪成：(生卒年待考)，江苏无锡人，著名东林先生。
明朝时期曾与弟允成和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
和赵南星、邹元标号为三君。
他们议论朝政人物，并得到部分士大夫的支持，形成一个集团，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就是历史上的东林党。
顾贞观：(公元1637～1714年)，号梁汾，江苏无锡人。
著名清朝词人。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举人，为内阁中书。
喜填词，与纳兰性德交情甚笃。
词善抒情，真挚委婉，有与陈维崧、朱彝尊“称词家三绝”之誉。
著有《弹指词》。
顾炎武：清朝大思想家、学者。
学识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等，都有研究。
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朝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
为我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
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等。
顾祖禹：(公元1631～1692年)，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
著名明朝历史地理学家。
他研究历史地理学，源自庭训启蒙。
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致有两条途径，一是侧重实地考察，二是侧重文献钩稽。
顾祖禹是从文献排比入手，辅以实地见闻而成书。
《读史方舆纪要》自顺治十六年始撰，著者数十年如一日，为《读史方舆纪要》耗尽毕生心血，直到逝世前夕始告完成，实现了顾祖禹“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宗旨。
《读史方舆纪要》全书1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
前九卷总论历代州域形势。
以朝代为经，地理为纬，疆域分合，建制沿革，厘然在目。
中1十四卷依明朝政区划分，述南北直隶及十三司地理。
各省卷首冠以总叙，综论其历史地位。
然后以地理为经，朝代为纬。
叙述各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等。
于郡县变迁、山川险要、战守攻取，尤为用力，载之最详。
后七卷专言山川原委、天文分野。
各卷所记，纲如经，目如传，先以正文为纲要，再详为细目以作注释，自书自注，其注文十数借于正文。
全书眉目清晰，体裁新颖。
《读史方舆纪要》的史学价值，不仅表现在其体裁上的创新，而且还在于作者把地理环境与历史事变相结合，使全书始终贯穿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读史方舆纪要》正是以其治史以经世的思想，使之掩历代同类著述而上，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个辉煌总结。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初名绛，字宁人，自署蒋山佣，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亭林镇人。
著名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
顾炎武学识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等都有研究。
顾炎武早年曾参加抗清活动。
后致力著述，探究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
哲学上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承认“气”是宇宙的实体。
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理、性、命”。
在清初学术发展过程中，是一代风气的开启者，如果说黄宗羲的杰出之处，集中地表现为新思想的呐喊。
顾炎武的历史贡献，则主要在于务实学风的积极倡导。
顾炎武的实学思想，是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
他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从抨击王阳明心学入手。
顾氏把晚明心学的泛滥比之于魏晋玄学清谈，认为二者其“罪深于桀纣”，同样是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根源。
既而又对理学家“性与天道”的论究提出否定式的异议。
他说：“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
”把“性与天道”的论究直斥为禅学。
就方法论而言，宋明理学以讲求义理为特征，顾炎武的为学路数则反对载之空言而不能见诸行事的空虚之学，他重资料、重实证。
资料的收集是作为著述工作不可或缺的第一步，顾炎武对之极为重视。
在他一生的著述活动中，“著书不如抄书”的祖训始终是他的座右铭。
他早年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就是“有得即录”，抄撮而成。
而晚年的《日知录》也是“采山之铜”而成。
顾炎武为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
他所谓的圣人之道就是“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的合而为一。
以这一学风去讲求的实学，其落脚点就是要经世致用，也就是他所说的“救世”。
顾炎武一生拳拳于《日知录》的写作，只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他研治古音学是因为它是“一道德而同俗者又不敢略”的大事；治经史之学则旨在“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涉足金石考古和舆地诗文等学，也都是为了对国家民族能有所作为。
他的“明道救世”的实学思想为后世示范了一种严谨健实的新学风，开拓了广阔的学术门径。
而他重资料、重实证的治学风格，尔后遂演成清乾隆、嘉庆年间汉学的基本方法。
顾炎武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朝朴学风气。
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
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
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朝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
为我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
所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顾光旭：(公元1731～1797年)，字华阳，号晴沙，又号响泉，江苏无锡人。
著名清朝官吏、学者。
官甘肃省甘凉道。
工书、善诗文。
著有《凉溪诗钞》、《响泉集》等。
顾正红：(生卒年待考)，江苏滨海人。
著名工运领袖。
1925年他带领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代表进厂交涉，被日本资本家枪杀，成为“五卅运动”导火索。
顾维钧：(生卒年待考)，上海嘉定人，著名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家。
历任欧美各国公使。
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据理力争，使日方归还中国山东半岛主权。
后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代国务总理。
1932年以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及驻国联和联合国代表。
1956年转海牙国际法庭任职。
在他侨居美国期间，他仍怀念嘉定。
据称他遇到凡是人过上海的人，都要问及嘉定。
有次当姨甥谈及嘉定时，他精神振奋地绘了一张嘉定地图，图中有嘉定有名的古塔和孔庙，然后又绘了一条东西大街，在街西端写“西门”就说他家在西门。
顾维钧绘画，落款常写“亭林顾氏”，他是念念不忘故乡的情结。
顾 鸿：(公元1915～今)，安徽庐江人。
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皖西北游击师特务队队长。
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民运股股长、五团特务大队大队长、江北游击纵队营长、营政治委员，第七师五十六团副团长，巢湖独立团团长，第五十七团团长、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七纵六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六十一团政治委员，第四纵三十三团政治委员、团长，先遣纵队第九支队副司令员，皖北军区警备二旅副旅长，第十五旅副旅长。
参加了著名的鲁南，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副师长、代师长，第十六步兵学校校长，工程兵学校副校长。
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
后任工程兵学校校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顾品珍：(公元1883～1922年)，字筱斋，昆明医家之子。
云南昆明人。
著名民主革命先驱。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1921年，出任滇军总司令，驱逐唐继尧。
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云南北伐军总司令，次年被杀。
顾品珍在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考赴东京振武学校，入同盟会；复转至陆军士官学校。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李鸿祥、叶荃、黄毓成、张开儒等，俱同学焉。
回滇为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官兼骑兵监督。
清宣统三年辛亥重九，顾品珍左手负伤，犹积极指挥，义军之猛将也。
乃任都督府辎重弹药部部长。
复援入四川，任谢汝翼部第一梯团副梯团长。
未几回滇，历任滇军第一师、第六师中将师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等职。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末，于五华山光复楼歃血复国，为三十九杰之一。
次年元旦，为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梯团长，率禄国藩之第五支队、朱德之第六支队入川，屡克。
2月，与北洋军阀战于纳溪。
2月20晚，顾品珍率部夜袭得手，敌死伤五百余。
2月28日，蔡锷命两翼包抄，正面突破，遂逼退吴佩孚、张敬尧军。
两军俱疲，各为退守。
3月17日反攻，顾品珍为中路，主牵制；赵又新、刘存厚为两翼，主进攻，终破北洋军。
护国事讫，顾品珍驻节资中，以剿匪、安民、择吏、练兵、节用为己任，有扰民者必严惩之，常云：“我不忍刻民以厚兵，又怎能刻兵以厚己。
”川人为之铸铜像。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唐继尧以顾品珍为靖国军参谋长兼第一军总司令，11月，顾品珍与黔军王文华部合攻重庆，克之。
次年1月从靖国军取成都。
遂为叙沪镇守使。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川滇战起，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战死。
顾品珍本不喜滇军扰川，兼故交李根源陈请，遂率部反攻昆明，任滇军总司令。
4月，更兼云南省长。
唐继尧流亡广州。
顾品珍方主滇政，求教于故交丁石生，石生云：诸葛武侯治蜀，开诚布公为先，此乃政治原则。
云南自护国讨袁以来，连年用兵，元气大伤，蓂赓因情势所迫，无计收缩军队。
滇军既不能逐鹿中原，势必有阋墙之争，于是民不聊生，饿莩载道。
今日若整顿内政，增益生产，藏富于民，休养生息，就是百世功业。
若唐继尧仍欲回滇，亦不必与其相争，所谓争一日功不如争万世功，争一日名不如争万世名。
开诚布公，休养生息，八字而已。
顾品珍从之。
故其主滇也，休兵息民，力除积弊，严惩贪贿，法不避亲。
如其连襟陈继唐谋保山县长，行贿被拘。
复清剿蒙自、开远、建水、通海土匪，严禁招抚匪徒、征募兵丁、封雇驮马，故一省之土匪深衔恨之。
且以武备资金一百万元，移于扶持金融，救济民众。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秋，顾品珍凡四致电与孙孙中山，欲随从孙中山北伐。
11月16日，让省长职于刘祖武，以专力疆场，躬亲前敌。
孙孙中山亦三复电与顾品珍，赞其“体国公忠，洵属超越流辈，毋任欣佩。
所委各司令皆一时干城之选，底定中原，胥于此举是赖。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3月，唐继尧反攻昆明，土匪吴学显、普小洪部从之。
顾品珍设重兵于滇东，而唐继尧援滇越铁路而上，遂为瓦解。
3月25日，吴学显部黄诚伯包围顾品珍于陆良天生关鹅毛寨，乃举枪自尽，终年三十九岁。
唐继尧闻之，念袍泽同学之义气，痛惜不已，乃予礼葬。
起初，顾品珍闻金汉鼎暗通唐继尧，故为羁縻，让云南总司令与之。
部将杨蓁不服，顾品珍乃羁押之，杨蓁旧部遂反，顾品珍军遂分裂。
又诱杀巨匪杨天福，致其旧部数千人啸聚滇西，匪党吴学显于滇南啸聚万人，匪患益炽。
且杨天福、吴学显者，本巨匪也，唐继尧招抚至昆明，今顾品珍专为剿肃，乃倒戈而向。
故唐继尧光复甚疾。
顾品珍军残部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推张开儒为主，称北伐滇军总司令，由贵州入广西，与李烈钧部会合。
次年4月9日，孙文颁《褒扬顾品珍令》，令曰：“前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忠诚纯笃，勇略冠时，治军有方，勋劳夙着。
护国、护法无役不以，艰阻备尝，志气弥厉。
本人大总统特任为云南总司令，绥辑军民，有功边徼。
前年自请率师北伐，董率将士，为国驰驱，不幸中道殒于寇乱。
着追赠陆军上将，照上将阵亡例给恤，由军政部查照定章办理，生平事迹并宣国史馆立传，以昭崇报，而示来兹。
”谢宇俊撰《顾君筱斋墓志铭》云：“不招匪，不扰民，异口同声亿兆人；不爱钱、不惜死，岳少保言躬践履”，洵非谀词。
昆明华山西路四十一号品珍故居，系百年祖遗，毗连民居，全无气象。
长子顾鸿钧毕业于东陆大学，为省文史馆馆员。
侄女顾映秋，即龙云夫人也。
顾祝同：(公元1893～1987年)，字墨三，江苏涟水人。
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顾心衡：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第二十八军副军长。
顾隆筠：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第九军参谋长。
顾 铁：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整编第一军一师一旅参谋主任。
顾焕陵：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总司令部通基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