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律例》、《大清新刑律》的意义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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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
清朝的传世基本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开始于乾隆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时，命三泰为律令总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经过高宗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形成清朝的基本法典。
清统治者取得全国政权之初，暂用《大明律》。
顺治二年(1645)，即以“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为指导思想，着手制订法典。
三年律成，定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
十三年复颁满文本。
康熙二十八年(1689)，将康熙十八年纂修的《现行则例》附于律文之后。
雍正元年(1723)续修，三年书成，五年发布施行。
乾隆五年(1740)，更名为《大清律例》，通称《大清律》。
乾隆十一年定制“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
以后虽历经修订，但主要是增减修改附律之条例，律文则变动不大。
直至宣统二年(1910)《大清现行刑律》颁行，在中国大陆地区予废止。
意义：该条文不但以《大明律》为蓝本，并且隐合古义，可谓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同时由于清朝已处封建社会后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它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主要表现为以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高压政策，不但对十恶处刑更重，而且扩大了谋\\\\反、谋大逆的定罪范围，提高了量刑标准；严禁宦官专政，臣下朋党，更完备地确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广泛增加满族享有种种特权的条款；继续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统治。
进一步实行重农抑商等。
【大清现行刑例】（不是《大清现行律例》） 由沈家本根据《大清律例》删改而成，共三十篇三百九十八条，于1910年5月15日颁行。
《大清现行刑律》改变了旧律中按六部分类的办法，删去了吏、户、礼、兵、刑，工等各种律目；对旧律中纯属民事、商事的条款予以分出，不再处刑；对；日律中规定的答刑、杖刑改用罚金代替；对旧律中的到外地服刑的徒刑和流刑，一般改在当地服刑；对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予以废除，规定死刑只有绞刑和斩刑两种，同时废除了缘坐之法和刺字之法；对旧律中禁止同姓为婚、良贱为婚等过时的条文予以废除，增加了有关毁环铁路罪、毁坏电讯罪、私铸银圆罪等条文。
意义：《大清现行刑律》的内容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没有超出《大清律例》的模式，只是一部作为新刑律颁布前的过渡性法律。
【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于1908年完成，但由于守旧派的反对，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颁布施行。
它采用资产阶级的刑法体例、刑罚制度和刑法原则。
在刑法体例方面，分总则、分则两编。
在刑罚制度方面分主刑、从刑两种，主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权和没收。
在刑法原则方面，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主义”。
此外，还根据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情况，规定了有关妨碍国交、妨碍选举、妨碍通讯、交通以及妨害卫生等方面的犯罪。
意义：它是清廷于1911年1月25日公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但仍保持着旧律维护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的传统。
(1)《大清新刑律》抛弃了以往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以罪名和刑罚等专属刑法范畴的条文作为法典的惟一内容，因而成为一部纯粹的专门刑法典。
(2)《大清新刑律》在体例上抛弃了以往旧律的结构形式，采用近代西方刑法典的体例，将整部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两部分。
(3)《大清新刑律》确立了新的刑罚制度，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两种。
主刑包括：死刑(仅绞刑一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
从刑包括剥夺公权和没收两种。
(4)《大清新刑律》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和近代刑法学的通用术语。
如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缓刑、假释、正当防卫等。
删除了旧律中八议、十恶等名目，增加了一些新的罪名。
总之，从单纯技术角度和形式上看，《大清新刑律》属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刑法典，与中国传统法典在结构、体例及表现形式上均有较大不同。
但是，《大清新刑律》对于传统旧律并没有作实质性的修改，特别是附录《暂行章程》依然存在于法典之中，依然保持着旧律传统。
大清律例
在整个清朝两百六十八年里，满族是受法律保护的，各地官府无权过问满族成员的。
满族享有至高无上的“治外法权”。
地方政府不能抓捕满人，更无审讯判刑等。
但满族官员对汉族可以随意抓杀不用上报审批。
，
劫囚违反了大清律例的哪一条
就是大清朝的法律和条例
大清律例共分为哪几部分
1．九个律文（1）“造妖言妖书”律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户部侍郎金简之子云布在家中收到直隶盐山县民王琦投递的字帖。
后追查到乃是王琦之弟王寻听信占卜者言，指示其兄上京投递以求功名。
字帖后被认定为逆书。
大学士于敏中上折奏请:“应将该犯王寻照造作妖书律拟斩……王琦虽讯无通同造作逆书，但代为进京投递字迹，亦非安分之人，应发往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
[1]朱批:“奉旨王寻著即处斩，余依议，钦此。
”。
[2]象这样依据“造妖言妖书”律定罪的案例还有7案。
（2）“师巫邪术”律山东泰安县民王仲智潜居修炼，收藏不法书籍。
巡抚国泰将王仲智比照大逆律问拟奏闻，帝谕:“各书并非该犯自造，较江西逆犯王锡侯之罪轻重悬殊，即照‘左道异端汤卜术律，拟罪已足蔽辜”[3]。
王仲智一案后交刑部另行定拟具奏。
（3）“不应为”律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浙江上虞县民丁文彬因到曲阜书示圣公府投递逆书，山东巡抚杨应据上折:‘喳律载谋反大逆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丁文彬应照大逆律即行凌迟处死”[4]，而传播阅读丁所作逆书的人“亦难辞其答，应照不应为事理重者枷十律，各杖八十，迁回原籍照例发落。
”[5]后丁文彬被凌迟处死，其余人犯得到相应处理。
（4）“诬告”律在“陈希圣诬告邓惠收藏禁书案”中，陈希圣为报私仇诬陷报复邓惠，称邓家藏《登坛必究》等逆书，并称邓自作《履历志》、《叙志五言古风》逆书。
后在审讯中承认是挟嫌控告，福建巡抚李湖上折具奏:‘喳律载造讥纬妖言惑众者斩监候，又例载举首诗文书札悖逆铆喇者，除显有逆迹仍照律拟罪外，若只是字句失检，涉于蒯以，并无确实形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各等语……陈希圣依诬告人死罪未决，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
[6]朱批:“该部议处”。
[7]（5）“谋反大逆”律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乾隆帝冬巡盛京，锦县生员金从善跪御道旁上书，首及“健储”，次为“复立后”，还有“纳谏”、“施德”。
金从善条陈“立储”的理由道:“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乾隆帝斥其“非惟低斥朕躬，并且干犯列祖”；金从善又在请“复立后”理由中，欲使帝下罪己诏；金从善还请帝纳谏，乾隆帝辩道，自其临御以来，“从无拒谏之事”；至于“请施德”，乾隆帝更不接受，自谓“恩德之及民，不为不厚”。
乾隆帝定性此条陈“为从未有之狂诞悖逆，命行在大学士、刀即严审定拟具奏。
大学士等以金从善应照谋反大逆拟凌迟处死奏闻。
后得旨“金从善著从宽改为斩决”。
[8]这样的案例很多，根据作者在《清代文字狱档》与《清朝文字狱》中的统计，共有64案。
“谋反大逆”也是清朝文字狱案件中被引用最多的罪名。
（6）“上书陈言”律乾隆二十年(1755)十二月，杨淮震因赴德州知州衙门呈献《霹雳神策》。
后因被认定为“逆书”，山东巡抚上折：“应如司拟照纵横之徒假以上书巧言令色、希求进用律，杖一百折责四十版，令杨淮震仍照生员不许一言建白，违者默革，应照例革责”。
[9]后杨被做了相应处理。
（7）“收藏禁书”律乾隆二十一年(1756)，云南楚雄府黑盐井刑书禀称，该县井民施尔信，家中藏有不法邪言。
巡抚郭一裕随即严以究治，县民李启圣、王晋国等人依次被牵连，但查来查去，只见“流”而不见“源”。
为了下台，《伪稿案》硬是把罪责栽在卢鲁生和刘时达头上，使他二人做了冤鬼，此次案件也是栽赃结案。
造邪言者未捉到，就拿传抄藏匿者治罪。
云贵总督恒文及云南巡抚郭一裕奏请朝廷，“拟比照私藏妖书律，判处李启圣杖一百，流三千里；王晋国等各杖八十”。
[10]（8）“诈传诏旨”律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福建学政纪的主持延平府岁试，永安县童生邓文亮因屡败文场，求名心切，径自呈递其所作《戒淫说》、《戒暴文》及诗章。
其中《戒暴文》中妄称梦见世宗，世宗“谕以机密事查拿逆犯马朝柱”(马朝柱系当时湖北“匪首”)，当场便被抓获，福建巡抚定长以“诈传诏旨律”拟斩请旨。
得旨:“三法司核拟具奏”。
[11]（9）“违制”律在“震宇治平新策案”中，刘震宇为求功名，向湖南布政使周人骥呈送其作《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书一部，被发现有忤逆不法之处。
巡抚范时缓上折:“查律载生员不许一言建白违者默革以违制论，依律应将刘震宇默革杖一百发落。
”最后乾隆皇帝谕:“应照生员违制建白律黜革杖责，解回原籍。
”[12]2.三个例文（1）“造妖言妖书”例乾隆四十三年(1778)，刘翱到湖南巡抚衙门案呈《供状书》一本，被发现有悖逆内容。
巡抚李湖奏折请:“查例载凡妄布邪言，书写弥次占，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刘翱)应照妄布邪言为首斩决例请旨即行正法。
”乾隆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
”（2）“诬告”例胡元杰，以教书为生。
他在翻看朋友所送的戴如煌著《秋鹤近草》时，发现了一些自认为违碍的诗句，想以此报案从中得些好处，于是到光州知州陈文纬衙门首告。
陈文纬详细查看了戴诗，觉得并无违碍。
刑讯胡元杰时，胡承认是讹诈，想多得些银钱而已。
后河南巡抚李世杰将此事上奏朝廷:‘查例载举首诗文悖逆，若只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确实形迹，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
又名例律内载诬告叛逆未决者拟斩监候，不及妻子财产各项等语……(胡元杰)若照例拟斩监候，未足蔽辜，应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
”（3）“越诉”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湖北宜昌生员艾家鉴在乡试试卷上，写入增本州生员名额及州中书役颠倒词讼、征赋苛刻等弊情的条陈。
随即湖北巡抚郑大进据情入奏，帝命严审定拟具奏。
十一月，郑大进奏请“查例载凡假以建言为由，挟制官府，及将暖昧不明奸赃事情，污人名节，报复私仇者，文武官俱革职；军民人等，皆发附近充军……艾家鉴合依蓦越告机密重事不实发边远充军例，请从重改发乌鲁木齐等处充当苦差”。
得旨:“该部议奏”。
3.五个成案在文字狱案件的发展进程中，有五个成案被皇帝屡次提及，比附为其他文字狱案件定性的法律依据。
这五案分别是:吕留良文字狱案，戴名世《南山集》案，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