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阿Q正传》作者对待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
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
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
”（《阿Q正传·英文版序》）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
《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
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
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无名无姓。
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
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
——“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
” 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
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
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
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
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
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
具有惊人的健忘症。
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
转嫁痛苦，耍无赖。
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
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
等等。
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
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
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
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
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
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
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
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
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
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
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
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
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
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
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
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
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
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阿Q精神是什么意思
阿Q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自尊癖”。
阿Q本是极卑微的人，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他，一空闲，便把他忘记了。
然而，阿Q却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赵太爷儿子进了学，他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
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煎大头鱼时加葱丝，都是“可笑”的。
阿Q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欺弱怕强”。
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他寻衅跟王胡子打架，打输了，他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估量小D瘦小打不过他，骂小D是“畜生”，小D让着他，他却不依不饶，进而动手抓小D的辫子；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扭住她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大肆轻薄。
可是，当他在路上遇到“假洋鬼子”时，他脱口说了句“秃儿”，不料被“假洋鬼子”听见了，“假洋鬼子”举起了“哭丧棒”，他便赶紧缩起脖子，等着挨揍，连吃了几棍子，一点不敢反抗。
阿Q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是“性幻想狂”。
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
所以，当赵太爷的女仆吴妈在厨房与他谈几句闲天时，他便忽然抢上去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
” 阿Q精神的第四个特点是“泼皮耍赖”。
他跑到尼姑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他还强词夺理，说：“这（萝卜）是你的
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 阿Q精神的第五个特点是“善于投机”。
阿Q本来是对革命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在革命到来之际）的慌张的神情”时，便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
太可恨
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于是他想到了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想到了复仇，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D、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他想起了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娘子和吴妈，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
所以，当他的“革命”要求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便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
阿Q精神的第六个特点是“自欺欺人”，即“精神胜利法”。
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
”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
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
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
阿Q精神的第七个特点是“奴隶性”。
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
长衫人物叫他站着说话，但他还是跪着，并且第二次审讯他时，他仍然下了跪。
阿Q正传内容简介（200~300）
写于1921年的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典范之作。
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主人公阿Q这一形象，我们不难发现，阿Q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
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失掉了自己的姓。
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
他终于被剥掉最后一件布衫，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处于失败者的地位。
他的现实处境是如此悲惨之至，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阿Q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和粉饰态度。
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你算是什么东西
”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
”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蒙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拍拍的响了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就忘却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在这些都失灵之后，就自欺欺人，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你算是什么东西
”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
“精神胜利法”使阿Q虽受尽剥削和欺凌却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的地位。
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
写于1921年的小阿Q正传》，是鲁迅民族灵魂的典范。
鲁迅说过，《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主人公阿Q这一形象，我们不难发现，阿Q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
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失掉了自己的姓。
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
他终于被剥掉最后一件布衫，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处于失败者的地位。
他的现实处境是如此悲惨之至，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阿Q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和粉饰态度。
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你算是什么东西
”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
”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蒙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拍拍的响了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就忘却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在这些都失灵之后，就自欺欺人，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你算是什么东西
”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
“精神胜利法”使阿Q虽受尽剥削和欺凌却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的地位。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
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
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
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
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
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
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在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近代社会急剧破产，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觉悟的农村流浪雇农的阶级烙印。
小说对未庄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的联系，与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地位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
另一方面，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接连失败的中华古国屈辱地位的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弱点”。
鲁迅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现状长期深刻的研究中，发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他的《阿Q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
《阿Q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
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