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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主席的一件小事
晚年的身体状况1971年，那个时候，毛主席被人为的宣传“神化”了。
但经常见到他的人以及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这种“神化”的形象一般是很难产生的。
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他，毕竟是人，而且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
这时，他已是77岁高龄，完全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神采奕奕，而是头发花白，明显地衰老了。
不管人们怎样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由于自然规律的发展不可抗拒，他跟所有的普通老人一样，仍然无法抵御各种老年疾病的折磨。
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一般是极其保密的。
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保密得更严，通常只有极小范围内的人知道主席病了，但病到什么程度知道的人更少。
人为地恭维、颂扬和人为地回避现实，使毛主席本人以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都曾感到措手不及，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在这种“神秘”中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从1971年春天起，毛主席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
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
这一年，主席开始时只是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而且越来越重，一直不见好转，后经医生诊断确诊为“大叶性肺炎”。
对于患这种病的人，最忌劳累和吸烟，而主席那时恰恰在这两点上做不到。
他离不开烟，更离不开工作。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是很难相信主席那种惊人的工作精神的。
主席有些时候坚持己见，又很固执。
在患病治病的事情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他不大相信药物的作用，医生们有时候给他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他说“医生的话只能信三分，最多信一半。
”他认为自身的抵抗力是可以抵抗疾病的侵袭的。
当然，在他身体好、年纪轻时有了小病能抗过去，也是常有的事。
但对老年人来说，各方面的功能都减弱了，对疾病仍然采取这种办法对付，显然已是不行的了。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他的病拖得时间长了，发展的重了，主席自己受尽痛苦和折磨。
每日因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
当时，是我和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不分昼夜的照顾和护理主席。
主席患病时的医护工作中央安排汪东兴、张耀祠同志负责，周总理经常过问医疗工作。
主席的病经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以及后来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情总算慢慢有些好转。
参加陈毅追悼会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了。
毛主席是在1月8日签发中央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获悉这一不幸消息的。
这份报告中关于追悼会的规格安排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的。
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
毛主席看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他要睡一会，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
我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
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
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
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
”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中央有什么安排。
主席说要去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
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
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
”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
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
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
主席乘坐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八宝山公墓礼堂根本没有想到主席会来。
尽管总理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有关领导同志，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工作人员仍然来不及准备。
当主席的汽车到了八宝山时，连个出来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
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来不及提前赶到了。
就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也没料到主席会来的这么快。
主席下汽车后没看到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他边走边对我说：“去问问张茜同志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来了就请她们来。
”经一位警卫人员指点，我在一间屋子里找到了张茜同志。
当我推门进去时，只见张茜同志和几个孩子们围坐在一起，一种凄怆之感涌上我的心头。
我过去在电影、电视和照片上常常看到她。
她的风采，她的风度可以说是中国妇女的骄傲。
可眼前的张茜已判若两人，她面容憔悴，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了。
这天她身穿一套新军装，显得很庄重，朴素。
我走上前去问候张茜同志，并告知毛主席派我来请她和孩子们到大厅。
当我把张茜同志引到大厅时，主席这里已经围坐了许多的领导同志了。
有周总理、邓大姐、朱老总、康大姐、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等。
主席见张茜同志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同志阻止了。
张茜同志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主席看到张茜同志悲咽，也凄然泪下。
他握着张茜同志的手，请她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同志看到毛主席能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
她对主席有多少话要说呀，却不知从何说起。
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主席打断张茜同志的话，不让她讲下去，主席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说完之后毛主席又一一问及四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
总理在旁边逐一作了介绍。
主席听后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毛主席借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机会向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通报了他的“亲密战友”于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情况。
并且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毛主席还谈到“二月逆流”，是陈老总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
谈话快结束时，张茜同志关切地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主席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于是，我们把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主席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会开始后，周总理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
主席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静静地听着。
最后，毛主席向鲜红的党旗覆盖下的陈毅同志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后，主席再一次握着张茜同志的手告别，久久没有松开。
张茜同志还有很多的老同志一直把毛主席送到汽车前。
送主席上车的队伍中有一位医生，他发现主席上汽车时，腿明显无力，因为几次用力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在我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
事后这位医生说，他注意到这一年主席身体的变化太大了。
这次是主席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突然休克1972年1月，由于过度劳累，毛主席再次犯病。
由于病来的突然，我们这些一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没料到。
这一次由于肺心病以及严重缺氧，主席休克了。
正在值班的吴旭君同志发现后，立即推开从来不开的一扇玻璃大门，用一种异样的声音急切地呼叫“快来”。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主席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
主席侧身躺在床上，象是“睡着了”。
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
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
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
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
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
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科专家胡旭军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的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
”我也帮他叫着：“主席”、“主席”……毛主席的生命力也真是顽强，经紧张抢救，他老人家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象是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因为刚才发生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当毛主席知道自己刚才已经休克时，神态安祥地说：“我好象睡了一觉。
”毛主席大病一场，周总理的心情比谁都沉重，都着急。
警卫人员后来跟我们讲，总理得知主席病危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
当他来到抢救现场时，我也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
虽然他曾带领主席这边的医护人员对主席的病做了全力以赴的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如果主席万一有个“闪失”，总理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世界去交待呢……毛主席这次重病之后，中央决定由4位领导人即周总理、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主席的医疗工作。
周恩来患病1972年5月，周总理在体检时发现了癌症。
这个令人讨厌的病，落到周总理的身上，又来得如此突然，不要说对主席震动很大，就是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感到实在太突然了。
总理的病经专家确诊之后，医疗组即写报告给毛主席。
当主席展开医生的报告一字一句地看完时，他的心情是那样沉重。
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
他指示：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在那个动乱的年月，天灾人祸之时，毛主席、周总理先后患着重病，党、政、军及全国各地的工作还需照常艰难地运转，周总理仍是日以继夜地带病超负荷地工作着。
他承担着我们国家繁重的外事工作，主持会谈和接见来宾，除此之外他还要处理那堆积如山的来文来电和全国各地的问题。
以及送毛主席、政治局同志传阅的文件。
他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仍那么精细，毫不马虎。
差不多每一份电文上都留下他阅后的圈点和自己的意见。
特别使人难忘、感动的是他自己忍着难以忍受的病痛，还要在送给主席以及政治局其他同志传阅的文件上写上每一个人的名字。
还要为因事因病暂时不能看文件的人注上“暂不送”的字样。
多年来我从这字里行间体察到，总理真是事事处处为所有的人着想，而不考虑自己的身体。
深知总理辛劳，也时刻关心着总理毛主席住处的沙发样式，多是采用俄式的，比较高、大，坐垫比较硬。
这种沙发垫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主席用这种沙发，一坐就是一天，甚至几天，皮肤上长起了褥疮。
我同吴旭君同志商量，能否给主席做一个软一些的沙发垫。
她同意我的意见。
并向主管这里工作的负责同志报告。
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同志出面到木器加工厂给主席加工了一个样品。
坐垫是用乳白色的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比过去弹簧垫软多了。
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摇了摇，对我说：“你看，这种沙发就好多了。
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象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
象总理坐上就不舒服。
他的腿就得悬着。
”并说：“做沙发的人不考虑中国人个子矮的多，只考虑高的人。
”他嘱咐：“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周总理患病四年多的时间，毛主席一直关心和惦记着他。
主席每次审阅有关总理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特别是在患眼疾不能亲自看病情报告时，我每次读医生的报告，他都听得格外认真、细致。
当我读过之后，他居然能记住总理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1975年2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周总理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
毛主席这时在湖南长沙养病。
当他从医生的诊断报告上得到这一情况时，躺在床上忍受着失明的痛苦，很是伤感，他费力地一字一句对我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样了。
”我照主席的嘱托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询问总理的病情、饮食起居情况并转达了主席的亲切问候。
为了让主席及时了解、掌握总理的病情和手术情况，我们来不及通过中办秘书局，直接从总理住处西花厅或者三O五医院将病情概况呈送到主席处。
我曾多次直接收到有关总理的病情报告，主席知道后总是让我马上读给他听，听完之后又嘱咐我：“快去办。
”1975年3月20日，周总理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因主席对我的病状关怀备至，今天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原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给眼睛做手术毛主席、周总理先后患病，不必说谁的病重些，谁的轻些，从身体健康情况来说毛主席病的程度超过周总理，有时周总理的病发生变化，又重于主席。
就在他们交替生病之时，1974年春，毛主席又添了一种严重的疾病。
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吃力了。
对于一个多年亲自批阅文件、亲自动手写文章的人，一位手不释卷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更难忍的了。
但主席不仅对战争和恶劣的环境曾以超人的毅力去克服和战胜，对待疾病，他也同样忍受得住。
他挺着，不让我急急忙忙为他请医生查病，也不让我告诉别人他看不见了。
面对将要失去阅读能力的问题，他不得不考虑，怎么批阅文件。
他自己一生带头保守国家机密，遵守纪律和制度。
凡是送给他的文件、报告、信件，只有他和他的机要秘书可以看，未经他本人指示，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私自翻阅。
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要求，对他的亲属及孩子也同样不例外。
当时，给他担任机要秘书工作的是徐业夫同志。
他是位红军干部，为人憨直、诚恳，跟随主席多年，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
徐秘书此时患着不治之症，住院治疗，这更牵动着主席的心。
他总希望徐秘书能康复，回来继续工作。
所以这个时期的秘书工作（收发文件）由我代理。
主席由于视力原因，开始让我为他读文件、读书、读信、读报给他听。
也就是从这时起，工作人员开始代他在他所批示的文件上，照他的意见画圈并签署意见。
1974年8月，毛主席在湖北武汉他下榻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轻重不一。
这种病是在黑眼珠的瞳孔位出现白色反光，使晶状体变混浊。
主席的病发现和确诊后，没有快速见效的治疗办法，从医学上讲，经过几个阶段，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和过熟期。
经过这几个时期，根据病人的身体情况才能考虑治疗措施。
这就是说得了这种病只能等待。
待其成熟了才能采取手术措施。
毛主席患眼病，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只有负责领导主席医疗组工作的周总理和汪东兴等极少几个人知道，全国人民就更不知道这一情况了。
他们几人了解情况后都关心和支持主席这里的工作，特别是周总理，非常着急。
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主席。
并给我写了一封信。
他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
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主席以顽强的毅力，乐观地对待疾病。
在这漫漫的“黑夜”中，他的右眼白内障已经到了成熟期。
1975年8月，医疗组根据主席当时的身体状况提出了实施手术的意见和方案。
这个方案经中央领导医疗组工作的同志审阅批示后，又报告了主席本人同意。
便开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这种手术属一般性的小手术，但这手术是给伟大领袖做的，手术刀就变得那么沉重，责任太大。
为此，医生们慎之又慎。
为使主席方便，手术室就设在主席住处的卧室和客厅中间的一间小厅内，经过严格的消毒，摆放几样必要的医疗器械，即成一间清洁、安静的小手术室。
8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主席睡了一个好觉，醒来后情绪很好。
等在外面的医生、护士还有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讨论这次手术的有关问题。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成功率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给主席做眼睛手术的主刀是唐由之大夫，他是医术严谨又熟练的名家，他知道大家的心情以及对他的期望。
但他冷静对待这一切，他对这次手术不打保票，不把话说满。
他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顶多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当我把要做眼睛手术的事，婉转地告诉主席以后，主席欣然接受了。
对于生老病死，主席总是抱以乐观、自然的态度。
他从没有因为这些年病魔缠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
就在他将要做眼睛手术时，他让我去放一首曲子：岳飞的《满江红》。
这首曲子是上海昆曲剧院演员岳美缇同志演唱的。
主席听着铿锵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坐下。
乐曲表达了他乐观的情绪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也驱散了医护人员给伟大领袖实施手术的紧张气氛。
他边听乐曲，医生边给他做手术。
满身披挂的唐大夫从容不迫地为毛主席做了白内障针拨手术。
手术虽然只有七八分钟，但这把小手术刀的份量，却重似千斤。
在给主席做手术之前，我们已用电话报告了正在病中的周总理，还有其他几位负责主席医疗工作的领导同志。
他们得知后都来到主席住处。
特别是周总理当时的病情已经很重了，但他听说主席要做眼睛手术，便将自己的病置之度外，坚持要到手术现场。
当我在游泳池的大厅见到周总理时，我问他：“总理，您有病，怎么还来呢
”他笑着说：“我的病不要紧，应该以主席的健康为主。
”和总理一起来的还有副总理、汪东兴同志等。
他们亲临主席住处坐阵。
他们怕干扰主席的手术，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主席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大厅里，一直等主席手术做完之后才离去。
这次手术正如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那样，非常成功。
一周后当主席摘掉蒙在眼睛上的纱布，他眨眨眼，看着看着，他突然激动地指着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衣服，准确地说出了颜色和图案。
他又指指墙壁说：“那是白的。
”毛主席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从此结束了他经受的六百多个不明的日日夜夜。
因病未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1975年10月下旬，周总理做完最后一次手术，病况日渐加重。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
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
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
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
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
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
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两位伟人同时都处于这么严重的病态，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
一个在北海西岸305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
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毛主席几乎一夜未合眼，此时他正卧床，侧身听着文件。
负责主席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主席卧室，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主席。
主席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对于周总理的逝世，主席显然早已料到了。
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早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
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
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
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一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象孩子般地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
”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毛主席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多次回避、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的老态的做法，使我意识到他是不愿意、也不忍心让人们看到他晚年那病态和痛苦的心境。
主席不无歉意的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
”那几个人，我理解可能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等人，以及其他几个老同志的追悼会。
他让我送给他用惯了的那只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
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主席对总理深切的哀思。
这个圆圈表达了毛主席对总理的浓厚情谊。
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十里长街的悲恸，代表了十亿人民的感情，众多的人民是多么希望毛主席能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呀
然而，如果人民知道主席当时的境况一定会嘱咐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要保护好主席。
我将主席圈阅的有关周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文件办完之后，对张耀祠说：“我们是不是也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
”张耀祠嘱咐我说：“你们就不要去了，由我代表了。
现在，你们照顾好主席更重要。
”周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情绪十分不好，烦躁不愿讲话。
只是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阅读。
这时，他虽然能自己看书、看文件，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
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
看得出来，此时他似乎只能从书本和文件上摆脱病魔缠身的痛苦。
为了保护主席刚刚治愈的眼睛，医生嘱咐他，不要过多的看书，不要使眼睛太疲劳。
对于这些劝告他一点也听不进去，而我也只好按着老人家的意愿，或是文件或是书籍让他无休止地阅读着……最后一个除夕之夜1976年的春节，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住处外面一片昏暗。
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
这里除了悲凉的风声，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
除夕的夜晚游泳池是那么寂寞，冷清。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年饭是我一勺一勺喂的。
此时的主席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艰难了。
他在这天，依然象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在床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
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
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
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
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
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
”“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
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
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硝烟，带领苦难的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听到的最后一次“炮声”。
这个炮竹是他为我们放的。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鼓励我们去除旧迎新。
请列举一下NBA球馆的各个“之最”
1，你住在几楼，就这栋来说，你们应该选择6层以下。
2，室内布局完全乱套，山水颠倒，难有宁日。
3，用镜子化解缺角完全是嫌人家不够多事往火坑里推。
4，用八宅法布置风水只适合命好运气又好的人。
每个卦位管三山都有吉凶应事。
5，缺角应事最凶的是家里有卦位对应的属相之人。
比如西北角乾方，对属猪和属狗的人特别又是男主人大凶，其次是与之相刑害的生肖。
其他次凶。
6，建议你明年之前不要入住。
家里挂山海镇和化煞罗盘（需开光才收强效）。
7，结合八字辅助化解。
8，时常放生解灾消难。
9，乐善好施，厚德可压千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