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如何用兵如神
僧格林沁，清朝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五日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日格苏木百兴图嘎查普通台吉家庭，蒙古族。
幼年，僧格林沁因家境贫寒，曾随父亲布和德力格尔为富人放牧。
12岁时被送到昌图老城文昌宫读书。
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被选定为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嗣子，承袭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
同年十二月，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
道光六年(1826年)，赏用朱缰。
道光九年(1829年)，赏穿黄马褂。
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备用处事。
九月，命管火器营事。
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九月，为后扈大臣。
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镶红旗蒙古都统。
二月，充谙达(督领侍)管虎枪营事。
七月，命总理行营。
十二月，为阅兵大臣。
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镶白旗满洲都统。
道光十七年(1837年)，赏用黄缰。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为正黄旗满洲都统。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监督，署正蓝旗满洲都统。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为镶黄旗蒙古都统。
九月，命往密云县剿匪，授左翼监督。
十二月，道光皇帝嘉奖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赏四团正龙补服并准予穿用。
道光皇帝驾崩时，僧格林沁为顾命大臣之一。
咸丰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署銮仪卫事。
曾请旨出兵镇压科尔沁左翼后旗佃农抗租斗争。
咸丰二年(1852年)，上书逮捕佃农抗租领头人吴宝泰等下狱。
主持道光帝梓宫迁葬，恭谨从事，赏加三级。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办京城巡防，任参赞大臣。
此时，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并派兵北伐。
僧格林沁受命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扑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蒙古诸王劲旅出京。
九月，设防紫荆关。
十月，在天津南王庆坨与北伐军开战。
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到连镇一带。
咸丰帝赐僧格林沁“博多罗巴图鲁”称号。
咸丰四年(1854年)，又在连镇大败北伐军。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咸丰帝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
四月，诏世袭罔替，俸银加倍。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命僧格林沁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咸丰八年(1858年)，直隶总督谭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战败，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
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丰帝奏请，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军队，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
但因主和派占上风，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
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筹建大沽海口和双港的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
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所谓换约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
舰队由一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行至天津大沽口时，藐视中国军队的设防，不听中国军队的劝阻和警告，明目张胆地闯入大沽口，激起了中国官兵的极大愤慨。
僧格林沁下达坚决反击入侵者的战斗命令，督军力战，击毁英军战舰3艘，使英军死伤464人，英海军司令贺布受重伤。
相持数日，敌舰撤走。
这次大沽口保卫战，是自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清廷对僧格林沁和有功将士大加奖赏。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对此事给予充分关注与肯定。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天津，僧格林沁兵败退驻通州。
咸丰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削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职。
继而再战，又败于张家港、八里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毁。
主和派大臣埋怨僧格林沁触怒了洋人。
咸丰帝革去僧格林沁郡王爵仍留钦差大臣职。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直隶、山东及河间府一带捻军四起。
清廷恢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一万余清军赴山东与捻军作战。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僧格林沁的奏请，其哲里木盟长职由达尔罕亲王索特那木彭苏克补授。
同治元年(1862年)，赏还博多勒噶台亲王爵，不久诏世袭罔替。
朝廷授权僧格林沁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
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多次打败捻军，在鄂东霍山黑石流收降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十几万人，清军也损失惨重。
同治四年(1866年)，捻军整编，增强战斗力，重创清兵。
同年四月，僧格林沁率万余清兵追击捻军赖文光、张崇禹部，在山东曹州菏泽县高楼寨陷入捻军伏击包围圈，全军覆没。
四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被杀。
僧格林沁王府 ——炒豆胡同73、75、77号 王之鸿 炒豆胡同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一条胡同。
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交道口南大街和南锣鼓巷，长400多米。
此处明代称“炒豆儿胡同”，清宣统时称“炒豆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称“交道口南九条”，“文化大革命”中改称“大跃进路头条”，1979年复称“炒豆胡同”。
炒豆胡同73、75、77号在胡同西段北侧，坐北朝南，南北贯通炒豆胡同与板厂胡同，原为僧格林沁王府，1986年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炒豆胡同73、75、77号后院均被隔成独立院落，门朝北开，门牌分别为板厂胡同30、32、34号。
以上院落共有房屋200多间。
《燕都丛考》载:“博多勒噶台亲王府，在安定门内炒豆胡同。
科尔沁郡王索特那木多布齐尚仁宗三女庄敬公主，追封亲王街，其子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咸丰时以剿贼功，食双亲王俸，谥曰忠，配享太庙。
今王伯彦讷谟祜嗣府为忠王所建，非公主赐第也。
”据此可知，此府之所以称“僧王府”，是因为第一代府主是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死后，其长子伯彦讷谟祜袭爵，此府遂称“伯王府”。
伯彦讷谟祜死后，因其长子那尔苏早死，故由其长孙阿穆尔灵圭袭爵，此府又称“阿王府”。
确切地讲，此府应称“博多勒噶台亲王府”，因为“博多勒噶台亲王”是世袭罔替的。
僧格林沁承袭科尔沁郡王，因军功加封亲王、食双俸。
因此，僧王府最初只是一般的郡王府，其规模和规制远不能与后来几乎占了整条胡同的“世袭罔替”的亲王府相比，后来的僧王府是累年扩建改建而成的。
清道光六年(1826年)，僧格林沁出银6690两认买了前任杭州织造福德入官的房屋117间。
认买后，进行改建，与西部的原府连在一起，构成由东、中、西三所四进院组成的王府。
其中东所除正院四进外，还有东院四进。
东所的大门被改建成五脊六兽三开间的府门，以符合亲王府制；王府的正殿仍在中所正院。
胡同南侧有一座大照壁正对府门，府门两旁有上马石，上马石旁有一对雕石矗灯；府门里两厢置兵器架，后器架上插着两排“阿虎枪”①，面阔五间的腰厅和垂花门、后罩房等均有抄手廊相连，院内有假山、水池和爬山廊、游廊、花厅、亭、台等建筑。
正殿台阶五层，举架高大，有脊兽；每间面阔一丈有余，进深超过两丈；殿内用“金砖”②墁地，墙上挂着一幅僧格林沁头戴秋帽、身穿“巴图鲁”③鹿皮坎肩的油画像。
僧格林沁的曾孙阿穆尔灵圭曾任清廷銮仪卫大臣，清廷退位后又曾任民国的国会议员，家道日趋衰落。
阿穆尔灵圭死后，因欠族中赡养费而被控告，法院受理公开拍卖“僧王府”。
该府西部成为温泉中学，中部卖给了朱姓人家，东部除留一部分为阿穆尔灵圭之子和琳自住，其余卖给了西北军。
一座显赫的王府未及百年便被分割得七零八落。
1954年，煤炭部买下原“僧王府”的大部分院落作为宿舍。
僧格林沁(1811—1865)，成吉思汗的胞弟哈撒尔的第26代孙。
清末著名将领。
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
道光五年(1825年)袭科尔沁郡王，曾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统。
咸丰三年(1853年)，任参赞大臣，率所部骑兵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咸丰五年(1855年)，因擒杀太平天国北伐军主将林凤祥、李开芳，咸丰皇帝颁诏:“僧格林沁进封亲王，世袭罔替。
”咸丰十年(1860年)，抗击英法联军，失守大沽、天津。
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在山东、河南、安徽对捻军作战，同治四年(1865年)，被赖文光、张宗禹率领的捻军在山东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高楼寨附近的吴家店围歼斩首，其所部骑兵亦全军覆没。
僧格林沁死后，谥曰“忠”，配飨太庙，并绘像紫光阁，其子伯彦讷谟祜袭亲王爵，并赏“博多勒噶台”王号。
光绪年间，清廷在今地安门东大街路北为僧格林沁立专祠，名“显忠祠”，春秋致祭。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将八旗制度变为纯粹的军事组织，八旗子弟，尽佥为兵，“以清语、骑射为务”，实行世袭兵役制。
乾隆皇帝曾说:“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较猎，时以学习国语，练习骑射，操练技勇，谆切训诲，此欲率由旧章，以传奕祀，永绵福祚。
”简言之，为大清江山千秋万代计，满文不能失传，兵权不能旁落。
然而，到了道光年间八旗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了，幸好还有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尚称劲旅，能与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相提并论。
僧格林沁一死，清廷从此丧失了满蒙八旗的劲旅，军权渐次落入湘军、淮军手中，清廷能不震掉
从这个意义上讲，僧格林沁确是一位清末标志性的人物。
注: ①阿虎枪，长矛的一种。
②金砖，澄泥黑光面的大方砖。
③巴图鲁，满语，意为勇士。
参考资料: 《燕都丛考》(陈宗蕃编著北京古籍出版社) 《清鉴》(印鸾章著北京市中国书店)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王忍之编三联书店)《朱家溍讲北京》(杨良志选编北京出版社) 《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卷》(谭伊孝编著北京燕山出版社) 《成吉思汗二弟与蒙古族》(作者勿日汗载《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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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
【译文】宋国派遣大夫门尹般去晋国告急（楚军伐宋，向盟国晋求助）。
【原文】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
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译文】晋文公说：“宋国来告急，（如果）撇弃宋国不管的话则两国关系断绝；（可是）告劝楚国撤兵，楚国定不会答应。
（再则）我晋国如果对楚国开战，（晋国的盟国）齐国、秦国不同意参战，怎么办
”【原文】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
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
”【译文】（晋国大夫）先轸说：“让宋国撇开我们晋国，去贿赂齐国和秦国，凭借齐国、秦国两国的盟军威胁迫使楚国从宋国撤兵。
（同时）我们讨伐曹国（为筹码），把曹国、卫国的土地分赐一些给宋国（以此平衡楚国伐宋的危机，也不让宋国觉得晋国置身事外）。
”【原文】（先轸曰）“楚爱曹、卫，必不许也。
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1)。
【译文】楚国与曹、卫是盟友关系，一定不会答应（我们的计划）。
（然而这样的安排）使得到贿赂的齐、秦二国高兴，却使执意伐宋的楚军愤怒（伐宋受到钳制），（如此安排）能不开战吗
“【注释】(1)畀(bì)：给予。
【原文】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
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
险阻艰难，备尝之矣。
民之情伪，尽知之矣。
天假之年(2)，而除其害。
天之所置，其可废乎? 《军志》曰：‘允当则归。
’又曰：‘知难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敌。
’此三志者，晋之谓矣!”【译文】楚成王入居于申国，让楚国大夫申叔从齐国的谷地撤兵，又让讨伐宋国的楚国主帅子玉从宋国撤兵，（楚成王）说，“（我们）不要再进逼晋军了。
（曾经）晋文公重耳离开晋国在外逃亡19年，然而最终却得以重新回到晋国。
（逃亡的19年）艰难险阻，他尝透了。
民心的真伪，他了然于胸。
老天又给了他天寿，还为他除去身边所有的危害。
（他重耳是一个）天将所立之人，难道老天会抛弃他吗
兵书《军志》说，‘（做人做事）恰当则人心归顺。
’又说，‘知难而退。
’又说，‘有德之人不可以打败他。
’这三点，说的正是（重耳统治的）晋国。
”【注释】(2)天假之年：指上天赐给他长寿。
【原文】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3)!”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译文】楚军主帅子玉派遣伯棼向楚成王请战，说：“不敢保证一定会旗开得胜，希望可以通过一战而堵住悠悠众口的闲话
”楚成王非常生气，（仅仅给了）很少的军队（给楚军主帅子玉），只有右军、太子军、王军共600人的兵力跟从（主帅子玉作战）。
【注释】(3)谗慝(tè)：搬弄是非，这里指诽谤者。
【原文】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
”【译文】子玉派遣楚国大夫宛春告之晋师说：“请（晋君）恢复卫侯的地位再重新封疆给曹国，（那么）臣子玉也会解除对宋国的围攻。
”【原文】子犯曰：“子玉无礼哉。
君取一，臣取二。
不可失矣!”【译文】子犯（楚国大夫狐偃）曰：“（这个楚国主帅）子玉真是太无理了。
（依他之见）做君王的（晋文公）仅得到一个好处（解除宋国之围），做人臣的（楚军主帅子玉）却得到两个好处（一帮卫国复位，二帮曹国复国）。
（切切）不可以失去这个作战的机会
（指楚大夫子玉言语失去分寸）”【原文】先轸曰：“子与之。
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
我则无礼，何以战乎? 不许楚言，是弃宋也。
救而弃之，谓诸侯何。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
”【译文】（晋国大夫）先轸（对晋文公）说：“您答应楚军子玉的要求吧。
（有句话这样说）安定人心谓之礼，楚国子玉一席话而使三国安定（解宋之围，复位卫国，复国曹国），而我们晋国如果反对这条建议的话则使三国（宋曹卫）灭亡。
我国实为无礼，（那么又）凭借什么和楚军开战呢
（如果我们）不同意楚国的建言，那就是背弃宋国。
（作为宋国盟国）如果要救宋国又怎么可以放弃呢，（我们）又该如何向其他盟国解释。
（如今的立场）楚国有三条恩施，我晋国却有三条怨怼，（一个国家）怨气与仇恨积累多了，（我晋国）将凭借什么来战斗呢
不如私下同意让曹国复国、卫君复位，让此两国与楚国断交来往，从而离间楚曹卫三国的联盟（剪除楚国的羽翼），（然后）抓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此来激怒楚国出兵，先把战事给铺开，然后再细细图谋之。
”【原文】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
曹、卫告绝于楚。
【译文】晋文公很高兴，于是将楚国使者宛春拘押在卫国，并且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复位。
（如此一来）曹国、卫国同楚国断绝了来往（盟国战略解散）。
（张咏红 译于2020\\\/02\\\/24）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个词语从何面来
来源 本计为三十六计第六套第36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计语出自《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檀公指南朝名将檀道济，相传有《檀公三十六计》。
此外，我国古代其他兵法也有论述。
《淮南子.兵略训》：“实（力量强大）则斗，虚（寡不敌众）则走”。
我国另一部兵书《兵法圆机.利》也有：“避而有所全，则避也”。
《孙子·虚实篇》：“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吴子·料敌》也说：“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
由此可见：“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指在我方不如敌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主动撤退。
所谓上计，不是说“走”在三十六计中是上计，而是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方有几种选择：求和、投降、死拼、撤退。
四种选择中，前三种是完全没有出路的，是彻底的失败；只有第四种“撤退”才可以保存实力，以图卷土重来，这是最好的抉择。
因此说“走”为上。
典故 南北朝时期，齐明帝暴病而死，王敬则仓卒在东面起义，朝廷十分震惊。
东昏侯在东宫召集手下密议反叛，派人登楼观察，看到征虏亭发生火灾，说王敬则来了，假装要走。
有人告诉王敬则，王敬则讥笑檀道济父子逃走不负责任。
全师避敌①。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②。
①全师避敌：全军退却，避开强敌。
②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语出《易经·师》卦（卦名解释见前二十六计注）。
本卦六四，《象》辞：“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是说军队在左边扎营，没有危险，（因为扎营或左边或右边，要依时情而定）并没有违背行军常道。
古人按语说：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
降则全败，和则半败，走则未败。
未败者，胜之转机也。
如宋毕再遇与金人对垒，度金兵至者日众，难与争锋。
—夕拔营去，留旗帜于营，豫缚生羊悬之，置其前二足于鼓上，羊不堪悬，则足击鼓有声。
金人不觉为空营，相持数日，乃觉，欲追之，则已远矣（《战略考·南宋》）。
可谓善走者矣
敌方已占优势，我方不能战胜它，为了避免与敌人决战，只有三条出路：投降，讲和，撤退。
三者相比，投降是彻底失败，讲和也是一半失败，而撤退不能算失败。
撤退，可以转败为胜。
当然，撤退决不是消极逃跑，撤退的目的是避免与敌主力决战。
主动撤退还可以诱敌，调动敌人，制造有利的战机。
总之退是为进。
何时走
怎样走
这里要随机应变，学问大得很。
按语中讲的毕再通用缚羊击鼓蒙蔽金人，从容撤走的故事，就显出毕再遇运用“走为上计”的高超本领。
走为上，指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形势下，采取有计划的主动撤退，避开强敌，寻找战机，以退为进。
这在谋略中也应是上策。
这句话，出自《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
”其实，我国战争史上，早就有“走为上”计运用得十分精彩的例子。
春秋初期，楚国日益强盛，楚将子玉率师攻晋。
楚国还胁迫陈、蔡、郑、许四个小国出兵，配合楚军作战。
此时晋文公刚攻下依附楚国的曹国，明知晋楚之战迟早不可避免。
子玉率部浩浩荡荡向曹国进发，晋文公闻讯，分析了形势。
他对这次战争的胜败没有把握，楚强晋弱，其势汹汹，他决定暂时后退，避其锋芒。
对外假意说道：“当年我被迫逃亡，楚国先君对我以礼相待。
我曾与他有约定，将来如我返回晋国，愿意两国修好。
如果迫不得已，两国交兵，我定先退避三舍。
现在，子玉伐我，我当实行诺言，先退三舍。
（古时一舍为三十里。
）” 他撤退九十里，已到晋国边界城濮，仗着临黄河，靠太行山，足以御敌。
他已事先派人往秦国和齐国求助。
于玉率部追到城濮，晋文公早已严阵以待。
晋文公已探知楚国左、中、右三军，以右军最薄弱，右军前头为陈、蔡士兵，他们本是被胁迫而来，并无斗志。
子玉命令左右军先进，中军继之。
楚右军直扑晋军，晋军忽然又撤退，陈、蔡军的将官以为晋军惧怕，又要逃跑，就紧追不舍。
忽然晋军中杀出一支军队，驾车的马都蒙上老虎皮。
陈、蔡军的战马以为是真虎，吓得乱蹦乱跳，转头就跑，骑兵哪里控制得住。
楚右军大败。
晋文公派士兵假扮陈、蔡军士，向子玉报捷：“右师已胜，元帅赶快进兵。
”子玉登车一望，晋军后方烟尘蔽天，他大笑道：“晋军不堪一击。
”其实，这是晋军诱敌之计，他们在马后绑上树枝，来往奔跑，故意弄得烟尘蔽日，制造假象。
子玉急命左军并力前进。
晋军上军故意打着帅旗，往后撤退。
楚左军又陷于晋国伏击圈，又遭歼灭。
等子玉率中军赶到，晋军三军合力，已把子玉团团围住。
子玉这才发现，右军、左军都已被歼，自己已陷重围，急令突围。
虽然他在猛将成大心的护卫下，逃得性命，但部队丧亡惨重，只得悻悻回国。
这个故事中晋文公的几次撤退，都不是消极逃跑，而是主动退却，寻找或制造战机。
所以，“走”，是上策。
再说一个城濮大战之前，楚国吞并周围小国日益强盛的故事。
楚庄王为了扩张势力，发兵攻打庸国。
由于庸国奋力抵抗，楚军一时难以推进。
庸国在一次战斗中还俘虏了楚将杨窗。
但由于庸国疏忽，三天后，杨窗竟从庸国逃了回来。
杨窗报告了庸国的情况，说道：“庸国人人奋战，如果我们不调集主力大军，恐怕难以取胜。
” 楚将师叔建议用佯装败退之计，以骄庸军。
于是师叔带兵进攻，开战不久，楚军佯装难以招架，败下阵来，向后撤退。
象这样一连几次，楚军节节败退。
庸军七战七捷，不由得骄傲起来，不把楚军放在眼里。
军心麻痹，斗志渐渐松懈，戒备渐渐失去了。
这时，楚应王率领增援部队赶来，师叔说，“我军已七次佯装败退，庸人已十分骄傲，现在正是发动总攻的大好时机。
”楚庄王下令兵分两路进攻庸国。
庸国将士正陶醉在胜利之中，怎么也不会想到楚军突然杀回，仓促应战，抵挡不住。
楚军一举消灭了庸国。
师叔七次佯装败退，是为了制造战机，一举歼敌。
走为上，指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形势下，采取有计划的主动撤退，避开强敌，寻找战机，以退为进。
这在谋略中也应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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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发生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间，是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
因为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
压力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
当时的明治政府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首先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岛津藩、长州毛利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
其次，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
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
第三，维新之后，日本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期，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
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争权夺利。
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
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
矛盾明治元年10月28日（1868年12月11日），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统一各藩官制，强化政府对藩的监督控制；不受门第和旧习限制，提拔人才；藩政与藩主的家政分离），接着又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
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从总体上看，主要矛盾有：1、开国政策与“攘夷”派之间的矛盾。
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
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第三条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
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
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
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
在后来的叛乱过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参与。
2、征兵制、秩禄处分与士族生存危机。
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
这也是西南战争的主因之一。
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完成军队国家化。
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
以鹿儿岛县（原萨摩藩）为例，原藩常备军共计步兵16467人，炮兵511人，其他（辎重、骑兵）1190人。
而取代旧藩兵的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共计常备军四个大队，兵员不超过4620人，规模大大缩小。
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虽然退伍回乡军士可拿到一笔遣散费，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满，明治六年的福冈士族暴动就是一例。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
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
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
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
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000万日元，而家禄支出达1804万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
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
明治九年八月，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
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
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将危机向海外转移，加强军备，进行军事扩张，将士族们的愤懑和不满引向海外。
征韩论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
到了幕末，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而在政府内部，形成了以西乡隆盛（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内治派，其实对于征韩问题，两派并不二致，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发动战争。
而不同点在于：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
西乡派其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扩张，避免第三国干涉。
明治六年（1873年10月23日），天皇以敕书形式宣布采纳岩仓（岩仓具视，时任代理太政大臣）的意见，推翻了西乡征韩一事。
同日，以西乡为首的“征韩五参议”下野。
明治政府逐步废除士族特权，本就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对外战争暂时被否决，向海外转嫁危机的途径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满的途径就剩下反对明治政府一条路了。
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不满的士族们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让不平士族们的基层和高层得以结合，时局发展到这一步，西南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了。
明治六年，西乡隆盛因为征韩论不被接纳而且和右大臣岩仓具视等政府要员不和，愤而辞官回乡.当时出身自萨摩藩的新政府军官及士兵门也追随西乡隆盛相继辞官返回鹿儿岛，例如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篠原国干等.表面上回到鹿儿岛的西乡隆盛已不理政事，过着耕种，捕鱼，打猎的乡间生活，实际在西乡隆盛心中仍然记挂着国家，他极为不满明治政府的种种政策，一直认为政府必须进行改革。
明治七年一八七四年一月，岩仓具视在赤违被一班不满士族袭击受伤，二月第一次大规模不满士族举兵发生，旧佐贺藩藩士江藤新平发动反政府叛乱，他也是因为征韩论失败后辞官返回佐贺 的，同时明治政府开始进行台湾征讨计划，自西乡隆盛离开政府后，国内外出现了那麼多重大问题，国家开始走入混乱时期.六月西乡隆盛为了追随他而回乡的一班青年建立教育机关，于是在萨摩藩的旧居城鹤丸城设立私立军校包括炮队学校，枪队学校等.一般认为，设立私立军校的目是为了防范欧美列强的入侵，西乡隆盛最担心的就是俄国的野心，第二西乡隆盛眼见明治政府日渐腐败又不肯改革，心想各地的不满士族必会发起叛乱，到时必须要有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再次进行革命.明治九年一八七六年，因为废刀令，停止家禄等政策，各地不断发生不满士族的叛乱，十月二十四日，熊本县士族太田黑伴雄发起的神风连之乱，二十七日，有福冈县的秋月之乱,二十八日，又有山口县前原一诚发起的萩之乱，反政府运动频频发生，西乡隆盛并没有因此而乘时举兵，他觉得现在不是出兵再次革命的时刻.可是明治政府极为忧虑这支由讨幕时最强战力的旧萨摩藩士族所组成的军队，于是大久保利通派遣鹿儿岛出身的中原尚雄等二十三名密探到鹿儿岛，侦查私立军校的情况及西乡隆盛等人的意图，并计划暗杀西乡隆盛.为了削弱萨摩藩士族的军力，明治政府打算把鹿儿岛的陆军火药库裏储存的武器，弹药运送到大阪，但是这些举动被一批激进的私立军校学生知道，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夜，军校学生袭击鹿儿岛草牟田陆军火药库，不久矶集成馆，上之原等等的火药库也遭到袭击，鹿儿岛市内亦有多处被放火，骚乱一发不可收拾，当时西乡隆盛正在大隈半岛的小根占打猎，得知此事后，虽然明白现在不是举兵的时刻，但是眼见那班年轻学生被捕，政府的行动，西乡隆盛只好乘势举兵反抗政府，当时萨摩军有一万二千人，还有来自九州各地的不满士族合计四万多人.1877年2月，旧萨摩藩士族推举西乡隆盛为首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萨军编为七个大队，共计3万余人。
在2月13日正式举兵以前的2月6日，萨军就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会上否决了西乡隆盛之弟西乡小兵卫提出的占领长崎以保证物资供应、阻止官军从水路攻击，并趁熊本镇台援救长崎时占领熊本，以期完全控制九州的提案，直接强攻熊本城。
朝廷方面对叛乱也有所防备，2月6日，陆军卿山县有朋就密令熊本镇台防备鹿儿岛暴动，12日又与伊藤博文（政府参议、工部卿）、川村纯义（海军大辅）进一步商议出兵，经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同意后进行了编制讨伐部队的准备。
19日天皇颁布敕令，正式组成了由两个旅团编成的“征讨军团”，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山县有朋陆军中将、黑田清隆陆军中将、川村纯义海军中将任参军。
后征讨军团增至8个旅团，总计有步兵五十五个大队，炮兵六个大队，工兵一个大队，另有辎重兵、骑兵和其他部队，合计58858人。
海军出动十九艘军舰，兵员2280人。
2月21-23日的熊本攻略战中萨军受挫，于是决定分兵包围熊本，在此期间政府军已逐渐完成出兵准备。
在熊本外围，萨军警戒部队于小仓来援的第十四联队（代理联队长乃木希典少佐）在植木，木叶一带爆发遭遇战，结果政府军战败，联队旗被夺。
以三千人包围熊本后，萨军开始北上，企图控制马关和长崎，然而此时政府军两个旅团已经从福冈南下，25-27日，政府军与萨军于高濑展开激战，萨军败绩。
3月，双方又进行了吉次、田原坂两次交战，在最关键的田原坂会战（3月3日至17日）中，政府军先后投入了11000人，其中战死1766人，伤2399人，合计4165人；萨军投入了9000人，战死1200人，伤2100人，合计3300人。
双方的损失都接近各自兵力的四成，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同时物资消耗也十分惊人，政府军平均每天消耗子弹322500发，炮弹1000发以上；而萨军每日消耗子弹也达数万发。
可以说无论对哪一方，田原坂都是一座铁与血的炼狱。
早在三月初田原坂战役仍在进行的时候，政府军便又编成了“背后冲击军”，3月19日，该部队在熊本以南的日奈久、八代登陆，萨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局面，政府军于4月15日解了熊本之围。
同日，萨军全线撤退，政府军跟踪追击。
6月占人吉，7月克都城，8月取延冈，9月追至西乡叛军的巢穴鹿儿岛城山，经过23天的围城战斗，城山于9月24日被政府军攻破，西乡中弹后“徐徐跪坐，俨然正襟，向东遥拜”，请跟在后面的萨军大将别府晋介担任介错，斩下了自己的头颅。
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西乡隆盛向 在本营的洞窟前排列的官兵发出<；冒死前进>；的命令.于是萨摩军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可是一个一个被政府军的子弹打倒，西乡隆盛的肩及右膝也中弹，不能步行，最后命令身旁的别府晋介把自己了结，别府晋介只好流着泪大声叫道<；ごめんやったもんせ>，把西乡隆盛的首级砍下,终结了西乡隆盛一生也终结了这场战争.根据明治十七年民部省统计，政府军方面战死5662人，海军战死25人，警察战死843人，熊本县官吏死24人，民众死298人，总计6843人，其中即死4653人，伤后死2190人，另有9252人负伤，合计伤亡16095人。
萨摩军方面，战死6239人，负伤人数不详，约在10000人左右。
陆军消耗枪弹34893500发，炮弹73700余发。
海军消耗炮弹7139发，子弹147824发。
各类相关费用41567726日元。
西南战争后，为彻底清算鹿儿岛为首的反政府士族，在九州设立临时裁判所，被判刑的有原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以下2764人，其中斩首22人，十年徒刑31人，七年徒刑11人，五年徒刑126人，三年徒刑380人，两年徒刑1183人，一年徒刑614人，拘禁百日130人，七十日拘禁2人，三十日拘禁2人，剥夺士族身份242人，棒锁1人，交保赎罪20人。
此外，宣布无罪449人，免罪40349人，宣判前死亡47人。
按：西南战争是倒幕运动的尾声，也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余波。
随着倒幕派中大资产阶级、贵族与幕府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天皇迁都幕府势力的江户。
资本主义势力最强大的西南诸藩与东迁的中央政权矛盾也开始加剧，围绕如何建立日该国体，军事制度的对立使大批萨摩、长州、土佐等西南藩官员辞职，西乡隆盛领导的下级士族起义代表了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民权派、激进派关系密切。
也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
西南战争失败后，由天皇操纵、主导政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
从军事角度来说，首先这场战争是国民军队的胜利，它检验了明治军事改革的成果，证明了建设“四民皆兵”的国民军队的正确性和意义。
不过萨军基层由于接受过正规严格的近代西方式军事训练，而且的确富有勇气，是相当善战的。
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士族军队的失败，还不如说是士族的失败。
通过这场战争证明，士族作为旧的历史时代产物，已经过时了。
其次，这场战争对于日本的军事近代化也具有重大意义。
主要表现在，通过这场战争，以六大镇台为核心的政府军得到了有效锻炼，其所进行的海上机动，迂回敌后等行动，体现了较高的战役指挥能力。
而在单兵作战和小分队作战上，萨军则高出一筹，其勇敢善战，敢于以小股兵力实行果断的行动，都给政府军好好地上了一课。
经过此战，日军将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并加以侵略扩张的野心，对东亚各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另外，日本军方通过此战也认识到，旧幕府时代造成了兵器规格杂乱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着手统一装备，简化后勤，并开始兵器国产化进程，著名的日本步枪之祖——村田式步枪就是此战催生的。
第三，萨军的失败除了最主要的人力、物力不济外，指挥低劣也有一大重要问题，尤其在开战之初，指导方针的严重错误非常致命。
其过于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在熊本城下浪费了太多时间。
若能按西乡小兵卫所言，在政府军来到之前占领长崎、小仓、福冈等港口，就将严重地限制政府军向九州投送兵力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