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豹治邺改成剧本
西门豹关于治理邺地田地荒芜人烟稀少的工作报告 魏王，首先得感谢您给了卑职大显身手的机会，让卑职去治理邺这个地方。
邺这个地方田地荒芜，人烟稀少。
这里的贫穷落后着实让臣感到惊讶。
臣便叫了位老大爷来，问他怎么回事。
原来是那儿的巫婆官绅每年给河伯娶媳妇，说要是不送个女孩儿过去，漳河就会发大水。
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不说，还让一个个女孩子丢了性命。
说到给河伯娶媳妇，陛下可能有所不解，其实是让女孩子打扮漂亮后坐到河边的苇席上，顺水漂着，苇席先是浮着的，到了河中心就沉了下去。
因此，有女孩子的人家都逃到外地去了。
这里人口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穷。
臣觉得此事事关重大。
人民的钱财都被那些官绅巫婆贪污了，女孩子又白白没了性命，因此导导致田地荒芜，人烟稀少，所有这些都是河伯娶媳妇闹的，如果不严加惩治，后果不堪设想。
臣深知，臣所做的一切都得符合民意。
可此事却难办，因为老百姓都很相信巫婆官绅的话，以为不送女孩下去，漳河就会发大水。
于是，臣心生一计，不如来个将计就计，既惩治巫婆官绅，又让百姓明白，世上根本没有神。
臣等到了河伯娶媳妇那天，亲自到现场去。
臣见那个女孩满脸泪水，便对巫婆说，“不行
这个姑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的，麻烦巫婆跟河伯说一声，说本官要另外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去。
”臣找了个借口把巫婆投进了漳河。
半晌，臣对官绅的头子又说，“巫婆怎么还不回来，麻烦你去催一催吧。
”于是，官绅的头子也投进了漳河。
良久，臣见官绅提心吊胆，知道他们已认错，又想增加他们对此事的认识。
便说，“怎么还不回来，请你们去催催吧
”他们个个吓得面如土色，磕头求饶。
臣叫他们起来，回去了。
从此，老百姓都知道了巫婆和官绅是骗钱害人的，谁也不提给河伯娶媳妇的事，漳河也没有发过大水。
臣还发动乡亲们开凿了十二条渠道，把漳河的水引到田里，庄稼都得到了灌溉，今年收成很好。
您让臣去治理邺城，想必是对臣的考验，不知是否让您满意
如果臣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陛下您明示。
西门豹 某年某月某日
《西门豹治邺》一文是根据什么改写的
评书是中国民间优秀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但学术界对评书的研究相当有限。
相对于诗歌、小说、戏曲的研究，评书研究显得更加寥落。
正统的学术界和艺术界并没有给它应有的地位，偶有学者涉及，也是在研究小说、戏曲、曲艺时顺便提及。
如倪钟之的《中国曲艺史》①，蔡源莉、吴文科的《中国曲艺史》②，姜昆等主编的《中国曲艺通史》③、《中国曲艺概论》④，他们在梳理源远流长而又纷杂旁乱的曲艺的起源、发展、流变、分类时，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涉及曲艺中的评书这一较大的门类。
早在20世纪30年代，连阔如发表了《评书的起源》一文，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
1934年8月9日《新北平报》文艺版刊登了署名金禅雨的文章《与阔如先生研讨“评书”的发源》，在一个月内分五次连载，连阔如又以《答禅雨先生研讨的“评书发源”》为题，也分五次在报纸上连载，给予回应。
他们的辩论，使评书艺术的起源研究走向深入。
“这是距今整整70年前，媒体上第一次公开探讨、争论评书理论问题，可以说开了中国评书理论研究、探讨之先河。
”⑤但这种良好的开端并没有引发评书研究的热潮，之后，学术界对评书的理论研究依然冷寂。
笔者搜罗各种和评书有关的研究，发现只有几部专著： 孙楷第在1953年《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一文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⑥，收入了五篇论文，其中《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对从唐代“转变”、宋代“说话”到明代“短篇小说”的演变轨迹及其艺术特点作了系统的论述与分析；《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讨论了宋代说话四家的门类；《说话考》、《词话考》论述了宋代说话、元明词话的渊源、沿革以及因承关系，点明元明词话即宋代说话，并论述了词话的体制和词话之“词”的三种解释。
《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主要探讨了唐代讲唱经文中的唱经、吟词、吟唱与说解之人、押座文与开题、表白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此书对后人研究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的发展、沿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郑振铎在此书第一版《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序言中称赞此书：“许多见解是很精辟的，许多材料是第一手的，足以供研究者作为依据的。
”⑦ 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⑧，1957年出版。
宋元明讲唱文学在曲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唐代的俗讲，下开近代说唱艺术的先河。
该书对宋元明讲唱文学的系统论述，受到后代曲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全文分“讲唱文学的一般情形”、“乐曲系讲唱文学”、“诗赞系讲唱文学”三个大部分。
“讲唱文学的一般情形”说明了乐曲系和诗赞系讲唱文学的特点，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乐曲系讲唱文学》论述了乐曲系讲唱文学的发展和流变，介绍了宋元以来的小说、叙事鼓子词、覆赚和诸宫调、驭说、说唱货郎儿的情况，也分析了当时流行的陶真、叙事乐曲道情、叙事莲花落等的特殊情况。
《诗赞系讲唱文学》论述了诗赞系讲唱文学的发展和流变，介绍了宋代的涯词和陶真，并以主要篇幅论述了词话的体裁特点，以及从词话到弹词、鼓词的发展过程，指出明代诗赞系讲唱文学主要是南北通行的词话和流行于南方的陶真，陶真一系嘉靖年间改名为弹词，词话一系在明清之际的北方称为鼓词。
陈汝衡早在1936年用文言文写过《说书小史》⑨，1958年在《说书小史》的基础上用现代汉语写成《说书史话》⑩，本书和《说书小史》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和提高。
陈汝衡的主要贡献在于详尽地描述了说书艺术的历史轨迹，从先秦到隋代做了简要的勾勒，但对于“唐代说书”、“北宋说书”、“南宋说书”、“元明说书”、“清代说书”则有较为详尽的说明，脉络清楚，论证严密，在很多地方都有独到的见解，后世学者凡要阐述说唱艺术的历史和发展轨迹的，大都要参照此书。
不过这里的说书不单包含现代意义上只说不唱的评书，更包含只唱不说或又说又唱的弹词、鼓词、子弟书、快书、河南坠子、道情、四川竹琴、广东的龙舟和南音等。
1979年陈汝衡又出版了《宋代说书史》B11，按照《说书史话》划分的几个阶段“断代”去写，原计划分别写成《宋代说书史》、《元明说书史》、《清代说书史》之类，可惜只完成了《宋代说书史》。
陈汝衡还关注说书艺人，写成《大说书家柳敬亭》B12、《说书艺人柳敬亭》B13两书。
作为几十年来一直对说书艺术倾心研究的理论家，陈汝衡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
程毅中于1964年出版了《宋元话本》B14一书，该书介绍了说话的渊源、宋元的说话、话本的编写和流传；对“讲史”的名目、体制、题材、主题思想、讲史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小说”的题材、篇目、本制、思想性、艺术性，以及“说经”的诸多问题作了精当的分析，本书还从话本的历史意义、话本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话本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诸方面来强调宋元话本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80年出版的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B15追溯了说话的起源和演变，辨析了“话”、“说话”、“话本”的概念，说明了话本与小说、话本与平话、话本与诗话、话本与词话的关系，唐传奇、通俗文学与话本的关系，元、明的说书与话本的关系，清代说书与拟话本的关系。
该书也考证了宋代说话的家数，点明了宋代话本的政治倾向和艺术特色，对公案小说和讲史也有专章论述。
该书作者从六十年代起四易其稿，至1980年才出版，可谓精心结撰。
全书十八章，作者旁搜博引，资料翔实，研究透彻，使得内容非常丰厚，赵景深先生曾评价此书是“研究话本的百科全书”。
以上介绍的几位学人在评书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然而，就其研究的对象来说，基本上是“古代说书”，用广义的说唱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还不是对现代意义上的评书的研究。
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的“评书”研究只有以下三部专著： 一是谭达先的《中国评书（评话）研究》B16。
谭达先是著名的民间文学专家，他自1953年开始研究中国民间文学，1982年出版了《中国评书（评话）研究》。
他一生出版专著40余部，《中国评书（评话）研究》一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探讨“评书的特点”，“评书的作用”，“评书的产生、发展”，“评书的种类”，“评书的传统艺术形式：无韵评书”，“评书的新创艺术形式：有韵评书”，“评书的情节结构”，“评书的人物描写”，“评书的语言特色”，“评书的表现手法”，“评书的套语、赞赋、韵语”共11个部分；下篇收有中国近代评书传统作品选：《武松大闹石家庄》（山西有韵评书）、《李太白赶考》（四川评书）、《古城相会》（苏州评话《三国志》的一回）、《打黄盖》（扬州长篇评话《三国》的一回）、《天波府比武》（苏州长篇评话《杨家将》的一回）、《武松打虎》（扬州评话）、《西门豹治邺》（吉林评书）等，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南北方评书、评话作品的基本面貌。
书中还附录了八个城市评书（评话）的活动资料选：1914年北平的书馆和艺人简况、20年代北平的评书和唱曲、20年代的江苏无锡书场、20年代苏州书场和名家一览、30年代上海说书场、30年代的福州说书场、30年代的山西太原说书场、30年代安徽芜湖说书简况、20年代以来广州粤语说书简介等。
这些资料虽为一鳞半爪，但勾勒了当时书场说书的概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南北评书和南方评书的演出状况。
作者还介绍了扬州评话的流派，广州粤语说书的“十忌”、“十要”、“八法”、“七情”。
作者用功甚勤，搜集颇细，资料翔实，这是非常可贵的。
但把评书归为有韵评书和无韵评书两大类似有不当。
比如狄来珍是著名的竹板书演员，他的《武松大闹石家庄》乃是竹板书作品，竹板书和评书乃是两个不同的曲艺曲种，不宜把竹板书和评书混为一谈。
二是汪景寿、王决、曾惠杰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评书艺术论》B17。
该书侧重于北方评书，对于南方评书和南方评话则不作论述。
全书用十二章——“历史源流”、“发展过程”、“美学意蕴”、“艺术特色”、“龙蛇笔法”、“结构手段”、“表演手段”、“杰作赏析”、“书目评介”、“名家评点”、“新人点将”、“前景展望”——来论述北方评书艺术。
全书最有分量的是对“梁子”、“柁子”、“扣子”、“开脸”、“赋赞”、“摆砌末子”、“拨口”、“定场、收场”的结构手段的具体论述，对“说”、“演”、“评”、“噱”、“学”等表演手段也有具体分析。
此书还挖掘了评书的美学意蕴，把评书的艺术特色归结为细腻、逼真、传神、幽默。
对《岳飞传》、《三国演义》、《兴唐传》、《三侠五义》、《聊斋》等著名书目也有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此书是迄今为止评书研究中比较有分量的著作。
三是张啸涛于2008年出版的《评书——中国国粹艺术读本》。
全书分为“可溯之源长——评书溯源篇”、“遗失的龙票——形成发展篇”、“江山代有才人出——繁荣兴盛篇”、“吐故纳新——改革创新篇”、“评书界的新生代——晨光熹微篇”、“评书艺术的传播与发展——历久弥新篇”六大部分，以时代发展为线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评书艺术的形成、发展、繁荣、革新和现状，线索清晰，简单明了；以说书艺人为重点，介绍了莫后光、柳敬亭、双厚坪、石玉昆、潘诚立、连阔如、王少堂、王杰魁、陈士和、袁杰英、品正三、固桐晟、陈荫荣、马连登、袁阔成、李鑫荃、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连丽如、何祚欢、田战义、刘朝、张少佐等各个时代杰出的评书艺人。
“中国国粹艺术读本”旨在“向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传播我们传统的民族艺术，也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粹”B18，因此，该书也就带有介绍性、描述性和普及性的特点，学术性不足。
相隔十年甚至二十年才出一本专著，可见评书研究的寥落。
这种局面相对于诗文、戏曲、小说的研究不能不令人慨叹。
近年来有关评书的论著很少有对评书的本质特征、评书的文本文学、评书的表演技巧等内部规律进行探讨，研究者的目光集中在对评书艺术家的关注上，成果则多为传记，如宫钦科的《刘兰芳说书的故事》B19、李微的《刘兰芳评传——中国说唱艺术丛书》B20、萨仁图娅的《声贯九州田连元》B21、徐勍的《口舌人生：评书艺术家徐勍自述》B22、单田芳口述、奚青汶编的《单田芳说单田芳：磨难篇》B23、邢绍忠、王成禄的《单田芳评书艺术研究》B24、簔笠翁的《醒木惊天连阔如》B25、张继合的《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B26和《评书大师单田芳的传奇一生》B27等。
专著如此，有关评书的单篇论文也集中在对评书艺术家的生平介绍或艺术评价上，如王满仓、牛双喜的《叛逆者——访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B28、郝衞群的《连氏父女的评书缘》B29、李小娟的《著名评书家何祚欢笑说人生》B30、徐勍的《评书少年闯江湖》B31、崔金生的《评书大家连阔如》B32、陈连升的《献身曲艺无怨无悔——忆恩师王决》B33、苏运生的《刘兰芳：曲艺幽兰声名流芳》B34、马岐的《忆恩师——评书艺术家陈荣启》B35、程汪红的《献身评书痴情不悔——徐勍从艺60周年研讨会综述》B36、王池良的《南北评书评话交流的使者——我的老师刘兰芳》B37等。
当然，对评书演员本身的关注是应该的，对他们的研究有助于让我们了解他们如何成长为著名的评书艺术家。
他们的出身、经历、对人生磨难的正确对待等，都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启示；他们对评书事业的执着追求、在艺术上的转益多师、精益求精，更值得后人学习。
不过，对评书艺术本身研究的缺乏却是不应该的。
对评书作品本身、评书的内容和风格的研究比较少，只有下列论文有所涉及：杨佩琴的《单田芳评书的艺术风格》B38从干净利落的快节奏、融汇情理的知识、跌宕起伏的情节、通俗简练的语言四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单田芳的艺术才华。
方珍平、詹秀华的《单田芳说书艺术风格——兼谈评书的特征》B39从语言艺术独具的魅力、声情并茂的现场表演、借今说古的时代色彩三个方面细致分析了单田芳说书的高超的艺术造诣。
潘伊川的《民本思想与民族意识是传统评书的底色——与曲艺专家戴宏森一席谈》B40以对话的形式探讨了评书的起源、评书题材的变化、怎样看待传统评书“脸谱化”、评书怎样表现老百姓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评书中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以及评书对国民价值体系的建构的影响等，虽然涉及问题很多，但因是谈话形式，显得不够深入和透彻。
吴文科的《刘兰芳评书说演的声韵美及其当下意义》B41多方面分析了刘兰芳激情洋溢、豪迈雄浑的声韵美特点，认为这种特点对目前不够重视声韵美的曲艺舞台是一个启示，并能给更多从事评书表演的女评书演员增添信心。
2000年后，探讨评书传播的文章逐渐增多。
史艳芳的《电视评书的形式开拓》B42以大型电视评书《辽沈战役》为例，说明“三说一评”和声画结合的形式使得电视和评书达到了双赢，这是拓展电视评书表现功能的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
蔡连卫的《“杨家将”故事传播情况综述》B43从历史上的杨家将到正史、野史中的杨家将，从通俗小说中的杨家将到戏曲、评书中的杨家将，再到电视、电影乃至网络中的杨家将故事的传播资料作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并认为目前杨家将故事的传播相对萧条的主要原因在于，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张扬个性的功利时代，使得人们不再关注杨家将故事承载的传统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
李春瑜的《单田芳“三卖”评书与商业模式》B44虽然是站在经济管理的立场上谈商业模式，但对评书如何与市场经济挂钩、评书如何适应现代传媒手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评书表面“火爆”的背后，评书艺术的濒危，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他们把评书艺术的保护和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
王晨波的《当评书成为往事》B45描述了评书危机的现状，现在的评书演员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事评书工作，有的评书演员甚至改行，冲进影视圈，评书的断层不只断了一代，而且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执着态度也很罕见。
王晨波的另一篇文章《田连元：“评书不会死”》B46则让人稍微有点乐观，田连元认为评书主要通过一个人、一人多角的形式讲述故事，这是其它艺术形式所没有的，因而评书具有不可取代性，评书自有它固定的受众群，只要人类存在，评书就会存在，因为人不能不听故事。
吴文科的《中国曲艺——当下困境与发展对策》B47认为缺少具有经典品格的新节目、缺少高素质的创演人才、艺术传承的传统机制被破坏、对曲艺传统的误读和专业知识的缺失、对曲艺基础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不够、曲艺理论和评论的薄弱等是包括评书在内的曲艺目前面临的大问题，并提出了国家政策扶持、兴办各级各类曲艺学校、营造正确舆论等一系列的措施。
吴文科的《按照文化事象的自身规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曲艺曲种的保护为例》B48、庆遂增的《学会念曲艺生意经——曲艺走向市场之我见》B49、冯光钰《曲艺学学科建设与曲艺音乐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成立20周年感言》B50、蒋慧明的《传播与传承——略谈如何有效利用现代传媒促进传统曲艺的保护与发展》B51都在为曲艺的保护和发展出谋划策，不过这大多是就整个曲艺而言，并非针对评书。
至于评书与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更是少有人关注。
翁偶虹的《北京话旧》B52一书中有《评书与戏曲》一文，认为评书的“最忠实的听众，当属戏曲演员。
他们对于听书的爱好，不仅是娱乐消遣，而是汲取营养、解疑求知。
”B53他还用大量的事实证明：“评书与戏曲，可以说是血缘相依的姊妹艺术。
戏曲演员能于评书中吸取营养，而评书艺人也能于戏曲中吸取营养。
”B54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唯一一篇把戏曲和评书相提并论的文章。
作者本身是戏曲剧作家，所述之事均为自己亲身经历，此文有很重要的价值。
蒋方才的《论评书与小说的联系及区别》B55认为：小说与评书有相同的渊源，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评书艺术，评书从明末清初的小说中分离出来；小说与评书又是两个不同的艺术概念，它们在欣赏方式、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方法、环境描写、语言等方面都有区别。
无论他的论述是否准确，都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样的文章数量极少。
总之，曲艺理论的研究非常薄弱，全国只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所一个专门研究曲艺的机构，曲艺所的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只有蔡源莉和吴文科两个人，况且蔡源莉已经退休。
专门发表曲艺文章的刊物也只有《曲艺》一家。
大学校园里也很少有开设曲艺课的。
曲艺如此，评书更是如此。
评书作为曲艺中比较大的曲种之一，虽然依然活跃，但面临很多困境。
对它的研究，除了评书演员的传记之外，专著只有三部，单篇论文也不很多，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不过，这种局面也让我们后学者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空间。
在我们对评书的研究现状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才能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评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一）可以增进对社会史、文化史、曲艺史的认识和了解。
评书的孕育、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条件，对评书的研究，自然有助于对社会史的了解。
在人类文化史的演进过程中，“雅”与“俗”始终扭结在一起，既对立又互相渗透，雅文化经常接纳俗文化中的雅化部分，俗文化时时转化为雅文化。
评书是通俗文学，小说是被雅化了的俗文学，但它们一开始是扭结在一起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大多由文人在“说书”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而这些小说形成之后，又影响着“说书”艺术的发展。
它们之间的关系，反应着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关系。
评书作为曲艺中的一个大的门类，它的发展、变迁反映着曲艺史的发展变迁。
因此，研究评书有助于对社会史、文化史、曲艺史的认识和了解。
（二）有助于推动评书艺术理论的建设。
目前，导致评书低迷的原因很多，其中学术界对评书艺术关注不够，是重要原因之一。
学术领域的“缺席”和“失语”使得评书理论自身建设不足。
评书艺术发展的不自觉和理论的不自觉不无关系。
笔者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学界高度关注评书理论的建设。
（三）有助于评书艺术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评书长时间以来吸引着众多的听众，让人们如痴如醉，这和评书自身的优秀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
但是，目前评书却遭遇了寒流。
通过对评书的研究，尽可能多地发现评书艺术的优长，寻找它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对于评书的保护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四）可以树立并坚定评书艺术在未来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信心。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新的科学技术不断产生，也不断催生新的艺术样式，人们的审美情趣也有变化和提高。
作为传统文化的评书艺术在客观上受到严峻的挑战，评书目前的低迷状态，让人们怀疑它的生命力。
评书是否可以长期存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成了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评书要想生存，就必须认识到时代的特征和自身的不足。
评书如何充分表现自身的审美内涵，如何更好地跟上时代的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口头文学是评书最本质的特征，它以讲故事为己任，通过对评书本质特征的挖掘，我们应该坚定评书可以继续存在的信心。
评书是口头语言，只要人们用以交流和交际的口头语言不消失，评书就不会消失；只要人们还有听故事的愿望，评书就有存在的必要。
（五）可持续开发的研究项目。
对评书以及评书研究的现状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以后，可以拓展研究的视野，并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个时代的评书有一个时代的面貌，如“清末民初的评书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评书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评书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评书研究”等，都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做深刻的挖掘。
对具有代表性的评书作品本身也可以作深入、细致、具体、系统的探讨，如对《聊斋志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可以对比评书和小说的关系，发现它们的相同和差异，在对比中揭示评书与小说两种文学样式的内部特征以及它们的本质区别。
而对《三侠五义》、《岳飞传》、《杨家将》等评书可以结合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探讨它们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对评书演员的研究、对戏曲和曲艺的关系等问题，也有必要继续深入。
注释： ①倪钟之《中国曲艺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②蔡源莉、吴文科《中国曲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③姜昆、倪钟之（主编）《中国曲艺通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姜昆、戴宏森（主编）《中国曲艺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簑笠翁《醒目惊天连阔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⑥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⑦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⑧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后又被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收入，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⑨陈汝衡《说书小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⑩陈汝衡《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B11陈汝衡《宋代说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B12陈汝衡《大说书家柳敬亭》，上海四联书店，1954年版。
B13陈汝衡《说书艺人柳敬亭》，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B14程毅中《宋元话本》，中华书局，1964年版。
B15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
B16谭达先《中国评书（评话）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年版。
B17汪景寿、王决、曾惠杰《中国评书艺术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B18白庚胜（主编）、张啸涛（编著）《评书——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B19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B20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B21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B22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B23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B24中国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B25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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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8《当代电视》，1996年第5期。
B29《中华儿女》（海外版），1997年第7期。
B30《今日湖北》，1999年9月号。
B31《红岩春秋》，2002年第5期。
B32《北京档案》，2005年第11期。
B33《曲艺》，2007年第11期。
B34《党员干部之友》，2007年第12期。
B35《曲艺》，2008年第2期。
B36《曲艺》，2008年第2期。
B37《曲艺》，2009年第2期。
B38《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B39《阅读与写作》，1997年第2期。
B40《曲艺》，2008年第3期。
B41《曲艺》，2009年第3期。
B42《中国电视》，2000年第8期。
B43《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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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7《北京观察》，2004年第3期。
B48《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B49《曲艺》，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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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曲艺》，2008年第4期。
B52翁偶虹《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B53翁偶虹《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B54翁偶虹《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B55《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作者：李小红 来源：《艺术百家》
傣剧的剧目有什么特色
上古—颛顼帝 颛顼帝是“五帝”之二，本姓姬，又名颛畜、颛玉，玄帝、黑帝、北方之帝。
颛顼是轩辕黄帝的孙子。
颛顼帝的父亲名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昌仆（又名女枢）为妻，在若水（今四川省泸水之打冲河）怀孕12个月生下颛顼。
因最初建侯国于河南杞县的高阳，故号为高阳氏。
12岁时，追随伯父少昊金天氏学习政事，20岁继承金天氏继帝位，迁都于帝丘。
上古—帝喾 帝喾（kù）被后人列为上古“五帝”之三。
他是少昊金天氏的孙子，虫乔 极的儿子，姓姬、名帝俊，因为在辛地（今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开基，故号称高辛氏。
）他是黄帝的曾孙、虫乔 极的儿子。
继承其叔父颛顼称帝70年，105岁时去逝。
巾帼英雄—妇好 商王武丁的妻子，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文武双全的女将军。
甲骨文中有关她的记载有200多条。
她曾率领13000多人的军队去攻打前来****的鬼方，并大胜而归，因功勋卓著而深得武丁、群臣及国民的爱戴。
妇好终因积劳成疾而先逝，国王武丁予以厚葬，并修筑享堂时时纪念。
出身奴隶宰相—傅说 傅说是商朝奴隶出身的宰相，他辅佐武丁治理国政，使商王朝得到空前的发展。
傅说自幼聪明，虽出身奴隶，但勤于苦学，非常关心天下大事。
武丁被送到林虑山后，很快就和傅说交上了朋友。
傅说感到武丁虽是商王的儿子，却没有贵族的傲姿，不仅能和平民和睦相处，而且还肯同自己这样的奴隶交朋友，所以很赞赏武丁。
武丁在和傅说相处期间，学到不少知识，想帮助其解除奴隶身份，成为一个平民。
西门豹 西门豹生活在魏文侯时期，深得文侯重用，让他担任邺令。
西门豹任邺令的时间，史载说法不一。
《史记-魏世家》说在周威烈王五年，魏文侯二十五年（公元前421年）；《资治通鉴》则系于周威烈王九年，魏文侯二十九年（公元前417年）。
西门豹在邺令任上，政绩最著者当为凿渠引漳以溉田。
西门豹发动修渠之初，因为工程艰巨，百姓们都不乐意干。
豹说“今天父老乡亲虽然苦点，然而百年后，后人不会忘记我们”。
“泽流后世，无绝已时”，至今有口皆碑。
至今，漳河南岸的安阳北部一带地方，还留有当年西门豹兴修水利的遗址。
现在的稻田村就是因为引水种稻而得名。
锐意变革改革家—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卫国（今安阳市内黄县）人，公孙氏，名鞅，后来他到秦国被封于商，又称商鞅。
公元前359年，卫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续修穆公之业，遂西入秦，任左庶长，实行变法，旋升大良造（相当于宰相之位）。
商鞅相秦十九年，辅佐秦孝公变法。
瓦岗军首领—翟让 翟让，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生年不祥，东郡韦城（今滑县东南妹村人）。
骁勇有胆略。
初任东郡法曹，因暗放狱中无辜百姓，被判死刑。
后被人救出，到瓦岗（今滑县南）组织农民起义，****一万余人。
大业十二年（616年），出身贵族的李密投奔瓦岗军。
翟让接受李密的建议，说服附近许多小股起义军，合并余瓦岗军。
在李密的策划下，瓦岗军攻克了金堤关，打下荥阳诸县，生势逐渐壮大。
但是由于内讧翟让在大业十三年被李密设计杀害。
李延寿 生卒年待考。
唐代史学家。
安阳市人。
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
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力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
《南史》和《北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并未拘泥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千余卷。
从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长达30年的时间。
二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傅奕 唐初学者。
精于天文历数。
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
进《刻漏新法》行于时。
见于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旧。
主张承乱世之后，多有变更。
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佛教。
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
临终告诫其子，《六经》是为名教，宜习之。
妖胡之法，勿学也。
在佛教盛行的唐初，他最先向佛教展开斗争，有助于巩固儒学阵地，发展了无神论思想。
主要著作有《老子注》、《老子音义》，并辑魏晋以来反佛人物言论，成《高识传》十卷，均佚。
史载，墓志首创于傅奕，死前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是：傅奕，青山白云人也。
以醉死。
呜呼。
宋贤相—韩琦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今安阳市）。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二日出生于福建泉州。
祖父韩构，从河北赞皇迁居于相州。
韩构在五代时做过贝州清河县（今河北清河县）令，入宋，曾知康州（今广东德庆县），以太子中允卒。
韩忠彦 韩忠彦（1038～1109）字师朴，安阳（今属河南）人。
魏郡王韩琦长子。
历官开封府判官、知瀛州、给事中、礼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知定州、户部尚书、尚书左丞、同治枢密院事、知院事、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左仆射，知大名府，遭谪，以宣奉大夫致仕。
韩侂胄 韩侂胄（
～1207年11月29日）南宋人。
字节夫，宋朝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为韩琦五世孙。
父娶宋高宗皇后之妹，韩侂胄以恩荫入仕。
光宗绍熙五年（1194），他与宗室赵汝愚等人拥立宋宁宗赵扩即皇帝位。
宁宗即位不久，韩侂胄就逐赵汝愚出朝廷。
从此，掌握军政大权达13年之久。
韩侂胄当政时的一件大事，是崇岳飞、贬秦桧。
发动北伐战争，由于坚持抗敌，遭受投降派的杀害而****。
精忠报国—岳飞 岳飞，抗金名将，字鹏举，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之一。
汉族。
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菜园镇程岗村）人。
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旧历二月十五日，生于安阳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父名岳和，母姚氏。
岳飞自幼即参加农村各种劳动。
他力气过人，喜爱武术，学会了驶枪、射箭。
15岁时结婚，妻子刘氏次年（宣和元年，1119年）生下长子岳云（后刘氏改嫁，建炎元年，岳飞在南方和李氏女子结婚）。
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削去兵权，改任枢密副使。
八月，所任此职也被罢免。
十月，秦桧一伙奸党捏造罪名，诬陷岳飞，将其打入大牢。
同年腊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8日），岳飞和岳云、张宪一同被杀，岳飞时年39岁。
岳飞20岁投军抗金。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秦桧以“其事莫须有”（难道没有这样的事吗）的罪名将岳飞治罪，在临安大理寺狱中被狱卒拉肋（猛击胸肋）而死（一说赐毒酒而死），时年三十九岁。
乾道五年（1170年），宋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建庙于鄂。
六年，赐岳飞庙曰忠烈。
淳熙六年（1180年），谥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宋宁宗，追封高宗的抗金诸将为七王，岳飞封为鄂王。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定谥号忠武。
岳飞留有《岳武穆集》（又称《武穆遗书》）。
郑廷玉 元代戏曲作家，齐名关汉卿。
彰德（今河南安阳市）人。
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
作有杂剧23种，今仅存 5种：《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楚昭王疏者下船》、《布袋和尚忍字记》、《宋上皇御断金凤钗》。
另有一种《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但一说为无名氏作。
郑廷玉的不少作品表现了万事前定、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思想，宣扬神佛威力，因果报应；但剧中也有一些可取的内容。
如《看钱奴》一剧，写一个冻饿将死的打墙人贾仁，由于在东岳庙求神拜佛，神灵被感动，将财主周荣祖家的藏金，让他在打墙时全部得去，富贵20年，作为对他信佛的报答。
周荣祖由于父亲不信佛，毁寺庙修宅舍，以致应举落第返乡，沦为乞丐，将儿子长寿卖给了贾仁。
直到20年后，贾仁死，家财仍归周家，周氏父子亦得团圆。
本剧取材于晋干宝《搜神记》中张车子故事，但有不少加工创造。
剧中用夸张而又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刻画守财奴贾仁悭吝刻薄的性格，生动深刻，入木三分，具有典型意义，历来为人称道。
此剧表现了郑廷玉对社会现实有深入的观察，又熟悉舞台演出的规律，但他的宿命论思想，影响了创作成就。
这情况在《包待制智勘后庭花》等剧中也存在。
郑廷玉剧作语言当行，技巧熟练，尤擅长讽刺手法。
由于他熟悉人情世态，他的剧本常有比较浓郁的生活气息。
明官名臣—郭朴郭朴（1511年～1593年），字质夫，世称东野先生，乡人呼为“郭阁老”，明代安阳人。
嘉靖十四年（1533年）考中进士。
嘉靖四十年（1561年）冬，郭朴任吏部尚书。
四十二年三月，离职回籍守父丧。
四十四年四月，世宗召朴回京任职。
郭朴因守制（3年）未终，不愿赴任。
但世宗念其做官廉正，特欲用之，未准其请，他只好离家再次出任吏部尚书。
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郭朴兼任武英殿大学士，与高拱（河南省新郑人）同时入阁。
时内阁首辅为徐阶。
是年十二月，世宗病死，穆宗即位。
徐阶在草拟遗诏的时候，未同高拱、郭朴商议，遂引起高、郭二人不满，隔阂日深。
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高拱愤而致仕。
九月，郭朴也致仕回籍。
告老还乡后，回到故乡安阳隐居于安阳东郊，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他曾赋诗咏怀：“茅厦三间蔽日，槿篱四面遮风。
”“几上一编农谱，壁间几幅耕图。
”这就是他晚年的真实写照。
根本不像一个曾位居宰相的人。
明万历廿一年五月十八日（公元1593年），郭朴卒，享年83岁。
翌年十一月二日葬于韩陵之阳。
直臣—崔铣(1478～1541）明代学者。
字子钟，又字仲凫，号后渠，又号洹野，世称后渠先生。
安阳市人。
古都安阳名人辈出，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官宦也很多。
安阳人崔铣，明代著名学者。
他于弘治十八年考中进士，历任北京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祭、南京礼部右侍郎等职。
修撰过《考宗实录》《文苑春秋》《崔氏小尔雅》《松宿寤言》《梅庵文钞续集》《洹词》等多种著作。
他一生为人正直、不畏权贵。
明代中叶后期，官宦专横，崔铣对擅权的刘瑾很蔑视，明世宗任用桂萼等权奸，他愤而上疏触怒了皇帝，被逐出京。
他一生秉公正直，蔑视邪恶，写出了许多有文献价值的文章。
《记王忠肃公翱事》是他著的《洹词》中的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