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新约》说的是犹太人的事为什么用希腊文写
圣经最早使用的是希伯字。
在基督教眼中，这部希伯莱经只是基督教经典三分之二，基督教称之为旧约，而后三分之一则是希腊语写成的新约。
新约各部书的形成年代请参看 从最早的加拉太书（公元49年）到启示录（公元95年），一共47年的时间。
旧约圣经最早是用希伯来文写在皮卷、布卷或羊皮纸上的。
这此书卷后来被译成了希腊文，最早的希腊译本为“七十士译本”。
这个译本在公元前285年左右成书，是由亚历山大时期的七十位犹太学者为亚历山大图书馆而翻译的。
据说，亚历山大帝王所以颁布命令翻译《旧约圣经》，是因为他在公元前332年游耶路撒冷时从但以理书中的预言得知，希腊将被波斯国所倾覆。
这个译本正是耶稣时代通用的版本。
除了马太福音之外，《新约圣经》中的各卷书最初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马太福音是先用希伯来文写成，后来移译为希腊文的。
对《七十士译本》与《新约圣经》较早的拉丁文翻译，是由不同的个人进行的。
细致而全面的拉丁圣经译本则出现于公元383至公元405年间。
在印刷术未得发明之前，世上只有手抄本圣经，因此其流传范围明显受到限制。
更不幸的是，那启迪人心并使人得救的真理，数世纪来被谬论、迷信及黑暗时代的离经背道所淹没。
寻常百姓对《圣经》一书的内容，所知无几。
但随着十五世纪中叶西方印刷术的发明，以及随即而来盛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推进，把《圣经》的流传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为福音传遍万国作好了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术发明以来所印行的第一本书，是1456年在德国约翰古敦堡(John Gutenberg)印刷所印制的拉丁文本《圣经》。
1911年纽约市以五万美元的高价，购得这一版本。
这是当时最为昂贵的一本书了。
到此为止，所出版的《圣经》均为古代语言本，平信徒间很少能读懂的。
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在手中，所种下的好种，也容易被毁坏。
以至一些叹慕真理之纯洁的人这样说：“倘若百姓手中有了上帝的话，这种毁坏就不可能发生了。
若是没有上帝的话语，又如何叫寻常百姓掌握真理呢
” 为什么人民不能有用自己语言所写成的《圣经》呢
摩西岂不是用当时的语言写作吗
古代的先知们不也都是用百姓的语言传达上帝的信息吗
就连《新约圣经》本身，不也是用当时通行于罗马世界的语言写成的吗
公元1380年，约翰威克利夫将《圣经》译成了英文。
这件事不仅促动了宗教改革的开始，而且为英国基督教的复兴铺平了道路。
随后，成千上万的人手中拥有了上帝的话语。
在当时要做这样的翻译，是需要一种不畏一切的胆识的。
威克利夫为翻译《圣经》受到了来自多方的攻击，因为他们宣称“他把仅为神职人员所用的书，介绍到了寻常百姓之中。
”高傲的神甫们攻击威克利夫的这一举动，是“把福音的宝贵珍珠扔给猪践踏。
”然而，威克利夫却在英译本《圣经》的前言中，唿吁所有的人用心地查考圣经。
在德国，当年仅20岁的马丁路德在Erfurt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一本全本《圣经》。
这位德国改革家的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敬畏与喜乐。
“上帝啊
”他低声说道，“倘若我有这样一本书，我就无希冀任何别的财宝了。
”不久，他在一间修道院看到了一本用铁链锁着的《圣经》。
从此，便常来此拜读。
但是，除了在英国之外，各地的《圣经》也都还是古文本；只有受过良好教育者，方能读懂。
路德不明白，为什么要将上帝活的话语锁在死的语言之中呢
因此，他决定要象威克利夫一样，给自己的同胞一本德语的《圣经》。
1522年，德文《新约圣经》问世了；12年之后，全本德语《圣经》便开始在德国流行了。
带着同样的想法，威廉敦德尔（William Tyndale）,在1525年将《新约圣经》和部分《旧约圣经》译成了通俗的英语。
他立志，若是上帝给他足够的时间与生命，他将尽力将圣经译得通俗易懂，甚至一般都能明白；甚至超过当时神职人员所明白的。
第一本完整的《圣经》是1545年在瑞士出版发行的。
接着其他版本的《圣经》也相继问世，将真理的亮光散布于世间。
古希腊最大最著名的图书馆叫什么
开罗图书馆
圣经译本忠不忠实原版圣经
少年时代1643年1月4日，艾萨克·牛顿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乡下的一个小村落伍尔索普村的伍牛顿老家伍尔索普庄园尔索普（Woolsthorpe）庄园。
在牛顿出生之时，英格兰并没有采用教皇的最新历法，因此他的生日被记载为1642年的圣诞节。
牛顿出生前三个月，他同样名为艾萨克的父亲才刚去世。
由于早产的缘故，新生的牛顿十分瘦小；据传闻，他的母亲汉娜·艾斯库（Hannah Ayscough）曾说过，牛顿刚出生时小得可以把他装进一夸脱的马克杯中。
当牛顿3岁时，他的母亲改嫁并住进了新丈夫巴纳巴斯·史密斯（Barnabus Smith）牧师的家，而把牛顿托付给了他的外祖母玛杰里·艾斯库（Margery Ayscough）。
年幼的牛顿不喜欢他的继父，并因母亲改嫁的事而对母亲持有一些敌意，牛顿甚至曾经写下：“威胁我的继父与生母，要把他们连同房子一齐烧掉。
”[3-4] 牛顿1648年，牛顿被送去读书。
少年时的牛顿并不是神童，他成绩一般，但他喜欢读书，喜欢看一些介绍各种简单机械模型制作方法的读物，并从中受到启发，自己动手制作些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如风车、木钟、折叠式提灯等等。
传说小牛顿把风车的机械原理摸透后，自己制造了一架磨坊的模型，他将老鼠绑在一架有轮子的踏车上，然后在轮子的前面放上一粒玉米，刚好那地方是老鼠可望不可及的位置。
老鼠想吃玉米，就不断地跑动，于是轮子不停地转动；又一次他放风筝时，在绳子上悬挂着小灯，夜间村人看去惊疑是彗星出现；他还制造了一个小水钟。
每天早晨，小水钟会自动滴水到他的脸上，催他起床。
他还喜欢绘画、雕刻，尤其喜欢刻日晷，家里墙角、窗台上到处安放着他刻画的日晷，用以验看日影的移动。
[5] 学生时代1654年，牛顿进了离家有十几公里九龙的金格斯皇家中学读书。
牛顿的母亲原希望他成为一个农民，但牛顿本人却无意于此，而酷爱读书。
随着年岁的增大，牛顿越发爱好读书，喜欢沉思，做科学小实验。
他在金格斯皇家中学读书时，曾经寄宿在一位药剂师家里，使他受到了化学试验的熏陶。
牛顿在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很出众，爱好读书，对自然现象有好奇心，例如颜色、日影四季的艾萨克·牛顿移动，尤其是几何学、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等。
他还分门别类的记读书笔记，又喜欢别出心裁地做些小工具、小技巧、小发明、小试验。
[6] 当时英国社会渗透基督教新思想，牛顿家里有两位都以神父为职业的亲戚，这可能是牛顿晚年的宗教生活所受的影响。
仅从这些平凡的环境和活动中，还看不出幼年的牛顿是个才能出众异于常人的儿童。
后来迫于生活困难，母亲让牛顿停学在家务农，赡养家庭。
但牛顿一有机会便埋首书卷，以至经常忘了干活。
每次，母亲叫他同佣人一道上市场，熟悉做交易的生意经时，他便恳求佣人一个人上街，自己则躲在树丛后看书。
有一次，牛顿的舅父起了疑心，就跟踪牛顿上市镇去，发现他的外甥牛顿伸着腿，躺在草地上，正在聚精会神地钻研一个数学问题。
牛顿的好学精神感动了舅父，于是舅父劝服了母亲让牛顿复学，并鼓励牛顿上大学读书。
牛顿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书本上的营养。
据《大数学家》（Men of Mathematics，E·T·贝尔（E.T. Bell）着）和《数学史介绍》（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H·伊夫斯（H. Eves）着）两书记载：“牛顿在乡村学校开始学校教育的生活，后来被送到了格兰瑟姆的国王中学，并成为了该校最出色的学生。
在国王中学时，他寄宿在当地的药剂师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家中，并在19岁前往剑桥大学求学前，与药剂师的继女安妮·斯托勒（Anne Storer）订婚。
之后因为牛顿专注于他的研究而使得爱情冷却，斯托勒小姐嫁给了别人。
据说牛顿对这次的恋情保有一段美好的回忆，但此后便再也没有其他的罗曼史，牛顿也终生未娶。
”不过据和牛顿同时代的友人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ey）所著的《艾萨克·牛顿爵士生平回忆录》（Memoirs of Sir Isaac Newton's Life）一书的描述，斯蒂克利在牛顿死后曾访问过文森特（Vincent）夫人，也就是当年牛顿的恋人斯托勒小姐。
文森特夫人的名字叫作凯瑟琳，而不是安妮，安妮是她的妹妹（参见Arthur Storer），而且夫人仅表示牛顿当年寄宿时对她只不过是“怀有情愫”的程度而已。
牛顿的晚年画像-1712年从12 岁左右到17岁，牛顿都在金格斯皇家中学学习，在该校图书馆的窗台上还可以看见他当年的签名。
他曾从学校退学，并在1659年10月回到埃尔斯索普村，因为他再度守寡的母亲想让牛顿当一名农夫。
牛顿虽然顺从了母亲的意思，但据牛顿的同侪后来的叙述，耕作工作让牛顿相当不快乐。
所幸金格斯皇家中学的校长亨利·斯托克斯（Henry Stokes）说服了牛顿的母亲，牛顿又被送回了学校以完成他的学业。
他在18岁时完成了中学的学业，并得到了一份完美的毕业报告。
1661年6月3日，他进入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
[6] 在那时，该学院的教学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但牛顿更喜欢阅读一些笛卡尔等现代哲学家以及伽利略、哥白尼和开普勒等天文学家更先进的思想。
1665年，他发现了广义二项式定理，并开始发展一套新的数学理论，也就是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微积分学。
在1665年，牛顿获得了学位，而大学为了预防伦敦大瘟疫而关闭了。
在此后两年里，牛顿在家中继续研究微积分学、光学和万有引力定律。
[5] 政治生涯1669年，被授予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
[7] 1689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
牛顿在1689年到1690年和1701年是皇家科学院的成员，在1703年成为皇家学会会长，并任职24年之久，在历任会长中仅次于约瑟夫·班克斯，同时也是法国科学院的会员。
1696年，牛顿通过了当时的财政大臣查尔斯·孟塔古的提携迁到了伦敦作皇家铸币厂的监管，一直到去世。
他主持了英国最大的货币重铸工作，此职位一般都是闲职，但牛顿却非常认真的对待。
身为皇家铸币厂的主管官员，牛顿估计大约有20%的硬币是伪造的。
为那些恶名昭著的罪犯定罪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事实证明牛顿做得很好。
牛顿为此当上了太平绅士。
1705年，牛顿被安妮女王封为爵士。
[8] 牛顿在1670年代写了很多处理圣经的文字解释的宗教小册子。
亨利·摩尔的宇宙信仰和拒绝笛卡儿二元论影响了牛顿的宗教观念。
在他发给约翰·洛克的一个从未发表的手稿中，他争议了三位一体的存在性。
[5] 与世长辞1727年3月31日（格兰历），伟大的艾萨克·牛顿逝世，与很多杰出的英国人一样被埋葬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让人们欢呼这样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类荣耀曾经在世界上存在[9] 。
[5] 当西元1727年牛顿以85岁的高龄过世时，英国人将他葬于西敏寺。
西敏寺的前身是一个修道院，1579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将西敏寺改为学院，校长由牛顿之墓英国君主任命。
西敏寺的正式名称因此改为“威斯敏斯特圣彼得学院教堂”，其后三个世纪，西敏寺成为牛津与剑桥之后的第三所英国高等学府。
诗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为牛顿写下了以下这段墓志铭：Nature and Nature' law lay hid in night ; God said,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自然与自然的定律，都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来吧
于是，一切变为光明。
九百多年来，西敏寺除了供信徒作礼拜、祈祷、膜拜之外，也是英国庆典的重要场所。
英国的社会名流无不以死后能安葬于此为荣耀。
而根据统计，占地面积达2972平方米的西敏寺（威斯敏斯特圣彼得学院教堂）内，安葬了共三千三百多人，包括很多当代的知名人士，如：达尔文、狄更斯、牛顿、丘吉尔……无数位在英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都安息在西敏寺中，也有许多名人，本身并没葬在这里，却有写上其名字的石板子嵌在地上作为纪念。
而里头最著名的便是牛顿，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国葬的自然科学家。
他的墓地位于威斯敏斯特教堂正面大厅的中央，也就是中殿 (nave) 那里，墓地上方耸立著一尊牛顿的雕像，其石像倚坐在一堆书籍上，双手没有合十。
身边有两位天使，还有一个巨大的地球造型以纪念他在科学上的功绩。
不管牛顿的生平有过多少谜团和争议，但这都不足以降低牛顿的影响力。
1726年，伏尔泰曾说过牛顿是最伟大的人，因为“他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用武力奴役我们”。
事实上，如果你查阅一部科学百科全书的索引，你会发现有关牛顿和他的定律及发现的材料要比任何一位科学家都多二到三倍。
莱布尼茨并不是牛顿的朋友，他们之间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
但他写道：“从世界的开始直到牛顿生活的时代为止，对数学发展的贡献绝大部分是牛顿做出的。
”伟大的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写到：“《原理》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中最卓越的杰作。
”拉格朗日经常说牛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
牛顿的浮雕像[10]在美国学者麦克·哈特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牛顿名列第2位，仅次于穆罕默德。
书中指出：在牛顿诞生后的数百年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大都是基于牛顿的理论和发现。
在过去500年里，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同1500年前的人相比，我们穿着不同，饮食不同，工作不同，更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还有大量的闲暇时间。
科学发现不仅带来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革命，它还完全改变了政治、宗教思想、艺术和哲学。
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在一次全球性的评选最伟大的英国人活动当中，牛顿被评为最伟大的英国人之首。
在《伟大的英国人》系列纪录片中专门编辑了牛顿专集的历史学家特里斯特拉姆·亨特表示：“全球的公众意识到牛顿的成就是世界性的，而且对全人类都产生影响。
这些投票者显然都跨越了国界，他对于牛顿的一马当先感到高兴。
”
亚历山大大帝在圣经里有吗
从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总会有遗漏，尤其是宗教的经文的翻译，即使是标榜有所谓的“圣灵”的启示的译文，也不会与原文一致，甚至会与原文有相当大的出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任何一种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诠释，而上号称受了“圣灵”启示的众多“圣经”译本也表明，所谓的“圣灵”启示，不过是挂了一个“圣”字的人意。
七十士译本的译者之一、天主教“圣经”中作者耶稣瓦·本·西拉的孙子就早已经意识到，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不可能完全一致，希腊文译文和希伯来原文有不小的差别。
但是，我们知道，早期基督教传教引用旧约时引用的就是七十士译本，这个译本在上的作用和地位不可低估，因此，现代神学研究中早已出现了专门的七十士译本研究。
最近学习神学系教授 Martin R??sel 在 Brücke zwischen den Kulturen: ??übersetzung“ als Mittel und Ausdruck kulturellen Austauschs \\\/ hrsg. von Hans Jürgen Wendel... – Rostock: Univ., Phil. Fak, 2002. – XI, 311 S. – (Rostocker Studien zur Kulturwissenschaft ; 7) ISSN 1433-4550 ISBN 3-86009- 一书中对七十士译本的翻译研究介绍，作了一些笔记，贴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部分：七十士译本的诞生1. Aristeas 信件希腊化的犹太人可能认为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是很重要的事件，所以有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传说。
按 Aristeas 致 Philokrates 的信（此信后世被确认为伪造）的描述，翻译托辣（不是全部的“圣经”）是由在托勒密二世时担任亚历山大成图书馆馆长的哲学家 Demetrius 倡议的，所以国王邀请的 72 位学者到埃及，这些学者在 72 天的时间内完成了翻译工作。
今天通用的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a) 这个名称及其用于简写的 LXX 就来自这一传说。
据说，托辣译本完成后，得到了国王和犹太社团的认可，为了防止改动，还对译本加了咒语的保护。
后人的传说中，比如亚历山大城的 Philo，又增加了新的细节，比如，说经文译者各自独立工作，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却是一致的，因为神的灵（犹太人说的“神的灵”就是的灵，相当于人有灵一样，不同于后世基督徒们所说的圣灵）启示了他们。
不仅“圣经”的原文是神启的，而且其译文也是神启的，这种设想对后世基督徒使用希腊文旧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Aristeas 致 Philokrates 的信与历史事实的矛盾太多，比如 Demetrius 从来没当过的馆长，所以现在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伪造的。
这封信的出现，其实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阻止已有的七十士译本被增加新内容或被改动。
2. 目前关于五经翻译的解释既然 Aristeas 的信不可信，那么，就有理由来问七十士译本产生的原因和时间。
许多细节观察表明，摩西五经并不是一部统一的译作。
可以肯定地说，五经是由不同的译者完成的，因为其中的希腊语风格不一，忠于原著的程度不同，在各卷中显现出来的译者的神学倾向也不同。
至于五经的翻译时间，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 250 年前后，这一点可以通过与同时期的莎纸文献的语言风格和用词习惯的比较以及在其他文献中的引用基本上确定，而且，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第一卷被翻译的是创世纪。
那个时代人们感兴趣的是宇宙历史，希腊文的律法不可能是五经翻译的开始，而创世纪不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律法条文。
这也是说明 Aristeas 信件不可信的迹象之一。
译文的不同特点表明，翻译的地点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利未记 11:17 中属于不洁净的猫头鹰在译本中被鹭代替——鹭在埃及是文书神 Thot 的象征，在虔诚的犹太人看来这种鸟只能是不洁净的。
除了已经提到的耶稣瓦·本·西拉的孙子，其他的译者情况不详，学术界现在倾向于用“文士”来称呼他们，但是这个称呼没有新约中的那种贬义，而只是要说明译者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因为，这些人已经在用后世拉比解经时用的某些规则，有的译者对希腊哲学思维方式也比较熟悉。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有些翻译者的母语更有可能是亚兰语，而不是希伯莱语，另有译者以希腊语的“普通话”为母语。
至于翻译所用的底本，可能与现代犹太教的 masoretes 本大体相符，字句上常与撒玛利亚圣经相符，但与撒玛利亚本意思上的改变不同。
随后我们会看到七十士译本与现在通行的 masoretes 本相比有众多的差别，不能笼统地说两者如何完全一致。
3. 先知书与书卷的翻译a. 经卷托辣的翻译完成后，可能很快就开始了其他书卷的翻译。
具体的时间没有办法确定，只有语言分析能够显示经卷翻译的大致顺序，对于翻译地点也只能根据译文的用词进行判断。
这方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除了摩西五经，其他书卷哪些属于经哪些不属于，在当时还没有确定下来，就是说，希腊时期的犹太人所用的经是不同的。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和撒度该人除了摩西五经不承认其他的书卷为经，而亚历山大的 Philo 虽然知道其他经卷的译本，但论理的时候主要还是引用五经的希腊文译本。
另一方面，七十士译本的经卷从第一部合集开始就明显多于希伯来-亚兰语所传的“圣经”，除了希伯来圣经所包含的经卷，亚历山大传承还包括一些所谓的伪经和次经，比如托比亚、尤迪特、玛迦伯一书和二书、智慧书、希拉赫的智慧书、巴鲁赫、耶力米书信，此外还有附加于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东西（这些内容未收入新教的旧约，因为当时没有这些内容的本。
天主教“圣经”因为继承拉丁文武加大本的传统还保留了这些内容，但从 Trient 会议后被列入次经）。
另外，七十士译本的大多数版本还包括玛迦伯三书和四书、以斯拉记三书、索罗门的雅歌和索罗门诗篇。
开罗、昆兰和马萨达发现书卷后，基本上可以肯定，上述的书卷中有些是以或亚兰文钞本为底本，如托比亚、德训篇和玛迦伯，而另外有个别书卷有可能是用希腊文写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经书中书卷的次序。
希伯来圣经的次序是：托辣——先知书——圣录，其中约书亚记和撒母耳记等史书被列入先知书，而亚历山大传承的圣经中，先知书被列在旧约的末尾，后一种排列次序所显示的神学思想是，先知们的预言还没有得到实现。
但是，这种排列是来自基督教还是来自希腊时代的犹太人，现在有争议。
没有争议的是，现存的亚历山大译本的所有抄本都是由基督教传下来的。
b.各书卷翻译的问题对经书注重程度的不同，对托辣之外的经卷的翻译有直接的影响。
现在虽然还无法确定五经翻译之后第一部得到翻译的经卷是哪一个，可以设想的是，要么是约书亚记直接在申命记之后，要么是某部先知书或者诗篇。
显而易见的是，不论是在底稿这一层次还是在翻译方式这一层次，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的发现为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决定性的动力，但是，可靠的研究结果现在还远远没有取得。
首先，希伯来圣经中五经之外的传承要比五经的传承有更多的层次，一些经卷显然曾经同时有过不同的版本，有些书卷的版本与现在通行的、在中世纪定型的希伯来文本相近，学术界称之为 protomasoretic 本，而另有一些版本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篇幅上都与通行本有明显的区别，七十士译本中的一些经卷就是以这种与通行本有差别的抄本为底本的，比如，希腊文耶利米书与通行希伯来文相比篇幅明显短，而且结构也不一样。
其他的经卷不存在这么大的区别，其差别主要体现在段落上，比如，七十士译本的撒母耳记上16-18明显较短，也更通顺 —— 从历史批评方法的角度看，这样的版本是比较原始的。
另一方面，七十士译本的约书亚记包括许多现在的希伯来本所没有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和列王记等其他的经卷有内容上的联系。
另外，约书亚记的希腊文本可能是按照单行本的模式编辑的，所以其中也包括一些士师记的内容。
另外的差别主要体现为章节的划分，比如希腊文本的诗篇的第9+10和第114+115各被合并为同一章，但是把第116和147章又分裂开来，这样诗篇的总数还是150章，同时还附有“编号”外的一章，而这一章存在于中。
还有一个问题是译者的理解和解释，比如以赛亚的译本中有一系列旨在将预言现实化的“非字面”翻译，其中最著名而且历史影响最大的就是 7:14中关于处女生子的预言。
这种自由翻译涉及的面很广，从个别单词、章句到全书的新创作都有，后者以约伯记为最：其希腊本不仅篇幅明显小于希伯来本，而且通过使用词汇而完全变了调，此外有些段落还包括了复活的念头：七十士译本在这里为上帝全能-全知-全善悖论提供完全另样的神学解释。
基于这样的观察，学术界认为不能再笼统地说七十士译本，而是认为要根据翻译所用的底本和翻译方式对不同的经卷分别对待。
第二部分：修订本与最初译本的问题1. kaige 修订翻译者显然意识到了译本与原本有差别的问题，同时，希伯来本之间的差别也开始成为问题，标准本和解经规则逐渐开始形成，希腊文译本与希伯来文本的差别就更为明显。
这样，希腊文译本也开始通过修订向希伯来文本靠近。
文本研究界早已经怀疑，七十士译本可能在公元前就已经有了修订本，其主要依据是新约所引用的旧约章句，1952 年死海西岸的 Nahal Hever 发现12小先知的希腊文手抄本后，就已经可以确定，希腊文译本很早就有了修订，修订的目标是译文自身更统一、更接近希伯来文本。
这种修订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七十士译本中翻译不同的希伯来词 we-gam （而且也，同时又）在修订时基本上统一为希腊文的 kai ge。
所以，从 D. Barthélemy 开始，这种修订被称为 kaige 修订本。
以这一手卷为出发点，学术界可以确定这种修订在其他书卷中留下的痕迹，比如，七十士译本中的撒姆耳记和列王记的一些部分在修订中完全用新译本代替，士师记、耶利米哀歌和诗篇也有修订的痕迹。
但以理书的情况比较特殊。
这一经卷有两种希腊文本传世：大多数手抄本是带有 kaige 修订本特征的所谓 Theodotion 本，只有两个希腊文手抄本和叙利亚译本还是\\\/用七十士译本的原本。
正是这一经卷显示，公元前的“圣经”修订是很全面的。
2. Aquila, Symmachus 与 Theodotion七十士译本传承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早期基督教很快就开始用希腊文译本传教，并且对希腊文译本进行修订。
传统上讲公元2世纪有三位重要的译者\\\/修订者，后世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不知道他们的生平细节。
第一位是 Aquila。
Aquila 是拉比 Akiba （Akiba 据说是现代犹太教的始祖，曾经支持 Bar Kochbar 反抗罗马的起义，并将后者称为弥赛亚）的学生，曾经皈依基督教。
他的修订工作继承了 kaige 修订的特点，同时在解经方面也深受拉比 Akiba 的影响。
所以，他的修订工作的特点是极端尊重原文的直译，经文中的字词总是用同样的方式翻译，因为，经文的每一个细节在解经上都很重要。
这样产生的译文肯定生硬异常。
公元2世纪末的 Symmachus 的修订只有很小的残留传世。
Symmachus 是一个 Ebionite —— Ebionite 是生活在以色列和叙利亚的犹太人，他们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不接受处女生子等教条，被保罗派的基督教称为异端。
他在尽量直译的同时采用意译，以求使译文具有可读性。
第三位修订者是 Theodotion。
Theodotion 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其活动时间也是在公元2世纪末之前，传统上认为他修订了但以理书，其他的修订和翻译工作很难确定。
他的修订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相对常用音译。
3. 基督教方面的修订： Origenes, Hesychius, Lukian七十士译本随后的传承主要取决于基督教方面的修订，这一发展的起因可能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神学论争：七十士译本已经完全成为基督教的“圣经”，而犹太教方面则认为，托辣的翻译如同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时围着金牛犊起舞一样严重。
基督教方面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结果是奥利根在公元220年后完成的六版对观本 Hexapla。
所谓六版对观就是将六种不同的版本并列在一起：希伯来文、音译、Aquila、Symmachus、七十士译本和 Theodotion。
在七十士译本一栏，他用文本批判标记标示出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的差别，以求使七十士译本更接近希伯来原文。
但是，奥利根所用的希伯来本不是各种译本所依据的底本，而且，他自己也对七十士译本作了更改，却没有标示出来，所以，他究竟做了哪些修改有时也很难确定。
这一努力的结果是七十士译本又多了一个版本，学术界称这个版本为奥利根本或六版对观本。
此外，教会之父 Hieronyumus 还提到了 Hesychius 和 Lukian 的修订本。
前者通行于埃及，学术界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一修订的范围和特色，现在一般称为亚历山大修订本。
后者通行于小亚细亚和北叙利亚，其修订工作主要是在史书，当然也有以赛亚书和十二小先知书的修订，其特点是，七十士译本中撒姆耳记和列王记的原始译本全部用 kaige 修订取代。
因为 Lukian 这个人还不能完全确定，所以这个版本现在通称安提亚修订本。
七十士译本的修订工作终结于 Hieronymus 的拉丁文译本武加大。
这个译本与其他拉丁文译本不同的是，他直接翻译于希伯来文，但翻译时参考并顾及了七十士译本。
此后，西部教会开始用拉丁文，而东正教至今还在用七十士译本，而且译本也经过了加工，但这种改动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
4. 七十士译本研究与新译本一览七十士译本从最初译本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修订，由此产生了众多的不同版本，而各种修订反映了古代晚期犹太教、尤其是早期基督教在不同阶段的神学发展。
研究七十士译本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七十士译本最初的译本是什么样的。
只有把最初译本从后人的修订中剔除出来，才能确定翻译者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翻译方式，他们翻译时所用的希伯来底本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确定最古老的希伯来文本是什么样的，因为，希伯来“圣经”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也经过了修改和标准化的过程。
修复七十士译本的设想开始于 Paul de Lagarde，随后成为哥廷根七十士译本规划的目标。
这一工作可以这样简单概括：搜集所有的手抄本和古人的引用（比如古代教会之父的引用），根据特色对这些文字进行分门别类，剔除明显的修订，然后得出最可能接近原始译本的文本。
1935年，由 A. Rahlfs 主持出版了七十士译本简本，这个版本就是按照这种原则编辑，但是其基础仅仅是少数几种重要的手稿。
从1922年（路德记）和1947年（创世纪）开始，旧约各卷开始有单行本，并且附有详细的文本批判注解。
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没有作完，尤其是从文本批判角度来看非常困难的史书部分。
其他的书卷因为有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研究方法，已经有多种版本（创世纪，但以理书）。
另外，英国剑桥有手抄本的出版（1906-1940），用梵蒂冈抄本为底本，附有广泛的文本批判注解，但是只包括创世纪到托比特；安提亚版的撒姆耳记-列王记并历代记已经由 N. Fernández Marcos 和 J.R. Busto Saiz (1986-1996)出版。
在新的翻译本方面，有三个大型的国际项目值得一提。
首先，法国正在出版七十士译本的法语版 La Bible d’Alexandrie，其中对希腊文本与希伯来文本的重要差别进行标示和解释，另一个重点是教会之父对七十士译本的诠释。
从1986年开始，这个译本已经出版10卷。
其次，美国正在出版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ptuagint，这一版本没有注解，语言上以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为标准，以求显示译文与底本的关系。
最后，德国正在加工出版七十士译文德文版，附有包括解经及历史诠释的详细的注解卷，其特点将是通过字体提醒读者注意译本与希伯来本的不同及增删情况。
第三部分：七十士译本精神世界举例虽说每一种翻译都是一种诠释，而且即使一对一的字面直译也不能与原文相符，但是七十士译本的研究一直以文本批判为主，注重译本在内容上的改动，而这种改动正反映了译者和编辑者的神学观点的发展。
应该是很早就得到翻译的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就反映了一种神学思考，比如希伯来文第一章中缺乏的或表达得不明确的一些因素在译文中得到了增加。
这种把没有明说的细节显现出来的“和谐化”倾向实际上贯穿了五经的翻译。
更重要的是，译文的用词很“讲究”，一个典型的范例是，希伯来文中祭坛用的是同一个词，而七十士译本就有了分别：异教的祭坛被称为bomos，以色列的祭坛用一个新造的词 thysiasterion 来表达，通过用词的选择来表达译者对可疑的祭坛的态度，比如约书亚记 22:10-11 中东约旦的以色列部落所建的祭坛就被称为 bomos，尽管从上下文的关系中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个祭坛的建造。
创世纪中的两个不同的创世故事一样令翻译者头疼，毕竟两个故事的内容差别太明显，这可能是译者在用词选择上的考虑：创世纪1中的两个希伯来文动词 bara’ （创造）和 ‘asah （做）在希腊译文中用同一个动词 poieo，创世纪2中的希伯来文 jazar （造）用希腊语的 plasso 翻译。
有意思的是，柏拉图在 Timaios 中就是用这样的概念分别来区分 Demiurg 和后起诸神的造世行为的。
其他的一些用词选择也表明，创世纪的译者有可能把前后两个不同的创世故事看成了理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创造。
后来的 Philo 也确实是这样理解的，而更早一些的希腊化犹太人则明确表示，“柏拉图遵从我们的律法了”（Aristobul）。
用希腊思维来解释希伯来“圣经”的另一个迹象是大洪水故事的翻译（创世纪6-9）：大洪水被翻译成了 kataklysmos，而这个词是柏拉图描述 Atlantis 沉没时所用的。
这个词的运用同时为大洪水提供了一种理性的解释，因为，kataklysmos 这个词背后是所谓的世界年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当所有的星辰回到起始时的位置时，世界年就到了头，这时候将会发生世界大火和大洪水，如同普通的年一样。
同样的趋势也显现在该隐和亚伯故事的翻译上。
希伯来原文并没有提到耶和华不喜欢该隐的祭品，而译者通过对原本没有元音的希伯来原文略微另样的断节，就读出了耶和华在第7节中对该隐的指责：该隐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切割自己的祭品，所以，尽管没有明说，他的祭品是不 rite （合宜
）的。
对原文作更明显的改动的地方，是创世纪第5章和第11章。
在涉及到远古族谱的这两章，不论是 masoretic、撒玛利亚本还是七十士译本，都有各不相同的数字，七十士译本甚至还捏造了一位先祖 Kenan，以加大族谱的绝对年数，使第二神殿的建造正好在创世后5000年，同时也避免与埃及的传承有过于明显的冲突，因为，与埃及的传承相比，希伯来的年数偏低。
涉及到上帝的形象，希腊文译本与希伯来文本也有明显的区别。
希腊文译本虽然也用了希伯来文的因素，但是作了非常自由的阐释。
希伯来文本中，JHWH 和 Elohim 这两个名字都用，而且意思几乎是一样的，而七十士译本则非常有规律地用 kyrios 和 theos 这两个词：凡是述说上帝恼怒生气的时候，比如在诺亚的故事里，希腊文译本一律用 theos，即使希伯来文本用的是 JHWH；而上帝显示慈悲的时候，则一律用 kyrios，即使希伯来文本用的是 Elohim。
从七十士译本开始的这种对上帝性质的认识，据说曾经在拉比中很盛行，而且至今还有追随者。
另一处明显的改动是，希伯来本出埃及记 24:10 写的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看到了上帝，而七十士译本则把这一处改成了他们看到了上帝站立过的地方。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希腊时期的犹太思维中的末日论的加强，而这种思维在七十士译本中也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在民数记第24章，七十士译本认为巴兰在第7和17节预言了将要拯救以色列的一个人的到来，一个弥赛亚。
在历史上作用特别深远的是以赛亚书 7:14。
希伯来文本中预言的是当时的一位年轻妇女将要生子，而七十士译本则将这个预言翻译成了拯救者在世界末日时将由一位处女所生，而从解经的角度看，实际上这一章已经完全被改写为对拯救的预言。
原始基督教把这一段当成对耶稣的预表就毫不奇怪了，尽管这种说法并不是基督教最原始的说法，比如，加拉太书 4:4 所说的还不是处女生子。
乡下人总结：根据现在的研究情况看，七十士译本与现在通行的希伯来文“圣经”有众多的区别。
从宗教改革开始，普遍的看法是，七十士译本的译者们偏离原文太远，甚至歪曲、篡改了原文的意思。
但死海古卷发现后，这种观点基本上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死海古卷中虽然有些经文与现在通行的希伯来文相符（比如以赛亚书，除少数不重要的区别，基本上与此前最古老的列宁格勒本一致），但也有许多与七十士译本相符（比如撒姆耳记，其中多的残片与七十士译本相符，与通行的希伯来文本不符）。
这种情况说明，希伯来文“圣经”在正式定型之前可能有不同的版本同时存在，七十士译本所依据的是与现在通行的希伯来文本不同的底本，而现在的希伯来文本在七十士译本出现后的定型过程中也进行了修改增删（比如撒姆耳记就有后人增加的段落）。
这说明，不论是犹太教方面还是基督教方面关于“圣经”在历史上只字不改、死海古卷证明“圣经”传承的可靠的宣称，不仅不可信，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