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党的重要事件
李大钊与党的成立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17年春，蔡元培先生应聘做北京大学校长。
他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吸引了许多学术造诣深、思想进步的人士到北大任教。
李大钊受聘为图书馆主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陈独秀还将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一并从上海迁至北京，并邀请李大钊等人共同主办。
随着《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文章的刊发，《新青年》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阵地，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革命刊物。
同时，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友谊也在共同的交往中进一步加深。
他们虽然性格迥异、年龄相差10岁，但理想信念确是相通的。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陈独秀也完成了由一个民主斗士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不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每周评论》又应运而生，它与《新青年》互为补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19年5月4日，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为了使各界联合起来，进行爱国斗争，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传单，同李大钊等人分头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和城南的游艺园向市民散发。
当陈独秀在新世界游艺场五楼向人群抛撒传单时被巡警、密探当场逮捕。
在李大钊的全力营救和社会各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陈独秀，但仍有密探时刻监视。
李大钊遂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
1920年2月9日清晨，寒风瑟瑟，又因年关将至，守城巡警放松了警惕，对一辆用布幔罩着的骡车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放行了。
在北京到天津的路上，坐在这辆骡车上的“守常先生”和“仲甫兄”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讨论了如何使中国摆脱贫困的问题，交换了各自的想法，并最终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组织起来，在中国组成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党。
在天津与陈独秀话别后，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虽是天各一方，但他们时常有书信往来，共商建党大计。
点亮“亢幕义斋”的灯火 在北大红楼，李大钊曾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多次商讨建党问题。
他们决定，首先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
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一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年轻人很快加入这个组织。
他们寻找和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德文、英文、俄文版著作，一面传阅，一面翻译。
同时，采用演讲的形式，共同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蔡元培校长为此特批了两间平房以供专用，这两间平房被冠以“亢幕义斋”的雅号。
在外人看来，“亢幕义斋”不过是读书人的书舍，只有“斋”内人才知道其中的奥秘，“亢幕义斋”——COMMUNISM——共产主义，这才是它真正的含义。
这个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着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
正当李大钊在北京积极筹备建立正式的党组织的时候，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秘书马马耶夫及翻译杨明斋秘密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
此前两个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以后，觉得有必要与俄国共产党取得联系。
于是在天津俄租界找到了共产国际驻天津通讯社的鲍立维，他们交换了对中国形势和革命的看法。
一个月后，鲍立维又介绍了另一位俄共党员到北京大学与李大钊联系，共同商量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这次维经斯基到来后，李大钊向他介绍了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现状、中国的革命组织、建党的过程、进展情况，并回答了他所提出的有关问题。
临别时，李大钊将陈独秀在上海的地址交给了维经斯基，并安排他去上海与陈独秀会面。
“就叫共产党
” 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壮举就这样在北京和上海之间进行着。
其间，李大钊与陈独秀联系频繁。
陈独秀特地寄信给李大钊，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是叫共产党
还是叫社会党
或是叫民主党
李大钊在回信中果断地写道：“就叫共产党
”。
这年9月，从上海返京的张申府、张国焘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情况。
10月的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内作出了庄严的决定，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
小组成立后，无政府主义分子黄凌霜等人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被吸收加入小组。
不久，小组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加入。
在讨论制定临时纲领时，小组内的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就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最终因信仰不同，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小组。
在进一步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北京党小组成员积极走进工人群众当中，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出版《劳动音》等刊物，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不久，在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帮助下，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个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决定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北京共产党小组已有包括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人在内的党员十余人。
从此，北大红楼的星星之火，以更快的速度向外延伸、扩展。
英名永驻 1921年7月，北京支部派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当时，李大钊领导北京八校教职员与反动军阀政府展开“索薪斗争”，刚刚有了较为满意的结果，北京的知识界确实离不开他；而此时的陈独秀正在广州联系革命活动，也未能回到上海。
这样，李大钊和陈独秀二人都没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即便如此，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名字一样，永远地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紧紧连在了一起。
(晓柯编辑) 心中的李大钊 最初是通过阅读《新青年》知道李大钊的。
1918年8月，陪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同学从长沙到北京。
杨昌济把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每天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
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
更为难得的是，他能与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向李大钊请教，还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
正是在这时开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他还说过：“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当时的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后来曾回忆说：“‘五四’前夕，、蔡和森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
” 李大钊则认为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并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
五四运动爆发后，于1919年7月主编出版了《湘江评论》，受到李大钊的热切关注，并在由他主办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介绍过这份刊物。
《湘江评论》第二至第四期发表了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进步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李大钊于同年12月在《新青年》第十九期发表《大联合》的短评，采用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
1919年12月底，为了组织驱张运动，再次到达北京，并特地拜访了他的老师李大钊，向他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
为进一步引导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李大钊特意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
这些书对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促使他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0年4月，、易礼容在长沙组织文化书社，专门推销新式书报。
李大钊得知后，又给予热情支持，主动承担该社在京的信用介绍。
文化书社在的指导下，对与李大钊有关的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特别是李大钊著的《五月一日》单行本，给以着重介绍，广泛传播。
中共建党以后，与李大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或接近，如国共合作和重视农民问题，他们的想法很接近。
1926年，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就亲自将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编入他主编的《农民问题丛书》中。
李大钊对的才干非常赏识，他曾对将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李波涛说：“同志学识渊博，很有独特见解，你去以后自然会体会到的。
” 李大钊的壮烈牺牲，为之悲痛，并始终对他深深地敬仰与怀念。
延安时期，在同斯诺谈话时曾谈到他；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又谈到他：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代表左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949年3月25日，即将抵达北平时，心中不胜感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了
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
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
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
李大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就义。
1927年4月6日，奉系张作霖部及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士兵、宪警，袭击苏联驻华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处。
李大钊被逮捕。
先后被捕的还有共产党人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和国民党左派邓文辉、张挹兰等。
28日，李大钊被解往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
在绞刑架下，李大钊发表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难战友还有谢伯俞、邓文辉等21人。
1840年到1927年关于李大钊的历史事件，急急急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
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李大钊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
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
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
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
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19 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
关于李大钊的故事
《的故事》 的故事（一）： 专心学习 在少年求学期间，就养成了专心学习的良好习惯。
他家里有一只花猫，天真活泼，很惹人喜爱，他在空闲时常常逗它玩。
但是当李大钊做作业时，任凭小花猫在他身边喵、喵、喵直叫，甚至有时还伸出小爪子抓他，他却连看也不看一眼，仍旧做他的作业。
之后时间一长，小猫也习惯了，只要看到李大钊俯下身子看书或做作业，就躲得远远的，从不打扰他。
还有一次，李大钊正在聚精会神地做作业时，突然从窗外飞来两只麻雀，唧喳、唧喳地叫着，在窗台上打起架来，你啄我一下，我啄你一下，还不时在窗台上打起滚。
此时，如果李大钊急忙伸手去抓，便可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逮住。
但是他动也不动，就像根本没看见似的，始终埋头写自己的作业。
由于刻苦学习，李大钊15岁时就中了秀才。
18岁时又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
1913年冬，他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1916年回国后，用心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的故事（二）： 四岁认字 李大钊出生前7个月，父亲李就病逝。
出生后16个月，母亲周氏因感伤过度也相继去世，襁褓中的李大钊只能由年近七旬的大祖父李茹珍悉心抚养。
李大钊4岁时，李茹珍就教他背诗、认字。
他用硬纸做成二寸见方的认字卡，让李大钊在玩耍中，学得语言和文字知识。
开始，每一天有计划地让李大钊认一两个字，再到五六个字，之后发展到一二十个字。
由于严格
关于李大钊的故事
李大钊（1889－1927 守常北乐亭人。
1913年天津北洋专门学校毕业。
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
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
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
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
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19年参加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
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
与提倡实用主义的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
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
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在京奉、京汉、京海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
次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托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
不久，在孙主盟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改组委员。
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会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
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
11月返回北京，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与赵世炎等在京组织“沪案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
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
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
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著作编为《李大钊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