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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信台词无耻剑锋

时间:2014-12-18 04:13

李信借钱不还,反而倒打一耙,无耻

春秋战国时期 东周(前770年—前256年),商朝之后的周朝京都从镐京东迁至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之前周朝国都在镐京之时称为西周。

东周又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个时期。

因此这一时期也称为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 战国时期 《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结束(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

秦汉前的一些史家为了某种原则立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有时会隐而不言,把意思深藏在记述的文字中,没有一定见地的人,很难发觉,更谈不上理解了。

这部书的通俗之处,正是将那暗礁一样的文字弄得水落石出,大家一看便心知眼明,种种是非善恶,忠好智愚,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作者编写此书的用意,也是他们对后人的贡献。

《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

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依据。

得民心者得天下。

道义是对无意的阐发,天意就是民心。

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

这种人本主义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事为人的标准和榜样。

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人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

与这些正面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也塑造了一些昏聩、残暴、荒淫无耻的帝王、诸侯等统治者,和贪婪、奸诈。

阴险的佞臣小人。

作者对他们揭露与鞭挞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融入情节的进展之中。

参考资料:

古代文学中的一些问题

是中的代表作品,列于之首。

逍遥游的意思,是指无所依赖、绝对自由地遨游永恒的精神世界。

  庄子天才卓绝,聪明勤奋,“其学无所不窥”(),并非生来就无用世之心。

但是,“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

一方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腐败社会使他不屑与之为伍,另一方面,“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的现实处境又使他无法一展抱负。

人世间既然如此沉浊,“不可与庄语”(),他追求自由的心灵只好在幻想的天地里翱翔,在绝对自由的境界里寻求解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了苦闷心灵的追求之歌。

  全文若即若离,疏而难分。

为分析方便,权且分为三段。

  第一段从篇首至“圣人无名”。

作者采用了先述后议、先破后立的写作顺序,首先通过描绘一系列具体事物形象地说明:无论是“扶摇而上”的乘天大鹏,还是“决起而飞”的蓬间小雀,也无论是“不知晦朔”的短命朝菌,还是春秋八千的长寿大椿,它们之间虽然有着大小之分,长短之别,但有所依赖,有所期待都是一样的,都是并不得逍遥游,进不了绝对自由的境界的。

然后又通过三个层次的人物来反复申明绝对自由的难得。

那些为世所累,心系功名的“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自不必说,就是“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宋荣子之流仍是“犹有未树”;列子虽然已能“御风而行”,胜过宋荣子,但是仍然“犹有所待”,待于风,算不上逍遥游。

  怎样才能“无所待”地去作逍遥游呢

庄子在本段的最后说:必须能够“乘天地之正”(顺着天地的法则,亦即自然规律),“御六气之辩(驾驭阴、阳、风、雨、晦、明的各种变化)以游无穷(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才是无所待,才是逍遥游。

什么人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唯有“无己”的“至人”。

“无己”就是忘记自身的存在,做到任乎自然,顺乎物理,把自己的形体连同思想都看作是虚幻的不存在之物,也就无所限,无所待了,也就绝对自由地作逍遥游了。

  “无己”说说容易,实际无法做到。

比如庄子就没能“无己”。

他虽然醉心于作绝对自由的“至人”,但念念不忘的仍是不自由的人世,尽管他所追求的是在人世的无为。

所以接下来他又写了尧让天下等世事,展开了第二部分的论述。

  第二段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至“窅然丧其天下焉”,主要是着力塑造神人形象,以使逍遥游的“至人”形象具体化。

作者先通过泻染尧让天下之事,表明君不足贵,权不足惜的思想观点,再借许由之口,提出自己的政治态度:“予无所用天下为

”接着,又能过肩吾和连叔的对话,创造了“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形象,这个神人即前文所称的能作逍遥游的“至人”,是庄子逍遥理想的完美体现者,所以庄子赋予她最美的外表和最好的品质。

她从不“以物为事”,但是能够“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旁礴万物以为一”,能够“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在这样无为而逍遥的神人面前,“弊弊焉以天下为事”的尧、舜之流又怎么能不感到“窅然丧其天下”,因而不得不让天下于许由呢

  庄子不能忘世,所以写了尧让天下等世事;更不能忘我,所以接下来又写了自己与惠子辩论的是是非非。

这是全文的最后一段,极为生动幽默地写了庄子与惠子论辩有用与无用、小用与大用的情况。

庄子认为小用不如大用,无用就是大用,只有“无所可用”,才能“物无害(之)者”,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永作绝对自由的逍遥游。

实际上也就指出了无为是通向逍遥游的途径,从而结束了全篇。

  总之,庄子的借助一系列虚构的故事和形象,否定了有所待的自由,提出了一个无所待的绝对自由的境界,又创造了一个神人形象将其具体化,并且指出了“无为”是达到这一境界的途径。

  庄子作品具有“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的艺术成就。

《逍遥游》更是如此。

这里只谈主要的两点。

  首先是“洸洋自恣以适己”()的想像。

  这种“洸洋自恣”的想像不仅体现在具体形象的描写上,而且更主要表现在整个文章的构思上。

那“其翼若垂天之云”、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的鸟的雄伟,那“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树的长寿,固然令人咋舌,但更令人神往的却是庄子用来说明观点的奇特的物事,奇特的境界和奇特的用意上。

  在庄子的笔下,鱼可以化而为鸟,冲天飞起;鸟可以自视甚高,互相嘲笑;人可以有俗人、至人、神人、圣人之分。

他所想像的境界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境界,除了庄子又有谁创造得出呢

  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的美丽形象,将那种境界人格化、具体化,使人明知其假,宁信其真。

把自己的缥缈幻想写得这样实在,这样美妙,除了庄子,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庄子随心所欲地想像出这些物事、境界,并非空言诳人,而是其构思匠心的必然体现。

他极写鹏之大,椿之寿,一则造成一种声势,一种氛围,引人入胜;二则形成一种对比,一种暗示——以鹏之大暗示人之小,以椿之长寿暗示人生之短暂。

大鹏必须乘风而飞,尚且要有所待,人生的不自由不难想见;重负之下,立言、立功、立名还有什么意义,争名夺利根本没有价值,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无为、无己,在“无何有之乡”去作逍遥游

  其次是炽烈而隐蔽的情感。

  看透了人间的沉浊肮脏,庄子耽溺于纯洁无瑕的幻想王国中,否定了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世人。

庄子醉心于动物、植物与神仙的世界里,所以文章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写虚的、空的、幻想的、非人世的事物,似乎做到了“无己”;但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背后有深深的苦闷,虚幻的“无何有之乡”产生于对人间世的绝望,他追求着逍遥却无法摆脱人生的羁绊。

  他把“至人”的境界写得那样不可企及,其中不正隐约露出他追求逍遥而不可得的苦恼失望吗

他把那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写得那样美丽绝伦,其中不正燃烧着他那炽烈的、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之火吗

还有,他虽然提出应该“无己”,物我不分,却发自内心地认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由此可见他对智慧的重视,对生命的热爱;可见这个一心要飞离人世的作者要否定的不是人生社会,而只是人生社会的黑暗和肮脏。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大鹏这个形象。

尽管作者从原则上否定了大鹏,但是却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蜩与学鸠的嘲笑,强调指出有“小大之辩”,并且三次用浓墨重彩,不避重复地描绘了大鹏的雄伟形象,热爱之情跃然纸上。

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作者在才能无双、向往着逍遥却无法逍遥的大鹏的形象里,正隐藏着自己难言的苦情。

  什么苦情呢

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比较想像:一只大鹏在茫茫北冥中冲天而起,一颗心灵在深深苦闷中挣扎而出,幻想翅膀张开了,怒而飞向无何有之乡……有所待的大鹏失败了,那么心灵呢

有所求的心灵能在那广漠之野找到慰藉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那雄伟的大鹏形象所体现的正是作者这种欲飞的理想和无法飞走的悲哀。

  每个英雄都有自己的末路,石达开的安顺场,关云长的麦城,项羽的垓下。

每个英雄都要遭到最后的围攻,独狼必然要面临众犬的撕咬,项羽亦然。

每个英雄又都是伤心而死的,项羽也不例外。

  最先伤及项羽的霸王之身的,既不是汉兵的刀尖,也不是敌人的箭矢,而是一种歌声。

是一种来自遥远楚国的歌声。

是一种家乡的声音。

在当年的垓下之夜,在这种家乡的歌声里,项羽大惊而起,如同身被意外的重创。

对于英雄绝代力敌万夫的楚霸王来说,家乡的歌声,恰恰就是伤他的利刃。

他能力适度万夫但他的心灵却敌不得小小的一支歌。

四面楚歌,恰如乱箭穿心,于是楚霸王的心灵再也不能安宁,他再也睡不着了。

他独饮帐中,一颗英雄的心,像笼中的噬血困兽,将要发出低沉的嗥叫。

  刀对刀,枪对枪,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现在,歌声来了,就只能以歌声做为回答。

一辈子舞刀弄棒的项羽,就在这四面楚歌之中,慷慨悲歌歌一曲,他吟出了自己留给人世唯一的一首诗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就是英雄的。

然而英雄气短,在歌声与歌声的较量中,他并没有取得胜利。

的第一句,从一己之力到一座大山,从一座大山到一个大世界,气度高昂,不愧是英雄的壮歌,然而,第二句“时不利”三字,却碰到了世界之上那一个神秘的力量:命运。

就是我们的头顶上空那个主宰一切的命运呵,在命运面前的楚霸王掉头掩面而逃: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

“可奈何”这是英雄的空叹,这是英雄真正的末路。

“虞兮虞兮奈若何”,当他最终向一个柔弱的女人问怎么办时,项羽终于来到了自己心灵的绝境。

向一个女人问怎么办,那向来是文弱诗人的事,项羽你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你所有的问题,应该去问你的参谋长。

你的参谋长,他姓范名曾,他不叫虞。

  于是,,其实就成了一首英雄的悲凉挽歌。

于是在歌声与歌声的对抗里,《垓下歌》就败给了。

在歌声与歌声的对抗里,“快战”的英雄楚霸王虽然“歌数阕”,虽然有虞姬的歌舞“和之”,但还是败下阵来,终于“泣数行下”。

于是历史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让人揪心的场景:四面楚歌的中心,楚霸王先是抬头吟诗,然后低头泣下。

左右山川,为之俯仰低昂;三军将士,莫不悲从中来。

  2  于是让自古以来的英雄心中隐痛的一幕也就出现了,英雄的霸王和美丽的虞姬,也就在这四面的楚歌声里开始生离死别。

  美人虞姬,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几千年里,她的名字是一堆火,是天下那些没路的英雄夜深独饮时分寂寞之心里小小的一点温暖。

在当年的垓下之夜,眼看就要兵败山倒,玉石俱焚,眼看一切都不能瓦全,项羽端起一杯酒,对虞姬说:“喝了这杯酒,你就走吧。

你不要和我一起同归于尽。

你还年轻。

你的路,还很长……”他一定会这样说的,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一定撕心裂肺一样难受。

如果是现在,那个名叫虞姬的女人,她也一定会稍事推托,并流下几滴假惺惺的眼泪,然后骑上项羽的宝马(甚至揣上一些细软或者一张支票),带着自己尚存的青春红颜,绝尘而去。

她甚至会转身投向另一个大款刘邦,用纤纤素手,给英雄的脸上再摸一把羞辱的黑--现在的中国,这样的女人比比皆是,俯拾皆是。

  然而虞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她知耻重义,她心明眼亮,她看到一个英雄美人的时代眼看就要消失,不择手段的人们已经完成了对于高尚的合围,他们高举着无耻的大旗,像一群势利的狗,正在向一只骄傲的狼进攻。

她于是毅然向一个失败的英雄献上了她最后的舞姿、温柔与生命:她毅然自刎于垓下。

  李广,西汉陇西成纪人,出身于军事世家,他的祖上是战国时秦国的将领李信,因为追杀燕太子丹而成名。

后来秦国想攻打楚国,秦始皇曾问过李信需要多少兵马,李信说有二十万足够了,而老将王翦却说至少要六十万,秦始皇认为李信很勇敢,就给了他二十万兵马伐楚,结果打了几个小胜仗后却被项燕大败,后来还是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才平定了楚国。

  提起李广,我们想到最多的有两句话,一句是司马迁《史记》对李广的评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句是王勃《滕王阁序》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冯唐易老,是指冯唐有才能,但文景二帝时却一直不受重用。

汉武帝选求贤良,有人举荐冯唐,可是他已九十多岁,很难再做官了。

李广难封,说的就是李广终生求封侯但却至死不得封的事情。

  关于李广为什么终身难以封侯,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大多是比较同情的立场,认为李广是生不逢时,受到了汉武帝压制。

但是,汉袭秦制,实行的是军功奖励制度,对于军功候的取得标准有具体的量化指标和明确的规定:一,捕获敌军王、相、将军、阏氏等;二,斩敌千级以上,但如果己方损失太大也不得封侯;三,战斗中为夺取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其四,父亲在战斗中作出重大贡献而死,儿子可获封侯。

可以说,李广不封侯,更多的是因为军功不够。

  李广的事迹在《史记.李将军列传》里有详细的记载,司马迁因为自身的悲惨遭遇,对一些悲情人物如项羽、李广、李陵等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描写的,因此,对李将军列传对李广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至少不会贬低。

我们可以看一下,李广一生都经过了哪些战斗,取得了什么战功。

  李广崭露头角是在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萧关,李广以良家子的身份从军,在这一战中作战勇敢,“(广)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

”、“尝从行,有所旻陷折关及格猛兽,”汉文帝曾鼓励李广说:“惜乎,子不遇时

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汉文帝的称赞,常常让后人感慨不已,如陆游《赠刘改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

”再如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岂足道哉

”都以为李广有封万户侯之才,只是生不逢时而已。

但是,文帝是公元前202年也就是西汉建立那年出生的,基本上生活在太平盛世,没见过什么打仗的大场面,而李广在战场上的表现又很有视觉冲击力,所以,仔细品味这段话的上下文就发现,文皇帝如此称赞刚刚露头还很年轻的李广,只是因为他箭法准,力气大,他的话更像是长者对后生的鼓励:小伙子,好好干,以后封上万户侯肯定不在话下。

  后来,七国之乱时,李广跟随太尉周亚夫平定吴楚之乱,李广在攻打昌邑城时表现地也很生猛,奋勇夺旗,勇冠三军。

但是,在这次平乱战争中,他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李广私下接受了梁王的大将军印,而梁王是汉武帝的政敌,所以,这次李广虽然仗打的不错,但却因此而没有得到封赏。

  之后,李广开始担任上谷太守、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地太守,这段时间里,李广与匈奴进行了不少小规模的战斗,一直以能打仗出名。

在担任上郡太守期间,发生了一件很有名的“李广救中贵人”的故事。

匈奴入侵上郡,汉武帝命一名中贵人也就是太监跟随李广出击,中贵人带着几个随从出去玩,被三个匈奴人射伤,跑到李广那里,于是李广就带领随从一百多人追击,杀了两人,生俘一人。

没想到这个时候却遇上了匈奴大部队上千人,匈奴人也挺吃惊,认为李广是汉军派出来的诱饵,就赶快在山上摆起了阵势,“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

”李广的部下都很害怕,想要逃回大营,李广说,“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

”“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

’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

’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

’于是胡骑遂不敢击。

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

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

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

”李广解鞍却敌这一招,不逊于后世诸葛亮的空城计,充分显示了李广的谋略。

  从元光时期起,汉武帝决定大规模与匈奴决战,元光二年,汉军在马邑设伏诱击匈奴,李广为骁骑将军,以护军将军的身份参战,但因为泄密,匈奴有所警惕,马邑之战汉军无功而返。

  元光六年,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四人各带一万兵马出征。

其中,卫青是第一次任将出征。

其实对李广这是一次证明自己的很好的机会,结果,公孙贺没有遇到敌人,白忙活一场;卫青杀入龙城,杀敌七百;公孙敖损兵七千;李广最惨,全军覆灭,自己被俘,后逃回。

按律李广、公孙敖应该被处死,但两人花了一笔钱都赎为庶人了。

这一战,李广还得到了一个名传千古的称呼“飞将军”,我们看一下这个名称是如何得来的。

“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

行十馀里,广诈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馀军,因引而入塞。

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

”后来,李广担任右北平太守的时候,匈奴人就说,就是汉朝的那个“飞将军”啊。

李广被俘,因为有伤,匈奴人将他放在一张绳网中间,用两匹马抬着回去领功。

李广先是装死麻痹对方注意力,悄悄瞅准了一匹好马;看时机成熟便突然飞身从网中跃起,夺了马和弓箭飞速逃跑,看有人追便回身射死好几个。

这身好功夫可能把匈奴人给镇住了,不由的感叹:不得了啊,这位汉朝将军会飞啊。

所以,“飞将军”这个称号着实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李广在担任右北平太守期间,还发生了有名的“将军射虎中石”的故事,也就是诗人卢纶“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诗中描写的故事。

  元朔六年,李广又跟随大将军卫青兵出定襄,这次战斗,卫青杀死匈奴三千余人,一月之后又杀匈奴一万多人。

同时,在这次战斗中,霍去病也崭露头角,被汉武帝任为骠姚校尉 ,随卫青击匈奴于漠南,以800人歼匈奴2000余人,受封冠军侯。

其他人也“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但造化弄人,李广这一次又是无功而返。

  元狩二年,李广与博望侯张骞出兵右北平,两人错过了碰头日期。

途中李广被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包围,李广让儿子李敢先带着十几个人从匈奴军中杀个来回,以鼓舞士气,稳定军心,并命令摆阵防御。

汉军与匈奴大战两天,伤亡惨重,李广部下四千多人大多战死,千钧一发之际,张骞赶来才解了围。

回去后,张骞被贬为庶人,而李广自然也没有得到封赏。

但是这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地区的匈奴,歼敌4万余人。

秋天,又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使其率4万余众归汉。

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域道路。

  元狩四年,李广年纪已经不小了,汉军又一次出征,出征前汉武帝本没安排李广,但李广认为自己如果再不出征,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以后更没有机会封侯了,于是强烈要求随军出征。

汉武帝没办法答应了他,但是又暗地里告诉卫青,不要让李广与匈奴正面交锋。

于是,卫青安排李广从东边迂回,李广虽不服气,也不得不遵命行事,但却因为迷路,错过了时机,让匈奴单于逃跑,李广因“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

有人据此认为汉武帝排挤李广,但想一想,汉武帝是汉帝国的最高统帅,要对整个汉帝国负责,他怎么敢安排一个常败将军当先头部队去与匈奴正面交锋呢

况且汉武帝对李广实际是不薄的。

马邑之战前,李广曾经担任过未央卫尉,这个职位如同今天的中南海警卫队长,汉武帝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李广来守护,可见对李广的信任。

元光五年,李广和公孙敖损兵折将,两人都贬为庶人。

两年后韩安国兵败,汉武帝重新启用李广,而同一时期,倒霉的公孙敖还在家里继续当庶人。

元朔六年让他跟卫青一起出定襄,此时的公孙敖仍然是庶民。

元狩二年那场失利,张骞被贬为庶人,李广一切照常,只是没得到赏赐而已。

  上述事迹在是《史记》中都可查到,李广对匈奴确没有有什么战功,他指挥的几次战役,要么被俘,要么迷失道路,要么损兵折将乃至全军覆没,最好的也是功过抵消,军功对他来说真有点可望不可及。

李广曾自己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 以司马迁对李广的崇敬,如果这其中有辉煌战绩的话,绝对会有精彩的描述,可是没有,可见这七十余战都是一些小规模的战斗,没什么可以书写的。

  《史记.李将军列传》里有记载:“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匈奴作为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一个被己方俘虏过的将军

最大的可能是匈奴几年不进攻右北平,不是真的是“不敢”,而是顾不上右北平这边。

李广镇守右北平的时间是元朔二年到元朔六年之间,元朔二年,卫青夺取河朔,汉朝成立朔方郡。

河朔草原对汉匈双方的重要性不亚于三国时期陆续吞掉周瑜、关羽、吕蒙、刘备性命的荆州,接下来几年,双方都在河朔附近的代郡、雁门、定襄、上郡拉锯,李广镇守右北平期间,匈奴人的主要注意力都在河朔周围,也就是今河套地区,而右北平在今天的辽宁境内,与河套地区还有十万八千里呢,匈奴根本就不可能顾及右北平地区。

  李广既然很勇敢,为什么却总是打败仗呢

商鞅有句话说:“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有学问的人常被自己的学问所束缚。

楚国名将养由基与潘党比射获胜,楚王却怒骂养由基:“将以谋胜,奈何以一箭侥幸

你自侍你的射术高强,他日必定因你的射术而死。

”后来吴楚之战中,养由基果然死于箭下。

李广因为太勇敢,所以也太倚仗自己的勇敢,他正是被自己的勇敢束缚了,他擅长冲锋陷阵,却无力统帅大军,也许是一名真正的勇士,却不是一名合格的将军。

这点从几件事上可以体现出来:  “李广救中贵人”一事,后人常常称赞李广的逃生之智,却不知身为一军之将,为了替一个太监出气,竟逞匹夫之勇,不跟别人打招呼,就离开大军数十里,这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倘若敌军突然来犯,军中无将,士兵们怎么办

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那句“大军不知广所之”,恐怕也带有谴责成份吧。

  元光六年李广被俘的那一战中,在史迁的《李将军列传》的记载里有一个细节,李广逃回时,碰到了自己的余部,也就是说,李广的部下并未全军覆没,李广所以被俘,估计又是逞匹夫之勇了。

李广作为一名战士确实比公孙敖勇猛,但作为一个领导者,就有点太差了,资质平平的公孙敖虽损失了七千人,但必竟带着残部回来了。

  李广拘泥常法不会灵活变通,也是一个方面。

行军打仗理应视敌方情况而变,切不可拘泥于常法。

李广行军,往往都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扎营,但他的对手是匈奴,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水草之于匈奴,犹如水之于鱼,所以李广老是遭遇数倍于己的大军。

  李广对士兵太过宽松,也导致部队纪律性差,也是打败仗的一个方面。

李广治军“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 行军不按建制,不成行列;驻扎不按建制,各随其便;夜间不打更巡逻;大帐很少使用文书。

当时程不识将军曾说:“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

”程不识说的正是李广治军之弊。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

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勇敢而纯朴的人一向比较受欢迎,不得志时也更值得同情,李广恰恰是这样一个人,李广整个家族,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李广终生未被封侯,李广的儿子李敢因怨恨刺杀卫青未遂而被霍去病射杀,李广的孙子李陵又在与匈奴作战失败后投降被族诛。

李广身上的悲剧色彩暗合了中国文人的失意情结,所以,后世文人眼里“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李广,已经不是真实的李广了,而是一个符号化的李广了。

  李广本可以不死,但勇敢地选择了自杀,如同项羽一样,人们崇敬这样的英雄。

而李广的孙子李陵,败于匈奴时,本可以不降,却降了,所以李陵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比不上李广。

李白的祖先是谁,李白出生于何处

关于李白的 关于李白的身世,最、最权威的记载只有两一是李白后认的族叔(从叔)、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一是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为李白所作的墓志铭《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后世所有李白传记中凡涉及身世、籍贯等等问题,无一例外皆依据于此。

可是这两处记载却语焉不详,漏洞百出,令人生疑。

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

蝉联圭组,世为显著。

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然自穷蝉至舜,七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

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

绝嗣之家,难求谱谍。

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

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

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

故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

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

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

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 二说当以李阳冰为先,因为此文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即762年十一月,李白新死。

李白因永王案下浔阳狱,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在江南一带颠沛流离,后投奔族叔、时任当涂县令的李阳冰,卒于当涂。

而范传正不仅是和李白有过通家之好的范伦之子,还做过李白墓所在地的父母官,寻访到李白的两个孙女,为李白迁过坟,时在元和十二年(818年),距李白死年仅56年。

细细品味这两段记载,疑点甚多。

“绝嗣之家,难求谱谍”,李白没有家谱;“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李白祖上隋末逃到了碎叶;“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

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李白的父亲在神龙初年潜回,神龙初年即705年;“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李白出生时,其父指李树恢复了李姓(天枝即李树,避皇室“李”讳)。

李阳冰和范传正都说,李白的父亲是神龙初年(705年)潜回广汉后才生的李白,可是李白自称以及所有知情人都指李白生于701年,显然是李白父亲在碎叶生下李白后才潜回的;潜回时,李白已经四岁,又谈何在其出生时恢复李姓呢

况且原来并非李姓,一复姓居然就复了个国姓

二人又说,李白祖上因为获罪,逃到碎叶,隐易姓名。

是什么样的罪名使他们隐姓埋名呢

几代之后,李白的父亲尚且还要“潜回广汉”,一个“潜”字,把这种罪名表露得惊心动魄——即使过了这么多年,祖上的罪名依然是巨大的阴影,李白的父亲依然生活在被追杀的恐惧之中。

而这个父亲更奇怪,“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这分明是变换了姓名,因为客居逃亡的地点,就以“客”字换作名字。

那么他原本姓什么呢

无解;因为后来李白出生时才复了李姓。

李阳冰又说:“(李白祖先)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

”什么叫“易姓为名”

字面解释是把姓变作名。

什么叫“把姓变作名”

(后详) ——至此,李白非常亲近的一个族叔,一个故人之子的一篇序,一篇墓志铭,就写成了两篇诡异的怪诞小说,也彻底把李白的身世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二人又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乃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而李暠乃李广十六世孙。

查李广三子:当户,遗腹子李陵;椒,子嗣无载;敢,一女一子,俱侍奉太子戾,子名禹,戾太子失势,有人诬告李禹欲投奔李陵,“下吏死”。

而李陵降匈奴后,单于赐姓拓跋氏,已不复李姓。

“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所以,可能的李广二子、三子的后裔,当蔚为陇右李姓豪族;李陵的后裔即使后来归宗,也不会直承为李陵后裔。

恰与李白情势同一。

所以,世代为河西豪族的李暠的家族,必是李广二、三子后裔无疑。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下诏,宣布李暠为始祖:“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房子孙,并宜隶入宗正,编诸属籍。

” 如李白确为李暠九世孙,对李白宠幸已极、“亲为调羹”的李隆基,为什么不予承认,不把李白隶入宗正寺呢

天宝二年(743年),玄宗始特批准李白隶于宗正寺,亦被编入皇族户籍管理。

毫无疑问是玄宗的厚爱开的后门,因为李白并无任何可资以证明的谱牒。

即使如此,有唐一代,皇室也从未明确过李白的同宗身份。

李白此人,一生热衷于功名。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白33岁,就开始了持续他一生的“干谒”生涯。

第一个对象是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

对这个平庸的官僚,李白自称“陇西布衣,流落楚汉。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

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王公大人,许与气义”,继而无耻地说“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

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与韩荆州书》);但是马上后悔,同年,李白作《襄阳歌》,直讥韩荆州是“***剥落生莓苔”;后又自嘲说:“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竭力对自己“干谒”的无行加以淡化和美化。

既然如此,李白为什么不参加科举呢

毕竟,这是古代“布衣”惟一出头的机会啊。

我的好朋友郭灿金,在《李白:谪仙外衣之下的大唐孤儿》这篇奇文中,有剀切的剖析: 身世之谜,这一点对李白来说是致命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让热衷于成就功名的李白不得不面对难以走进科场的残酷现实。

据《唐会要》和《新唐书》诸书对科举的记述,唐代的科举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考生全部来源于两种渠道: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馆,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拔送到尚书省的,这类考生叫生徒(这类考生占据绝大多数,天宝年间曾多次发文告申明举人须经国子监就学方能应试,禁止乡贡);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这类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

经过初选,这些考生以举子的身份赴京,到京都的第一道手续就是到尚书省报到,尚书省的有关机构(户部)则对考生的身份进行考核检查,而必检项目则包含考生的家状。

家状是考生所写的家庭状况表,内容包括籍贯及三代名讳,按五代旧制,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不得罔冒”,否则,对其保举人也将追究责任。

因此,李白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李白的祖上不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决定了李白不能入国子监这类学校就读,无法以生徒的身份出线;剩下的就只有乡贡一条出路。

但是,即使乡贡,同样也需要明确的家世背景,李白的父亲“潜还广汉”,其祖父、曾祖一定是客死他乡,谈何迁葬

仅仅一桩家状的小事,对李白来说就是天堑,没有人斗胆敢为李白担保,李白,天纵之才李白就这样输在了起跑线上

不是合法公民的阴影,如影随形,伴随了李白的前半生。

李白“三无人员”的国家和社会定位,使他喊出了真真切切的牢骚:“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

”因此,李白切肤之痛地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只是发迹前的卧龙先生说的,当不得真。

李白的不屑仕进看来是有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这是制度和规则崇拜的必然结果。

李白心中无限的委屈与深深的烦恼,只是化为后代文学史上不学无术的一句话:李白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

“不屑”二字,勾销了李白所有的委屈和烦恼,李白无穷的难言之隐,就这样被后代的文学史家们轻轻地一洗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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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

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

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

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

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

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

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

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

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

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

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

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

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

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

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

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

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

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

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

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

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

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

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

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

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

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

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

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

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

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

秦皇还在么

”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

”“毛人”就会吓跑。

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

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

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

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

“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

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

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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