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 全球通广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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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贾樟柯的，就是移动那个 “我能”的广告全部广告语以前我说拍电影，他们说笑话,不管别人自己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相信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我能`
关于电影的名人名言
电影书写的影片，籍影像与声音的关系来表达，而非靠（演员或非演员的）动作和声调的模仿。
它不分析，也不解释。
它重组。
——罗伯特·布烈松（法国）要更好地理解一部影片的倾向如何，最好先理解该影片是如何表现其倾向的。
——安德烈·巴赞（法国）我现在已经老了，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在水底思想。
——（法国）当幻想转向爱情时，直觉却并不总是跟随。
——艾里克·侯麦（法国）电影艺术的基础在于剪辑。
——普多夫金（苏联）演员也同样是人，与别人并无差别。
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可以躲到角落里去舔净他的伤口，但演员却要站在大庭广众面前忍受这种伤痛。
——莫琳·斯特普尔顿（美国）我的电影从来无意写实，它们是镜子，是现实的片断，几乎跟梦一样。
——（瑞典）我对情节的发展、事件的串联并没有兴趣，我认为我的电影一部比一部不需要情节。
——（苏联）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苏联）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亚罗斯塔米（阿巴斯）。
——（法国）很难找到确切的字眼评论基亚罗斯塔米（阿巴斯）的影片，只须观看就能理解他是多么了不起。
雷伊去世的时候我非常伤心。
后来，我看到了基亚罗斯塔米的影片，我认为上帝派这个人就是来接替雷伊的。
感谢上帝。
——黑泽明（日本）梦想要根植于现实。
——（伊朗）我曾反复说过，我作为一个电影人，拍了一部电影的话，观众就应当从这一部电影中，看到100部他们自己的电影，每一名观众都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电影，这就是我所力争做到的。
——（伊朗）我更喜欢让观众在影院里睡着的电影，我觉得这样的电影体贴得让你能好好打个盹，当你离开影院的时候也并无困扰。
也曾有电影让我在影院里睡着了，但就是同一部片子又让我彻夜难眠，思考它直到天亮，甚至想上几个星期。
这是我喜欢的电影。
——（伊朗）梦想始于剧本，而终结于电影。
——（美国）每次表演一个角色时，演员都必须生活在这一角色之中。
——（苏联）我留下脚印，让后人来追寻。
——德里克·贾曼（英国）生活的全部，它行动的整体，乃是一部自然、生动的电影。
——（意大利）我们永远都无法预知一部电影的结果。
每部片子都有一道窄门，我们只能凭着自己的判断力决定是否应该跨进去。
——克里什托夫·（波兰）最好的电影是拍给聋者和哑者看的。
人类喋喋不休，话语泛滥，都快淹死在其中了。
只有看芭蕾舞，我们才能发现纯粹的美和纯粹的姿态，而这正是我的电影努力要去表现的。
——（亚美尼亚）电影是戏，不能把它拍成偶发的事件。
——（日本）（先锋派）的方法有这样的危险：1、作者已有结论，含含糊湖地提出猜谜似的东西，就像被小学老师提问一些根本不需要问的简单问题。
2、作者自己完全放弃想的出结论的欲望，借口把自己不懂得的问题如实提出来才是诚实，而以极低的水平提供极不完整的影象就心满意足了，自封为先锋电影的作品中，这类影片要多少有多少。
——（日本）真假混合时，真突显出假，假却妨碍我们去相信真。
一个演员，在一艘被真的风雨拍打着的真船的甲板上，假装害怕沉船，我们既不会相信那演员，也不相信那艘船和那场风雨。
——罗伯特·布烈松（法国）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非正常的阶级关系，没有同情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现实。
——金基德（韩国）一个影像接触其他影像时必须发生转化，如一种颜色接触其他颜色时那样。
放在绿、黄或红旁边的蓝不是相同的蓝。
没有艺术不含转化。
——罗伯特·布烈松（法国）我像个雷达，我接受东西，然后再像镜子一样反射出来，夹杂着回忆、梦境和理念。
——（瑞典）人老了之后的现象之一就是，童年的回忆会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而壮年时期的种种大事却反而模糊，以至于消失。
——（瑞典）我想用我的电影盖一栋房子。
有些做成地窖，有些做墙壁，其他则做窗户。
然而，我希望到最后它能成一栋房子。
——赖纳·维纳·法斯宾德（德国）当我非常个人化地叙述一个故事时，这个故事要比我试图以放之四海皆准的语言叙述能令更多人认可。
——赖纳·维纳·法斯宾德（德国）我确实觉得美好的，肯定不会长久。
——许秦豪（韩国）我就是我。
如果必须以头撞墙来真实待己，那么我愿意。
——马龙·白兰度（美国）好莱坞由恐惧与嗜财支配。
但那不会支配我，因为我无所畏惧，不贪恋钱财。
——马龙·白兰度（美国）我倒不是怕死，只是死到临头，我不愿在场。
——伍迪·艾伦（美国）为了保卫韩国电影，我们甚至可以去死
——林权泽（韩国）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陈凯歌（中国）别给我挤眉弄眼，表演没有那么复杂。
——劳伦斯·奥立弗（英国）蠢比智慧更无限迷人、更无限深奥。
智慧有限度，而愚蠢则没有。
——克劳德·夏布洛尔（法国）影戏假如能用来描述民间的痛苦，至少可以促进社会的自警，让社会自己想一想，应该如何的改进自己。
——孙瑜（中国）一个编剧导演人不仅仅是随便把一个故事搬上胶片就算完事，而他至少应该是一个作家，一个有独特的风格、正确的认识而为大众所有的作家。
——蔡楚生（中国）如果说中国会好，国产片也会好。
——费穆（中国）炸弹决不能爆炸，炸弹不爆炸，观众就老在惴惴不安。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英国）演戏的真谛就是把人生当成一场实验，在一次次的幕起幕落之间探究人生的千奇百怪和悲欢离合。
——苏珊·萨兰登（美国）我一直同步记录国民演变的过程，我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性要求一个导演很敏感很同步地来判断。
我相信我的作品会成为中国标志性的一组建筑物。
——贾樟柯（中国）在我身上有所有中国导演的缺点，比如说戏剧性，我很爱戏剧性，我也是看评书看章回小说长大的，但我知道那是一个缺陷，我们把现实简单化了、娱乐化了、传奇化了。
——贾樟柯（中国）有一种电影要求很长时间的积淀，有一种需要闪电般的灵感。
——贾樟柯（中国）不管我采用了什么题材，其实讲的都是宗教题材。
只不过他们的救赎发生在大街上，而不是教堂里。
——马丁·斯科塞斯（美国）我是一个独立制片导演
人们总说我的电影像好莱坞电影，或者就是好莱坞电影。
可是好莱坞要抄袭我，我有什么办法。
——乔治·卢卡斯（美国）无论你是英雄抑或歹徒，切记把你的角色演得有人味，那就是要尽可能赋予他某些相反的品质而又不影响他在故事里的主要身份。
——唐·理查逊（美国）我们并不处处袒露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只表露我们想要别人信以为真的东西。
——唐·理查逊（美国）我拍不出的电影只有沟口（健二）的《祗园姐妹》和成濑（巳喜男）的《浮云》——小津安二郎（日本）我一天不拍片，就觉得少活了一天。
这样说来，拍片就像做爱一样。
——费德里克·费里尼（意大利）
关于贾章柯
五六年前的一个傍晚，学校文学社的几位师兄找了个小教室放电影，只有十来个观众，我坐在教室的后排，多媒体的屏幕上打出片名《小武》。
一个名叫小武的小偷出现在尘土飞扬、骚动不安的小县城街道上，他努力维持身为儿子、朋友和情人的尊严，但这注定是一次失落之旅，所有关系都轰然倒塌，没有人需要他，最后他被铐在电线杆上，手无寸铁地，接受路人的目光拷问。
看完之后，所有人的脸上带着相同的惊异和激动，过了好一阵，大家才能稍稍镇定下来，开始讨论，有人说“没想到能拍出这样的中国电影”，有人说“真实，太真实了”。
大伙散掉后，还有人因为过于激动而独自骑车逛了一夜。
现在的贾樟柯，已经成为成千上万电影青年的榜样，他为他们指明了拍电影的方向。
像贾樟柯那样拍电影，意味着拍电影是现实的、平民化的行动。
扛台DV机，找一帮朋友就拍了起来，也能拍出令人激动的作品，这给了无数缺乏资源的电影青年以极大的鼓励——拍电影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早年，他喜欢蹲在路边看来往的行人，他渴望走近他们，与他们交流，后来摄像机使他这一想法得以实现。
他就像文德斯《柏林苍穹下》那个男天使一样，置身于一个个表情各异的面孔中时，他能听到他们心里的喃喃私语，懂得他们的疲惫、悲伤与无力。
这个在山西汾阳小县城里出生并成长的70年生人，中学时加入到街道上的小混混队伍中，在打架斗殴与哥们义气中获得了快乐，“打扑克，蹲在街边看女孩子，然后站在那儿等仇人，打一架”，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混混。
没有经历什么令人发指的苦难，没有惊人的传奇，是一个相貌平常、在小团体中充当老二角色的小人物。
他的那帮哥们中，很多人后来仍是混混，从良的从良，被枪毙的被枪毙，只有他拍起了电影。
小时候，他经常听父亲在火炉边讲自己去看拍电影的事情。
几十年前一群少年跋山涉水前往观看，欢呼雀跃之后静静地站在山谷间看着，多年之后他向儿子讲起这件事，他似乎得到了拍电影的秘密，脸上有炉火的闪动，他说：“拍电影是要光的。
” 他当过文学青年，也曾跟着民间歌舞团四处走穴，跳霹雳舞，这段经历后来被拍成了《站台》。
接着又学美术，准备考入某所美术院校，21岁的贾樟柯看了《黄土地》，“看完之后我就要拍电影，我不管了，反正我想当导演”。
1991年到1993年，贾樟柯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上学，遇到了王宏伟和顾铮，他们成立了“青年电影小组”，1995年拍了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最初的放映反应让他备感失落，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干这个行当。
后来《小山回家》获得香港映像节的大奖，他得到了一笔20万元的投资，他拿这笔钱回到汾阳拍了《小武》。
这部片子确立了贾樟柯电影的基本风格：耐心的长镜头，日常细节的呈现，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贾樟柯直到昨天还名不见经传，甚至不为那些既热爱中国又热爱电影的人们所知道，但他肯定地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工作者”，法国《世界报》著名影评人米歇尔·福东勇敢地用了“伟大”一词。
《站台》则是贾樟柯对自己的八十年代的一次充满乡愁的回顾，这些经历像一块石头挡在他面前，他必须把它搬开，那里面“有青春的激动，孤单感，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那时候资讯资源没那么发达，交通没那么便利，但是人们对生活的热情更高”。
影片的半自传性，再加上拍电影的特殊方式，《站台》是贾樟柯投入热情最多的、也是他至今最为喜欢的一部片子。
拍摄时，剧组像流浪艺人一样，坐着敞篷车游荡，从太原一直到内蒙，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整个拍摄过程也是一次体验生活生命的过程，“现在再也不可能这样了”。
中间有很多意外发生和灵感凸现，如果有人跟拍下来，应该是个很好的记录片。
到《任逍遥》里，背景转移到了山西的大同，讲的是两个下岗工人的子弟，两个19岁的男孩，同样的迷茫而无力，盲目地消耗着青春，生活中隐晦的色情与暴力，最后两人很笨拙地去抢银行。
然后是《世界》。
《小武》描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与人群，《站台》是关于一个时代，《世界》则是讲一个空间，北京的世界公园那样一个空间。
贾樟柯说，《世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一个幽默，世界不过是一个小角落，公园城市的光鲜陆离与在其中的人的实际生活形成反差。
镜头对准的仍是一些底层人物：公园的保安和演员，工地上的民工，来京做生意的温州老板，沦落异国的俄罗斯女人，从农村赶来领儿子尸体的老人。
这是贾樟柯第一部公映的片子，票房不甚理想，他自嘲是“非常过时”的导演，“拍一些谁都不爱的电影”。
跟之前的三部电影相比，《世界》出现了一些不小的变化，剧情大为增加，以前平淡处理、非常克制的感情戏变得浓厚起来，从未有过的哭戏出现了两次。
有人说，贾樟柯正在离他尊敬的导演越来越远，他所尊敬的导演比如布莱松、侯孝贤都以坚持简洁和冷静的风格而著称。
不过，这也可以认为贾樟柯正在尝试更为丰富的表达方式。
一以贯之的，是无处不在的现实感、真实感，《小武》里的喇叭喧嚣下一个沉默的村庄，《站台》里到私人煤矿下矿之前签的生死合同，《任逍遥》里电视上的申奥成功，《世界》里民工“二姑娘”从工地的高处摔下来，死了。
尊严，是贾樟柯影片中人物的关键词，这些人没有权势，没有财富，也没有圆满的爱情，他们被忽视、被伤害、被侮辱，他们在漫长而艰辛的现实面前，会为了维护最后的、可怜的尊严，咬紧牙关的撑着。
小武身为小偷但有着自己的原则，在歌舞厅里的音乐声中、在心上人的陪伴中获得一种暂时的尊严感。
《站台》中三明拒绝上崔明亮他们的车，他知道自己不属于那群人，他宁愿缓慢地、艰难地走着。
到了《世界》，赵小桃似乎在坚守自己的贞操，很有道德感，但是最后她只剩下身体的尊严。
贾樟柯用坦诚的、老实的方式再现了我们熟悉的场景，然后让我们透过这些场景，感受到生存的艰辛、夹缝中的悲苦、动荡社会中的不安，以及种种挣扎的努力、虚幻的感动和安慰。
这是他的电影，也是我们的真实生活。
尽管早就看过他的照片，但见了面还是吃惊不小，当他歪歪斜斜地靠在椅背上，坦然地、毫无防备地看着你时，他给人一种很柔弱的感觉。
也许正是这种柔弱使他高度敏感，使他能够去理解弱小者的喜悦和悲伤。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以前画过画，也写过小说，为什么选择拍电影，而不是写小说，不是画画
贾樟柯：对我来说，那两种形式限制特别大。
我觉得电影，或者说所谓的艺术片，毕竟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特别希望我所关心的人群的问题，那些底层人的生活，它们能够在一个更宽的范围里面被人关心。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最喜欢的是《站台》，我问了很多朋友，大家最喜欢的一般都是《小武》。
贾樟柯：这个很难免，因为处女作聚集了一个人二十多年的能量，每个导演成功的处女作都是有奇怪的能量在里面的，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很多处女作都是对传统电影的反叛，都是对已有文化惯性的反叛。
《小武》出来之前，没有人去关注一个变化的时代里面无可奈何的生活，甚至连县城那样一个场所那样一个空间也是荧幕上没有的，但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空间，我自己也是。
经济观察报：要反叛的具体是什么样的传统
贾樟柯：我觉得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忽视吧，对个人生命感受的一种忽视。
不管我们身处在哪个时代里面，总有一种主流的对价值的判断，个人所经受生活的细节，个人的意识，个人承受的生活压力，在电影里是被忽视的，因为我们一直是集体的一种感觉。
我可以给人物取各种各样的名字，之所以要用小武的名字为这个片子命名，是想回归到对个体、个人的重视上。
经济观察报：在拍摄态度和拍摄方法上是否也有所不同
贾樟柯：导演角色的改变也是这个电影的反叛之处。
之前的电影，你能看出来导演在教化别人，去解释生活，解释这个时代，他是一个强者，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一样。
到我拍电影的时候，我就想把个人的感情——我是弱者，我也知道——想把这个时代受到伤害的、受到影响的，把它讲出来。
我觉得这才是更靠近艺术本源的一种作用。
电影是要调动特别大的资源的一个艺术，以前又跟政府贴得特别近，又像是一个政府行为，所以权力感在电影工作者的身上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那种权力意识会表现在电影里面。
我很讨厌俯拍。
我尽量采取跟拍，跟人有一个距离，用长镜头这种方法，它是非常民主现代的一种方法。
好莱坞的方法就是强迫观众看，现在要看你的眼睛，就给眼睛一个特写，观众的观看是被动的。
长镜头不是绝对的客观，但它是一种态度，他让你自己在一个连贯的拍摄里面去选择你想看的，你去决定你自己的感情突出到什么方面。
经济观察报：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贾樟柯：拍电影，就是因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二三十个人用一段时间积极地去做一件事情，特别是去外地拍。
大家一起去陌生地方拍电影的时候，一起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过程是特别让我享受的一件事情。
除了工作之外，自由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并不是有多少不自由，或者说你被限制什么的，而是说你要有心灵上的开放。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电影能够对现实产生影响，并使现实发生变化吗
贾樟柯：我觉得电影艺术是很独立的一种力量，来尽量平衡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这是能带来进步的?lt;BR> 我觉得艺术是很好的东西，它能拓展人的自由。
比如九十年代初很多人强调要拍同性恋，拍边缘人群，正是有了这些艺术形式来讨论这些问题，来拓展我们生活的界线，拓展我们自由的界线。
对同性恋问题，现在可以很公开地去讨论，可以有一个共识，要尊重他们对性的取向。
这些改变都跟艺术最初的反叛有关系，我并不是夸大艺术的作用，而是说有了这个可能。
我拍电影这八年里，看到我们曾经非常反叛的一些声音，逐渐变成了公共的意识，这特别好，这是电影人的能力和价值。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拍电影的动力吗
贾樟柯：很多人说你拍电影得那么多奖，得奖是不是你拍电影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不是，而是艺术本身那种成就，最主要还是参与到文化工作里面，你看到它有效，也可能暂时无效，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一定是有效的。
比如《世界》这个电影，我们探讨的是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个人的苍白感、无力感，一种被禁锢的感觉。
我相信可能再过五年或者十年，就会有一种公共意识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那么快，我们应该调整节奏，我们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走呢
经济观察报：拍电影如何考虑我们身处的客观环境
你怎么理解这几年来有几部电影受到非常严重的批评
贾樟柯：我觉得不管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应该考虑语境，更通俗地说是宣传的环境，我觉得超越现在发展过程的一种创作可能是没有根基的。
比如《无极》追求的是没有国家、没有具体地区的感觉，超越过程的感觉，包括跨国演员的使用，我觉得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东西，都是不适合的。
因为今天中国的艺术，仍然需要强调身份，中国电影的身份。
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文化信心非常失落的时代，我们需要强调文化的身份认同，强调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我始终会坚持在中国拍摄，这种文化责任是应该承担的。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好的电影，一是它们的商业能力不够，其次是它们受到了压制。
这样一些影片的存在不被人认识，这之间就是文化出了问题。
我以前从来不看美国商业电影，觉得没意思。
现在九十年代出生的小孩，像我姐的孩子，都看美国大片。
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资源开放之后，年轻人的那种文化认同更倾向强势，强势文化更有吸引力。
这种变化很强烈。
经济观察报：年轻人为什么会失去对本土文化的认同
就因为人家的更强势吗
贾樟柯：还有就是认识历史极少，我选演员时接触的年轻人特别多，这些孩子对中国历史知识的贫乏令人吃惊。
所谓爱国、文化信心，都跟对历史的热爱有关系，但是这些孩子拒绝。
比如谈到历史，最起码我会惭愧。
我这两年一直在看历史书，我对民国特别感兴趣，在那个中国刚刚寻求现代化的时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干，很有戏剧性。
对本来应该了解的历史知识或历史人物，我会惭愧，那些孩子不会惭愧，他会觉得今天的我们跟历史有什么关系，他也不愿意建立联系，特别是没有兴趣。
这种普遍的态度是特别让人难以忘怀的。
你没有思考能力，你只是一个喜欢消费的人，整个中国人的思考能力、判断力在下降。
我觉得独立是从反叛开始，我现在非常强调反叛，更年轻一代缺少这种东西。
经济观察报：你电影里面的人物给人很迷茫的感觉，比如《任逍遥》里的那群小孩，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都很茫然，也不去想。
这是你对身边人的感觉吗
贾樟柯：是我对年轻孩子的感觉，我接触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
以前我们中学毕业以后，每个人设计自己的生活，有的学画，有的回家，有的准备当兵，不管初衷是什么，每个人都有方向。
后来我发现更年轻的一代他们什么都不要，就那么待着，在回避真实生存的压力，生活得很平面，网络可以支持他们一年半年的生活。
这种游荡，这种无所事事，对未来不做设计，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
也不说它好还是坏，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巨大的绝望。
我相信这种绝望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逐渐变得不公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年轻人的孤单感越来越强。
可能我的同学生下来他就是富的，因为他爸是开煤矿的，他什么都不用努力，他18岁可以开一辆车瞎晃，而我折腾半天又能怎么样
这种东西慢慢地变成绝望之后，自己的生活便任由时间去挥霍。
经济观察报：你的每部作品都很现实主义，你没想过换个题材换个风格吗
贾樟柯：还是现实的要求，你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实，是很焦灼、很残酷、很痛苦的。
从一个导演的角度来说，从创作角度来说，我拍电影八年始终不离开现实题材，因为这个时期问题比较突出，等到社会过渡平稳、相对平缓之后，可能问题没有这么多，可能其他形式、题材也有。
经济观察报：现实生活中，你拍的这些底层人物会喜欢看你的电影吗
如果他们都不爱看，你前面所说的通过电影来影响公共意识如何实现
贾樟柯：看的人会有一些，可能90%的人都不会看，但一个电影是否能够形成一种公共意识，并不在于多少人看过，可能只有五百个人看过。
比如分享哲学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它的确会影响社会。
电影也一样，当然电影是大众艺术，看的人越多越好，但我觉得它的价值不在于多少人，不在于我拍民工就让民工看，其实民工恰恰最不需要看，因为他本来就处在他的生活之中，他比我还了解。
但可能是管理这些公共事务的人，或者说另外的阶层，会需要看这样的电影，这是对他生命经验的弥补，对他有影响，这是最重要的。
安慕希搞笑广告句
1、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有点变态。
在外面光纤亮丽，一到家都脱个精光。
还好我买了个望远镜天天在观察，不然还真不知道。
真变态
2、导演贾樟柯发微博：“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坐的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
对于这些崇洋媚外，目光短浅，脱离无产阶级的移民者，我想说三个字“带上我”，如需加上时限就是“随时”。
3、刚进家就看到小偷欲翻窗逃跑，快步上前把他揪下就给两巴掌，太TM气人了，放进来这么多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