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林语堂的生平，和作品，及风格
楼主对林语堂的认识也肤浅了些。
“国学大师”一词的含义并不是说要求能面面俱全，《红楼梦》也不是国学的全部，所谓“业术有专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林对《红楼梦》的看法本来就是个人观点，你又何必死死抓住不放
楼主是否知道林语堂的中英文表达水平，综观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能把中英语言融汇贯通，文字练达幽雅，既写中文作品，又写英文著作的能有几人
林语堂一生文史著作等身，学贯中西，散文幽默可亲，小说情真意切，传记讲究考据，而且并非粗制滥造，好评如潮且无炒作成分，难道不配“国学大师”一词
林语堂的作品，如《吾国与吾民》、《秋天的况味》、《京华烟云》、《苏东坡传》、《生活的艺术》等书，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甚至毫不讳言地说，美国人就是靠着这些文字对现代中国人产生初步印象的，难道这样的贡献不配“国学大师”一词
顺便说一句，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在1975年成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可惜落选，难道这不是对他的成就的一种肯定
我们天天把这个奖看成是酸葡萄，但这件事却是对国人一种莫大的讽刺
可以这样说，如果林语堂不配“国学大师”一词，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没多少人能以此词形容了。
请楼主不要受所谓官方语言影响，断章取义去评价林语堂，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能力是学界公认的，这不是托大之词，是大众的心声。
所谓的“官方语言”，就是为了说明鲁迅先生的伟大，林语堂曾与鲁迅在30年代初有过文学论战（其实从今天看来有不少内容仅仅是学术上的分歧），于是林语堂就被定性为***了（***是什么意思，不好，也不必明说吧）。
林语堂的作品在1949年后一直被禁，或是接受“缺席批判”，到了80年代以后才有机会以一种非主观评述的姿态在大陆与众多文学爱好者见面，许多人看了细加分析以后方知其学问之深，水平之高。
如果你不信可以到大学文学院里作个实地调查，看看他在学界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公道自在人心。
“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这是林语堂一生的座右铭，也决定了他的文风（尤其是散文）。
林的散文不像鲁迅的杂文那样讲求逻辑与战斗力，实质是绵里藏针，你可以看看他写的《祝土匪》、《讨狗檄文》、《忆狗肉将军》等文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读者看了自觉可亲，但是多读几次以后，你自然笑不起来，然后懂得去思考问题（和今天的电视剧《武林外传》倒真有几分相像），爱憎发乎心中，这是林氏散文的特点之一。
林语堂的文章，其实是那个特定时期自由思想，不愿服膺于政治、路线的知识分子语言的一种特定表达方法，我们今天阅读这些文章时一定要结合当时时代背景进行分析。
最后，林语堂也是文人，“文人相轻”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出现学术论战是常有的事，只要不把权力搀杂其中就好，所以出现林语堂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互相批判的情况，不足为奇。
事实上，文人虽然论战激烈，但不少人，尤其是论战主将之间，私交是相当好的，你还真以为鲁迅、徐志摩、林语堂之流在产生论战后就老死不相往来吗
哈哈哈
太可笑了。
这些都是后来作大之事，目的只是为了搞起知识分子之间的内讧，受益的不过是掌权者。
《林语堂评厚黑学》中这句话什么意思
：“汝习厚黑学乎”，其人必勃然大怒，认为……此即李宗吾发布厚黑学之精髓处，收效如何
不言可知
——厚黑学的精髓就是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是可做不可说的，说出来就违背了公理，会受到别人的谴责。
但厚黑是人生来就有的，就象人生来就有繁殖器官，为了不让人看到，就得穿上漂亮的衣服。
如果有人在街上裸奔，众人必然大骂。
这难道是繁殖器官不可有吗
谁知道林语堂与鲁迅之间的关系
鲁迅先生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人，但他并不为任何时代的人们所接受。
无论褒贬，大多是在借先生的尸骨来谋取某种利益。
而鲁迅先生在各种话语的包装与打扮下，其本来面目还在否
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共党领袖虽对鲁迅评价甚高，但他对鲁迅的内心一无所知，徒以几顶高帽子抛在鲁迅先生的头上。
革命需要的是立场坚定的服从者，而不是“横站”的怀疑者。
虽然“被围剿的鲁迅”与“被神化的鲁迅”是不一样的，但我以为这恰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已。
他们并没有触摸到鲁迅的真正脉搏，也许鲁迅是无法真正被阐释的灵魂，他的存在独独证明了文字书写的单薄与无力。
然而为了不至于虚无化鲁迅，我们还是需要用文字来为鲁迅先生招魂，为先生筑一座文字之《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
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学者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文云：“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
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
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
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
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
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
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
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
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
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 林语堂初到北京大学时，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应该说林语堂与周氏兄弟在最初是非常好的盟友，相知甚深。
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有极为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
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
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
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周刊也创刊，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
前138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16开本。
《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
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
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的地位。
林语堂在当时是极为活跃的，不但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
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
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
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
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
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
”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
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
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
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
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都避居上海以写作为生时，矛盾爆发了。
同以文字生活，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然而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
现在看来，这是人生的两种选择，说不上谁对谁错。
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可以投枪，可以匕首，但同样可以幽默，可以性灵。
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
然而我倒觉得越是在血与火的人生中，越是需要幽默与宽容。
人生离不开幽默，幽默是死水般的生活里的一抹亮色。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
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
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
同赴南云楼晚餐。
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
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 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作《忆鲁迅》一文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
事情是小之又小。
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
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
他自己要好好的做。
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
……他是多心，我是无猜。
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
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
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
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 对这一“风波”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有不同的解释。
“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
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
”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
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 然而有了误会，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融洽了，可要知道鲁迅是主张“一个也不宽恕”的。
另外随着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这让鲁迅更加反感，觉得林语堂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
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
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林语堂：《行素集·序》），同时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
后世论者一般都站在鲁迅这一边，对林语堂大加挞伐。
这时讲究的是二分法，好坏分明。
鲁迅先生自然是好人一方了。
于是乎被好人鲁迅骂过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而与鲁迅这样伟大的好人论战，对方自然也就是坏人了。
然而世间的事又不是那样清楚明白的，鲁迅的笔战中常常有一些因误会、意气用事和个人恩怨引发的争论，这些争论认真说起来，其责任鲁迅倒是要承担一些的。
譬如广东的学者胡文辉先生就写过一篇考证文章“鸟头与红鼻—读《故事新编》偶记，”其文指出了鲁迅研究中一个“视而不见，为尊者讳”的小小问题：在鲁迅与顾颉刚的论战中，鲁迅多次在书信和小说中挖苦顾的生理缺陷这些失德之事。
这固然无损鲁迅的伟大，却也证明了人性的某种弱点，再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
林语堂对鲁迅还是怀有敬意的，《鲁迅之死》也证实了这一点。
“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 不过在所有怀念鲁迅的文章中，《鲁迅之死》这篇确有其特色，它并非仅仅是吹捧与高唱赞歌的，其中也还有些隐隐约约的批评。
这可能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恕道精神，但正与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的主张相仿佛呵。
“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
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
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
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
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
此一叹也，无以名之。
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
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
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如此笔墨，确实活画出鲁迅先生之本来面目也
英语翻译腔是怎么说话的
哦我帝啊天哪，我的老伙真是见鬼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为什坐下喝杯咖啡呢
哦，我是说以顺便等等那些真正了解这件事的人来告诉我们答案，我发誓，会有这样的人的还有什么会比等待答案更令人兴奋的呢
中国人之聪明 作者《林语堂》讲的什么
我们这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学会“外圆内方”、要懂得“明哲保身”，要谨记“不争、不显、不露”。
唯有这样，才是最聪明的处世之道，“揣着明白装糊涂”才是真的有智慧。
这些生存的信条不只是在我们这代人中流传，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明沉淀，在接受这些信条的过程中，你是否对国人的这种“聪明”观念有所反思
今天文化君为大家推荐的散文，一起来听听大师的见解吧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面言。
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
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
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
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
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
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
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
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
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
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
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
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
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聪明哲学。
然聪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
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
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
只因此一着，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
世上进化，诚不易言。
熙熙攘攘，果何为者。
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
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
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亦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
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
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人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
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
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重轻
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
锦州之退。
聪明所误也。
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
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
以之聪明，乃不为之。
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否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
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
吾读，见一节云：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
挨得过时且过。
上下相咻以勿生，不要理会事。
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
有人少负能声，及少轻挫抑，则自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
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
糊涂乎
则未易言。
在中国多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
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
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
是国家之幸乎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
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