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人生感悟
林：我的人生感悟 学习吐火罗文 一个生中不能没有性，偶然性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我学习吐火罗文，就与偶然性有关。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
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
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
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绝不能再扩大了。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是，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
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
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
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
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
难道这里面还有一些极“左”的先生们所说的什么侵略的险恶用心吗
中国佛教史上有不少传法、传授衣钵的佳话，什么半夜里秘密传授，什么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当时都没有碰到，大概是因为时移事迁今非昔比了吧。
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
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
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
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
能够到哥廷根来跟这一位世界权威学习吐火罗文，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
多少人因为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自怨自艾。
我现在是近水楼台，是为许多人所艳羡的。
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
我要是不学，实在是难以理解的。
正在西克给我开课的时候，比利时的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ＷａｌｔｅｒＣｏｕｖｒｅｕｒ）来到哥廷根，想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
时机正好，于是一个吐火罗文特别班就开办起来了。
大学的课程表上并没有这样一门课，而且只有两个学生，还都是外国人，真是一个特别班。
可是西克并不马虎。
以他那耄耋之年，每周有几次从城东的家中穿过全城，走到高斯－韦伯楼来上课，精神矍铄，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镜，他本身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走这样远的路，却从来没有人陪他。
他无儿无女，家里没有人陪，学校里当然更不管这些事。
吐火罗文残卷只有中国新疆才有。
原来世界上没有人懂这种语言，是西克和西克灵在比较语言学家Ｗ．舒尔策（Ｗ．Ｓｃｈｕｌｚｓ）帮助下，读通了的。
他们三人合著的《吐火罗语语法》，蜚声全球士林，是这门新学问的经典著作。
但是，这一部长达５１８页的皇皇巨著，却绝非一般的入门之书，而是异常难读的。
读通这一种语言的大师，当然就是最理想的引路人。
西克教吐火罗文，用的也是德国的传统方法，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
他根本不讲解语法，而是从直接读原文开始。
我们一起就读他同他的伙伴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连同原卷影印本一起出版的吐火罗文残卷———西克经常称之为“精制品”（Ｐｒａｃｈｔｓｔüｃｋ）的《福力太子因缘经》。
我们自己在下面翻读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我同古勿勒轮流译成德文，西克加以纠正。
这工作是异常艰苦的。
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
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
结果是西克先生讲的多，我们讲的少。
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或者音节，一整套做法，我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
我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有一天，下课以后，黄昏已经提前降临到人间，因为天阴，又由于灯火管制，大街上已经完全陷入一团黑暗中。
我扶着老人走下楼梯，走出大门。
十里长街积雪已深，阒无一人。
周围静得令人发憷，脚下响起了我们踏雪的声音，眼中闪耀着积雪的银光。
好像宇宙间就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
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一直把他送到家。
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温暖，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
有一次，我发下宏愿大誓，要给老人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
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自己的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硬挤。
我大概有一两个月没有吃奶油，忘记了是从哪里弄到的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以及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他们烤一个蛋糕。
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贵重的礼物，我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
这显然有点出他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
这当然会在我腹中饥饿之火上又加上了一把火，然而我心里是愉快的，成为我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我拉拉杂杂地回忆了一些我学习吐火罗文的情况。
我把这归之于偶然性。
这是对的，但还有点不够全面。
偶然性往往与必然性相结合。
在这里有没有必然性呢
不管怎样，我总是学了这一种语言，而且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中国。
尽管我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作主业，它只是我的副业，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有三十年没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我才又重理旧业；但是，这一种语言的研究在中国毕竟算生了根，开花结果是必然的。
一想到这一点，我对我这一位像祖父般的老师的怀念之情和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现在西克教授早已离开人世，我自己也年届耄耋，能工作的日子有限了。
但是，一想起我的老师西克先生，我的干劲就无限腾涌。
中国的吐火罗学，再扩大一点说，中国的印度学，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奠了基。
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梵文学者，是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当然也可以说是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他们将肩负起繁荣这一门学问的重任，我深信不疑。
一想到这一点，我虽老迈昏庸，又不禁有一股清新的朝气涌上心头。
请你用几句话评价一下季羡林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季羡林这个名字太过熟悉。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然而，当我们用这些词语描述季羡林生前的荣耀时，却难免有些苍白。
人们痛惜他的离去，不仅因为世间从此少了一位博学多思的学者，一位精于语言的英才，一位连接中印文化、中西文化的摆渡人，更是因为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守护真话与良知的世纪老人。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活到98岁高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早就活超了“预算”。
季羡林以其特有的朴素与学养，感动中国、感动世界。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季羡林时谈到，季老的书里人生，同样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即使是在“牛棚”挨整时，也没丢掉自己的信仰。
更令人敬佩的是，季羡林甚至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
今天，许多人在为名利奔忙，更有人因此失去了底线，全然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的毅力与真诚。
而这方面，季羡林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皆堪称楷模。
胡适曾说，做学问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与季羡林齐名的香港学者饶宗颐说，季羡林笃实敦厚，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
张中行则认为季羡林以一身兼具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 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
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即使是在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羡林也不以名人自居，有时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国学大师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
”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
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 一个知识分子，以罕见的温和、超人的毅力、寻常人难以企及的睿智，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动荡的20世纪，走完自己的一生。
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但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他“毕生认真，饱尝苦头”，而他的《牛棚杂忆》也因此被出版界视为“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良人已去，良知犹在。
在《病榻杂记》一书中，季羡林力辞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三项桂冠，以求“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季羡林表明自己不做“国宝”，但他心里一定认同这种说法，即真话与良知才是一个国家最不可或缺、最需要珍视的“国宝”。
永远坚守自己的良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季羡林谈人生的作品简介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
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
只望有誉，不能有毁。
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
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
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
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
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
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 “我的家乡在山东。
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
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
只望有誉，不能有毁。
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
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
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
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
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
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这就是窍门。
季羡林散文的文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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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风存，阅尽沧大彻大悟。
国学，平凡布衣，件件小事，还其。
一代宗师季羡林博学多才，他精通的十多种语言中的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很少有人了解，他研究的东西我们也许一点也不懂，但他的为人，从下面的几个小故事中我们也可了解一二。
一． 高考数学4分 季老小时候很顽皮，打架很厉害，而且上课还偷看书。
“他的桌子上放着课本，桌底下偷看各种书。
他什么书都偷看。
在中学时代他把《金瓶梅》看了。
”此外，季老小时候文理偏科严重，高考数学百分制的考卷只考了4分，而且他的第一志愿居然是数学系。
二． 布衣教授：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出身贫农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
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
他23岁科去留洋在德国十年，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却没有一点儿洋味呢
这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
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吃一口玉米饼子，现在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
有一年一位北大新生看见一个老头在报名处，就对他说：“大爷，你替我看一下行李，我去办手续。
”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
次日当他在开学典礼上看到那老头坐在主席台上，一打听，他就是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时真的吃惊不小，对同学说：“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也看不出来。
” 三．糟糠之妻：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
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
他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季羡林大四岁，只念过小学。
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取名婉如。
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即是季承。
这桩婚姻，既无爱情可言，又由于文化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让季羡林从一开始感受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
在季羡林眼中，彭德华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
她同季承的祖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
季羡林维持了这段婚姻，以及表面的安乐与祥和。
彭德华也许一辈子也没明白她丈夫研究的是个什么学问，陷入悲痛的季羡林在《寸草心·我的妻子》一文中写道：“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他自从1929年结婚，到1994年妻子去世，和“包办婚姻”的妻子一起生活了65年。
四．异国爱情： 季羡林留学德国时，房东邻居迈耶家的大女儿叫伊姆加德。
1935年，季羡林来到哥廷根大学留学时，租住的房子就和迈耶家在同一条街上。
伊姆加德是个身材高挑，面容白皙可人的美丽姑娘， 1937年，季羡林开始写博士论文，而论文在交给教授之前必须打印成稿。
这可难住了季羡林，因为他买不起打字机，更不会打字。
这时伊姆加德小姐说：“我父亲的工厂刚好淘汰了一部打印机
而我正好想练习打字。
” 也就是从那天起，每天晚上7点半后，季羡林都会抱着一堆书稿前往迈耶家。
论文稿几经修改后杂乱无章，而且内容复杂枯燥的梵文，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就如天书。
但是她总是挂着温暖而恬静的微笑来打印这些“天书”。
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季羡林在伊姆加德的帮助下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论文。
伊姆加德把最美好的青春光阴给了这个博学睿智的男子，而她纤细的手指，也一一抚摸过他那些后来让中国和世界都为之惊叹的文字。
书稿完成，两个年轻人心中的爱情火花也快要迸发时，有一天季羡林手有些颤抖说：“我要离开了，我的祖国需要我……”当女孩说：“留在这里好吗
我也需要你
”时，季羡林心里充满矛盾与痛苦。
他想：自己随时要离开这里回到中国。
如果他不管不顾地留在哥廷根，当然可以和伊姆加德携手一生。
但是，成全异国之恋就意味着“抛弃”祖国和家乡的妻子儿女。
季羡林当初留学的初衷，就是等学有所成之后，回到中国去报效国家的。
他痛苦地摇了摇头说：“这里只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回到祖国去……” ，四天后他离开了德国。
虽然伊姆加德再也没有得到季羡林的消息，但她依然执意地等待并终身未婚。
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
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
去年季老接受记者访谈时谈到对出国见世面、学本领时他还说：“所以我现在赞成年轻人还是出国。
可是我最反对出去不回来。
我最厌恶出去不回来”。
五.六百本书： 季老住在301医院期间，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
老爷子马上把秘书李玉洁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
”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
“都给。
”“买去。
”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
”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六．传达室的翻译： “文革”期间季老先是蹲牛棚，后来他是北大女生宿舍的守门人，在传达室当门房，他除收发信件报纸外，就在那里翻译。
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偷偷地在家里头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
他说严复翻译，“一名之力，旬月踟蹰”，而他是“一脚(韵脚)之找，失神落魄”。
文革结束，这篇长得惊人的巨著翻译才完成了前三篇。
《罗摩衍那》多达八万行，是古印度悲欢离合有爱情史诗，对东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西游记》里可以找到影子，时至今日，在泰国的很多寺庙里，都绘有罗摩王子故事的系列精美壁画。
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
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
“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