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阿q正传的批句，最好五句以上
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核心。
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
或者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那种臆想的自尊中；或者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
这些都失灵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
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阻力之一，是鲁迅对我们民族的自我批判。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鲁迅研究者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通过对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具体分析，深入阐述了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以及鲁迅对阿Q做革命党这一事件的态度这两个问题，并由此阐述了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深刻而新颖的观点。
汪晖在文中分析说：“鲁迅对阿Q生命中的这些隐秘瞬间的描写，是对“精神胜利法”失效的可能性的发掘；他对本能、直觉的观察，也是对于超越外界注视的目光是否能够产生新的意识的探索。
失败感、无所适从、无聊、恐惧和自我的片刻丧失，在这里也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Q是否会成为革命党这一问题。
鲁迅对于革命的描述，革命和不准革命，造反的本能与只要有革命就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的暗示，都在这样的细节和叙述里找到了根据。
《阿Q正传》中的六个瞬间，也是阿Q“觉醒”的契机，每次都只持续了几秒钟甚至几分秒，就随风而逝了。
但这几秒钟为什么能够发生，它们蕴含着什么样的可能性
它们的瞬间呈现与迅速地被压抑，道理在哪儿
这些瞬间溢出了小序中提示的圣人的秩序。
在理解了这些瞬间之后，我们重读小说的小序，以及作者关于阿Q不能入传的四个理由，对于这篇小说就会产生新的理解。
这是一个开放的经典，与其说《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不如说提示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
这些契机正是无数中国人最终会参与到革命中来的预言—参与到革命中来也可能死于革命，但革命创造的变动却是阿Q生命中的那些瞬间发生质变的客观契机—正是这些卑微的瞬间，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阿Q镌刻在空洞的深处，就像寄居于我们身体中的“鬼”一样，难以驱除。
” 特色（1）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鲁迅娴熟地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方法，采用了融现实与历史于一炉的手段，“杂取种种人”，创造典型形象，勾勒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从而使典型具有极大的艺术概括力量。
（2）小说采用了悲喜交融的表现手法。
作品引起人们的阵阵笑声，但同时又是一出写得异常沉重的悲剧，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在笑声里隐含着深沉的忧郁与哀痛。
（3）用“传记”式结构，塑造了一个圆满的典型形象。
小说继承了我国传统小说以叙述为主，把情景和场面描写融入叙述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复杂命运和性格。
《阿Q正传》的基调是悲喜剧相结合与出色的讽刺艺术。
其喜剧因素由夸张、幽默、滑稽、讥讽、反语等多种表现手法构成。
讽刺艺术主要分两类：对赵太爷等重在揭露其贪婪阴毒的丑恶灵魂；对阿Q则是含泪的鞭挞，重在显示其虚妄、健忘和耻辱。
现实主义的严峻性与表现主义带来的“间离效果”在小说中同时并存。
优胜记略《正传》的第二章是《优胜记略》，第三章是《续优胜记略》。
这题目虽然并不一定模仿《绥寇记略》，但很有夸大的滑稽味，便是将小丑当作英雄去描写，更明显的可以现出讽刺的意思来。
所谓优胜即是本文中的“精神的胜利”。
这个玄妙的说法本来不是阿Q之流所能懂的，实际上乃是智识阶级的玩意儿，是用做八股文的方法想出来，聊以自慰，借了来应用在阿Q身上，便请他来当代表罢了。
在清朝末期，由于帝国主义的狂獗，异族政府的腐败，民间感觉不满，革命主张与改良主义相继发生，但一般顽固的还是反对。
有些是承认不好，却说“家丑不可外扬”，如《狂人日记》第八节所说：“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是一个好例。
一时举不出别的知名的人来，这里可能著者是根据他的本家举人椒生叔祖所对他说过的话。
又有些人更进一步，中国所有坏处和缺点都是好的，如辜鸿铭极力拥护过辫子和小脚，专制和多妻，又说中国人脏，那就是脏得好。
《新青年》上登过一首林损的新诗，（他是反对派，但是写了白话诗送给刘半农、胡适之看，他们便把它登上了。
）头两句云：“美比你不过，我和你比丑。
”鲁迅时常引用来说明士大夫的那种怪思想，肮脏胜过洁净，丑胜过美，因此失败至少也总就是胜利，即形式上虽然是失败，但精神上胜利了，只要心里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赌摊赌摊在乡下随时都有，反正闲人原是通年闲着，赌摊开时不愁没有人来，但戏台下自然最好。
为什么呢
平常闲人们聚集拢来，大半是内行，不大有多少油水，戏台下人杂，可能有些“瘟孙”来上当，便好大大的掳一批了。
赌摊大抵设在戏台底下，或是台后面闲空地方，在地上放着一两盏洋油的长嘴马口铁小壶，开始他们的把戏。
他们有两个步骤，最初是正式赌钱，赌客的钱渐渐的输入庄家的腰间，这赌场便顺利的开下去，若是倒转过来，庄家的钱输给赌客了，那时就得使用别的办法。
忽然间有人打起架来了，洋油灯一下子弄灭，不但赌客的摊上的钱连他手里口袋里的也都不见，假如没有像阿Q似的被打上几拳，那已经是很运气的了。
这时候有的假装衙役来捉赌了，有的只是打架，反正都没有关系，由庄家一伙的人扮演，把钱掳走就完事。
阿Q原是乏人，但这里又被写成瘟孙，本来他在社会上混，这点经验也该有的，只是作者要写赌摊的那一幕，不能不把他暂且屈尊一下了。
本文中说那些摆赌摊的多不是本村人，为的是小说要省事，不想拉扯开去，其实那都是近地的破脚骨，特别是与衙役有连络的人，平常也与阿Q相识的，庄家的唱词中有“阿Q的铜钱拿过来”，可以为证。
唱时将对方的名字加在里边，这是常有的事，著者这一句记录可以说是有事实的根据的。
恋爱的悲剧《恋爱的悲剧》这故事是有所本的，但那也只是故事的中心，前后那些文章都是著者自己的穿插。
鲁迅常传述夏穗卿的话道：中国在唐以前女人是奴隶，唐以后则男子全成为奴隶，女人乃是物品了。
这话在历史上未必全正确，但譬喻却是很好，奴隶究竟还算是人，物品则更下一等，西洋中古时代基督教主教会议说女人没有灵魂，正是同样情形。
在封建道德下，女人本来受着两重的压迫，在唐以后道学与佛教同时发达，空气更是严重，于事实的压迫上更加深了理论的轻蔑，这形势差不多维持了有一千年。
著者借了上章阿Q欺侮小尼姑的故事做过渡，引出他对于女人的感想，就在这里把士大夫的女性观暴露了一番。
他们的意见在表面上是两个，好的时候是泥美人似的玩物，说得不好是破家亡国的狐狸精，大抵前者多用于诗词，在做史论时则都是后者的一套论调了。
文人读的书多，可以从妲己、褒姒讲起，以至西施、武后、杨贵妃，一直到陈圆圆，说上一大篇，虽然阿Q可能只记得害了董太师的貂蝉而已。
鲁迅对于这种议论素所憎恶，就在阿Q的身上写了出来，一面是轻蔑，一面又是追求，这里与士大夫正是一致，所以本文中称许阿Q也是“正人”。
又如叙述他的“学说”道：“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
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
”这表面是说阿Q，可是千百士大夫的面目也在里面了。
当这《正传》陆续发表的时候，鲁迅亲见同部的许多老爷们都在猜疑这里那里，所说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由此可见不但那些士人颇有自知之明，著者讽刺的笔锋正确的射中了标的，也是很明了的了。
地保《阿Q正传》里所说的赵府上叫阿Q赔罪的那种做法，在乡下叫作“投地保”。
地保大抵等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长，乡下又称作总甲，别处或称地方，在绍兴现在虽没有这个名称，但有急难时大声呼救却仍是叫“地方”，可知那也是古已有之的。
在前清末年充当地保的大都是本地的闲人，与衙役本是一类，其品质还要在轿班之下，因为抬轿究竟要些力气，他们都是游手好闲，吃上鸦片，差不多是一副瘪三神气了。
论理他是主管这一坊的民事的人，但他本是皂隶的一种，所以对于农工商人他很有一点威势，在士绅面前却又成为他们的听差了。
士大夫不必说，那些地主豪商，大抵捐有什么功名，大则侯补道，小的也是个县丞之流，因此算是准士大夫，有同样的势力。
这些在野的统治阶级遇着平民触犯了他的时候，多是装腔作势的叫人拿名片送官，要地方官给他出气，事情小一点的则投地保，就是把地保叫来，命令他处理某人触犯的事件。
地保的情状当然是各式各样，据个人小时候即光绪庚子（1900）年前后的印象来说，他穿着一件蓝布短大褂，上罩黑布背心，比例上似乎特别的长，头戴瓜皮秋帽，手里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烟管，外带“烟必子”和皮火刀盒。
他见老爷们也不行礼，只垂手听吩咐，出去依照办理。
结果总是由被投地保的赔罪了事，其条件由地保临时祈衷决定。
关于舂米阿Q在赵府上出事情由于舂米，我们关于舂米来稍加说明，因为这在现今怕有些读者会得不大明白的。
在乡下地主不必说，小资产阶级也大抵有些田地，每年收来的田谷至少总够吃一年而有余，平常把谷晒干了，收藏在仓间里，随时拿出一部分，去壳舂成白米。
街上米店也很不少，把舂白了的米陈列在店堂内，但他们的主顾只是一般小工商人家，照例米店官量米要高声叫喊，以表示升斗的正确，但是听他喊道：“一呀一呀，二呀二呀，……”往往戛然而止，因为买的只是当日的口粮，也就是一二升罢了，很少有以斗计的，若是论石那简直是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买得起石米的人大概在家里做米，不到店里来买了。
这种做米方法有两样，家中雇有长年或忙月的叫工人自舂，供给食宿，按月日给工钱，没有雇工的叫短工来做，如阿Q那样就是。
短工按月计酬，譬如长年每月千钱，短工每日百文，比较加了二倍，但是不给饭吃。
若是舂米则以臼计，即一臼米舂白工资若干，一日可舂两臼，大约合糙米八斗吧
本文中说阿Q在赵家舂米，吃过晚饭，破例准许点上油灯，继续舂米，这里写出赵太爷的苛刻，但那只适用于对待长期的雇工，短工没有饭吃，一臼米舂完就可以走，要剥削他除了米量增多，没有别的办法，要他多舂也不好，因为米太白了也是损失的事。
黄伞格第八章里说赵秀才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送给那举人老爷。
有些人不知道这信是怎么写的，曾经问过我，我虽然看见过这样的信，但是手头没有样本一时有点说不大清楚。
这是一种专门拍马屁的书启，在八行书上每行上边都抬头，下边空着不到底，第四五行写受信人的大号，特别抬高一格，望过去像是一顶黄伞，这黄伞是大官出来时所用的，所以兼有颂祷升官的意思。
这黄伞在辛亥革命后是不见了，乃是用竹作伞骨，撑开后临时将伞顶套上去，周围垂下一圈，有二尺多长，在古时候，大概是同掌扇一样是遮太阳用的。
黄伞格的信在尺牍书上当然可以找到好例子，记得有一部名叫《胭脂牡丹尺牍》的，是秋水轩的前辈韩鄂不所编，似最适宜，可惜手边没有这书，只好找别的材料。
有范啸风的一册《代作书启稿》，中间一篇贺楚军统领江味斋中秋节的信，将前八行抄在下面，款式一切照旧，刚写满一张信纸，下文从略。
其文曰：敬禀者，窃某某前贺捷禧、泐(lè)驰忱于手版，旋蒙复示，感优宠而心铭。
际兹蟾窟扬辉，倍切蠡(lí)湖溯水。
恭维大人望崇骠骑，令肃貔(pí)貅(xiū)。
饮马东流，长驱而气吞江月。
（下联是卧彪南纪，广驾而疾扫秋风，也作两行写在第二张上。
）据庸俗的说法，上头抬写合格，还只是略式，道地的格式是下边要有一行特别长，约略在中央，仿佛是伞柄，黄伞格这才名副其实，上文可以说是合于这个标准的了。
这种信的时代是过去了，《正传》中提了一下，须得费几百字的说明，但是它的势力不能说全已消灭，现代白话里仍有恭维这一句话，这就出现在“黄伞柄”上，是俗语的来源，这件小事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游街示众鲁迅的文章上看不到有反对死刑的话，但是他猛烈的反对游街示众，那是很明显的。
《呐喊》的《自序》中云：“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
谁能给我几个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几个精彩语段
~急
~~~~~
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
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
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
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
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
你姓赵么
”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
——你那里配姓赵
”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
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
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
鲁迅的阿Q正传和药中描写国民愚昧的句子
一个旧的事物将是逝去，一个新的事物又将诞生。
看完鲁迅的《阿Q正传》我一直在想鲁迅先生到底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是对封建旧社会的，是对阿Q人格的否定，还是对阿Q用精神胜利法来逃避现实这一现象进行同情呢?也许三者都有吧!
阿q正传的主要内容好词好句和读后感想(当场等）
主要内容： 简单的说就是鲁迅先生以其锋利的刀笔
痛批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性格特征
以及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恶疾
而阿Q则是哪个年代下层劳动人民的缩影。
好词: 满脸溅朱 瘦伶仃 醉醺醺 好句： 1、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
“臣诚诚恐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原文，在现在算错别字）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
感想： 读了《阿Q正传》后，我体会到了阿Q在那时社会地位很低，只能靠卖劳力生活，连房屋都没有，还要忍受有钱人的欺负与村里人的戏弄和侮辱，让我感到很无奈，但这些现象也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有钱人就是老大，没钱没利的人只能被玩弄。
这是我看完这本书所思考的问题。
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虽然被讽刺得一文不值，但是却告诉我们要走出封建社会，不然永远都不会进步
阿Q正传的好词好句
主要内容： 简单的说就是鲁迅先生以其锋利的刀笔
痛批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性格特征
以及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恶疾
而阿Q则是哪个年代下层劳动人民的缩影。
好词: 满脸溅朱 瘦伶仃 醉醺醺 好句： 1、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
“臣诚诚恐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原文，在现在算错别字）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
感想： 读了《阿Q正传》后，我体会到了阿Q在那时社会地位很低，只能靠卖劳力生活，连房屋都没有，还要忍受有钱人的欺负与村里人的戏弄和侮辱，让我感到很无奈，但这些现象也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有钱人就是老大，没钱没利的人只能被玩弄。
这是我看完这本书所思考的问题。
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虽然被讽刺得一文不值，但是却告诉我们要走出封建社会，不然永远都不会进步
摘抄鲁迅的《阿Q正传》并做一段话点评
真懒自己找
鲁迅的<<阿Q正传>>主要表现了鲁迅怎样的思想感情?
1921年12月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
作品通过雇农阿Q这个典型，鞭挞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
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
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
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
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
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
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
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你算是什么东西
”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
”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
”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于是他又胜利了。
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
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
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
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
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
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
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
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
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
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
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
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
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
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52页)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
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
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
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
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注：《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
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
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
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
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
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
”(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
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
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
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
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
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
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
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
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
太可恨
……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
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
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
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
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
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
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
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
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
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
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
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
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
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
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
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
”(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
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
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
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
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
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
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
”(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
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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