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子对诗经的论述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都是生来就有的。
不过孟子认为这些道德品质最初只是一种萌芽或端倪。
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可见孟子所说的性善，并不是天生完成的仁德，而是形成仁德的先天素质，要想充分发挥天生素质，那就需要教育。
孟子就是这样以他的性善论来肯定教育的功能。
孟子说：“人之为道也，饮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滕文公上》）人的天生善性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才能形成并完善起来。
孟子认为，教育可以超出禽兽范畴，提高人的价值，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孟子这个见解是很可贵的。
孟子和孔子同样认为教育对形成人的个性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孟子在说理上或论证上，比孔子显得更深化了。
根据孔子的“庶、富、教”思想，对人民实施教育，是在人民生活富裕之后的事情。
就是说，在人民经济有保障的条件下来进行教育。
孟子在教育与经济关系问题上谈得比孔子更详细、更深刻。
他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梁惠王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以下引证《论语》只注篇名）孔子把政与刑的作用和德与礼的作用加以比较，认为德礼对于治理国家是最有效的，因为政、刑只能使人民不犯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礼教来引导人民，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从内心归服。
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实施教育。
孔子把政治和教育看成一回事，认为德政和教育实质相同。
孟子继承孔子这一思想，并进一步作了发挥。
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尽心上》）孟子的“善政与善教”之说，明确地区别了政治和教育的不同性质和作用。
孟子还说过：“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滕文公上》）孔孟在政治问题上都是主张德政或仁政的，所以都主张治理国家必须选贤任能。
孔子强调“举贤才”。
（《子路》）孟子提倡：“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公孙丑上》）因而他们都注意到从政人才的培养。
所谓政治操守，就是端正从政的指导思想和态度。
因为从政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而是为了行“道”，为了推行“仁政”。
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宪问》）学习修身的目的在于“安人”、“安百姓”，最终达到“普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理想政治。
孟子对于政治操守也是很重视的。
他自己在这方面首先为他的学生作出了榜样。
《孟子》上有一段记载：孟子辞去齐国的官职回乡，齐王对时子说：我想在临淄城中给孟子一幢房屋，用万钟之粟供养他的门徒，使我国的官吏和人民都有所效法。
请你替我同孟子谈谈。
时子又托陈子转告孟子。
孟子说：时子哪里晓得这事情是做不得的。
假如我是贪图财富，辞去十万的俸禄，却接受这一万钟的赐予，这难道是贪图财富吗
（见《公孙丑下》）孟子还特别提出“天爵”、“人爵”和“良贵”的命题。
所谓：“天爵”是指道德信念，“人爵”指公卿大夫等官职。
“良贵”指个人的仁德修养和良好的名誉。
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告子上》）又说：“欲贵者，人之所同也。
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
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
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
’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总之是说，“人爵比不上‘天爵’”，高贵的官职比不上道德和名誉。
而坚强的道德信念和名誉感，才是政治操守的可靠保证。
孔孟都认为君与臣的关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君臣各有职责。
孔子所谓“君君、臣臣”（《颜渊》）又说：“君使臣以礼，世事君以忠。
”（《八佾》）臣对君忠是以君对臣以礼为前提的。
君以礼待臣，换来臣对君以忠。
君与臣的关系不是专权与屈从的关系。
所谓“为君难，为臣不易”。
（《子路》）就是说，为君与为臣都是不容易的，都要各自尽到自己的责任。
所以子路问如何事奉君主，孔子回答说：“勿欺也，而犯之。
”（《宪问》）臣对君应当忠诚，然而可以犯颜亟谏。
孟子更进一步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离娄下》）孟子极端反对臣对君的无原则地同流合污，或阿谀奉承。
他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
”（《告子下》）孟子认为，臣下帮助君主做坏事是一种罪恶。
他甚至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万章下》）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是和他的“民贵君轻”思想相联系的。
孟子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理正君臣的关系。
孟子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
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离娄上》）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代兴的时代，人民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了，同时，在“处士横议”的时代，士阶层的地位也空前提高了，因而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孟子的思想比孔子大大前进了。
孟子着重论述了道德的责任感。
他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离娄上》）又说：“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
”（《公孙丑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离娄上》）任何道德行为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便要反问自己。
总之是行为的正当与否，行为的效果如何，都是要自己负责的，不能依赖别人，或归咎于别人。
“修己”、“修身”是孔孟儒家伦理学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根本观念。
今天我们应当吸取和发扬其积极方面的意义，使之成为道德教育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孔子讲“志于道。
”（《述而》）就是要求学生把道德作为学习的目标和方向，而且能树立坚强的道德信念。
所以孔子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来形容坚强的道德信念。
他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里仁》）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说明有坚强的道德信念，便可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孟子提倡“尚志”，也是强调培养道德意志的重要性。
有人问他“士何事
”孟子回答说“尚志”。
（《尽心上》）又问怎样使自己的志向高尚
孟子回答道：“仁义而已矣。
”孟子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描写实践道德的坚定性，也就是说，树立了坚定的道德信念，才能抵制外来恶劣影响的压力。
孔子很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的知识教育。
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阳货》）他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公冶长》）就是说，光有朴素的忠信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有关忠信的理论知识。
孟子继承孔子这一思想，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离娄上》）就是说，对于仁和义这两种道德的实质，需要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坚定不疑地去实行。
孟子在这里提出对仁义道德的理性认识是很重要的，实行仁德，必须能够通权达变，不能死守道德教条。
例如“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离娄上》）在正常情况下，男女授受不亲是合乎“礼”的；在特殊情况下，男女直接授受又是合礼的。
这就是能够对于“礼”的实质，有真正的理解。
只要掌握仁义的根本原则，便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实行各种道德规范。
孔子主张学习时要开动脑筋思索，因为“学而不思则罔”，同时，光思索，不读书，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思而不学则殆”。
（《为政》）孟子继承孔子这一思想，并主张敢于怀疑。
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
”（《尽心下》）孟子认为《书经》上的《武城篇》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不能全信。
对儒家经典尚且不能盲从，读其他书籍，就更要动脑筋思索了。
孟子还认为，解说《诗经》上的词句，要用读者自己的思考，来探索作者的原意，不要拘泥字句表面而误解诗人的本意。
这就是他讲的：“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
”（《万章上》）孟子的这些言论都是在强调学与思相结合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教师指导学生学习，应当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基础，在学生没有积极学习的要求时，不要勉强灌输知识。
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述而》）这几句话的根本意思就是反对注入式教学，主张启发式教学。
孟子也很重视教学上的启发诱导。
他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
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尽心上》）教师教导学生，也是如此，应当将正确的、难易适度的道理诱导启发学生，使之主动努力地随着教师学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告诉我们，正如大匠不因为迁就拙劣工人改变或废弃规矩；高明的射手不因为迁就拙劣射者而改变拉开弓的标准，教师在教学中不能随便降低课程标准与学习目标。
孔子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进行教学的例子在《论语》一书中的记载是很多的。
最典型的是：“子路问闻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所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不懂这是什么原因，便问孔子。
孔子回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先进》）这就说明孔子的教学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而不是无的放矢。
孟子跟据孔子的教学实践，归纳出五种教学方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尽心上》）这里的君子很可能指的就是孔子。
我们看《论语》中记载孔子对他的众多弟子的指导，大致符合孟子的这段描写。
孟子说过：“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告子下》）孟子认为教学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应当根据实际灵活运用。
孟子的“教亦多术”这一提法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今天还是应当根据教学实际情况：诸如教师、学生、环境、设备等等主客观条件来选定可行的教学方法，以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孔子关于教师工作曾提出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为政》）孔子对教师提出的这一要求，可以说是严格而合理的。
孔子说他自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述而》）孔子的这两句话确实含有普遍和永久的真理，因为它揭示出教师这种工作的本质特征。
为了教好，必须学好；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必须精益求精地继续学习。
“学而不厌”表现出对知识的执着追求，“诲人不倦”说明对学生的热爱和教育的乐观。
孟子认为，对于教师工作应当持严肃认真的态度。
教师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
他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离娄上》）问题就在“好”字上。
“好为人师”就是不自量力地轻易担任教师工作，实际是缺乏自知之明。
所以他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尽心下》）在这里，孟子既说明了教师工作的重要性，也说明不胜任的教师之为害。
孟子不仅特别重视教师工作，而且他本人对于教师职业具有极大的热忱。
他说：“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无，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而教育之，三乐也，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尽心上》）可见孟子是把教师工作看作是天下最光荣最富有乐趣的一种职业。
孟子还从国家社会的角度来肯定教师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在他回答他的学生公孙丑的问题时可以看出。
有一次公孙丑提出问题：“《诗经》上说：‘不应当白吃饭呀
’可是君子（指孟子和他的学生们）之不耕而食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君子之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尽心上》）孟子认为，作为一个有道德学问的君子（指知识分子和教师），既能劝导君主施行“王道”政治，管理好国家，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又能教育青少年一代提高道德素质，这就是最大的贡献。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这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
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孟子并引用尚书太誓篇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告诫人君重视民心。
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乐，即“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拥戴君主，国家自然富强安定。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
他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以下只注篇名）自诩，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
因此，他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孔子的思想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却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起了丰富、开拓和深化儒家理论见解作用。
本文着重就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在儒学传统中，《诗经》是重要的文献典籍，相传孔子曾对《诗经》做了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他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运用于教学活动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的。
孟子也把孝当作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孝即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当作处理父（母）子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处理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
孟子则在孔子的基础上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种，即“五伦”，并提出相应的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他在孔子的基础上增加了“夫妇”与“长幼”两伦。
孟子认为，孝和悌一起构成“仁义”的基本内容，他说：“事孰为大
事亲为大。
”（《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离娄上》）在孟子看来，智就是明白并坚持仁义的道理，礼则调节并适当修饰孝与悌。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最基本的道德，而以孝为根本的仁与以悌为根本的义共同构成了礼智的基础。
孟子倡导孝也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
孟子的孝与孔子的孝一样，有着浓重的血缘色彩，它把家庭和宗族的利益至上化、绝对化。
宗法社会的特点是家国同构，家庭是缩小的国家，国家是扩大的家庭，家庭、家族、国家三位一体，血缘是把三者联系起来的天然纽带，等级尊卑次序是其核心内容。
国家的稳定依赖家庭的安宁，有了家庭的稳定，才有国家的安宁。
因此，孝在家庭稳定中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离娄上》）即人人都能做到孝敬父母、尊重长者，那天下就稳定太平，宗法社会就稳固了。
孟子还把孝当作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
他说：“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
”（《尽心上》）即是说，天下的仁人以善养老人的孝子为依靠。
孟子还认为，侍奉双亲是取得朋友、上级信任的前提条件，“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
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
”（《离娄上》） 孟子也同孔子一样，主张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即使父母有错误也不应该指出来。
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离娄上》）孔子有“无违”和“父子相隐”之说，孟子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说，“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
”（《离娄上》）在他看来，父母即使有错误，作子女的也不能指出来，因为这样有伤父母的恩德。
孟子关于孝的理论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这一问题上，孟子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孔子孝论提升为尊老。
他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即不只是敬养一己之父母，而且还要尊重别人的父母、所有的老人、长者；不只是慈爱自己的子女，同时也慈爱别人的子女。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下可运于掌”。
如果说孔子的“孝”是在家庭生活领域进行的，是一种“家庭美德”，是“修身”与“齐家”的内容，那末，孟子则在此基础上主张将孝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把它提升为一种“社会公德”，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条件，即通过“内圣”达到“外王”。
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可见，孟子把对老人的尊重作为实现其理想的王道政治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
那么，孟子为什么要做这种提升呢
前文述及，孟子的孝与孔子的孝都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
但孟子所要维护的宗法社会已不同于孔子所要维护的宗法社会了。
孔子生活在奴隶制社会末期，他试图通过恢复周礼来维护旧的奴隶制社会秩序，他在政治上主张“善政”，反对“苛政”。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他所要维护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秩序，在政治上，他继承孔子的“善政”思想，主张实行“仁政”，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其孝论也正是为这一政治主张服务的。
他说：“明君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梁惠王上》）可见，孝是孟子“仁政”主张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条件之一。
孟子之对孔子孝论的提升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孟子对孔子孝论的提升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弘扬孝与尊老传统，从而促进家庭和睦，保持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