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论语》中以一句话写一篇1000的议论文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过去的历史，对于人才，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才、德、学。
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但没有才能。
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好得很；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冲出去，那他办不到，他没有这个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没有开创之才。
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
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那就是学，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
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
\ 讲到学问，就须两件事，一是要学，一是要问。
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接受前人的经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便是学问。
但“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有学问，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就是迂阔疏远，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了，没有用处。
如此可以作学者，像我们一样——教书，吹吹牛，不但学术界如此，别的圈子也是一样，有学识，但没有真思想，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罔”了。
\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学则殆”。
他们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那也是非常危险的。
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结果陷于自害害人。
\ 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击，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
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其实童稚无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人间，宛如一张白纸，染之朱则赤，染之墨则黑，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涂涂抹抹，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烂污一片，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还不是真的太保。
我经常说，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
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无论是做父母的，当教师的，或者领导人的，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
尤其是搞教育、领导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
\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
据我的研究，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学问、事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
一个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
所以我说历史文化，无论中外，永远年轻，永远只有三十岁，没有五千年，为什么呢
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岁以后，就难得有新的发明，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累积起来，就变成文化历史。
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正在五六十岁，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样，就此落地了。
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的阶段作接力赛，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
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宇宙从哪里来的
人生究竟如何
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
因此，有了思想，还要力学。
上面所说，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罔”，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
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很危险了。
\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 这是一个问题了。
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
但在宋儒以后，“异端”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
\ 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
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
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
所谓“训诂”，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
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
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
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
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
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
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
所谓博士，就是专家。
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
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 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
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
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
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
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
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
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
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
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
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
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
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
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
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
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
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
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
\ 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
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
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
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
\ 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
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
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
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
\ 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
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
“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
“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
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
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 由养士到考试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
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
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
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
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
现在也有称作幕僚。
“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
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
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
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
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
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
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
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
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
反了
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
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
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
）称为孝廉。
（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
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
）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
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
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
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
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历史系(国学)是什么?
历史学系是文学院的分科之一，主修人人类各朝朝代以来的政治事件为主，并整理历史资料以分析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而培养历史人才以编修文献也为历史学系的主要方向之一。
国学，泛指中国历史以来修身、齐家、治国的学问，涵盖经史子集兵法道等。
中国历史上“国学”是指以“国子监”为首的国立学校。
自 “西学东渐”后泛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指以先秦的经典与诸子学说为根基，并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及同时期的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等等各类文化学术及同时期的以二十四史为主的史学。
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曾国藩是什么人
以学校杀后世，如按剑伏兵科举前期还是比较合理的，进步的，可到理学的后期,明清的科举就玩了,科举消磨了举子的精神气息,消耗了举子的青春与财富中举做官, 却没有能力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了, 因为自己没有了自己的精神了.好像现代的大学生,我国的学生虽然说在大学之前在世界石一流的,但是这个一流,付出的代价太大,能量在各种考试中消耗殆尽,又没能继承东方文化的精髓,甚至迷信所谓的科学万能,于文史哲一窍不通,因而也不会出现爱因斯坦式的人才,到了大学就吃喝玩乐,网游,女友.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的,没有中心思想,不玩做什么? ............. 第八篇 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 五九、明清的科举与宋儒的理学 作者：.南怀瑾. 东方古老中国的文化，经过元朝百年以来的摧折，由平民起义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汉、唐开国的规模。
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没有汉高祖刘邦的豁达大度，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
虽然朱明一代，与汉、唐、元都是一统山河的帝制政权，但前追唐朝，后观清代，无论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
有人说，汉朝四百年，是刘家与外戚宦寺（太监）共有天下；唐朝三百余年，是李家与女后藩镇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与宦官（太监）共有天下；清朝两百余年，是爱新觉罗与绍兴师爷共有天下。
这样的史论，虽然过于笼统草率，但也蛮有道理的。
为朱元璋做个心理分析 我们在前面大概约略地提过，在整个的历史上，反观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风，都和开国之君创业立国的学养见解，有牢不可分的关系。
这正是《大学》所讲“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原则要点所在。
明朝三百年来的帝室政权，之所以如此的阴暗，完全由于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来。
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乱世的贫民家庭，在童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会都是一片悲惨残忍的心理因素。
后来生活无着，为了糊口，只好列皇觉寺去做和尚。
宋、元以来的汉僧寺院，仍然具有丛林制度的严格清规。
俨然一个政治体制的组织。
对于长上和各个职司，既要坚守戒律，又要集体劳务，所谓“敬”和“肃”的遵守，是它基本的精神所在。
他做和尚的日了不算太久，对于佛教的慈悲和忍让的内养修持功夫，虽然也有所了解，但毕竞并未深入。
况且皇觉寺的和尚，也避不开时艰年荒、流离失所的遭遇，他只好被迫出去化缘，仍然也混不到饭吃。
因此才去投军，参加平民起义的行列。
如果从心理学立场的观点来分析，以朱元璋从小到长大的遭遇情况来说，假如事业有所成就，这种人就会变成三种个性的典型： 一是对社会人群，始终充满仇恨和不信任的个性，变成刻薄寡恩的作风。
二是对社会人群，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处处推己及人，愿意反馈社会，尽量做好事，成为一个大善人。
三是变成双重人格，既充满仇恨与刻薄，又很悲观而具有同情心。
但有时仁慈，有时残忍，很难自制。
我们只要多读《明史》，仔细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说孤臣孽子的心境了。
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
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时势造英雄，做了皇帝，却不达观。
如果以他的聪明慧知，做一个中唐时代的和尚，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称佛做祖。
但他的根本学识习性，仍然没有脱离少年时代在皇觉寺为僧时的僧院知识。
因此在他所创建的明朝政治体制中，有关官职的名称，有些仍然采用“丛林寺院”僧职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检”，乃至称僧职叫“总统”、“统领”等名词，都是与“禅林寺院”职司的名号相同。
可是在他称“吴王”开始，到登位称帝以后，的确勤奋读书，努力学习。
但很可惜，没有得到良师益友的辅导。
如宋濂、刘基，他都是以臣工视之，并非尊为师友。
如史载他对两人的评语说：“宋濂文人，刘基峻隘。
”所以对于他们，始终是有距离，用而不亲，影响不大。
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点，就是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
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过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
他自小由环境所造成严肃忮刻的生活习惯，很难兼容并蓄，更谈不到有“格物致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但他在登位称帝以后，正如唐、宋开国的皇帝一样，总想找出一个具有显赫有名的祖宗，作为自己的背景。
李唐皇帝，找到老子李耳。
有道教教主的“李老君”做背景，是够神气的。
赵宋也用道教的帝君来陪衬自己。
朱元障找谁呢
开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关系。
当他还正在疑难不决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理发的司务（相当于今天所称的师傅）也姓朱。
他便问他，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后人
谁知那个理发匠却答说，我姓朱，是另有祖先的。
朱熹和我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认他做祖先啊
这句话，使他感觉到很惭愧，因此，就决心不认朱熹做祖先了。
这个典故，不是凭空捏造的，是记在明人一部史料笔记中，我一时记不起书名来了，你们查对，一定会发现的。
科举取士的利弊 但从明朝开国，创建科举取士的考试体制，规定用朱熹的《四书章句》为标准，推崇《大学衍义》等传统，实在出自朱元璋的创制规定，以后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约六百年而不变，并非事出无因。
另如以宋儒理学家的严峻规范思想，制定对妇女的节操观念，限制重重，也是由他手里所开始的。
大家不可以把这些过错，随便归到儒家的礼教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现在为了缩短讲课的时间，我们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关这一方面的史料，大家看了，就可明白了。
元顺带至正二六年，即公元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正在称吴王的第三年。
即诏求遗书，如史载： 上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
汉武帝购求遗书。
而六经始出。
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
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
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
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
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底壁间。
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
予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 第二年，开始第一次创制文武科取士之法。
如云：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
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 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
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
卿等纂修《女诫》，及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 洪武三年，第二次 诏设科取士，定科举法。
初场，各经义一道。
四书义一道。
二场，论一道。
诏、诰、表、笺、内科一道。
三场，策一道。
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策、律五事试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 颁行科举成式。
凡三年大比，乡试，试三场。
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
经义四。
四书义，主朱子集注。
经义、诗，主朱子集传。
易，主程朱义（程传与夫子本义）。
书，主蔡氏（沉）传及古注疏。
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
礼记，主古注疏。
十二日，试论一。
判语五。
诏、诰、章、表、内科一 十五日，试经史策五。
礼部会试。
以二月，与乡试同。
其举人，则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应之。
其学校训导，专主生徒。
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
同时，另有一件故事，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一定觉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学技术，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用，非常可惜。
事实上，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处，那是事实。
但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那也确是有相等的负面损失，这也是事实。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有朱元璋这种想法和作法的事，还不止他一桩而已。
这件事，便是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月，钦天监（管天文台的台长）进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发明的自鸣钟）备极机巧。
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铃声）鼓。
上（朱元璋）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
命碎之。
”这样一来，由元朝时期，从西洋引进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识，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发明了，实在很可惜。
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奖励，恐伯中国的科技，就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
由朱元璋开始，制定科举考试取士的程式以后，朱明王朝历代子孙的职业皇帝们，便严守成规，奉为定例。
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把儒学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见解上，是很不恰当的。
所以到了朱棣赶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后，自称皇帝，改元“永乐”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饶州鄱阳儒士朱友季，“诣阙（自到北京皇宫大门外）献所著书，专毁濂（周敦颐）洛（二程兄弟）关（张载）闽（朱熹）之说。
”永乐帝看了，便说：“此儒者之贼也。
遣行人押还饶州，会司府县官，声其罪杖之，悉焚其书。
”并在永乐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开馆于东华门外。
书成，永乐帝亲自写序。
从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学，偏向专注于性理的探讨，推极崇高而不博大了。
过了四十年后，在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十二年，有礼部右侍郎邱浚进所若《大学衍义补》一书。
他认为真西山的《大学衍义》，虽是帝王学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可供参考。
因此，他采集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分类汇集，加上自己的意见，以备帝王们学习治国平天下的学识。
纪宗特别赏识，赐给金币以外，又进封他做礼部尚书，并命将此书刊行流布。
邱浚是琼州（海南岛）人，少年时便有神童之誉，是一个才气纵横的人物。
如他咏海南岛五指山的诗，便有“疑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之句，大有岭南学派人物的豪情壮志，目空一切的气概。
阳明学说的兴起 从此以后，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时代，已经是公元十六世纪的初叶，在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位名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家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
他在明代历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宁王“宸濠之乱”而出名。
但在文化哲学史上，他是以“知行合一”的学说，影响当时和后世。
最为突出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明治维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阳明学说的成果。
因明治维新的影响，当清末民初，中国一般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以后，重新捡起阳明之学，作为革命救国的张本，提倡研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乃至阳明的治兵语录，和曾国藩的家书等做典范，俨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的作风，用来抗衡由西方输入的各种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剧，为现代历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王阳明学说的由来，开始也和南北宋时期一般儒家的理学家们相同，也是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学相结合，先是由道家和佛家的一般学理入手，而且努力参禅静坐，曾经发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
但他却能自知，神通妙用的特异功能还不是道。
因此退而反求儒家的经学，别有深入之处。
恰好碰着在仕途上和当权的宦官刘瑾结怨，被贬到贵州的龙场驿以后，更有进益。
总之，他后来心性学养的成就，如照朱熹所主张的道问学，和陆象山所主张的尊德性来讲，他也是以尊德性为本。
而且更与朱、陆不同之处，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以事功的实践，与即知即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
实际上，王阳明的学问造诣，是由禅入儒，引儒入禅相结合，比宋儒朱熹的见地，实在别有胜处。
他是极力反对朱熹的四书章句之说，认为朱注的章句，其祸害尤甚于洪水猛兽。
因此，与当时宗奉朱熹学说，崇拜程朱学派的人，俨然对立。
好在他有平宁王之乱的一段容功，震撼朝野，所以他在当时程朱学派的天下中，还能立足，这也是并非偶然的事。
如果我们把明武宗时期和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儒家理学的时期，和西方欧洲历史文化作一对照，那也正是公元一五一七到一五六一年之间，德国人马丁·路德开始从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时代。
除此之外，也正是西方在这一时期（十六世纪）历史文化上开始转运的阶段，如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倡太阳中心及地动学说；维斯浦奇发现南美洲东岸；哥伦布发现中美洲；麦哲伦远航周游世界一周成功；葡萄牙人到了广东租澳门为通商地，为近世欧洲人到中国的开始；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种子岛，首先掌握了东洋的贸易权；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英国女王玛利登位，禁信耶稣教，接着是女王伊丽莎白即侊，厉行新教；德国开宗教会议，重许信教自由，新旧教之争结束；法国新旧教开始战争。
西方的欧洲，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这些等等事故，和我们虽然还远隔重洋，说是没有关系，却是很有关系，所以也在此顺便提起大家的注意。
至于明朝在武宗时期，因有王阳明的学说出现以后，同时也影响了道家和佛家出家的和尚、道士，也有向王阳明参禅学道的出家人。
王阳明虽然不像宋儒那样，左批佛，右批道，但对佛道两方，多少也有微言。
不过，他和宋儒理学家相同，对性命之理，人生 的生命之学，仍有存疑。
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家的外丹，或者为证长生，果因为服食信石（砒霜）中毒而殁。
我们对阳明学说的是非暂不评论。
总之，在明朝三百年来，特别注重以朱注“四书”为主的儒学，影响所及，到了晚明时期，如对宫廷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大师憨山德清，便以儒、佛、道三教一致观点，著有《中庸克指》，以及《老子道德经解》、《庄子内七篇 注》等。
稍后，他的再传弟子蕅益法师，又有《四书蕅益解》等著作。
这些种种事实，都是说明由初唐（公元六二七）年起，到明末清初（公元一六四四）年间，有关儒、佛、道三家学说，却已经历纷争了千余年之久，由各自殊途而归趋于一致，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才得汇流而集成。
但也正如道家老子、庄子的观点，“成者毁也”。
由于西方的欧洲，正从物质文明之中逐渐发展，促使唯物哲学思想的光芒，正从地平线西面升起，在十六世纪以后，渐已东来了。
总结明朝的政治文化 我们现在不必读历史而流泪，为古人担忧。
只对朱明三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作一简单的结论： 一、明朝的文运，由朱元璋（洪武）和朱棣（永乐）父子、制定以宋儒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儒学以后，同时既不尊重相权，又更轻视文臣学者。
朱家子孙十五个职业皇帝，除了被太监宫女们玩弄在股掌之间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对历史社会有很好贡献的君主。
其中两三个稍有特别天才的，如英宗朱祁镇，如果不做皇帝，专学天文，应该可以成为名家。
神宗朱翊钧，不做皇帝，专业经营，或从山西票号做学徒，以他爱钱如命的个性，一定可以经商致富。
熹宗朱由校，不做皇帝，专学建筑设计或土木工程，也应该大有成就。
但很可惜，他们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家，当了职业皇帝，反而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劣迹，真是不幸。
二、朱元璋从佛门和尚出身，做了皇帝以后，除了本身太过严厉，杀戮太过，留给后代以刻薄寡恩的榜样以外，其他功过善恶，很难定评。
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学无术”。
但“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
所以他的子孙，仍然必要出家为僧偿还这个因果。
起初是由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被永乐所逼而出家。
最后仍由崇祯的断臂公主出家为尼，了却佛门一代公案。
三、明朝三百年来的文运，规守在宋儒理学的范围以内，使传统的诸子百家之学，更无发挥的余地。
在《明史》上的儒学文臣，如于谦、海瑞、王阳明、张居正等少数特殊之士以外，其余大多不得展其所长。
因此，在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方面，也没有格外的特点。
如唐诗、宋词、元曲之外，唯一可以代表明代的文艺，就是小说。
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傍》、《金瓶梅》等等，便是明代的作品。
这些著作，也代表了明朝一般知识分子的心声，生在一个无可奈何时代的反感和悲鸣。
所以在神宗嘉靖时期。
就早有李蛰（李卓吾）一类愤世嫉俗的学者出现。
李卓吾明说当时的道学先生们为“鄙儒、俗儒、腐儒”，又说他们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
但他不只反对道学，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甚至讨厌见任何人，既讨厌和尚，更讨厌道学先生，贬斥六经，认为不能专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此而“得罪名教，遭劾系狱，自刎而死”。
古人所谓的“名教”—词，就是指以儒家孔孟之教的意识形态。
单是一个“名”字，有时便代表论理的逻辑观念。
“遭劾”就是被当时在朝廷的儒臣们所弹劾，认为他犯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反动，所以就入狱坐牢了。
事实上，他最初是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脱颖而出，因对时代社会的不满，太过偏激，形成狂态。
另如神宗万历时期的袁宏道（中郎）、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有才名，当时人称“三袁”。
尤其以袁中郎的声名更盛，但他也是对时代不满，早年就辞官不做，专以诗文名世，不与世俗相争了。
明代的文运，诸如此类，所以到了万历后期，就形成以太监头子魏忠贤为首，指顾宪成、高攀龙等两百多名学者为东林党，兴起党狱，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
一直到了李闯的民兵入京，崇祯朱由检自杀，满清入关，才结束了从皇觉寺开始，到东林书院而变为东林党的党争的历史，使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结完案。
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遗老，如顾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王船山等，扬弃理学专讲性理的义理的弊病，转而重视实用和考据之学，才使中国文化，从清朝开始，归于义理（哲学）、考据、词章三大类的学问。
对于猎取功名科第的科举八股文章，都是余事而已。
荀子的《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中天不可畏与人祅可畏是否矛盾
为什么
谈谈你对此的看法。
书名号里的那句话取自《荀子.天论》。
天不可畏而人袄可畏，意思是天灾什么的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祸。
实质上是说，人力可以抵御自然灾害，但前提是人团结一心。
纵观《荀子》的理论，其实核心就在于社会的形成机理。
人为什么要形成群体
为了生存。
群体又如何能够团结
因为秩序。
什么样的群体面临危险
秩序失衡，群体不团结，内斗。
礼，在荀子的理解里，是整个社会必须使用的用来区别地位高下的基本制度。
至于性恶论，荀子并不是主张放纵本性的。
荀子这一理论，实质上是对社会对自身进行了深入思考归纳而提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