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先生的<秋风怀故人>全诗
诗文昭日月,秋风怀故人
几个历史问题 求解释
梁启超是中代维新派代表，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度参与了中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7岁中举。
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
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
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
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
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
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
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
《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
梁启超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
与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
以他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
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
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
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
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
”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像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
《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
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
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
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
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
”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
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郭嵩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
字伯琛，号筠仙、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
1847年进士，1854至1856 年佐曾国藩幕。
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
1863年任广东巡抚，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 贤讲舍讲学。
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 入总理衙门，旋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
咸丰二年（1852）底，太平军攻克武昌，浩荡东下，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数辞不允，郭嵩焘几度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创办湘军，罗致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咸丰三年（1853）五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
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
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
此后三年，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离开曾国藩幕府，入值上书房。
次年，英法军舰屯集天津大沽口外，郭嵩焘受命前往协助僧格林沁布置防务。
临行前，郭嵩焘将多年来对西方事务的思考具疏上奏，认为要“制御远夷”，首先要了解外国情况，建议从广东、上海、恰克图、库伦等地选派通晓外国语言的人才入京转相传司，并在天津设局，仿制西式战舰以制夷。
咸丰帝对此大感兴趣，立即召见询问具体方略。
至大沽口后，因反对僧格林沁撤防北塘而辞去。
同治元年（1862），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
次年，署理广东巡抚，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
五年（1866），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而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
光绪元年（1875）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
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
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
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
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
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
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
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更有无聊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 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郭嵩焘出使延期。
十一月四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
自然郭嵩焘又遭到毁谤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
四年（1878）兼任驻法公使。
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
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不料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
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
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
三年（1877）八月，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翌年，即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 郭嵩焘参观法国世博会中国馆侨的权益。
同年10月16日应英国工厂主的邀请，访问了在伦敦附近的电力厂。
在参观过程中，英国工厂主特意请郭嵩焘参观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
这是他首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电话。
电话安装在相隔数十丈的上下楼内，郭嵩焘让随从张德彝到楼下去接听，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
“郭问‘听闻乎
’张答到‘听闻。
’郭又问‘你知觉乎
’张应曰‘知觉。
’郭又说‘请数数目字。
’张依言而数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
” 在英国，郭嵩焘目睹英国国内的禁毒措施，不禁感慨万千，两次上疏要求严禁鸦片，并提出具体建议。
郭嵩焘还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
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后来虽未编成《通商则例》，但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备用。
郭嵩焘出使期间，还处理了相当多的具体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与严复等建立了友谊。
因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
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
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
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
光绪九年（1883）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
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终年73岁。
李鸿章奏请朝廷宣付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
朝廷降旨曰：“郭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故不准立传赐谥”。
关于古文字句.
以学校杀后世，如按剑伏兵科举前期还是比较合理的，进步的，可到理学的后期,明清的科举就玩了,科举消磨了举子的精神气息,消耗了举子的青春与财富中举做官, 却没有能力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了, 因为自己没有了自己的精神了.好像现代的大学生,我国的学生虽然说在大学之前在世界石一流的,但是这个一流,付出的代价太大,能量在各种考试中消耗殆尽,又没能继承东方文化的精髓,甚至迷信所谓的科学万能,于文史哲一窍不通,因而也不会出现爱因斯坦式的人才,到了大学就吃喝玩乐,网游,女友.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的,没有中心思想,不玩做什么? ............. 第八篇 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 五九、明清的科举与宋儒的理学 作者：.南怀瑾. 东方古老中国的文化，经过元朝百年以来的摧折，由平民起义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汉、唐开国的规模。
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没有汉高祖刘邦的豁达大度，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
虽然朱明一代，与汉、唐、元都是一统山河的帝制政权，但前追唐朝，后观清代，无论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
有人说，汉朝四百年，是刘家与外戚宦寺（太监）共有天下；唐朝三百余年，是李家与女后藩镇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与宦官（太监）共有天下；清朝两百余年，是爱新觉罗与绍兴师爷共有天下。
这样的史论，虽然过于笼统草率，但也蛮有道理的。
为朱元璋做个心理分析 我们在前面大概约略地提过，在整个的历史上，反观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风，都和开国之君创业立国的学养见解，有牢不可分的关系。
这正是《大学》所讲“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原则要点所在。
明朝三百年来的帝室政权，之所以如此的阴暗，完全由于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来。
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乱世的贫民家庭，在童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会都是一片悲惨残忍的心理因素。
后来生活无着，为了糊口，只好列皇觉寺去做和尚。
宋、元以来的汉僧寺院，仍然具有丛林制度的严格清规。
俨然一个政治体制的组织。
对于长上和各个职司，既要坚守戒律，又要集体劳务，所谓“敬”和“肃”的遵守，是它基本的精神所在。
他做和尚的日了不算太久，对于佛教的慈悲和忍让的内养修持功夫，虽然也有所了解，但毕竞并未深入。
况且皇觉寺的和尚，也避不开时艰年荒、流离失所的遭遇，他只好被迫出去化缘，仍然也混不到饭吃。
因此才去投军，参加平民起义的行列。
如果从心理学立场的观点来分析，以朱元璋从小到长大的遭遇情况来说，假如事业有所成就，这种人就会变成三种个性的典型： 一是对社会人群，始终充满仇恨和不信任的个性，变成刻薄寡恩的作风。
二是对社会人群，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处处推己及人，愿意反馈社会，尽量做好事，成为一个大善人。
三是变成双重人格，既充满仇恨与刻薄，又很悲观而具有同情心。
但有时仁慈，有时残忍，很难自制。
我们只要多读《明史》，仔细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说孤臣孽子的心境了。
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
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时势造英雄，做了皇帝，却不达观。
如果以他的聪明慧知，做一个中唐时代的和尚，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称佛做祖。
但他的根本学识习性，仍然没有脱离少年时代在皇觉寺为僧时的僧院知识。
因此在他所创建的明朝政治体制中，有关官职的名称，有些仍然采用“丛林寺院”僧职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检”，乃至称僧职叫“总统”、“统领”等名词，都是与“禅林寺院”职司的名号相同。
可是在他称“吴王”开始，到登位称帝以后，的确勤奋读书，努力学习。
但很可惜，没有得到良师益友的辅导。
如宋濂、刘基，他都是以臣工视之，并非尊为师友。
如史载他对两人的评语说：“宋濂文人，刘基峻隘。
”所以对于他们，始终是有距离，用而不亲，影响不大。
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点，就是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
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过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
他自小由环境所造成严肃忮刻的生活习惯，很难兼容并蓄，更谈不到有“格物致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但他在登位称帝以后，正如唐、宋开国的皇帝一样，总想找出一个具有显赫有名的祖宗，作为自己的背景。
李唐皇帝，找到老子李耳。
有道教教主的“李老君”做背景，是够神气的。
赵宋也用道教的帝君来陪衬自己。
朱元障找谁呢
开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关系。
当他还正在疑难不决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理发的司务（相当于今天所称的师傅）也姓朱。
他便问他，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后人
谁知那个理发匠却答说，我姓朱，是另有祖先的。
朱熹和我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认他做祖先啊
这句话，使他感觉到很惭愧，因此，就决心不认朱熹做祖先了。
这个典故，不是凭空捏造的，是记在明人一部史料笔记中，我一时记不起书名来了，你们查对，一定会发现的。
科举取士的利弊 但从明朝开国，创建科举取士的考试体制，规定用朱熹的《四书章句》为标准，推崇《大学衍义》等传统，实在出自朱元璋的创制规定，以后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约六百年而不变，并非事出无因。
另如以宋儒理学家的严峻规范思想，制定对妇女的节操观念，限制重重，也是由他手里所开始的。
大家不可以把这些过错，随便归到儒家的礼教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现在为了缩短讲课的时间，我们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关这一方面的史料，大家看了，就可明白了。
元顺带至正二六年，即公元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正在称吴王的第三年。
即诏求遗书，如史载： 上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
汉武帝购求遗书。
而六经始出。
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
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
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
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
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底壁间。
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
予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 第二年，开始第一次创制文武科取士之法。
如云：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
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 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
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
卿等纂修《女诫》，及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 洪武三年，第二次 诏设科取士，定科举法。
初场，各经义一道。
四书义一道。
二场，论一道。
诏、诰、表、笺、内科一道。
三场，策一道。
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策、律五事试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 颁行科举成式。
凡三年大比，乡试，试三场。
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
经义四。
四书义，主朱子集注。
经义、诗，主朱子集传。
易，主程朱义（程传与夫子本义）。
书，主蔡氏（沉）传及古注疏。
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
礼记，主古注疏。
十二日，试论一。
判语五。
诏、诰、章、表、内科一 十五日，试经史策五。
礼部会试。
以二月，与乡试同。
其举人，则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应之。
其学校训导，专主生徒。
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
同时，另有一件故事，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一定觉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学技术，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用，非常可惜。
事实上，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处，那是事实。
但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那也确是有相等的负面损失，这也是事实。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有朱元璋这种想法和作法的事，还不止他一桩而已。
这件事，便是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月，钦天监（管天文台的台长）进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发明的自鸣钟）备极机巧。
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铃声）鼓。
上（朱元璋）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
命碎之。
”这样一来，由元朝时期，从西洋引进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识，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发明了，实在很可惜。
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奖励，恐伯中国的科技，就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
由朱元璋开始，制定科举考试取士的程式以后，朱明王朝历代子孙的职业皇帝们，便严守成规，奉为定例。
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把儒学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见解上，是很不恰当的。
所以到了朱棣赶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后，自称皇帝，改元“永乐”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饶州鄱阳儒士朱友季，“诣阙（自到北京皇宫大门外）献所著书，专毁濂（周敦颐）洛（二程兄弟）关（张载）闽（朱熹）之说。
”永乐帝看了，便说：“此儒者之贼也。
遣行人押还饶州，会司府县官，声其罪杖之，悉焚其书。
”并在永乐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开馆于东华门外。
书成，永乐帝亲自写序。
从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学，偏向专注于性理的探讨，推极崇高而不博大了。
过了四十年后，在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十二年，有礼部右侍郎邱浚进所若《大学衍义补》一书。
他认为真西山的《大学衍义》，虽是帝王学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可供参考。
因此，他采集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分类汇集，加上自己的意见，以备帝王们学习治国平天下的学识。
纪宗特别赏识，赐给金币以外，又进封他做礼部尚书，并命将此书刊行流布。
邱浚是琼州（海南岛）人，少年时便有神童之誉，是一个才气纵横的人物。
如他咏海南岛五指山的诗，便有“疑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之句，大有岭南学派人物的豪情壮志，目空一切的气概。
阳明学说的兴起 从此以后，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时代，已经是公元十六世纪的初叶，在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位名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家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
他在明代历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宁王“宸濠之乱”而出名。
但在文化哲学史上，他是以“知行合一”的学说，影响当时和后世。
最为突出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明治维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阳明学说的成果。
因明治维新的影响，当清末民初，中国一般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以后，重新捡起阳明之学，作为革命救国的张本，提倡研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乃至阳明的治兵语录，和曾国藩的家书等做典范，俨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的作风，用来抗衡由西方输入的各种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剧，为现代历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王阳明学说的由来，开始也和南北宋时期一般儒家的理学家们相同，也是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学相结合，先是由道家和佛家的一般学理入手，而且努力参禅静坐，曾经发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
但他却能自知，神通妙用的特异功能还不是道。
因此退而反求儒家的经学，别有深入之处。
恰好碰着在仕途上和当权的宦官刘瑾结怨，被贬到贵州的龙场驿以后，更有进益。
总之，他后来心性学养的成就，如照朱熹所主张的道问学，和陆象山所主张的尊德性来讲，他也是以尊德性为本。
而且更与朱、陆不同之处，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以事功的实践，与即知即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
实际上，王阳明的学问造诣，是由禅入儒，引儒入禅相结合，比宋儒朱熹的见地，实在别有胜处。
他是极力反对朱熹的四书章句之说，认为朱注的章句，其祸害尤甚于洪水猛兽。
因此，与当时宗奉朱熹学说，崇拜程朱学派的人，俨然对立。
好在他有平宁王之乱的一段容功，震撼朝野，所以他在当时程朱学派的天下中，还能立足，这也是并非偶然的事。
如果我们把明武宗时期和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儒家理学的时期，和西方欧洲历史文化作一对照，那也正是公元一五一七到一五六一年之间，德国人马丁·路德开始从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时代。
除此之外，也正是西方在这一时期（十六世纪）历史文化上开始转运的阶段，如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倡太阳中心及地动学说；维斯浦奇发现南美洲东岸；哥伦布发现中美洲；麦哲伦远航周游世界一周成功；葡萄牙人到了广东租澳门为通商地，为近世欧洲人到中国的开始；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种子岛，首先掌握了东洋的贸易权；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英国女王玛利登位，禁信耶稣教，接着是女王伊丽莎白即侊，厉行新教；德国开宗教会议，重许信教自由，新旧教之争结束；法国新旧教开始战争。
西方的欧洲，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这些等等事故，和我们虽然还远隔重洋，说是没有关系，却是很有关系，所以也在此顺便提起大家的注意。
至于明朝在武宗时期，因有王阳明的学说出现以后，同时也影响了道家和佛家出家的和尚、道士，也有向王阳明参禅学道的出家人。
王阳明虽然不像宋儒那样，左批佛，右批道，但对佛道两方，多少也有微言。
不过，他和宋儒理学家相同，对性命之理，人生 的生命之学，仍有存疑。
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家的外丹，或者为证长生，果因为服食信石（砒霜）中毒而殁。
我们对阳明学说的是非暂不评论。
总之，在明朝三百年来，特别注重以朱注“四书”为主的儒学，影响所及，到了晚明时期，如对宫廷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大师憨山德清，便以儒、佛、道三教一致观点，著有《中庸克指》，以及《老子道德经解》、《庄子内七篇 注》等。
稍后，他的再传弟子蕅益法师，又有《四书蕅益解》等著作。
这些种种事实，都是说明由初唐（公元六二七）年起，到明末清初（公元一六四四）年间，有关儒、佛、道三家学说，却已经历纷争了千余年之久，由各自殊途而归趋于一致，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才得汇流而集成。
但也正如道家老子、庄子的观点，“成者毁也”。
由于西方的欧洲，正从物质文明之中逐渐发展，促使唯物哲学思想的光芒，正从地平线西面升起，在十六世纪以后，渐已东来了。
总结明朝的政治文化 我们现在不必读历史而流泪，为古人担忧。
只对朱明三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作一简单的结论： 一、明朝的文运，由朱元璋（洪武）和朱棣（永乐）父子、制定以宋儒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儒学以后，同时既不尊重相权，又更轻视文臣学者。
朱家子孙十五个职业皇帝，除了被太监宫女们玩弄在股掌之间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对历史社会有很好贡献的君主。
其中两三个稍有特别天才的，如英宗朱祁镇，如果不做皇帝，专学天文，应该可以成为名家。
神宗朱翊钧，不做皇帝，专业经营，或从山西票号做学徒，以他爱钱如命的个性，一定可以经商致富。
熹宗朱由校，不做皇帝，专学建筑设计或土木工程，也应该大有成就。
但很可惜，他们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家，当了职业皇帝，反而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劣迹，真是不幸。
二、朱元璋从佛门和尚出身，做了皇帝以后，除了本身太过严厉，杀戮太过，留给后代以刻薄寡恩的榜样以外，其他功过善恶，很难定评。
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学无术”。
但“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
所以他的子孙，仍然必要出家为僧偿还这个因果。
起初是由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被永乐所逼而出家。
最后仍由崇祯的断臂公主出家为尼，了却佛门一代公案。
三、明朝三百年来的文运，规守在宋儒理学的范围以内，使传统的诸子百家之学，更无发挥的余地。
在《明史》上的儒学文臣，如于谦、海瑞、王阳明、张居正等少数特殊之士以外，其余大多不得展其所长。
因此，在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方面，也没有格外的特点。
如唐诗、宋词、元曲之外，唯一可以代表明代的文艺，就是小说。
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傍》、《金瓶梅》等等，便是明代的作品。
这些著作，也代表了明朝一般知识分子的心声，生在一个无可奈何时代的反感和悲鸣。
所以在神宗嘉靖时期。
就早有李蛰（李卓吾）一类愤世嫉俗的学者出现。
李卓吾明说当时的道学先生们为“鄙儒、俗儒、腐儒”，又说他们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
但他不只反对道学，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甚至讨厌见任何人，既讨厌和尚，更讨厌道学先生，贬斥六经，认为不能专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此而“得罪名教，遭劾系狱，自刎而死”。
古人所谓的“名教”—词，就是指以儒家孔孟之教的意识形态。
单是一个“名”字，有时便代表论理的逻辑观念。
“遭劾”就是被当时在朝廷的儒臣们所弹劾，认为他犯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反动，所以就入狱坐牢了。
事实上，他最初是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脱颖而出，因对时代社会的不满，太过偏激，形成狂态。
另如神宗万历时期的袁宏道（中郎）、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有才名，当时人称“三袁”。
尤其以袁中郎的声名更盛，但他也是对时代不满，早年就辞官不做，专以诗文名世，不与世俗相争了。
明代的文运，诸如此类，所以到了万历后期，就形成以太监头子魏忠贤为首，指顾宪成、高攀龙等两百多名学者为东林党，兴起党狱，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
一直到了李闯的民兵入京，崇祯朱由检自杀，满清入关，才结束了从皇觉寺开始，到东林书院而变为东林党的党争的历史，使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结完案。
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遗老，如顾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王船山等，扬弃理学专讲性理的义理的弊病，转而重视实用和考据之学，才使中国文化，从清朝开始，归于义理（哲学）、考据、词章三大类的学问。
对于猎取功名科第的科举八股文章，都是余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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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看三少的，下面是资料1.在古代，人的文化修养是用琴、书、画四方面的才能的，弹琴为四大才能之首。
2.琴发明于伏羲时代（伏羲在位年代2400 BC-2370 BC，参见本百科词条“三皇五帝年表”），为五弦之琴，或云为神农（2370 BC-2338 BC）所作（《古史考》：伏羲作琴、瑟。
《纲鉴易知录》：伏羲斫桐为琴，绳丝为弦；绠桑为瑟。
《帝王世纪》：神农始作五弦之琴，以具宫商角征羽之音。
历九代至文王，复增其二弦，曰少宫、少商。
）琴发明的地点在今鲁西豫东地区（伏羲之都在今河南淮阳，神农之都在今山东曲阜）。
3.琴和笛、箫等其他乐器一样，隔墙也能欣赏其乐声。
而“琴”字从“今”，强调“当面演奏”，是指其演奏的隆重性、郑重性而言，它是为高贵宾客演奏用的高级乐器，宾客在聆听琴曲时，必须正襟危坐，现代西方人欣赏古典音乐时不能随便离开座位，也是此理。
这是一种文化素质和修养的体现，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
琴，又称瑶琴、玉琴，俗称古琴，一种七弦无品的古老的拨弦乐器。
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概括与 汉服与古琴 代表着古老神秘的东方思想。
古琴，在古代称作“琴”，还有“绿绮”、“丝桐”等别称。
虽说“伏羲制琴”、”神农制琴”、“舜作五弦琴”的传说不可信，但它的历史确实是相当悠久了。
琴最早见之于典籍的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鹿鸣》中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映了琴和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
可见，三千多年前，琴已经流行。
后来，由于孔于的提倡，文人中弹琴的风气很盛，并逐渐形成古代文人必备“琴、棋、书、画”修养的传统。
孔子在提倡琴乐之初就教导说君子乐不去身，君子和琴比德，唯君子能乐。
操琴通乐是君子修养的最高层次，人与乐合一共同显现出一种平和敦厚的风范。
在孔子的时代，琴乐还不仅仅是后世的君子个人的修身之乐，更是容纳天地教化百姓的圣乐。
于琴乐之中，孔子听到了文王圣德之声，师旷听出了商纣亡国之音。
古人相信天地的气象就蕴涵在其中，人们膜拜它，赋予它关于道德的信仰。
作为“正音”，琴乐寄寓了中国千年的正统思想和文化。
古琴伴随着人民生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伯牙弹琴遇知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借助琴来表达爱慕之心；嵇康面临死亡，还操琴一曲《广陵散》；诸葛亮巧设空城计，沉着，悠闲的琴音，智退司马懿雄兵十万；以及陶渊明弹无弦琴的故事等，都为千古传颂。
“高山流水”、“焚琴煮鹤”、“对牛弹琴”等妇孺皆知的成语都出自和琴有关的典故。
古琴，目睹了中华民族的兴衰，反映了华夏传人的安详寂静、洒脱自在的思想内含。
在古琴曲中，有一首叫《华胥引》的名曲，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传说黄帝夜得佳梦，梦中来到一个叫华胥国的地方。
其地“国无师长”，“民无嗜欲”，其国民“美恶不萌于心，山谷不踬其步，熙乐以生。
”黄帝见其国之状况，羡慕不已。
华胥国的国民所过的安详自在的生活，正是黄帝心中的理想生活。
也可以说，黄帝的华胥之梦，正是他治国的思想境界。
古德先贤的理想，往往通过琴来表达。
伏羲、神农、黄帝、虞舜等造琴的传说，在琴界流传很广，而孔子、庄子等大家也都是琴学大家。
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在古琴文化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思想舞台上主要有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农家等九大家。
各家学说各有差异，但这九大家的思想，一直共存于中国人的头脑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因为中国人深知各种思想的共通之处：自心洒脱，世道安详。
此内心之声的表达，正是琴的长处。
虽诸家思想各不相同，但都同样对琴有着特殊的好感。
琴融汇百家神髓，尽展人心深处的恬静安详潇洒自在之声。
所以,人们才说，琴是中国文化的卓越代表。
儒释道三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琴文化是三教皆崇的文化。
乐是儒学必修的重要内容，而琴 古琴 更是儒者的最爱，而道者更是喜爱琴那清静洒脱的韵味。
就连佛教僧人，也同样喜欢自琴中领悟空灵大智。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往往皆尊三教，对琴的喜爱当然不在话下。
他们往往借琴以完美自我的人格，修养身心，体悟大道。
琴与剑，成为了文人的不可缺少的基本配备。
琴棋书画，则是才子佳人们才能的标帜。
琴文化与中国文人、中国思想文化之间联系十分紧密。
在琴厚重的人文积淀之外，琴的审美在世界音乐中独树一帜。
琴没有肆意的宣泄，只在含蓄中流露出平和超脱的气度。
琴与诗歌密不可分；讲求韵味，虚实相生，讲求弦外之音，从中创造出一种空灵的意境，和国画的审美追求是统一的。
难怪世界为之惊叹。
“月色满轩白，琴声亦夜阑；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随自爱，今人多不弹；为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
”这是唐代诗人刘长卿发出的感喟。
编辑本段中国古代名琴 1.周——号钟 “号钟”是周代的名琴。
此琴音之宏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震耳欲聋。
传说古代杰出的琴家伯牙曾弹奏过“号钟”琴。
后来“号钟”传到齐桓公的手中。
齐桓公是齐国的贤明君主，通晓音律。
当时，他收藏了许多名琴，但尤其珍爱这个“号钟”琴。
他曾令部下敲起牛角，唱歌助乐，自己则奏“号钟”与之呼应。
牛角声声，歌声凄切，“号钟”则奏出悲凉的旋律，使两旁的侍者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
2.春秋\\\/绕梁 今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语。
其语源于《列子》中的一个故事：周朝时，韩国著名歌伎韩娥去齐国，路过雍门时断了钱粮，无奈只得卖唱求食。
她那凄婉的歌声在空中回旋，如孤雁长鸣。
韩娥离去三天后，其歌声仍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
琴以“绕梁”命名，足见此琴音色之特点，必然是余音不断。
据说“绕梁”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其制作年代不详。
楚庄王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整天弹琴作乐，陶醉在琴乐之中。
有一次，楚庄王竟然连续七天不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脑后。
王妃樊姬异常焦虑，规劝楚庄王说：“君王，您过于沉沦在音乐中了
过去，夏桀酷爱妺喜之瑟，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
现在，君王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
”楚庄王闻言陷入了沉思。
他无法抗拒“绕梁”的诱惑，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捶琴，琴身碎为数段。
从此，万人羡慕的名琴“绕梁”绝响了。
3.汉\\\/绿绮 “绿绮”是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
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
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
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
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
“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锌木结合的精华。
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
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
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
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
”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
司马相如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
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
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
从此，司马相如以琴追求文君，被传为千古佳话。
4.东汉\\\/焦尾 “焦尾”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琴。
蔡邕在“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曾于烈火中抢救出一段尚未烧完、声音异常的梧桐木。
他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声音不凡。
因琴尾尚留有焦痕，就取名为“焦尾”。
“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
汉末，蔡邕惨遭杀害后，“焦尾”琴仍完好地保存在皇家内库之中。
三百多年后，齐明帝在位时，为了欣赏古琴高手王促雄的超人琴艺，特命人取出存放多年的“焦尾”琴，给王仲雄演奏。
王仲雄连续弹奏了五日，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
到了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焦尾”琴。
5.唐／春雷 长126cm 高10.8cm 肩宽22.1cm 尾宽17.2cm 连珠式琴，形饱满，黑漆面，具细密流水断。
玉徽、玉轸、玉足、龙池圆形、凤沼长方形。
琴底颈部刻「春雷」二字行草书填绿。
龙池左右分刻隶书铭：「其声沈以雄，其韵和以冲」、「谁其识之出爨中」，钤印一，印文剥蚀。
龙池下似曾存一大方印，但经漆补，隐晦不清。
「春雷」为唐代名琴的名称，制琴世家雷威所作。
明代（清秘藏）记之曰：「春雷，宋时藏宣和殿百琴堂，称为第一。
后归金章宗，为明昌御府第一。
章宗殁，挟之以殉。
凡十八年，复出人间，略无毫发动，复为诸琴之冠。
天地间尤物也
」传世唐琴极珍罕，此琴虽然纳音、双足、岳山、琴尾等处曾经后人修补，但琴身造形饱满，有唐琴之「圆」；当代琴家试弹，称此琴音韵沈厚清越，兼得唐琴「松」、「透」之美。
此琴于民国时，曾经何冠五、汪景吾、张大千等名家收藏。
6.唐／九霄环佩 琴为伏羲式，杉木斩成，木质松黄。
配以蚌徽。
白玉制琴轸、雁足，刻工精美。
岳山焦尾等均为紫檀制，工艺规整。
琴身髹朱红色漆，鹿角灰胎，间以历代修补之墨黑、朱漆等。
琴身通体以小蛇腹断纹为主，偶间小牛毛断纹。
琴底之断纹隐起如虬，均起剑锋，突显比琴面浑古。
究其原因，系此琴面仍可供按弹抚弄，若断纹起剑锋反碍事及易出杂音，故琴家每三数年便一小修，旨在磨挫其断纹之剑锋的原故。
琴身颈腰之面底等均作唐琴独有之圆楞减薄处理。
龙池为圆形，凤沼作细长之椭圆形，以漆作赔格。
琴面以微隆起之势成纳音。
龙池内有唐宫琴格式之寸许大字“至德丙申”隶书腹款。
至德丙申为唐肃宗元年（公元756年），为中唐之始。
琴背池上阴刻篆书“九霄环佩”，是为琴名；龙池下刻“清和”篆印，二印均为唐代原刻，尚有原填金漆痕迹。
比照海内外公私藏家的唐琴，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大圣遗音”和北京琴家锡宝臣旧藏之“大圣遗音”，均有“至德丙申”款；辽宁省博物馆藏之“九霄环佩”、中央音乐学院藏之“太古遗音”、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之“枯木龙吟”亦均有“清和”篆文方印。
另有“汾阳后裔郭京家藏”和“东坡苏轼珍赏”篆文印二方，篆刻时间略晚于唐代。
此琴弦长112.5厘米，音质苍古，为唐琴中佼佼者。
此琴原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沈迈士先生旧藏，后转让吴金祥先生处藏，早年流失海外。
7.唐／大圣遗音 这架唐代大圣遗音琴为神农式，桐木斫，髹栗壳色漆罩以黑漆，朱漆修补，纯鹿角灰胎，发蛇腹间牛毛断纹。
通长120厘米、肩宽20.5厘米、尾宽13.4厘米、厚5厘米、底厚1厘米。
琴背作圆形龙池、径7.6厘米，扁圆凤沼为12厘米长，1.2米宽，龙池上刻寸许行草“大圣遗音”四字，池下方刻二寸许大方印一篆“包含”二字，池之两旁刻隶书铭文四句“巨壑迎秋，寒江印月。
万籁悠悠，孤桐飒裂”十六字，俱系旧刻填以金漆。
腹内纳音微隆起，其两侧有朱漆隶书款“至德丙申”四字。
琴音响亮松透饶有古韵，造型浑厚优美，漆色璀璨古穆，断纹隐起如虬，铭刻精整生动，金徽玉轸、富丽堂皇，非凡琴所能企及。
8.唐／独幽 独幽琴 晚唐 长120.5cm 肩宽20cm 尾宽14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凤嗉式。
琴面黑红相间漆，梅花断纹与蛇腹断纹交织，背面牛毛断纹。
龙池上方刻“独幽”，池内有“太和丁未”四字（即唐文宗元年，公元827年）。
琴尾有李静题款。
此琴于明末清初为王船山所用，民国时由已故湖南琴家李静珍藏。
9.唐／太古遗音 太古遗音琴 晚唐 长122cm 额宽22cm 尾宽14cm 中央音乐学院藏 师旷式。
原黑漆，大流水断纹。
背面龙池上方刻行书“太古遗音”，池下刻篆书“清和”印，左侧刻“吴景略重修甲子中秋”。
古琴音乐主要受儒家中正和平、温柔敦厚、「德音之谓乐」和道家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清微淡远等思想的影响。
曾由已故山东琴家詹澄秋珍藏。
10.明\\\/奔雷 奔雷琴 明 长127.6cm 肩宽19cm 尾宽15.6cm 故宫博物院藏 仲尼式。
黑漆，小蛇腹断纹。
背面龙池上方刻篆书“奔雷”，两侧刻有藏者题款：“南北东西几度游，名琴能遇不能求。
奔雷无意欣相遇，宿愿多年始得酬”。
“久经风鹤不堪嗟，一抚奔雷兴倍赊。
三十年来成伴侣，怡情养性不离他”。
曾由天津琴家宋兆芙珍藏。
现收藏于 故宫博物院。
11.其他 1>蛇腹 古代名琴，它的断纹很像蛇腹下的花纹。
宋·何远《春渚纪闻·古声遗制》：“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无华饰，以最古蛇腹文为奇。
” 2>断纹 古代名琴。
琴以古旧为佳，琴身崩裂成纹则证明年代久远，故名断纹。
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琴辨》：“古琴以断纹为证，盖琴不历五百岁不断，愈久则断愈多……凡漆器无断纹，而琴独有者，盖他器用布漆，琴则不用；他器安闲，而琴日夜为弦所激。
” 3>峄阳 古代名琴，以峄山（在今山东邹城东南）南坡（山之南面为阳）所产桐木制成，故名。
《格古要论》：“古琴有阴阳材。
盖桐木面日者为阳，背日者为阴……阳材琴旦浊而暮清，晴浊而雨清；阴材琴旦清而暮浊，晴清而雨浊，此可验也。
” 《尚书·禹贡》：“峄山孤桐”，孔安国传：“孤，特也。
峄山之阳，特生孤桐，中琴瑟。
”后以“峄阳”为琴之别称。
4>冰弦 古代名琴，以冰蚕丝为琴弦。
王嘉《拾遗记》卷十“员峤山”云：“员峤山，一名环邱山……有木，名猗桑，煎椹以为蜜。
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
” 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载，寺人白季贞使蜀还，献给杨妃琵琶，“弦乃末诃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贡者，渌冰蚕丝也，光莹如贯珠瑟瑟。
” 一说冰弦为一种素质丝弦，明·项元汴《蕉窗九录·琴弦》：“今只用白色柘丝为上，秋蚕次之。
弦取冰者，以素质有天然之妙，若朱弦则微色新滞稍浊，而失其本真也。
” 编辑本段中国古琴名曲 现存较为大众熟悉的有：幽兰、流水、潇湘水云、神人畅、阳关三叠、梅花三弄、广陵散、醉鱼唱晚、平沙落雁、渔樵问答、春晓吟、酒狂、凤求凰、唉乃、关山月、碧涧流泉、倩女幽魂、十面埋伏等。
编辑本段著名琴师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琴家有：孔子、春秋后期晋国著名宫廷乐师师旷、先秦琴师伯牙、战国琴师雍门周、东汉琴家桓谭、汉末琴家蔡邕、汉末女琴家蔡琰、魏末琴家竹林七贤之一嵇康、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魏晋琴家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晋代琴家刘琨、隋代琴师贺若弼、唐代琴家薛易简、北宋琴家（僧人）义海、南宋琴师徐天民、明末琴家严徵、明末琴家徐上瀛、清末民初著名琴家王宾鲁、清代琴家庄臻凤、清初琴家徐常遇、清末青城山中皇观道士琴学大家张合修、清末民初著名琴家彭庆涛、清代琴师徐祺、清代琴师吴虹、清代琴家祝凤喈、清代琴师张孔山、近代琴家杨宗稷等。
编辑本段西方的琴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琴、还有小提琴的前身“维奥尔琴”。
小提琴(Violin) 小提琴为弦乐器的代表，由于其有优美华丽的音色，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表现力，不仅是出色的独奏乐器，亦在合奏中居於领导地位，因此有「乐器之后」的美誉。
它以弓毛擦弦发声，音色如人声，弓毛是以马的尾巴制成，演奏前需先涂抹由松树汁制成的松香以增加黏著性及磨擦力，故常形容提琴族之演奏韵味为”颇有松香味”然而松香味一词仅能道出小提琴演奏的劲道，它还具有优美华丽的音色，宽广的音域（四个八度以上）和丰富的表现力，可以热情洋溢也可以优雅高贵。
妩媚动人，她的抒情能力可令人如醉如痴，有如歌喉精湛的女高音一般。
管弦乐团中，小提琴坐在指挥的左侧，并分成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两组，就如同二部合唱中的两个声部相辅相成。
第一小提琴首席－同时亦是乐团首席－在演奏会开始前，指挥乐团各声部做好调音的工作。
中提琴(Viola) 由古代中音维奥尔演变而成(viol)，中提琴的结构、演奏方式、演奏技巧与小提琴相同体积比小提琴大一些，定弦比小提琴低五度，在乐团中坐於指挥的前方或右前方，由於音域属中音区，丰润厚贸且略带鼻音，通常担任和声的角色，琴声的性质柑当於女低音。
中提琴因琴及弓均较重较大、手指按弦之指距较宽，演奏快速的乐句比小提琴难，但它常用的音域和略带鼻音且丰润厚实的音色，恰与一般的人声相仿，因此演奏抒情性的音乐最具亲和力，表达悲戚时，其阴暗沙哑的音色更有如泣如诉之感，因此专为中提琴而创作的音乐有增加之趋势，中提琴独奏家之地位也日渐提高。
在合奏场合中常担任中间声部的重要和声角色，少了他，和声便会有空虚及没个性的感觉。
大提琴(Cello) 大提琴的体积较为龙大，因此演奏时必需坐著，琴身置於两膝之间，左手按弦，右手持弓，尾端的支架可以伸展出来以支撑乐器。
定弦是中提琴低八度的音域，音色柔和沉稳有如男高音的音色，时常当成独奏乐器演奏。
大提琴的高音区明亮有力，中音区开朗流畅，洒脱明快，低音域则宽广而丰沛，善於表达深沈悲戚，冥想和梦幻感。
低音提琴(Double Bass) 低音提琴是弓弦乐器中体积最大、音域最低的乐器，演奏时需站著或靠於高脚椅旁，因为体积庞大、琴弦较粗，不易演奏快节奏的乐曲，大多用於合奏，少有独奏的机会。
在圣桑『动物狂欢节』的大象一曲中可以很明显的听辨出低音提琴低沉温厚的音响，相当於男低音。
竖琴(Harp) 竖琴远在西元前三、四年时即已使用，是一种竖立的形如三角形的大型拨弦乐器，演奏者用手拨奏，音 竖琴 色清朗如水，最有特点的奏法是琶音。
竖琴共有竖琴(Harp) 竖琴远在西元前三、四年时即已使用，是一种竖立的形如三角形的大型拨弦乐器，演奏者用手拨奏，音色清朗如水，最有特点的奏法是琶音。
竖琴共有47根琴弦，为了使弹奏时能正确地找到的音，通常分别在C(Do)音及F(Fa)音弦上涂上蓝色及红色，并设有七个踏板，每一踏板有三个位置， 可以调整为降音、还原音及升音，由两脚控制脚踏板，使其能奏出半音效果。
47根琴弦，为了使弹奏时能正确地找到的音，通常分别在C(Do)音及F(Fa)音弦上涂上蓝色及红色，并设有七个踏板，每一踏板有三个位置， 可以调整为降音、还原音及升音，由两脚控制脚踏板，使其能奏出半音效果。
编辑本段同名诗词欣赏 琴（二首） 一 心藏岁月曲惊人，黑白分明觅知音。
激情澎湃相逢日，浑身燃烧献青春。
二 魅力飞扬志凌云，根根丝弦聚精神。
声情并茂凝成爱，思念常伴指生芬。
——选自《情意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