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人生经历（详细）
1.何谓「五营」
2.内、外营的形式与构件各有哪些
3.五营与聚落领域的关系为何
民 间认为天界的行政系统和人间是一样的，因此文武众神巡视天、地、人三界之外，也统帅天兵、地兵执行军事及**任务。
另外还有附属于各庙主神或王爷的神兵。
这些神兵神将分成东、西、南、北、中五处，每营都有一名元帅负责调度和指挥，此称为「五营」。
受法师所支配的军队，称为五营将军，他们在超自然世界中的位 阶最低，都是一些枉死的孤魂，称为阴兵，驻扎在五营之中，由中坛元帅李哪吒负责统辖。
在澎湖凡有庙宇的村庄，均有安放五营神将的习俗，台湾其他地方也有此 种习俗，但不像澎湖哪样普遍。
在当地人的认知中，它的作用就如同军营中的外哨功能。
可见五营的功用之一，就是藉著五方神军的力量来镇守「空间」。
一般认 为，这些「空间」是具有神圣性或属于全体居民的生活范围，如道坛、法坛、祠堂、庙宇与整个聚落，但也有民宅安置五营的状况。
五营元帅又称「五营元帅」、「五大将军」、「五神将军」。
但民间对于五营元帅究竟为谁，有许多不同说法，其组织系统如下：东营 南营 西营 北营 中营旗色 青 红 白 黑 黄将帅 张（基清） 萧（其明） 刘（武秀） 连（忠宫） 李哪吒温 康 马 赵 李哪吒康 张 赵 马 李哪吒辛 池 蒋 洪 李哪吒罗昆 文良 罗灿 招贤 李哪吒林 徐 马 庞 石兵头 胡其铭 蔡坤君 金记宿 王直元 吴德祥军队（兵马） 9仟9万兵 8仟8万兵 6仟6万兵 5仟5万兵 3仟3万兵说明：（1）五营的将帅系统非常复杂，本表仅列举数种，民间大致以张、萧、刘、连、李的组合最多。
（2）增列兵头的案例，有台南县新市乡新和村清保宫与大营村灵昭宫。
（3）以上资料摘录曾光隶，《澎湖的五营：以空间角度来看》，页12；与康豹，《台湾的王爷信仰》，页81。
五营兵马除了镇守村界之外，法师执行仪式的法场也有五营兵马负责把守。
所有的法师仪式都是以「召营」（或称招兵）为起始，以「犒军」（或称赏兵）与「放 营」（或称放兵）为结束。
这两个开启与结束法场的仪式，是所有的法师仪式中共同的部分，而且都是由法师亲自执行的。
五营神军依其守护地点的不同，可以分为 「内营」与「外营」两种。
就现有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学者多数认为内营即是祀奉于宫庙中的「五营首」、「五营旗」或「三十六官将头」，为隶属于主神的近卫 军，外营为设于聚落外围与宫庙附近的厌胜物，为主神派遣的聚落防卫军。
但就曾光隶在澎湖地区的研究认为，「内营」是驻扎在庙宇、祠堂或民宅的内、外，其通 常仅以书有五营将领的竹符与纸符作为象徵物；「外营」则是驻扎在村庄的四周，具有明显的外在形式，其具体象徵物为聚落外围的厌胜物。
在形式上，内营的象徵物，多为竹符与纸符两种，其上以墨汁书写「敕令□方□元帅安镇」或「敕令□方□□大神君」之类的符文。
其上符文所书之内容，分别象徵 不同的内营神军。
而外营形式则不一，甚至同一座庙宇外营形式也有差异，黄文博认为大体分为六种：「一为露天式，二为圈围式，三为土丘式，四为砖龛式，五为 小祠式，六为宝塔式」。
各地五营形式多有其演变的历程，演变的目的与考量因素，以实用性和美观居多。
而各地五营形式间异同的原因，除了与当地法师或乩童的 传承有关之外，尚与彼此间相互模仿，甚至邀请相同的匠师来制作营头等因素有关。
各地五营构件甚多，然均具有数量不等的竹符，从五营仪式行为与各地营头形式演变历程来看，五营的主要构件应该是竹符。
今天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差异现象，应为民间文化结构过程不断的演绎、诠释后的结果。
就其类别有下列数种：1.竹符：内、外营均有。
以高约两尺的竹节剖开而成，其上以朱笔书写营称、将领和兵马数，或仅画上符文；符头上包有金纸、红布或五色布。
2.令牌或石牌：仅外营。
为削尖之长形木牌，多立于木架上，其上书有营称、将领与兵马数。
3.三十六官将：其形式多是「人首枪身」，上身为木材雕刻制成的头部，脸部表情各异，其余部分为铜枝，分3排或2排，插在特制的木架上，并置放在庙宇的神龛或中案上。
4.纸像：为外营的具象构件，依五方色糊成神像祀之，除了纸像之外，亦有纸马、纸旗、或纸制凉伞；此类构件多出现在小祠式外营内。
5.五营令旗：通常五营令旗被放置在宫庙中案上的方形小木架中，依照「四隅」的观念插放。
五营令旗均为三角形，旗面上有些会绣图案与文字，有些则不具图文。
6.五营首：造型与三十六官将相似，也是「人首枪身」，面部颜色皆为金色，分别代表张、萧、刘、连、李五位将领。
7.壶、碗、烘炉、冬菜瓮与瓷烧：仅外营有。
居民将日常用品作为外营的构件，通常都是做为祭煞用的。
另外还有剪刀、尺、镜符与五方安镇符，红瓦，辖营令牌与黄旗等数种。
就五营与聚落领域的关系，曾光隶认为五营营头所分布的位置与营头「镇符」仪式所经历的路线，其所形构而成的领域空间，是有别于传统社会中其他如聚落内依附 血缘，籍贯而形成的地域、甲头庙或其他共神信仰圈，以及跨聚落的共神信仰圈等不同之领域形式。
五营领域的独特性，除了其涵盖范围以聚落为单位，也包含它对 居民的影响，如某些生命仪俗、屋宅的坐落位置、居民对聚落空间方位的认知方式等。
早期人民尚鬼，聚落内屋宅的座落位置，均以营头界定之领域范围为限。
随著 时代的改变新建民宅已经超出旧领域范围，因此藉由改变镇符路线、增加总营或小营、迁移营头等重新诠释五营信仰的方式，来满足其慰藉心理的需求。
古代文学家“三谢”指的是哪几位(南朝的)
“三谢”指南朝宋名士，南朝宋文学家谢惠连，南朝齐诗人谢朓。
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生在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 原名谢公义，字灵运。
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文学家、诗人。
父谢瑍，不慧，其母刘氏为外孙女。
祖籍陈郡阳夏，但其祖父谢玄已移籍会稽始宁，并葬于该地。
因此，平生实未至此地。
谢灵运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
幼年便颖悟非常，本传称其谢灵运十五岁时，去京都旧居作乌衣之旅，受其叔器重，赞曰：文章之美，江左（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即南朝挖制区）莫及。
善书，“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
他还兼通史学，精通佛教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
曾称赏他的诗和字为“二宝”。
东晋时，他8岁袭封康乐公，晋末曾出任为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太尉参军等。
刘宋建立后，按例被降为康乐侯，故又称“谢康乐”，改食邑为五百户，起为，转太子左卫率。
谢灵运因是名公子孙，才能出众，认为自己应当参与时政机要，但宋文帝对他“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谢灵运已二十岁，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后任太尉参军、等职。
好营园林，游山水，制作出一种“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的木屐，后人称之为“谢公屐”。
与族弟谢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
元嘉十年（433）因罪徙广州，密谋使人劫救自己，事发，被以“叛逆”罪名杀害，终年四十九岁。
谢灵运墓位于今万载县里泉村。
子谢凤，同徙岭南，早卒；孙谢超宗，被认为是“灵运复出”。
谢惠连 谢惠连（407～433年）：南朝宋文学家。
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他是谢安幼弟谢铁之曾孙，谢灵运之族弟，父谢方明历任竟陵太守、丹阳尹、会稽太守等职。
惠连“幼而聪敏，年十岁即能属文”，“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深得谢灵运的赏识，谢灵运“见其新文，每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
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
尝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
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
’”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就是在梦中见到谢惠连而写出来的。
钟嵘在其《诗品》评价他：“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
《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
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
”故而其诗为中品。
后人把他和谢灵运、谢脁合称“三谢”。
谢眺 谢眺(464～499)，南朝齐诗人，并善辞赋和散文。
字玄晖。
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高祖据为谢安之兄，父纬，官散骑侍郎。
母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
永明元年（483年），谢眺“解褐入仕”。
永明九年（491年）春，谢朓作为随郡王萧子隆的文学（官名），随同萧子隆赴荆州，留下了不少诗篇。
永明前、中期，他担任朝中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官，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
他广结诗友，家世既贵，少又好学，为南齐藩王所重。
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年），始安王萧遥光谋夺帝位，谢眺未预其谋，被诬死于狱中。
朱棣为何能篡位成功
虽然这个儿子心地比较仁慈，性格比较懦弱，自己对他并不完全满意，对他是否能治理好国家并不很放心，但他毕竟是自己的长子。
俗话说，父亲爱长子，母亲疼幼子，因为长子是做父亲的历经千辛万苦开创的基业的继承人，是父亲的希望所在。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即立朱标为世子，当时他才十岁。
朱元璋聘请了最有名的学者宋濂做世子及其他儿子的老师。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又立朱标作皇太子，更加强了对他的培养。
现在，当年老的朱元璋越来越感到处理繁重的国务已力不从心，正准备把这万斤重担转到朱标肩上时，他却撒手先去了，叫老皇帝如何不伤心至极。
朱标之死还给朱元璋出了一道难题，即立谁做继承人。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死了传嫡长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朱标的长子朱雄英已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五月死去，年仅八岁。
其次子朱允炆就算是长子了，现在已十六岁。
按规矩应立他为皇太孙，作为朱元璋的继承人。
朱允炆自幼聪明异常，很会读书，但和他父亲一样，性格比较柔弱，缺乏决断，而且生下来额头就有点偏，作为一国之君看上去实在有点不雅。
而朱元璋的其他儿子，也就是朱允炆的叔叔们，如秦王朱樉、晋王朱?、燕王朱棣等，都封居边塞，手握重兵。
其中第四子燕王朱棣尤其胆识过人，野心勃勃。
朱标做太子他们就不服气，何况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偏头少年朱允炆。
剥夺诸王的兵权是一个办法，但一是他们掌握兵权已久，根基已牢，自己和他们虽为父子，剥夺他们的兵权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弄不好还会出大乱子。
更重要的是，兵权不交给他们又交给谁呢
自己曾下狠心将那些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宿将几网打尽，就是担心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在自己身后跋启难制，威胁朱家天下。
把兵权交给他们，自己更不放心。
可是，在诸王各拥重兵的情况下，立朱允炆作皇太孙，他将来能镇得住他的这些叔叔吗
陷入深深忧虑的老皇帝脑海中又映现了一幕幕往事。
朱标还活着的时候，朱雄英死了以后，老皇帝就特别注意起朱允炆来，毕竟他已是皇长孙，将来这天下终要传到他手上。
朱元璋经常把朱允炆带在身边，随时指点他，考察他，但结果往往令朱元璋失望。
朱元璋常常自出上联，命朱允炆对出下句，考察他的反应能力，借以观察他的志向，但朱允炆的对句很少有令爷爷满意的。
一次，朱元璋指着宫廷院子里的情景出了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叫朱允炆对。
朱允炆的对句是“雨打羊毛一片膻”，意象猥琐，情趣低俗。
朱元璋听了直摇头。
接着他又命正在身边的燕王朱棣对，朱棣脱口而出：“日照龙鳞万点金。
”意象壮丽，气魄宏大，道出了帝王的身份和口气，朱元璋不禁大加称赏。
由于这个皇四子长相、性格和才干都特别像自己，因此朱元璋内心深处对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也不止一次动过改立太子的念头。
现在反正朱标已死，不是正好可以立朱棣为太子吗
但事情也并不这样简单。
立朱允炆做皇太孙，是按规矩办事。
诸王心里不服气，嘴上也不好怎么说。
如果改立朱棣，问题就来了。
每个皇子都会想，既然不按规矩挑选，为什么就一定是燕王，为什么自己就不行
特别是皇二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会不服气，他们同样是马皇后生的嫡子，同样手握重兵，而且按出生年月，他们还排在燕王的前面。
一旦立了燕王，他们称兵犯阙，爆发内战，就后悔莫及了。
君权专制王朝长治久安靠的是规矩。
特别是像立储这样的大事，一旦破了规矩，后果不堪设想。
老皇帝独自思忖，左右为难。
这种事情又不能随便与臣僚商量，否则只要露了一丝口风，那些善于察颜观色、见风使舵的官员们，马上就会拉帮结党，各自拥戴，酿成灾祸。
朝廷里只有一个八十岁的茶陵（今属湖南）人刘三吾，时任翰林学士，还比较老实可靠。
朱元璋一次与他谈起自己的心事，说想立燕王为太子。
刘三吾只答了一句：若然，陛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
这一句正好道中了朱元璋的心病。
于是他打消了改立燕王的念头，在朱标去世五个月之后，于当年九月立朱允炆为皇太孙。
朱允炆虽然柔弱，也知道诸王拥重兵将来会对自己不利。
一天他与老师太常卿黄子澄谈起此事，黄子澄给他讲了西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故事，朱允炆高兴地说：有了这条计策，我就不用担心了。
转眼到了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太祖驾崩，二十一岁的朱允炆继位，马上就和黄子澄以及齐泰、卓敬等人谋划削藩。
这时秦王朱樉和晋王朱?已死，诸王中地位最高、力量最强的是燕王朱棣和同为马皇后所生的周王朱橚。
齐泰建议从燕王下手，黄子澄则认为燕王早有准备，不易解决，应先取周王，剪除燕王的手足，回头再取燕。
同年七月，朱允炆遂命曹国公李景隆以防边为名，率军突然包围周王在开封的王宫，逮捕朱橚及其世子、嫔妃等送至南京，贬朱棣为庶人。
十一月，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控制北平。
次年也就是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三月，调都督宋忠、徐凯、耿擜率兵屯开平、临清、山海关，形成对北平的合围之势。
四月，齐王朱榑、代王朱桂也被废为庶人。
湘王朱柏因忧惧阖宫自焚死。
六月，岷王朱楩被废为庶人。
数月之内，几位力量较强的藩王都被削夺，燕王朱棣遂于七月称兵叛乱，以“清君侧”、诛灭齐泰、黄子澄等“左班文职奸臣”为名“奉天靖难”。
朝廷命老将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三十万大军伐燕，在真定附近滹沱河上交战，耿炳文大败。
朝廷又以李景隆代耿炳文，发兵五十万北伐，攻北平不克，在郑村坝被燕军击败，全军溃散。
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又合军六十万，号称百万，进至白沟河。
双方大战，燕军先败后胜，杀朝廷军队十几万，横尸百余里，追击至济南城下。
李景隆集残兵十几万再战又败，逃去。
山东参政铁铉、都督盛庸等拼死守卫济南，燕军猛攻三月不下。
朝廷乃召回李景隆，以左都督盛庸为平燕将军，以铁铉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
十二月东昌大战，燕军大败。
在此之后，双方又经历了夹河大战、藁城大战、两次齐眉山大战、小河大战、灵璧大战、浦子口大战等许多次交锋，朝廷军队胜少败多，燕军步步进逼，终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攻入南京，朱棣如愿以偿取建文帝而代之。
朱棣初起时，他已被解除指挥朝廷军队的兵权，连他的王府三护卫的精锐也尽被抽走，他能调动的军队至多不过数千，控制的范围仅限于一个燕王府。
北平城早已在朝廷军队的控制之下，北平周围朝廷更布重兵形成合围之势。
反观朝廷这方面，动辄调兵数十万，以举国之人力、财力与一隅相争，道义上也占上风。
为什么结果竟是朝廷败而燕王胜呢
后来的评论者往往强调燕王手下多能征惯战之士，他又袭取了宁王属下的朵颜三卫骁骑，还得到了蒙古鞑靼部落出兵相助（蒙古当时是明朝的死敌，燕王多次率师追讨蒙古，篡位成功后又几次亲征蒙古，而在“靖难之变”中蒙古鞑靼部却出兵相助，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至今是个谜），而朝廷的军队多来自南方，往往脆弱怯战。
其实朝廷军队中也有如盛庸、平安、瞿能父子等一批骁将，燕军的主要将领张玉、谭渊、王真、李斌等都先后被他们斩杀。
朝廷的文武官员也大多对建文帝忠心耿耿。
如燕军攻怀来、蓟州等地时，都指挥孙泰、彭聚都血战至死，都督宋忠、都指挥俞瑱等将校百余人兵败被俘，无一肯降，皆不屈而死。
直到建文三年末，燕王起兵已三年，所占据的仍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其他地方都是旋得旋失，复归朝廷所有。
因此，双方兵力的多寡强弱，并不是胜败的决定因素。
仔细考察“靖难之变”的经过，我们就会发现，双方最高统帅素质的显著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双方在重大战略决策上的得失，才是决定胜败的根本原因。
首先，建文帝毕竟年轻，心躁气浮，而齐、黄等人又没有制约而是助长了他的这种性格，导致朝廷在削藩问题上操之过急，激化了矛盾，而且贻敌方以口实。
太祖死后，燕王前来奔丧，将至淮安，齐泰等人却建议建文帝派使者命他回北平，不准诸王来南京奔丧。
做儿子的要给父亲送葬，天经地义，建文帝此举，显然不近人情，实际上示人以弱。
次年二月燕王照常入朝觐见，平安无事，亦可见上年处置失当。
建文帝即位后，实际上掌握着处置诸藩的主动权。
如恩威并用，先名正言顺地解除诸王兵权，同时对他们的过失暂时隐忍，使他们保住王位，不失富贵，无性命之忧，待时机成熟后对个别藩王予以个别处置，则诸王不得不就范。
朝廷与藩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可缓解，干戈或可避免，则朝廷幸甚，诸王幸甚，天下苍生幸甚
可是建文帝即位后不到一年，即连废五王，湘王结局尤惨。
接着又下令逮捕燕王及其属下，这就造成了一种燕王除造反外无路可走的局面。
这些都使燕王有了起兵的理由，也使国人特别是燕王的部下觉得朝廷实在做得过分，对燕王产生同情和理解，进而支持他。
反观燕王朱棣，他虽早有夺位野心，但一直隐忍不发。
亲信道衍推荐术士袁珙给他看相，袁珙称他为“异日太平天子”，他佯装不解，将袁珙驱逐至通州，袁珙已登船准备沿运河南下，他确信袁珙不是朝廷密探，才将其招回，可见他是何等谨慎小心。
建文元年三月他自南京返回北平后，即自称病重，继而假装发疯，在街道上乱跑，抢东西吃。
张昺、谢贵来探病，正当盛夏，他紧挨火炉，还浑身发抖直叫冷，在官中行走也拄着拐杖，弄得张昺、谢贵及朝廷也将信将疑了。
后来张、谢奉命率重兵包围王府，燕王的问题本可一举解决。
但燕王假称愿意交出朝廷所要逮捕的属下，张、谢受骗入府被杀，围府的军队群龙无首也迅速瓦解，形势遂告逆转。
张、谢完全应该让燕王把人犯送出王府。
他们之所以轻易上当，就是因为燕王麻痹敌人的计策起了作用。
后来一直到攻入南京时，燕王仍然打着“奉天靖难”、“清君侧”、“周公辅成王”的旗号，没有宣布自己夺位的真实意图，这不仅蒙蔽了大批官吏、民众，甚至还使建文帝产生幻想，表明他的这种策略很有效果。
建文帝生长宫中，阅历短浅，对世事风云变幻并无定势、胜败转机往往只在呼吸之间缺乏警觉，总以为以全国之力扑灭燕军不成问题，因而对此掉以轻心，这是他致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燕王起兵后，北方战火连天，建文帝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方孝孺等讨论文治，按照《周礼》改定官制等方面，似乎从未考虑亲征，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李景隆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实际才能的人身上。
甚至到了建文四年四月，燕军已打到淮河一带，只因平安、徐辉祖、何福等齐心协力打了几次胜仗，朝廷又认为燕军不足虑，建文帝遂召徐辉祖率军还南京，致使平安、何福势单力孤，燕军乘机反攻，朝廷军队惨败，平安等大将或战死或被俘，遂失去了扑灭燕军的最后一次机会。
而与建文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燕王每战必全力以赴，身先士卒，斗志旺盛；对双方每位将领的特点、部队的士气、城池攻守的难易、地理形势的利害、战阵的得失等等，真可谓知己知彼，料事如神。
白沟河大战，燕军初战失利，战至夜深收兵，燕王亲率三骑殿后，迷失道路，下马伏地视河流，才辨出东西，回到营中。
次日再战，燕军又败，燕王亲率七骑冲阵，朝廷军队箭如雨下，燕王坐骑三次被射倒，三次换马，所带三袋箭用尽，乃挥剑奋击，以致剑锋砍缺不能用，终获大胜。
夹河大战中，燕王亲自督阵，及战罢还营，燕王尘土满面，诸将都认不出，听到声音，才上前相见。
燕王就是如此亲冒矢石，奋不顾身，加上他善于安抚将士，他的部下才愿意拼死效命，锐不可当。
建文帝自幼深受儒家仁义之说的影响，用之治国或有益，行之于你死我活的战争则不胜其害。
他既想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子，又要维护自己的面子。
对燕王他既害怕，又下不了决心置之于死地，当断不断，患得患失，左右摇摆，抱有幻想，这可能是导致他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建文元年二月燕王入朝，户部侍郎卓敬密奏：燕王智谋绝人，酷似太祖，且北平地势雄峻，金、元皆兴起于此，应将燕王改封南昌，以绝后患。
建文帝看过奏章后将它藏在衣袖中，次日对卓敬说：燕王骨肉至亲。
卓敬说：隋文帝和杨广不是父子吗
建文帝沉默许久，结果说了一句：还是算了吧。
放走了燕王。
及至燕王起兵，耿炳文率师北伐，本当一鼓作气，剪除燕王，可建文帝却告诫诸将，说什么一家之内开战，不祥之极，要将士们与燕王对垒时务必体会他的意思，不要让他背上杀叔父的恶名，弄得将士们疑虑重重。
后来在东昌大战、夹河大战中，将士们有多次杀死燕王的机会，就因为建文帝有言在先，不敢出手。
燕王也知道这一点，有恃无恐，因而动辄冲锋陷阵，短兵相接，即使败退时也不慌不忙，从容而去。
甚至到了建文三年四月，朝廷派大理少卿薛喦说服燕王罢兵，燕王讲了一番自己本无意造反，朝廷必先杀齐、黄，遣散天下兵马，然后自己才可投降的鬼话。
薛喦竟信以为真，回朝后对建文帝转述了一遍。
哪知建文帝竟说：如果真如此，责任在朝廷，齐、黄误我了。
并提出要罢兵，方孝孺力劝方止。
建文帝的优柔寡断和幼稚实在令人吃惊。
再看燕王。
至迟从他正式起兵开始，他就从来没有动摇过，一心要夺取皇位，至少要南北分治，目标十分明确。
耿炳文、李景隆先后率数十万大军来伐，众寡悬殊，燕王毫不畏惧，出战之际每每“面有喜色”。
此后每获大胜之际，或遭大败之后，他都不失时机地上书朝廷，自称“臣燕王棣”，表明自己无意造反、有意罢兵等等，争取时间，争取同情，蒙骗建文帝和朝臣，而实际上则加紧布置，整军备战，外松内紧，张弛有度，心有成算。
小河大战中，燕军连败，骁将王真、李斌、陈文等皆战死，诸将皆生恐惧，又逢暑雨连绵，淮水一带气候潮湿，来自北方的燕军多染疾疫，将士们都要求暂渡小河休整。
燕王则认为已到关键时刻，必须继续进击，否则将士解体，将无法挽回。
但他说服不了诸将，只得下令：要渡河的站左边，不要渡河的站右边。
结果绝大部分人都往左边站，这种情况在燕军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燕王大怒说：你们照自己的主意去干好了。
幸亏大将朱能站出来支持燕王，燕军才留下来，结果反败为胜，取得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
统帅个人的坚强意志，在这种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国演义》写曹操与袁绍交战前，郭嘉分析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
结果曹操以少胜多，一如所料。
根据上面的分析，朱棣至少有三胜，朱允炆也至少有三败，最后朱棣篡位成功就不是偶然的。
“靖难之变”和唐代的“玄武门之变”一样，都属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之战，双方很难说谁正义谁不义，整个事件也很难说有何种积极意义，它只是客观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个历史事实。
但这一历史事实可以给人们提供的启示仍是非常丰富的。
其中最引人深思的也许就是在重大政治、军事斗争中敌对双方最高统帅的个人素质对全局的决定性影响，另外还有诸如君权专制社会的礼法制度与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间的冲突，少数统治者的争权夺利给广大无辜民众带来的灾难，统治集团内部所谓骨肉至亲的虚伪性，儒家所谓的仁义理想在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的软弱无力甚至幼稚可笑等等。
对谢灵运的评价
谢灵运（385～433）东晋时代的诗人，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被称为“山水诗鼻祖”，汉族。
是南北朝时代与陆机齐名的诗人。
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
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
因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
又因他是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墓葬于今江西省万载县。
[编辑本段]谢灵运的一生 晋末曾出任为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太尉参军等。
入宋后，因刘裕采取压抑士族政策，降爵为康乐侯，出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
元嘉十年（433）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记得大学老师说过，这一句就够他用一辈子的了 作为山水诗的鼻祖 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也是见诸史册的第一位大旅行家。
其诗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着一种清新自然恬静之韵味，一改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之风。
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
可我们知道，谢灵运之家为晋宋豪门士族，谢公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出生后不久寄养于钱塘（今杭州）杜家，15岁时回到建康（今南京），出任过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
多活动于建康、始宁等地 谢灵运袭封康乐公 行前取《万载县志》一观，内称：“在吴之头楚之尾，山高水清，禾谷丰硕。
地势隐然，负山带江。
山水清阝奥（AO，与‘奥’同音），风气厚密……万，岩邑也，其山山聿山卒而嵯峨，其水萦纡而绿波。
域内奇观，必曰山水。
万载地虽僻处，而层峰叠嶂，锦浪纹波，胜致幽景，亦足供高士名流游览栖隐。
且灵气所钟，代有哲人。
”可见万载不仅是五谷丰腴之乡，且是环境清幽生态极好的人杰地灵之地。
三国东吴大帝黄武年间（222～229年），万载开始单独设县，当时叫阳乐县，县治设如今该县的罗城镇。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阳乐县改名为康乐县，由此与谢氏家族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公元382年，前秦皇帝苻坚统一了中国北方，次年率九十余万军队南下灭东晋。
秦军前锋为二十五万人，由苻坚之弟苻融率领，很快攻下寿阳（今安徽寿县）。
东晋以谢安（谢玄叔父）之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以谢玄（谢灵运之祖父）为前锋都督，在淝水一役中，以少胜多，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苻融军，立下赫赫战功。
谢玄因此而加都督徐、兖、青、冀、幽等州，封康乐（今万载）公，食邑二千户。
谢玄生有两个儿子，长子谢王奂，幼子谢琼（或谢混）。
谢王奂天性迟钝，26岁便夭亡了，但却生了四个儿子，依次为谢公仁、谢公孝、谢公信、谢公义。
谢公义，字灵运，为谢王奂幼子，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长得灵秀漂亮，聪明好学，谢玄视之若掌上明珠，曾感叹说：“我生了谢王奂，他很笨，但他却生出了灵运这样聪明的儿子
”谢灵运4岁时，祖父病重，临死前谆谆嘱咐家人一定要把灵运带好，培养成才。
公元393年，谢灵运八岁时袭承康乐公，世称谢康乐，仍然食邑二千户。
谢灵运冤死广州 谢灵运十五岁时，去京都旧居作乌衣之旅，受其叔器重，赞曰：文章之美，江左（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即南朝挖制区）莫及。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谢灵运已二十岁，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
南朝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刘裕取晋立宋国后，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侯，改食邑为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
永初三年（422年），由于刘宋王朝对谢家始终怀有疑忌，谢灵运被降为永嘉太守。
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非常高傲，曾说，天下有一石，建安诗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余下一斗由自古以来及现在的闻名之人共分。
他恃才傲物，自以为在政坛上应受到格外的器重，殊不料反遭朝廷排挤，被调离京城建康（今南京）。
所以在郡心情烦闷，不理政务，一味纵情山水。
平日写写诗文，以宣泄胸中块垒。
一年后，称疾辞官。
刘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文帝刘义隆为巩固其统治，对世家大族采取笼络政策，谢灵运由于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撰修晋史。
但时隔不久，谢灵运就看出皇帝对他表面上尊重，实际上“惟以文义接见”，只是要他充当一名文学侍从罢了，并无政治上加以任用的意思，而朝中真正受重用的却是些名望才干远不如他的人。
不久，谢灵运再辞官归始宁，与朋友往来吟咏，或率领数百随从出入于深山幽谷，探奇觅胜。
谢灵运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
他登山时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
刘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又让他出任临川内史，但他还是不理政事，终日出游，被地方官员纠弹，要治他的罪。
谢灵运不服，反把有关吏员扣押起来。
他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权，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
这种行为和言论，加重了他的罪名，被判免死流放广州。
可是刚到广州，朝廷的公文又到了，诬他又犯下了新的叛逆罪，命令将他就地正法。
元嘉十年（433年）10月谢灵运在广州被处弃市刑（当街斩首），死时仅四十九岁。
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谢灵运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其始，山水诗乃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除诗文创作外，他还兼通史学，精通佛教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
宋文帝刘义隆曾称赏他的诗和字为“二宝”。
他跟庐山东林寺的名僧慧远也有深交，尽管慧远比他大五十来岁，两人还是很投缘。
慧远圆寂后，他特地写了一篇祭吊的名文《庐山慧远法师诔》，一时洛阳纸贵。
由于谢灵运食封康乐，在万载县的影响可谓深远，成为历代妇孺皆知的人物。
该县谢姓百姓对他更是有口皆碑，言必谈谢公康乐侯，并以此为荣耀。
不仅如此，该县历代文人雅士及至县衙都十分敬重谢灵运，据县志记载，元至正七年（1347年），由僧人片云募款，邑人龙王向在该县东北十里名丁田的地方建了一座桥，就以康乐侯灵运名，叫康乐桥。
此桥为康乐县（今万载县）最大的一座石桥，四墩五孔，全长98米，是万载到宜丰、铜鼓的必经之桥。
如今还稳稳当当地横跨在蜀江之上。
另有一条河名为康乐水，在邑东北三十里，《环宇记》云：“谢康乐尝游此，因名。
源出谢山，东流出西江桥、黄田桥、锦江桥、万岁桥，至丘江会龙河水绕于上高。
” 为纪念康乐公谢灵运，该县在明代前就建有三处康乐祠，其一在县东的小水双江桥侧；其二在康乐桥左，元至正年间建，由欧阳元书额：康乐祠。
其三在该县东北四里的杉树亭，人称相公庙。
清邑副贡何艮曾题《谢康乐庙》五言诗一首：“先生六朝秀，敛迹谢宠禄。
发韵寄烟萝，超兴自林麓。
凿险搜洞壑，缒幽穷水陆。
逸翰纷云委，纟寻旨交绮属。
荒祠托岩阿，遗像祀山足。
虚愰暗尘生，古座苍苔伏。
容范虽代去，徽猷动心曲。
视瞻荐萍藻，高风彻流俗。
” 为使文事昌盛，激励后人好好读书，求取功名，尤其像康乐公谢灵运那样有文采，清代万载县还建有两座谢灵运读书堂，其一在县北四里，地名叫山峡的地方，台上石砚至今犹存；其二在县东北二里，地名叫厂塘的地方，此遗址后改建为公祠。
三国演义精彩片段摘录和点评
七禽孟获 三国中期，蜀国占据西蜀一带，这时南方孟获作乱。
诸葛亮出征南蛮孟获，为了收买人心，七次俘获孟获而又其次将其释放。
第七次释放孟获的时候，孟获终于归顺蜀国，诸葛亮平定了南方。
空城计 三国中后期，诸葛亮出兵讨伐魏国，由于要地街亭失守，导致满盘皆输。
诸葛亮被迫撤兵，司马懿大军追至，这时孔明手下的将领士兵基本都分配军务调完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
于是他命令偃旗息鼓，大开城门，独自在城楼上弹琴。
司马懿疑心有伏兵。
调头就撤兵。
诸葛亮躲过一劫
失街亭 就是在空城计之前了，马谡自告奋勇去守街亭，结果犯了低级错误。
被司马懿打败。
蜀军被断了咽喉之路。
被迫撤兵。
斩马谡 马谡失了街亭。
诸葛亮非常生气。
想起了刘备临死前嘱咐他的话“吾观马谡，言过其实也”。
后悔不已。
悲痛了斩了立了军令状的马谡。
舌战群儒 三国中前期，刘备势力还很小，被曹操赶得走投无路。
想去投靠东吴，就是孙权。
派诸葛亮去做说客。
但是东吴谋臣处处刁难诸葛亮，诸葛亮凭着他的满腹经纶舌战群儒。
说得他们个个哑口无言。
后来经鲁肃协助，说服孙权联合起来抵抗曹操。
草船借箭 孙刘联军和曹操在赤壁对峙。
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智。
想除掉诸葛亮，于是刁难诸葛亮要他在十日之内造十万支箭。
诸葛亮料定过几天有大雾，于是便答应，而且期限还自己减少到三天。
周瑜认为诸葛亮是自寻死路。
一天两天过去了，诸葛亮都没动静。
到了第三天夜里。
诸葛亮向鲁肃借了一些船只船上放满草人，一字排开向曹操营寨驶去。
江面上雾很大，曹操不清楚敌军虚实。
于是叫将士疯狂放箭。
箭射满了草船。
诸葛亮满载而归
火烧博望坡 三国前期，曹操势力非常强大，统一了北方，接下来就是南下。
攻打刘备，此时刘备投靠刘表，驻在新野。
曹操派大将夏侯敦进攻新野。
这时刘备已经请出了诸葛亮。
诸葛亮在博望坡设下埋伏，令赵云去诱敌深入，然后火攻。
夏侯敦果然中极。
大败而归。
这是孔明出山后打的第一仗。
火烧新野 火烧博望坡之后，曹操卷土重来，派曹仁和曹洪大军进攻新野。
诸葛亮料新野呆不了，就留下空城，民房屋上藏硫磺等引火之物。
曹军进城之后住入了民房。
夜里狂风大作，埋伏在城外的刘备军往城里射火箭。
大火迅速烧起来。
曹兵逃奔出城，被刘备军截杀，大败而归。
白帝城托孤 关羽失荆州被杀后，刘备悲愤不已，举大军伐吴。
誓要“踏平东吴”。
不料被东吴的陆逊“火烧连营”。
大败，逃往白帝城，忧郁成疾，危在旦夕。
召大臣吩咐后事。
将太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
温酒斩华雄 三国前期，曹操发起联军讨伐董卓。
董卓的先锋是华雄，华雄是三国第一高手吕布 的手下，也是非常勇猛，一连杀了联军好几个大将。
联军正愁无人能敌华雄之时，关羽按耐不住请战。
可是刘备这时没什么地位，关羽的军衔也小得可怜。
于是联军盟主袁绍反对，怕被敌人耻笑军中无人。
但是曹操见识过关羽的能力，很赞赏他，于是为他斟酒。
关羽说等斩了华雄回来喝也不迟。
于是飞身上马冲入敌营，不一会儿就提着华雄的人头回来了，这时候酒还是热的。
这就是温酒斩华雄
过五关斩六将 徐州之战刘备战败。
关羽经张辽劝说，约法三章暂时投降了曹操。
为曹操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
后得知刘备在袁绍处便想去找刘备。
曹操为了挽留关羽便挂避客牌对其避而不见。
关羽只能不辞而别。
沿路上经过了五个关口，守将都不放行，关羽一一杀之。
一共六个。
最后与刘备会合。
这就是著名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单刀赴会 赤壁之战之后。
三国鼎立逐渐形成。
刘备留关羽镇守荆州，主力向西扩张。
荆州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本属东吴。
东吴一直想找机会讨回。
鲁肃又献上一计：骗关羽过江赴宴，在宴席上埋伏刀斧手，掷杯为号冲出杀之。
便遣请关羽赴宴。
关羽明知是计坦然答应
只带了周仓随身为他提刀。
席间鲁肃提起索回荆州之事，关羽却绝口不谈，说酒席之间不谈国事。
鲁肃再三纠缠，周仓插嘴，关羽借机故作生气状夺过周仓手中大刀，喝退周仓。
周仓会意，退出去。
关羽假醉，一手提大刀，一手挽住鲁肃手将鲁肃扯到江边。
东吴将士怕误伤鲁肃，又摄于关公武力，不敢动手。
关云长上船乘风而去。
三英战吕布 华雄被关羽斩了之后，吕布亲自出马，无人能敌。
张飞冲出和他交锋50多回合不分胜负，关羽上来夹攻，30回合战不倒吕布。
刘备也上来夹攻，三英战吕布，打得非常激烈。
吕布虚刺刘备一戟便败退。
（吕布不愧是三国第一武将啊） 水淹七军 关羽围困曹仁于樊城，曹操派大将于禁和庞德领七支军队去救援。
屯兵在山谷中。
当时正值秋雨连绵。
关羽命人堵住襄江各处水口。
等江水高涨时，水淹七军。
曹军死伤无数，庞德被斩，于禁被俘。
刮骨疗毒 水淹七军之后，关羽攻打樊城，在樊城下骂阵。
曹仁命令弓箭手射箭，关羽右臂中箭，回兵。
箭头有毒，毒已入骨。
于是请来了曾经为周泰疗伤的名医华佗。
华佗说要割开皮肉，把骨头上的毒刮去，这会极其疼痛，请关羽把手臂套住绑紧，把头蒙住。
关羽却说不用。
一边和马良下棋，一边伸手刮骨，谈笑中没有丝毫痛苦的神色。
事毕，两人互相惊叹，关羽称赞华佗的医术，华佗赞叹关羽的勇气毅力。
义释曹操 赤壁之战曹军遭遇火攻，死伤惨重。
曹操大败逃跑，沿路遭遇了张飞赵云等人的截杀，身边只剩下几百人马。
经过华容道，关羽已经在这里埋伏多时。
原来诸葛亮早已经料定曹操会从华容道逃跑，就让关羽带兵埋伏在这。
此时曹操已经走投无路，便请求关羽看在往日的情份上放他一马。
关羽是个很重情义的人，想起了往日寄居在曹操那里时曹操对他的恩义，心一软，就放了曹操。
桃园三结义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
朝廷发榜文四处招兵买马以平乱。
刘备见了榜文长叹一声，刚好张飞听见，说“大丈夫不去为国出力，在这里长叹什么。
”刘备说力不从心，所以长叹。
张飞说他卖猪肉颇有积蓄，可招兵。
刘备非常高兴。
两人就去喝酒，刚好关羽也正要去应募，也进来喝酒。
三人志同道合，非常投机，于是结拜为兄弟，共图大事。
三顾茅庐 刘备刚出来打天下的时候，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绝顶高手但是屡遭败绩。
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军事。
直到找到了徐庶
徐庶帮刘备打了几次胜仗就被曹操用计骗了过去。
临走时徐庶给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诸葛亮就是卧龙先生。
于是刘备就亲自去请诸葛亮，一连去了三次，前两次诸葛亮都不在家，直到第三次才见着。
刘备向他请教了当世局势并邀请诸葛亮出山相助。
诸葛亮道出了著名的“隆中对”并同意出山。
刘备如鱼得水，文武兼得，开始了他统一中国的大业。
青梅煮酒论英雄 曹操灭了吕布之后，请刘备去饮酒。
酒席间，曹操就问刘备天下谁称得上是英雄。
刘备将孙策、袁绍、袁术、刘表等人一一列举。
曹操都说不是。
刘备便问他，曹操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刘备一听大惊。
知道曹操必不能容他。
于是以截杀袁术为接口向曹操借兵走人了。
青梅煮酒论英雄较详细的情节： 刘备被吕布打败之后投靠了曹操。
后随着曹操一起灭了吕布后随曹操回京。
曹操专权霸道对皇帝非常无礼。
国舅董承等密谋除掉曹操，刘备也有份。
刘备每天在他住的园子里种菜，借此制造他胸无大志的假象隐瞒曹操。
一天，曹操突然派人请刘备去饮酒，刚见面，曹操就笑着说：“在家做得好大事
”刘备心里暗暗一惊，以为穿帮了。
曹操接着：“玄德学种菜不容易啊。
”刘备这才放心。
曹操说见了园子里的青梅，忽然想起去年他带兵征讨张绣时路上缺水，兵士们都很渴，曹操忽生一计，指着前方说“前面有片梅林”。
军士们听了无不流口水，于是不觉得口渴。
于是请刘备来小聚，煮酒赏梅，论英雄
曹操问刘备天下谁称得上是英雄。
刘备将孙策、袁绍、袁术、刘表等人一一列举。
曹操都说不是。
刘备便问他，曹操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刘备一听大惊，筷子都掉地上，恰好当时正打了一个雷，刘备便佯装被雷吓到，掩饰了自己惊恐的神色。
刘备知道曹操的洞察力，想必曹操必不能容他。
当时袁术经曹操挫败之后已经大伤元气，欲逃亡河北投靠袁绍。
刘备于是以截杀袁术为接口向曹操借兵走人了。
逃离了曹操的控制。
程昱和郭嘉得知后谏曹操说，即使不杀刘备也不能放他走，这样做等于放龙入海，纵虎归山。
这段故事包括了两个成语的由来：望梅止渴 纵虎归山 曹操一语道出了之后三国时期针锋相对的两个英雄，显示出了曹操的洞察力以及颇为自负的豪情壮志。
也显示出刘备寄居人下的谨慎应变的心态。
明朝嘉靖帝科举改革的背景及主要措施
整顿科场文风，加强乡试明代中期，科举考试的内容格式都已趋于定型，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使得科举考试无论是内容范围还是评判尺度都有了严格的标准。
但即使在这种严格的考试风气下，明代中期仍然出现了文体不正，文风变异的现象，且这种风气对科举影响很深．不少应试的文章都出现奇僻、诡异的问题。
所以要革新科举，势必要从兵本身的文体及文风进行改革。
明世宗继位之初已经意识到文风变异，文体不正之象，他对大臣们说： “祖宗表章六经，颁赐敕谕，正欲崇正学，延正道，端士习，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业，百余年间人才深厚，文体纯雅，近年士习多诡异，文体务艰险，所伤治化。
”当时许多重臣也意识到文风、文体不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严重隐患。
桂萼曾上疏说： “诸生业举子，志在仕进，经书粗解章句，便拟题目作文字，竞为浮华放诞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致破裂经传，不特买椟还珠而已。
若此之类，虽名日士人，其设心与垄断之徒何异
是甘以市井小人自居，恬不以为耻也。
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读书穷理，以求见圣贤之心法哉
”由此可见，当时文风变异与文体不正实际上是由于八股取士已经实行了较长的时期，考生们对考试内容范围都已谙熟于心，便不再细心揣摩儒家经典、通晓其义，有的人甚至干脆背诵一些范文以图侥幸猎取功名。
此外八股考试使命题及应试内容日趋狭隘，考生们难以在有限的范围内突破，为了能提高自己文章的吸引力，就企图用一些华丽奇僻的文词来博取考官的注意，这样做出的八股文自然是千篇一律的浮华之文。
所以文风不正是当时考生素质普遍降低的一种表现，为了能真正端正士习，就势必要改革文体文风。
嘉靖初期，张璁就建议考试文风“务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
说理者，必窥性命之蕴；论事者，必通经济之权；判必通律；策必稽古。
非是者悉屏不录”。
这个提议很快被明世宗采纳，嘉靖六年奏准，世宗日： “科场文字务要平实典雅，不许浮华险怪以坏文体，试录只依士子本文稍加润色。
”[4]张璁评价这次文风的整顿，他说：“观经义之文，多发明理致，不事浮夸。
知初试之变也。
观诏、诰、表、论、判之文，多率循典实，不事奇怪，知再试之变也。
观五策之文，多经略世故，不事剽窃，知三试之变也。
”由于初期的改革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至嘉靖十二年，夏言又上书再言文体之事，“近年以来文章日趋鄙陋，往往剽窃摹拟，以艰深之词希浅近之见，用奇僻之字益庸拙之词，而纯正博雅之体、优柔昌大之气荡然无存”。
并再次强调“变文体以正士习”，要录取“纯正典雅，温柔敦厚之文”[6]。
其实是要求嘉靖帝将前期对文体文风的整顿继续贯彻执行下去，唯有如此，才能巩固前期改革的成果。
由于规范了文体，促使了文风的端正，从而使得嘉靖初年的科场焕发出一股清新的活力。
郑晓说： “时世习尚羞权门，有学行者，不屑干谒，礼部亦采诸公议，以故戊子科取人刊文，‘亦颇可观。
”阁臣沈鲤于万历朝提出：“乞会同翰林院掌印官将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场中式文字取其纯正典雅者或百余篇，或十数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使官司有所训迪，提学有所课试，乡、会试所举进者，非是不得滥取焉。
”[s]可见世宗对文体的整改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得嘉靖初期的文风以纯正典雅被称赏。
世宗整顿的目的是针对当时考生和士子们为图功名而一味钻人考试框架，不求真才实学的不良士习而作的改革，同时也是为了考察士子的真实水平，考生要加强对考题的理解，就必须对儒家经典、程朱理学有更深入的把握， “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于世，而士子学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9]。
所以从嘉靖朝心学与理学交锋，明世宗对学派之争的政治态度而言，这次文体文风的整改是为了牢固地确保理学至上的地位，从而加强皇权，保证君主对士人们的牢固统治。
明代科举考试的流程是乡试、会试、殿试，明代统治者多以后二者为重，对于地方乡试不甚重视，而世宗则在科举革新过程中对乡试作了较大力度的整改，旨在正本清源，要从起点来杜绝明初以来科举制度发展的种种弊端，从而进一步保证科举取士的公正严明和提高考生们的整体素质。
明世宗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派遣京官为地方主考，提升乡试官资格。
地方考试的许多弊端，大都是由于主考官用人不当，造成了考试风纪不正，考场纪律被破坏等现象，要提高国家对于地方乡试的监管力度，就必须提升乡试官资格，加强中央对于地方的监控。
嘉靖初期，张璁就建议“访举翰林、科道、部属等官有学行者疏名上请，分命二员为主考，其在两京乡试简命主考外，添命京官二三员为分考，以赞主考之所不及。
尤必严敕各该御史聘延同考，必采实学，毋徇虚名：必出公言，毋容私荐”[10]。
这个建议不久就被世宗采纳，嘉靖六年下诏“举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驰往供事．监临官不得参与内帘。
两京乡试主考外，五经房仍各加科部官一员”。
并于第二年开始实行，朝廷派遣工科给事中陆粲、兵部郎中华钥前往浙江．礼部郎中丘其仁、国子监博士王庭前往山西，户部主事王嘉宾、行人李仁前往陕西等。
任命京官为地方主考在明代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重视，也加强了中央对于基层乡试的控制，有效的维护了乡试的严明公正，调动了广大士子的积极性。
由于效果良好，嘉靖十年在新的一轮乡试中，世宗继续派遣京官作地方主考，如兵科给事中潘大宾、刑部主事郭宗皋前往浙江，户科给事中王守、刑部主事李子和前往江西，户部主事庄一俊、刑部主事王学益前往陕西等，进一步加强了对乡试的管理和监控。
其二，严禁冒籍，整顿考场风气。
明世宗时期，考场风纪日益败坏，冒籍顶名之风猖獗。
明代乡试是按地区分配名额，要求考生们在原籍报考，但有的考生不符合本地条件或是本地应考困难，便到异地应考，这不但妨碍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也造成了考生避难就易的侥幸心理。
正如当时礼部给事中陈非所说：冒籍之徒“或居家之时恃才作奸，败伦伤化，削籍为民，兼之负累亡命，复易姓名，不敢还乡者有之，或因本地儒生众多，解额有限，窥见他方人数颇少，逃奔入京，投结乡里，交通势要”[13]。
成为科场风纪败坏的严重表现。
此风不正，就不能达到这次科举革新的真正目的。
为此，明世宗大规模清查冒籍。
嘉靖初年，世宗就已经明令“应年生员要求府州县所选送，不得将外处人民冒滥入试”。
之后冒籍虽有缓减，却仍难杜绝。
“初，顺天乡试，岁多冒籍中式，至是余姚人钱德充，易名仲实，冒大兴籍以中。
慈溪人张汝谦，易名张和，冒良乡籍以中。
”嘉靖二十二年，明世宗下旨，将“钱仲实、张和俱下法司逮治。
”与此同时，另一起严重的科场冒籍案被揭发， “工部侍郎陆杰从子光柞，太仆寺卿毛渠子延龄，鸿胪寺卿陈潭子策，冒京卫、顺天二子中式”。
此案牵涉重大，嘉靖帝大怒，进行彻查，直到第二年才审理结束，分别惩办。
在明世宗之前冒籍案已时有发生，但多不被重视，嘉靖时期，世宗为了彻底杜绝这种风气，进行了大力的清查，这是明代整顿科场风纪的一次重要举措。
其三，颁行乡试条约，完善乡试体系。
为了进一步提高对乡试的重视，明世宗于嘉靖十二年颁行了乡试条约十三条，这是明代首次对乡试实行条令。
其主要内容大致有三方面：一是要求“布按二司务要会同巡按御史，求学问老成、行止端正之士聘取”，即乡试必须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和朝廷派出的巡按御史共同负责。
二是明令端正科场文风。
“文字纯正典雅，不许浮华险怪”。
世宗把对文风整改的内容写入乡试条约，也是力图从基层抓起，进行更深入有效的文体文风的改革。
三是加强科场纪律。
除了为禁止冒籍等而清查考生的身份外，还加入“试官所出三场题目，提调监试官俱不许干预”等严肃考场纪律的内容，以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可见世宗颁行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之前对地方的整顿成果加以巩固，同时也为乡试以后的发展明确方向。
乡试条约对考生、考官、考场纪律、考试风气等各方面都作了明文规定，的确是明初以来乡试发展最完善的一个时期。
发展武举，完善科举体系明世宗时期，科举制度完善的另一重要成果就是武举大规模的发展，并且逐渐完善。
武举是科举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封建王朝一直将文官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但武将却是国家内治外安的重要保证。
明太祖开国平天下，重视文治武功，想要通过开设武举选拔军事人才，但由于开国初期能征惯战的武将甚多，通过武举所获得的将士毕竟实战经验不足，另外太祖对武将擅权多有忌讳，因而迟迟未开武科。
以后几位君主也多仿效太祖，直到天顺年间才正式设立武科，不过也是因需而设，一直不太重视。
明朝武举真正得到发展是在明世宗时期，从此明代军事人才的选拔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
嘉靖帝之所以重视武举并对之进行完善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明世宗时期统治危机加重，内忧外患，大量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肆虐横行，嘉靖年间是明代倭患最严重的时期。
另外北方地区蒙古鞑靼又频频南下，国内急需大量的军事人才，这是世宗登基后就开武科取士，随后又不断增招人数的根本原因，由此才促使了武举在嘉靖朝达到了高峰。
世宗时期武举的发展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增加录取人数，使得武科取士达到明初以来的最大规模。
为了满足军事人才的需求，明世宗不断增加武科取士的人数。
“国初武科本无定制，间尝举行，后以六年为率，士之登进者，众不过三十二人，寡不过二十人，盖取之不广，故习者少也。
自陛下定制，以三年一试，取或至五六十人，士皆思奋；”由于扩大了录取人数，使得嘉靖时期武科人才大量涌现，同时也调动了习武之人参加武科考试的积极性，促进了民间习武风气的兴盛。
由于嘉靖后期军事上的进一步需求，武科录取人数不断扩大，嘉靖二十年， “定武会试进士额以百名为率”。
这是世宗之前，武科取士不曾有过的兴盛局面。
也正是从嘉靖开始，武举征召人数都保持一个较高的趋势。
其二，武举除官重新配置。
为了能获得更多优秀的武科人才，并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世宗在武举除官上作了一系列调整。
由于当时外患加重，而边地军官将领匮乏，世宗遂在武举录取除官人数分配上重新规划。
嘉靖二十二年起，录取分边方、腹里，按“边三腹二”的比例录取。
这主要就是为了增加边疆地区的录取名额和军官配备。
“所谓边方，是指昌平、辽东、宣府等，而腹里则是两京、京卫、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地军官匮乏的问题。
另外在将士升迁时注重军功，考虑年资。
嘉靖六年规定“各边总兵将赞画等武举人员，量才发定卫、所，照依在边各官，随营供职”。
并根据各人的军功进行升迁，此外，还规定“千户以下，除能立军功升级外，其间果有才能出众，曾于所在地方赞谋效力者，不拘有无军功，听抚按官指实荐举，五念满日，兵部酌量奏请，千户量加署指挥职衔，百户以下量加署千户职衔”∞。
这样，就可以为更多的武功人才敞开仕进之门，为国所用。
其三，严肃武举考试纪律。
武科取士与文科取士一样，考场风纪是考试公平且能否录取真才的一个关键。
为了能确保武举考试的公正严明性，保证考场纪律，世宗对监试官的要求十分严格。
明代武举主考官一般都由中央指派，监试官开始基本都由都察院指派，嘉靖时期改为由皇帝指派。
嘉靖元年，各省及两直隶武科乡试有巡按御史主考：会试由两名翰林官共同主考，另派给事中及其部属四人为“同考试官”，监察御史两名为监试官。
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武举考试的公平合理，同时加强了中央对武科取士的直接控制权。
此后，此制基本不变。
其四，裁汰冗滥，优化武科人才。
虽然世宗时期急需武科人才，但并不意味可以滥选。
嘉靖六年，霍韬就建言“内外军职职掌，载有定额，今增至数倍，锦衣官增至八倍。
乞敕兵部查核其数。
洪武中，军职子弟年至二十，方许比试袭职：初试不中者，食半俸，再试不中者，降充军，今悉赂权贵，虽乳臭小儿，无不中者，乞严纳贿之禁，举比试之实。
成祖平交趾，惟升旨功，余皆赏赀。
迩平，奏带及缉妖言捕盗者无不升职。
乞汰胃滥以为激功”。
于是“命给事中夏言等查核冒滥”，最后将“恩幸冗滥者，裁汰以数千计”。
这种宁缺毋滥的裁汰提高了武科人才的整体素质。
嘉靖时期武举的兴盛确实提高了明军将士的素质，也调动了武科人才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初以来由于重文轻武致使武将不被重用的局面，如俞大猷中武举即除千户，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亦是武科出身，俞、戚二人均是嘉靖时期的抗倭名将，为平定倭寇、巩固海防立下汗马功劳。
同时这也带动了民间习武之风的兴盛，对于提高全体军民的体能和技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世宗时期是明代海寇最为猖獗的时期，但最终得到有效的控制，这和世宗对武举的大力发展有很大关联。
倡行三途并用，提高学校素质科举制本是古代最为公正合理的一种选官考试制度，但发展到后期，内容程式日益僵化，因而在选才的综合素质方面大不如前，且由于科举日重，使得许多其余选官途径被阻塞，许多具有良好专业知识的人才不能为国所用。
明世宗遂对明代中期独重科举的风气进行突破，效法明初三途并用之法，广开仕路。
明世宗时期，科举制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成为明朝选官制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在英宗之后，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左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
这样，科举里也分了流品，而进士则成为一道做显官、居要职的门槛。
在这种风气下，考生们更是一门心思，专心一致的攻考进士，而原先一些良好的选官途径或流于形式、或是阻塞。
嘉靖初期就有大臣提出独重科举以来的不良影响。
张璁曾建言：“惟科、贡皆国家取才正途，我圣祖初制，岁贡、监生多有任之卿佐及御史等官，而进士但多授以县丞而已。
及后进士之选偏重，非唯监生之途轻弃，举人亦甚轻矣。
”给事中陆粲言“致治莫先于人才，而欲人才之兴起，必去累年之积弊”。
此积弊正是指当时只重进士一途，用人惟资历而导致的官吏素质低下。
世宗也对当时这种独重科举，尤重进士的风气颇为不满，他下诏日： “夫举人、监生非自待之不远，实因以概轻之故也，岂无过于进士之者
每为所轻，而亦岂不枉人乎
又如进士之保守身名固有，而恃纵肆为恶者不无。
如今以各处地方灾重，令牧用人，则进士、举人、监生并用，其果才能廉洁，为我爱民者，一体擢用奖劝，上司不许自为轻重之别。
庶几可多获人才，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
世宗不仅要重新启动其余选官途径，而且要求对待进士与其余人才同等。
为了能真正的广开仕路，世宗在嘉靖九年正式颁布三途并用之法， “我祖宗朝虽定科举、岁贡之法，犹有荐举之例，并列三途。
自夫科举之法重，而尤以偏用进士为重，而岁贡之法遂轻，荐举之路已尽塞矣。
夫i途并用，则无偏重，而人才有余，由是怀才抱德之士斯德显于世，非特求之文词之徒而已。
今举人无九卿之望，岁贡禁方面之升，田野绝举保之路，有一员缺，必求进士出身者斯得推补，以致人尚浮词，不修实行，甚至修于家而坏于天子之庭。
欲求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者，卒未易得也。
今后着吏、礼二部即便考求祖宗以来旧典，备细开具，奏请定夺，务要科举、岁贡、荐举三途并举。
但有真才实德者，不拘近年资格，一体不次擢用，庶忠义向风，浮薄改行，内外大小诸司各得其人，以为惠民致治之本。
”这与明初的三途并用不同， “明初三途并用，荐举为一途，进士举贡为一途，吏员为一途”。
世宗则将其明确为科举、荐举、岁贡为三途，显然是针对当时荐举及岁贡这两条极为重要却遭严重破坏的用人途径而提出的，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途并用是洪武政治的一大特点，要使明朝统治阶层充满活力，就必须以三途并用之法清洗百余年来积淀的因循僵化之习。
桂萼认为：“臣闻太祖高皇帝尝面谕群臣各举所知，仁宗皇帝亦尝令群臣荐举。
当时访问遍及下僚，既博且严，是以内外诸司往往得人，实皆荐举之效。
今此意顿失既久。
”（注：《太傅桂文襄公文集》卷4 《请面谕群臣荐举疏》。
）张璁亦持同样的看法，说：“窃惟科贡皆国家取才正途，我圣祖初制，岁贡、监生多有任之卿佐及御史等官，而进士但多授以县丞而己。
及后进士之选偏重，非惟监生之途轻弃，举人亦甚轻矣。
”（注：《张文忠公集》奏疏卷6《论用人》。
）所以，他们一致要求世宗力行三途并用，使非进士出身扬眉吐气，象进士一样进取立业。
世宗听从了他们的要求，认为不论出身如何，凡“才能廉洁，为我爱民者，一体擢用奖励，上司不许自为轻重之别，庶几可获人才，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
”（注：《明世宗实录》卷97，嘉靖八年正月丙寅。
）并诏告天下，要求切实推行三途并用，“但有真才实德者，不拘近年资格，一体不次擢用，庶忠义向风，浮薄改行，内外诸司各得其人，以为惠民致治之本。
”（注：《明世宗实录》卷119，嘉靖九年十一月己酉。
）在明太祖之后，世宗在嘉靖前期最大限度地推行了三途并用之法，极大地激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活力。
明代著名史学家焦hóng＠①论道：张璁“久于科第，谙世故，得位，每事欲复祖宗旧制，行进士、举人、岁贡三途并进法，士风一变，人思奋庸，贤才辈出而无滞。
”（注：《玉堂丛语》卷6《事例》。
）为了能有效的实行三途并用，世宗分别对荐举和岁贡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嘉靖初期桂萼就强调过荐举的重要性， “臣闻太祖高皇帝尝面谕群臣各举所知，仁宗皇帝亦尝令群臣荐举。
当时访问遍及下僚，既博且严，是以内外诸司往往得人，实皆荐举之效”。
荐举在太祖、仁宗时期确实盛极一时，通过荐举获得的人才经验丰富，实践能力强，且多拥有各类专业知识，为明初国家的强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科举的鼎盛，荐举一途已名存实亡，使嘉靖朝的人才种类大大减少。
嘉靖十年，诏令吏部荐举人才， “天下有司访求地方有怀才抱德、经明行修、不干名利、素为乡评所重、伏在岩穴者，举诸抚按、两司官核实，送部考验，奏清量才擢用。
徇私滥举者，罚。
举人、监生官才德出众，屡形荐剡者，一体擢用京堂、方面”。
以此实施虽然不可能达到明初荐举人才的辉煌时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倡导了嘉靖时期选官的良好风气。
明代地方学校必须按年向国子监贡送生员。
明代中期，由于生员独重进士一科，故地方岁贡生员愈来愈少，质量也大不如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世宗强令地方按时岁贡，嘉靖十年下令“天下岁贡生员以充国学，如弘治八年例，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
力图扭转岁贡生员紧缺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滥选，故嘉靖帝又下令“朕惟祖宗朝设立岁贡之法实寓古里选之制，期得真才以备国用，迩来生员苟得邦廪，即计充贡有日，往往有不修行检、挟制官司、欺蔑乡里，甚至亏缺伦理，玷辱衣冠，及有学问荒疏，年力衰迈，有司不问贤否，止计食粮浅深，一概循资充贡，却又多选任教官，以为人师。
今岁贡生员务令州县提调官选有学行者方许起送”。
这就要求在保证岁贡生员充足的同时也要保证其质量。
应该说，世宗实行三途并用是有其自己的目的与眼光的，一方面，明中期政治腐朽，通过三途并用可以获得更多优秀的人才。
另一方面，他要通过这条途径来激发选官制度的活力，通过一定的竞争来迫使那些恃才傲物，德行学识都大不如前的进士们提高自身素质，同时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
明代的科举在一定程度上须依赖于官学，官学既是国家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培养官吏的载体。
明代在两京设国子监，在地方上设府州县学，且规定一般情况下只有官学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科举必由学校”=31『，由此实现了学校与科举的合流。
但到了明中叶，官学水平急剧下降，生员不注重经世致用，只是把官学当作猎取功名的捷径，官学学生是未来的官吏，生员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官吏的素质，所以要对科举进行正本清源，官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明世宗的科举革新中的一大特点就是看到了当时官学水平的降低，因此对官学进行整顿，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第一，整顿学风。
学风整顿涉及较广。
首先是学校文体文风的规范。
学校教育同科举考试相辅相成，学校必须培养学生们追求义理，讲求实学，杜绝浮华空疏的学风，嘉靖十六年下令“士子文字敢有肆为怪诞，不遵旧式者，提学官即行革退”。
这样就可以通过对学校文体文风的规范来培养士子们良好的学风。
其次，学校必须注重生员品德的培育，不能重才而轻德。
由于明中期学风败坏，有相当一部分生员依靠关系胡作非为，扰乱学纪，是为“学霸”。
对待这类生员，必须严惩不贷。
凡“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查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
再次，注重经世致用，强化监生历事制度。
监生历事制度是对国子监监生实施的一套教育制度，明初太祖首创，朱元璋规定监生们白天在各衙门历练政事，夜间攻读学业。
通过这种途径，培养出的人才无疑同时具备了学识和实践能力，相对于科举考试而录取的进士、举人，监生们的实际工作能力更强。
由于科举日趋独重，监生无心读书，逃避历事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杜绝这种不良的学风，嘉靖十九年，世宗下令“不分在监大历，私逃回籍三个月以外者，发回原学肄业，半年以上，一体革退为民”。
二十四年，世宗再次下令“各衙门拨到历事监生，俱要常在公供事，讲习律令……其有私自回家，雇人代替者，查究得实，即将替人参送法司问罪，监生仍照行止有亏，革罢为民”。
第二，优化生员。
明中叶时，许多学官徇私舞弊，将大量不合格的生员收入学校，使得生员数量庞杂，良莠不齐，要想真正提高官学的整体水准，就必须对那些鱼目混珠、无才无德的生员进行裁汰，为此，世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生员考汰工作。
对于国子监，实行差额考选和择优录取。
嘉靖初，实行考贡之法，凡应贡一人，须选二人，以至数人送往提学官处，择优起贡。
另外还要改变成化以后形成的一种挨次起贡的僵化局面，嘉靖十年，张璁建言“国家设学校以养士，而师儒之官实任教育之责。
祖宗以来，学校廪禄不容苟食，如非其人，则黜退追廪。
成化中此法尚行，后乃因循废法，挨次起贡，此至礼部多悯其岁暮途穷，一切听授教职。
廷试考选只应故事，甚至考试者以私意置之前例，俾得善地赴官，率以利禄为计。
使之教士，实以坏士。
世乏良才，有由然矣”。
张璁认为“师儒之官”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否则将影响学校的教育水平。
对于地方上的府州县学，嘉靖九年下诏“诸生廪增有额，其附学者岂宜反过正数
民间一切子弟规避徭役，营求人学，提学官多徇情市恩，政纪何在
其令从实校文，简汰其老稚庸凡、不堪作养者。
若奉行不实，听抚按官参究以闻”[37]．之后又下令“务遵前诏，廪、增、附学生员一体筛选。
其附学名额不必视廪、增原数，许量准地方人才众寡为差”r38J。
这种大规模的沙汰确实能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来提高整体生员的质量，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考汰生员也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生员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素养，同时激发那些具备真才实学的士子入仕的积极性。
第三，考核提学官。
明代提学官始设于正统元年，其目的是使明王朝能更有效的对地方官学进行控制和管理。
但到明代中期，在独重进士的风气之下，一般人都企求通过科举中第谋得高官，而不愿做地方教官，国家就只能找一些中第无望的岁贡生员来充任教职，这就大大降低了提学官的素质，他们大都不安心于教职，玩忽职守，放纵生员，对于考核任务往往敷衍了事。
嘉靖六年，桂萼就提出“天下提学官多不得人，无以风励人才，请加考核”。
嘉靖十年规定，岁贡“于各学廪膳内通试，及多方体访，果有学行出群，年三十以上者，府学许贡三人，州学二人，县、卫学一人，以后各学如期起送。
如廪膳无人，增广内考取：增广无人，附学内考取，各求真才以应明诏。
如有名实不称，及夤缘干进之弊，听抚按官纠举。
廷试有不中者，其提学官一名以上参究提问，五名以上降级改用”。
由于此法过严引来朝臣争议，翌年加以修改为提学官“职专提调，贡非其人，责实难辞，五名以上降级，遵前旨行；三名以上提问，俱自十一年为始”一”。
这是明代首次对提学官进行的考核，考核目的是为了让提学官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不要徇私舞弊、鱼目混珠，从而进一步达到优化生员和整肃学政的目的。
明世宗对于官学的整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员素质，也改善了长久以来学风士风的积弊，激发了长期受科举牵制的教育制度的活力。
同时由于学校是国家的人才储备地，只有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才能正本清源，从而进一步达到整顿吏治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