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罗伯特·切赫的个人经历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自从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以来，诗人们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之事。
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当然不会因一句话抹杀自己的存在。
倘若阿多诺此言本身意味着对诗的最后宣判，我们为什么还常常会从中闻到一股痛彻肺腑的味道——是从奥斯威辛传来那股挥之不去的煤气味吗——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发出一声叫，或者只写一首诗，一首最后尖叫之诗。
甚至阿多诺自己也并不否认：“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 应当承认，历来存在着各种不同自命诗人，他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制作出形形色色被为“诗”的东西。
就此而言，集中营里确实可能存在某种“艺术”。
奥斯威辛的另一位辛存者、精神病科医生弗兰克博士曾著文谈及这种《营中艺术活动》，“这要看你所谓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
”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的本身一样自然。
但当我们说到奥斯威辛，痛苦的回忆令舌头打结，要么选择沉默，从此三缄其口，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像一个完全转身离去的上；要么装作充耳不闻，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
或者干脆将阿多诺式的断言视为一种阿多诺式的德语、阿多诺式的危言耸听，继续制作一种我们称之为诗的、分行或不分行的玩意儿。
老实说，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想，倘若一个人经常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是否算得上明智。
写作本身无疑就是参与讨论的最佳方式。
这的确不为面对此类问题的最美妙的方式之一：以一首诗来作出回应。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甚至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 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大屠杀由此侵入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成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Holocaust（大屠杀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术语。
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 也使为满足下意识受虐欲望的仿真式复制与再现，成为轻而易举之事。
因而，通过尖叫和从尖叫中获取的快感，不过是施虐与受虐的快感，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副产品。
好莱坞电影就是将这种快感推向高潮的标志，斯皮尔伯格更将对这种题材的提炼和加工提升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备美国电影学院犹太裔评委们的青睐。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中扮演男主角的演员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虽然，人类从荷马史诗、从《圣经》时代开始起，就不断地描写谋杀和屠杀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构成文学艺术的一种惯例，“争斗，尤其是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
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
”（格拉斯语）即便一向如此，其合法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尤其是针对像奥斯威辛这样空前的大屠杀。
威塞尔曾不无忧虑地警告：“……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
‘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一切令不禁像他那样担忧：难道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都将结束于……词语或银幕
而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个用词与剪接问题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很难回避在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达到文学目的时愧疚之心。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解，为什么这一代的许多优作家，包括像莫里亚克、福克纳、托马斯·曼和加缪等等，都选择了置身其外。
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自奥斯威辛生还的作家莱维正是在获知自己极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自杀的。
莱维甚至认为“幸存的不是真正的见证——被淹没的、没有归来的才是完的见证”。
大杀文学的另一位开创者布洛夫斯基没有死于毒气室，却死于煤气自杀。
幸存者保罗·策兰差点成为一个例外，他的名作《死亡赋格曲》，被公认为成功地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这么做，” 策兰的诗人同行兼好友，与阿格农分享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丽·萨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引用年轻的德国诗人恩岑贝尔格的话，“哲学家阿多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奥斯威之后写诗不再可能’，这是对我的时代的最强硬的判断。
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驳斥这句话。
” 策兰无疑以自己的诗作出了驳斥，最终自沉于塞纳河。
奥斯威辛牢牢地攫住了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看来从它伸出的魔爪中已经成功地脱了的人。
美国作家威廉·斯塔隆笆下的索菲也正是因为不堪记忆之重，不得不自杀以尽。
对于某些幸存者而言，他们好像只是代替那些死去的人而活，重述或写下那些濒临遗忘或将被别有用心者歪曲的事，为死难者作证，而后追随死难者，回到他们自以为早就该去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活下来的人死去的。
活着，仅仅为了记并不想以此去博取诗人的声名。
但这记忆沉重到让幸存者如此不堪其重，让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那些置身于奥斯威辛以外的作者，除了必须面对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惑。
斯塔隆曾描述过这种心情：“我已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
”在《索菲的选择》的结尾斯塔隆不得不承认，即使通过他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
“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肯定有助于明宣示，恶绝对地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
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
’／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 在奥斯威，缺席的不仅是上帝，还有人。
在较深刻的层面上，奥斯威辛呈现的正是一幕幕人性的悲剧，集中营集中地暴露出如纪德所谓的魔鬼的一面。
纳粹恶魔并非是人类的新品种，而正是人性恶的产物。
就此而言，正是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面造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
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如阿多诺所言，“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
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幸存者常常不免自问：我因什么而幸存
幸本身好像也成了一种罪孽，成为苟活的代名词，它牵连出有罪的记忆。
幸存者出于自我保护完全有选择遗忘或反记忆的权力。
因此，也有人认为，记忆本身不应该成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主要题材。
至少就心理疗救这一层面，“好了疮疤忘了疼”自有其一定的合理。
在一项针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调查中，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忘掉”。
而当作家凯尔泰斯被问到“是否强迫自己面对这些记忆
”时，他的回答是：“不, 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觉得不解的是, 为什么有人难以面对这些记忆。
是这样, 集中营内的一些行为是伤害人的。
”凯尔泰斯曾经谈到另一位自集中营生还的作家Roman Frister，在集中营里丢了帽子。
不戴帽子参加第二天的演出就会被处决。
于是他半夜里偷了一顶帽子, 而那个丢掉帽子的人将因此掉脑袋。
我们也应该记得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玩弄的一场恶作剧:未能逃脱的十四位囚徒面临着选择，他们被勒令在被处死之前，选择陪死的同伴；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者，不是十四——而是五十
那种生命面临死亡绝境的求生欲望、那种挣扎与搏斗，让人想到凯尔泰斯小说中曾揭示的那“与奥斯维辛达成默契的被囚者的承受力”，同样也是合乎人性的。
奥斯威辛叩开的正是记忆最野蛮的一面，没有谁百分之百是无辜的，大屠杀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
那些看上去无辜的词变得可疑了，“词语都必须重新定义，净化，重新发明。
一个词如‘夜——一个美丽、诗意、浪漫的词--对我们不再意味着它曾经意味的东西了。
’”（威塞尔语）所有一味赞美人性、赞颂人的精神、人生的美好、人道主义的诗歌都应该受到质疑与重审。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奥斯威辛之后，单纯歌唱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不可能。
诗歌从此不再允诺幸福，而只展露批判的省悟与清醒的痛苦。
诗与奥斯威辛的冲突也并非绝然等同于善与恶、梦与现实、道德与正义的冲突。
在这种对决中，诗歌并不代表至高的善，它甚至必须为自的讴歌而羞愧。
因为被它讴歌人犯下了谋杀同类的罪行。
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
种族清洗连接着所谓种族纯洁的梦想，同样可能连接着一首纯诗的理想。
虽然，很难断言，奥斯威辛在何种程度上，正是一首伪诗、一种伪抒情的必然结局。
阿多诺的警告因此并非毫无来由，“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对那些保留了有关奥斯威辛的野蛮记忆的人，写诗是野蛮的了。
而要让写诗重新成为能之事，看来只有选择遗忘与反记忆，而这正是为富于良知的诗人们所拒绝的。
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奥斯威辛是绕不过去的。
诗歌不能帮助我们躲过一颗子弹，更用说是去制止一场大屠杀，却仍然可以展示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
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奥斯威辛，仍然会为一只飞鸟、一片绿草而流泪，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幸福感，寻找到某种自我拯救的形式。
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的残缺个体的脆弱体验。
弗兰克谈到过这种“死囚的美感经验”，罗伯特·贝尼尼戏谑地把它称之为“美丽人生”。
因为你尽可以把周遭的一切当作一场戏，以尝试从这种间离中享受到片时的快感。
这一切让我想起幅画：一个囚犯正在做自由的梦。
他梦见自己被长出翅膀的小天使引领着飞越监狱的铁栅栏，但这却不能帮他越过现实的冰冷围墙—诗意却可能正由此而生。
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希尼曾引用弗洛斯特的一句话，用来作为对一首诗作出的奇妙界定：“有么一刻止住了混乱。
” 我想阿多诺原意应该是清楚的，甚至可以从他的否定中感受到一种肯定：对诗以及源于诗本身力量的肯定。
他警醒诗人重新省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从中失去的、和它必须面对与应当重建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写诗了，是指不该再写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诗，那种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粉饰的诗。
所谓写诗之野蛮，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唤醒一种野性的力量、批判性的力量。
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是以丑的外观抛弃丑自身、以内在的异化形式，来控诉外在的异化状态。
卡夫卡小说，贝克特的戏剧，连同勋伯格的音乐因而受到阿多诺的垂青。
一种受难的、令人战栗的语言，贫乏和破碎化的形象，断裂与碎片，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谓的否定的真理。
诗也并不例外，在阿多诺看来，不同的艺术门类只是体现出不同质料的差别。
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一种不完整性和零散性，来对抗那种对一体性和完美性的渴望。
它们与营造奥斯威辛的渴望有着相同的根源。
秉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将成为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即“否定的艺术”。
尽管，阿多诺一向拒绝萨特式的“介入”，而将革命性语言本身视同社会实践，从而将现代艺术成功地纳入了他的批判理论。
阿多诺驱逐了美学中的形而上学，代之以社会学。
多诺式的美学理论，往往正是在其最深刻处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
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恰好反映出其自身实践的盲点，这同样也是辩证的。
霍克海默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嘲笑说：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
其实完全可以把霍克海默的话，照单归还给阿多诺。
独立宣言起草人
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自1969年始）：1969年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 ，挪威Jan Tinbergen，荷兰1970年Paul Samuelson，美国1971年Simon Smith Kuznets，美国1972年John Richard Hicks，英国Kenneth Joseph Arrow ，美国1973年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Wassily Wassilyevich Leontief），苏联\\\/美国1974年Karl Gunnar Myrdal，瑞典Friedrich Hayak，奥地利\\\/英国1975年Леони́д Вита́льевич Канторо́ви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苏联Tjalling Charles Koopmans，荷兰1976年Milton Friedman，美国1977年Bertil Gotthard Ohlin，瑞典James Edward Meade，英国1978年Herbert Alexander Simon，英国1979年Theodore William Schultz，美国Arthur Lewis，圣卢西亚\\\/英国1980年Lawrence Robert Klein，美国1981年James Tobin，美国1982年George Joseph Stigler，美国1983年Gérard Debreu，法国1984年John Richard Nicholas Stone，英国1985年Franco Modigliani，意大利1986年James McGill Buchanan，美国1987年Robert Merton Solow，美国1988年 Maurice Félix Charles Allais，法国1989年 Trygve Magnus Haavelmo，挪威1990年Harry Max Markowitz，美国Merton Howard Miller，美国William Forsyth Sharpe，美国1991年Ronald Harry Coase，英国1992年Gary Stanley Becker，美国1993年Robert William Fogel，美国Douglas Cecil North，美国1994年John Charles Harsanyi，美国John Forbes Nash,Jr.，美国Reinhard Justus Reginald Selten，德国1995年Robert Emerson Lucas,Jr.，美国1996年James Alexander Mirrlees，英国William Spencer Vickrey，加拿大1997年Robert Cox Merton，美国Myron Samuel Scholes，加拿大\\\/美国1998年 অমর্ত্য সেন （Amartya Kumar Sen），印度1999年Robert Alexander Mundell，加拿大2000年James Joseph Heckham，美国Daniel Little McFadden，美国2001年George Arthur Akerlof，美国Andrew Michael Spence，美国Joseph Eugene Stiglitz，美国2002年דניאל כהנמן（Daniel Kahneman），以色列\\\/美国Vernol Lomax Smith，美国2003年Robert Fry Engel，美国Clive William John Granger，英国2004年Finn Erling Kydaland，挪威Edward Christian Prescott，美国2005年 ישראל אומן,（Robert John Aumann），以色列\\\/美国Thomas Crombie Schelling，美国2006年Edmund Strother Phelps,Jr.，美国2007年Leonid Hurwicz，波兰\\\/美国Eric Stark Maskin，美国Roger Bruce Myerson，美国2008年Paul Robin Krugman，美国2009年Elinor Claire Ostrom，美国Olive Eaton Williamson，美国2010Peter Arthur Diamond，美国Dale Thomas Mortensen，美国Χριστόφορος Αντωνίου Πισσαρίδης（Christopher Antoniou Pissarides），塞浦路斯2011年Thomas John Sargent，美国Christopher Albert Sims，美国2012年Alvin Elliot Roth，美国Lloyd Stowell Shapley，美国2013年Eugene Francis Fama，美国Lars Peter Hansen，美国Robert James Shiller，美国2014年Jean Tirole，法国
为什么三大主科是语数英，而不是语数科学，英语实用性能有科学高吗
英一门国际性语言，实用高。
一百多年前，一位波兰超人的智慧和热情发明了超越民族界线的世界通用语言——世界语，希望世界上的各民族将来使用同一种语言，促进各民族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消除民族间的猜疑和敌意，实现和保持地球上各善良民族渴望的和平。
一百多年过去了，世界语没有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甚至被人遗忘。
与此形成对照，一个曾经是民族国家的语言的英语却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使用，在国际间的经济，文化，学术，军事和政治交流中成为通用的语言。
在今天，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有十余个，它们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几个加勒比国家。
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超过七十个，其中包括尼日利亚，加纳，印度和新加坡。
这个数字目前还在增加。
如1996年，卢旺达宣布给予英语国家官方语言地位。
在各国的外语教学中，英语享有的优先地位超过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和汉语。
在100多个国家，英语被列为外语教学中的第一外语。
还有更多的国家准备将英语列为外语教学中的第一外语。
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是，1996年，曾为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开始用英语取代法语作为外语教学中的第一外语。
据有人统计，90年代后期世界上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即12至15亿人能讲流利的英语或能熟练使用英语。
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11亿能使用汉语的人口数字。
现在，在世界五大洲均有讲英语的国家和人民。
在国际交往中，英语的地位更是其他国家的语言望尘末及的。
英语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
一，历史上的英国殖民主义与语言扩张从历史根源上说，世界上出现若干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与早期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有关。
当时（16世纪）英国人向海外殖民，建立若干殖民地。
随着殖民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殖民地的人民开始形成本土意识，最后宣布独立或建立自治政府，成为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
于是，英语成为若干国家的官方语言以及那些国家的人民的母语。
英语开始带有某种国际语言的色彩。
这种情况和欧洲中世纪前期拉丁语的某些特点相似。
古罗马时期罗马人向外扩张，把拉丁语带到欧洲许多地方。
后来欧洲封建王国纷纷崛起时，拉丁语成为欧洲的国际语言。
这种“语言的扩张”情况也在西班牙语的海外扩张中得到验证。
15世纪，西班牙人在拉美建立殖民地，西班牙语在当地取得统治地位。
拉美国家独立后，西班牙语成为拉美国家（巴西除外）间通用的语言。
但是，和上述两种语言不同的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向外扩张的范围更加广泛。
就象英国建立了当时的所谓“日不落帝国”一样，英语也被称为“日不落语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确立英语在本国的官方语言地位。
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历史上曾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语已经被殖民主义者自上而下地灌输给当地的人民，特别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和亲英阶层。
这就为那些国家独立后确立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准备了部分条件。
今天，世界上能讲流利英语的人数和能讲流利汉语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
但是，确定国际语言地位的标准不单单是或者根本不是能讲这种语言的人数。
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拉丁语是罗马帝国各地通用的语言。
但不是因为罗马人比被他们统治的民族的人数更多，而是因为罗马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更强大。
罗马帝国衰落后，教育界将拉丁语当作国际语言来使用。
这种局面延续了一千年。
同理，如果不是英国拥有一度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把英语和英国文化输出到其他国家，英语就不可能获得现在的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
正象一位英国的语言学专家承认的：语言不能独立存在。
语言只存在于使用者的大脑里，嘴巴里，耳朵里，手中和眼睛里。
使用的人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成功，他们的语言跟着获得成功。
他们的使用者失败了，语言也跟着失败。
在古代历史上，推动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国际间扩张的主要因素与其说是各地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所致，还不如说是物质文明发展不平衡所致。
二千多年前，中东地区的国际交流语言是希腊语，建立这种希腊语霸权的与其说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智慧，倒不如说是亚力山大大帝统率的军队挥动着的剑与矛。
为什么拉丁语曾在欧洲各地使用
原因在于罗马帝国的军团。
公元八世纪，摩尔人的军队一手挥舞刀剑，一手捧着古兰经，将阿拉伯语带到北非和中东。
后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又借助武力将他们的语言扩张到非洲，美洲和远东。
他们的这些语言是跟着手持刀枪的士兵和极富冒险精神的水手的足迹扩张到世界各地的。
历史上，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可能在地缘上实现扩张，也可能发生收缩。
军事扩张和商品贸易导致文化和语言在地缘上的扩张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军事扩张和商品贸易实现语言的扩张是两种基本形式。
但往往是发展航海通过海路进行扩张和商品贸易的民族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输出到世界更遥远的地方。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一书中说，航海的民族更易于将自己的语言带到他们立足的任何海洋彼岸。
古希腊航海家把希腊语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地。
马莱人水手凭借勇猛将马莱语扩散到从马达加斯加到菲律宾的广大地区。
在太平洋上，从菲济至新西兰和夏威夷的原住民讲波利尼西亚语。
波利尼西亚语通过木舟传播。
同样，统治海洋的不列颠把英语推向了全世界。
二，英语的文化影响与英语的国际地位英语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取得国际语言地位的语言。
从中世纪至近代初期，凝聚古代人智慧的拉丁语曾是欧洲的国际语言。
但是那时英语的民族语言意识已开始萌芽。
英国的教育家RichardMulcaster曾说：我热爱罗马，但更爱伦敦。
我对意大利有好感，但更喜欢英格兰。
我崇尚拉丁语，但我为英语祈祷。
随着英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英语的语言地位在国际间有所上升。
自文艺复兴时期起，英国的文学和艺术创作日益繁荣。
以莎氏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学巨匠们不仅对英国的文学事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而且影响了整个世界。
英国人向海外殖民又将英语传播到世界各地，海外的土住居民开始接触英语。
越来越多的居住在英国以外的外国人开始学习英语。
1765年，英国的语言学家JohnWallis在编写《英语语法》一书时就明确指出，“外国人对学英语有很大渴求，他们希望能够读懂用我们的语言编写的各种重要著作”。
又说，“英语版本的各种文学作品很多，可以毫不吹嘘地说，任何有价值的知识载体（书）没有英语版本是极其罕见的”。
1767年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写作的年代法语还被公认为国际间外交用语，但他到北美立即发现英语将来获得成功的关键：“让法语在目前的情况下高奏凯歌四处扩散吧。
我们正在美洲站稳脚根……这可使英语的使用更稳定，更持久”。
这个看法也是当时一些美国人的看法。
178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在向国会提出的一项政策建议时宣布：“英语注定要在今后几个世纪成为比过去的拉丁语和现在的法语更加通用的语言。
这个理由不言自明。
因为美洲的人口正在增加，他们与所有的民族保有广泛的接触和通讯联系，加上英国在世界上的或多或少的影响，将使他们的语言被人们广为使用…”事实也是如此。
1850年代，世界上说英语的人口是6，000万。
1990年代，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已经超过4亿5千万。
在殖民主义时代，英国（后来也包括美国）有计划或无计划地向世界各地输出其英语文化。
传播英国语言，文化，价值观念和宗教思想的传教士总是走在殖民主义者的前面。
英国殖民大帝国的鼎盛时期，其统治的领土约站世界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其子民约为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但大部分子民是不懂英文和未经英国文化洗礼的云云众生。
于是，英国在各殖民地，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开办了许多免费的教授英语的学校。
对拔尖的学生发放奖学金。
英美的传教士也在当地建教会学校。
教授的课程之一是英语。
这一举动显示了殖民主义主义者采取的不同于刀剑和枪炮的另一种征服手段。
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以后，向先进的民族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
英语教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仍方兴未艾。
每年有大批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到非英语的发展中国家去孜孜不倦地教授英语。
由于大量的科学文献和人文著作是用英文写成的，甚至非英语的发达国家在大学里也用英语进行教学。
例如，1960年以后，荷兰开始在大学里用英语进行教学。
理由是，既然大学毕业生将来从事研究工作须接触英语，不如在大学学习阶段就开始使用英语。
欧洲非英语国家每年接受许多外国留学留学生，它们发现用英语授课似乎更加方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和美国已是世界重要的文化产品生产国。
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如同以英语为媒体的不计其数的文化使者把英语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
特别是电的发明改变了人类娱乐活动的发展方向。
电影事业的发展使英语的传播与影片的欣赏结合起来。
英语开始借助现代艺术手段走向全球。
电影事业，包括电影的艺术创作和商业性开发，起源于欧洲，主要是英国和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电影事业受到影响。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迅速在世界制片行业赶超欧洲。
从1915年起，好莱钨的制片公司和影片制作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20年代末期，英语便在电影制片使用的各种语言中占据主流地位。
据19 33年首次出版的一本电影百科全书（The Picturegoer‘s Who’s Who and En- cyclopaedia of the Screen Today）介绍，所列44家影片制作室中，32家是美国或英国的，其余的为德国人和法国人拥有。
在所列的2，466位电影艺术家中，只有85位不使用英语拍片。
340位导演中，318位在工作中使用英语。
从那时起至今天，在电影评奖活动中，一般使用英语。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甚至占有了世界电影市场约85%的市场份额。
美国制作的影片绝大多数是英语片。
欧洲的古典音乐很有魅力。
但起源于美国的流行音乐在大众中和各个国家的影响更广泛。
许多人在欣赏流行歌曲的同时学会了英语的发音，认识了简单的英语。
美国人发明的唱机和磁带录音机在传播英语填词的歌曲方面功不可没。
许多英语流行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和录制成磁带及CD光盘销往世界各地。
非英语国家的歌手要使自己演唱的歌曲获得国外的听众常常用英语演唱。
非英语国家的青年甚至视演唱或聆听英语流行歌曲为时髦。
根据1990年出版的企鹅流行音乐百科全书，该书收录的557家各国流行音乐团体中有549家使用英语演唱。
还有英语轻歌剧的发展和英语肥皂剧的诞生也帮助了英语的普及。
三，英美国家经济技术的影响力将英语置于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19世纪初，英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国和贸易国。
在此之前的1700年至18 00年，英国的人口不仅由5百万增加到1千多万，而且其每年2%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也属举世无双。
工业革命的大部分发明来自英国。
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
新材料的开发，大量制造业生产设备和新型运输工具都最先在英国出现。
英国的发明家詹姆斯·瓦特等人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英国经济和技术的最先发展对英语的影响极为深远。
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最先使英语词汇中增添了数以万计的新词汇。
非英语国家的人民要了解这些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必须学习英语，而且要学好英语。
否则，他们可能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重复英国人的发明创造。
据说反法战争（1792——1815年）结束后，欧洲大陆来英国的参观访问团络绎不绝。
许多英国工人到国外教授工业生产的新方法还发了一笔小财。
同时，他们是传播英语的使者。
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美国人的技术发明开始和欧洲人竞争。
象本杰明·佛兰克林，托马斯·爱迪生，罗伯特·富尔顿这样的载入史册的发明家在新旧大陆都很著名。
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的约15 0年中，约一半的科学技术文献是用英文写作的。
有些技术发明甚至直接推动英语文献出版事业的发展。
用蒸汽作动力使印刷发生革命。
采用了高速旋转印刷和新的自动排字方法。
它们使用英语写成的出版物，如技术手册，教科书，专业和通俗期刊杂志，广告等，大量涌现。
科学技术的发明促进了通讯和交通事业的蓬勃发展。
铁路的建设使英文报纸的发行量大增。
出现了象威廉·鲁道夫·赫斯特这样的英文报业巨头。
当世界各地的人们阅读上述发行量大增的印刷物时，英文就比法文，德文，俄文等抢先一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人类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开播时也是用英语进行广播的。
同时，由于英美国家在航海和航空运输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在国际海事救助和航空管制方面各国也开始按英美国家的安全和技术标准统一使用英语。
使用同一种语言有助于增进航海航空安全。
我们在前面说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也是国际性语言。
但是为什么英语在诸多国际语言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主要的世界通用语言呢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美等国的经济快速成长是个重要因素。
在技术发明和资本集中的推动下，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先后扮演了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角色。
生产资本的集中又发展成金融资本的集中。
到20世纪初，伦敦和纽约已是世界金融中心和最主要的投资市场。
在那个时代，银行业发展最快的是德国，英国和美国。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经济遭受重创。
1914年，英国和美国两国在国外的投资超过45亿英镑，这个数目是当时法国在国外投资额的3倍，德国在国外投资额的4倍。
英美等英语国家与海外的商业联系最为广泛。
英国和美国始终以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著称。
英语首先成为奔波于全球各地的商人和投资人的通用语言。
任何国家的企业主和商人要和国际银行界打交道必须会英语。
英语成为国际商界用语占支配地位的语言。
1898年，有一位记者问俾斯麦他认为什么是现代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这位当时的德国宰相说：北美洲的人民说英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电子计算机和信息工业是在讲英语的美国首先发展起来的。
互联网的出现为信息和通讯工业带来一场革命。
世界确如加拿大传媒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描绘的那样变成一个地球村。
说英语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先声夺人，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开发上走在世界前列。
由于这三个国家均使用英语，加强了三国间的信息交流，终于使英语成为互联网上的通用语言和使用最频繁的语言。
今天，任何国家，机构和个人要从互联网上获取丰富和大量的信息，懂英语是个基本条件。
掌握英语意味着掌握了打开互联网信息和知识宝库大门的钥匙。
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实际上支配了世界的信息高速公路。
这三个国家的个人，企业和其他用户使用的带宽占世界各国使用的带宽的43.3%现在的形势是，互联网上存储的信息中有80%是英文信息。
互联网再次使英语进一步普及，再次巩固了英语在国际语言中的支配地位。
四，英美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与英语的支配地位今天，英语是各国处理国际事务进行交往的重要语言工具。
二百多年前，预见到未来经济文化生活的国际化，近代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早就颇亚有洞见地指出，各国互相交往时需要使用一个普天下通用的语言(universal language)进行交流。
另一方面，美国和英国在国际事物中的支配地位又使英语成为有支配地位的语言。
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语言学家考察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行为时发现，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在交往时总是使用一种不同于母语的通用语言。
例如在非洲西部，一些部落之间使用一种加杂着土语的英语互相交流。
这一点有些类似中国说不同地方方言的人互相交流使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样。
斯瓦希利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和葡萄牙语在局部地区扮演过这个通用语言角色。
但是在整个世界范围进行交往时，需要一个使用更广泛的国际通用语言。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了联合国，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
人类第一次实现说如此众多不同语言的国家代表聚集一堂。
需要一个互通的语言。
英语填补了这个真空。
甚至在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中，也使用英语。
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出于使用中立的语言的目的或方便规定开会使用英语。
在讲阿拉伯语的或西班牙语的地区国际组织中，也把英语当作第一通用语言。
一项调查表明，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组织中有90%的组织开会时完全使用英语。
大多数国际科学组织和体育组织选择英语为通用语言。
在欧洲联盟中，英语已成为各种成员国语言互译中的二级传译语言。
欧洲联盟成员国提交的各种文件要在各成员国语言之间互译，如希腊语翻译成丹麦语，意大利语翻译成荷兰语。
由于翻译的不便，常常先将希腊语翻译成英语，再由英语翻译成丹麦语。
英语是通用语。
另一方面，英国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能力也使英语较之其他语种占有更优先的地位。
例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以后，以英国和法国为主宰的国际联盟决定建立托管制度，将战败国德国在非洲，中东，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交由战胜国监管。
英语渗透到由英语国家监管的殖民地。
如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喀麦隆，坦喀尼噶，澳大利亚托管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托管的西萨摩亚，南非托管的今日之纳米比亚。
国际联盟确立的两个正式语言之一是英语（另一为法语）。
国际联盟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有成员国42个，英语是最重要的工作用语。
1945年在说英语的美国等国倡导下成立联合国。
联合国的许多重要文件是说英语的美国人用英语起草的。
建立联合国的最初构想源自美国人。
许多建立联合国的最初构想是用英语写成的。
今天联合国有成员国180多个。
联合国的下属机构组织50多个。
虽然联合国和各机构规定5种语言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正式语言，英语却是最常用的工作语言。
联合国成立时俄语在苏联东欧地区有影响，法语维持其在法属非洲，亚洲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存在，但影响力均逊于英语。
直到今日，英语始终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国际性组织，地区性组织和行业组织中的通用语言。
英联邦组织在维系英国和前殖民地国家的传统关系的同时为保持英语的国际语言地位发挥作用。
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支配地位决定任何其他语种都不可能取代英语成为这个国际军事组织的第一语言。
英语既是北约的正式语言，也是北约的工作语言。
结语：有些语言学家指出，当英语成为世界许多国家使用的语言时，英语不再单单属于英国或美国，而是属于世界的。
话虽如此，英语在国际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毕竟是英美国家获得成功的象征。
非英语国家的人民在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或在国际交往中仍然因为母语不是英语而常常感到处境不利。
例如，母语不是英语的科学家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和理解用英文写成的报告。
他们用非英语写成的报告可能不为讲英语的学术界注意。
用非英语创作的文学家写出的杰出作品在讲英语的国际社会无法取得应有的知名度。
在国际文学评奖活动中处于次要地位，甚至成为陪衬。
英语也常常是美英等国在国际社会扩大其政治影响力的工具。
非英语国家对英语的通用语言地位或多或少抱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学习英语有助于从先进国家吸收有益的文化养分，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犹存的时代，维护民族语言的尊严也是一个难以退让的原则。
法国领导的法语世界在非洲继续与英国领导的英语集团进行或明或暗的竞争，有时表现为法语与英语的竞争。
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虽然争取到法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但时常抱怨法语的利益受到英语侵犯。
俄语在东欧的影响力随着苏联的解体而一落千丈。
俄罗斯的互联网技术服务供应商寄希望有朝一日向英语在网上的霸权发起挑战，但俄语的影响力较之过去不是增加而是削弱了。
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相对落后。
中文还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国际语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英语国家仍将保持其语言的优势，并从这种优势中获得经济政治利益。
这种状况或许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才可能有所改观。
当然，这种局面并不一定意味着英语的普及受到削弱，而是有影响力的国家使用的语言在国际间互相渗透，各自扩大自己的影响。
英美国家的商人已经发现由于不懂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在国际商业谈判中失去不少机会。
总之，在国际语言文化多元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的时代，其他主要语种在未来的国际生活中仍有可能占有一席之地。
凯恩斯：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凯恩斯有一句直观、生动的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最近在一次演讲的问答环节说，凯恩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凯恩斯这位柔弱的经济学家是一个同性恋，而且没有孩子，因此他不太关心后辈的命运。
他娶了俄国芭蕾舞演员莉迪亚，这对夫妇更有可能谈论诗歌而非生育。
埃德蒙·伯克有许多孩子，凯恩斯一个孩子也没有，所以伯克相信会持续许多代人的社会契约，而没有孩子的凯恩斯信奉自利哲学。
弗格森这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批评他。
随后，弗格森公开道歉：“我说了一些关于凯恩斯的蠢话。
首先，显然没有孩子的人也关心后辈。
其次，我忘记了凯恩斯的妻子莉迪亚曾经流产。
”但在公开声明中，弗格森很快就开始为他自己辩解：“我没有说过，凯恩斯的经济学作为一套思想只是凯恩斯的性取向的简单函数，但是也不能说他的性取向在历史地理解他时毫不相干。
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德国1923年的极度通货膨胀，凯恩斯在这场灾难中扮演了较小和重要的作用。
在那种背景下，凯恩斯的性取向确实发挥了历史作用，他受到德国银行家卡尔·梅尔基奥尔的强烈吸引，这无疑影响了凯恩斯对《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的看法。
“读过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著《凯恩斯传》的人都会发现，凯恩斯的同性恋问题被当作一个慎重、知性、与其著作有关系的问题。
凯恩斯在布鲁姆斯伯里圈子中的伙伴如果还活着，都会同意斯基德尔斯基的观点，因为他们相信，性取向的意义不只是在卧室，知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是相互关联的。
凯恩斯远非我写过的唯一一位同性恋或双性恋。
比如在《战争的遗憾》中，我讨论了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他真实或想象的被俘虏他的土耳其人强奸的经历影响了他在“一战”中的经历。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我发现那个金融王朝中至少有三个成员是同性恋。
在《帝国》中，我勾勒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英帝国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性恋的生活。
”弗格森还倒打一耙：“凯恩斯也有政治不正确的时候。
比如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他说，除非波兰的邻国繁荣、有序，否则，没有工业、只知道迫害犹太人的波兰不可能在经济上有大的发展。
相对于反对波兰人，凯恩斯更加反对美国人。
1941年他对一位朋友说：‘我一直认为，访问美国就像生一场重病，之后需要一个恢复期。
’在他看来，华盛顿被一批律师控制着，都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法律术语，用他的话来说，切诺基族的语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