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经商之道
其一，坦然从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
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长久未能普及。
士农工商是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的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
为此，许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发了财则急忙办学，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人。
在这一点上，最有趣的是安人，本来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商业势力，完全可与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对安徽也一直有误会，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贫困省份，容以后有机会专门说说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风又十分重视科举，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这种情景在山西没有出现，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最后连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奏疏的朱批）。
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业做纯粹了。
其二，目光远大。
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的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
整个中国版图都在视野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
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心理优势，使山西商人最能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一盘围棋一样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当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面向蒙古新疆乃至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光是大胜魁的商队就拴有骆驼十万头，这是何等的眼光
商队带出关的商品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物产特色和运输网络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诸商业中以盐业赚钱最多，但盐业由政府实行专卖，许可证都捏在两淮盐商手中，山西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紧缺的时候给予慷慨的借贷，条件是稍稍让给他们一点盐业的经营权。
久而久之，两淮盐业便越来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
可见，山西商人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的大格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面上有缺漏，不管这些块面处地多远，原先与自己有没有关系。
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是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
当然，最能显现出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
他们先人一步的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疏理通常，稳稳的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财钱流通的主宰者的地位上。
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想，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了。
其三，讲究信义。
山西商人能快速的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对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
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的“联号”。
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的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缘，构成一种商业大气候。
其实，山西商人对联号系统之外的商家，也会尽力帮衬。
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终于无力偿还，供出的商家便大方的一笔购销。
这样的事情在山西商人之间，所在多有，不足为奇。
例如我经常读到这样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一个店欠另一个店千元大洋，还不出，借出店为了照顾接入店的自尊心，就让他象征性的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了。
山西商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的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很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在南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
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产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
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多少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罚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
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商业同行相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的光彩，也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例如很多人习惯的认为，只要经商，必然见利忘义）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严于管理。
山西商人最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
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约束。
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的放纵习气，而是加紧制定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
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有利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
我曾恭敬的读过上世纪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管理科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足可证明在当时，山西商人的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管理专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号总经理这样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之为商业管理大师而雄视一代。
历史地来看，他们制定和执行的许多规则，正是他们的事业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诀所在。
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的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字不少的高级职员与财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
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分号向总号和其他分号的报帐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汇款省亲的规则，凡此种种，使许多山西商号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正常，一代巨贾也就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比为已有的产业搞得精疲力竭了。
古代晋商格言
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
可事实上，中国社会也一直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据考证，“商人、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部落始祖名叫契。
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
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
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
他的第四代孙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
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
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称为商人。
以晋商文化为主宣传物管的格言
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
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
明代谢肇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 …其富甚于新安。
”[1]据史载，明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曾为当时天下富豪排名，资产在白银50万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亲、贵戚、权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贾中，晋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
[2]可见，晋商在当时已是一支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了。
有清一代，晋商臻于顶峰，足迹不仅踏遍中国大陆，还远涉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地。
《康熙南巡秘记》中载：“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
齐、鲁、秦、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晋人。
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五台新志》载：“有麻雀之处即有山西商人”。
晋商不仅活动地域广阔，而且经营业务也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行业居垄断地位。
何秋涛《朔方备乘》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
清人衷斡《崇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晋商)经营”。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垄断了对日铜货贸易，占当时洋铜进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办量达130万斤左右。
山西的 “大盛魁”、“复盛公”等曾垄断了对蒙贸易。
素有“第一商人”之称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时，票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朝等国家设立分号，进行跨国经营。
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光绪三十二年，汇兑总额达三四亿两，[3]称雄中国金融界，被誉为“汇通天下”。
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影响之大，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际，曾经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叱咤风云达5个多世纪的地域性大商帮——晋商却步入了整体性的衰败之路，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慨叹、教训。
晋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一) 首先我们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 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结构基础，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政府对商业控制虽相对减弱，但对商人的压榨却愈加苛重。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统治者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夺。
上至皇帝公卿贵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
皇帝出巡，所经之处，“各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旁极眩彩。
店铺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
”[4] 再如，慈禧六十岁生日时，京城各处张灯结彩，结撰楼阁，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一戏台，令人眩目。
而这些奢侈生活的维系，大多是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强迫商人捐献报效等方式而来的。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内外矛盾激化，镇压起义和对外战争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而来的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而政府财政匮乏，于是便将赔偿的重负转嫁给整个社会。
商人首当其冲，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晋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担沉重的苛税、捐输、摊派。
史载，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设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从白银9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税、票税、盐价加斤等杂税每年增加多达20万两。
[5]如果说，商税的滥征、重征仅仅使商贸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竞争能力减弱的话，那么捐输摊派的掠夺则使晋商流动资金减少，给晋商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伤了元气。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
[6]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筹集巨额军费，推行捐借政策。
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晋商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新捐银37.65%，[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
清人徐继畲（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至使出现“富民膏血已罄竭”的严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图市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为双方计价便利，条约规定双方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布，此后改用茶叶），晋商瞅准时机，迅速占领市场。
恰克图茶叶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垄断。
平等的商贸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间仅恰克图一地，中国对俄国茶叶出口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约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同期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也达600—700万卢布。
[8]1812—1859年间恰克图的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华贸易的40%--60%，而中国出口商品的16%和进口的19%也都是经过恰克图贸易的。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
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边境以及张家口和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权。
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这样沙俄在天津获得享受低于列强1\\\/3税率的优惠及海关免征茶叶税的特权,从而使俄商的贸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晋商则因国内关卡重重，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使贩运成本高出俄商许多。
此外俄商还利用特权在汉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现代砖茶厂，采用蒸气设备，进行规模经营，使生产成本降低。
同时，由于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京绥铁路的开通，使俄商运输成本大大低于晋商所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
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国腹地同晋商争夺市场。
这样晋商竞争力大为削弱。
迫于形势，晋商只好改变经营策略，采取赊销茶叶给俄国中小茶商，以吸引顾客，结果大多俄商因破产或恶意拖欠，使晋商遭受沉重损失。
1900年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损失达白银62万余两。
[9]宣统元年（1909）俄政府又违约宣布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中国商人。
而清政府软弱无能，毫无对策，晋商无法在俄立足，纷纷回撤国内，这次中俄茶战，晋商遭到重创。
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下，曾称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挤出蒙古市场。
国内市场中，晋商发展也遭到严重扼制，例如曾作为“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由于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权展开不平等竞争，损失严重。
江西巡抚李勉林在二十世纪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
”[10]关于这一方面，天津汇兑业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白银1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达半数，钱庄、银号30%、票号仅20%。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连绵不断，规模之大，次数之频，世所罕见。
全国几乎无一年无一地不发生灾害，“饿殍布满于道”[12]据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仅在光绪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就有900万到1300万人死于非命。
山西有句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
曲沃县在三年旱灾中人口从285，911人减至35，705人，人口减少了87.52%。
而以富康著称的平遥大灾之后人口也从30万锐减到19万。
[13]遭灾之惨，不可言状。
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社会暴动又使晋商发展蒙上了阴影。
天灾人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购买力下降，这样商品贸易额必然随之减少；不稳定的社会秩序，还使正常的商贸活动受到侵害，商家被抢、商队被劫。
我们以晋商票号来分析一下。
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所向披靡，很快攻入两湖地区，汉口一带成为战火的聚焦点。
而晋商票号在此设置分号最多，达33家，由于社会动荡无法经营，只好回撤。
[1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的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十室九空，生计殆尽”，晋商中的票商京师分号大多遭抢劫，由于与总号失去联系，无法经营，只好仓促回撤，而事后幸存下来的也都纷纷缩减存款，收缩规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战火纷纷，许多商号破产，晋商票号或被抢，或由于放贷巨款无法收回，各地发生挤兑风潮，资金周转不灵而面临破产倒闭危险。
据统计，1911年还有24家山西票号，过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闭，1家改制成商业银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撑。
[15] 以上为晋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临的问题，但为什么同样条件下，粤商、浙商等却经过危机转化为现代商业资本呢
可见，这是与晋商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以下我们分析一下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
（二）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有四点： 第一 依附封建政治势力，使晋商走到了死胡同。
晋商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与明清政府关系密切，将自己的命运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进的车轮上，这虽然对晋商的产生与兴盛有很大促进作用，但当封建王朝走向最终衰落时，晋商由于失去政治依托而必然衰亡下去。
以被称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号为例，我们知道，票号创立本为解决商贾困难，但票商们很快意识到要想生意稳定发展，必须为政府为官员提供服务，寻求依靠。
这就密切了票商与政府的关系。
以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为界，山西票商为清政府和官员的服务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为官吏个人服务为主，第二阶段则与清政府财政管理相连接。
由于清政府大肆卖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买官，这些人一旦达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再高利放出，从而获利。
另外，清政府为解决饷银以及赔款等问题，为便利、安全多求助于票号。
例如：左宗堂票号从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晋商票号借款880余万两白银。
[16]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巨额赔款也是通过晋商票号汇解的。
[17] 庚子事变后，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晋商票号的大力支助，感激之余，大量官款都通过晋商票号存汇，如京饷、地方协饷、涉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河工经费等都由山西票号汇解，一时山西票号成为清政府财政管理活动的代理机构，山西票号得到空前发展。
山西票号中日升昌票号1906年14个分号共汇兑白银3222多万两，而其中官款就达白银2257多万两。
[18]山西票号被时人称为“汇通天下”。
然而随着清政府的瓦解，贷给清政府的大量款项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无法收回，同时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获取新的政治依托，这样，晋商票号的政策优势也因而丧失了，面对近代新式银行的竞争压力最终随着封建社会没落而走向了尽头。
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只是一种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
晋商中许多大商号总部都地处晋中一隅，在其刚兴起之时，还可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但到清末民初时，由于商业重心的转移，商道改变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方再作为总部，交通滞后，信息闭塞的弊端便显露出来了。
以票号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号”总部在平遥，曹家“太谷标 ”总部在太谷，乔家“在中堂”总部在祁县等，这些地方狭小偏僻、信息不灵，不能够从外界汲取足够的生存养分，无法适应新旧转换时期的经济要求，当发生变故时不能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反应。
当近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上海等日益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银行兴起，旧式票号业无法与之竞争时，山西票号大多采取保守态度，无所作为。
光绪三十年（1906年）当时清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并力主官商合办，邀请山西票号入股时，山西票号各总部却加以拒绝。
[19]仍盲目迷信传统的旧式经营，而丧失了商机。
当组建新式银行已成趋势，各分号纷纷要求总号组建银行，并于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龄，渠本翘等发起倡议组建山西票号联营的新式商业银行时，各总部却由于不了解分号已面临危机和创设新式银行的重要性，便坚决反对，致使山西票号又一次错失了发展机遇。
晋商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常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发展成商帮，著名的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就是由同乡组织、发展起来的。
这种商帮带有很大的封建封闭性，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避免了内部竞争，也有利于同外部竞争，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商业发展，带有一种浓重的行会色彩。
在人员的选用上，晋商更重同乡、血缘关系，“肆牛执事，不杂以解籍人”，不利于真正广泛地吸收人才。
晋商中的“商伙制”或称“伙计制”即东家出钱，有本土本乡相知的贫穷者出人营运以充“伙计”，不少地方的“伙计”世代相袭而成为世袭商奴。
[20]显然，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封建性束缚非但不能适应时代，反而成为晋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此外晋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思想上不自觉地带有了小农的保守性，行为中又缺少高层理论力量的支撑，他们奋斗了五个多世纪，却从来未出现一个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这和徽商等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他们出发点和归结点都集中在农村，他们的人生规范不自觉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
第三，晋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
晋商广泛采取无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经营方式和总经理负责制。
以票号为例，票号资本，以几家财东合资者为多，也有独资经营的。
票号宣告成立后，财东便根据自己查访或听人介绍，选择能力可信任的人担任票号总经理，把票号管理全权委托给总经理，平时的业务往来及人事安排等，财东都不能随便干涉，任其经营，静待其按期做出决策报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
总号经理对分号经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经营。
同时利润分配上，票号采取银股，人力股分红制，凡投资者为银股，一般以白银10,000两或8,000两为一股，凡凭资历，能力顶生意者为人力股，一般经理顶人力股1—1.2股。
下面伙友按资历、能力大小依次减低，最少为一厘。
[21]以上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号的发展，但是却存在严重弊端。
首先这种无限责任公司制，当资不抵债时，财东必须用家产偿还债务，大大降低了抗风险的能力。
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号由于光绪八年（1880年）的一件“云南报销案”受牵连，大笔官款被收回，许多储户闻讯前来提款，而总号，分号由于周转不灵，财东只好从自家积财中支取，当时用五辆大车整整拉了一天银元宝，风波平息了，可元气却大伤。
后来庚子事变时，乾盛亨数家分号被焚，损失惨重，当面临再次的挤兑时，东家只能破产，典当家产还债。
[22] 其次，晋商经营中片面重视人的因素，例如票号中总经理负责制，一定程度上这一制度使票号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无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总号经理等对票号利润分配只“分盈不分亏”，使的一人决断失误，往往殃及整个票号。
1909年，当蔚泰厚分号的李宏龄等介于激烈的时局变迁，要求总号经理毛鸿翰决策，组建新式商业银行时，却因毛个人坚决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机。
[23]再次，票号经营多有号规，但是其内容中浓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号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欲望，而不利于提高其人员的经营积极性。
比如：不准接眷外出，若干年归家一次等等。
同时，内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尽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来约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
远在千里之外的分号经理是否尽职，往往不能及时得悉，一旦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无法补救。
这在清末表现的更为突出，“心离思叛者，十居八九”。
辛亥革命时，票号受到重大损失，就与此有关。
《晋商盛衰记》载：“武汉一呼，四海响应。
各票庄于此… …多携款逃归，自图安逸… …于是乃束手待毙，一败涂地矣”。
晋商经营往往资本小、业务量大或资本虽大却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这样当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时，往往倒帐的风险极大。
例如：太谷志诚信末期尽管其帐面上放款有白银400万两，欠款只白银200万两，但由于时局混乱，放款无法收回，所以在大规模的挤兑面前只有破产倒闭。
[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竞争中采取赊销茶叶给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结果由于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损失惨重。
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笔。
晋商中许多著名的商业或金融大集团其创业者都出身贫寒，大多以俭创业守业。
例如乔家“在中堂”其创业者出身贫困，迫于生计走西口至塞外谋身，凭着勤俭，在包头经历多年的奋斗，才诞生了后来著名的“在中堂”，“复字号”。
因此其后代多以极其严格的规定约束自己，以俭守业。
[25]太谷曹氏也如此，从磨豆腐起家，发展成为跨国经营集团，一度袭断对俄的茶叶经营。
在其所开的当铺，帐庄大厅上常摆一小磨，并教育其家人及从业人员“勤俭起家”的道理。
[26] 也正因为如此，晋商才能称雄商号5个多世纪。
但随着业务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晋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为贵”的思想，以票号业中的龙头日升昌为例，其后期经营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业务。
由于不断与官场结交，到光绪年间，号风为之一变，无论总号分号，个个穿着华贵，趾高气昂，对小型汇兑往往一概不接。
经理们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轿，中饱私囊。
再看蔚盛长票号也是如此，其汉口分号经理王作梅非常讲排场，他夏日所穿的绸衫专门从杭州购来，用名贵的机绸织成，家中各种珍贵的皮货如金丝猴、水獭、猞猁皮无所不有。
[27]许多商号经理财东醉心于享乐、听戏、吸食鸦片，为票号经营带来无穷后患。
许多号规被打破，总号分号脱节，管理日益混乱。
蔚子五联号的号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日票号）无如奢风日甚，荒情日生，在各庄竭尽心力秉公办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迁就者亦属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独自鲸吞，我联号竟有如此人，其与监守自盗何殊”。
在号规中记载此事，足见“奢”风的严重程度。
在这一风气影响下，清末民初晋商中许多发生了蜕变，上上下下只图享乐无心经营，内部隐含着许多败亡的危机，加快了晋商衰落的速度。
曾经称雄两个多世纪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就是一个典型。
1924年被挤出蒙古市场后，其许多掌柜却仍不思进取，只知挥霍，中饱私囊，到1929年最终倒闭了。
[28] 正是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的状况下，作为封建社会经济与专制政治制度结合的传统商业——晋商，整体性地衰落了。
它的衰落极生动地展示了封建商业资本的这种悲剧性进程，它不但最终没有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方式，反而自身却湮没在了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腐朽泥潭中了。
徽商与晋商的区别是什么
徽商和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霸商界的两个势均力敌的龙头老大
但是，由于徽商地理位置靠近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中华最为富饶的地方，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徽商比较厉害。
但是在明清之前，江南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是晋商称霸天下
唐宋以后，由于经济中心的南移，使徽州地区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江南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到了明清时期，徽州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了历史最为辉煌的时期。
徽商之所以能这么成功，自然与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
由于战乱，中原大族大批迁入徽州后，将中原传统文化也带来了，他们迁入后，聚族而居，依然保存着诵说诗书、崇尚礼义的风气，并传给子孙后代，使中原文明在徽州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不断发展。
徽州是程颐、程颢和朱熹的故乡，被视为“道学渊源”的发源地。
程朱理学在徽州的影响甚为深远。
朱熹所创新的理学是对前代儒学的修正和发展，被元明清统治者定为正统，使程朱理学成为当时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
在徽州一带更是广为流传，徽州被誉为“东南邹鲁”。
徽商在政治伦理上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
但是真正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以光宗耀祖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而且徽州地理环境是山多地少，人口稠密，在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不得不弃儒经商，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以王学的说教为本，王学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
使徽商或由儒业贾，或先贾后儒，或亦贾亦儒形成贾而好儒的特点。
他们在商业经营中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指导他们的经营活动。
而明清徽商把儒与商结合地淋漓尽致
理学大师朱熹的故乡就是在徽州
儒商的本质特征是：儒与商的结合和义与利的结合的统一。
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儒商特别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
所以，徽商相对于中原的晋商来说，多了一份朱熹理学的文人情怀，少了几分粗犷
我相信你应该听说过红顶商人胡雪岩吧，他就是徽商哦。
当初乾隆皇帝都感慨：徽商比皇室还富有
“人生一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的出处
出剧《立秋》“天地生人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日当有一日之 “勤奋、敬业、谨慎、诚信” 主要讲述的是晋商诚信经商，无论是极盛时期还是最后因时局动荡、国运衰微从而导致“丰德”票号的倒闭，晋商都坚守“诚信”二字，那怕倾家荡产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