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破山寺后禅院这首山水诗描写了怎样的景象
1、破后禅院》描写了诗人晨游山寺，看到幽静的、清澈的水潭，青山焕发、鸟儿欢唱，袅袅的钟磬声时隐时现的景象。
2、原文 题破山寺后禅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
3、译文 大清早我走进这古老寺院，旭日初升映照着山上树林。
竹林掩映小路通向幽深处，禅房前后花木繁茂又缤纷。
山光明媚使飞鸟更加欢悦，潭水清澈也令人爽神净心。
此时此刻万物都沉 默静寂，只留下了敲钟击磬的声音。
4、简析 《题破山寺后禅院》是唐代诗人常建的一首题壁诗，曾入选《唐诗三百首》。
此诗抒写清晨游寺后禅院的观感，以凝炼简洁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景物独特、幽深寂静的境界，表达了诗人游览名胜的喜悦和对高远境界的强烈追求。
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兴象深微，意境浑融，简洁明净，感染力强，艺术上相当完整，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赏析
出自唐朝诗人常建的 《题破山寺后禅院》原文如下 清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 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 但馀钟磬音。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诗人穿过寺中竹丛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
这样幽静美妙的环境，使诗人惊叹，陶醉，忘情地欣赏起来。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曲径通幽处”
敬畏生命－施韦泽
·期文 阿尔贝特•施(1875～1965)是现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他创立的以“敬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是当今世界和平运动、环保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本文拟从“敬畏生命”的含义、理论基础、生命的价值序列等方面，全面分析这一理念，同时将这一理念与佛教的“不杀生”戒加以比较，以此印证施韦泽生命伦理学的普遍人性基础，并进而展现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
一、丛林医生——非洲土著与欧洲道德 1875年，施韦泽诞生于德、法边界阿尔萨斯省的小城凯泽尔贝格。
在本世纪，此地数易其主。
施韦泽前半生持德国护照，现在人们称其为法国思想家。
阿尔萨斯人素操德法双语，因此，施韦泽惠益于德、法两种文化。
施韦泽出身于牧师家庭，他的父亲、外祖父、舅舅都是基督教新教的牧师。
施韦泽在宗教环境中长大。
童年时代，父亲每天晚上真诚朴实的祈祷，给予他终生的精神支持，使他毕生坚持基督教道德信仰。
少年施韦泽天性敏感善良，经常因怜悯受虐动物而陷入沉思。
他成年后回忆，每天晚上结束祈祷之后，他暗地里还用自己编的祷词为所有的生物祈祷：“亲爱的上帝，请保护和赐福于所有生灵，使它们免遭灾祸并安宁地休息。
”（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在青春期，施韦泽表现出追求真理的狂热，多思好辩，富于叛逆品性。
牧师劝谕他“在信仰面前必须停止一切思考”，他辩解：“我们必须思考。
我们必须通过思考理解最崇高的思想。
这种确信以欢快的热忱充实着我。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
） 施韦泽18岁开始大学生活，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同时学习神学、哲学和音乐。
在24岁时，他以《康德的宗教哲学——从〈纯粹理性批判〉到〈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次年成为神学博士，论文题目是《19世纪学术研究和历史报道基础上的圣餐问题》。
其后，他先后担任圣尼古拉教堂的助理牧师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新教神学教师。
施韦泽的思想深受那个时代的启蒙主义影响，强调理性精神。
他以科学的方式分析《圣经》，将耶稣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进行实证的考察，“反对至今关于耶稣生平的解释”（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
他认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耶稣并没有超脱当时的思想观念，他的独特之处是强调了爱的伦理，伦理是基督教的本质。
对上帝的爱必须在对人的爱中证实。
不是历史上的耶稣，而是耶稣所体现的伦理精神，才是世界的征服者，才有益于时代。
施韦泽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半个世纪以后，著名神学家巴拉德这样概括施韦泽的神学研究成果：“施韦泽的著作完全否定了基督教正统。
他只保留了对其父亲布道的共鸣，即突出宗教的伦理要求。
施韦泽难以想象任何有关人格神的观念。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在理性主义的指导下，施韦泽将伦理看作文化的本质。
1896年，圣灵降临节的一个早晨，施韦泽的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深刻的幸福感，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把幸运的青年时代、健康和才能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而应当为缓解他人的痛苦服务，于是他作出一个决定：“30岁以前献身于传教、学术和音乐活动。
然后，如果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就要作为一个人走直接服务的道路。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 1904年，在哲学、神学和音乐方面已经拥有巨大声望的施韦泽听到了刚果传教站缺少医生的呼吁，他即刻意识到这就是自己直接服务众生的形式。
他决定履行早年的誓愿，到非洲行医。
历经9年的学习准备，他获得了行医证和医学博士学位。
1913年，在退出一系列神职机构和辞去大学教职后，施韦泽到了非洲。
他在加蓬的兰巴雷内建立了丛林诊所，在此服务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65年逝世。
他被称为“非洲之子”。
1915年，置身非洲丛林与河水间勃发的生命世界，追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蔑视生命的悲剧，施韦泽创立了“敬畏生命”的理念。
他将伦理学的范围由人扩展到所有生命，为20世纪千疮百孔的欧洲道德指出了新路，成为世界和平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的指针。
作为一名医生，施韦泽医治了无数的非洲土著，更拯救与康壮了欧洲的道德。
他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二、“敬畏生命”的含义 “敬畏生命”是施韦泽世界观的基石，其基本含义是：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
保持生命，促进生命，就是善；毁灭生命，压制生命，就是恶。
这是道德的根本法则。
他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
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 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和植物，是施韦泽生命观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环保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施韦泽认为，“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
”（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
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
有关人对人行为的伦理绝不自满自足，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一切生物存在着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关心它们的命运，这较只涉及人的伦理学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
“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
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
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
”（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 施韦泽的生命观源于他长期以来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不满。
在西方近代知识谱系中，人是万物之灵，是世界的主人。
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人的实践能力的增长，人类普遍乐观地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征服世界。
但20世纪人类的发展打破了这种盲目的乐观，对大自然和其他生命的藐视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由此应运而生，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应当说，他把到了这个时代的病脉。
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有其深厚的基督教文化根基，有人说这是中世纪圣弗兰西斯科•冯•阿西斯（1182—1226）思想的复活，施韦泽也深以为是。
阿西斯早就宣告，“人类与生物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正是来自天国的福音”（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但在长时期内，他的听众不打算在地球上实现这一福音，施韦泽帮助他推进了这一使命的完成。
“敬畏生命”理念同样呼应着东方的古老智慧。
至少在2500年前的印度，尊重一切生命就已经是普遍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佛教的“不杀生”戒。
佛教戒律是佛教徒实际生活的准则，通过守戒，佛教徒成就自身，奉献社会。
在佛教最基本的“十重禁戒”（注：“十重禁戒”为出家沙弥所守，指杀、盗、淫、妄、酒、议说佛教徒的过失、自赞毁他、悭惜财法与毁谤布施、嗔心并不接受他人追悔、谤佛法僧三宝，见《梵网经》卷下。
）和“五戒”（注：“五戒”即“十重禁戒”的头五种，为在家佛教徒所守。
）中，第一条就是“不杀生”。
“生”包括人及一切畜生。
触犯此戒即构成破门罪，丧失了佛教徒的资格。
“不杀生”是佛教生命观的集中体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为更彻底地恪守“不杀生”戒，中国佛教提出了“素食”的要求，禁止食用一切动物。
中国的天台宗大师湛然还提出了“无情有性”的说法，即不仅有情的动物有佛性，可以成佛，即使无情的草木瓦砾也有佛性，也可以成佛。
湛然的思想为尊重一切生命和大自然提供了理论根据。
施韦泽在创立“敬畏生命”原则的时期还不知道佛教的这一戒律，后来他对印度思想作了专门研究，写了《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一书，对印度伦理学的普遍性予以高度评价。
施韦泽摘记了一条箴言：“决不可以杀死、虐待、辱骂、折磨、迫害有灵魂的东西、生命。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他至为赞叹印度思想所强调的人的伦理行为不仅与同类有关，而且必须与所有生命有关这一原则，他批评欧洲哲学直到今天还在回避伦理要求的无限性问题。
从古老的佛教所提出的“不杀生”戒，我们可以看出施韦泽“敬畏生命”原则所蕴含的人类普遍本性。
尽管许多人认为像对待人类自身一样对待一切生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自觉，施韦泽对此表现了乐观的态度，他说：“任何新的真理的命运总是受到嘲笑。
例如，对于黑人同样是人，他们需要得到人的关怀的看法，就曾被认为是荒谬可笑的。
现在，人们认为敬畏任何生命这种理性伦理学的严肃要求太过分了。
但终有一天，人们将改变看法。
不管需要多长时间，大众终将认识到，漫不经心地牺牲生命违背真正的伦理。
普遍伦理对一切生命负有责任。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 三、“敬畏生命”理念的基础 敬畏一切生命原由何在
“敬畏生命”存在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施韦泽认为，这就是生命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
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
人对其他生命的关怀根本上是对自己的关怀。
生命存在于相互联结之中，人应当懂得其他生命意志，并与它休戚与共。
“原始的伦理产生于人类与其前辈和后裔的天然关系。
然而，只要人一成为有思想的生命，他的‘亲属’范围就扩大了。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我们的生命来自其他生命，其他生命来自我们的生命，这一生理学上的事实在精神意义上特别重要。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作为伦理的生命，人应始终努力成为自觉和慈善的人，力所能及地扬弃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捍卫真正的人道和解救痛苦。
施韦泽说：“我们越是观察自然，我们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然中充满了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秘密，我们与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关。
人不再能仅仅只为自己活着。
我们意识到，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
出于这种认识，产生了我们与宇宙的亲和关系。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人的生命是依赖于其他生命的，“我是要求生存的生命，我在要求生存的生命之中”（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
“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
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
对一切生命负责的根本理由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人对自己的尊重也是没有保障的。
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利，“谁习惯于把随便哪种生命看作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于认为人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危险之中”（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
对非人的生命的蔑视最终会导致对人自身的蔑视，世界大战的接连出现就是明证。
他指出：“我们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宗教在我们这一世纪的精神生活中是否还有力量
我以它的名义和我的名义答道：不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156页。
）“宗教不再有力量了。
其证据在于：战争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人们控制了自然力，并由此成为超人，但同时作为人却陷于深深的不幸之中。
因为他不把自然力用于人类的福利，而是用于毁灭人类。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我们现在能看到思想贫乏，它低估生命。
对于可以用理性力量加以解决的争端，我们却诉诸战争。
然而，谁也不会是胜利者。
战争毁灭了成百万人，还给成百万无辜的动物带来了痛苦和死亡。
为什么
我们还没拥有敬畏什么的最高的理性主义。
正因为我们还没有拥有这种伦理，各民族就相互残杀，并使大家陷于恐怖和畏惧之中。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他批评近代欧洲的世界观的根本错误是“肯定世界、人生和伦理，但并未真正证实它们及其内在联系”（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因此使这个世界成为生命意志自我分裂的残酷战场，“生存必须以其他生命为代价，即这生命只有通过毁灭其他生命才能持续下来。
”（注：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不杀生”戒的最终根据也是世界的普遍联系，佛教称其为“缘起性”。
作为佛教世界观的基石，“缘起论”主张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都具有条件性，都不是绝对和永恒的存在。
人的存在也是如此，他有赖于种种因缘，因此对其他生命和大自然的尊重，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尊重。
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反对“人类中心”，否定对自己的执著，强调在万法的关系中把握人自身。
尊重一切生命是佛教徒的戒律要求，也是施韦泽的美好理念，但怎样才能将其转化为人的自觉行动呢
施韦泽的方法是人的良知的期待，佛教则创造出生命轮回学说予人以警策和威慑。
佛教认为，人和畜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如果行善止恶，来世就可以继续做人，甚至超越轮回，脱离苦海，涅盘成佛；人如果作恶，来世则可能成为畜生。
因此当你残害其他生命的时候，你就为来世被残害播下了种子；当你对着猪肉大块朵颐的时候，你吃的可能是前世你父母的肉。
这一对来世的设定和因果报应的描述，对于信徒的日常行为有极大的约束力，是佛教落实“不杀生”的生命观的重要理由。
生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这就是施韦泽“敬畏生命”与佛教“不杀生”的理论基础。
四、生命的价值序列 敬畏一切生命是美好的理念，但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不可能对一切生命都同等对待，为了人的生存，人常常要消灭一些生命。
是否应区分生命的价值序列呢
施韦泽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认为，“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
在生活中，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依据与人的关系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这种区分尺度完全是主观的。
依据这一思路，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着没有价值的生命，压迫他、以至完全毁灭他是允许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昆虫和一个原始部落可能都被看作是没有价值的生命。
但真正伦理的人知道，任何生命都是神圣的，即使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低于他的生命。
施韦泽同时看到，人们经常遇到为拯救某一生命而必须牺牲其他生命的两难境遇。
“由于受制于神秘的残酷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处于这样的境地：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生命，必须以牺牲其他生命为代价，即由于伤害、毁灭生命而不断犯下罪过。
”（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如何指导这类行为呢
他说：必须意识到对牺牲于己手的生命负有责任。
他举例说：“过去无法治愈的令人痛苦的昏睡病，现在已有了能挽救其患者生命的药品。
但是，每当我用显微镜观察昏睡病的病原体时，我始终在想，为了挽救其他生命，我只得消灭这种生命。
”（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 这种“自责”对于“敬畏一切生命”的原则是一种妥协。
施韦泽由此认识到，不杀生不是目的本身，它必须从属于更高的目标，这就是“人道”、“爱”和“同情”。
敬畏生命本身就包含这些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共同追求。
”（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对生命尊重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本性，这才是人类完善的出发点。
“基于伦理本性，我们始终试图尽可能地摆脱这种必然性。
我们渴望能坚持人道并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
人的目标应当是追求价值的完美。
在非洲，面对铺地而来的蚂蚁、狂犬、蚊子，人出于正当防卫必须消灭一些生命，但人必须意识到，尽管蚂蚁有罪，但他仍然对其负有责任，这对人的未来，对他的道德标准决不是无足轻重的。
否则，人一旦认为自己有权利限制和毁灭别的生命，他总有一天会走到毁灭与自己类似的生命或自我毁灭的地步。
在2000余年的历史中，佛教同样面临着对“不杀生”戒的权变问题。
佛教同样认为，不杀生并不是目的，而是培养慈悲意识的手段，这从佛教对素食理由的阐述中可以证明。
《大乘入楞伽经》卷6指出：“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
”（注：《大正藏》第16卷，第624页。
）《梵网经》说：“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
”（注：《大正藏》第24卷，第1004页。
）素食的理由是不杀生，最终是培养慈悲佛性种子。
施韦泽也认识到了佛教不杀生拥有更高的目的，但他的分析是不准确的。
他认为“印度思想对动物的同情是不完整的。
它只要求人不杀生和不伤生，却不要求人用行动去帮助生命。
”（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不杀生戒律并非出自对动物的同情，而是产生于“不行动”的普遍原则，“印度否定世界和人生的世界观建立了这一原则，教士们则试图在否定世界中实现它”（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
同许多欧洲人一样，施韦泽理解佛教的基本品格是“否定世界和人生”，是“不行动”，这是误读。
佛教强调“中道”，简单地用“否定”和“不”概括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大乘佛教，以普度众生为己任，更是明确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主张发慈悲心，立大誓愿，在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中，勇猛精进，实现众生的解脱。
“不杀生”戒的深层依据是慈悲心的培养，而不是被动的“不行动”原则。
生物的多样性和环境的和谐是人类存在的条件。
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地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施韦泽从生命的相互联系中，看到人不能再妄自尊大，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理念，契合了时机，这是他获得崇高声誉的社会背景。
施韦泽所面临的问题在今天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在某些方面还在不断加深着，因此以施韦泽“敬畏生命”理念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在当今仍然不断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通过与佛教观念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敬畏生命”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人性的本质。
透过佛教“不杀生”戒与“敬畏生命”的相近理路，我们也应体会佛教乃至东方文化的当代价值。
正如施韦泽所言，“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种革命”（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
这是“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它将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提供新的思想基础。
施韦泽对中国古代伦理给予极高评价，并强调它与西方伦理学相互促进的可能与必要。
他说：“中国和印度的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也确信，我们现在在言论和行动中为实现人对动物责任所做的一切，也有其重要性。
”（注：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伦理学对施韦泽的学说及影响缺少了解，更谈不上回应，这一缺陷应当改变。
说清楚是要什么，才知道怎么回答。
百丈清规二十条出处
佛家认为香与圆满的智慧相通。
佛家认为，香于人的智慧、德性有特殊的关系，妙香与圆满的智慧相通相契，修行有成的贤圣，甚至能够散发出特殊的香气。
佛家认为香能沟通凡圣，为最殊胜的供品 。
佛陀住世时，弟子们就以香为供养。
佛家认为“香为佛使”，“香为信心之使”，所以焚香上香几乎是所有佛事中必有的内容。
从日常的诵经打坐，到盛大的浴佛法会、水陆法会、佛像开光、传戒、放生等等佛事活动，都少不了香。
特别是法会活动，必以隆重的上香仪式作为序幕。
佛家用香辅助修持 。
佛家认为香对人身心有直接的影响。
好香不仅芬芳，使人心生欢喜，而且能助人达到沉静、空净、灵动的境界，于心旷神怡之中达于正定，证得自性如来。
而且好香的气息对人有潜移默化的熏陶，可培扶人的身心根性向正与善的方向发展。
好香如正气，若能亲近多闻，则大为受益。
所以，佛家把香看作是修道的助缘。
佛家以香治病佛家香品的种类十分丰富由于香的尊贵、神奇及其在佛教中的悠久传统，还有他为诸佛乐道的神圣，在今天的佛教之中几乎是无处不“香”了。
僧人打坐以烧一炷香的时间为准，谓之“坐香”； 围着佛像“绕佛”，三圈、七圈或更多，既是礼佛也是以“经行”作修持，谓之“行香”，若是跑步绕佛，则谓之“跑香”；用于警策修行的形如宝剑的木板，谓之“警策香板”，用于惩戒的谓之“清规香板”；用于警醒昏沉者的谓之“巡香香板”； 若修持者犯了错，还有罚去“跪香”；佛殿谓之“香殿”，厨房谓之“香厨”，而佛家寺院更是被尊称为“檀林”。
佛家烧香一般都是三根香这是由于烧三根香代表供养佛，法，僧。
烧香时，第一根插中间，默念供养佛，觉而不迷。
第2根插右边，默念供养法，正而不邪，第3根插左边，默念供养僧，净而不染。
《附录《坛经》》古诗原文及翻译
作者：附录经》《坛经》——具有特色的经典《坛经》，一名《六祖法宝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禅宗六祖慧能（一作惠能）的传法记录。
因系在法坛上宣讲的经教，故称。
《坛经》记载惠能一生得法传宗的事迹和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
由于历代辗转传抄，因而版本较多，体例互异，内容详略不同。
据流通较广的金陵刻经处本，其品目为自序、般若、决疑、定慧、妙行、忏悔、机缘、顿渐、护法、付嘱十品。
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即所谓“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
性，指众生本具之成佛可能性。
即“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及“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
这一思想与《涅槃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一脉相承。
其诱导禅者修禅的实践方法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无念即“于诸境上心不染”；无相为体，即“于相而离相”，以把握诸法的体性；无住为本，即“于诸法上念念不住”，无所系缚。
又主张顿悟说，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同时也强调：“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迷闻经累劫，悟在刹那间”。
指出“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
《坛经》还发挥唯心净土思想。
认为“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
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同时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
”《坛经》的思想对禅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中国佛教著作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
一、主要版本1法海本学者多认为是法海据慧能讲法记录而成，是现存的最早版本。
因直到近代才在敦煌发现，又称“敦煌写本”，全名《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波罗蜜经”一作“婆罗密经”），1卷，约1.2万字，这也是中国书名最长的古籍。
原不分节段，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把它分为57节。
2惠昕本晚唐或宋初僧人惠昕改编，共2卷11门，约1.4万字。
据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载，为3卷16门。
3契嵩本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年）僧人契嵩改编，1卷10品，约2万余字。
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
也有认为是元僧人德异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刊印本。
4宗宝本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前后僧人宗宝改编，1卷10品，约2万余字。
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在法海本未发现前，为最常见的流通本。
二、六祖与《坛经》思想《坛经》是浩浩三藏典籍中的唯一一部具有中国特独风格的经典。
作为禅宗的重要经典，它所处的时代，正处于中唐诸宗争秀的时期，而且由于慧能本人的弘扬，独盛于晚唐，五代时期，可以肯定它在当时的思想浪潮中的价值和对禅宗的重大影响。
禅是梵语“禅那”DHYANA一词的简称，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维修等义；新译则为静虑、禅定，是属于色界的心地定法。
印度禅法成为很早在释迦之前《奥义书》中的思想家为了与“梵”合一，从不净的肉体解放出“我”，便采用瑜伽的修定主义，作为甚修行法。
瑜伽，为相应之宗，即人与神彼此的相应冥合，从而达到人种冥合之境，便是禅定。
后来释迦佛在菩提伽耶的金刚宝座上端坐思维，降一切心魔，成就无上正道。
由于应用了此内证之法，所以，“禅那”一法列入六波罗密教纲中。
“禅那”一词，在印度是制心于一处思维观法之意，原为一种修炼方法的通称，也就是一种调心、调息、调身的渐进实修法门。
佛教中无论是空、有、大乘、小乘甚至婆罗门教以及外道，各派都以“禅那”为主要修习法。
比如婆罗门仙人阿罗迦修“非想非非想”、佛教大乘修“六度禅”、小乘修“四谛十二缘起法”、法相宗“五重唯识禅”、天台宗有“三谛三观禅”、华严宗“十玄六相法界观禅”、真言宗“三密瑜伽禅”等，这些禅的内容与方法虽然修法不同，其层次与意境也有高低区别。
然而万流总归宗，其源只至一处，相传昔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
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指月》卷一。
至此禅法如是于一花一微笑的密意中付界下来，这个传说之后遂为禅宗以心传心的承统依据，但隋唐间的大师们无此“释迦拈花”的说法，大藏所收的经话中也末记载，唐德宗时有金陵沙门慧炬撰《宝林传》始记此事。
此法由迦叶而下，印度禅师代代相传，然而这一传承始终未脱佛教禅观和外道瑜伽的影响，仍以禅定为主要修行法门。
后来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将此实证之法，引进一传再传，至六祖慧能之手创立南派顿悟法门，始奠立中国禅顿教的基础。
慧能禅这一系统之所以有中国特色，是因为它与菩提达摩所传之印度禅法有明显不同，印度禅对于“禅”的概念，是从因位渐次修习，以至证果成道，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一步不能差离，称为“渐修禅”，也就是六祖大师之前的禅门主修之法；而慧能所开创出来的禅宗心要，则摆脱了此一禅法，他打破了传统观念，循序渐进的作风，直截了当地明心见性，由本心大体去参本来面目，立地成佛，所谓见则便见，拟议“即差”，步步皆是菩提，称为“顿悟禅”。
“顿悟禅”也就是《坛经》思想内容的具体体现。
《坛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但在达摩所传《楞伽经》的基础上，吸收了《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主张“真如缘起”。
更广泛地吸收了《文殊问般若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十地经论》《维摩诘经》《心王经》等诸经的思想，使中国禅宗由真常唯心系而转向般若性空方向。
中观的般若性空说，把佛性、真常心统一于人们念念无住的当下之心，以自心性为成佛根本，主张念念无着，不立文字，任心自在，识心见性，顿悟成佛，所以说慧能《坛经》是以真常本有自性的思想为基础，完善了《涅槃经》佛性理论，并且与般若思想相统一，形成一支独特的中国禅——南宗顿禅。
对六祖慧能本人的记载在《六祖坛经·行由品》中说，慧能原是岭南一樵夫，因卖柴路过一户人家，念《金刚经》，而有所悟，《坛经》中慧能自述：……善知识净听，慧能慈父，本官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在《曹溪大师别传》中记载：……慧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岁而孤。
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
由此得知，慧能当时的家庭情况不好，在社会阶层中处于劳动贫困阶层，生活只能够“市卖柴”为生，当然这样也就说明他不可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识字的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蕲州黄梅县东禅寺参见五祖弘忍，在几句有关出身问答后，令其“随众作务”，于碓房中踏碓，踏碓需力，慧能自嫌身轻，乃系大石着腰，坠令重，一日一夜舂米得在十二石米。
这样八个月后，弘忍要传法退位，让人各作一偈，以表自己在修证上的见地。
慧能作偈，叫人代笔，因自不识字，但此偈获得五祖认可，并私下传衣钵。
在传法时，五祖又为慧能说《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彻大悟。
慧能从《金刚经》而有所悟，至此他后来在弘扬佛法时，也就极力称赞般若法门。
《坛经》云：师开座，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密。
又曰：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得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经，即得见性。
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
经中（《坛经·般若品》）。
虽然禅宗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说。
当日佛传迦叶云：“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诃迦叶。
”但是否禅宗真正不立文字呢
实则此上妙道，在离言亲证，非文字所能及，故此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单传佛心即也。
之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并非摒去一切语言文字之教义，不过以文字言教为指月之标，渡河之船，以文字即离文字，不为判教之绳索所缚，直达教之精髓。
此处往往有些禅僧起误解，不明“藉教悟宗，依教明禅”之理，最后罪归六祖。
在《坛经》“行由品第一”中曰：“印宗延至席上，征洁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
真是不由文字吗
”在《坛经》“付嘱品第十”中曰：“既云不立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
”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文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
”所以，慧能显然是赞成用文字的。
大慧珠海禅师有云：经有明文，我所说者，非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超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语言文字，何向数句中求，因而禅宗乃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而在达摩初传禅法，并未言不立文字。
因他有《楞伽经》四卷问世，三祖亦有《信心铭》，四祖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五祖有《最上乘论》，六祖自己也有《坛经》问世，何况历代的禅门宗匠都有禅语、开示流传后世。
这些例子怎能说禅宗是不立文字呢
更何况在大藏经中的诸宗部，亦以禅宗所留下的语录文字最多，即是慧能不识一字说，并不等于慧能没有文化。
其实，不立文字之义，归纳起来有三点：一、佛教宗旨，在于求解脱，慧能是中唐之人，诸宗竞争激烈，当然对佛教义理研究者特多，但不重实践。
所以慧能提倡修行实践，矫正空谈之过，提倡亲证，弥补专事知解之失。
二、修行人关心开佛知见，不应执著文字，之所以“不立文字”是以警策“文字乃渡河之舟，标月之指也”。
令行人超情离见，摒除语言文字之束缚，体悟不生不灭之本性。
三、证悟必须“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因诸佛妙理，实相之法，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非口说心思及文字所能揭述，只有亲自体验证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所以不立文字，只是“藉教明宗，依教明禅”的权巧方便之说。
《坛经》的理论核心是解脱论。
它反对任何理论的空谈，认为解脱从根本上并不是假名安立，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
六祖把解脱归结为人心的解脱，所谓若心不解脱，人非解脱相应。
所以慧能提倡“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为佛。
他认为，自心圆满具足一切，自心有佛，自性是佛，迷悟凡圣皆在一念之中，不必向外寻求，只要识心见性，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便能解脱成佛，如“般若品第二”云：“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乃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六祖的禅法体系中，对“心”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集中体现了南宗顿禅的般若思想特色。
比如在《坛经》中，有关心的概念有自心、本心、自本心、妄心、邪心、直心、清净心等。
如“菩提本清净，起念即是妄”，“若言看心，心原是妄，妄如幻故，天所看也”。
心是看不到的，只有靠个人去体验。
六祖认为心的本来是清净的，而在凡夫时，只有在清净的觉悟状态下是清净的，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迷妄。
所以，慧能说：“无明烦恼与真如佛性本自具足。
”从而形成烦恼即菩提的说法，而它们二者的关键在于转“心”而没有可断的“烦恼”。
对“真心”、“佛性”的认识《坛经》又云：“善知识
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自识本心，是见本”，“识的见性，自成佛道”，“不假外修，但于自心念本心常起正见”，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
慧能把自心与本性联系起来，从现象的“自心”入手，达到本质的“本性”，也就是“佛性”。
所谓的“识心”是用，“见性”是体，从用上见体，从体上显用，体用不二，不即不离。
在迷为心，在悟称性，心性同体，而用有别。
对于心性论，慧能做了一个比喻：“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
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
”心与性的管系是心无性无以存，性无心无以在，性心依心而居，心必依性而有。
所谓“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慧能心性论的思想道出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宗旨，但慧能对佛性的理解，他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在《坛经》中有五处讲佛性，如“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人即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虽有五处论及佛性，但佛性在《坛经》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据《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七说：“佛性者，即是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道种子。
”因此，佛性指众生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种子。
《坛经》说“佛性常清净”，是强调佛性本质永恒存在、清净本然。
所以佛性也就是法性、本性。
《坛经》把自心、自性、真如、佛性、本性的等同，这也就是把众生共同有的、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心等同了。
慧能对心性的等同，意味着佛性依靠自身在体悟、实证。
但慧能的佛性思想与如来藏思想是有差别的。
他把般若实相无相说引用到《坛经》中，从而将真性引向了众生的当下之心，强调佛性的“不二之性”，无可执著。
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清净佛性的独立存在，它只存在于自然心念之中。
这充分表露了慧能的般若无所得思想。
慧能解脱论的终极目的即是单刀直入地“顿悟成佛”，这也是《坛经》的中心思想。
所谓悟，就是任心自在念念不起执著，自心本性自然显现。
这就决定了“悟”必在当下一念之中得以实现。
“顿悟”说是用般若实相说改造的，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全新概念和修行方法，认识自心本来清净，自性本自具足，心佛众生无差别，从而明心见性、顿入佛地，于刹那间自心等同佛性，便是成佛之时。
因此，强调自心的觉悟，把自心的迷悟看做是否成佛的标准。
慧能认为，顿悟不假渐修，融修于悟之中。
《坛经》多次强调“顿修”；“迷即渐契，悟入顿修”。
“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顿是为了突破渐。
慧能把迷悟归于当下的一念之心，融修于悟中，顿悟顿修，正是修而无修，以不修为修。
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不然，慧能指出：“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这又充分体现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特色。
但是《六祖坛经》并不是专讲顿悟，而废渐修，其实法无顿渐，所以南北二宗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谓“法即一种，见所迟速，见迟即渐，见疾即顿”。
顿悟成佛，悟的是自性，是指理上通达明了，而于事相上，还必须经过长时劫的修行，才能圆满福慧，最终达至圣位。
这也指出了顿悟之后，还是需要坚持不懈修行，从事相上证位。
慧能顿禅之所以在中唐之后，能够独盛，与当时的其他各派相继衰落，以烦琐的名相探讨文字，最终被不立文字的顿禅取而代之是不无关系的。
纵观《坛经》的思想，慧能俨然是一位佛教实践家，他以佛言佛语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坛经》思想又与佛法相应，再一次指出佛的言教代替不料亲证解脱，所谓说食不饱，画饼充饥，正是此理。
慧能正是把他伟大的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注入到《坛经》中，从而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南宗顿禅。
而且《坛经》以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启迪我们的智慧和净化人心，它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