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医患关系
作为医务工作者，在自际关系圈中，医患关系占有很大比例，在的临床活动中，医护人员与求医患者的关系问题更是当前卫生工作的热点问题。
换句话说，怎样看待、处理当前卫生界的医患关系，已成为医德建设，医院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
在社会主义国家，医患关系本质上是兄弟式的、没有阶级差别的同志式关系，在政治上应该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个体人群中的职业道德|、政治素质不同，在具体的工作中，医患关系也遇到了不少新矛盾和新问题。
为了清楚的表达这个观点以寻求解决的方法，首先从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谈起。
医生作为一种职业，其服务对象是病人，其拥有专业知识与技能，有诊治权和干涉权。
对求医患者有权利施行论断和治疗，并且可以在特殊情况下限制患者自主权利，为了是达到对患者负责的目的。
权利与义务不可分割。
医生的义务也就是全心全意医好患者病症。
患者也享有平等的医疗权、疾病的认知权、知情同意权，要求隐私权。
同时履行义务：遵守医院纪律制度，支持医院发展，配合医生治疗。
那么为什么当前医患关系会出现紧张情况呢
这里面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和人为因素。
一、 主观方面 （一）我们国家倡导平等的人道主义，白求恩精神，确实在卫生战线有相当多的这样的模范。
他们奉公廉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和深入发展，人们的商品意识增强了，物质水平提高了。
少数人员以行医作为谋私利的手段，坑害病人，导致病人意见很大，有的花了很多钱，医不好病，在心理上很不平衡，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此其一。
其二，由于客观上正常收入不能满足医生物质需要，少数医生趁治病机会搞行业不正之风： “回扣”、“红包”，损害了患者利益。
其三：部分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不够高，对患者冷、硬、推、顶，使患者发生不满心理，冲突、纠纷不可避免发生。
这是由于部分医务人员存在封建恩赐思想：你来求医，是在求我，你得听我的，这种没有丝毫同情心的思想，不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才怪。
其四：部分医生爱病不爱人，只关心对己之科研、课题有用病人，对其他病人爱理不理，这对于敏感的病人无疑是一个打击，肯定会发生纠纷。
（二）在管理方面，医院管理不着力也有一定原因：（1）制度不健全，没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监督机构，使少部分医务人员有机可乘。
管理混乱使医疗活动失去准绳，医院整体医护素质差，所以当前我院有目的及时开展了以“病人为中心”，“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仁心仁义、方便为怀”的措施有一定效果，对于改善当前较为不满意的医患关系有一定好处。
（2）部分医院经营思想偏差。
由于客观上存在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
医院在两个效益上更注意经济效益。
特别是科室经济独立核算后，科室自负盈亏了，只能打经济算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风气，给患者造成不良心理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医院快变成“医疗交易所了”，逐渐变味了
二、患者方面 在医患双方矛盾问题上，医方固然有责任，但患者有时也是冲突主要挑起者。
主要表现在：（1）有些患者对医疗期望值过高，认为是小病应治愈，有的是道听途说，这种病怎么医成这种样子，产生不满心理。
在医院闹了起来。
有些修养较差的家属侮辱医生。
（2）不信任心理：有些患者希望老资格医生为其治病，一旦得不到满足，出了一些合并症，将认定是年轻医生造成的，发生纠纷。
（3）有些病会产生不良心理影响，如癌症、慢性病、长期不愈，患者发生不满，绝望心理，将会迁怒于医务人员。
上面谈到是造成医患双方关系紧张矛盾主客观原因，这对于患者康复、医疗工作的顺利进行有不良的影响。
那么怎样调节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怎样才能改变社会媒体对医疗界的偏见呢
（1）要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技术水平，改善服务态度，本着同情、安慰的心理医治患者，特别在今天已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情况下，对医生的要求更高了，既要医好患者的病，更要了解、疏通病人的心理状态，满足病人的合理要求，使患者感到住院时有一个良好的心境，配合医生治疗，我们感得“将心比心”是很有说服力的，当你无视病人的痛苦时，多想一想，要是你生病，希望医生怎么对你，另外，医学科技迅猛发展，医务人员要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事业心，努力掌握先进的医学科技，为患者服务。
在仪表上、行动上、语言上、医疗工作过程中，使患者放心、满意、高兴，这对医院的两个效益很有好处。
（2）患者方面：在医院里面，患者相对是弱者。
需要医生的关心、爱护。
我们认为，只要医护人员对得起患者，便几乎没有患者对不起医生的。
要加强对患者的宣教活动，包括医学方面的常识，医院的规章制度。
使患者慢慢与医生配合，互相尊重，互相关心的重要性。
（3）管理防腐：继续执行党的卫生方针政策，采取有力的措施，改变医患双方的紧张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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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俊、俊俏、秀气、潇洒、倜傥一、英俊 [ yīng jùn ] 解释：才能出众：～有为。
引证：周而复 《白求恩大夫》二：“ 古部长 带了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走了过来，瘦瘦的，高高的，容貌英俊、果敢。
”二、俊俏 [ jùn qiào ] 解释：（相貌）好看：模样～。
引证：魏巍 《东方》第一部第七章：“在搭衣服的绳子上挂着的笼子里，有两只俊俏的白玉鸟。
”三、秀气 [ xiù qi ] 解释：清秀：眉眼长得很～。
他的字写得很～。
引证：杨朔 《雪花飘飘》：“ 百岁 是个挺伶俐的孩子，脸方方正正的，两只大眼秀气的很。
”四、潇洒 [ xiāo sǎ ] 解释：（神情、举止、风貌等）自然大方，有韵致，不拘束：风姿～。
这幅画构思别致，笔墨～。
引证：杨沫 《青春之歌》第一部第五章：“ 道静 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
”五、倜傥 [ tì tǎng ] 解释：也作俶傥。
洒脱；不拘束。
引证：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第四部二九：“他今天不但显得年轻，而且比过去越发英俊了……出落得潇洒不凡，风流倜傥。
”
形容美好品质的四字词语
形容美好品质的四字词语克己奉公、怀瑾握瑜廉洁奉公、大义凛然厚德载物、德厚流光不同流俗、高风亮节冰清玉洁、鞠躬尽瘁两袖清风、舍己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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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国前的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1949年成为全国执政的党，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时期。
艰苦的斗争环境，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勤政廉洁的好党员、好干部；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也都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和投机革命的人，在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腐败道路。
因此，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坚决抵制剥削阶级影响，防止和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
1.大革命时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
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
因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
《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涨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
所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营垒，才能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这个《通告》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斗争 1929年1月，、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迅速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比井冈山时期更加高涨的革命局面。
但是，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以及根据地政权中也逐渐产生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
有的人不愿意在艰苦的乡村创建根据地，要红军开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还有少数人置军令军纪于不顾，带着钱财，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
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红军战争和根据地政权的存在和发展。
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决议》除对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外，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廉政建设问题。
《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如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等，指出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
《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
瑞金红色政权的建立，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政治保障。
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有少数干部滋生了消极腐败现象。
他们乱用公款，挥霍浪费，甚至发生贪污犯罪现象。
当时瑞金县机关一个月内用纸费达200余元（银元），灯油费126元；该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某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粮票等，合银元共2000余元。
这不仅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败坏了人民政府的声誉，而且给革命根据地财政带来很大困难。
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帮助红军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驱逐各地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
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了“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等具体惩治条例。
这场斗争历时二年零八个月，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止。
这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是：①充分依靠群众。
1932年3月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检举委员会，提出“把检举运动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高潮，造成了强大的声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②把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一切重大的财政经济问题都要经过代表会议讨论，并受代表会议监督，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积极性。
中央苏区还颁布了统一的税收条例和细则，建立了预决算制度和会议制度等，便于群众监督。
③注重干部的思想教育。
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1]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廉政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为后来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廉政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3.抗日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我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和边区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
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情况极为复杂。
国民党坚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
在经济上，根据地承认地主阶级的剥削，鼓励发展私营工商业。
因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以及国民党的思想作风必然会腐蚀我们的队伍。
革命队伍中出现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极思想，继而又出现贪污腐化现象。
此类现象在基层政权中尤为严重。
针对这种情况，陕甘宁边区党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立即执行。
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也都颁布了类似的条例法规等。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1941年上半年又有36件。
民主政府的反腐败斗争，收到了明显效果。
这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是：①执法严格，出击有力。
根据各抗日民主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法规条例中的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均处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例如，1933年参加革命的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当时任清涧具张家畔税务所主任）肖玉壁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判处死刑。
因此，当地群众称陕甘宁边区为奖廉肃贪的模范。
民主政府的声誉迅速传遍全国，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奔赴延安，参加抗日。
②共产党员犯法，从重治罪。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同志。
案发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肆渲染“发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响。
对此，一部分同志认为，黄克功从小参加红军，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在此民族危难之紧要关头，应对他免除死刑。
当地群众也对此议论纷纷。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件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
同志就此案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2]③把反腐败与对干部的廉政教育结合起来。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3]后来，又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阐述革命人生观的光辉篇章，教育党员和干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官员下山“摘桃子”，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私人房屋指为敌产加以没收，而后据为己有。
国民党的这种贪污抢占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共产党员中某些不坚定的分子。
当时在新解放区也发生了一些贪污现象。
因此，1946年7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
”[4]1947年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随后其他各大解放区也都颁发了同类条例。
各条例首先明确规定贪污罪的界定范围是：在土改中侵占或窃取群众斗争果实者；缴获敌人物资应交公而私行留用者；凭借政治地位或职权，勒索强占、强征、强募财物或受贿者；吞没或盗卖公物、公粮、公产者等等。
这些条例还规定了严厉的惩办措施。
如东北地区规定贪污2万斤高粱米市价以上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晋冀鲁豫规定贪污70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各解放区严格执行惩办贪污条例，惩办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时代创立的，根据各大解放区军队执行的情况，经过同志亲自修改于1947年10月以解放军总部训令形式重新向全军颁发，要求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区党政军的反腐倡廉建设同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
共产党深得群众拥护，民心所向胜过百万雄兵，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二、建国后的反腐败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从领导根据地解放区的局部政权转变为掌握整个国家命运的执政党，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共产党面临的比革命战争更加严峻的考验。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向提出共产党如何避免“始兴终亡”的问题。
回答：依靠民主制度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全会根据的提议通过决议：对党的领导干部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
会后不久，党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
离西柏坡时登车后向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要进京赶考。
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是要掉队的。
新中国的成立使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表现为居功自傲，不求上进，贪图享受，甚至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
为此，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倾向，中心是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保持党的群众基础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
这次整风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自我检查和组织帮助的方法，收到了一定效果，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的进行。
但是，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接受党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
他们勾结私商以各种手段侵吞、盗窃国家财物，有的收受贿赂，包庇资本家偷税、漏税。
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底仅中央人民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中就发现1760多人有贪污行为。
同时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风气也相当严重。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干部向河北省委揭发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违法乱纪，进行巨额贪污的事实，引起河北省委重视，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向中央作了报告。
中央立即批转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研究，注意发现所属单位的同类事件。
1951年11月30日，在一次党内指示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发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5]。
指示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随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
到1952年2月底，全国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相当于新币1000元）以上的大贪污犯105916人，占贪污犯总人数的8.8%（总数为120多万人），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52年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宣判了总额为亿元（相当于新币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贪污犯。
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23亿元，相当于新币23万元）、公安部行政处副处长宋德贵（贪污6.4亿元，相当于新币6.4万元）分别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
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全国解放初期最大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公款总计171.6272亿元，相当于新币171.6272万元）死刑，震动了全国，成为共产党执政后反腐败的第一声巨雷。
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发，促使党中央下决心发动“三反”运动，清除党内已经滋长起来的腐败现象，从而净化了党风和社会环境。
这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也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移风易俗的群众运动。
此后，“奢侈浪费可耻，艰苦朴素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官不贪，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荡涤了旧社会的腐朽丑恶现象。
有谁看过<潘序伦先生的会计诚信思想>这篇文章?急急急
潘序伦先生的会计诚信思想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会计界最早倡导诚信思想，大规模开展诚信教育的当推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先生。
我国现代会计的发展与潘序伦先生的名字紧密相连。
早在1928年，潘序伦先生就从孔圣人的古训“民无信不立”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出发，以诚信理念创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开办立信会计学校至今，已逾70载。
几十年过去了，在潘序伦先生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下，经过几代立信人的共同努力，立信人造就了自己的立信会计精神，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构建了立信会计事业模式；从职业道德角度看，立信人体现了自己的风范，开创了中国会计诚信之先河，立信会计从而成为中国现代会计发展进程中的一条亮丽的风景线。
以上这些，使立信会计在我国会计教育领域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
因此宣传立信会计精神，弘扬立信创始人潘序伦先生会计职业道德思想不仅对发展立信会计事业，并对建设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完善我国会计诚信教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潘序伦先生倡导的会计诚信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立信会计精神 第一、 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精神融于潘序伦先生毕生之中。
学生时代的潘序伦先生先后在美国取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于1924年毅然决然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肩负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伟大抱负，于1927年1月设立“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赢得社会信誉，体现诚信思想，次年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年设立“立信会计学校”，并任校长，开始了我国现代会计教育的积极大胆探索，并将会计诚信教育融入其会计教育始终。
潘序伦先生办学宗旨是：适应社会需要，培养财会人才，重在务实，振兴中华。
第二、 无私奉献精神 潘序伦先生的一生都无私奉献给祖国的会计事业和会计教育。
他创办会计事业和会计教育的目标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
伴随着立信事业的半个多世纪，潘序伦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在会计事业和会计教育工作上，无私奉献巨大，个人索取甚少。
潘序伦先生本人生活非常朴素，从不奢侈浪费，从不肯轻易购买新家俱和新衣服。
1980年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重新复办，潘序伦先生献出一生积蓄，设立潘序伦奖学金，将存书二千余册捐赠给立信图书馆，将事务所挣得的钱和立信编译所出版的《立信会计丛书》的版税，全部投入会计教育，作为购置校具，扩充校舍等基本建设费用。
第三、 大胆革新精神 潘序伦先生被公认为我国一代会计泰斗。
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前，我国工商企业会计一直沿用古老的单式收付簿记法，对于西方借贷复式簿记方法，几乎无人知晓。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应用和推广新式会计的历史重任光荣地落在潘序伦及其会计同仁的肩上。
他们适应当时生产发展的需要，以大胆改良旧式会计，建立新式会计为己任，并大胆引进西方复式借贷簿记法，先后为许多工商业单位进行新式会计制度的设计工作，同时兴办会计学校，开展会计教育，传授西式会计知识，使新式借贷会计源远流长，从而开创了我国会计事业的新局面。
第四、 艰苦创业精神 潘序伦先生创办立信会计事业和立信会计教育一生，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就是后来立信会计事业发展壮大，实力雄厚，仍坚持“精打细算，勤俭办学”。
潘序伦先生办学实属不易，私立学校，收费低，还要减免，教职员工授课全靠学费支付，故不可能多设教员，大都请人兼课，不发工资，仅给补贴，有的周课时达二十几节，收入甚少，从无怨言。
这与潘序伦先生以身作则分不开，他也常授课，代课，但从不拿教薪，都是义务讲课。
立信会计事业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成功的，这是立信的优良传统，是立信事业兴旺发达的“传家宝。
”实践证明，立信的办学效益是高的，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消耗，获得了更大更好的社会效益。
为我国会计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会计人才。
第五、 实事求实精神 会计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
会计的精髓，自始至终贯穿“实”字。
立信会计教育要求培养诚实守信的人，具备扎实的会计知识和技能，发扬踏踏实实的作风。
潘序伦先生在办学实践中反复突出“实”字，格外重视每门课程的实务练习，还给学生创造模拟实践的机会，然后再安排学生到工商企事业单位进行现场实习。
平常要求学生注意练习珠算、外语、习字等基本功，并反复加强训练。
这种重视实践，不断进行实践锻炼，不仅使学生加深了对会计专业课本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而且使学生不断提高会计专业实用技能，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
第六、 敬业守信精神 会计工作的根本要求是一个“真”字，要求会计数据真实可靠可信，绝不可弄虚作假。
潘序伦先生敬业精神集中表现为，忠于会计事业务必“立信”：“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
潘序伦先生认为，“立信”是做人的重要准则，同时也是会计的职业道德。
他把信用看作是会计事业的生命线，“立信，乃会计之本。
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这是潘序伦先生忠诚敬业精神的深刻表达。
如果一个人失去信用，就会弄虚作假，循私舞弊，以至身败名裂，更为严重的是，会危害他人与单位，给社会和国家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潘序伦先生一生看重“真诚”与“信用”，他常说，作为会计人员，得99分也不算合格，只有100分才算合格，原因在于财务会计账目容不得半点差错和缺点。
在严谨的治学过程中，也体现潘序伦先生的忠诚敬业精神。
过去，立信学校考试及格分线定在70分，而不是60分。
一位立信学校的学生，如果在考试中、在工作中作弊，必定开除，概不例外。
这样一来，社会就可能少一个循私舞弊者。
因为在学校搞投机作弊，到工作单位必然会发展成为弄虚作假者，害人害己，危害社会。
以上六种精神，既是潘序伦先生个人的诚信思想，也是立信人的群体立信会计精神。
立信会计精神是一种具有优良传统的会计诚信精神，不仅具有鲜明的会计职业特色，而且体现着强烈时代气息。
我们现代会计人员应该永远珍惜，并发扬光大立信会计精神。
二、 潘序伦先生会计职业道德思想 1933年，潘序伦先生在为《立信会计季刊》撰稿《中国之会计师职业》一文中从多方面论述了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夫学识经验及才能，在会计师固无一项可缺，然根本上究不若道德之重要性。
因社会环境，千变万化，利诱威胁；无数不极。
会计师苟无强固人道德观念，则在执行职务之际，存在可以代人舞弊，存在可以为已舞弊。
然会计师之为职业，实为工商企业保障信用而设，苟有不道德行为，而自丧其信用，则此项职业，即失去根本存在之理由，违背国家社会期望之愿意，可不慎哉。
”并集中归纳为四条：“一曰公正，二曰诚信，三曰廉洁，四曰勤奋”。
事实上，会计工作是一项原则性很强的职业，格外强调真实可信，不得弄虚作假，不允许存在假账与错账。
潘序伦先生在给立信学校毕业生的纪念册题词道：“若孔圣有言：去食去衣，无信不立，则因以立信为建国之首务矣。
若退而言会计，则立信为尤要。
信苟不立，虽良法美意：必基石稳固而后可以尽其功能；此虽常言，实为先圣之所昭示，昭并日月，愿与请同学拳拳服膺而信守也”。
期望之情，溢于言表，诚信之言，力透纸背，感人肺腑，后人谨记。
潘序伦先生在其半个多世纪的会计工作；始终强调诚信为中心的会计职业道德，并身体力行，到晚年见解更趋深刻全面。
1983年，潘序伦先生在第四期《会计研究》就《谈谈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题目指出： 我们认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应该包括品德、责任和业务技术三方面内容： 第一、品德方面。
首先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革命事业。
既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又要尊重别人的劳动，谦虚谨慎，待人诚恳，正直无私，不畏权势，不为利诱，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因此，就应该做到： 一、遵纪守法，以身作则。
执法者必须守法，以身作则，绝不容许知法犯法，监守自盗。
二、坚持原则，廉洁奉公。
要以俭养廉，以勤致富，做到洁身自爱，不捞油水，不占便宜，不走歪门邪道，一尘不染。
三、忠诚老实，毋忘立信。
“人无信不立”，待人、处世、做事，应坚守信用，从事财会工作者，更应提倡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讲老实话。
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精神。
第二、责任方面。
首先是尽职尽责，按政策办事，维护党纪国法；按预算办事，不乱搞关系；按原则办事，敢于与贪污盗窃、挥霍浪费和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按制度办事，不营私舞弊，不怕打击报复。
其次要如实反映，对会计核算的内容，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不隐瞒，不歪曲，老老实实、绝不弄虚作假。
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浪费可耻，节约光荣，是无产阶级的高尚思想。
同志曾经说过：“为了革命事业，节省每一个铜板，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
”所以每一个财会人员都必须加强责任性和原则性，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精打细算，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
第三，业务技术方面。
会计人员要为人民服务得好，就得有过硬的本领，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既要有基本功，又要勤奋学习新知识。
过去我培育学生，要求记账、算账、报账，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好比医生看病开刀一样，不能有丝毫差错。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会计工作能不能做好。
但道德不同于法制纪律，也工作要求有所区别，只有当它成为群众的自觉行为和社会的共同舆论的时候，才会产生巨大的威力，促使党风、民风的根本好转。
当前，我们响应党中央号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改革，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讲究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目前在中国的CPA正陷入从未有过的信誉危机尴尬境遇中，在中国会计行业承受着社会方方面面的责难之时，2002年1月8日，沿用“立信”招牌的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全国同行发出“我们不做假账”的倡议书，并保证：“以朱镕基总理提出的‘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为座右铭，切实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原则；严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勤勉尽职，不为保护客户而放弃原则；严格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 则》，把《执业规范指南》落到实处；严格落实会计师事务所内部三级督导制度，坚持质量第一原则。
我们将为我们的上市公司客户2001年年度报告出具公正的审计报告”。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中国的CPA及会计师事务所正试图用行动来向社会证明：我们不做假账。
而“不做假账”正是社会、国家和人民的期望所在。
